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凤凰大视野 观后感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读《曾国藩传》有感 初识曾国藩，当属年少时看太平天国连环画和读中学历史时，因只知其力剿农民起义有功，受当时阶级斗争观的影响，对其印象如当时多数人观点，即“汉奸、卖国贼、刽子手”。
后来，尽管也看了一些介绍曾国藩生平的文章，对其人其事有了些许了解，但仍属只字片语，不够全面。
不久前，在书店看到唐浩明所著《曾国藩传》（上中下）一书，信手翻翻，却一下被吸引住，购得后本欲有空再悉心拜读，谁知竟不能收手，遂一气读完，顿感耳目一新。
纵观中国近代史，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所得评价天壤之别，敬佩与痛恨、推崇与指责，同时集于一身。
褒之者敬称其：深谋远虑、沉稳持重，是国之栋梁；贬之者蔑视其：老奸巨滑、深不可测，是官场中的“老狐狸”。
如果摘掉有色眼镜，客观地评价曾国藩其人其事，不乏后世之人学习借鉴之处。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湖南省双峰县人，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
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
1832年考取秀才，28岁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之路。
在京十年间，他七次升迁十级，从翰林院庶吉士升至礼部侍郎，官居二品。
后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文人而封武侯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综观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清王朝曾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对于曾国藩，梁启超称其“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蒋介石则多次告诫子弟僚属“曾文正公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独服曾文正”。
那么，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官运亨通之士，他身上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值得三位名人、伟人如此推崇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勤奋好学、学以致用。
曾国藩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
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在理政方面，他提出“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在治军方面，他提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 、积极购买洋枪洋炮洋船，兴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组建长江水师，用先进的装备武装军队；在文化方面，他推崇程朱理学，学术造诣颇深，著有《经史百家杂钞》，尤以《曾文正公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发展经济方面，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要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等。
这些主张，多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并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二是重视人才，知人善任。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而吏治的败坏又源于人才的缺乏。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清王朝危机的重要措施。
正因如此，他十分注重发现和举荐人才，只要确有特长，哪怕此人给他的印象不佳，甚至心存隔阂，他都不会以个人好恶决定取舍。
所以，经他发现举荐的人才不可计数，大到总督、巡抚，小至到管带、营哨等，这些人为清王朝的稳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成长与进步，曾国藩功不可没； 三是百折不挠、临危不惧。
曾国藩进京参加会试，两度名落孙山，但他并未气馁，而是愈加努力，第三次终于一试及第。
他从29岁 起开始记日记，持之以恒，直到在直隶总督位上去世的前一天。
作为一介书生，他本不具备武将的优势，但却凭着顽强的意志， 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统领湘军，以少胜多，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在兵败岳州、九江受挫、祁门被困等多次战役中，兵将士气不振，几乎是身陷绝地，但他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终于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斗志，转危为安； 四是虚怀若谷、心胸坦荡。
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因两人政见不和，多年不通问讯，外人传闻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当李鸿章问曾国藩“谁是当今第一人
”时，曾国藩却说左宗棠雄才大略、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第一人非他莫属。
李鸿章大惑不解，曾国藩称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人之间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情。
后左宗棠得知此事后，甚感惭愧。
曾国藩在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期间，曾与归其节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虽然主要责任不在自己，事后曾国藩还是主动反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失误。
正因为他襟怀坦荡，易于合作共事，才成就了一番事业； 五是严于律己、勤俭廉明。
曾国藩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要求都非常严。
