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争光的故事
社会公德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公德是一面文明镜还是已经成为了变色镜?上公交车拥挤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事情每个人天天都能遇到;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犯罪猖獗,大案要案急剧上升;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见惯不怪;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个体的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凡此种种,说明今天的社会公德,已经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所以,我们不能再陶醉在道德大国的虚幻美梦中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在滑坡,社会公德已经变色,社会公德建设刻不容缓.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就必须先找出当今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一、传统文化弊病:私德与公德中国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品德被视为圭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更是为世人称道,然而这种天下为公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模糊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 一、文明镜与变色镜——当今中国社会公德状况 社会公德在今天的中国,是一面文明镜还是已经变成了变色镜?这个问题是与道德“滑坡论”与“爬坡论”的争论密切相关的.“滑坡论”与“爬坡论”曾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过激烈的交锋.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结论比较明晰了,那就是：爬坡论者当初振振有辞的“时间观念、效率意识的加强”、“社会政治的开明”之类的论证,虽然言之凿凿,但并不属于道德领域,而更多的是属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没有绝对的正向相关,经济发展了,但我们的道德状况不但在总体上没有进步,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就社会公德领域来看,上公车拥挤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事情每个人天天都能遇到,已经成为人们的“必修课”.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犯罪猖獗,大案要案急骤上升；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见惯不怪.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个体的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凡此种种,难以让人产生道德爬坡之感觉. 不久前网上披露的事情则具有更典型的意义：2004年10月11日黑龙江大庆市发生了狗主人威逼人力三轮车夫向小狗下跪磕头的事件；一个月后,11月16日,相同的一幕又在安徽合肥市街头上演：一位出租车司机迫于狗主人的威胁殴打,在瑟瑟寒风中向被撞伤的小狗下跪,直到警察赶来现场才起身,而且合肥市一派出所的处理结果是：向狗下跪的司机赔偿狗主人1000元钱.[1]今天的社会公德,已经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 所以,我们不能再陶醉在道德大国的虚幻美梦中无法自拔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在滑坡,社会公德已经变色,社会公德建设,刻不容缓.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就必须先找出当今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二、私德与公德——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 中国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俭、让等德目被视为圭臬（guīniè [criterion;standard] 指圭表,比喻标准,准则和法度;可以据此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根据 圭臬星经奥,虫篆丹春广.——杜甫《八哀诗》 适应之说,迄今日学人犹奉为圭臬.——鲁迅《人之历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更是为世人称道.这种天下为公的姿态,很容易使人模糊了儒家伦理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 儒家学说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学说,在处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建立道德体系时,它是沿着先私后公的路径展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排在“国”和“天下”之后的.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对于公德而言,私德是本根性的,是至上性的.公德是以私德为基础,从私德中推延而成的. 诚如有论者所说,“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同”或者“求同”.基本方法论是：求同再求同,贯通再贯通,肯定再肯定.”[2]这固然是对的.但当私德与公德发生了矛盾,而且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求同”无方、“贯通”无路、“肯定”无门而只有“舍鱼而取熊掌”之时,私德就会压倒公德.例如孔子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当“其父攘羊”,在父慈子孝与诚实正直之间出现冲突时,一向强调后者的孔子却主张通过“父子相隐”的方式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从而明确地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 再看孟子,孟子本来主张“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然而一遇到父子关系,就变了,他说：“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道德生活中的相互批评固然重要,但一旦涉及到至高无上的血缘亲情,就只有让位了.所以,孟子对舜面对其父杀人的局面,“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做法赞不绝口,在公然地在为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唱赞歌的同时,把公正守法、任人唯贤的社会公德抛诸脑后.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这种复杂效应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由于儒家伦理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形成高度重视慈孝友悌等家庭私德的伦理传统的同时,往往又流露出相对轻视社会公德的倾向,以致一些基本的公德规范,如诚实守信、公正守法、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等,时常受到漠视.[3] 三、集体的理想与个体的虚无——时代背景的局限 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4]道德是时代的产物,它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制约；同时,道德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社会公德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种特点也就相应地体现得更加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令许多老人至今深深怀念的“温暖、和谐、单纯、明净”的五六十年代,社会公德大崩溃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进入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甚至“举世瞩目”的,但社会公德的建设却令人不敢恭维.从过去的极端集体主义到今天的极端个人主义,从过去的道德理想主义到今天的道德虚无主义,我们只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这个180度的转弯之后,我们的道德状况却似乎没有太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甚至还退步了.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销声匿迹的黄赌毒,今天又死灰复燃,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钱是个好东西,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强烈渴求.但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的进步吗?理性真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我们的精神是越来越健全呢,还是相反?卢梭在18世纪提出的对启蒙理性的警惕的质疑日益凸显出他的真知灼见,他那“科学越发展,道德越堕落”的箴言,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耳边,而且还越来越清晰. 所以,奥尔加?希尔的一篇形容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中的都市人的小文章在网上被广泛转载：“我们不断聚敛财富,却逐渐丧失了自我价值；我们话语太多,真爱太少；我们掌握了谋生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学会了追赶时间,却没学会耐心等待；我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我们生产更多的电脑用于存储更多的信息和制造更多的拷贝,而相互的交流与沟通却越来越少.……” 四、传统体制与现代体制——社会体制的真空 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体制的重要性.