阅读一本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的著作或名篇，撰写1000字读后感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以屈辱外交为主的历史。
时光倒退千百年，回到大唐盛世，那时侯，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亚洲的日本曾经向中国称臣，周边的国家也都与中国建立友好外交，中国国力为世界之最。
可是，自从清政府上台，闭关锁国等极端错误的政策就带着中国走如了一条不归之路。
清政府没有友好的外交，没有发达的经济，也没有优良的政策，一味的狂妄，一味的自大，一味的做井底之蛙，注定中国将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衰败。
果不出其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输光了中国政府的财产，也输光了中国人民的财产。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发展本国经济，而只有中国政府，在火烧眉毛之时还在贪图享乐，中国，就是败在了这样的政府手上。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了根本改变，由一个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日本、美国、沙皇等世界强国都盯着中国这快煮熟了的肥肉，一个个拿起枪炮，把中国打得支离破碎。
《南京条约》、《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以及中国的总理屈辱外交府，是中国的屈辱外交的典型代表。
中国的衰败，似乎在警示着人们什么……对，中国好比一个内向的人，不与人交往，向来独来独往，封闭自己，对外面的世界根本毫不知情，总以为自己很强大，所向披靡，这就是所谓的“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大”。
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并且败得自己倾家荡产。
这是闭关锁国所带来的恶果。
我们身边就有一例。
在几年前曾经有一个神童，在国际级数学竞赛中荣获一等奖，而那时他还不满10岁。
他父亲就认为，我的孩子这么小就能在这么大的比赛中得一等奖，那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
他把这个孩子像宝一样供着，不上学，不请家教，整天地玩耍。
这种人，是最愚昧的。
一个神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有无限神通，他还能在强人群中称老大吗
还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童吗
没变成神经病儿童都已经是大幸了。
最终，这名神童，也只能做一个比普通人还要普通的人。
这与清政府的遭遇极其相似。
强国之理，好比造就一个人才。
人要强大必须和他人友好往来及交流，经验也是可以通过交流得来的，并且要切忌唯我独尊的思想。
要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就要与其他国家积极往来，打开自己的国门，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科技。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走之路。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00字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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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以下 jpkc.hrbu.edu.cn:8080\\\/jpkcjs\\\/zgxddwx\\\/word ...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 有那些，作者是谁
【内容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
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
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
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
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
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
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
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
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
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
例如，茅盾、瞿秋白和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
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
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
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
王瑶、唐tāo＠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
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
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
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
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
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
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
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
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
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
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
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
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
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
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
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
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
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
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无所不从。
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
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
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
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
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
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
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
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
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
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
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
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
