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天一阁的读后感100字
许是对传统文化的仰慕，也许自内心的书生意气我读完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后，分明感到那源于历史深处的思索，如袅袅茶韵，飘然溢于纸外。
一座普通的藏书楼，却成了“一钟极端艰难，而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天一阁，确实承载了太多，太多。
天一阁，建于明中叶，由其主范钦历终身觅书建楼，延续数百年岿然不动。
其藏书楼之珍，保存之善，世所罕见。
几百年的风雨，范氏家族始终恪守着近于苛刻的祖训，甚至只有大学者黄宗羲才成为数百年来登临此楼的唯一一人。
然而当近代的兵燹来临，这座没有在大火中焚毁，没有在岁月中流散的古楼却如那饱经风霜的古书，那么轻易就焚毁了。
印着大学者诚惶诚恐脚印的楼板，只留下偷儿日夜窃书遗下的枣核……我不禁发问：为什么保存了几百年的古籍在近代烽火中显得如此脆弱
为什么，为什么偌大一个中华，终容不下一座小小的藏书楼
作为书生，我们是否也算作范钦的后人
但我读到范钦伟他的天一阁定下的条条铁律时，我不禁苦笑：在偷儿和强盗面前，书生的人格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创造了象形文字，创造了纸帛，又创造了印刷术的民族，将文化的传承寄予这小小的藏书楼，本身便是一种无奈，一种悲剧。
“血战前行的历史”战火一次次焚烧着脆薄的纸页，黑暗一次次吞噬着智慧和光明，然而范钦冷峻的理性，为何要倾注于这小小的一隅
为什么不让文明的星火撒向更广阔的领域
我们作为中华民族未来的思想者，不该扪心自问马
掩卷沉思，浩瀚乾坤，千古苍桑皆抑于此。
五千年的一个黄昏，一群茹毛饮血的的人来到一片荒原，发现这里可以耕种粟谷，无须为狩猎而奔波，于是华夏的始祖就这样默默定居下来……功于马背的秦始皇“余威振于殊俗”，“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
他扬鞭一指，苍茫燕山便出现了一条蜿蜒万里得长城。
胡骑锋镝，从此便越不过燕赵，攻不入中原，于是修长城便成了历代帝王的大事。
从秦一直延续到两千多年后的明末。
终于不见了狼烟四起，终于中原的王侯已安于“长乐未央”，然而不幸的是，地理上的围障却又将另一堵“长城”植入这古老民族的血液之中。
于是，有了“梅妻鹤子”终老沧州的隐士之风；有了钟情山水﹑俯视笔墨间的文人气质；有了埋首圣贤之言﹑探究修身之道的理学之派。
“长城将这个民族渐渐封闭，因封闭而自矜，因自矜而更加封闭。
从此，没有了马背上的狂奔，没有了面对大海的遐想，大漠的驼铃终化成历史的空灵，远航的船队终在一片”耀武异域，劳民伤财“声中归于泯灭。
于是便有了”乾嘉学派“，又了这孑然一身的风雨天一阁。
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对于一个从来无需长途迁徙﹑﹑四海为家的民族；对于一个无需苦斗于马背﹑大海的民族，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的视线投向更无垠的大地和天空呢
又是一个黄昏降临，残阳如血，衰草连天，当这斑驳的古楼映着欲坠的夕阳，多少悲怆尽在一片如死的寂静中。
天一阁，是否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是否是一个时代痛苦悲凉的结束
满楼黄纸，诉不尽满腔悲怆；千古兴衰，皆溢于尘埃之上。
天一阁的悲凉早已如远去的流水，一去不返，但余秋雨先生深沉的行文是否在告诉
文化苦旅中的风雨天一阁的读后感100字
在这篇万字散文中，作者叙述和表现的，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抱有坚定执着信念的终极追寻式的人物以及故事，我视之为文化精神品格的榜样，并以此为骄傲。
当我们被世俗文化骚扰甚至迷惑的今天，能读到他这篇散文，让我更感到了一种惊喜与难能可贵。
他在许多作品里几乎倾注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追随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试图在他们的故事和传奇中发现对今天和未来有所启迪的东西，为人类留下真实和道义的作品。
文章从《易经》、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一直追索到建国后的80年代，期间提到了创建和保护天一阁的范钦、范大冲父子，想看天一阁藏书而不得的钱绣芸姑娘，被破例允许参观天一阁的黄宗羲，提倡编写《四库全书》的皇帝乾隆，保护流散藏书、创建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等众多历史人物。
全文生动有趣，阅读完毕，读者不仅获取了大量的历史知识，而且不需要理论说教，就会自发地从这些故事和人物的言语行为中领会对传统文化的感悟。
在这一点上，余秋雨成功地做到了找传统文化之根，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写作心愿。
文章里充满了对民族精神根源的召唤和对国人善于遗忘的不满：“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想要改进现有的中国文化就需要从改变中国人的人格开始，而目的是为了塑造健康完满的人生。
在《风雨天一阁》里，作者看重的是一种“健全人格”的精神，由此，作者才写道：“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文中的这段文字，“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对我有极大的震动。