好的社会体制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社会体制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体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但新的合理体制一时有未能建立起来,于是体制上的真空便为道德上的真空大开了方便之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里的胆大胆小的衡量标准就是对社会公德的破坏.“缺德就能发财”,这在体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改革开放之初的暴发户,有许多就是这样发家的.今天我们所面对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加剧,不正当竞争,黑箱操作,等等,它们是导致社会公德缺失的温床. 曾经一度引起社会关注的北京“小偷”偷馒头的事件,充分暴露出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个在北京找工作没有结果的青年,好几天没吃东西,饿得实在没办法的,无奈之下偷了小卖部的几个馒头,被发现后仓皇逃跑,但因为没有力气,没跑几步就晕倒在地,被“当场抓获”.有些自豪的北京人以此立论,大放阙词：看看,这些外地人,多么没素质.他们到我们首都来,严重破坏了祖国的大好形象.对他们,就是要排斥、限制,不让他们踏进京城半步!但是,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文萃报曾转载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就是《想做北京人,为何这么难》,从生活歧视、职业歧视、子女受教育歧视等诸多方面勾勒出中国现有体制上存在的问题,[5]这些问题聚焦在社会公正问题上,而社会公正本身就是最大的道德,当代思想巨擘罗尔斯在他的划时代巨著《正义论》中开篇就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的首要美德一样.……法律与制度无论多么有效率和井然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被改造或废除.”[6]不正义的社会制度为社会公德缺失埋下了无尽的隐患. 所以,对于下岗工人聚众赌博、小摊小贩在路旁摆摊设点这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无视制度的缺陷,一味地做道德上的批判,摆出一副道德家的姿态,对他们做“正其义不谋其利”、“饿死事小,失礼事大”之类的说教,不说效果甚微,就是面对自己的良心,也觉得羞愧.认真审视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真空,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这才是根本. 五、上帝死了与人死了——信仰的缺席 从理论上论证信仰的重要性并不难,难的是让信仰从嘴边落到心中,在现实的生活中扬起信仰的帆.西方人的信仰经历自然神—上帝—理性—无的过程,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我们中国人则是伴随着对传统儒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轴心的入世信仰的颠覆而陷入了虚无. 80年代中国大陆摇滚之父崔健的《一块红布》说出了中国式信仰的虚幻性：“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诚如鲁迅所形容的,“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孤独、寂寞、苦闷、彷徨、惆怅一股脑儿涌了上来.爱显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同时也越来越“变味”,神圣而崇高的爱情不见了,“我会爱你／你会爱我／只是因为寂寞”（《因为寂寞》）,歌词虽然残酷,但却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信仰的缺席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功利主义的盛行.之所以在前面加上“极端”一词,是为了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区别.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西方价值观念的基石,在他们看来,个人权利高于一切,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道德应当顺应它而不是忤逆它.这是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最表层的观念,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完全认同了者一点,但他们却忽视了它更深层的涵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价值、以至财产的神圣性,是指的每一个人,它具有普世界性；而中国人却把个人仅仅理解为“我”自己.功利主义强调功利,但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穆勒看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和长久利益是功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7]可见,功利主义包含了对他人的尊重和与他人同生共赢的理念,而今天中国的功利主义,则是作为个人的“我”对他人的掠夺性占有,是有我没你的剥夺与被剥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所以,我把它们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这种极端性表现在三个层次,对于一般的市民而言,他们所信奉的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第二个层次更深,还要极端一些,它以颠覆价值,游戏人间为依托,所谓“当个小人真快活”,就是这个意思；更有甚者,到了第三个层次,竟然公然喊出了“千万别把我当人”（王朔）.在这样的语境下,谈社会公德无异于痴人说梦. 六、作为主人的“我”与作为奴隶的“我”——主体意识的丧失 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在认知领域,人是主体,而且无论如何也是主体；但在价值领域,在涉及包括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问题的时候,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其原因,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人处在受奴役的状态,他常常不能发现自己的奴役地位,有时还喜欢这个奴役”,“自由是个困难的东西.处在受奴役的状态是会更轻松的.”[8] 在中国,主体地位的丧失是与公民意识的欠缺密不可分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臣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的是臣民意识而不是公民意识.所以,打假英雄王海、状告村长的秋菊,在某些“公仆”眼中就是“不稳定因素”,是“动乱分子”.而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我们以前所说的“主人翁精神”与公民意识是一致的.因为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会把社会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当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对社会的公共规则,也会认同和遵守；对国家所倡导的风尚和价值观,也会由衷地赞成并身体力行.这就是建国后我们的社会公德建设令世界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对国家、社会的认同感正在急剧下降,以往那种“小家”“大家”同为一家的观念渐渐地被“小家”与“大家”的矛盾所代替,私德与公德不再是相通的,而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对立关系.由爱“小家”推广至爱“大家”的道德发展路径被“顾小家忘大家”甚至是“损大家利小家”代替.反正在这个国家中我只是沧海一粟,有没有我无足轻重,国家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损之何妨? 七、公共形象与自我形象——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淡漠 公民、法制、规则,这些现代社会的核心词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既然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既然我存在的意义与别人不一样,那么,在主子没有发觉的时候,偶尔犯犯规、打打擦边球,体验一下不按牌理出牌的快感,获取意想不到的巨大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臣民的人格是一种分裂人格.主子在场与不在场,表现截然相反.他表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我”.公民意识的欠缺,必然带来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淡漠.乱扔果皮纸屑、违章驾车、投机倒把、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在澡堂水池小便,等等,都是法制意识、规则意识欠缺的表现,这些现象在我们身边已经是随处可见,见惯不怪了. 更重要的是,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缺失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我们的“一言一行”中,它还关系到民主国家的建设、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我们所称道的负责任的大国德国,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由于资源匮乏,不得不让市民上山砍树取暖.林业人员在茫茫树海中搜寻,找到老弱树或劣质树,在上面划一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几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地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当时被困德国的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9]至于德国人以及日本人恪守交通规则,即使是路上空无一人,只要红灯亮着,就不会开车或者走道,这些例子中国人早已经耳熟能详了.这就是现代公民的素质,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总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在红灯前面要抢行,要有警察在场才能维持秩序,这样的人群已经习惯于被别人管制,他们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主社会可以由这样的人群所组成.”