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的观后感，谢谢 1000字左右 要快 急急急 回答好的还可以加10分
一一点点想法 花了几天时间把争议颇大的看完了，59 集啊，除了外，我看过 最长的电视剧了。
看着看着就慢慢的自己也好像生活到那一段所有中国人都觉得耻辱的历史 中去了。
悲其之悲，喜其之喜。
但是回味之时，却又有很多的感触。
下面就谈几点自己的感 受吧。
走向共和，是一群悲剧式的历史人物组成的一段让人深思的历史。
在这一段历史中，第一位值得评论和争议的人物恐怕就是李鸿章了。
以往的教科书中， 对他的评价不提大家也都知道，那会在学历史教科书时我就在想，如果他真是一个卖国贼， 他还能做到那么大的官吗
如果他真的出卖主权， 皇帝为什么还会让他去出卖呢
这样没道 理啊。
这个怀疑直的读了梁启超的得到了解释，也证明了我当初的怀疑是正确 的，教科书上的历史并不客观。
在这一部电影中，这一点得到了很大的纠正，我个人觉得拍 的很客观真实，也把李鸿章的内心真实的展示出来。
李鸿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年轻之时就 曾经做出“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觅封侯。
”如此 豪迈的诗。
后面执掌北洋，直隶总督，是的领袖。
其对中国当时国情的把握不可谓 不深，只是身不逢时。
在电视剧里有这样一个片段，与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关于自己 与李鸿章对比的对话，是借用梁启超的书中语了：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 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此乃绝对 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一言道破了李鸿章的时 代悲剧。
第二位要说的人物就是。
以往书中也说，她是如何如何的仅为自己私欲，不惜 卖国，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
以前我也有怀疑。
作为一国之主，她就真的这 样愿意让自己脸面无存， 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都拿走吗
这一电视剧也算真实反映 了其痛苦的内心挣扎。
一方面她让光绪维新自强，顺应时代，以保大清王朝万世不易，另一 方面她又维护其权力不被剥夺。
她的所有决策都在这一矛盾中挣扎而得， 因此她这一世也是 悲剧的。
是旧时代与新时代斗争的一个缩影。
走向共和，是一群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寻找不同出路的试验史 在这一段历史中，在不同的历史人物带领下，中华民族尝试了不同的自强出路。
总的来 说也就三条道路吧。
第一条就是在李鸿章带领下的， ， 主要通过学习西方技艺来自 强。
在之后，开明的清朝官僚在于洋人交涉的过程中，认清了西方的所带 来的技术飞跃， 使得其炮利船坚。
因此期望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
李鸿章是其中代表。
但是， 在这样的过程中， 李鸿章难道真的就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值得学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他还发 现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他为什么不学呢，在电视剧中，我觉得有一句话道出了他的心 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其他的事，留给后人吧。
听得我心酸，多么无奈的心声。
正是因为其看到了所处的时代环境还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理智的决定先易后难， 此乃 大智慧。
第二条就是康有为领导的。
历史描述就不需要我赘言了。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 败，日本胜。
泱泱大国居然被撮尔小国打败，其对清朝举国上下之震撼可想而知。
君主立宪 的潮流就形成了。
康有为作为呼吁君主立宪的领袖，要求进行变法维新，其心虽好，但是后 面的发展就走样了，因为他介入了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其结果注定要失败。
以国 家之发展参与皇家家事之争，大不智之举。
真正明白此理的李鸿章、荣禄每当遇到此事要不 不发表看法，要不就躲得远远地，方为上策。
只可惜康有为一介书生，不懂朝政，书生意气 用事，最终换来一个流亡海外，弄了个奉衣带诏鼓吹救光绪，杀慈禧。
其理想最终还是变质 了。
第三条就是革命了。
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
革命未胜 20 年前，便立志推翻封建专制， 穷其一生精力追寻共和，其信仰之坚定，天下为公之心，无出其右者。
孙中山坚信，在清王 朝的基石上，不可能立起共和制大厦，君主立宪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是在这种认识下，他 坚持鼓吹革命论，强调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并为之奔波。
最终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 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建立了共和政体。
但是其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这只能说是他在 国外呆的太久了， 对国内的情况不太熟悉。
虽然他也说旧制度下的官僚都非常会玩政治手段， 但是却没能够成功阻止。
根源是当时的共和也仅仅是新瓶装旧酒， 除了那些有西方教育背景 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之外，那些普通大众谁懂这些，他们关心的是谁能 让其穿暖吃饱，谁能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虽然他们不懂，但是却知道不能回复到帝 制， 这也是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后很快就走向灭亡的原因。
孙中山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帝制推 翻了，宣传了共和，虽然懂得不多，但是最起码知道共和比帝制好。
走向共和，还有很多其他的解读，还有很多令人深思的地方和细节。
自己写上面这些的 时候还是比较激动，思绪比较乱，没有多少条理。
所以很多的看法还是初步的，而且还有很 多的感受是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言语来表达， 只是意会。
上面的文字就当做是这几天看电视 剧的一点成果吧，聊以自慰，不至于说是浪费时间。