30岁时，他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次，30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他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纺纱织布，下厨做饭；他的诸位弟弟同在军中，在承担职责方面，他总是督促他们身先士卒，论功行赏时则让他们排在后面，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当他得知叔叔打着自己的旗号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劝阻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让地方官难堪或鄙视；他的儿子在其谆谆教诲下，也都非常出色，其中长子曾纪泽靠自学精通英语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所言：近百年来，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责骂者也不乏其人。
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初衷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广大受压迫的农民寻求一条生路，但受传统文化和个人能力的局限，一旦打下江山，便视为一己私利，骄奢淫逸，因此不可能长久。
如果因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就将其说成是“刽子手”，并将清王朝在“天津教案”事件处理上的不当，全部归罪于曾国藩，而给其扣上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实乃有失公允。
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高官，曾国藩殚精竭虑维护朝局稳定，而被后世许多人斥之为“卫道士”，实际上是后人站在现代立场上去苛求一个古人。
历史是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人看主流。
对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更应以辩证的眼光去分析和看待，而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简单、片面地全盘予以否定或肯定，都是不客观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
相信历史会还原曾国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本来面目。
随着人们对曾国藩其人其事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他的评价也会越来越趋于客观公正。
好的方面，自当继承和弘扬，反之，则应摈弃和批驳。
希望对你有帮助! 唐浩明以一种敬重历史的态度，和曾国藩神交了二十余年，厚积薄发写下历史小说《曾国藩》，经朋友的推荐，我有机会每日夜读。
曾说过一句话：“我观近代，独服曾文正。
”不论是蒋介石还是都拜曾国藩为师。
晚清70多年是一段动荡、颠簸、封建和共和斗争、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也是中华近代苦难历史的开端。
时势造英雄 当西方大国崛起时，东方闭关锁国的帝国被迫打开了大门，华夏的大地上皇朝暗淡、官场腐化，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各地农民的起义，尤其是太平军势如破竹，在这种背景下，历史给有准备的，有才能的人一个很大的舞台，是一个不拘一格出人才的时代。
曾国藩没有因为眼前的混乱和衰败而退缩，没有简单的像一般读书人感慨自己生在乱世，而不能潜心著书，他勇于融入历史洪流。
在这段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涌现许多各式各样的风云人物，例如：四十多岁才走上官场的晚清重臣左宗棠；三十几岁就被重用的李鸿章；打仗勇猛、杀人如麻、贪财无度的曾国荃；四十多岁穷秀才，后来坐上天王的洪秀全；二十多岁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翼王石达开；从海外生活多年回国开展洋务，力主派幼童留学的容闳；二十九岁就守寡而掌控中国政坛四十余年的慈禧… 坚持就是胜利 自信从外表看，是从容和张扬；自信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坚定。
曾国藩从湖南起兵，屡战屡败，二度因战败而自己觉得没有脸面而投江自杀，数次被敌围困而准备殉国，但他还是最终坚持下来了。
在曾国藩建湘勇之初，在湖南和江西的官场上屡屡被排挤、压榨和指责，他忍辱负重，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不改初衷，并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
太平军占领金陵后，建立太平天国，曾国藩和他的幕僚在很早的时候就制定了一套如何平定“长毛”，如何剑指金陵的策略。
他们策略是建立一只强大的水师，并延长江而下，逐步蚕食太平天国的立足区，占领金陵周边的经济供给区，使金陵成为孤城。
而朝廷并不理会，却在金陵的周边建立江南和江北大营，最终两个大营都以失败而告终。
曾国藩的策略是对的，但刚一开始付诸实施，就被石达开看破，并把曾国藩的水师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差点丧命于战场，许多官员开始指责他的做法，但他还是不被动摇，后石达开被排挤，曾国藩的机会来了，顺江而下，克九江、围安庆一年而取之、最终包围金陵长达二年而破之。
曾国藩奉命去剿湖北、山东、河南一带的捻军，他听从一名有见识的下级官员计谋，采用建立一个大的封锁区，步步为营，把捻军孤立在一个区域内，当他把此方案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大部分官员都反对，说：包围圈太大，不易建。
但他还是力排众议坚持做，不久，捻军就利用包围圈中八旗和绿营战斗力薄弱这个弱点，跳出包围圈，曾国藩被朝廷上下指责，身败名裂，而他泰然处之。
当他得意门生李鸿章率淮军去和捻军作战，他还是坚持这个战略，并告诫李鸿章，在腐朽的八旗、绿营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后面再放上淮军和湘军，果不其然，不出一年捻军被此方案扼杀了。
曾国藩自知在和太平军交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胜利，太平天国也不是被他灭掉，因为太平天国自身的内讧，气数已尽，他的胜利来源于坚持。
他在大战略上的坚持，反映出他卓有远见；在为人处事，生活细节的坚持，更反映出他坚持原则。
他一生官拜高位，屡立奇功，但生活很简朴，坚持喝家乡的绿茶，坚持使用简陋的木箱，他这种简朴，不是做样子给外人看，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修炼。