[10] 八、“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一点启示 上面所说的六个原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里所提供的只是审视社会公德缺失的六个不同方位的视角.也可以说,造成今天我国社会公德的丧失,使昔日的文明镜变成了今日的变色镜,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只要把它放在社会背景来考察,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途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道德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忽视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试图用心灵革命的方式,在短期内实现人的“脱胎换骨”,这样的愿望只能是空中楼阁,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道德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物质上的投资与精神上的回报并非总是成正比.公正的社会是道德文明的基石,要把变色镜变成文明镜,就必须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入手,对社会进行改造.而要实现社会公正,首先就是要确立规则意识.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握好公德的度,即不要无限拔高,也不要止于初等水平,即做到“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的有机结合. 所谓无限拔高,就是把“取法乎上”做过了,就是把社会公德泛化,无时不谈德,无处不谈德.以往我们把大学生谈恋爱也作为道德问题来处理,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举起道德的大棍子棒打鸳鸯,这种行为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与人的天性相违背.所以,是公德的就给公德,不属于公德范畴的,不要生拉硬拽地往公德上靠.这是一个基本尺度.在最消极的意义上说,“不干涉别人,对得起自己”,这就是道德的了. 同时要注意的是,由于道德有层次上的差别,人们往往把社会公德与处于最低层次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同起来,认为社会公德似乎与伦理道德规范和信仰价值追求无关.这种在“取法乎下”的问题上又走了极端.正如前面所说的,社会公德不仅仅是一点一滴的小事而已,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的公民的整体素质.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论是儒家、佛家还是基督教,都看到了道德的整体性.“取法乎下”必然导致道德建设的实效低迷. 针对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找到实施补救的突破口,这还是第一步.在文章开头所介绍的安徽活人给死狗下跪的案件中,下跪的当事人因害怕狗主人的报复,在警察到来的时候,还不敢把被逼下跪的事情告诉警察,真是应了鲁迅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启蒙之路漫漫而长远,我辈还需抱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鼓足干劲,上下求索.
律师的律在姓氏中念什么?
[律，读音作lǜ(ㄌㄩˋ)，亦可读作lù(ㄌㄨˋ)]一.姓氏渊源：第一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上古帝王伏羲氏之后裔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伏羲氏出自汤古氏，以风为姓氏，堪称中国第一姓。
其时“风”字为“颺”，居水边而为“汤”，因此，伏羲氏之子有十，皆称汤氏，分衍的子孙后裔中有被封于日律(今河南固始)者，以邑为姓氏，称日律氏，亦称汤律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汤氏、律氏，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远古帝王黄帝，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少典氏第十二代为黄帝轩辕氏，其父为少典国君启昆，母为附宝，是启昆之长子。
黄帝复姓公孙，名轩辕，又名荼，字玄律，因长于姬水(今河南新郑潩水)，又得姓为姬。
其后裔子孙有以其字为姓氏者，称玄律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律氏，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三个渊源：源于嬴姓，出自战国时期秦国学者游律子，属于以为氏。
据史籍《英贤传》记载：“游律子著书一篇，言法家事。
”游律氏出游棣子，他以法家律学为本，又称为游律子，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法家学者，为诸子百家中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先秦法家的法学，在汉朝以后称为律学，即由游律子而启。
律，在古代是刑书之称，因此，律学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学。
律学滥觞于秦，兴起于汉，繁荣于魏晋，隋唐集大成；至宋元趋向衰落，明清复兴，迄清末而终结。
按法家者流，法学、律学皆出于理官。
自李悝著《法经》之后，则有商鞅、申不害、处子、慎到、韩非、游律子诸人，并皆有著作，均列在《汉志》法家之中。
在战国时期，此学最盛。
中国传统的法律学术从汉朝时期开始，逐渐转变成为一种依据儒家经典对制定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学问，历史上称之为“律学”。
“律学”主要是从文字、逻辑和技术上对法律条文进行详细解释，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刑罚的宽与严，肉刑的存与废，律、令等法条的具体运用，以及礼与刑的关系等。
因此，律学仅仅是对现行制定法的条文和词句作文字上的注解，以期服务于法律的具体施行。
律学之肇，在游律子所著的《游律子》中可视端倪。
而后经汉、唐、宋诸朝，律学从开始的衰落趋势到元朝时期已发展成为一个全面衰落的事实，律博士的设置和通过科举选拔法律人才的途径，均被废弃。
元朝时期，代表汉文化的唐、宋法律体系在整体上遭到了轻忽，律学亦不例外。
至明朝，在否定元朝政治统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元朝对律学的政策，鼓励对律、例和“大诰”的学习与讲读。
相对于元朝而言，律学在明朝大有复兴之势，也产生了一些高质量的律学成果。
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和士人兴趣的淡漠，律学并未真正中兴起来。
到了清朝，较之明朝情况略有不同。
鸦片战争以前的前清时期，古文经学兴盛，考据之风盛行，这使得整理、考订、辑校前朝法律典籍和律学著作的活动，成了前清律学的一大贡献和特色。
尤其是清律继承明律“讲读律令”的规定，极大地推动了律学的发展，出现了像王明德、吴坛、沈之奇、薛允升、沈家本这样的律学大家。
律学方法和律学成就也远超前朝，如应用律学、律史学、比较律学以及古律的辑佚和考证等都成绩卓著，一批堪称经典的律学著作，如《读律佩觹》、《大清律例通考》、《大清律辑注》、《唐明律合编》、《历代刑法考》等，都诞生于这一时期，以致清朝时期律学成为传统中国继魏晋、汉、唐以后律学发展中的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
但在清朝，律学已不再是推动国家创制基本法典“律”的原动力之一，而这一点正是汉、唐律学作为显学的重要特征。
据研究，清朝律学同样承前陋习，最终沦为民间刑名幕友的私家之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救亡图存的危难年代，大批前清的士人和晚清的知识分子为变法图强的愿望所驱使，对法律和法律学术有了一种使命感，这使得晚清的律学和从西方引进的法学在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学术体系中首次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律学著作和法学著(译)作也大量出现，法律学堂和法律学术专业刊物也兴办起来。
然而，其法律学术的兴盛，严格说是法学在中国的开端和传统律学的终结。
游律子的后裔子孙，以先祖名号为姓氏，分称游氏、律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官称，出自汉朝时期律令师，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汉朝时期，朝廷设有律令师官位，为校尉、州刺使之下的隶属官职，负责掌管辖区范围内的法律。
其官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律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官称，出自三国后期曹魏国律学博士，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三国后期，曹魏明帝曹睿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朝廷设置了律学博士，官六品，俸六百石，专门负责讲授律令，隶属于廷尉。
晋朝时期沿袭，南北朝时期北魏、陈国、北齐国等均沿袭，南梁国改称为胄子律博士。
到隋朝时期为大理寺下属，唐朝因之。
到宋朝时期仍回复称律学博士，隶属于国子监。
曹魏时期，律学博士的后裔子孙中，有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律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官称，出自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律学祭酒，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开国君主、羯族人石勒(公元274～333年)设置了律学祭酒，负责掌管教授律学。
其官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律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契丹族，出自大辽国契丹族选刺部(遥辇氏部落)耶律氏家族，属于复姓汉化省文简化为氏。
该支律氏为耶律·阿保机的后代，以复姓耶律氏省文简化为姓氏，称律氏。
耶律·阿保机：(公元872～926年)，名亿，字阿保机，小名啜里只；契丹国霞濑益石烈(县)耶律弥里(乡)人(今辽宁林西木叶山)。
著名的大辽国开国君主。
耶律·阿保机出身于契丹族选刺部(遥辇氏部落)耶律氏贵族家庭，父亲叫耶律·德祖撒剌的，母亲是宣简皇后萧氏。
耶律阿保机是他们的长子。
耶律阿保机出生于唐末咸通十三年(公元873年)，逝世于辽天显元年(公元926年)，终年五十三年岁。