帝制和共和制的区别
帝制和共和制是人类构成国家的两种主要形式。
帝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一个称之为皇帝的人手中，由他来授权一群人对全体国民进行统治。
这样的国家，也许有法律，但是法律的权威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没有独立性。
特别的就是有一句老话所说的“刑不上大夫”，并不一定要达到大夫的级别，只要是属于统治阶级既可以了。
相对而言，就有被统治阶级，法律，更准确地来讲就是刑罚，是针对他们的，因为是没有权力而言的，只有要遵守的规矩和没有遵守规矩要受到的惩罚。
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帝国。
共和制是由组成国家的全体成员来治理的国家形式。
它要么是全体成员直接地参与统治，要么是有他们选举出能够代表意愿的人代替进行统治，共和制国家以法律维系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各个成员的权力和责任，拥有权力并且明确责任的成员称为公民。
共和制本身就是其法律的一个表现形式。
没有能够超越法律之上的个体成员。
这样的以法律为根基的国家称之为共和国。
在人类历史上，共和制首先出现在雅典城邦共和国，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消亡。
后来出现在罗马共和国，被屋大维颠覆为罗马帝国。
后来直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才又获得重生，当然今天大家都熟知的就是美国是运转最为成功的共和制国家。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地理区域，人类都是实行的帝制，或者帝制的变形君主制。
这一点尤其在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中国因此长期以来被人称之为中央帝国，因为在中国人们首先要遵从的是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帝的意志，而不是法律的精神。
被统治阶级对于谁来统治自己没有发言权，因此也谈不上个人权力的保护。
中国由于长达两千年的帝制国体，对全体国人留下了极深的帝制残余。
虽然孙中山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没有自己往皇帝位子上座，他之后的蒋介石事实上就是一个皇帝。
特别是从它传位给他的儿子蒋经国这件事情上更是将他的帝王家天下思想暴露无余。
而在许多追随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中间，也不乏帝制思想。
这一点可以从在延安时发生的黄克功枪杀上海女学生的时间的余波可以反映出来，那一群人思想中间也没有多少法制和个人权力的空间，只是因为黄克功是自己人，杀了人都有许多的人为他求情希望能够带罪立功。
虽然由于考虑到事情的影响太坏而最终枪毙了黄克功，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延安法律的威严远远赶不上个人的威望—皇帝的影子跃然纸上。
建国后在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如果不坚持杀掉二人的话，法律会再一次地显得苍白的。
从的两个坚持上讲，虽然努力带领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带给中国的改变并不大，中国依然严重欠缺法律和权力意识，事实上不过是又带领了一次改朝换代的运动罢了，虽然他也知道民主和共和是好的，并没有能够亲手实现。
这是个人所无力改变的中国历史进程。
看电视剧《走向共和》有感 300多字
接受与倡导共和制 思想史研究与撰述的任务之一，是借助于某些尚待确证的零星回忆与数量有限而且未必直接对应的背景资料，按照确定无疑的时间顺序与后世研究者所认可的逻辑规则，并以重建史实的名义，将某些历史人物早年那原本存在于某个变动区间而尚未定型的思想，十分清晰地理出一条原本并不清晰的线形脉络，进而泾渭分明地划分相关发展阶段。
这样做的好处是让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便利，使人一目了然，其不足之处则是容易将复杂的思想现象简单化。
每当革命成功后，分享胜利的喜悦一般容易驱使革命者或知情人，在回顾革命生涯时，以简单的历史结局去推导复杂的的历史过程，有时还有意或无意地把时间、地点等历史要素弄错，甚至不惜美化某些平淡无奇的历史场景，充当“胜利者的宣传”（厄本与汤因比对话时所言），好象革命者尤其是革命领袖当年的一言一行都与胜利的结局有关。
由于革命或暴力事业属于不为统治者所容的危险活动，当事人行事匆匆，加上为安全考虑，不可能留下什么足以供后世研究者征引的文字资料，胜利之后的回忆录就容易显得洛阳纸贵，而后世研究者考订回忆录的工作也就并不轻松。
迄今为止，欲期对孙中山萌发共和思想与确认共和制的过程准确地开列一份时间表，会有相当的难度。
如果以审慎的态度，根据某些确凿的文字资料来清理其线索，难免遗漏那些不曾载诸文字的历史要素。
不过，其宁缺毋滥的姿态，为着确保清理结果的可信度而努力，却未尝不是可取的。
倘若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创立时既已出现所谓秘密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不管其中的“合众政府”是否就意味着美国式的“合众国”，我们都不妨将此看作孙中山萌发或确认共和制的起点。
而问题在于，这个誓词的可信度尚存歧义（1）。
不过，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是，3个月之后的香港兴中会之成立，当属孙中山确认以共和制作为建国蓝图的重要起点。
因为孙中山向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求军火支援时即初步透露：待此次暴动成功，将联合康有为与曾国藩的孙子等，“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尽管“成功后谁为总统”等事项“尚未及考虑”（2）。
1896年10月，孙中山在伦敦忽遭清方绑架后，英国社会各界全力帮助他转危为安的传奇经历，促使他确信“立宪政府”之优越。
（3）虽然“立宪政府”还存在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之分，但对于已经立志推翻清朝和设想过“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的孙中山来说，其“立宪政府”之所指，已属不言自明。
在同《伦敦被难记》的俄文记者等人的谈话时，孙中山仍表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革，也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
”“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
”（4） 及至1897年8月，孙中山在与日本好友宫崎寅藏等人交谈时，就明确提出“执共和主义”。
