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冈底斯诱惑》观后感 急急 急!
擅长采取“元叙事”的手法来创作，所以，初读他的作品，可能会有点难度，处在云里雾里。
其实仔细阅读就能发现这个很有意思的作家作品的艺术魅力讲述的是发现在西藏的没有联系的三个故事：穷布追踪； 陆高和姚亮观看天葬的故事、顿珠顿月兄弟俩传奇般的故事。
1、穷布的故事：穷布是一个不打小动物，只对凶残猛兽感兴趣的猎人。
因为牧民的牲畜被袭击而被请去猎熊。
然而在追踪途中不断发现牧民所描述的熊的特性与真实的熊的特征并不相符，在怀疑和探索中，穷布终于发现自己一直所追踪的熊实际上是只见于珍闻栏的虚幻传说中的。
2、陆高和姚亮观看天葬的故事：陆高和姚亮是从内地到西藏去帮助工作的，并认识了一位藏族美丽的姑娘。
然而却在陆高出差的期间意外出车祸身亡。
根据当地习俗，藏族人要为这位姑娘举行天葬，好奇的陆高和姚亮想要去观看天葬，却遭高到的拒绝。
于是陆姚二人在夜间偷偷前往丧葬地点，被发现，并且起了冲突。
3、顿珠顿月兄弟俩的故事：生性好幻想的弟弟顿月爱上一位美丽的姑娘尼姆，在与姑娘发生关系后为追逐自己的梦想而离开了家乡。
的尼姆受到乡人的指责，被父亲赶出家门。
老实木讷的哥哥顿珠一直留在家乡从事着说唱事业，兢兢业业。
而尼姆在久等不到顿月回来、乡人指责以及独自抚养孩子的多重压力下，嫁给了老实的哥哥。
马原的小说《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的简介，很急，谢啦
，我非常喜欢家。
他应该是中国作家中的，而不是之一
《拉萨河》应是他揭开中国先锋小说序幕之作，我隐约记得，讲述一批艺术青年跑到拉萨河畔露营，通篇的，没有明确故事，将很多日常细节揉入水流平缓、不急不忙的拉萨河中……是消灭故事的尝试。
是他最棒的小说之一。
三条线索，三个故事，截然不同，但主旨都围绕西藏的神秘莫测、磅礴美丽展开。
其中有人物身份的推翻与确认，是间离式效果的积极尝试。
今天看来仍然不错，但，叙事圈套的痕迹太明显。
，一伙人进入西藏无人区的美丽历险---结尾很像。
，我，在麻风村的奇遇……最棒的小说。
仍然有身份的推翻和确认。
但天马行空，自由自然。
“我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马原”从此天下闻名
马原的小说，强大，迷人，于是你可以原谅他所有的“偷师”。
云南，，11月15日
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先锋文学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
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文学 - 流派简介《我是少年酒坛子》“ 先锋文学”这个概念的基本定型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文学史家在梳理新时期文学史的时候，逐渐把原来不算清晰的作家群落归到先锋这个大旗之下。
现在所说的先锋文学通常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在这个大旗之下有余华、格非、苏童、莫言、洪峰、孙甘露、残雪等。
从1979年开始，出现了以全国都关心的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创作浪潮，这些创作关心身边的人群，关心自身处境和周围人的处境。
这种浪潮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文学在这一时期特别蓬勃、特别热烈，与公众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接近。
但到了1985年，文学仍在平稳向前移动的时候，像阿城和一些对写小说有热情的年轻人慢慢觉得出了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小说写了什么，而没人关心小说怎么写。
1984年末阿城的《棋王》和1985年初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吹响了先锋文学的号角。
而后莫言、刘索拉、徐星、何立伟等一批作家的创作，把写作的焦点从写什么转到了怎么写。
小说的方法论是先锋文学运动的主题。
先锋文学“先锋文学”作家们的创作也不完全一样。
格非的小说优雅，有书卷气，他的学养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余华和苏童都是江南才子，但二者没有多少可比性。
余华特别狠特别残忍，也特别神经质；而苏童，温婉细致，比女人还解风情，写作非常成熟老到， 《妻妾成群》几近完美，简直无懈可击。
孙甘露的小说充满奇幻、有一种飘渺的诗意，人物都像影子，文字也特别有美感，随便抽取一段都是诗。
残雪小说中的人物也像影子，但读起来特别渗，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完全无视外人的存在。
莫言的小说一点也不精致，汪洋恣肆，他的创作一直大气磅礴，充满雄浑的力量。
这些不一样的作家，也不满足于被扣在“先锋”这一个帽子之下。
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把“先锋文学”这个名头定位到1985年我们这些新出现的作家身上来。
先锋文学 - 兴起原因孙甘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山花》第2期撰文认为，所谓“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的暧昧性的一个模糊的存在。
它有许多不同的表征。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朦胧诗”的崛起和“后新诗潮”的兴起、阿城等人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有关“现代派”的论战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再认识等等无疑是先锋文学的关键的部分。
一般文学史叙述的从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到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的历史应该说仅仅是这一历史氛围中产生的一个潮流和线索而已。
在刚走出“文革”梦魇的80年代，一种个人主体的解放的承诺，一种从计划经济的社会文化选择中脱离出去的个人的自由的承诺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
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文学”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自我的追寻的精神道路被勾勒了出来。
这种“主体性”在“先锋文学”中是从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是体现为一种激进的脱离计划经济的个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通过“寻根”回到五四的追问“国民性”的传统。
而主体的解放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也异常直接地体现在形式上。
这种形式的追求也是五四以来“纯文学”想像的一种满足和完成。
从国际的角度看，当时全球仍处于冷战的格局，而中国乃是一个希望之地，一个西方的新发现。
“先锋文学”的应运而生为这种新的想像提供了可能的资源，于是许多西方汉学家争相译介中国“先锋文学”，许多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也成了国际性的“中国”写作的象征。
先锋文学 - 衰退原因进入90年代后，“先锋文学”为何逐渐黯然退场
对此评论家有不同的解读。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翟红在《南方文坛》第1期撰文认为，自身的稚嫩以及对西方小说的明显学仿等等，使得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一开始就让很多人看成是无聊的“语言游戏”。
于是先锋小说兴起后不久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孤独和边缘的境况，“先锋小说”似乎成了“滞销小说”的代名词。