耶律·阿保机的名字是由他母亲起的，因为他的母亲梦见太阳堕入怀中而有孕，出生时室内又有神光异香，因而起此名，其契丹和达斡尔语意为：吸收了光亮。
耶律·阿保机从小聪敏过人，三月能走路，一周岁就能说话，预知尚未发生的事。
虽然刚换乳牙，说话必涉及世务。
当时他伯父当遥辇氏部落联盟掌管军国大事的大首领“于越”，耶律·阿保机有什么疑问就向伯父咨询。
长大后的耶律·阿保机长大后身高九尺，丰上锐下，精神十足，目光射人，勇善射骑，明达世务。
他展弓力达三百斤，初当管众人的官“挞马狨沙里”。
当时小黄室韦不附，耶律阿保机以计降了他们；并讨伐攻克了越兀、乌古、六奚、比沙狨等契丹诸部。
公元901年，耶律·阿保机任选为刺部夷离堇(军事首领)，专职征讨，连破了室韦、突厥、奚族所辖剌哥，俘获甚众。
在努力兼并了契丹族各部后，于唐末天复二年(公元902年)，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牲口十万，驼、马、牛、羊不可胜数。
之后，他在潢河南岸建立了龙化州城，将所俘汉人迁居于该地，积极发展农业、商业。
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被契丹诸部推选为契丹可汗。
之后，他任用汉人韩延徽等辅政，制定法律，改革习俗，创造契丹文化。
在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族人(今达斡尔族先民)创建了大契丹国(辽国)，他理所当然地当了首位皇帝，群臣及诸属国上尊号为“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
耶律·阿保机在权位二十年，即帝位十一年。
耶律·阿保机逝世后，葬于祖陵(今辽宁林西木叶山)，庙号太祖，史称“辽太祖”。
第八个渊源：源于高车族，出自十六国时期高车族斛律氏部落，属于复姓汉化省文简化为氏。
高车，是北朝人对漠北一部分游牧部落的泛称，因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
南朝人称其为“丁零”，漠北人又称其为“敕勒”、“铁勒”、“狄历”等。
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自号狄历，春秋时期称作赤狄，原始居地在今贝加尔湖一带，史学家认为，中国自商、周至隋、唐历史上所称的鬼方、丁零、高车和铁勒，为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
鬼方对商、周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丁零对漠北匈奴国家的兴亡和中原十六国时期的历史进程，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而高车对于柔然汗国和北魏(拓跋魏)，铁勒对于突厥汗国和隋唐，所起作用更是不容忽视。
高车和铁勒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占据着漠北漠西广大地区；其足迹所至，更遍及今日中国新疆天山南北和内蒙、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
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政治动向，不仅同柔然汗国、突厥汗国盛衰兴亡关系很大，而且对中国北魏隋唐的历史发展，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例如，导致北魏王朝衰亡的六镇起义，高车就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唐朝前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领土大扩展，铁勒诸部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丁零、高车、铁勒是今维吾尔民族的先民，丁零、高车、铁勒的历史是今日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北魏政权连续九次发动了对敕勒部的战争，虏获六十余万人，置于漠南各地，当时还有很多敕勒部落在漠北地区服属于柔然。
至公元五世纪末，柔然在北魏政权的打击下趋于衰落，敕勒部落的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西迁，后在车师前部(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建立了高车国(公元487～541年)，共历七主，前后约五十五年。
高车国向南控制了通往西域的门户高昌以及焉耆、鄯善，势力东北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北达阿尔泰山，西接乌孙西北的悦般，东与北魏相邻，最后，高车国灭于柔然。
高车族有斛律氏部族，以部为姓氏，称斛律氏，为当时敕勒族中一支较强大的部落，族人皆骁勇善战，在南北朝时期曾出了斛律金、斛律光、斛律羡等著名将领，其后裔大多融入鲜卑族，后再汉化为汉字单姓斛氏、律氏等。
第九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拓拔部，属于复姓汉化省文简化为氏。
据史籍《氏族典》第十一卷记载，昌意，季子悃，迁于于北土后，统党项为拓拔氏，至郁律生二子长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什翼犍，衍传北朝北魏道武帝，黄帝第一百零二代谱系)拓拔·郁律的嫡支子孙后改为复姓长孙氏。
在史籍《通志·氏族略》中记载，唐表长孙氏下并云：“长孙氏出自拓拔郁律，生二子，长曰沙漠雄，次曰什翼犍。
什翼犍卽后魏道武皇帝祖也。
沙漠雄，为南部大人，后改名仁，号为拓拔氏(拔拔氏)，至北魏孝文帝以拓拔(拔拔)为皇枝之长，改为长孙氏。
”拓拔·郁律的庶支子孙中，有称郁律氏者，亦称野律氏，后汉化省文为单姓郁氏、律氏。
第十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辽国时期回鹘族述律氏部落，属于复姓汉化省文简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①满族述律氏，亦称舒禄氏，满语为Sulu Hala，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汉义为“白马”，源于辽国时期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之后中的回鹘族，世居长白山地区，后冠汉姓有律氏、苏氏、徐氏等。
②满族述律氏，亦称术鲁氏、珠鲁氏，满语为Juru Hala，汉义为“双”，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源于金国时期库莫奚族，世居赫舍里河流域(今吉林柳河、辉发河以及沙河下游，桦甸、辉南一带)，后冠汉姓为律氏、鲁氏、惠氏等。
注：今诸多律氏族人皆称自己是源于大辽国契丹族选刺部(遥辇氏部落)耶律·阿保机，是帝王之后。
殊不知，在耶律氏之先，中国早已有律氏族人。
这类缺失氏源而将自己姓氏往帝王身上拉靠的情形，在诸多姓氏源流考证中皆有，因此，应当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著名的国学大师、史学家郭沫若曾尖锐地指出：诸姓皆出黄帝、炎帝，怎么可能
历史上的“姓”、“氏”在形成时一直是帝王贵胄专属，那么，万万千千的平民百姓岂不无姓无氏
偌大华夏，就那么一丁点人有姓氏，岂不滑谬
律姓从何而来，真的无从谈起，但是我们这的是吕母的后代，就是汉代的吕母起义。
但是宣称是耶律的后代的居多啊。
希望大家多多贡献啊，从现在的看来，在全国个地都有律姓后代，虽然人丁不旺，但是分布还是很广的~二.各支始祖：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咄罗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摩会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窟哥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阿不固唐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天上可汗，唐朝大周则天皇帝赐姓李，称李尽忠。
唐契丹奚部落王，松漠郡王，李万荣(李万斩)唐契丹奚部落王，松漠都督，李失活唐契丹奚部落王，松漠都督，李娑固唐契丹奚部落王，松漠都督，李郁于唐契丹奚部落王，松漠都督，李咄于唐契丹奚部落王，广化郡王，松漠都督，李邵固唐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洼可汗，遥辇屈列。
唐遥辇氏部落联盟，北平郡王，遥辇过折。
唐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阻午可汗，遥辇俎里(李怀秀)唐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胡剌可汗，遥辇楷落。
唐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苏可汗，遥辇俟利。
唐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鲜质可汗，遥辇习之。
唐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昭古可汗，遥辇衣裔。
唐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耶谰可汗，遥辇屈戌。
唐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巴刺可汗，遥辇合孙。
唐痕德廑可汗，遥辇钦德。
辽肃祖昭烈皇帝，耶律·耨里思(辽太宗追封)。
辽懿祖庄敬皇帝，耶律·萨剌德(辽太宗追封)。
辽玄祖简献皇帝，耶律·匀德实(辽太宗追封)。
辽德祖宣简皇帝，耶律·撒剌的(辽太宗追封)。
大辽：辽太祖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耶律·阿保机，公元872～926年，公元916～926年在位。
辽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耶律·德光，公元902～947年，公元927～947年在位。
辽义宗文献钦文皇帝，耶律·图欲(耶律倍，辽世宗追封) ，公元899～936年。
辽世宗孝和庄宪皇帝，耶律·阮，公元918～951年，公元948～951年在位。
辽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耶律·璟，公元931～970年，公元952～970年在位。
辽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耶律·贤，公元948～982年，公元971～982年在位。
辽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耶律·隆绪，公元971～1031年，公元983～1031年在位。
辽兴宗神圣孝章皇帝，耶律·宗真，公元1016～1055年，公元1132～1055年在位。
辽道宗孝文皇帝，耶律·洪基，公元1032～1101年，公元1156～1101年在位。
辽顺宗大孝顺圣皇帝，耶律·浚(昭怀太子，辽天祚帝追封) ，公元
～1077年。
辽天祚皇帝，耶律·延禧，公元1075～1126年，公元1101～1125年在位。
西辽：辽德宗天佑武烈皇帝，耶律·大石，公元872～1143年，公元1132～1143年在位。
辽感天皇后，塔不烟，公元1144～1150年在位。
辽仁宗，耶律·夷烈，公元
～1163年，公元1151～1163年在位。
承天太后，普速完，公元1164～1178年在位。
辽末帝，耶律·直鲁古，公元
～1213年，公元1178～1211年在位。
耶律·屈出律，公元
～1218年，公元1211～1218年在位，被蒙古所灭。
北辽：辽宣宗天锡帝，耶律·淳，公元1063～1122，公元1119～1122年在位。
辽萧德妃，德兴，公元