在战争动荡时期，他还坚持修订古文，写文章勉励部下，写信告诫家人如何读书立身，数十年的坚持写日记。
这种细节的坚持，造就他内心的坚定和平和。
相人、知人、用人 近代和现代在中国政坛上游走的人，都无不佩服曾国藩相人的本领。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这是左宗棠和他交往数十年后，对曾国藩最高的评价。
曾国藩在晚年对自己一生做了反省，在其中他意识到自己长处在于相人，他把识人用人做为人生中最大的本领。
能做到相人，就要先知己，曾国藩经历几十年的熔炼，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自己在学识、诗文、官场的本领都逊色于人，对于打仗、洋务更是一窍不通，他后来每次打仗都远离战场，让他手下的将领充分发挥，他知道自己成功一靠自己对皇帝忠诚、二靠别人鼎立的辅助。
他自知之明成就了他，他也不断的挖掘人才、培养人才。
曾国藩对读书人有深刻的认识，他对于科举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能掌握读书人的心理，在组建湘勇时就立下用文人来当军队领袖的方向，他组建的各营大多是秀才、举人之士当首领，使得湘军中高层将领有远见、有才能，其中最典型就是湘军的水师头领彭玉麟，彭即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谦虚的文人，又是嫉恶如仇、有情有义的将帅。
曾国藩身边许多幕僚出身卑微，大多是在毛遂自荐时被曾国藩相中，许多人年纪轻轻，而曾国藩都以礼相待，平等相见。
曾国藩在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许多方略、计谋都来源于普通的幕僚，在屡次官场上险象环生时，这些门客出谋划策，渡曾国藩于危难之中。
曾国藩身边还有许多忠义侠胆的义士，他贴身的保卫康福来源于市井，在曾国藩被俘和两次自杀的时候，康福奋力把他相救。
培养人才一直是曾国藩终身在做的事情，他尽力给有才能人足够的舞台，在湘军初期他力荐满族将领塔齐布，使塔很快晋升为优秀的将领，在曾危难时，多次塔齐布挽救他，后来他着重培养了他六弟、九弟、彭玉麟、容闳…并帮助朝廷力荐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最典型是他得意的门生---李鸿章，李鸿章二十多岁由其父在京城带着，拜曾国藩为师，曾一眼就认为李鸿章是可塑之才，虽然在江西，湘军最危难时，李鸿章和曾国藩有产生了矛盾，李出走回乡。
但曾并不在意，在上海被太平军包围时，曾国藩力荐李鸿章组建淮军，并亲自送李去上海剿太平军，临走告诫李要充分利用上海洋人势力。
李鸿章不辜负恩师，同时他天生就是和洋人打交道的好材料，后来淮军帮助湘军剿灭太平天国、捻军，最后淮军成为清朝最强的军队，清朝借李鸿章之手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也使曾国藩晚年在朝廷名声还能立足。
曾国藩在临死前和李鸿章一段长谈十分精辟，在谈话中他对当时的时局做了点评，同时对天下人物入木三分的评论。
曾国藩识人和用人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在他最艰苦时候、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在他自己都放弃的时候，就会有人不图回报，及时渡他上岸。
在他准备出山组建湘军时有高人告诉他太平天国气数不好，他有宰相之名，坚定他起誓的决心；第一仗，靖港大败，曾国藩投江自杀未遂后，左宗棠跑来骂他是一个胆小鬼，不敢承担责任；江西战局受阻，他父亲突然病逝，他隐身在家乡一年多，还是有高人给曾国藩一本《道德经》，使曾大彻大悟… 在相人方面，曾国藩也有过失败，最典型是他选的4个女婿，没有一个让他满意和省心的，人食五谷，孰能无过呢
远见、理性 大家都说曾国藩能忍，他在和李鸿章的长谈中也自夸自己长处是在于“忍”。
其实他的忍是来源于远见和理性。
京城的皇室肃顺对曾国藩爱惜有加，并多次提携，而曾国藩审时度势，理性分析出：“肃顺虽大权在握，却树敌太多，以后会遭不测”，所以不予他私下来往。
在慈禧灭了肃顺后，没有查到曾国藩一点把柄。
在太平天国被灭了，曾国藩适时的提出裁剪湘军，打消了朝廷对他的猜疑。
曾国藩的理性也会伤害他自己和他人，他在湘军成立初期，为了建好的军威和风气，杀自家恩人来振奋军队；在他六弟因阵亡而受爵，后六弟奇迹回来后，为了保全曾家的名望，不让六弟显身，使六弟以死人的身份漂泊，客死他乡；为了不留后患和杀一儆百，他无端杀死从太平军投诚过来的韦俊叔侄…晚年曾国藩对于他“曾剃头”的绰号深感后悔。
天和、人和、时和、己和 成大事者要做到“天和、人和、时和、己和”，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太平军兴起，朝政腐败，是呼唤英雄出现时代，而这正是“时和”；曾国藩身边都是读书人，向往一官半职，又推崇孔孟之道，而太平军破坏孔孟、破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读书人当然不干了，这是“人和”；当时曾国藩处在中年，兄弟更处在青年，正是干一番事业的盛年，这是“己和”。
“不信书、信运气”曾国藩把自己和太平天国争斗成功概况为这六个字，老天多次在危难中帮助曾国藩，但这些能说明“天和”吗
在曾国藩临死前，他请教陈广敷先生为什么自己一生特别困恼，陈先生答道：“知之者不少，和之者甚少”。
说明曾国藩没有顺应“天和”，清末世人都敬佩曾国藩为人，也敬佩他成就的事业，但清末世人更期盼曾国藩能带领大家把腐朽的清政府推翻。
后记： 小时候接受的共产主义式的教育，没有一处谈到晚清真正腐朽的原因，没有一处谈到曾国藩这个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深刻影响的人物，而正统的教育，说：曾国藩是剿灭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晚年是卖国求荣的奸臣，真是太遗憾了。
我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历史
要建立什么样的历史观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黄仁宇说过要建立大历史观，我觉得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去看待历史中的人物。
唐浩明写的《曾国藩》是当今官场上的必读书籍，许多公务员拿它作为官场立命的参考，晚清官场上的陋习，腐败之风在今日官场中屡见不鲜，愈演愈烈，人治和官场政治还是立足之本。
这正是：有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花，有什么样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曾国藩 凤凰大视野 观后感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读《曾国藩传》有感 初识曾国藩，当属年少时看太平天国连环画和读中学历史时，因只知其力剿农民起义有功，受当时阶级斗争观的影响，对其印象如当时多数人观点，即“汉奸、卖国贼、刽子手”。
后来，尽管也看了一些介绍曾国藩生平的文章，对其人其事有了些许了解，但仍属只字片语，不够全面。
不久前，在书店看到唐浩明所著《曾国藩传》（上中下）一书，信手翻翻，却一下被吸引住，购得后本欲有空再悉心拜读，谁知竟不能收手，遂一气读完，顿感耳目一新。
