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短评怎么写
文学短评的写作 一、文学短评的定义：文学短文属于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是指对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作品、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文章。
高中学生写文学评论，一般只要求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写300字左右的文学短评。
这种文学短评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它也必须是一篇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语言流畅、短小精悍的文章。
文学短评也有人称它为鉴赏短文。
文学短评“麻雀虽小”，但应“五脏俱全”。
写作时要以文艺理论为指导，以作品材料为依据，紧扣作品，有的放矢，评析原文的主要内容或主要特色。
二、写作角度与内容： 1.赏析作品的主题思想及其表现。
这类题目主要是评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分析作品运用了哪些主要的表现手法（如想像、联想、象征、渲染、烘托、对比、先抑后扬、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表现一个怎样的主题思想，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指出作品有何积极意义或局限性。
赏析主题常用的术语有：中心突出、主题深刻、言近旨远、言简意丰、意在言外、含蓄蕴藉、深化主题等。
2.分析作品的形象。
文学作品的形象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能激发人们感情的生活图案，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
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揭示人物的典型意义，二是简要分析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征。
3.赏析作品的艺术手法。
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表达方式，如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说明；（2）表现手法，如想像、联想、象征、渲染、烘托、对比、以小见大、先抑后扬、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3）叙述方式，如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4）描写方式，如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环境描写等；（5）描写技法，如以动衬静、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点面结合、明暗结合、声色结合、粗笔勾勒、白描工笔等；（6）抒情方式，如直接抒情（直抒胸臆）、间接抒情（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7）意境的创设、修辞的运用等。
赏析作品的艺术手法，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4.谈谈作品的构思技巧。
作品的构思技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写作思路，如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一个方面到几个方面等；（2）文章线索，如以某个中心事件为线索，以人物、感情、时间、空间为线索等；（3）层次结构，如总—分—总、总—分、分—总、分—分。
例文：“巨人”的述说 ——简析《贝多芬：一个巨人》的语言描写 《贝多芬：一个巨人》通过肖像描写、侧面描写等刻画了一个巨人的形象，尤其是语言描写起到了很大作用，是精彩的一笔。
语言简洁，孤独形象突出。
“什么
又是怎么
”“倒楣，今天
哦，今天我碰到的那些孩子，对我嘲笑……”“谁
那是谁
”简短的一连串的发问，贝多芬见到客人，表现出不耐烦，厌恶会见客人，孤独厌世的形象凸现。
真心言语，坚韧意志展现。
“我是个聋子
”“你们知道我听不见的，”“一个音乐家最大的悲剧是丧失了听觉。
”从贝多芬发自内心的话，可以看出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陷，顽强地生活。
这通过自己的话表现了他坚韧的性格。
语言美在蕴含了精神美。
“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的毛。
”“拼命巴望挣扎出来
”“听我心里的音乐
”运用了比喻呼告来显现了贝多芬内心的细微变化，生理有缺陷但创造了美好人生。
全篇通过贝多芬个人的述说，塑造了孤独、顽强、热爱音乐的巨人。
点评：文章以一句高度概括性的话“尤其是语言描写起到了很大作用，是精彩的一笔”作为开头，亮出自己的观点，然后用三个小段分别从“语言简洁，孤独形象突出”、“真心言语，坚韧意志的展现”、“语言美在蕴含了精神美”三个方面分析巨人的语言，并引用原文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有叙述，有分析，有评价，符合文学评论的文体要求。
当然文章个别地方评价欠准确，如“贝多芬见到客人，表现出不耐烦，厌恶会见客人，孤独厌世的形象凸现”中的“孤独厌世”就有失偏颇。
示例二： “巨人”的述说 ——析《贝多芬：一个巨人》的语言描写 何为的《贝多芬：一个巨人》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写成功的塑造了伟大音乐家贝多芬的人物性格特征，让一个栩栩如生立体的人物性格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文正是通过贝多芬的语言来塑造他甘心孤独，以“永恒”为伴，一生不懈地谱写音乐和对世人不能了解的坦然的形象。
他把客人的来访称为“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的毛”，看似诙谐幽默，实则蕴含着对不被世人了解的感伤，感情深沉而悲凉。
“我有时不免叹息，我真软弱……”，可想而知，贝多芬对自己丧失了听觉时的无助，让其更人性化的一面感动着我们，伟大的人也有其平凡无助的时候，感情真挚动人，“听我心里的音乐
你不知道我心里的感觉
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里希望写出的音乐
”贝多芬对世人的向往，希望他们能了解他真实的好灵魂，这样发自内心的呼唤无不使人动容。
总之，本文的语言描写鲜明、亮丽，深化了人物形象，点明了主旨。
有没有鲁迅《准风月谈》的读后感或者赏析什么的
谢谢了
关于鲁迅最后十年的写作生活，他的儿子海婴有这样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
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
……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
有时眯起眼睛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地，尽量不打扰他。
……”也有类似的回忆：鲁迅于看书读报中有所感，又经反复酝酿，就在客人散尽之后，深夜提笔成文，遇有重要的长文，往往通宵达旦。
她还提供这样一个细节：鲁迅看报看得很快，“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但过了几天忽然要找某一材料，要向旧报翻，如翻不到，必能提示约在某天某一个角头处找，这才找到，足见早已留心。
鲁迅自己也说，他是因报刊所载“时事的刺戟”，有了“个人的感触”，才写成短评，发表在报刊上，以便“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算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而每年年终，鲁迅也必定用剪刀、浆糊，将报刊上自己的，以及相关的文章，一起剪贴成书，“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免“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
鲁迅因此颇为自得地说自己的杂文，“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却）有着时代的眉目”， 而且，“‘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从亲人的回忆与鲁迅的自述里，都可以看出，报刊对于最后十年的鲁迅的特殊重要意义。
他正是通过报刊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他通过报刊最迅速地接纳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并迅速作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用杂文的形式作出自己的反应，借助于传媒的影响而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
报刊写作，不仅使鲁迅最终找到了最适合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鲁迅的杂文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成为他的生命存在方式。
我们在前一讲里，曾经说到，鲁迅在最后十年，特别关注于以上海为代表的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都市文明。
那么，他是怎样通过报刊的媒介，作出他的观察，审视，反应，并且演化为他的文体——杂文的呢
在他的这些杂文里，呈现了怎样一种“社会相”与“人的灵魂”，描绘出怎样的“时代眉目”
这都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一） 我们还是先来读他的杂文。
里有一组杂文，都是由报纸上的某条而引发联想，并概括出上海摊上的人的某种生存状态。
。
这是“两三月前”的一条：一个卖报的孩子，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被碾死了。
——这在中国都市街头是极常见的，类似的新闻至今也还时有所闻。
人们司空见惯，谁也不去细想。
但鲁迅却念念不忘，想了几个月，而且想得很深，很广。
被推倒碾死的是一个孩子，而且是穷苦的卖报的孩子，这是鲁迅最不能忍受的。
因此，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
——他的考察结论是：穿的是长衫，“总该是属于上等（人）”。
于是，鲁迅由此而联想起上海路上经常遇到的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这是洋大人”；“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
——这一段联想，极具形象性，无论是“踏”与“推”的动作的描摹，还是骄横神态的刻画，都十分传神，充分显示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记忆与描写能力。
但已有了某一程度的概括，由具体的个别人变成了某一类人（“洋大人”、“上等华人”），而且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由上等华人又产生了“推”的联想，或者说幻觉：“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