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
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
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
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
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
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
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
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
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
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学习艺术设计史的重要意义
艺术设计史是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理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专业基础必修课。
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把握艺术设计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与审美能力，为将来的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现代艺术设计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种风格与流派并存。
但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仍是现代设计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焦点问题。
笔者认为艺术设计史的学习是有效的学习和认识了解传统的重要途径。
记得日本的设计师曾评论中国设计太珍惜传统了，一致于毫不变化的加以利用。
我相信每一位中国设计师都会体会出这句话的讽刺意味。
那么我们是怎样珍惜传统和利用传统的呢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对设计传统的继承更多的停留在对传统造型符号与艺术样式的挪用上。
造成设计界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设计传统并不了解。
面对传统，我们更习惯于向别人炫耀祖先们曾取得的伟大成就。
考虑到现状，这倒恰似一个乞丐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家境曾是如何的富有。
这样不但不会获得别人的同情，反而会被认定为败家子。
我有幸多次参加陈汉民教授的讲座，发现在他的讲座中几乎每次都会强调一个问题：传统化与现代感。
传统与现代并不矛盾，传统文化是现代设计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传统中许多好的设计到现在还散发着它旺盛的生命力，许多造型要素与形式语言都展现出较强的现代感。
而且再现代设计中融进传统的内涵，会自然地产生一种亲和力，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无不受到传统的影响，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一种表象存在。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继承传统，发展传统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情感。
现代设计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它与设计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并不矛盾，相反，设计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恰是设计作创新与个性化的一大特色。
这并不是排斥向国外优秀设计学习的可能性，艺术设计史的学习同样强调对国外某些艺术风格与设计经验的学习借鉴，综合来说，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还相对落后于西方国家，但考虑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接受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向国外学习也更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我们要借鉴的更多是形式上的表现技巧。
艺术设计史的学习是我们在校专业学生学习历史、理解传统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途径。
艺术设计史的学习能够最终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与审美能力，也是提高学生综合设计素质，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提高层次的重要途径。
通过艺术设计史的学习，可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具有明确的思维导向性，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设计风格。
艺术设计史的学习有其重要意义，但很多学生并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学习态度及认识态度不正确造成的。
学生在艺术设计史等艺术理论课上，表现出轻视及浮躁的认识学习态度，并有“重技轻道”的思想。
重视技巧训练与形式表现，轻视历史与理论学习，最终导致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
如果我们也不认识到艺术设计史等理论教学的重要性，而在教学中一味的强调技艺训练，最终一定导致失败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因为我们的大学教学目的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师，而不是只懂模仿和技巧表现的枪手。
除了强调艺术设计史学习的重要性以外，要想较好的实现教学目的，在设计史的教学中一定要坚持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
艺术设计史的教学不同于其他专业史的教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艺术设计史不是艺术史与设计史的简单综合，它还涵盖了技术史、美学史乃至人类社会思想史的部分内容。
虽然该课程是以历史发展线索为主，但在授课过程中不能以史论史。
另外，艺术设计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以纯粹的历史年代为序。
从目前从事该课程教学的高校师资力量来源来看，多数是来自纯美术院校的艺术史论专业，虽然个人专业素质较强，但由于专业上史料性与研究性较强，在其授课过程中，较容易以史论史而忽略了设计史与现代艺术设计实践之间的联系。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看不出该课程学习的实用性，这是学生对该课程不重视和丧失兴趣的另一主要原因。
因此，在艺术设计史的教学过程中，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讲解传统各艺术设计风格与流派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提炼出它们的设计观、美学思想以及这些对现代设计的影响与实用价值。
另外，艺术设计史的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各艺术设计思想演变的审美过程。
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中都带有较强的审美性与主观性，学生学习过程中应始终拥有新奇感与审美享受。
所以艺术设计史的教学在形式上要更为开放与自由。
比如，在适当的时间可以安排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针对现成设计作品进行讲解等。
在课堂教学上要有形有色，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教学手段，并掌握学生的接受心理。
形式自由开放的授课方式并不是对学生“放羊”，而是搞活课堂气氛，使教室变成艺术审美的沙龙。
笔者认为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针对图片分析讲解的效果较好，这样使学习过程更为直观。
这种有形有色的作品分析比纯粹的口头讲解效果要好的多。
但作品展示的过程中一般要分成重点讲解与一般欣赏性的。
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一般室内光线较暗，长时间的放映图片会引起学生的视疲劳和困倦，达不到好的教学效果。
所以教师应对教学图片进行筛选，并对重要的内容提前讲解，一般来说，刚开始时学生学习注意力较集中，便于理解与记忆。