至于“执共和主义”的依据和必要性，他作了以下初步阐释： 第一、“共和主义”是以“人群自治”为基础，“人群自治”又是“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 第二、“共和政治有革命之便利”，可杜绝革命者彼此争权夺利，避免“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 第三、“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
不仅共和政体完全适合于中国，而且”苟有豪杰之士起而倒清虏之政府，代敷善政，约法三章，慰其饥渴，庶爱国之士可以奋进，进取之气可以振起也。
”（5） 当然，孙中山的“共和主义”并非由此一锤定音。
时过3年，面对国内局势错综复杂的多事之秋，孙中山一边强调“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6），一边为争取刘学询加盟于事机已发的惠州起义，函请刘氏“代筹资百万”，“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不惜以新政府之“主政”相许，并表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又足下裁决”（7）。
临机变通与妥协本属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许他人“或称帝王”之念不过是其接受与确认共和制过程中的一段插曲。
当他得知争取刘学询“代筹资百万”已不现实时，其“共和主义”主张便不再改变，尤其在日本东京创办军事训练班之后是如此。
他多次强调：“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
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8）“有人说我们需要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
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
” 孙中山显然把建立共和政体看得过于简单了。
仅凭地域式的行省布局，就断定“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未免过于牵强。
不过，随着孙中山对共和制的体认日趋坚定，即便是在情绪化的大汉族主义言语中，其对清朝统治者的申讨也增添了关于民权的诉求。
例如，他在1904年8月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书中，一边不承认“满清政府”就是“中国政府”，也一边抨击清朝统治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
罗马由共和制向帝制演变的原因是什么
费正清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是美国最具权威的汉学专家、中国史泰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
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观察中国》及《中国；传统变迁》等。
费正清先生曾经这样说道：了解中国，人人都说，为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重要的；但是谁为这件事做了些什么呢
总应该有人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19世纪的中华帝国，同1911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来的人民共和国联系在一起。
然，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有几人能够真正了解并理解个中的奥妙呢
《伟大的中国革命》这本书是以费正清视角展开的一部中国现代史。
时间跨度从晚清的180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85年，历时185年。
这185年间，中国真是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变局：一向雄居世界之林的东方大国强国一下子变得衰老贫弱落后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在不觉中轰到了京都；闭关自守的国门洞开；国土几被列强瓜分；和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西方文化传入国内；大小起义不断爆发；体制革新社会变法；军阀混战帝制复辟；国共联合又分裂；共产党一统天下；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东方大国重新崛起等等。
费正清先生从宏观的历史和世界角度看待中国革命，横向和美国的比较，中国人口众多而相对自然资源缺乏，同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束缚着现代化的变革脚步，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的制度，儒教控制了整个教育事业，使普遍民众无法得到适应他们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群众只需从事能用锄头耕地，文字和思想都是少数精英和统治者的特权，他们侧重于引经据典并由他们制定出有关儒教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约束民众的行为和扼杀思想，形成中华帝国表面上的统一。
这正是这本书中吸引我的地方，它不同于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的部分。
这本书中最让我叹服的还是费正清先生用外国人的视角或者说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185年间中国发生的点点滴滴。
例如：常常有人说，在20世纪初期，中国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治领导，军阀割据一方，倒为知识界提供了百花齐放的舞台。
而费正清说：“这种概括化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20世纪把外国思想的重大刺激力带进了中国。
”因为“中国过去不同朝代之间单纯的混乱，并不一定会产生新的创造性的事物。
”这一说法也很实事求是。
由于外敌入侵国门打开，由于内忧外患敌强我弱，所以就激起了好多仁人志士或走出国门，或在国内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文化，知识界才呈异常活跃的局面。
就是后来指导全体国民的“思想”也是在那时先在李大钊那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后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再加上他本人的个性化理解和创造，才逐渐形成的。