纵观中国近代史，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所得评价天壤之别，敬佩与痛恨、推崇与指责，同时集于一身。
褒之者敬称其：深谋远虑、沉稳持重，是国之栋梁；贬之者蔑视其：老奸巨滑、深不可测，是官场中的“老狐狸”。
如果摘掉有色眼镜，客观地评价曾国藩其人其事，不乏后世之人学习借鉴之处。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湖南省双峰县人，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
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
1832年考取秀才，28岁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之路。
在京十年间，他七次升迁十级，从翰林院庶吉士升至礼部侍郎，官居二品。
后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文人而封武侯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综观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清王朝曾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对于曾国藩，梁启超称其“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蒋介石则多次告诫子弟僚属“曾文正公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独服曾文正”。
那么，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官运亨通之士，他身上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值得三位名人、伟人如此推崇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勤奋好学、学以致用。
曾国藩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
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在理政方面，他提出“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在治军方面，他提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 、积极购买洋枪洋炮洋船，兴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组建长江水师，用先进的装备武装军队；在文化方面，他推崇程朱理学，学术造诣颇深，著有《经史百家杂钞》，尤以《曾文正公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发展经济方面，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要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等。
这些主张，多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并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二是重视人才，知人善任。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而吏治的败坏又源于人才的缺乏。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清王朝危机的重要措施。
正因如此，他十分注重发现和举荐人才，只要确有特长，哪怕此人给他的印象不佳，甚至心存隔阂，他都不会以个人好恶决定取舍。
所以，经他发现举荐的人才不可计数，大到总督、巡抚，小至到管带、营哨等，这些人为清王朝的稳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成长与进步，曾国藩功不可没； 三是百折不挠、临危不惧。
曾国藩进京参加会试，两度名落孙山，但他并未气馁，而是愈加努力，第三次终于一试及第。
他从29岁 起开始记日记，持之以恒，直到在直隶总督位上去世的前一天。
作为一介书生，他本不具备武将的优势，但却凭着顽强的意志， 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统领湘军，以少胜多，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在兵败岳州、九江受挫、祁门被困等多次战役中，兵将士气不振，几乎是身陷绝地，但他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终于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斗志，转危为安； 四是虚怀若谷、心胸坦荡。
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因两人政见不和，多年不通问讯，外人传闻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当李鸿章问曾国藩“谁是当今第一人
”时，曾国藩却说左宗棠雄才大略、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第一人非他莫属。
李鸿章大惑不解，曾国藩称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人之间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情。
后左宗棠得知此事后，甚感惭愧。
曾国藩在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期间，曾与归其节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虽然主要责任不在自己，事后曾国藩还是主动反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失误。
正因为他襟怀坦荡，易于合作共事，才成就了一番事业； 五是严于律己、勤俭廉明。
曾国藩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要求都非常严。
30岁时，他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次，30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他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纺纱织布，下厨做饭；他的诸位弟弟同在军中，在承担职责方面，他总是督促他们身先士卒，论功行赏时则让他们排在后面，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当他得知叔叔打着自己的旗号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劝阻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让地方官难堪或鄙视；他的儿子在其谆谆教诲下，也都非常出色，其中长子曾纪泽靠自学精通英语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所言：近百年来，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责骂者也不乏其人。