张颐武则认为，90年代将80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先锋文学”的转型也不可避免。
先锋一方面变成了绝对小众的“纯文学”，如前卫诗歌的发展就是一个越来越走向特殊的“圈子”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是走向了一种高雅化的、与一个新的中产阶层读者相互依存的大众化的文学之中。
这些读者需要的是在激进的前卫实验和通俗小说之间的文学。
“先锋文学”当年对于计划经济中的解放的承诺如今似乎已经实现，但这种解放却是以“先锋文学”的消逝为代价的。
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这种“先锋性”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消费性”。
先锋文学 - 风格转变《活着》（海报）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 《妻妾成群》 、 《活着》 、 《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
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
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
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
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
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
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
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
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先锋文学 - 影响评价《兄弟》（余华） 先锋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端，到现在已有近20年。
虽然一些作品今天仍在出版，但大部分读者却已经对它产生隔膜。
这表现出历史残酷的一面，它在对人事进行重新定位、判断，渐渐把一些作家作品筛选、淘汰。
那些在今天被约定俗成称作是“先锋文学”的作家，当时各自的创作、倾向、方法、态度，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就会遮盖各个作家写作上、美学上的细微不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在研究唐诗的著作中提出，我们不是要从一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身上去发现时代的标准，而是要从那个时代的普遍标准来观察那个时代的诗人。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先锋文学在出现时是异端，很多人怀疑这样的写作方式和内容，虽然它现在已经被概括成一种文学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中的一部分。
现在，先锋作家们的写作也各自有了很大变动，有写作的变化，也有大环境对个人境遇的影响，这些最终都转换成作家作品中的态度。
而我们以前的作品，也是我们写这些作品之前的经验、阅读、判断、想象带来的。
把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关系上来观看它的意义，是一种方式。
但还可以有其它的方式。
文学和理论关心的东西不同。
理论直接通过抽象的思维活动对事情进行归纳总结，但文学永远不是直接说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它是诉诸感官的。
西方的新批评、文本分析等方法，都是接触文学作品的通道，能帮助人们进入文学作品，发现文学的意义。
但小说，或者说广义上的文学艺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人，如何建立它的意义，是有多种途径的。
当观赏者接触文学作品时，在某些时刻需要把自己的逻辑理性思维放开，动用感官。
文学作品中会有很多精妙的细节，有时会通过积累潜移默化，或者在结构中与其它细节构成关系，忽然使人“怦然心动”。
这样的阅读方式，可以超越很多批评方法，发现作品的意义。
20年过去，再回头看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看它带来的变化、影响，看它自身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有更客观、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先锋文学
尽管“先锋文学”已退场，但关于“先锋文学”的反思对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仍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翟红认为，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促使了叙述观念的变化，并以面貌一新的小说文本为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先锋作家力图从不同的途径和层面使自己的写作贴近人的生存状态，试图在自身视阈对世界的理解中还原生命的原初性感受。
小说的语言实验使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得以凸显，即现代汉语书写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个人的生存感受。
先锋小说贵就贵在一种先锋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创新的青春锐气，因此“先锋文学”现在的退场不见得就是一曲《广陵散》 。
先锋文学 - 代表作家生平余华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
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
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
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
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和日文等在国外出版。
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
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
他也写了不少散文与文学音乐评论。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的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名多产作家。
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80万字。
他是以精致见长，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
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
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
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
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主要作品《星星》、《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毕淑敏的资料
毕淑敏，女，1952年出生于新疆，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