——这似乎是一连串的蒙太奇动作，极富画面感。
“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这是典型的鲁迅的“吃人”幻觉，是小说家的笔法：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生动的细节（“舔厚嘴唇”）。
然后又联想起更可怕的场面：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被踏死，“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这又是典型的鲁迅的“看客”恐惧，“又有……又是……”，语气十分沉重。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
’”——这是鲁迅的“看戏”主题的再现：轻佻的语气与前文的沉重形成强烈对比。
行文至此，就自然产生一个飞跃——“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还要廓大开去。
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
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
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 鲁迅以其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赋予“推”的现象以某种隐喻性，揭示了上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下等华人”，尤其是“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被任意“推倒”践“踏”；而“高等华人”却在以“保全文化”的名义下大加“颂祝”。
鲁迅说，他每读报刊上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妙文，总不免“拉扯牵连”，胡乱想开去，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
此篇即是如此，通篇以报纸报导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思考的出发点，引发联想，由个别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提升、概括出一种社会典型现象或社会类型。
但又与作为出发点的生活现象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有概括、提升，当然有所超越（“若离”），但仍保留现象形态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以及情感性特征（“若即”），这里正是体现了小说家与思想家的统一，诗与哲学的统一：这正是鲁迅的杂文思维的特点。
之后，鲁迅又连续写了、、、诸篇，以类似的联想方式，论及了“第三种人”的“推”，中国人被外国巡捕“踢”引起的民族逃路问题， 在“自由竞争”美名掩盖下的“爬”和“撞”， 以及现代的“婴儿杀戮”， 都是开口小而挖掘深，所揭示的问题都有极大的概括力，至今仍不失其震撼力。
这都是几乎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城市街头的，甚至成了生活常态，但一经鲁迅的思想烛照，就露出了惊心动魄的“那一面”。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
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皇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
这摘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就这样一个1930年代上海的新俗语“抄靶子”，引起了鲁迅的许多联想。
他想起，中国传统中凡有“凌辱诛戮”，必先将被诛戮者宣布为“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这样改换一下名目，杀戮就成了维护“人道”之义举。
而现在，“洋大人的下属”“赐”中国人以“靶子”的新“谥”，其民族歧视与凌辱也就符合“人道”了。
而“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于是，鲁迅联想起“前年九月”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幻景：“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又排开了吃人筵席，这回被吃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由民族的外部危机，鲁迅又联想起在民族内部也即“我们这些“靶子””们“互相推举起来”又是怎样称呼的：鲁迅说，上海滩上“相骂”时彼此的“赐谥”是：“曲辫子”（即乡愚），“阿木林”（即傻子），还有“寿头码子”，就“已经是‘猪’的隐语”；“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道：猪猡
”——依然是不把别人当作人
这里还表现了鲁迅对街头流行的民间方言、土语的敏感：他看到了背后的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以至社会关系。
这里还有一篇妙文：。
这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电车上的卖票人经常“付钱而不给票”，这种行为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叫作“揩油”。
且看鲁迅的观察与描写：“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然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
——如此传神的外形刻画与心理揭示，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小说家笔法。
人们经常为鲁迅后来不写或少写小说而感到遗憾，鲁迅杂文中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小说的“片断”，辑录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而鲁迅并不停留在外部的观察与描写上，他要追索这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又显示了思想家的特色。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揩油，是说明这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而鲁迅的剖析则极为透彻：“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
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
——“微乎其微”，正是我们在第十二讲讨论过的“仅因目前的极小的自利”的奴才的破坏；而“光明正大”，则是因为“揩的是洋商的油”，且打着“损富济贫”的旗帜，因此，明知是揩油，也是不可索取的，“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
但还有另一面：“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忠仆”才是奴才的本质，无论怎样“揩”洋主子的“油”，也不会改变其“忠”于洋主子的本性：在现代中国都市的新的等级结构里，奴才是始终忠于他充当洋主子的警犬的职责的。
于是，鲁迅谈到了上海滩上的“巡捕，门丁，西崽之类”，这是中国都市文明中的新类型：一面似乎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另一面“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在第十三讲里说到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
而且鲁迅预言，这样的西崽式的“揩油”将在中国“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帝国主义的复仇”。
而且还有更严厉的判断：“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摸子”——“高等华人”也是“西崽”。
“揩油”这一话题开掘到这里，已经相当深入。
但鲁迅却又把文章拉回到作为讨论引发点的“卖票人”那里，而且作了这样一番必要的补充：“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
倘被查票的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这就是所谓“盗也有道”，是自有一个底线的；如果连这样的道德底线也轻易越过了，那将是怎样一个状况，鲁迅没有明说，但也许这一暗示更加惊心动魄。
鲁迅这里提到了“吃白相饭”朋友；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就叫：《“吃白相饭”》。
这也是从讨论上海的方言入手的：“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然后，鲁迅开始追问：“游荡可以为生，这是很奇怪的”；而且“在上海（还）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这也很“奇怪”。
那么，这样的“吃白相饭”“职业”，其特点，或者说“功绩”是什么呢
鲁迅归纳为“三段”：一“欺骗”二“威压”二“溜走”——十足的流氓而已。
问题是，“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怪”。
问题还在于：“‘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这样一种反向的思考正是鲁迅的特点，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
这本身又是一种“奇怪”：如此“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这样从“吃白相饭”本身及人们见怪不怪的态度这两方面反复质疑，就将“吃白相饭”的流氓与上海滩的内在联系揭示得十分深刻：它是附着于上海都市文明社会的一个毒瘤，而且是不可或缺，永远摆脱不掉的。
所以鲁迅说：“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
文章的结尾却出人意料：“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还有“做而不说”或“做而不承认”或打着相反旗号，自称“正人君子”的“吃白相饭”者。
和这些遮遮掩掩、瞒和骗的流氓相比，“直直落落的”“吃白相饭”朋友，还是“可敬”的。
对后者鲁迅还愿意写文章来谈论他们，前者就根本不屑于谈及。
鲁迅有言：“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的人”，杂文大概也是如此；“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果子壳，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跟随鲁迅在上海街头已经闲逛很久了，但还有“一景”是不可不看的，即“变戏法”。
鲁迅说他是“常常看”的，而且“爱看”，而且爱想，爱写，单是杂文就写了两篇，对照起来读，看同一现象怎样引发出鲁迅的多种联想，是很有意思的。
一篇就叫《看变戏法》，鲁迅关注的是走江湖的变戏法者，“为了敛钱，一定要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但“训练”的方法与内容不一样，对黑熊，是“打”和“饿”，逼它表演，不惜虐待至死；对小孩，却训练他如何假装痛苦，和大人“串通”一气骗观众的钱。