此时甚至可以让学生现场临摹一些重要造型形式，画出草图来。
一方面加强了记忆理解，又训练了他们的动手能力。
对于一般的欣赏性图片，可根据风格、时代、地域的不同，曾为它们配以相关的背景音乐，在展示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独立欣赏，然后让他们写出自身的感受，对设计及审美思想进行总结，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总的来说，教与学的双方都要认识到艺术设计史学习的重要意义，并认识到它对设计的现实指导性价值。
艺术设计史的教学应采用科学合理的，自由而又开放的教学形式，培养出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对真正实现教学目的尤其重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习心得
中国近代史不知道已经学过多少遍了。
其实可以数的过来，中学，高中有的甚至要到大学还要接着学。
虽然这是一段要求反复学习的历史，我却在不断地回避学习这段历史。
因为每次看完这部分的历史，要不就是满腔怒火，要不就是心生幽怨。
一个封建王朝的巨轮在这段时间内被的浪潮给打翻。
一种民族的自以为是，成为了一个民族被奴役近百年的根源。
于是，这段近代史就在学习之中，给打下了这样一种思想的烙印。
中国的清朝是封建专制的，中国的政府是懦弱而缺乏英才的。
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华民族走下坡路的直接原因。
而正像一块硬币有两面一样，历史的解读也是有不同角度的。
这些角度可能都不仅仅是两面。
如果仅仅只看到单面的思考，有可能就像一辆载重偏移的货车，路可能会越走越歪，哪怕是你才高八斗，也不见得能找对方向，因为中心是错的。
蒋先生的这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读历史的角度。
可以说，蒋先生是亲身经历我近代的人。
虽然晚清的部分他可能太过年幼，而没有更深刻的印象。
但是由于他受到了西方实证历史学的影响，他用丰富的史料展现出一幅不同的画面。
那器宇轩昂的的英雄难道真的是能担当历史的英雄吗
那被人骂成汉奸的人又真是处于恶意而一无是处吗
带着诸多的疑问来看此书，一定会得到不同于历史课本的解答。
当然，由于蒋先生自己的背景，他也未见得所有的意见都如真理一般。
他的有些评价还是有失偏颇。
如果本身历史基础不是很扎实的人，就更加推荐读沈先生的导读版。
读历史关键是要有个公平的史观。
由于重看了这段历史，再次回味起来，也不完全是情绪化的感伤，而更多地有了些思考。
经济史读后感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简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注重学理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
它主要是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潮予以重审，对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思潮流变、文学群体、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文学与乡土文化、启蒙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以开阔的视野，结合新兴的研究方法，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置于不断加剧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来思考，以此来认识和回应当代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新的文学、文化问题。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国家重点学科。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戏剧影视文学、科幻文学、民间文学、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乡土文化等。
所学课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现代台港文学史、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文学经典导读、当代文学通论、当代各体文学专题等。
参考书目：《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童庆炳，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中国文学史略》刘锡庆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北京大学出版社。
就业前景：一般就职于企业、高等院校、文化单位、新闻出版机构。
推荐院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
报考热度：★★★★由于现当代文学招生人数多，时代感强，知识涵盖时间段较短，便于入门和复习，成为众多考生的首选。
加之本专业继续深造的空间广阔，该专业的报考人数一直居高不下，近两年的情况尤为突出，2007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比例分别为6%、9%和7%，其热门程度由此可见。
以上是我知道的，个人建议现当代文学选华东师大，我们专业考这个的有几个。
请采纳
怎样学好中国进现代史
首先不要死记硬背 新的课程改革的最高宗旨与核心理念就是“一切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
经过一年多的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实践，教师们致力与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它要求教学过程是“教”与“学”的交往和互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和相互补充。
因而改革的趋向，就是由单纯的照本宣科地“教”变为主动探究地“学”。
教与学是师生相互作用（师生互动）的双边活动，如果教师始终是知识的己知者，站在教师的高度看学生的学习，必然造成交流的障碍。
教师认为简单的问题，学生可能接受起来很困难，这就需要教师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站在学生的角度来思考学生会怎样学习这些内容，学生怎样才能弄清楚这堂课的知识呢
这就需要教师在备课中由撰写教案转为撰写学案，将教师由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教案是教师教学思想和教学设计的表现形式。
教师写教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组织好教学，教会学生，使学生会学。
传统备课教案中没有真正体现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原则。
传统备课教案是以老师和课本为中心，教师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把课本知识内容讲得精彩完美，忽视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这种封闭性单向性教学备课教案是教师自备、自用，没让学生参与，缺少公开性和透明度，学生在课前对老师的教学意图无从了解，上课只能被动学习。
因此，原有传统教案已不适应新理念和课堂教学的需要。
我们正处在一个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社会，作为一名教师，就必须正确面对新课程、新教材、新学生，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把教学目标定位在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上。
教师必须研究新时期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研究新的教学方法，要不断地组织新的教学素材，写新备课教案，这些都要求我们教师不能墨守成规。
唯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体现课程改革精神。
在倡导课程改革的今天，我们不妨将由撰写教案转为撰写学案。
“学案”是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案，在“学案”中要应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多体现学生的学习活动过程和学习方法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要突出学生的“学”，不仅要使学生学会知识，还要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使其终身受益才是最终目的。
“学案”不同于“教案”。
“教案”是教师站在高于学生的高度，站在已知知识的高度对学生的居高临下的指导。
“学案”则是教师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经验，为指导学生进行主动的知识建构而编制的学习方案。