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
1980年转业回北京。
毕淑敏17岁便来到海拔5000米的西藏高原阿里当兵。
在苍茫的高原上，她亲眼看到一些年轻人为了祖国的安全富强而永远长眠在冰层中的悲壮。
那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死亡使她对生命有着特别的关注。
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200万字。
曾获庄重文文学、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
毕淑敏真正取得全国性声誉是在短篇小说《预约死亡》发表后，这篇作品被誉为是“新体验小说”的代表作，它以作者在临终关怀医院的亲历为素材，对面对死亡的当事者及其身边人的内心进行了探索，十分精彩。
国家一级作家。
内科主治医师。
北师大文学硕士。
祖籍山东。
曾在西藏高原阿里地区当兵，服役十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
著有《毕淑敏文集》八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等。
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
内科主治医师，注册心理咨询师。
附1: 《毕淑敏作品精选》序----王蒙 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狂姐、原水爆或者荷兰豆，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
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这名字普通得如——对不起——任何一个街道妇女。
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地好（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了，王蒙大悦焉
），她的开始写作源于她父亲的建议，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的母亲的教导，为了写作她在完成了医学学业以后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优”的成绩毕业，继而读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有几个作家老老实实地这样学过文学
），再说，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 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
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刺头反骨、不敬父母（而且还要审父）、不服师长、不屑学业、嘲笑文凭。
突破颠覆、艰深费解、与世难谐、大话爆破、呻吟颤抖、充满了智慧的痛苦天才的孤独哲人的憔悴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安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枣怪物。
毕淑敏则不是这样。
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
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
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善意、祥和、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
即使她写了像《昆仑殇》这样严峻的、撼人心魄的事件，她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
善意与冷静，像孪生姐妹一样地时刻踉随着毕淑敏的笔端。
惟其冷静才能公正，惟其公正才能好心，惟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自己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但至少无愧于、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
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如《紫色人形》《预约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 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去。
她宁愿意忏悔“我”的多疑与戒备大过，歌颂普通人性（《翻浆》，而与泛恶论的咀咒与煽动迎迥异其趣。
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
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
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分与心术，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新谐与健康的因子。
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
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他们太痛苦了，他们因痛苦而益发伟大了。
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
有病人也有医生，这才是世界，这才有各种写不完的故事。
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
当然，我宁愿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我也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良药，真对不起。
附2: 文学的白衣天使---柴福善 “文学的白衣天使”，是王蒙专门说给毕淑敏的。
毕淑敏一方面文学，一方面大夫，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这几个字便太贴切不过地概括了。
1969年，北京的“文革”正轰轰烈烈，不满17岁的毕淑敏，却悄然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戍边了。
这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
前不久，我陪她考察京东丫髻山森林公园，毕竟是春天，天格外地蓝，阳光格外地暖，空气格外地清新，她深吸一口，仿佛要把这蓝天这阳光这空气，全吸进去，而后慨叹一声：藏北哪有啊，空气稀薄，缺氧使人简直难以生存。
她不明白，那么高的山上，阳光照着，觉不出暖和。
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名女兵。
那个部队从来没有女兵，破天荒了。
及至今天，军区首长告诉她：现在也没有，她们是唯一的，后无来者了。
三年后，她去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习，原本要去军医大的，因受林彪事件影响，重灾区的军医大迟迟未招生，又不能再等，只有先走为上。
在校成绩优异，院方要她留校，想把她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如果真的留校了，一心于救死扶伤的事业，或许真的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一名教授专家，那么是否还会有今天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出色的女作家，一位国家一级作家
她真心地感谢母校对她的厚爱与挽留，她对我说：部队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她不回去，以后所在的部队就没有名额了。
