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告别读后感怎么写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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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结过几次婚姻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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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帮我写篇读后感啊 要原创网上没有的
一个要好的朋友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很好看，她看了两遍。
长达50集的国产连续剧能看两遍，真让人不可思议。
立马去买了该片的DVD碟，没想到的是，我也看了两遍。
这部片子是我近几年来看到的最好看的国产电视片。
片子拍得很讲究，无论是内容、场景、还是演技都比以往看过的片子好很多。
《人间正道是沧桑》更像是一部长篇电影。
除了故事本身的吸引力之外，画面大量地使用了闪回、暗转、叠化、特写等手法，用字幕代替画外音来交代剧中人物的去向、未来命运直至部分心理活动。
这些技术手法的运用，使片子充满了浓厚的诗意。
非常电影化。
我看第一遍用了四个晚上，觉得不过瘾，因此又用了三天时间看了第二遍，看得真辛苦，可没办法，一打开就放不下，每一集都是那样的精彩。
片子通过瞿、杨两个家庭的五个青年在20世纪初中期怀揣着各自的理想，在不同的道路上发生的情感纠葛、不同的理想和主义的纷争，讲述了一个史诗般的故事。
片子将杨氏兄弟姐妹不同的人生脉络，融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一体，将重大主题与生动的人物故事，经巧妙的构思，为我们展现了1925-1949年间那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以及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沧桑变迁。
这是一部历史片，其中有很多重要人物，我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不知道是正史还是野史，但我喜欢片子中的人物，无论是正面还是反派；喜欢故事中不同思想、不同政党的斗争完全以个人私欲无关，只与信仰和主义有关；还喜欢片中对人性的描述，各种情感复杂交织，涵盖了人类情感的方方面面，即亲情、爱情、友情。
以前看过的这类历史片大多政治色彩浓厚，是非观点明确，而此片却与传统的历史片不同，没有去大肆宣扬胜利者的辉煌，也没有渲染失败者的狼狈。
片子讲述了国共两党中的精英故事。
让我们看到，生长在那个动乱时代的有志青年，不管信仰什么，都是有思想、有素质的，给人感觉身处那个时代的人，选择什么样的路不能简单地用对与错来评述。
这是我们社会的一大进步。
巴金的繁星和贾平凹的月迹写法的相同之处
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写出了繁星和月亮的美妙和可爱，营造出一种童话般的意境。
好写读后感的名著
《简爱》《茶花女》《巴黎圣母院》《九三年》《家》《春》《秋》这些都又好读又好写。
其实可以尽量找些晦涩的作品，比如《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什么的，不管你怎么写老师都不敢说不对(*^__^*)
郭沫若与沈从文在文学思想上的差异和共同点 好的话我会加分 谢谢 尽快给我
1931年年轻气盛的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
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里，沈从文又多处重申郭不善于写小说的观点，认为郭沫若写小说不行，喜欢“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1938年12月，全民抗战的当口，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文章中说，“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
”此见解当即被认为是鼓吹抗战停止，等过五十年的埋头苦干以后再说，因而被斥为比梁实秋“更毒”、更阴险的“与抗战无关论”。
以后到1948年郭沫若撰写《斥反动文艺》一文时，更据此批评沈“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与抗战无关’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证据”之一。
沈从文过去一直反对政治干预文艺，同时也反对作家参与政治。
提出要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
”这种“反对作家从政论”接连受到郭沫若和其他左翼作家的批评。
沈从文与政治的距离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典型。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近十年背离左翼的老账新账一起算，给沈扣上“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
郭沫若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后，沈从文也就在劫难逃了。
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前程，而且也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研究。
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学贴出了抄《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并且在教学楼上挂出了“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
从此后，沈从文退出文坛，转到文物部门工作去了。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
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 时代突变，“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沈从文发现“我搞的全错了。
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 及至1949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
我不毁也会疯去。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
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 即使在家人朋友间，他亦陷入孤独。
“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
”40多年后夫人张兆和回忆说。
而在次子沈虎雏的回忆中，“（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先是长子沈龙朱看到他的父亲把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沈龙朱拔掉电源将沈从文蹬开。
后来，沈从文又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一些煤油。
及至有人破窗而入时，他已是鲜血四溅。
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1949年的两次自杀虽均获救，然而一当他由“疯”恢复“正常”，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的心彻底地“死”了。
至1948年，此前的20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300万字。
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
学生辈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 对于命运的捉弄，沈从文似乎早有预料。
1949年元旦前夕，他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 1961年沈从文也曾有机会再行创作。
据沈虎雏说：“他封笔以后，政府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周）总理、（毛）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
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坛作安排。
”他原拟以张兆和的堂兄——牺牲于1936年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却最终放弃。
张兆和回忆说：“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
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 沈从文本人则在1969年写道：“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
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
” 沈从文发自内心地说：“我的生命是党所给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 沈从文一生“不懂政治”。
1949年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但诡异的是，1953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1954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
沈从文“躲”进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去了。
他还常去故宫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
1949年底，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已然舒解，父子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
我在努力学习。
……” 不知道沈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中是否学会快乐。
1985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
”不想，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所有人都惊呆了。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
‘而且’後一样向来比较出色”。
但愿这种说法不是仅针对郭沫若一人而言。
作为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学者，郭沫若不应该不知道沈从文、朱光潜、肖乾等人的价值以及他们在学术界、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所以他于1948年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让人费解和痛心。
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著”。
郭沫若曾被人封为继鲁迅之後的又一面旗帜，他本人也极其看重这个称号，千方百计要扛稳它，所以这面旗帜以外的一切他都彻底打倒，不但精神上要彻底消灭他们，甚至恨不得将他们连肉体一并消灭。
遭此贬损的作家和学者们从此开始了他们几十年悲惨、屈辱的生活。
从阎王殿走回来的沈从文彻底告别了他心爱的文学事业，转入历史博物馆，为文物填写卡片，而此前他却是闻名海内外的作家、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
他终止了文学创作，却在文物考古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可能是郭沫若先生没有想到的事情。
但是千万不要为此庆幸
想想沈从文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以及之後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肯不要他考古学上的成绩
92岁的周有光回忆说“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种政治贬低。
郭沫若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 （2005年第23期《文学故事报》） “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
”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啊
在下近来读了沈老的『湘行散记』，看的出沈老对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关心的啊，关心中还带了一点惋惜。
沈老的情绪跟当时的不大一样，但就因为这一点就被人排成异己，受人攻击，好荒谬。
对郭的几点总结，网友可与沈老对比就知道一二了： 1.但年一篇《斥反动文艺》，沈老失去了半生的创作机会，也牵连了很多人。
王晓波说中国文人有两种：一种是创造精神财富的；二是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
你认为他是那种呢
郭沫若居然写过《斥反动文艺》这样的文章，并且封杀了沈从文。
万分同情沈老，也为郭老遗憾——如果他的后半生都在玩政治整人的游戏的话。
2.郭对爱情没有忠诚，更没有节操，伤害了很多好女人呢。
3.外蒙独立对于当时的领导人都是很大的遗憾，而他又再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