～1122年，公元1122～1122年在位。
辽梁王，耶律·雅里，公元1094～1123年，公元1123～1123年在位。
辽王，耶律·术烈，公元
～1123年，公元1123～1123年在位。
二.迁徙分布：今黑龙江省的双鸭山市、大庆市、鸡西市，辽宁省的阜新市，北京市，河北省的石家庄市、沧州市、南皮县、深县孙家村、黄骅市、邯郸市魏县、玉田县，山东省的济南市、胶州市、乐陵县枣林村、泰安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的西关镇，天津市，内蒙自治区的赤峰市等地，均有律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辽东郡：在中国历史上，“辽东”这个称谓有四重意思：①郡、国名，战国时期燕国置郡，洽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一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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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公历：2009年8月14日0时14分(北京时间)。
出生农历：己丑年 六月 廿四日 子时。
乾造 己丑 壬申 辛卯 戊子※五行个数(计入藏干)： 4相水 1死木 0囚火 4休土 3旺金 五行个数(不计藏干)： 2相水 1死木 0囚火 3休土 2旺金 五行力量：水150(38.5%) 木18(4.6%) 火0(0.0%) 土94(24.1%) 金128(32.8%) 己生助力量:222(56.9%) 克泄耗力量:168(43.1%)。
阴气:210(53.8%) 阳气:180(46.2%)。
※日主综合得分：135。
日元偏旺，喜用木，水(财星、食伤)。
忌仇金，土(比劫、印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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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介绍哪种民间艺术?怎么介绍?注意至少介绍出两个方面。
民间剪纸产生在劳动者之中，劳动者的审美情趣又直接受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影响。
凭黄河水、黄土山养育的山西人民具有粗犷豪放、朴实敦厚的气质和性格。
他们飞剪走纸，将自己的情思、才华和美好的心愿都倾注在朝夕相伴的剪纸中，构成了特有的地域习俗与人文心态，并显示着极高的审美价值。
山西吕梁地区的剪纸含有汉代石刻艺术所具有的质朴、粗犷、雄浑、博大之气；晋南剪纸刀笔遒劲，酣畅淋漓，且具有粗中见细、拙中藏巧的特点；雁北的广灵、灵邱剪纸凝重而艳丽，既有塞外之野趣，又存关内之隽秀；而地处山西腹地的晋中剪纸，则呈圆润秀丽、纤巧精细的风格。
剪纸在民间的流行，往往伴随着生辰、婚嫁、丧葬、喜庆节日和日常生活。
生活习俗是促进剪纸发展的社会因素，同时又形成了丰富的剪纸内容和不同的剪纸样式。
民间雕刻艺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综合起来，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一、戏曲类 山西是我国戏曲发源地之一，享有“中国戏曲的摇篮”美称。
金元时期，晋南平阳地区戏曲活动便异常活跃，成为全国戏曲活动的中心。
从稷山、侯马、新绛、襄汾等县、市发掘出的许多宋金时代的砖墓来看，都有砖雕戏台、杂剧演员、乐伎、舞俑。
山西人民一向将戏曲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作为自我娱乐，自我欣赏的形式，因此，民间雕刻艺人，不仅讲究画中有戏，往往将戏曲的典型情节，直接表现出来，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激发美好的遐想。
襄汾县丁村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所建的民居，就雕有戏曲木刻。
二、吉祥寓意类 山西雕刻艺术，立意选材都要求有美感，寓意有喜气，出口要吉利。
如“喜、禄、封、侯”用喜鹊、奔鹿、蜜峰、猴子四种动物的形象，构成画面，并以动物名称的谐音，拼成吉祥语言。
其寓意，即祝福满门喜庆，高官厚禄。
诸如“喜（喜鹊）事（柿子）连（莲花）年”、“吉（鸡）庆有余（鱼）”、“三阳（羊）开泰”、“六（鹿）合（鹤）同春”、“松鹤延年”、“五福（蝙蝠）捧寿”、“麒麟送子”、“鹭鸶戏莲”、“喜鹊闹梅”、“龙凤呈祥”、“喜（犀）牛望月”、“芙蓉金鸡”、“丹（牡丹）凤（凤凰）朝阳（太阳）”、“岁寒三友（松竹梅）”、“春兰秋菊”、“猫蝶富贵”、“封侯拜将”、“麒麟朝日”、“狮子滚绣球”、“凤凰戏牡丹”、“松鼠吃葡萄”等等，都是通过生动美丽而可借以抒情的动物、花草，确定寓意吉祥的题材，分别反映人们对五谷丰登、生活富裕、四季平安、婚姻美满、四世同堂、幸福长寿、和睦处邻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殷切希望。
三、历史传说类 过去，这类雕刻，在我省民间广为流传，这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在同大自然斗争中，不甘心消极地顺应和屈从，而积极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于是把人的能力理想化，创造出超人的力量——神灵仙圣来为自己服务。
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等八仙人物，说他们得了神道，超出人世、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龙驾凤、长生不老，还说他们神通广大、变化莫测、本领无比、法力无边，能左右人间祸福、主宰世界万物。
诚然，这是一种幻想，但人们对此，总是迷信、崇拜、向往，盼望他们给人间消灾免难，降来幸福。
所以，民间雕刻艺术中，像“八仙庆寿”、“和合二仙”、“禄亚仙”、“天官赐福’、“福禄寿三星”等天仙之类的题材，比比皆是。
这些带有神话内容的作品，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安康、延年益寿和征服自然、祛灾免难的祈求。
山西民间锣鼓被誉为“中国第一鼓”。
鼓是我们祖先的乐器，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鼓。
不但有黄帝造鼓的传说，还有出土文物佐证，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佼佼者。
传至今日，全国的鼓有上千种，山西的鼓品种亦不下几十种，上溯到远古文化的“土鼓”，“鼍鼓”，下及现在从大到周盈丈几的帅鼓到小才几寸的手鼓，山西确是中国鼓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鼓在山西，族旺支繁。
既有自成一家的清锣鼓，又有吹打锣鼓、鼓舞、锣鼓经及庙堂锣鼓。
丰厚的积淀，多彩的艺术，凝聚了多少民众，又使多少中外学者专家把取景框对着它来。
鼓文化已成为三晋文化的代表，成为黄河文化的一面旗帜，不但为三晋大地添彩，更为中华民族增光。
一、清锣鼓 清锣鼓主要有《威风锣鼓》、《太原锣鼓》、《绛州鼓乐》《岳村孤子》、《斤秤锣鼓》等。
威风锣鼓 1988年以来，山西的威风锣鼓从农运会到亚运会，从省城的民间艺术节到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周年大庆，真正打出了山西民间艺术的威风，誉享全国，声闻世界。
威风锣鼓是流行在霍州、洪洞、汾西、临汾一带的民间广场艺术。
相传，公元619年，李世民在霍州大战刘武周部，击鼓迎战，鸣锣收兵，进退有序，取得了胜利，于是流传下威风锣鼓。
这种锣鼓的特色就是“威风”。
从锣鼓的配置打法，演奏队的组织、表演、着装，都在展示威风。
第一，音响威风。
看威风锣鼓，在未见其形时，早闻其声厂，而且如雷贯耳，非同凡响。
其实它所使用的乐器很单纯，只有鼓、锣、铙、钹四件。
传统配置比例是鼓2锣8铙4钹2。
现在人数扩大，多到四、五百人，加大了鼓和锣的比例，使音响更加突出。
演奏方法是鼓指挥，锣主奏，铙和钹分成两个声部，交替对奏。
乐句处理多以“句句双”出现。
上百面鼓，几百面锣，成百付铙钹，共鸣齐奏，音响如天地轰鸣，使人感受到当年李世民领兵征战的威风。
由于节奏变化多样，有2／4 3／4 4／4， 还有 3／8 5／8出现，因而呈现多种色彩，让人感觉到趣味无穷，宏亮而不单调，刚劲而含有柔美。
第二，曲式威风。
威风锣鼓的曲牌，既独立成章，又联缀成套。
其多段体套曲一般分“帽头”“主体”“收尾”三个部份。
曲式、句式、节奏多为行进式；曲牌名称亦大多从军事而来：“单刀赴会”、“三战吕布”、“四面埋伏”、“五马破曹”、“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等，演奏多从“擂鼓”开始，起伏相间，张弛结合，但又不离气势雄宏的主题，造成一种刀光剑影，兵刃相交的战场意境。
第三，场面威风。
威风锣鼓的演奏多到几百人，一律古代士卒装束，摆开一个接一个的战阵，前后进退，左右开合；一忽而风卷残云，一忽而雨打枯叶；分开的象八卦，云集阴阳双合。
那场面实在惊人，也着实感人。
第四，舞姿威风，队员在表演时，结合鼓点节奏场面变化，作出种种舞姿身段。
鼓手有“左右开弓”、“马步冲击”、“穿插对打”、“开合斗打”；锣手有“反扣前冲”、“回扣后弓”；铙钹手有“大镲高翻”、“胸前空翻”，还有“单翻”、“双翻”、“斜*”、“正*”等，鼓锣镲在这里也变成刀枪剑，演奏员已成为将尉卒，威武雄壮，一股杀气，“舞”成了“武”。
演奏中又巧妙自如地运用了“鼓花”、“锣花”、“铙花”，加之棰腕上的彩带装饰，整个场面又显得五彩缤纷，给予人以悦目舒畅之感，“武”又成了“舞”。
民间刺绣，在山西不独历史悠久，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反映山西风土人情的特色。
山西民间刺绣，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图案纯朴、色彩艳丽、构图简洁、造型夸张、针法多样、绣工精致。
这些来自民间的刺绣艺术品，大都出自农村劳动妇女之手。
人类历史的童年时代，就记录着以骨针、麻线缝制兽皮，遮体御寒，磨制兽牙、贝壳、彩石，系之胸、腕之处装扮自己的史实。
其时虽算不得刺绣艺术，却实实标明了对美的向往和创造，从我们先祖已开始这一追求。
人对美的本能的追求和基本工具、材料的出现，使刺绣在很早就形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早在周代就有“画绣之工，共其职也”之说。
《诗经·召南》中有“羔羊之皮，素丝五（纟它）”，“羔羊之革，素丝五（纟或）”，“羔羊之缝，素丝五总”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缝接皮服的精湛工艺。
《诗经·唐风》中的“素衣朱（礻暴）”、“素衣朱绣”则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刺绣艺术，而当时的唐，正指山西中部地区。
源远流长的山西民间刺绣，在其后的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其工艺技巧也日臻完善精美。
唐人胡令能以七绝诗咏颂当时民间刺绣水平：“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
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灵莺下柳条。
” 山西民间刺绣无论晋南还是晋北，山区或是平原，都因其古老文化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显得率真、纯朴、热烈、犷野。
尤其作为服饰刺绣，是与人的性格相协调、相适应而存在的，因此它既是一种造型艺术，又是一种环境艺术；既是一种灿烂的民间文化，又是丰富多彩，真真切切的民俗生活。