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初衷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广大受压迫的农民寻求一条生路，但受传统文化和个人能力的局限，一旦打下江山，便视为一己私利，骄奢淫逸，因此不可能长久。
如果因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就将其说成是“刽子手”，并将清王朝在“天津教案”事件处理上的不当，全部归罪于曾国藩，而给其扣上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实乃有失公允。
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高官，曾国藩殚精竭虑维护朝局稳定，而被后世许多人斥之为“卫道士”，实际上是后人站在现代立场上去苛求一个古人。
历史是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人看主流。
对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更应以辩证的眼光去分析和看待，而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简单、片面地全盘予以否定或肯定，都是不客观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
相信历史会还原曾国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本来面目。
随着人们对曾国藩其人其事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他的评价也会越来越趋于客观公正。
好的方面，自当继承和弘扬，反之，则应摈弃和批驳。
希望对你有帮助! 唐浩明以一种敬重历史的态度，和曾国藩神交了二十余年，厚积薄发写下历史小说《曾国藩》，经朋友的推荐，我有机会每日夜读。
曾说过一句话：“我观近代，独服曾文正。
”不论是蒋介石还是都拜曾国藩为师。
晚清70多年是一段动荡、颠簸、封建和共和斗争、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也是中华近代苦难历史的开端。
时势造英雄 当西方大国崛起时，东方闭关锁国的帝国被迫打开了大门，华夏的大地上皇朝暗淡、官场腐化，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各地农民的起义，尤其是太平军势如破竹，在这种背景下，历史给有准备的，有才能的人一个很大的舞台，是一个不拘一格出人才的时代。
曾国藩没有因为眼前的混乱和衰败而退缩，没有简单的像一般读书人感慨自己生在乱世，而不能潜心著书，他勇于融入历史洪流。
在这段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涌现许多各式各样的风云人物，例如：四十多岁才走上官场的晚清重臣左宗棠；三十几岁就被重用的李鸿章；打仗勇猛、杀人如麻、贪财无度的曾国荃；四十多岁穷秀才，后来坐上天王的洪秀全；二十多岁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翼王石达开；从海外生活多年回国开展洋务，力主派幼童留学的容闳；二十九岁就守寡而掌控中国政坛四十余年的慈禧… 坚持就是胜利 自信从外表看，是从容和张扬；自信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坚定。
曾国藩从湖南起兵，屡战屡败，二度因战败而自己觉得没有脸面而投江自杀，数次被敌围困而准备殉国，但他还是最终坚持下来了。
在曾国藩建湘勇之初，在湖南和江西的官场上屡屡被排挤、压榨和指责，他忍辱负重，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不改初衷，并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
太平军占领金陵后，建立太平天国，曾国藩和他的幕僚在很早的时候就制定了一套如何平定“长毛”，如何剑指金陵的策略。
他们策略是建立一只强大的水师，并延长江而下，逐步蚕食太平天国的立足区，占领金陵周边的经济供给区，使金陵成为孤城。
而朝廷并不理会，却在金陵的周边建立江南和江北大营，最终两个大营都以失败而告终。
曾国藩的策略是对的，但刚一开始付诸实施，就被石达开看破，并把曾国藩的水师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差点丧命于战场，许多官员开始指责他的做法，但他还是不被动摇，后石达开被排挤，曾国藩的机会来了，顺江而下，克九江、围安庆一年而取之、最终包围金陵长达二年而破之。
曾国藩奉命去剿湖北、山东、河南一带的捻军，他听从一名有见识的下级官员计谋，采用建立一个大的封锁区，步步为营，把捻军孤立在一个区域内，当他把此方案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大部分官员都反对，说：包围圈太大，不易建。
但他还是力排众议坚持做，不久，捻军就利用包围圈中八旗和绿营战斗力薄弱这个弱点，跳出包围圈，曾国藩被朝廷上下指责，身败名裂，而他泰然处之。
当他得意门生李鸿章率淮军去和捻军作战，他还是坚持这个战略，并告诫李鸿章，在腐朽的八旗、绿营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后面再放上淮军和湘军，果不其然，不出一年捻军被此方案扼杀了。
曾国藩自知在和太平军交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胜利，太平天国也不是被他灭掉，因为太平天国自身的内讧，气数已尽，他的胜利来源于坚持。
他在大战略上的坚持，反映出他卓有远见；在为人处事，生活细节的坚持，更反映出他坚持原则。
他一生官拜高位，屡立奇功，但生活很简朴，坚持喝家乡的绿茶，坚持使用简陋的木箱，他这种简朴，不是做样子给外人看，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修炼。
在战争动荡时期，他还坚持修订古文，写文章勉励部下，写信告诫家人如何读书立身，数十年的坚持写日记。
这种细节的坚持，造就他内心的坚定和平和。
相人、知人、用人 近代和现代在中国政坛上游走的人，都无不佩服曾国藩相人的本领。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这是左宗棠和他交往数十年后，对曾国藩最高的评价。
曾国藩在晚年对自己一生做了反省，在其中他意识到自己长处在于相人，他把识人用人做为人生中最大的本领。
能做到相人，就要先知己，曾国藩经历几十年的熔炼，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自己在学识、诗文、官场的本领都逊色于人，对于打仗、洋务更是一窍不通，他后来每次打仗都远离战场，让他手下的将领充分发挥，他知道自己成功一靠自己对皇帝忠诚、二靠别人鼎立的辅助。