她毅然回到阿里那个地方，谁料女兵们都调了，报道时干部科长翻出过去的名单，查出有个毕淑敏，性别中写的却是男性，因为这几年里部队已无女兵了。
一干就是5年，直到1980年转业回北京进工厂，做医务所长、主治医师，1991年成为专业作家，前后行医22年，对医生职业，她是情有独钟，一往情深，尤其有几条生命就是在死亡边缘，她一把手拉回的。
看到一个个生命的复活与重新焕发青春，那份情感非常人所能体味。
她父亲也是一位军人，官至师级，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老人家一生戎马，始终未能从事文学。
一天，父亲突然对她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
她也确实想把藏北的军旅生活表现出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悄然动笔了，一周内就完成处女作《昆仑殇》。
这是1986年，她34岁时。
对于一个从未写过东西的人来说，起手就中篇，难免没有底数与把握。
可往往也有例外，这部中篇第二年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她从此步入中国文坛。
这期间，她边做医生边写作，后来，发觉写作与医生是不可以同时做的。
她十分敬重医生的职业，尽管她做基层医生，危在旦夕的病不多，但也要全心全意地做好，不能分心，这是一个务实的世界，不能随意夸张修改延误，更不能有丝毫失误，毕竟人命关天，责任感事业心要她必须这样想这样做。
所以，她所在厂的一名下岗职工，恰到她朋友家做保姆，谈起她来，连连称赞好大夫，眉飞色舞地谈了半天，结果连该干的活都没干。
她深知写作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可以夸张，不满意还可以修改，甚至推倒重来，即使写完了，发表了好，不发表也无所谓，毕竟是自己的事，与人无碍。
她成天在这两个世界跳来跳去，总觉处一种两难境地。
这时，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慧眼识才，调她去做专业作家，悬壶济世22年，要她从此脱下白大褂，离开医生岗位，内心很痛苦，实在难下决心，况且她已近不惑之年，对以后的创作没有把握。
她手里足足攥了两个月的调令，一番痛苦的徘徊思考，最后还是脱下白大褂，放下手术刀，有所取有所舍，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很难样样兼顾，鱼与熊掌全得。
她自此一心一意写作了，写作，又深感底气不足，便想方设法弥补，先是自学广播电大中文系课程，而后又拿下文学硕士，现在正攻读心理学博士。
王蒙说她“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
”她就是以这样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到文坛的今天。
迄今为止，她已发表近四百万字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其内容归拢来，一是反映藏北军旅生活，二是反映医生方面的生活，作品中始终关注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除去西藏生活与做医生的特殊经历，还有就是她做女人做母亲的天性使然。
故此，几乎她每完成一部作品，总会造成文坛轰动，引起社会反响，虽没有大红大紫于一时，作品却可持久地一版再版，如散文集《素面朝天》，多次重印；厚厚地八卷本《毕淑敏文集》，2002年1月发行，2月即告脱销再版，在当今纯文学低迷的境况下，“毕淑敏现象”实在值得研究。
她的小说，因是医生，笔下便从没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渡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将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作一种集道德、文学与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及行为方式。
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根本是希望人们更好地活下去，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可以说，她的小说携带着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厚实以及对死亡的冷静，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灵魂，而冷静理智的叙述，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
确实，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对所写内容的熟悉，更需要作家真正刻骨铭心的体验，应当是她成功的基础。
长篇《红处方》、《血玲珑》也好，中篇《昆仑殇》、《生生不已》、《预约死亡》也好，短篇《紫色人形》、《一 厘米》、《女人之约》也好，勿庸置疑，她的小说已风格独具，自成一家。
至于她的散文，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倒不是因为我写散文就喜欢散文，她的散文实在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对那些矫情造做虚假一类的文章，我向来是不屑一顾的，我读过她的《婚姻鞋》、《素面朝天》、《大雁落脚的地方》等多本散文集，她认为，散文是蕴涵切肤之痛的标本。
心的运行是透明的，它的脚印被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了散文。
小说常常依心情而写，并无章法可言。
散文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有着戒律，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感情的追述。
于是散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史的品格。
在小说里，她躲在人物背后窃窃私语。
在散文里，她站在浮动的文学面前自言自语。
正因为如此，读她的小说，读出的是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形象的演绎。
读她的散文，才真正读出一个活脱脱的毕淑敏来，我知道了她17岁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她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她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
知道了她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攀越六千多米高山时，心脏仿佛随着急遽的呼吸而迸出胸膛，仰望头上顶峰云雾缭绕，俯视脚下渊薮深不可测，年轻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
知道了她给20岁的班长换血染的尸衣，知道了她28岁转业回京，结婚、生子，操持家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能干的事情，她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大夫，优秀作家，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
就创作而言，她是当今文坛最具实力和个性的女作家之一，获海内外文学奖30余次。
而她依然很谦虚，无论何时何地，从不张扬自己。
这种品格，应该说是来源于母亲。
她出生新疆巴岩岱，半岁时母亲抱着她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地来到北京。
当年王蒙下放落户新疆，也是巴岩岱，一次她母亲与王蒙相见，大谈巴岩岱，谈得她好感动，以至后来竟陪着母亲，专程赴巴岩岱寻根。
这次来京东丫髻山，她母亲虽已72岁高龄，也来了，每遇坡坎，她总上前搀扶，有些地方，母亲去不了，她宁可不去也要陪伴母亲。
有时我们光顾说什么了，她以为母亲落在了后边，忙喊着回身去找，不想母亲趁说话之机，先慢慢地到前边石头那儿等着了。
看得出，她不但相夫教子，而且极孝顺母亲。