鲁迅说：“每当散场，我一面走，一面想：两种生财家伙，一种是要虐待至死的，再寻幼小的来；一种是大了以后，另寻一个小孩子和一只小熊，仍旧来变照样的戏法”。
在鲁迅看来，“事情真是简单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无味”；但掩不住的是背后的沉重：“虐待至死”固然是残酷的，而将这样的“戏法”一代代地传下去，却是更为可怕的——而鲁迅的隐忧自然不只是限于街头的“变戏法”，但他没有明说，要我们读者去想。
结尾一句：“此外叫我看什么呢，诸君
”更是逼我们深长思之。
另一篇更几乎全是白描：猴子如何“戴上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狗熊”怎样“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又如何“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又怎样“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最后还是“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
Huazaa
” 变戏法的又“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地说”。
“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
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爬起来，一同走掉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
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
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
——写到这里，都是小说家的街头速写；到结尾处才显出杂文笔法：“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读者回过头来看题目：《现代史》，这才恍然大悟：作者写的是一篇现代寓言，再重读前面的种种描写，就读出了背后的种种隐喻，并联想其现代史上的种种事情来。
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荒谬联想”：骗人的“变戏法”与庄严的“现代史”，一边是最被人瞧不上的游戏场所，一边是神圣的历史殿堂，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却被鲁迅妙笔牵连，拉在一起，成了一篇奇文。
初初一读，觉得荒唐，仔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其观察的深刻：鲁迅在外在的“形”的大不同中发现了内在的“神似”，这里确实有鲁迅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体认。
我们终于可以跟随鲁迅进入著名的“夜上海”：这是《准风月谈》的首篇《夜颂》，一篇《野草》式的散文，融入了鲁迅所独有的上海都市体验。
首先提出的是“爱夜的人”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鲁迅的自我命名。
这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并习惯于夜间写作，更因为他正是与“夜”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孤独者”，“有闲者”——不是早就有人把他打入“有闲阶级”吗
“不能战斗者”——“战士”的美名已被某些人垄断，鲁迅哪里感言“战斗”
“怕光明者”——鲁迅早已拒绝了被许多人说得天花乱坠的“光明”。
于是，他爱夜。
因为只有在“夜”这个“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大衣”的“普覆”下，才感到“温暖，安心”。
因为只有在“夜”里才“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鲁迅早在《影的告别》里就说过，他“愿意只是黑暗”，“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了。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鲁迅是属于夜的，夜的黑暗也只属于他，“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鲁迅感到分外的自由，自在与自适。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于是，他看见——“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荫里，突变了他的眼色。
“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面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于是，鲁迅拥有了一个真实的上海，真实的中国，一个“夜气”笼罩的鬼气森森的世界，这正是那些“学识不凡的头脑”所要竭力掩饰的。
鲁迅说，“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出现了，这是夜间写作的鲁迅经常可以看见的。
且看鲁迅的观察：“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着她是初学的时髦”，这是初出茅庐的上海妓女，但这“初学的时髦”又未尝不可看作是上海自身的象征。
此时她正躲在“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掩饰下，“吐一口气”，感受片刻“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鲁迅说，“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这夜是属于他（她）们——孤独者与受凌辱者的。
但夜终会有“尽”，白天于是到来，人们又开始遮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从此就是热闹，喧嚣”。
但鲁迅却看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在“白天”的“热闹，喧嚣”中，看见“惊人的真的大黑暗”，这是鲁迅的大发现，是鲁迅才有的都市体验：人们早已被上海滩的五光十色弄得目眩神迷，有谁会注意到繁华背后的罪恶，有谁能够听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的冤魂的呻吟
而且鲁迅还发现了所谓“现代都市文明”的实质：“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这发现也许是更加“惊人”的。
“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
——我猜想，鲁迅于深夜写下这一句时，也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的。
求《雷雨》的文学评论
《雷雨》是曹禺先生1933年创作的优秀话剧剧本，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
曹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
青少年时代就目睹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经过几年酝酿、构思，1933年在清华大学四年级时，完成了他的处女作《雷雨》。
作者在谈到写作意图时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
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我才拿起笔。
《雷雨》是我的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
”（《曹禺选集·后记》）又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雷雨》序） 《雷雨》虽然作为一部好作品，但其问世却有点曲折，显得寂寞。
他写完这作品时才二十岁多点，就给了一个在《文学季刊》任主编之一的朋友靳以，之后靳以也给了另一个主编郑振铎看，但郑振铎一下子不能判断作品的优劣，就说它“写得有点乱”， 靳以怕别人说他是朋友徇私，不好意思再拿出来发表。
后来不久，靳以拿给了巴金看，顿然觉得不错，推荐给了一个主编，让其发表出来。
这样《雷雨》才发表在1934年出版的《文学季刊》上。
发表以后，这个作品也没有社会上的反响。
很奇怪，与曹禺的其他剧本发表情况正好相反，而其另外一部作品《日出》却遭到轰轰烈烈的欢迎和讨论，《雷雨》刚刚问世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寂寞。
曹禺(1910—1996)现代著名戏剧家。
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出生在天津。
出身封建官僚家庭。
1924年入南开中学读书，广泛阅读“五四”以来优秀文学作品和外国戏剧名著，参加了戏剧团体“南开新剧团”。
演出过易卜生、莫里哀、丁西林等作家的作品，为他从事戏剧创作打下了基础。
1928年入南开大学，后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3年写成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次年在《文学季刊》发表，以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引起剧坛震动，成为暴露封建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罪恶的优秀现实主义悲剧。
《雷雨》以本世纪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为背景。
通过一个反动的封建资本家周朴园家庭内部的种种纠葛和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揭露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资本家腐朽、伪善、凶残的阶级本性，鞭挞了黑暗的社会。
每一部成功的作品，少不了杰出的表达手法，具有令人欣赏，叹为观止的特色
首先，对话个性化是这个剧本的突出特点。
《雷雨》中，人物的语言不仅符合人物的身分，而且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作者在用词和语气的处理上，也都相应有所变化。
总体看来，周朴园说话盛气凌人，侍萍说话抑郁平缓，鲁大海说话直截了当。
人物语言还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活动相适应。
比如周朴园与鲁侍萍的对话，周朴园由未认出侍萍打听30年前梅小姐的情况，到认出侍萍始而惊愕，继而威吓，进而以钱封口， “痛痛快快地，你要多少钱吧”“一切路费、用费都归我负担”，不仅表现出资本家的本性，也把他急于赶走侍萍，使自己的罪恶不致败露的心理状态刻画得活灵活现。
用词和语气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充分显示出当侍萍已死去不再威胁他的地位、声誉时，他可以不忘掉她，一旦侍萍站在面前，他的资本家的本来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对当年侍萍的怀念都服从于作为资本家的他的利益了。
侍萍悲愤地说: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充分表现了她的悲愤和仇恨及发自内心对周朴园的轻蔑和愤恨，也表现了侍萍的刚毅与倔强。