他自知之明成就了他，他也不断的挖掘人才、培养人才。
曾国藩对读书人有深刻的认识，他对于科举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能掌握读书人的心理，在组建湘勇时就立下用文人来当军队领袖的方向，他组建的各营大多是秀才、举人之士当首领，使得湘军中高层将领有远见、有才能，其中最典型就是湘军的水师头领彭玉麟，彭即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谦虚的文人，又是嫉恶如仇、有情有义的将帅。
曾国藩身边许多幕僚出身卑微，大多是在毛遂自荐时被曾国藩相中，许多人年纪轻轻，而曾国藩都以礼相待，平等相见。
曾国藩在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许多方略、计谋都来源于普通的幕僚，在屡次官场上险象环生时，这些门客出谋划策，渡曾国藩于危难之中。
曾国藩身边还有许多忠义侠胆的义士，他贴身的保卫康福来源于市井，在曾国藩被俘和两次自杀的时候，康福奋力把他相救。
培养人才一直是曾国藩终身在做的事情，他尽力给有才能人足够的舞台，在湘军初期他力荐满族将领塔齐布，使塔很快晋升为优秀的将领，在曾危难时，多次塔齐布挽救他，后来他着重培养了他六弟、九弟、彭玉麟、容闳…并帮助朝廷力荐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最典型是他得意的门生---李鸿章，李鸿章二十多岁由其父在京城带着，拜曾国藩为师，曾一眼就认为李鸿章是可塑之才，虽然在江西，湘军最危难时，李鸿章和曾国藩有产生了矛盾，李出走回乡。
但曾并不在意，在上海被太平军包围时，曾国藩力荐李鸿章组建淮军，并亲自送李去上海剿太平军，临走告诫李要充分利用上海洋人势力。
李鸿章不辜负恩师，同时他天生就是和洋人打交道的好材料，后来淮军帮助湘军剿灭太平天国、捻军，最后淮军成为清朝最强的军队，清朝借李鸿章之手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也使曾国藩晚年在朝廷名声还能立足。
曾国藩在临死前和李鸿章一段长谈十分精辟，在谈话中他对当时的时局做了点评，同时对天下人物入木三分的评论。
曾国藩识人和用人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在他最艰苦时候、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在他自己都放弃的时候，就会有人不图回报，及时渡他上岸。
在他准备出山组建湘军时有高人告诉他太平天国气数不好，他有宰相之名，坚定他起誓的决心；第一仗，靖港大败，曾国藩投江自杀未遂后，左宗棠跑来骂他是一个胆小鬼，不敢承担责任；江西战局受阻，他父亲突然病逝，他隐身在家乡一年多，还是有高人给曾国藩一本《道德经》，使曾大彻大悟… 在相人方面，曾国藩也有过失败，最典型是他选的4个女婿，没有一个让他满意和省心的，人食五谷，孰能无过呢
远见、理性 大家都说曾国藩能忍，他在和李鸿章的长谈中也自夸自己长处是在于“忍”。
其实他的忍是来源于远见和理性。
京城的皇室肃顺对曾国藩爱惜有加，并多次提携，而曾国藩审时度势，理性分析出：“肃顺虽大权在握，却树敌太多，以后会遭不测”，所以不予他私下来往。
在慈禧灭了肃顺后，没有查到曾国藩一点把柄。
在太平天国被灭了，曾国藩适时的提出裁剪湘军，打消了朝廷对他的猜疑。
曾国藩的理性也会伤害他自己和他人，他在湘军成立初期，为了建好的军威和风气，杀自家恩人来振奋军队；在他六弟因阵亡而受爵，后六弟奇迹回来后，为了保全曾家的名望，不让六弟显身，使六弟以死人的身份漂泊，客死他乡；为了不留后患和杀一儆百，他无端杀死从太平军投诚过来的韦俊叔侄…晚年曾国藩对于他“曾剃头”的绰号深感后悔。
天和、人和、时和、己和 成大事者要做到“天和、人和、时和、己和”，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太平军兴起，朝政腐败，是呼唤英雄出现时代，而这正是“时和”；曾国藩身边都是读书人，向往一官半职，又推崇孔孟之道，而太平军破坏孔孟、破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读书人当然不干了，这是“人和”；当时曾国藩处在中年，兄弟更处在青年，正是干一番事业的盛年，这是“己和”。
“不信书、信运气”曾国藩把自己和太平天国争斗成功概况为这六个字，老天多次在危难中帮助曾国藩，但这些能说明“天和”吗
在曾国藩临死前，他请教陈广敷先生为什么自己一生特别困恼，陈先生答道：“知之者不少，和之者甚少”。
说明曾国藩没有顺应“天和”，清末世人都敬佩曾国藩为人，也敬佩他成就的事业，但清末世人更期盼曾国藩能带领大家把腐朽的清政府推翻。
后记： 小时候接受的共产主义式的教育，没有一处谈到晚清真正腐朽的原因，没有一处谈到曾国藩这个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深刻影响的人物，而正统的教育，说：曾国藩是剿灭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晚年是卖国求荣的奸臣，真是太遗憾了。
我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历史
要建立什么样的历史观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黄仁宇说过要建立大历史观，我觉得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去看待历史中的人物。
唐浩明写的《曾国藩》是当今官场上的必读书籍，许多公务员拿它作为官场立命的参考，晚清官场上的陋习，腐败之风在今日官场中屡见不鲜，愈演愈烈，人治和官场政治还是立足之本。
这正是：有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花，有什么样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铁马冰河东北解放战争全纪录观后感
哥们给个邮箱，我有一篇论文是专门写这个的，就是《铁马冰河东北解放全纪录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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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聆听_____、最美的拒绝、我的中国年、心中有盏红绿灯、知心的礼物、我曾崇拜的一个人。
我曾崇拜的一个人他，是沉淀在我心中的那滴水珠，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激起我心中的阵阵涟漪。
他是我的第一位像朋友似的老师，我们之间没有师长之分，没有不自然的交流，没有“桌面化”的话语，唯有轻松的谈论和任其自然的聊天……我们喜欢幽默的他，喜欢这种平易近人的老师。
不管什么活动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他的家离我们学校远，每天他都是和我们在一块儿吃饭，他总是那样含着饭粒冲我们微笑，他这副样子最可亲、最可爱、、每次体育课，他和我们坐在草坪上谈天说地，谈我们的梦想、说我们的目标；课堂上，他给我们唱豪放而不奔放、过了时而不算太难听的歌，让我们放松自己……他的一切一切都那么独特，都那么的让人迷恋。