贤惠善良，以这种品格与心境立身于世，并进而去创作，作品能不感人能不深受读者喜爱能不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么
人品与文品毕竟是统一的。
有谁有当代文学史的复习资料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召开。
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总结、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方针政策，制定规范性的纲要的具体细则。
（会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
大会最后通过了《宣言》，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和周扬任副主席，并成立了全国文联和文协等各个下属专业协会。
）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当做“当代文学”的起点。
五六十年代“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兴国”具有新的特征。
首先，从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地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五四”以及后走家多出身江浙、福建和四川、湖南：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巴金、丁玲等；五六十年代出身及写作前后主要活动区域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表现了文学观念从比较注重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表现的变化。
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认定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方式。
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
（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创作上普遍准备不足，思想和艺术借鉴的范围狭窄）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文学批判活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50-51）；对萧也牧（主要《我们夫妇之间》）等的创作的批评（51）；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54-55）；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55）；文学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57）；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巴人《论人情》等）；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 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对象“合二而一”论、“让步政策论”“时代精神会和”论、“写‘中间人物’论”）这一时期（十七年文学），诗歌理论和时间上被反复阐述和强调的，是诗的社会“功能”、以及写作者“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性质。
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的生活、与“人民群众”的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五六十年代诗歌的写实倾向“写实”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一方面表现为四十年代“解放区”已经出现的叙事诗热潮，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抒情短诗，都有着人物、事件、场景的框架。
五六十年代代表诗人李季《菊花石》（《王贵与李香香》）、闻捷、韦其麟、张志民、（青年诗人：）邵燕祥、李瑛、公刘、梁上泉、顾工、流沙河、（政治抒情诗：）贺敬之、郭小川（《一个和八个》）五十年代作家如何看待小说题材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批评家在“题材”问题上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对“题材”本身的理解，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方法，却并无很大的差异。
第一题材是被严格分类的（社会生活“空间”上：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时间上：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
实际上包含着“阶级”区分的标准）。
第二，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区分高低。
（主要\\\/重大题材，次要\\\/非重大题材），工农兵的生活、形象，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形象；“重大”行至的斗争（政治斗争，“中心工作”），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的“私人”生活；显示的当前脾气额的政治任务，优于逝去的历史陈迹；由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的其他事件和活动；而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也优于“个人”的感情和内在心理的刻画。
五六十年代小说类型的单一化写英雄典型、写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情节线索，在小说理论、创作中取得绝对地位，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主要尺度；留给“诗化”“散文化”小说的发展空间不多。
农村题材小说代表作家（除山西、陕西之外）：李准《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五六十年代一个以创作农村题材小说为主一个小说“流派”。
具有以下特征：一、地域上，赵树理、马烽等人长期生活、工作在深吸，作品写的也多山西农村生活。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理解作家在生活中“不做旁观者”的主张。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的“写实”风格。
四、重视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能听懂、读懂。
代表人物和作品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马烽《结婚》、西戎《丰产记》等。
革命历史小说孙犁《风云初记》《山地回忆》杜鹏程《保卫延安》知侠《铁道游击队》高云览《小城春秋》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雪克《战斗的青春》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烈火金刚》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欧阳山《三家巷》（通俗小说一章中也有出现）罗广斌《红岩》茹志娟《百合花》峻青《黎明的河边》王愿坚《党费》萧平《三月雪》刘真《英雄的乐章》菡子《万妞》非革命题材历史小说姚雪垠《李自成》对孙犁小说的评价总体而言，孙犁小说的格局不大，有时且有平淡、重复之处。