然后，紧凑集中的戏剧结构是又一特色。
剧本的演出，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要求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尽可能集中。
如何使复杂的人物关系，激烈的矛盾冲突得到集中呈现呢，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回顾”和“穿插”的表现手法，把现在和过去交织起来，推动剧情的发展。
戏里有戏，显隐交织。
很多人物之间都有双重关系——周朴园与鲁侍萍既同居又是主仆关系，周朴园与鲁大海既是父子又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周萍与鲁大海既是兄弟又是资本家少爷与工人的关系，周萍与四凤既是兄妹又是恋人、又是少爷与女仆的关系等等。
复杂的关系使剧情紧凑，巧妙的安排使得故事在时间、地点高度集中，剧中矛盾冲突集中、紧张。
使得剧情显得紧凑丰富又显得扑溯迷离，起伏跌宕，吸引读者，扣人心弦。
《雷雨》里有一场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周朴园跟梅侍萍（鲁妈）30年以后的见面，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
三十年后，梅侍萍偶然来到周家，首先认出周朴园，满以为对方也会一眼认出自己的，心里非常紧张，见他反应漠然，她不由得感叹了
大家发现了吗
这时候的鲁妈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她说：“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这句话不仅将侍萍内心五味杂陈的万千心事融入其中，而且从侧面告诉读者，当年那个青春貌美的侍萍已一去不复返了。
这句话很精妙，很巧妙的反映出二者的不同处地，作为不同的身份，也能体现他们人生经历的很不同
一个妇女过了30年，经历了不少人事沧桑，做了几十年老妈子，现在已是老太婆了，但是在她以前的情人面前， 她心疼的是我已经那么苍老了，变得那么难看了，“我已经老得连你也认不出来”，连你是我那么亲的人也认不出了。
“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由此可以看出30年前的侍萍一定漂亮极了，吸引了周家大少爷的。
这句话很绝，给予了很多想象，这也就是曹禺的过人之处，绝啊
令人感到颇有意味的是，周朴园与梅侍萍之间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爱情
周朴园究竟有没有爱过梅侍萍
存不存在男女的真挚的爱情
这问题同时包含剧中的其他人，那就得交给读者你自己去探讨。
无论是从故事层面、戏剧效果，还是从更深的人生哲理意蕴，不管从那种角度而言，《雷雨》都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精彩之作。
几十年来，《雷雨》被一代又一代人阅读，被一批又一批演员排演，时光的淘洗不曾减褪它的华彩，它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因此得到了不少名人的重视和评价。
俄罗斯一个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分析托尔斯泰的作品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心灵的辩证法”，你明明看到他的性格是这一面，可是他慢慢会发展到它的反面，你看《复活》也好，《安娜·卡列尼娜》也好，这些人物都是这样，他一开始出来是朝正面的，可最后走到反面。
曹禺也是这样，曹禺每个人物的心灵历程，其实都是心灵辩证法的一个展示过程。
这我觉得是艺术大师所必备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认为像《雷雨》这样的作品，它是一部世界名著，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陈思和 《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
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对白的运用，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现出十分苦心的痕迹。
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学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
以我们学医学的人看来，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
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
他的这篇作品受到同时代人的相当地欢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
——郭沫若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多幕长剧，写成于１９３３年，最初在１９３４年的《文学季刊》上发表。
剧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里，集中描写了周、鲁两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前后３０年的复杂纠葛和由此形成的大悲剧，深刻地暴露了老中国上流社会的历史罪恶。
《雷雨》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话剧在创作上的迈向成熟。
——北大教授 唐沅 《雷雨》大胆地吸取了外国优秀剧作的丰富经验，成功地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性强、暴发力大的剧作。
结构严密紧凑，完整集中。
人物少，时间短，场景集中。
剧情发展入情入理，既合乎生活逻辑，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最后高潮出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文艺理论家 冉忆桥 《雷雨》是一个剧名，但其不止交代了整个故事的背景、情节都和雷雨有关，高潮和结局又发生在雷雨之夜；而且又指出剧中人物如同雷雨般的性格，象征渴求自由，希望冲破封建罗网的迫切心情。
在结束第三幕结束之处，以象征的手法告诉人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闷的空气里，一场大雷雨即将到来。
预示着中国将会有一场大的变动的中国社会的现实。
一个成功的剧本，就必然会有集中、尖锐的矛盾冲突。
因为戏剧要在有限的空间、时间里，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所以必须高度集中，突出主要事件和主要人物。
戏剧冲突发展变化的过程构成了剧本的情节结构。
冲突是矛盾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表现阶级之间和阶级思想的矛盾冲突，有些冲突也表现为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的矛盾冲突。
戏剧冲突应比生活矛盾更强烈，更典型，更集中，更富于戏剧性。
《雷雨》的表现上充分体现了戏剧冲突的重要性，突出了主题，顺利的表达了需要。
《雷雨》无论是对于我们当前的戏剧创作还是戏剧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启示。
《雷雨》是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这部剧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面旗帜，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这就足可证明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阅读《三国演义》，写一篇文学评论，6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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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急急急
我读了《三国演义》，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这本书由罗贯中以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元代的《三国志》为依据，经过熔裁在元末明初创作的。
它描述了近90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形象地再现了这一风云变幻而又动荡不安地历史时代，生动地揭示了统治集团内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勾结而又相互争夺的关系，向读者展现了一副精彩壮阔的历史画卷。
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忠厚的鲁肃，勇猛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等等，无不个极其态。
这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
虽有这些人物，但最令我有所感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人物。
先说关羽。
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
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
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刮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
国家的统治需要忠臣，需要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这就是诸葛亮。
他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
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足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鞠躬尽瘁。
他火烧新野，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七擒七放孟获，空城计，七星灯，以木偶退司马懿，锦囊杀魏延，这些是常人所想不到的。
我本以为这种人应该相貌非凡，可书中描绘的却十分简单：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
他有独特的人格,择梧而栖,择主而事,他尽忠于刘备,尽忠于蜀汉,最后中献身于统一的大业中.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随着蜀汉的衰亡悲剧,他也成了悲剧人物! 再说曹操。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
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
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瑜做梦也梦不到的。
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
后来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了。