。
可好景不长，他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学校。
他的离开，让我们不能再和他朝夕相处，不能像原来一样坐在草地上谈天说地，不能再在课堂上听到他的歌声，不能再在餐厅里看见那含着饭粒的微笑，不能……、、、他的离开，给我们留下的只是回忆。
起初，他说过可能会回来。
我们便抱着这堆回忆，怀着一丝的希望等他回来，等他再给我们上课、唱歌、、直到那天，我碰见他，一句“我在教育局，不可能在教你们了”把我的那股“情绪喷泉”给硬撑了回去。
我们的希望凋谢了，可他让我们知道了师生之间也存在友谊，而这份友谊的深厚，甚至胜过了同龄人
“老师”不是“魔鬼”，老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学生不去或不敢接近他们。
其实，他们既是我们的良师，也是我们的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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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初中时写的一篇文章，希望对你有用）
《暖流》课文读后感紧急
“缓流总比急流宽”日期：2011-01-02 作者：鲍寿柏 来源：文汇报■鲍寿柏 我是1965年秋天由江苏宜兴丁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
由于家境贫寒，又是该校建国以来考入北大的第一人，当时在丁蜀这个太湖之滨江南小镇上还曾经引起轰动。
但进入北大的第二年夏天“文革”就在这里引爆，著名学府顷刻成了动乱发源地。
我在当年年底即受到所谓“十二月黑风”的牵连，遭到整肃。
1970年3月，全国69、70两届大学生的毕业证书被取消，我随300名北大清华学生被发配到安徽阜阳插花镇6377部队农场劳动，在春寒料峭中匆匆结束了五年北大生涯。
北大数力系是个大师云集之地，学部委员和名教授之多当时居全国之冠，但我终于和他们擦肩而过。
北京大学从此成了我青春时代破碎的梦。
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出现，又使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他把我以后的读书、治学生涯和从政经历与母校北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这个人就是厉以宁。
那是1984年4月的合肥改革讨论会。
那次著名的会议吸引了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风云人物，群贤毕至，高朋如云，官员、学者、企业家，还有大批渴求冒险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火花在这里激烈碰撞。
但我的心最终被一个人的讲演锁定，这就是当时已在核心决策智囊层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社会上还不那么有名的北大教授厉以宁。
他的讲演没有一句套话，没有任何赘言，开宗明义就说：第一个问题，改革是世界性潮流。
这一命题恰恰是与会者均未论及的话题，一下子把听众拉向广阔的国际视野。
紧接着他又一环扣一环地讲了八个问题，尤其对经济运行机制和时局的分析，细致入微，充满辩证哲理。
他的讲演在我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的语速很急，但极具逻辑力量，深邃平静的叙述就像冰封江面下潜伏着不可抑制的激流。
30分钟，当听众的情感随着他的讲演如波涛般起伏时，报告在高潮中戛然画上句号。
可能是听得太入神的缘故，他后面一些人的讲演我几乎再也听不进了。
当天晚上，我就到厉老师下榻的江淮饭店，向他请教一系列问题。
厉老师不厌其烦，一一作答。
那晚提出的众多问题中，有两个印象最为深刻。
第一个是，我那时已有数学、管理工程两门专业背景，但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有无可能改学经济学
老师回答：完全可以。
他说，以前学传统计划经济的人现在要转向市场经济，是从负数变成正数；你是数学出身，学经济学是从零开始，没有负数的包袱，你的起跑线更有优势。
他的话使我一下子信心大增。
第二个问题，是向老师求教学习经济学应如何入门，要不要从攻读《资本论》起步
老师说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将来可以再补。
当前，你可从研究现行体制，改革现行体制起步。
他建议我先去读两本国外经济学的著作，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另一本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
他强调说，最重要的，是要到中国改革前沿去学经济学。
厉老师推荐的两本书当时国内没有公开出版的中译本，我费了很多周折，才从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资料室搞到了复印本。
等啃完这两本书，我对老师更产生了敬仰之情。
因为这两本书赋予了我一种新的视角，使我有可能结合自己已经感知过的东西进行独立思考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又读了厉老师当时已出版的所有著作。
老师也开始让我参与他的一些新著写作过程中的相关活动。
如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就陪同老师参加了此前相关的调研与讲学活动。
这本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老师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认识。
从那时起至今这27年里，老师总是将他新出版的著作很快题笺送我，并逐一点拨每本书的要义和关键之处。
1984年，老师在送我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与罗志如合著，厉以宁执笔）时，特别提示我注意该书是用散文笔法写的，我这才发现深奥枯燥的经济学著作也能写得优美雅致。
厉老师的点拨，也使我懂得了经济学的行事和行文要让大众所接受。
厉老师不是一位书斋式的经济学家，他的志向、抱负、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注定要把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始终将经济学理论的探索聚焦于中国经济的现实。
这一点，对我的读书生涯影响尤其大。
1984年秋天，厉老师应邀为马鞍山市作了四场报告，分别讲城市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
报告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转换成生动朴素的语言，直接面对社会大众。
其中城市经济学这一场用股份制剖析和预言了全国重点钢铁企业马钢的未来，这在我们的城市引起了巨大震动。