但是他的一些中短篇，因其鲜明特色，而能够穿越变换的政治和文学的风雨。
工业题材小说周立波《铁水奔流》艾芜《百炼成钢》草明《乘风破浪》最初的“异端”（非“主流”，被批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短篇）、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天明》、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百花文学：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
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中国，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
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刘绍棠《西苑草》、宗璞《红豆》（细致绵密，相当感伤）、陆文夫《小巷深处》、郭小川的诗《一个和八个》、流沙河《草木篇》、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十七年散文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挤垮它》等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集结出版、《依依惜别的深情》；秦牧《社稷坛抒情》；杨朔《荔枝蜜》《茶花赋》；刘白羽老舍的《茶馆》老舍写于1957年的一部三幕剧，讲述了北京城一家名为裕泰的茶馆在清末1989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以及四十年代抗战结束和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借此表现十九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
作品从“侧面”，从“小人物”、“小社会”出发，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义，其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憎恶，堪称当代的经典作品，也是老舍在当代最重的作品。
话剧的高潮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丛深《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等《年青的一代》1962年秋，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纪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内容纪要和另外一些文章、讲话，全面阐述了江青一派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一、《纪要》攻击了“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的“黑线”专了政。
二、重申了在“批示”中的判断。
认为“这十几年”真正的好作品不多，不少是“中间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声明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三、在对“就问以批判的同时，指出要创造“新文艺”，并要“搞出好样板”，题材上把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艺术上要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创新队伍上要“重新组是文艺队伍”，包括“重新教育”被“腐蚀”的“文艺干部”和工农兵的加入。
四、开列了必须“破除迷信“的中外文学的名单，包括“中外古典文学”和“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
《纪要》表达了本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主张经过不断选择、决裂，以走向理想形态的“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
“文革文学”的特征“文革文学”制成一种具有特定性质、形态的文学，大体上是指公开出版的创作，即由文艺激进派别所提倡、扶持的作品。
其特点如下：总的来说基本遵循着文学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和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创作”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并不存在清晰的界线。
另一方面，比较五六十年代，“文革文学”也出现重要变化，形成其特定的属性1、 政治的直接“美学化”2、确定文学写作的思维过程，“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被看做是“神秘主义”加以拒绝和清除。
3、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广泛运用象征的方法，意义指向确定“公共”的象征，取代了生活细节的具体描述。
4、创造新人形象成为一条规定严格、不得稍有违反的“律令”。
所有作品必须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和支配地位，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不能有什么性格思想的弱点。
5、戏剧居于中心地位，对其他文学样式在结构上产生了影响。
主要表现为诗、小说、散文的“场景化”。
“文革”期间，戏剧在文艺主样式中居于中心地位。
“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小说的特征“阶级”力量的性质更加清晰，对立“阵线”更加分明，冲突也更加尖锐激烈，“阶级斗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每一空隙，被组织成笼罩一切的网。
穆旦《冥想》八十年代作家的“主体”，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
一是五十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者。
他们在八十年代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包括：艾青、汪曾祺、唐湜、王蒙、张贤亮、昌耀、高晓声、陆文夫、刘宾雁、邓友梅、公刘、邵燕祥、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流沙河；另一部分是“知青”的一群，包括：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张辛欣、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李杭育、张抗抗、阿城、何立伟、叶辛、铁凝、李晓等，诗人多多、食指、芒克、江河、杨炼、舒婷、北岛、林莽、严力。
此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不容忽视的力量（高行健、刘心武）。
与此同时，更年轻的作家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莫言、刘索拉，所谓“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也开始浮现：海子、韩东、西川、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
伤痕文学由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的作品。
产生于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以卢新华的《伤痕》为开端，代表作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等等。