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也。
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有赵子龙长坂坡单骑救主，巧用苦肉计黄盖受罚等等 在《三国演义》里还可以看到，各政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今天势不两立，明天却又杯酒言欢。
而且这种斗争渗透到生活的许多方面，连家庭、朋友、婚姻等，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甚至成为斗争的工具。
他们为了满足自己权利，财产的欲望，为了使自己在激烈的争夺战中不被消灭，总是玩弄各种手段，演出了一幕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活剧。
这样的心机，在如今又和偿没有。
商家绞尽心机，赚消费者的钱；骗子费尽心思，骗取他人财物。
人们可以看见：贪欲和权势欲如何主宰了社会中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
人们甚至为了钱财，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偷取，杀害。
所以奸诈狡猾的有心机的人，必将成为权势的佼佼者。
但是，心机是需要无心机来衬托的。
如果每个人都那么奸诈狡猾，世界怎会太平呢
总之，《三国演义》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与历史的启迪以外，它更是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
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悟和富有力度的反思。
《三国演义》描述了三国时期的局面。
自从董卓被杀后，整个朝廷就乱了套，大家都争着当皇上，刘备、关羽、张飞为了恢复汉室，请来了诸葛亮，有了诸葛亮的帮助，他们一连攻下了荆州、南郡、襄阳等城池。
孙权一心要得到荆州，就千方百计去抢，诸葛亮识破了一计又一计，使孙权赔了夫人和大将周瑜，又打了败仗。
可好景不长，不久刘备、关羽、张飞三人都被曹操害死了，很快，诸葛亮也死了。
这时，地盘已被晋军占领。
我想：刘备的志向是远大的，他的行动也是迅速的。
他只要找到了目标，就全身心的投入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都要达到目的。
我联想到了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说起李宁人们总说他是个不平凡的人，但李宁自己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认定方向后决不动摇的普通人。
他相信，凭着顽强和汗水，心态和适应能力，无论做什么都能取得成功
退役后，李宁转向了新得事业：组建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有人问李宁：“经商和体育，哪个更轻松，更愉快
”李宁说：“要做好，哪个都不轻松，不过我总是很愉快。
”不错，无论在那里，李宁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英勇善战，我应该学习；诸葛亮的机智，我应该学习；刘备的定了目标不放弃，我更应该学习
1.“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们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的。
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写的，但是不向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
与《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
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点评一下这部66万字的名著。
一、真实与虚构 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小说。
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确是这样。
但是虚构，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那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
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上并没有写这件事。
又如，关于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
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
读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
因为，如果仅仅是象正史中所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背了。
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总之，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成功的，而且这些情节也表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主观愿望。
二、神化与丑化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
被神化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诸葛亮和关羽了 。
诸葛亮被神化的地方是“未卜先知”，关羽被神化的地方则是“忠”“义”。
下面，我想简单比较一下作者为什么着重的神化这两个人。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
而朱熹以前的观点，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
自朱熹之后，君王、大臣、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
罗贯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
所以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于“汉室”的。
这其中，作者又把诸葛亮写成了“智”的化身，把关羽写成了“忠”“义”的化身。
这也就是为什么受《三国演义》的影响，道光年间的统治者曾给关羽长达三十余字的谥号了。
至于丑化，基本是对神化而言的。
比如周瑜，历史上是英雄早逝，《三国演义》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忌贤妒能的人。
丑化大部分都是为神化作映衬的。
三、人物与线索 《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义胆忠肝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忠厚老实的刘备、勇谋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曹操、忌贤妒能的周瑜、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
而作者正是用对细节的刻画，来体现人物鲜明的特点。
如，写张飞，第七十回中，作者对张飞使了一个小心眼智败张郃的战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与此同时又加入了一段诸葛亮与刘备的对话，更显出了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三国演义》能够把繁多的人物以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作者在用笔上不仅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插叙、倒叙，还有作者采用了沿线索来记叙的文学手法。
《三国演义》的主线索就是蜀汉政权的建立以及灭亡直至三分归晋的过程，其中有穿插有支线索。
如，赤壁之战时期，作者是从刘备、孙权、曹操三条线索来展开叙述的。
而这三条线索有互有联系，不会在一个章节之中只叙述一条或两条线索，这样交织进行，就会让读者感到很连贯，而不是只读一条线索的冗长与乏味。
如何写一篇小说的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概述 文学评论是一种以作家、作品、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作为评论对象的理论文体。
写作者通过写作评论，表达自己对该作品美学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启发和帮助读者提高欣赏水平，对作品的作者提出正确而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过：“批评是科学。
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
”（《论批评》）这种评论，“是一种洞察过去，启发未来的礼物”。
“只有当评论是苛刻的、有破坏性的、不辨是非的或使人误解的时候，它才是有害的。
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欢迎评论，并且接受有益的（富于建设性的）评论”。
（威廉·W·韦斯特《提高写作技能》） 评论一部文学作品、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现象，必须掌握批评的标准。
文学评论的标准有政治标准、思想标准、历史标准、社会标准、艺术标准、美学标准等等。
用不同的标准来评论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应该用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来衡量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所谓美学标准，指的是艺术规律和美的原则。
别林斯基指出：“确定作品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
当一部作品经不住美学分析的时候，也就不值得对它作历史的批评了。
”（《关于批评的话》）美学标准的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四点： 一、形象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没有形象就没有文学艺术，分析作品要从分析艺术形象体系入手，才能完整地把握住作品，考察它是否真实、生动。
这里讲的真实性，不仅包括“客观真实”，也应包括“主观真实”。
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把人写成一条虫，仍是来自对现实的人的思考。
它是对“客观真实”的一种“变形反映”，渗入了作者“主观真实”的成份，仍然是真实地揭示了现实关系中人的本质的某一方面。
二、典型化的程度。
典型性是作品艺术性的重要标记，要考察作品在典型化上所达到的高度，看是否达到“以一当十”的境界。
典型化不仅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包括典型情绪、典型心理等。
三、形式的完美性。
文学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形式的优劣好坏影响着内容的表达和艺术感染力的高低强弱。
要考察作家对艺术形式的探求，看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达到完美的程度。