偶然的历史时间在背后必有着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同时期的世界环境，因此它又不可避免要发生。
追本溯源在历史的连续性和“朝代循环”中，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能照着现在。
《伟大的中国革命》一直记载到1985年，其实直到今天中国仍旧在进行革命，只不过换了一种温和的名称和形式，叫做“改革”。
深深的希望它是真正“伟大的”和有益于普通百姓的，终有一天，改革也会成为历史，即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它，我相信我们的眼中仍会常含泪水，因为“我们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罗马由共和制转变为帝制的主要原因是：（选择题）
古代罗马因其奴隶制度的充分发展成为了古代世界最典型的奴隶制国家。
在古代罗马完成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之后，罗马由共和国走向帝国，继而在政体上由共和制走向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元首制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现在，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罗马共和国、共和制向帝国、元首制过渡的必然性：其一，古代罗马的对外扩张；其二，罗马对外扩张后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三，罗马军事制度的变革；其四，阶级关系的变化即骑士阶级的兴起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其五，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其六，罗马社会公德的变迁。
首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古代罗马的对外扩张。
之所以把罗马的对外侵略扩张放在首位，是因为后面所论述的几个方面的变化很多都是罗马对外扩张所带来的影响。
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开始，罗马共和国在统一意大利半岛的基础上，先后通过布匿战争、西班牙战争、马其顿战争等完成了对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征服。
这使得罗马共和国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
李怀国在他的《古罗马共和制帝国刍议》一文中指出：所谓的“帝国”是指国家的规模超出了原来的自然地理界限和民族界限。
所以说，此时的罗马已经成为了一个城邦共和制下的“帝国”。
国家版图的日益扩大，中央和地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积压，必然要求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对国家进行统治。
第二个方面，罗马国内经济的发展。
先来看第一点，罗马的对外扩张和掠夺促进了罗马国内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罗马人从被侵略者手里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侵占了大片土地，虏获了大批的奴隶。
这就为罗马奴隶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的奴隶劳动带有明显的商品生产的性质。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说它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
经济决定政治，此时罗马国内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发展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变革与之相适应。
第二点，经济上的另一个主要变化就是大地产的形成和小农的破产。
大征服以后，罗马的贵族集团以权谋私侵吞征服地，并且与骑士集团一起在农村兼并土地。
这种做法使得一度缓和的土地矛盾重新尖锐起来。
因此所造成的小农破产的现象促使了流氓无产者的出现，并且直接动摇了罗马城邦共和制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
城邦共和制的覆亡已成必然。
第三个方面，罗马军事制度的变革。
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是罗马共和国公民兵制的基础。
以自由民为主的罗马公民兵曾在对外扩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地产的形成和小农破产现象的越发严重，公民兵制无兵可征。
这直接影响到了罗马军队的兵员和战斗力。
朱古达战争中罗马军队的一再失利，表明原有的公民兵制已无法适应现实的要求。
马略上台后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改征兵制为募兵制，延长兵役的期限，扩大并稳定了罗马的兵源，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但是军队从公民变成了职业军人，是军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将可私兵现象的出现为某些政治家利用军队实现其政治抱负提供了可能。
军事制度变革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独裁政权的产生。
第四个方面，阶级关系的变化。
首先来看第一点骑士阶层的兴起。
早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塞尔维乌斯改革之后，骑士就已经出现。
但当时他们只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
在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过程中，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致力于发财致富的骑士们富有起来。
罗马在完成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之后，在地方行省上实行包税制。
如此一来受益最大的就是由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充当的包税商人，而这一部分人大多数出自骑士阶层。