山西民间玩具，是黄河流域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和民族艺术发展的活化石。
一、山西民间玩具源远流长 山西出土的大量古代陶瓷制品中，有不少器物类似今日新绛县烧制的陶哨、陶人玩具的造型。
万荣县古城发掘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埙等足以证实，三晋大地早在几千年前便产生了十分精美的泥陶玩具的雏形。
虽说这些陶制品带有浓厚的信仰崇拜色彩，但与近代纯用于玩赏的各种民间玩具不无瓜葛。
“七音哨’流行于稷山、新绛、代县等地，它是在陶埙基础上的衍变。
临猗汶家营的五彩泥玩具从明代至今，负有美誉，其中掺入母系氏族时代祈求生育的信仰遗风和为儿童避邪驱恶，以保平安健康的意识。
妇女儿童“身佩香囊”，玩香袋的习俗起源于汉代。
相传五月五日为恶日，虫害滋生，瘟疫流行。
玉皇大帝派治瘟神仙下凡，利用艾草制香袋，涂雄黄酒，杀灭虫害，使人们避灾免疫。
长期以来流传有“百索系腕上，五毒不敢犯，五毒化灰尘，妖邪归地府”的民谣。
佩戴玩耍香袋千百年来相传不衰，制作手法愈来愈精。
山西纸牌玩具最早出现于明代，《绥寇记略》载：“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至崇祯时大盛。
”至今怀仁、灵石、祁县等不少地方仍有这种纸牌游戏。
山西民间风俗孕育和发展了民间玩具艺术，民间玩具又充实丰富了民间风俗，它同乡村民俗一样恬淡而淳补，是劳动人民淳风之美的体现和物化。
随着岁时节令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伴随人生仪礼的诞辰、三天、满月、百天、周岁等生育礼俗，便制作出许许多多的民间玩具。
民间生育礼俗中的玩具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岁时节令及传统庙会中的民间玩具，更是绚丽多姿、品类繁杂。
尤其是民间对神灵崇拜而带来的原始情感和深厚的原始神秘心理，影响着民间玩具的审美要求，促进着多种类形的玩具不断创造和发展。
二、山西民间玩具根植民间 玩具是劳动人民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
它凝结着浓郁的乡土感情，孕育着浪漫的艺术想象。
民间玩具的创造有广泛的自发性。
其制作不带商品性质，不受任何市场价格和政治潮流的影响。
民间玩具的产生基于自身生活的直接需要：哄逗婴儿，打扮孩子，美化自身，装点生活环境。
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和传统的审美习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想和愿望。
如泥玩具中的“泥虎”造型，既象猴，又似虎，又如把布鸡的翅膀绣成两朵花的形状。
民间艺人采取最简易、最便利的手工制作，利用最廉价的土、布、木纸，凭籍灵巧的技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通过父传子，母传女或乡亲们互相馈赠，观摩借鉴，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
艺技的自然传承形成手工制作特有的自由、灵巧风格。
民间玩具同乡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质产品。
同时又是传授美的艺术品，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发展了特有的审美情趣，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自觉地遵循美的规律塑造玩具的形态，成为美的物化，“用”与“美”紧密相联。
民间玩具是艺术与实用的结合，美与实用的和谐，二者浑然一体。
如婴儿的布虎枕，既可供孩子睡眠、玩耍、又给人以美的欣赏。
民间玩具有着深刻的寓意，民间艺术家切合民族的喜悦情感和爱憎观念，利用玩具外在形式，贯注其思想意识，象征某一意念，影响于人们的情感，成为“有意识的形式”。
民间玩具绝大部分都是母**心的倾注，以此表达创造者的情爱，借助虎、鸡、鱼、龙、凤，这些人们喜爱的、有特定审美内涵的形象，巧妙地表达“吉祥如意”、“富贵荣华”的主题。
种族繁衍，生命崇拜意识在山西民间玩具中表现得最坦率，“虎头鱼尾枕”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闻一多在他的《说鱼》一文中写道：“鱼在中国具有生殖繁盛的祝福含义，”虎在民间是生气蓬勃、威武壮实的象征，虎与鱼的巧妙组合，暗示着阴与阳的结合，生动形象地表露出对华夏民族“瓜瓞绵绵”，长久延续，繁荣昌盛的祝福。
这些民间玩具，着重于情的倾注，从暗示和象征性因素中，让人们去领会，诱发人们的联想，以此寄托、挥洒自己的情思和厚爱。
山西民间玩具浓缩着，积淀着华夏后裔强烈的情感意识、信仰和期望。
山西民间玩具是造型粗犷、质朴、生动优美，注重装饰性，大胆取舍细节，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
乍看来是那样笨拙，姿态不符常情，结构不合比例，边角没有规则，但这一切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作品内在的稳健、浑厚，更显得古拙粗犷，生机勃发，舒展奔放。
粗犷的外观不觉粗糙，稚拙的外表更富韵味，静中有流动和节奏感，使内在精神更加凝重集中。
色彩在山西民间玩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玩具以喜庆、吉祥为主题，因此，以它红火、热烈、艳丽的色彩而面世。
鲜红的虎身上着以青色梅花，尾巴又是黄色艾叶，红头上又有两只绿耳朵，在明快的色调中，黄中有紫，红上叠绿。
民间艺人不是再现自然色彩，而是突破了色彩透视原理和时空观念。
这种色彩观念与古老的统辖天地万物的阴阳五行相联。
“天有金木水火土，色有青红黑白黄”，民间称其五色为正色。
玩具上，白底施以青红相间的花纹，黑质上涂以黄、红、绿的点缀，简明而醒目，浓艳而谐调，依据自然又超脱自然，这种健康朴素的色彩观，充满着热情和活力，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山西南靠河南，西临陕西，北依内蒙，东靠河北，地理上的接壤毗邻，风俗民情的影响，免不了在民间玩具的艺术风格和手法上相互渗透。
山西民间玩具中，泥玩具的一部分造型、色彩十分接近于河南，布虎、布娃娃又同陕西渭南、华县一带的相类似，有些如出一辙。
历史的变迁，战争与灾荒，带来人们迁徒，又有商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等，都是山西民间玩具受其毗邻地区影响的缘故。
山西民间玩具由于地域性及各自依附的地理条件和生活习俗环境的差异而略有不同。
晋南主要为黄河、汾河沿岸，成为晋陕豫黄河三角州地带，地处河谷水道，沟壑纵横，加之古文化悠久，民间风俗古老，这一带民间玩具比较古朴雅拙；晋中地区处于平原地段，地理条件优越，经济文化繁荣，生活富裕，民间玩具比较秀丽雅致，精巧细腻；晋北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塞上高原，民间玩具比较雄浑豪放、粗犷质朴。
虽然各显神工，各有异趣，但又有鲜明的三晋风韵的一致性。
如同为香袋，晋南的以缝制人物、动物为主，以串带之，布老虎踩着蛇、蝎子、壁虎、癞蛤蟆、千爪虫、蜈蚣五毒虫，形象生动，足乱其真，色彩艳丽，红里透鲜，以闻喜、新绛、稷山、万荣、永济为代表。
晋中地区的香袋，多用彩色丝线编织成菱形、方形和三角形等色样，称香荷包，还有供小孩玩的丝线缠绕的色轮，其形状与花纹式样或色调都至为精彩，装饰颇得情趣，以祁县、汾阳、介休为代表。
晋北的香袋多以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瓜果、菜蔬、花草虫鸟为题材，简炼大方、夸张变形，以怀仁、左云、山阴县为代表。
泥玩具中狮、虎、犬、鸡、羊是通用的题材。
忻州、代县、定襄一带的泥娃娃造型浓眉大眼、胖敦福态，多为坐像，大块色彩，夸张简洁；而晋南临猗的五彩泥玩具以民间传说中的天将、天狗、虎娃见多，以白色为底，描以黄、红、兰、绿色，显得细皮嫩肉、乖巧可亲。
娘娘庙会上的求子泥娃娃，绛县、万荣县的面目姣美，小巧玲珑；怀仁、右玉的粗犷脱俗，俨然一副“泥像”。
要说泥哨哨，还是新绛县的七音哨最为精致了，它实际上是烧成的陶制品，造型美观、花纹讲究，浑厚的黑底上点缀几点黄、红、白，鸟、兽的造型均夸大头部，缩小躯体，省略四肢，极有特点。
布虎玩具随处可见，形象各异，千姿百态。
绛县的布虎系列就有二十四种之多，虎头鱼尾、虎头蛇尾、虎头石榴尾、独角兽……芮城县的狮虎头身镶嵌，晃头摆尾；雁北地区右玉左云、怀仁县的布虎肥头大耳，胖圆的身躯；晋南、万荣、稷山的布虎，大部分是柳叶眉、核桃眼，小小的嘴巴，胡须用绒毛制作，其背上多做装饰，尾细长且弯曲上翘；晋北的布虎浓眉大眼阔嘴，须毛多为描画，线条豪放，尾粗直。
几个地区的双头虎外形上区别不太大，都具有威猛和乖巧的特点，但晋南的表现得活泼伶俐，晋北的则显得憨厚可爱。
“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的背棍爱煞人”，这是数百年来民间对徐沟背铁棍这一民间艺术的赞语。
溯源徐沟背铁棍，最早产生于400多年前的明代嘉靖年间。
它本是天旱缺雨，老百姓抬神祭祀的一种活动。
后因抬神不便，有人便扮作王母娘娘、金童玉女。
历史上徐沟的第一根背铁棍叫做“凤凰拉车龙打伞”。
背铁棍是一种风格独特的群体舞，其特色被归纳为：无言戏剧，空中舞蹈，流动杂技。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徐沟背铁棍这一艺术奇葩注入了新的活力。
经过不断的挖掘、整理、创新与发展，这一艺术越来越美，知名度越来越高，辐射面也越来越大，上北京，下深圳，好不风光，并受到中央领导者接见，被国外友人誉为“东方一绝”。
古往今来伟人的故事
安徒 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著名作家，世界文学童话创始人。
他生于欧登塞城一个贫苦鞋匠，早年在慈善学校读过书，当过学徒工。
受父亲和民间口头文学影响，他自幼酷爱文学。
11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改嫁。
为追求艺术，他14岁时只身来到首都哥本哈根。
经过8年奋斗，终于在诗剧《阿尔芙索尔》的剧作中崭露才华。
因此，被皇家艺术剧院送进斯拉格尔塞文法学校和赫尔辛欧学校免费就读。
历时5年。
1828年，升入哥尔哈根大学。
毕业后始终无工作，主要靠稿费维持生活。
1838年获得作家奖金——国家每年拨给他200元非公职津贴。
安徒生终生未成家室，1875年8月4日病逝于朋友——商人麦尔乔家中。
一代伟人，小时候因无钱买书，竟然徒步走了二十多里的路，到亲戚朋友家去借书读。
白天出去放牛，晚上就在昏黄的豆油灯下苦读。
就是这种追求知识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使他有着宏大的理想和抱负，才使他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人民领袖。
著名作家高尔基从小就饱尝人间的辛酸，即使做活累得腰酸背痛，也不肯放弃一刻时间去看书，还常常在老板的皮鞭下偷学写作，终于成为著名的作家。
美国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家里买不起书，买不起做实验用的器材，他就到处收集瓶罐。
一次，他在火车上做实验，不小心引起了爆炸，车长甩了他一记耳光，他的一只耳朵就这样被打聋了。
生活上的困苦，身体上的缺陷，并没有使他灰心，他更加勤奋地学习，终于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陈平忍辱苦读书》 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
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
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