“学案”的实质是教师用来帮助学生掌握教学内容、沟通“学”与“教”的桥梁，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建构知识能力的一种重要媒介，它是教师站在学生的知识水平、生活经验的角度，对教学内容思考的文字表现。
帮助学生掌握教学内容，教师应首先把握教材，熟悉教材撰写“学案”。
首先，我们要把教材看作是一个整体，要通览全套教材，了解教材的编排体系，了解各册教材的分工、联系与衔接。
我们在分析每册课本时，就应该对整套教材基本功编排体系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同时，要把教学目标定位在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上，在此基础上，认真研究所教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教材，以及本校的课程计划，深刻领会所教学科及其各单元的目标和内容（学习任务）及其组织方式。
确定教学重、难点，来整体地把握教材。
做为历史教师就要“吃透”教材，对教材要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比如高一历史教科书打破已往体例的编排，进行专题化组织，分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上下两册。
这样对整套教材的编排体系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才能补足链条环节上的缺失知识点，并还原历史本真，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与独立思考能力。
教师对教材的基本了解和熟悉程度，是写好“学案”的重要前提。
历史知识浩如烟海，纷繁复杂。
对于一个刚进入高中学习，涉世未深，缺乏人生经验的学生来说，要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学好历史确有一定难度，这就要求教师讲究教学方法，写好学案，提高教学效率。
写历史学案，就要熟悉全篇教材，这里所讲的教材不仅指课文，也包括课后练习、课文插图及质量检测，地图册等。
做为教师应先要领会内容，理清历史脉络，把握中心，要依据教学目标、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上，整体地考虑课文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其次应该让学生提纲挈领地掌握历史课本的大概脉络，从总体的高度把握教材，做到“心中有数”。
这就是指师生共同理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如明确中国近代史，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一百多年历史。
按史学界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界，因此中国近代史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然后对中国近代史再做阶段划分，其分成“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清王朝的覆灭”、“北洋军阀的统治”、“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国共对峙的十年”、“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等发展阶段。
了解了这些，学生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已有了最初的框架印象。
这对以后的学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界定了每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范围，又给学生创设了许多的问题情境，大大地激发了学生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史，学好历史课的浓厚兴趣。
教师写学案是不能脱离教材的，但是也绝对不能完全拷贝教材上的内容，因为教材是教师和学生的共同素材，而不是全部素材。
教师钻研教学教材时还要大量寻找教材之处，学生周围的与教学有关的材料，把它们摆在学生面前，并引导学生去“阅读”，让学生有所见，有所思，有所得。
“阅读”也是一种教学形式，这就需要教师撰写学案时要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围绕“问题”看书或者到互联网上阅读史料，以提取有关信息。
历史学习中的阅读方法和技能主要是认读和解读。
在认读的基础上，要对学生进行解读能力的培养，即进一步了解阅读课文的内在含义，这是历史阅读的关键。
在解读时，除了要了解和分析课文中文字表达的实际含义是什么，还要与具体的史实联系起来，对阅读课文的内容进行辨析归纳，并进而形成历史概念，把握对历史的认识。
历史学习中的解读能力十分重要，分析历史教科书的结构，重点以及内在联系，解析历史资料，搞清楚其内在含义，都是在进行解读能力的训练，都是为了加强学生对历史的理解。
因而学案中明确的教学目标，具体的教学内容，连贯而清晰的教学步骤，启发学生积极思维的教学方法，板书设计和目标测试题等，都需要教师吃透教材，掌握新课程标准后才能精心写出。
老师根据教材等设计学案进行分析，那么对教与学过程中的最主要主体----学生，又要如何使学案更能适合学生接受呢
了解分析学生也是学案设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学案设计的教学目标是否实现，就是要在学生自己的认识和发展的学习活动中体现出来。
而作为学习活动主体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又是以自己的特点来进行学习的。
因此，要取得学案设计的成功，必须重视对学生的分析。
教师在熟悉、把握教材时，要了解和研究自己所教的学生，要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生活环境，要知道每一位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还要研究学生的心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掌握他们的思想脉搏，善于观察，力求从他们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一举一动看出他们在想什么，尽可能设计出符合学生的实际，兴趣、疑惑、爱好的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他们的主体作用。
如中国近代史上，国共十年对峙期间，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学生又感疑惑。
教师应从学生的疑惑点出发，在深入钻研教材的同时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力求符合历史教学的规律，用问题去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
这样才能在实际教学中得心应手，既保护了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又能充分为学生设疑解惑。
联系1936年的国际国内局势，在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设计出几个问题：假如你是a：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b：被囚的蒋介石c：主张武力攻西安的何应钦d：力求营救蒋介石的宋美龄e：希望国共合作抗日的周恩来中间任何一个人的高级参谋，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合理的政治建议
把这样的问题摆在学生面前，学生就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自己就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自己就是当时参与决定历史走向的人物，因此会积极参与思考。
总之，学校的教学活动是一项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工程。
教师是这项工程的具体执行者、组织者和实施者。
在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工作的一切活动中，撰写“学案”是前提和保证，而教学是撰写“学案”的具体体现，“学案”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上课的教学质量和效率。
不好的“学案”不仅不会带来任何效果，反而会加重学生负担，这是与素质教育相违背。
“学案”的编写大有文章可做，当然，好的“学案”决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之功，必须潜心研究，分类专项突破以挖掘“学案”之潜力。
每一个历史教师都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每一次撰写“学案”活动，决不能把“学案”当成变相练习，要通过不断地实践与总结，提高自己的撰写“学案”水平与能力，从而写出历史学科特色与教师个人特色的“学案”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