忽视形式美的观点是版面的，因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是互为表里、相依相存的。
四、作品的美感效果。
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人的，缺乏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是发挥不了文学的特殊功能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创作，是“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
创作需要激情批评也需要激情。
没有激情，没有审美感觉，就无法进入美学的批评。
所谓历史标准，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把作品放到它所产生和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历史实际中去考察。
文学作品总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离开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氛围，就无法对它作出公正的评价和科学的说明。
这就要求我们把作家、作品放在历史的发展中，放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的、民族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
用中国的古话讲，就是“知人论世”。
用历史标准去衡量作品，要考察作品产生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客观方面，要考察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真实，深广程度如何，有没有表现出深刻的历史感和新鲜的现实感。
此外，还要考察作家主观方面的情况，研究作家的创作实践和创作个性，弄清作家是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写出这部作品的，他的思想、性格、气质如何等等。
总之，要把这一切作综合分析，而不能抓住一点，以偏概全，任意褒贬。
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是统一的，两者不应该也不可能分离开来。
前面分开来说，是为了表述的方便。
如果把批评标准表述为“美学——历史”标准，就更贴切。
总之，文学评论作者应该把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结合起来，把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进行评论和写作。
文学评论的写作 文学评论的写作大致有四个步骤：阅读——定题——评论——写作。
（一）阅读阅读对于文学评论来说，是占有材料、调查研究的过程。
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阅读范围。
从文学评论的写作要求看，阅读既要做到点面结合，又要做到深浅结合。
所谓点面结合的“点”，是指作品。
所谓“面”是指作家生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
在这里，作品的阅读是最重要的，这是获得评论权的最重要的依据。
只有阅读作品，才能使自己对评论的对象了如指掌，评论时说到点子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
所谓深浅结合，是指作品的阅读要深一点，钻得透一点，深到能产生真知灼见为止。
为了深，就要多读几遍。
恩格斯为了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本进行评论，先后将作品至少读了四遍，他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说：“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为了“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再如，列宁为了对小说《怎么办》进行评论，在一个夏天把这部小说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
”（《列宁论文学艺术》第897页）也说过，《红楼梦》要读五遍，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
这说明，浮光掠影、晴蜓点水式的阅读是不行的。
对于被评论的对象，一定要研究得透彻一些，对作品象对人一样，要知心、知音。
对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阅读不妨浅一点，浏览一遍，有一个直觉印象即可，否则，不能保证“点”的深。
2．阅读方法。
一般采取“总体——部分——总体”的步骤。
一、总体，就是从头至尾通读。
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
二、部分，是要对重要部分仔细地读，分析研究，加深印象，发现特色（或发现问题），初步形成观点。
三、总体，是要获得完整的本质的认识，对作品的倾向和艺术性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阅读过程中，要及时做好摘记工作。
有一种“评点法”的评论，就是一手拿笔，一边阅读，一边评点的。
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三国演义》。
还要通过阅读培养复述节录作品内容的能力。
这是因为评论中常要概述作品内容，以作评论的依据。
（二）定题所谓定题，就是在读书、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选择并确定评论的题旨（中心）。
定题也称为“选题”。
初学写作文学评论的人在定题时常犯以下几种毛病：第一种，为评而评，无的放矢。
评论者随便拿一篇作品，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未经过认真思考，就去评论。
第二种，贪大求全，面面俱到。
一开始就写《论×××的小说创作》这样大的题目，往往无从下笔而流于一般、平庸、肤浅。
第三种，缺乏新意，老生常谈，步别人的后尘，拾人牙慧。
应该怎样定题呢
首先要选准作品。
应该选择什么人的哪一篇作品，这是有标准的。
标准就是： （1）作品的价值。
一篇作品拿到手，要掂一掂份量，权衡一下，问问自己：这作品有没有价值
值不值得评
俄国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假使你要做一个彻底的人，那么就应该特别注意作品的价值，而不必拘泥于你以前觉得这同一位作家的作品是好还是坏。
”（《谈批评中的坦率精神》）这说明：文学评论要评的是文学作品，作品本身的价值才是我们确定评论与否的重要依据。
所谓作品的价值，指的是它的美学价值，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的水平应是很高的，或比较高的；另外，是某一种作品代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或者就是坏作品。
这两类作品都是值得评论的。
因为，评论好的，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平，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也可使作者认识到自己的特色，向好的方面发展，提高一步；评论坏的，可以防微杜渐，给作者敲警钟，使读者也能认识假、恶、丑。
（2）现实的需要。
现实的需要指的是：国家事业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凡是现实需要评论的作品，我们作为评论者，就应该负起评论的责任。
（3）个人的专长。
选作品要根据自己的爱好、专长来定。
也就是说，要选自己有所研究的，有把握的，有心得的，能评论的来评。
尤其是初学评论写作的，更要扬长避短，否则评起来困难，也不容易评好。
其次要定好中心。
要确定评的论中心，有两个原则要遵守：第一、不同体裁，区别对待。
体裁不同，确立评论中心的角度也应有所不同。
如：叙事文学的评论，评论的角度应信笺于人物塑造、矛盾冲突等方面。
抒情文学的评论，评论的角度应偏重于艺术意境、感情抒发等方面。
第二、应有真知，贵在创新。
评论的中心，必须从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真知灼见出发来确立。
由于是自己的真知灼见，就可避免雷同，就能创新，评出新水平。
对一篇作品，是评人物形象，还是评情节安排，是评某一细节，还是评全篇结构，是评思想意义，还是评语言风格，都需要评论者具有一双慧眼。
培养“眼力”，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选取。
选取作品有意义之点来评。
因为作者在写作时就是这样选材的。
鲁迅说：“选取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应该使自己能够熟练地从评论的作品中选取有意义之点。
在开始时，可以选择一些名篇，自己确定一个具体的范围，选取一些有意义之点。
如评价鲁迅的小说《祝福》，可以确定一个范围：评论祥林嫂的形象塑造技巧。
这样，既可以从总的方面——祥林嫂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成功在哪里等方面来选取；也可以从局部的方面——鲁迅怎样刻划祥林嫂的眼睛、语言、性格等方面来选取。
二是甄别。
主要从三方面锻炼自己的甄别能力：一，作品中什么是应选取的有意义之点，什么是要舍弃的无意义之点；二，什么是自己对于作品的真知灼见，什么是拾人牙慧的旧调重弹、老生常谈；三，哪些是自己评论时能够驾驭的，而哪些是偏大偏难自己力不胜任的。
总之，定题是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评论者的思考，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
要顺利完成这个“飞跃”过程，需要花大力气、下深功夫。
一些批评家能定题定得准，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三）评论多数评论是基于以下五个问题： 1．这部作品说些什么
2．这部作品意味着什么
3．这部作品是如何表达的
4．这部作品表达得好不好
5．这部作品值得创作吗
第一个评论的问题，只涉及到作品的一些表面现象。
主要应对“谁”、“什么”、“何处”、“何时”、“为何”和“如何”给予正确的答案。
目的在于明确作品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并且把作者所经验的与自己所经验的联系起来。
第二个评论的问题，在于阐明作品的主题。
这种能力只有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有了丰富的经验之后才能具备。
要正确评论作品的主题，一般要从：一、内容释义；二、感觉感情；三、语言调整；四、作者意图等四个方面去理解作品。
第三个评论的问题，涉及到作者为了在读者中得到预期反应所运用的技巧。
技巧是作者要达到他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工具，作为文学作品来说，除非能够注意并运用这些特殊的技巧，否则，读者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和评价它。
评价作品的表达技巧是读者和作者都会感兴趣的。
第四个评论的问题，是建立在对前三个问题的刻苦研究之上的，是为了公平、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与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能力。