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
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
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
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
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 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
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 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
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
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
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
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
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
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
林则徐不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
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叶天士拜师谦学》 叶天士自恃医术高明，看不起同行薛雪。
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他束手无策，多亏薛雪不计前嫌，治好了他母亲的病。
从此，叶天士明白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
于是他寻访天下名医，虚心求教，终于成了真正的江南第一名医。
《李清照少女填词》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才思敏捷，一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
她个性爽直、自由、不羁一格，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她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的故事。
《杨禄禅陈家沟学艺》 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心受辱。
一个人离开了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
拳师陈长兴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禄禅也不例外。
不过，杨禄禅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陈长兴，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了杨式太极拳。
《王献之依缸习字》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
他自己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
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口成章，顺口吟出几句诗来。
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聪敏，而且还特别喜欢习字。
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朱元璋放牛读书》 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从小连私塾都没有念过，但是他聪颖过人，勤学好问，终于成为建立明朝的开国皇帝。
《柳公权戒骄成名》 柳公权从小就显示出在书法方面的过人天赋，他写的字远近闻名。
他也因此有些骄傲。
不过，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没有手的老人，竟然发现老人用脚写的字比用他手写的还好。
从此，他时时把“戒骄”记在心中，勤奋练字，虚心学习，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匡衡凿壁偷光》 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
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屈原洞中苦读》 这个故事讲述了，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
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王十朋苦学书法》 王十朋从小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可是书法却不如人意。
于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练好书法。
终于，宝印叔叔的指点下，他终于悟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名大书法家和文学家。
《王羲之吃墨》 被后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小的时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孩子，每天都带着自己心爱的小鹅悠悠逛逛。
王羲之每天刻苦练字，却被老师卫夫人称作是死字，王羲之很是苦恼，在小鹅的启发下，王羲之在书房写成了金光灿灿的“之”字，但却误将馒头沾墨汁吃到了嘴里，留下了王羲之吃墨的故事。
《范仲淹断齑划粥》 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
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都学舍学习。
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
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车胤囊萤照读》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从小家里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囊萤照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有趣的故事，你一定会明白。
《司马光警枕励志》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张三丰创太极》 张三丰，名全一，又名君实，号三丰，又号元元子，因不修边幅，又名张邋遢，辽东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南）人，明朝英宗时被封为“通微显化真人”。
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当时曾经广泛流传于民间，甚至把他看成了神仙。
我们大家都知道太极拳吧
太极拳最大的特点就是柔中带刚
你知道张三丰到底怎么创造的太极拳吗
本片要说的，正是这个故事。
《诸葛亮喂鸡》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三国时期徐州琅琊郡阳都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如果你看过《三国演义》，肯定不会忘记诸葛亮。
至今，诸葛亮的智慧一直被后人所传颂，许多人甚至把他当作了智慧的化身。
可是你知道吗，在诸葛亮的小时候，为了上学，发生过一些故事，好玩极了
《玄奘苦学佛法》 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纪念尹赞勋院士周年诞辰
李清照年表宋年号公元年龄记事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1岁清照生于济南（今山东章丘明水），父李格非，字文叔，「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宋史‧文苑传》有传，有《洛阳名园记》等著作传世。
母王氏，元丰宰相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善属文。
宋哲宗元佑四年10896岁格非官太学正，赁屋于汴京经衢之西，名其室曰「有竹」。
清照与其毋仍留原籍。
元符元年109815岁清照仍在湖山佳胜的明水原籍，是年春、秋两季有溪亭之游。
元符二年109916岁清照是年前后，与其母及胞弟迒由原籍赴汴京，其「学诗三十年」伊始。
结识文学上的忘年交晁补之。
此时清照有＜点绛唇＞（蹴罢秋千）、＜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
元符三年110017岁格非始除礼部员外郎。
清照有＜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又清照得识张耒（字文潜）并作＜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清照适赵明诚。
明诚字德甫，二十一岁，太学生，赵挺之季子。
有《金石录》传世。
是年，格非仍力礼部员外郎、挺之为吏部侍郎。
清照新婚燕尔，有＜减字木兰花＞词（买花担上）又有＜浣溪沙＞词（绣面芙蓉一笑开）亦写新婚之乐。
崇宁元年110219岁春，清照有＜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抒伤春情绪。
七月，格非被列为元佑党籍，九月，徽宗书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
「奸党」名额此时共约 120 人，格非名在余官第 26 人。
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清照上挺之诗云：「何况人间父子情
」，当为营救其父格非而作，人谓「识者哀之」。
崇宁二年110320岁春，清照有＜怨王孙＞（帝里春晚）四月，挺之除中书侍郎；明诚亦于是年「出仕宦」，其兄存诚除馆职。
秋，清照有＜一剪梅＞（红蕅香残玉簟秋）送明诚。
九月庚寅诏禁元佑党人子弟居京、王午诏：「宗室下得与元佑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
」据此，清照被遣离京，只得投奔上年回原籍的父母。
崇宁三年110421岁六月，复位党籍，将元佑、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共 309 人。
戍午，刻石文德殿门之东壁，格非名仍在余官第 26 人。
挺之属新党，是岁九月乙亥，自右光禄大夫、中书侍郎除门下侍郎，故清照作＜玉楼春＞(红酥肯放琼瑶碎)。
崇宁四年110522岁二月，挺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清照再次上诗救父，其云：「炙手可热心可寒」。
六月戊子，挺之为避蔡京嫉，引疾乞罢右仆射。
十月乙丑，明诚授鸿胪少卿，其长兄存诚为卫尉卿、次兄恩诚为秘书少监。
崇宁五年110623岁正月，大赦天下，毁《元佑党人碑》，除党人一切之禁，并令吏部李格非与监庙差遣。