这类作品以中短篇为主，艺术上比较粗糙，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象征：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寻根文学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以现代意识反映传统文化，致力于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寻根”实际上是为了修复民族精神，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可靠的根基。
代表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郑义《远村》等。
开端是韩少功在1985年第四期《长春》上短文《文学的“根”》的发表。
先锋小说八十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作的试验，出现了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创作现象。
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淡薄，他们重视的是“文学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
代表作家作品有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洪峰《奔丧》，苏童《妻妾成群》，格非《迷舟》，孙甘露《请女人猜谜》，余华《现实一种》新写实小说不同于已有的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主张表现平庸、琐屑的俗世化“现实”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的小说流派。
“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在另一个价值平面上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地标。
消解生活的诗意，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的前面。
”也被称为“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等。
代表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刘震云《一地鸡毛》《官人》《单位》等。
现代派文学八十年代中后期以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现代派”文学）作为主要参照系，并将之转化为艺术经验的主要来源的文学变革。
主要的探索趋向为对于特定时空的社会政治的“超越”，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追求“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的生存命题。
包括“寻根小说”“先锋派”“第三代诗”等现象。
八十年代文学特征1、沉重、紧张的作品基调。
2、探索、创新的强烈意识。
3、持续的超越、创新的压力，给八十年代文学带来“潮流化”的特征。
“归来者”的诗艾青《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邵燕祥《愤怒的蟋蟀》，流沙河《草木篇》（散文诗）《故园九咏》（诙谐的遥曲体制），昌耀《慈航》（长诗），曾卓《悬崖边的树》，绿原《重读<圣经>》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
代表诗人作品包括北岛《回答》《走向冬天》、顾城《一代人》、江河《大雁塔》、杨炼《土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舒婷《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神女峰》。
“第三代”或新生代专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运动之后崛起、在1985至1986年达到高潮的、以不满和颠覆朦胧诗为基本特征价值取向的诗歌现象的总称。
主要采取组织诗歌社团、发表宣言的“运动”方式开展，主要分布在四川、上海南京一带。
代表社团和作家有：南京“他们文学社”（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王寅、小君、陆忆敏、于小伟、朱文、朱朱等）、上海“古典主义（“海上”、“大陆”、“撒娇”）”（孟浪、陆忆敏、陈东东、刘漫流、王寅、宋琳、张真、默默、张小波等）、四川新生代——最活跃（整体主义：石光华、宋渠&宋炜；新传统主义：廖亦武、欧阳江河；莽汉主意：万夏、马松、李亚伟；非非主义：周伦佑、蓝马、尚仲敏）第三代主要诗人和作品李亚伟《中文系》、《硬汉们》，胡东《女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韩东《有关大雁塔》，欧阳江河《悬棺》《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翟永明《女人》（组诗），海子《麦地组诗》《太阳》七部书，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复出作家”的代表作王蒙《蝴蝶》《春之声》《海的梦》《活动变人形》（长篇），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长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刘心武《班主任》《醒来吧，弟弟》《5·19长镜头》（纪实小说）《钟鼓楼》，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都是长篇），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知青小说的演变卢新华《伤痕》，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女性作家王安忆《长恨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与往事干杯》
乞力马扎罗的雪书评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
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
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
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 海明威 一 、被当作神谕的豹子 乞力马扎罗山号称“非洲脊梁”，由于海拔的关系，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峰成为了赤道上的一道奇观.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为这座雄浑的高山又增添了些许新的神秘。
“《乞力马扎罗的雪》是海明威少有的采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青年作家哈利与情人在非洲旅行期间患上重病，最后死在了非洲”，作品通过对哈利临死前的心里活动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将死失败者的内心世界。
全文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发展，就是一个将死到死的过程。
作者以一个神谕式的暗喻案头，却又笔锋一转，开始讲述哈利的故事，作者用哈利和情人的对话作为文章的分隔符，每段对话之间插入哈利的心理活动或者作者的描写，整个过程到哈利死戛然而止。
那只豹子呢
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会自然而然的问出这个问题，但作者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乞力马扎罗的雪》要以一只豹子开头呢
海明威究竟要表达什么
豹子的故事有什么隐喻意
这一段有什么含义
在古希腊宗教中，神谕是一位祭司或女祭司，人民通过他们询问上帝问题并得到解答。