这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评论者对这部文学作品的个人感受。
但是他如果能正确判断作者艺术手法表达的成功程度，对作品的技巧的运用作出应有的评价，将会得到作者和许多读者的赞同。
第五个评论的问题是关于作品的价值的。
一篇文学评论只有正确地指出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才称得上是一篇好的文学评论。
“使文学作品获得写作价值的，除了带来愉快，扩大知识领域，提供新的见识，促进积极行动，促进对生活有更正确的态度等等以外，还有语言的描绘（通过色彩、形状、明暗、场景的描写），思想、结构或语言的宏伟，历史性（对于另一时间的描述），以及存在于许多散文和诗歌中的韵律。
”（威廉·W·韦斯特《提高写作技能》） 在《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评论作品，为我们学习评论提供了范文，我们可以从这些评论中学习到有益的评论方法。
（四）写作文学评论属于议论文。
它必须具有议论文的一般特点，这是它与其它议论文相同的共性。
但是由于它是对文学作品发表的评论，所以又不同于其它的议论文，而要有点文学色彩，这是它的个性。
因此，一篇好的文学评论，既要具有一般论说文的特点，又要讲究文学性。
1．要有正确而鲜明的观点（论点）。
我们对一篇文学作品发表议论，总要有个基本看法：是好还是坏
是基本上好的还有缺点，还是基本上不好但尚有某些可取之处
这个基本看法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而这个论点必须是正确的、鲜明的。
2．要有准确、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据。
文学评论的论据，主要应从作品的人物、情节和艺术描写中去找，也就是说，要对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具体的分析。
从而引用足以说明自己论点的材料来作为论据。
这些论据一定要准确可靠，不能想当然，更不可曲解，甚或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要运用科学的符合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
是用归纳法，还是用演绎法，或者是类比法，应深思熟虑。
而且，是写成一篇立论的评论，还是一篇驳论的评论，也需要根据写作目的，从作品实际和读者需要出发来确定。
4．要具有文学批评的当代意识，能按照文学规律和特性结合作品实际进行写作。
必须运用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文学史知识、美学知识、语言学和修辞学知识，针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否则，在文章中尽讲外行话，或者对文艺作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样的评论肯定难以服人。
5．在创作上文学观念在不断更新，因此文学评论的理论和术语也随之不断更新。
为此，就要努力使评论的语言既准确、严密、有科学性、理论性，又要鲜明、新颖、有文学性、形象性。
要通过语言的运用将评论的理、情、文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长恨歌在文学评论界的分歧
《长恨歌》自产生之日起，对主题的看法、理解就有分歧，时至今日多种主题说仍然存在，综合看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
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
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
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一）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
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
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
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
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
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
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
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
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
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
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
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
《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
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
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
从客观上说，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性．这里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男女主人公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对唐朝历史的兴衰、国家的安危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样就容易使读者、评论家游移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往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混同于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评论，而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困惑。
其不知文学家、艺术家在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既可能写他的全貌，也可以截取他性格中的某个侧面，从而表达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在具体描写环境中给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据，即塑造出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唐明皇“重色”的性格特征可谓淋漓尽致矣。
诗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高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
而杨贵妃则着重体现在“倾国”的外貌上，写她的妩媚、娇态、风姿．“天生丽质”。
这形象既富于个性又十分鲜明。
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它不同于一般爱情诗的地方，还在于把政治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来处理，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
逸乐误国，甚至导致安史之乱，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自身无可挽回的大悲剧。
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国”却 是一种偏见。
必须看到，“开元之治”的断送，绝不仅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结果。
如民生凋弊、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的斗争，愈演愈烈。
这些棘手的复杂矛盾，唐明皇无法改变，就是有识之士，也是宏图难展。
而这昏暗的现实就成了悲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明皇、杨贵妃两个历史人物为男女主人公，还写了重大历史事件。
如“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幸蜀”(干乘万骑西南行)、“马嵬兵变”(六军不发无奈何)等。
我们认为，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应该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的，但又不能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
只能把它作为骨架，使其具有历史色彩，这是必要的。
但着眼点应放在人物创造和细节(血肉)的描写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的完整性。
据此，我们可知，就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言虽蕴含着强烈规劝和讽谕作用，对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评的，但这却不是该诗的正题。
正题应是“长恨”，是永恒的遗憾，“此恨绵绵无绝期”。
作者心中永恒的恨，显然主要是爱情遗憾，但也远非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生离死别的伤痛感情所能概括的。
我们认为它绝不会对误国寄予那么多的同情。
我们从“长恨”的深刻含义中去感受丰富的历史内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肤浅平庸，讽谕劝世之作了。
另外．我们从全诗120个诗句的分配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逸乐误国的，但基本上是略写，有些则是一笔带过。
那些重笔泼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杨爱情的悲剧上。
最后虚构的仙境部分。
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则没有任何的讽谕规劝之类的内容。
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个部分来看，尽管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终都贯穿着“风情”二字。
总之，全诗的体格完整，布局得体。
我们通过诗的结构的创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诗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诗人没有说出的话。
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说的理解和认识的。
(二) <\\\/B>白居易本人认为《长恨歌》只是有“风情“的感伤诗。
这个话题比较长，得从白乐天写作该诗的当时说起，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白氏35岁，授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尉。