我将这四场报告记录整理并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刊登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全国不胫而走，几乎被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媒体转载和刊登，并在经济界和社会各界引发热议。
这四场报告的记录稿，被收进1988年出版的《厉以宁选集》。
我自小嗜好读书，喜欢泛读。
厉老师知识广博，记忆超群，涉猎面极广，他的知识面对于我这理科出身的学生来说，犹如孤舟大海的一盏灯。
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起，厉老师就成为我读书生涯的重要引擎之一。
有一次，厉老师与我谈到了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他说，人们可能只注意到了“大人国”与“小人国”，其实书中的“飞岛”和“马岛”，所反映的寓意更为深刻。
老师一说，我便赶紧去书店把那本孩提时代读过的名著买来重读，从中了解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许多重要特征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从经济学的视角和层面上悟出了许多新的道理。
另一次，厉老师与我谈到了当年他的老师陈岱孙推荐的一本书——荷兰人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
他说，这本书阐述了一个经济学的命题：个人的恶习往往带来公众的利益，而相反，个人的善行则往往带来社会的灾难。
只是此书语言晦涩难懂，极难翻译。
2002年5月，该书中译本在国内一出版，我便买来阅读，发现该书从商业社会动力与道德层面之间的关系分析上，给人以一系列的新思索，对当代社会的市场化进程极具警示与启迪意义。
这些年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围绕经济学这一核心涉猎了许许多多书籍，领域涉及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老师用他的渊博知识和人生阅历，丰富了我的读书生活，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观察思考的角度和方法。
我真正有了做事的舞台，是1983年10月之后。
这以后的岁月又分两个阶段：前10年从事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后15年在地市级领导岗位从政并主要分管经济工作。
这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时期，而厉老师正是影响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人物。
我所工作的这座城市，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盘根错节，深入渗透到城市肌体的每一根经络。
我就任接手之始，正是市场经济的风暴袭来之时，传统体制的抵触和顽强抵抗，使这里的改革攻坚几乎无从下手，改革10年阵痛，这里等于是发生了一场来回拉锯的生死战争。
1996年底，这座工业重镇的几十个国企接连宣告破产，政府主导的这场悲壮战役，使我这个组织者在那个寒冷冬天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类似这样的激烈冲突贯穿了改革攻坚岁月的全过程。
我所做的事，就是把握时机，选择突破口，积小胜为大胜，把点变成面，把线变成片，用新规矩取代老规矩，让新体制逐步取得主动权。
我在这座城市的核心层参与、主导、见证了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全过程。
这实际上也是完成了厉老师交给的一篇作业：这是一篇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华去实践和身体力行、用整整15年心血写成的经济学论文。
15年，这座企业收入和工业实力曾经占了安徽省半壁河山的城市，传统计划经济的顽固堡垒，终于在血与剑的交织中脱胎换骨，纯而又纯的清一色国有体制被股份制、民营及多元市场主体所取代。
这里成为全省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其中包括证券市场启动后全国最大的上市公司——钢铁第一股，厉老师1984年在这里亲手绘就的神话般的预言十年后变成了现实。
这里诞生了一批新的经济体和新经济组织，它们有的是在两种体制的转换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有的置于死地而绝处逢生；还有一批是在大浪淘沙中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
作为那一系列大大小小战役的指挥者和亲历者，回望那已经逝去了的如烟岁月，城市的宁静和新姿已慢慢覆盖了昔日征程，我的内心有无限的感慨和往事不堪回首之叹。
在那个年代，每当面对巨大的压力感到身心难以承受之时，我会回到母校，回到老师身边，释放一下在战场和前线无法表露的情感，那心中的迷惑、委屈和痛苦，那种在政界因左右掣肘、身陷重围而百感交集的复杂心绪。
老师常常用他的诗词来宽解我，来自老师的鼓励和关爱常常会神奇地抚平我心灵上的伤痕，让我重新回到战场。
老师经常喜欢引用他在《四川青城山》中的名句：“缓流总比急流宽”。
他多次对我说，这句诗，集中体现了他经济思想的精髓。
老师诗词中表达的意境，让我在当时严酷的现实中看到了十分美好的一面。
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每年要尽量保证的一个重要日程就是陪同老师和师母调研，这也是我一年一度充电的最佳机会。
老师做学问喜欢深入基层到社会深处体察并吸取养分，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山山水水。
这些年，我陪老师调研的次数有几十次，跨越的省份有近二十个，有一些落后和边远不发达省份去过多次。
在这期间，我可以面对面天天聆听老师的教导，时时感受老人家的思想火花，这常常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
因为朝夕相处，在工作和求学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一一请教，这些问题每次都能得到圆满的解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厉老师都是我的领路人。
老师的生活习惯是黎明即起，每天写1000字，既不多写也不少写，几十年如一日。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早晨又增加了一个内容，就是为师母量血压，反复量三次，老师每次都取出小本本，认真做好详细笔录。
清晨那一抹阳光透过窗户，老师和师母的这一功课做得那么认真，那记录血压的笔记密密麻麻，这也是两人几十年相濡以沫的记录呵。
我曾多少次目睹这温馨平和的生活场景，一次又一次被深深感动。
世界在变化，万物在变迁，生活中也不乏风雨交加和电闪雷鸣，但我常常从这一份淡泊、简单与宁静中感受到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