“神谕可用来解梦、指引人们行动或是解释奉献的动物中的脏器所代表的意义。
”欧洲文明受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很多文学作品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表面上第一段关于豹子的描述与哈利从生到死的情节没有一点联系，但从文章的隐藏含义上看，这又非常符合蒙太奇电影的特点：段与段之间跳跃特别大，让人不容易抓到线索，但在段与段之间又用大字幕的形式打出来一些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话。
看似毫不相关的这段话却可以将下面故事中的一切疑点解释清楚（例如：昆汀瓦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和《无耻混蛋》）。
就像预言或者神话中故事中的托梦，必须通过回想才能明白到底第一段和后面的故事有什么联系。
这只豹子的作用亦如那蒙太奇中的大字幕，貌似毫不相关，却又关系紧密。
二、豹子的象征 “豹是海明威极为喜爱甚至崇拜的动物。
他曾在《非洲的青山》中通过人与豹, 耐力与智力的较量对豹做过人格化和描叙。
”乞力马扎罗西高峰近旁那具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向人们提出了问题它来到这高寒之地到底要寻找什么呢
它又何以要死在这里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从豹子的尸体入手破解这些疑问。
《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第一段关于豹子的故事素材来自于海明威听一位意大利探险家给他讲的一个见闻。
那只豹子为什么要来到雪峰之上、最终冻死风化在雪峰之上至今仍是一个迷。
它为什么要来
茫茫雪峰从来不是它的乐园，巍巍高山也从不是它的狩猎场，难道这只豹子像人一样，也想体会山登绝顶我自为峰的快感
豹子在欧洲文化的象征中从来不是王者的象征，狮子才是非洲大草原上不可置疑的王者，豹子和鬣狗一样，只能屈居在狮子之后。
由于豹子独来独往的生活习性，它们经常还会受到群居鬣狗的欺辱。
在作者海明威的眼里，吃腐肉的鬣狗就是一群投机取巧的地痞流氓，毫无尊严可言，它们欺软怕硬，巧取豪夺，寡廉鲜耻。
但豹子就不一样了，虽然没有狮子强壮，没有鬣狗狡诈，但它们是广袤大草原上真正的舞者。
豹子用速度征服一切，它们像有气节的文人一样，依靠他们手中的笔来养活自己，绝不吃嗟来之食。
豹子的干尸使它不像其它死在山下的动物那样很快就被食腐动物们吞食干净, 而是“已经风干冻僵”了, 这样它便保存了下来, 成为不朽的象征。
它是一座丰碑，一座高风亮节的丰碑。
它的死于区别于那些山下的鬣狗，那些苟且的家伙终将被大自然残酷的法则所吞噬，他们会被世风所碾碎，烧的他们连灰都不剩。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大胆猜测海明威在这里用豹子和鬣狗暗喻了两类人：一类寡廉鲜耻，一类高风亮节。
想要验证这条推论，我们一定要把它融入《乞力马扎罗的雪》的故事中，看看哈利的死和豹子的是否有关联呢
三、哈利与豹子 通过哈利的回忆和他与情人的对话我们不难发现哈利的人生是失败的。
哈利曾经是一个落魄的作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思想的冲击使他心力交瘁。
在重重重压之下，哈利茫然了：他看到过死亡----威廉牺牲在战场上的壮烈令他震惊；他看到过残忍----交换居民后，进山的居民被活活饿死；他看到过冷酷-----破产的旅店老板破产自杀。
这一切的社会现实让曾经天真浪漫的热血青年木然了，懦弱的天性再一次占了上风。
哈利的痛苦来自于梦的破碎，只可惜在梦醒时分哈利还没有睡醒。
就像他以为去打仗就像体育比赛，这不过是在客场一样，可是威廉的肠子，血淋淋的肠子流出来的时候，哈利醒了，像一个从噩梦中惊醒、哭泣的孩子一样醒了。
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哈利没有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坚强。
他曾经想过坚强，可是屡屡受挫让颓废，他选择逃避，逃到贵妇人的温柔乡里。
他像一个从梦中惊醒的孩子一样躲到贵妇人的裙子里。
哈利尝到了偷懒的甜头，以至于越陷越深，频繁更换的情人不过是他猎艳的猎物，除了感官世界的欢愉，就只剩些对痛苦现实的麻痹了。
客观的说，哈里不是活死人，他内心中还有未曾泯灭的荣誉感，就人对生的渴望一样，哈里仍然需要荣誉，他依然渴望成功。
他心里明白委身于贵妇是可耻的，猎艳的成功只是肉体的成功。
哈里需要认可，他需要社会的认可，他不想被堕落彻底打碎。
他还记得他是一个作家，作家的天性让他想到了茫茫的非洲草原，想到了生机勃勃的非洲草原，他想从这生命力澎湃涌动的非洲草原重新拾起生的活力。
他携情人海伦来到了这里。
正当他已经发现原始蛮荒而又充满生机的非洲大草原是“ 他一生幸运时期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 遥遥在望的乞力马扎罗峰顶的皑皑白雪正给他以无限遐想, 灵感这久违的朋友也重新叩响了他的心门。
可是，荆棘带来的坏疽最终束缚了哈利重新振奋起来的雄心。
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飞机，可是救命的飞机没有来，哈利最终死在了茫茫的草原之上，死在了生命力澎湃涌动的地方。
哈利曾经尝试振作起来，可是他被现实绊住了。
从故事的结尾处我们发现，在死亡幻觉中的哈利幻想自己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峰。
“于是在前方，极目所见，他看到，像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垠，在阳光中显得那么高耸、宏大，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那是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的山巅。
于是他明白，那儿就是他现在要飞去的地方。
”乞力马扎罗山本身就有圣山的名字，非洲人相信那里就是神的住所，这段描写揭示了哈利的归宿，飞起的哈利暗示灵与肉分离的过程。
哈利最终还是死去了，他没有重新振奋起来，或者说他没有能重回现实，就像那只豹子最终被冻死在雪峰之上一样，他们都没有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
哈利和豹子的死似乎都与乞力马扎罗山有关，那乞力马扎罗山到底象征什么呢
四、乞力马扎罗山的象征意义 乞力马扎罗山在非洲人心中是神圣的象征，是不可逾越的象征，是奇迹的象征。
无论我们从何种文化入手，山的含义都隐藏了不可征服或永恒的象征。
豹子总就没有登上山巅，而哈利也没有重新崛起，当乞力马扎罗的概念来到他们的身边，那么死神亦已不远。
就像生命面对时间一样渺小，哈利和豹子一样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豹子不可能登上峰顶，而身为作家的哈利不可能将自己的作品变成现实。
他们都将在时间的奔流中消逝，这就是现实。
因此小说结尾处，哈利的飞跃顶峰更像是生命与死亡的和解---超越了不可逾越的高峰即是永恒
海明威在这里借用豹子的干尸和哈利的死亡给我们透视出作者自身的困惑，生命总会有终结的时候，但攀登文学之巅的路程永远没有终点。
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问题，豹子和哈利都是在攀登路上的行者，没有达到高峰就已夭折。
没有终点旅途是不是注定了悲剧的开始呢
这就是文章的寓意所在。
熟悉海明威的人都知道，在非洲的这段时间是海明威作品较少的一段时间，作为一个高产作家，这段时间里的著作实在有点儿少的可怜。
可过了这段时间海明威的文学生涯迎来了高峰，甚至是巅峰
就像一个在手术台前诚惶诚恐的人坚定了信念后的无所畏惧一样，海明威在非洲之行后，像一辆加满了油的福特野马(福特公司出品的一款经典跑车)一样加速前进。
至此我们不难推断出海明威寓言的寓意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做
文学的高峰永无止境，可作家的生命却有像乞力马扎罗山一样不可逾越的时限，如果我们逡巡不前，作家就会像哈利一样永远只能站在山脚，永远达不到梦中的天堂；相反如果像那只豹子一样不畏艰险，勇于攀登，虽然肉身终将死去，但精神（也就是作家的作品）却可以在文学的山脉上立起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