在这里他结识了史学家陈鸿(《长恨歌传》的作者)和郎讶王质夫。
他们时常同游、唱和。
一次游仙游寺时，闲谈起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举酒到乐天面前说，你善长写诗，而且感情很丰富，请写一首诗，怎么样?王质夫认为这故事有诗意，有丰富的感情，而白居易正善长写诗，感情又丰富，请他写一首诗。
我们认为这是从“情”出发的。
而陈鸿则认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长恨歌传》)陈认为白氏写出这首诗来，不仅仅是为其事所感动，而主要目的应是惩罚那些美丽的女人，因为他们常常祸国殃民，以防流传后世，并引以为戒。
以上是王、陈二人的意见：一个认为应从“情”出发，一个则认为意在讽谕垂戒来世。
这就对该诗主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其实乐天本人并不认为《长恨歌》是讽谕性的作品，他的看法与陈鸿是不一样的。
他自己评价说：“一篇长很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增元九李二十》)。
他明确认为《长恨歌》是表现男女相爱情怀的，与讽谕诗是不一样的。
因此他自己编辑时．将《长恨歌》归类为感伤诗。
感伤诗就是那些“有事物牵于外。
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
“(《旧唐书·白居易传》序跋)《长恨歌》正是借李、扬的爱情悲剧，抒发自己被感动的内心“情理”。
他在上文中还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
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他自己认为《长恨歌》这类作品虽比不上讽谕诗那样“意激而言质”．但诗人却偏偏喜欢《长恨歌》。
可见诗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始终没把《长恨歌》看作是表达政治见解、政治意图的诗歌。
即它不是讽谕诗，主题不是政治，而是爱情。
正如韦勒克在《文学原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的看法来界定的。
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
”韦氏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事实恰恰相反，鉴赏阅读时却往往容易忽视前者。
我们看这里牵扯到了创作主体(作者)与接受主体(读者)两个方面。
这二者本是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
但由于诗里所显现出来的形象体系往往要大于诗人的主观心态，它会诱发作为接受主体(读者、评论家)的再创造动机，各类读者都会升华他们各自不同的理想蓝图。
《长恨歌》主题的多种多样说法就是例证。
有人把它升华到以“讽”为主，有人却升华到以“情”为主上去，还有人会升华到既讽谕又同情上去。
但我们必须看到、承认读者的再创造心态是会干扰诗人的原始的心态的。
即读者的引申义(如讽谕说、双重主题说)会干扰诗的本义(爱情说)的。
对审视原诗的美感反而产生隔阂。
因此。
我们鉴赏诗美时，应完整地理解诗人的原始创作心态．尽量减少读者创造心态的干扰，以免破坏诗的形象体系的整体性和本来面貌。
因此我们鉴赏时，对其思想、艺术、境界、风格、表现技巧、语言修辞等方面，都要作出评价，指出它们在各自时代和以后历代的价值，或指出它们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座标上应占的地位。
我们知道。
“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
”(郭沫若：《论诗三札》)“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但诗人这个创作主体往往是要超越现实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虽有民间基础和传说可供借鉴，但当诗人将自己思想感情全部熔铸于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时，由于它是典型形象，除包含一定的生活气息外，它必然要高于生活，能给人以启示、联想。
这样就会大大超越作者原来的思想，而具更广、更深，更为普遍、更为丰富的意义。
如《长恨歌》写作之初，也未尝不曾出现过：“惩尤物，窒乱阶“的理性意念，可结果并未在作品中出现，因为我们从现存的诗中并没有女人是祸水，“女色亡国”的感受。
当弘扬政教与性爱描写发生矛盾时，诗人虽对性爱常常采取排斥的态度，但当那种已被世人承认了的，人皆有之的情潮流于笔端时，这种感情则驱逐不走，也扼杀不掉，人性之美则占了上峰。
即使心存讽谕，只要对爱情着意深入描写，那作品的主体部分便不会以讽谕的面貌出现。
正如他写《李夫人》那样，意在讽谕皇帝勿亲近女色．但卒章却说：“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解决途径，不去接近“倾城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这恰好反映了诗人在时代允许的限度内，超越阶级意识的局限．追求人生自由幸福，反映着人类的价值要求。
假如白居易真的把该诗写成讽谕诗，对“尤物惑人”进行讽谕指斥．那么《长恨歌》的价值就会一落干丈了。
我们认为把《长恨歌》勉强列入讽谕诗类．是不会增高其价值的。
从宏观角度评论《长恨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它看成是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而侧重探索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贡献。
把《长恨歌》的社会价值与美学意义结合起来评述，也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 <\\\/B>人的思想感情是文艺心理学探索的主要对象，是诗的审美评价的中心环节。
从鉴赏诗美的角度看，古人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这两种说法虽稍有区别，其实一也。
汉人《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这里所说的“志”就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理活动，这志与情是结合在一起的。
到晋代陆机时，他在《文赋》中称“颐情志于典坟”。
是想从古籍中陶冶性情，这里情志并提了。
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感情主要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触。
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反映：但这思想感情往往是错综复杂的。
不同的社会生活反映到诗人的头脑．必然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不同的心态。
这“情”、“心”就成了我们探索诗美的一条主要渠道。
我们认为作为诗美鉴赏，不能只满足于评点、诠释．应在理解诗的完整意义上(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探索诗的整体形象。
从中发现诗美。
鲁迅先生曾说过：“鉴赏诗文。
要从理解作者的全心、全文以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出发。
”我们对《长恨歌》主题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主要在于如何去发现作为创作主体的心态，如何去发现有生命力的内在形象，如何去发现诗美。
诗美鉴赏的中心任务在于突出“人”与“情”。
因为文学是人学。
诗学是情学。
无人不成其文学。
无情不成其诗学，人是文学的根源，情是诗学的命脉。
白居易自己曾说过：“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他这是以情喻根。
情．是诗美鉴赏的起点，也是诗美探索的终点．诗是以情为归宿的。
诗若无情。
美从何来?因此，在鉴赏诗美时应主要去探讨诗人的感情世界是如何在诗中获得恰如其分的表现。
那“多于情”的白乐天．在《长恨歌》创作中又是如何表现其感情的呢? 可以说他的思想主旨比较隐藏．“倾向”则“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白居易在感情与理智的天平上，这感情是胜过理智的，同情则多于批评。
在对待唐玄宗晚年的功与过的问题上没有一刀切。
既没有彻底否定。
也没有一味批评指斥、对其不满，也不是直陈亢言，而是在批评讽谕中寄寓着同情。
如对纵情失政的描写，只提“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在后半部分声情并茂的具体可感的形象化的描写中，更体现出情胜于理的特点，更多地倾注了诗人的同情和谅解。
虚幻的仙界．杨贵妃死后复生的一往情深，是理想化的．是“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汤显祖：《牡丹亭》序)。
而苟活着的唐玄宗晚年地位变化后的幽居独处的境况，痛苦、煎熬．更易引起人们的同情。
在爱情悲剧的处理中．也是同情多于批评的。
唐明皇、杨贵妃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也是爱情悲剧的承受者，还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
诗人在这里表现出的态度是批评与同情交织在一起的。
诗人用同情的泪水洗去了他们爱情上的政治色彩，赋予了普通人的一往情深、生死不渝的爱情，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这两个人身上。
删去了扬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淫晦之事．杨玉环是“寿王妃“的事实也删改了。
这样就把杨贵妃从“女色亡国”的统治阶级的偏见中拖了出来．写出了封建贵妃的两面性，既美丽、温柔、多情，又妒嫉、娇艳，还杨贵妃以历史真实的面貌。
特别是惨死后．赋予她一种纯洁的美，“英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
深为人同情。
这是诗人进步思想的表现。
于此同时，诗人还突出了杨贵纪在爱情问题上的忠贞及唐明皇的钟情。
可以说诗人在爱情上美化了这两个人物，写他们的爱情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他们的爱情最后达到成熟，达到了忠贞不渝，“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我们说这种描写是不符合统治阶级爱情实际的．他只是表现了诗人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表现了真情与礼教的对立；诗人通过爱情上的忠贞，对帝王后妃的爱情悲剧表现了深切同情。
这首长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连小孩子都能吟唱《长恨歌》，其魅力就在于诗人用抒情的笔调、同情的心理叙述了一则发生在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爱情悲剧故事，充分表现了爱情的欢乐、痛苦、悲伤；还在于诗人用极为优美的笔调赋予了人物以饱满的感情，杨贵妃死后复生对唐明皇的深情尤为感人。
缠绵诽恻的感情，曲折婉转的故事，优美流转的语言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吸引了历代读者，也使它成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