这时，骑士已经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特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张的社会性阶层。
它逐步取代了新贵族，成为了仅次于元老阶层并有能力与之相对抗的金融贵族阶层，并开始演变为国家重要的阶级基础。
第二点，阶级矛盾的激化。
罗马“内战时代”的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是在阶级矛盾激化，政治斗争激烈的背景下爆发的。
它标志着罗马共和制向元首制过渡的开始。
公元前73年爆发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进一步加深了城邦共和制的危机，迫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更为有力的统治方式来加强对国家的统治。
第五个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中，改革者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共和政体采取了一系列企图逆转小农破产现象的措施。
但最终因无法与强大的贵族反动势力想抵抗，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马略上台后推行的军事制度改革为以后苏拉独裁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苏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建立起了罗马历史上的第一个独裁统治。
他加强了对元老院和立法权的控制严格了高层官吏的升迁制度，剥夺了保民官的权利从而大权独揽。
苏拉开创了埋葬共和制的先例，推动了罗马政体转变的历史进程。
“前三头同盟”瓦解后，恺撒成为了罗马历史上的第二位独裁者。
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既维护了国内所有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又扩大了罗马的统治基础，适应了共和制向帝制转变的历史趋势。
屋大维在罗马建立了个人军事独裁统治，并接受了具备个人独裁性质的绝对权力，采用“元首”这一称号对帝国进行统治。
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了“奥古斯都”的尊号。
罗马帝国的历史从此开始。
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最终促成了罗马共和制向元首制的转变。
最后，来看一下第六个方面，罗马社会公德的变迁。
在罗马征服地中海之前，罗马公民道德高尚、民风淳朴。
随着罗马疆域的不断扩大，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阶级矛盾的激化。
罗马共和国内的破产小农成为权贵门客或流氓无产者，形成了罗马国内社会的一个寄生阶层。
罗马公民贪图利益的风气迅速发展，并产生了暴民政治的思想倾向。
这使的军事独裁者更有可能获得公民的支持，从而确立政治独裁统治。
综上所述，罗马由共和国向帝国过渡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经济上，大地产的形成和小农破产所导致的小农经济的瓦解，破坏了城邦共和制存在的经济基础。
这是共和制向元首制过渡的根本原因。
军事上，罗马军队性质的变化，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政治上，建立在狭小城邦基础上共和政体，已不能在适应庞大帝国内部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深刻变化。
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最终促成了共和国向帝国的过渡。
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感15o0字
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感目前读到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没有完成年前定下的看完目前出版的所有卷的目标，内心还是有点惭愧。
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写至《两汉两罗马》时，已到了四分之一。
在我个人的体验中，这是第二个小高潮。
从汉高祖刘邦建国，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刘彻建立空前庞大的汉帝国，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光芒。
而此前的第一个小高潮，是西周、东周时期，封邦国、制礼乐，自此，中华文明的基调就定下了。
易中天认为，两千多年的中华史，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只有三次：一次是西周确立封建制度，一次是秦始皇大一统，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建立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次是辛亥革命，帝制退出历史舞台。
易中天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写这部中华史的同时，又能在书写的过程中充分地照顾到读者的感受，这很不容易。
比如，他在写春秋战国时，较少从霸主和诸侯的角度写，而是从那些小人物的个人经历出发，以小见大，以小人物的起落去反映大历史的变革。
又比如，他在写汉朝时，不是像传统史学那样单独描述一个帝国的兴亡史，而是将其与西周、秦王朝联系起来写，试图从纵向的历史长河中理清规律，同时将其与罗马帝国联系起来写，试图从横向的世界视野中寻找启示。
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被放在一起比较，很有些意思。
这两个帝国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壮大、繁盛的大帝国，都在世界文明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两者在时间上的同步性更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王莽称帝、西汉灭亡时，差不多是罗马从共和制走向帝制的转折点；晋亡，中国分裂为南、北朝，也差不多是罗马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的开始。
这太有趣了。
易中天用四个字总结两罗马延续数千年的精髓所在：共和，法治。
用另四个字总结两汉强盛的秘诀：帝制，礼乐。
这短短几个字，基本概括了两大帝国的本质差别所在，同时，这也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分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