二月丙寅，蔡京罢左仆射，赵挺之为特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时清照由原籍返汴京，作＜庆清朝＞(禁幄低张)；七夕，有＜行香子＞（草际鸣蛩）词。
大观元年110724岁正月甲午，复以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三月丁酉，挺之罢右仆射，授特进、观文殿大学士、佑神观使。
后五日癸丑，卒于汴京，年六十八，赠司徒，谥清宪。
卒后三日，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
无事实，七月，挺之被追夺赠官，是年秋明诚、清照屏居青州。
回乡后，清照有＜南歌子＞（天上星河转）词，九月有＜多丽＞词咏白菊。
大观二年110825岁春正月壬子朔，徽宗受八宝于大庆殿，大赦天下，自此以后，党禁稍弛，格非亦在被赦之列，自象郡放还，后家居齐州。
清照有＜如梦令＞记游溪亭，又有＜青玉案＞（一年春事都来几）写屏居之乐。
八月秋分，明诚、清照为隐居金乡的晁补之贺寿，清照遂作＜新荷叶＞词（薄露初零）。
重阳，明诚与妹婿李擢游仰天山，清照有＜忆秦娥＞（临高阁）、＜醉花阴＞（薄雾浓雰筹永昼）思之。
大观三年110926岁端午，明诚与兄导甫、妹婿李擢等重游仰天山。
九月十三日，明诚游长清县灵岩寺，清照有＜凤凰台上忆吹箫＞词（香冷金猊）抒发相思之情。
大观四年111027岁清照居青州。
大观间，有＜浣溪沙＞（小院闲窗春色深）词。
政和元年111128岁五月，郭氏奏请除挺之指挥。
九月，清照、明诚题名于云巢石。
政和二年111229岁明诚夫妇仍屏居青州。
存诚于是年以秘书少监言事，思诚亦起复。
政和三年111330岁是岁，清照有分得知字诗（学语三十年），又有《词论》。
政和四年111431岁新秋，明诚为易安题照（上书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题赞曰：「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
政和甲午新秋，古东武，明诚乡里也。
」此「照」存有所衣非宋人服装等若干破绽，已考定其为赝品。
政和五年111532岁明诚得《汉司空残碑》、得刘跂所遗《汉张平子残碑》、得《汉祝长严欣碑》。
明诚在青州屡获金石刻辞，于归来堂起大橱藏之，与清照相对赏玩。
是岁，明诚常外出访古，清照有＜浣溪沙＞词（髻子伤春懒更梳）以抒闺情。
政和六年111633岁春三月四日，明诚三游长清灵岩寺。
清照有＜点绛唇＞（寂寞深闺）、＜念奴娇＞（萧条庭院）、＜木兰花令＞（沉水香消人悄悄）三词，忆念在长清等地访古之明诚。
政和七年111734岁夫妇仍屏居青州。
秋九月十日，明诚编《金石录》始成，并自序之，河间刘跂为《金石录》前三十卷作序，题为《金石录‧后序》。
宣和三年112138岁春，清照有＜蝶恋花＞词（暖雨和风初破冻）抒离情，盖此时明诚与兄弟朋友辈出游，故清照思之。
四月廿五、廿六日，明诚等游仰天山。
后明诚起知莱州，秋，清照赴莱州，途经昌乐，有＜蝶恋花＞昌乐馆寄姊妹一词。
八月十日，清照到莱州，有＜感怀诗＞（寒窗败几无书史）。
宣和四年112239岁清照夫妇在莱州。
明诚得《后魏正羲上碑》又得郑道昭《登云峰山》与《北齐云峰山题记》诸石刻。
清照有＜晓梦诗＞（晓梦随疏钟）。
宣和五年112340岁清照夫妇在莱州。
人日，清照从兄李迥为李格非＜廉先生序＞作跋。
于静治堂夫妇共同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
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
」守莱期间，明诚尝与僚属登今山东莱州城南偏东约五公里的文峰山，且徘徊北魏郑羲碑下久之，得其下碑；又遣往天柱山之阳访求上碑，在胶水县（今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
宣和六年112441岁明诚移知淄州，清照随往。
宣和七年112542岁清照夫妇在淄州。
十二月二日，明诚以职事修举，除直秘阁。
钦宗靖康元年112643岁明诚守淄州，因其提兵帅属，斩获逋卒为多，被朝廷「录功」，且转一官。
明诚在淄川邢氏之村，得白乐天所书《楞严经》，「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
」近人疑此《楞严经》非真迹。
十二月，金军破东京，史称「靖康之变」。
翌年四月，俘徽宗、钦宗和宗室、后妃等数千人，并辅臣、乐工、工匠等及大量财物北去，汴京为之一空，北宋亡。
钦宗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112744岁三月，明诚独自往金陵奔母丧。
四月，北宋亡。
五月，高宗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之正厅，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四、五月间，清照由淄州返青州，整理金石文物准备南运。
七月，明诚起复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八月至任。
十二月，明诚家存书册什物十余屋，焚于青州兵变，清照离青州难渡，载书十五车。
建炎二年112845岁春，清照携《赵氏神妙帖》等文物赴江宁，途经镇江遇盗掠勿失，为明诚和岳珂所称道。
江宁旅邸后庭梅花盛开，清照有＜殢人娇＞词（玉瘦香浓）咏之。
三月上巳召亲族，清照有＜蝶恋花＞上巳召亲族词，又有＜小重山＞词（春道长门春草青），以抒时局动荡，无心赏春之情。
夏，清照有＜添字丑奴儿＞词咏芭蕉（窗前谁种芭蕉树），写初到江南，不习惯于梅雨敲打芭蕉之声也。
九月，明诚起知建康府。
秋，清照有＜清玉案＞词（征鞍不见邯郸路）盖写与弟迒相逢又别之感慨。
秋末，有＜鹧鸪天＞词（寒日萧萧上锁窗）以抒思乡情怀。
十二月辛未，金人犯青州，明诚、清照所留青州文物尽毁。
寒雪日，清照每登健康城寻诗。
清照此时亦有诗刺南渡君臣。
建炎三年112946岁正月初七，清照有＜菩萨蛮＞词（归雁声断残云碧）二月，有＜临江仙＞二首（庭院深深深几许）；此月，明诚罢知建康府。
三月，夫妇备办舟船上芜湖，入姑孰，将择居赣水上。
夏，舟经乌江县，清照赴诗吊项羽以刺现实。
五月，至池阳，明诚被旨知湖州。
安家于池阳，清照留此，明诚独赴召。
清照乘船相送，直送到六月十三日，明诚改走陆路的那一大。
是日，明诚坐岸上，向舟中的清照告别，并叮嘱她，在紧急时，自负抱宗庙礼乐之器，「与身俱存亡」。
说罢，驰马冒大暑，往建康朝见高宗，途中感疾。
七月末，清照得到明诚卧病的消息，遂解舟，一日夜行三百里，赶赴建康探视。
八月，明诚病危时，阳翟张飞卿携玉壶（实珉），视明诚，便携去。
八月十八日，明诚卒于建康，年四十九。
旋葬之，清赵为文以祭。
葬毕，清照大病，仅存喘息。
事势日迫，遣人将行李送往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的明诚妹婿处。
病起，清照作＜山花子＞（病起萧萧两鬓华）词。
十一月丁卯，清照两舅降金；戊午，金人破洪州，清照寄洪之文物尽委弃。
夫死，清照往依其弟李迒。
时传赵世有颁金之语，清照惶怖，尽将铜器赴外廷投尽，一路追随帝踪。
清照离健康南下，途中作＜浪淘沙＞词（帘外五更风）怀念明诚。
冬，又作＜孤雁儿＞词（藤床纸帐朝眠起）再抒悼明诚之情。
黄大兴《梅苑》编成，收清照词六首（收＜孤雁儿＞、＜满庭芳＞、＜玉楼春＞、＜渔家傲＞、＜清平乐＞、＜殢人娇＞）建炎四年113047岁春，清照追随高宗辗转浙东。
在明州，尝散失书画。
入海，，或有经三山（福州）往泉州之想，有＜渔家傲＞词（天接云涛连晓雾）志其事。
夏四月癸未，帝驻越州。
七月丁卯，刘豫受金册为「齐帝」，清照赋《咏史》诗讽之。
十一月壬子，朝廷放散百官，清照至衢州。
绍兴元年113148岁三月，复赴越州，择居钟氏宅，卧榻之下五簏文物被穴壁盗去，钟氏遂出十八轴求赏。
可见钟复皓为梁上君子。
后世张居正为此事殊不平，尝辞退会稽籍钟姓部吏。
绍兴二年113249岁春天赴临安，三月作「露花倒影」联，嘲新进士张九成。
清照有＜偶成＞诗悼念明诚，又有＜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怀念故乡。
清照患重病，是时张汝舟巧言惑其弱弟以骗婚。
张实觊觎清照手中残存之文物，不得，即对她日加殴击。
秋，清照与张离异，并「讼其妄增举数入官」，张遂编管柳州。
依宋刑律，告发亲人者应「徒二年」，清照仅系狱九日，因得明诚远亲、建炎时曾与高宗共患难的綦崈礼搭救的缘故，清照以《投年翰綦公崈礼启》谢之。
绍兴三年113350岁春暮，清照有＜好事近＞词（风定落花深）以抒伤春之情。
尚书礼部侍郎韩肖胄使金，试工部尚书胡松年为副使。
临行入辞，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
然和议乃权时宜以济艰难，他日国步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别图。
今臣等已行，愿毋先渝约。
或半年不复命，必别有谋，宜速进兵，不可顺臣等在彼间而缓之也。
」肖胄母文氏，闻肖胄当行，为言：「韩氏世为社稷臣，汝当受命即行，勿以老母力念。
」言行慷慨，清照缘此事而作《上枢密韩公部尚书胡公》古、律各一首，古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可见清照气概
绍兴四年113451岁八月，清照在杭州作《金石录‧后序》九月，金、齐合兵分道犯杭州等地。
十月，清照逃往金华避难，择居陈氏宅。
是时思诚知台州。
十一月二十四日，作《打马图经》并为之作序；又作《打马赋》与《打马图经命辞》。
十二月庚子，金人退师。
绍兴五年113552岁春及初夏，仍居金华，并于此地作《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词和《题八咏楼》（千古风流八咏楼）诗。
五月三日，诏令婺州取索故直龙图阁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
这当是一种带有违禁性质的大事，清照不久离开婺州府治金华当与此事有关。
绍兴七年113754岁春，清照有＜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词。
绍兴九年113956岁元宵，清照有＜永遇乐＞（落日镕金）；暮春，有＜怨王孙春景＞（梦断漏悄）词。
绍兴十年114057岁八月，清照有＜山花子＞词咏丹桂（柔破黄金万点明）。
绍兴十三年114360岁清照撰＜皇帝合春帖子＞，又撰＜贵妃合春帖子＞。
夏四月，撰＜端午帖子词＞。
《金石录》于是年前后表进于朝。
绍兴十六年114663岁春，曾慥《乐府雅词》成，其下卷收清照词二十二首（＜南歌子＞、＜转调满庭芳＞、＜渔家傲＞、＜如梦令＞两首、＜多丽＞、＜菩萨蛮＞两首、＜浣溪沙＞两首、＜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鹧鸪天＞、＜小重山＞、＜怨王孙＞、＜临江仙＞、＜醉花阴＞、＜好事近＞、＜诉衷情＞、＜行香子＞）。
绍兴十七年114764岁清照有＜声声慢＞（寻寻觅觅）词，写国破家亡晚年孀居之惨戚。
绍兴十八年114865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成，其卷六十《丽人杂记》条苕溪渔隐曰：「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
又九日同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
』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
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
』传者无不笑之。
」绍兴十九年114966岁王灼的《碧鸡漫志》撰成于成都，其卷二谓易安「再嫁某氏，讼而离之。
」绍兴二十年115067岁清照访米友仁，为米元章二帖求跋。
绍兴二十五年115572岁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十五＜夫人孙氏墓志铭＞云易安晚年欲以其学传孙氏，孙氏曰：「才藻非女子事也。
」绍兴二十六年115673岁清照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