作者这样一个饱读诗书之人，我辈要不感到渺小与浅薄那才是一种耻辱。
古语有云“穷则变，变则通”，只有当一个人可以产生思考的时候，这个人的思想才能得到解放，得到发展。
面对选择，我们谁也很难立刻就能做出无悔的抉择；而历史中的抉择就更是难了
而范钦父子就不能不让我们钦佩了。
范钦不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智者，而且还是一个人格健全之人，是他将我们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攒聚起来，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精神的家园，虽然，不是很大，但已经足够了
在历史中，他能轻常人之所重，而重常人之所轻，在别人迷恋仕途之时，而他却在那个年龄将搜罗藏书融进了生命。
这不正是一种向上的文化品格么
他的长子范大冲面对万两黄金与藏书楼的抉择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承父业，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这种担当需要勇气，更需要一定的健全人格与人生的终极价值观作为支撑，否则，谁又不爱黄金而选择仍需长久开销的藏书楼呢
秋雨先生正是通过这一艰难的历程，为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展示了一个文化贵族家庭的持久魅力与人格底蕴，并为今天的大学生提出了一个构建健康的、有益他人和世界的人生价值观的最佳参照，为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此番风雨正当时，我辈岂能后古人
风雨天一阁的原文
在苦旅中 -----读《文化苦旅》有感 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 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宗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 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殒落,我们会选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余秋雨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采想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自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 也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土地,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
华夏名人逸事读后感
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
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
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四我查阅的相关资料——北四南三阁和四大书院。
北京故宫太和殿东南——文渊阁，辽宁沈阳故宫奉天 ——文溯阁，圆明圆 ——文源阁，河北省承德市热河 ——文津阁 为内廷四阁，北四阁。
杨州 —— 文汇阁，镇江 ——文宗阁，杭州 ——文澜阁 为南三阁，风雨天一阁读后感6篇书籍读后感-名著读后感-小说读后感-教师读后感等-中小学生读后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四大书院”说法的是南宋著名诗人、参知政事（宰相）范成大，他把山东 徂徕书院、江苏 金山书院、湖南 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不久后，理学家吕祖谦也提出了“四书院”的称呼，但是跟范成大不同的是，他眼中的“四大”是指河南 嵩阳书院、湖南 岳麓书院、河南 睢阳书院和江西 白鹿洞书院。
两个人的意见相差如此之大，只有岳麓书院是他们的共识，所以后人把岳麓书院称作“四大书院之首”，甚至“天下书院之首”。
篇六：正如余秋雨先生说的，我心底中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虽然没仔细去揣摩但确实让我感触很深，尤其是《风雨天一阁》。
小时候，知道宁波有一座藏书楼——天一阁，感到无比骄傲，因为它就在我所在的城市——宁波。
上完初中，到宁波读书，感觉离天一阁近了许多，但却从未走近过它。
记得读师范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曾向我们介绍过天一阁，当时的我听的特入迷。
看了余秋雨先生先的风雨天一阁，更是记忆犹新。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
文中的这段文字，“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对我有极大的震动。
范钦不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智者，而且还是一个人格健全之人，是他将我们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攒聚起来，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精神的家园，虽然，不是很大，但已经足够了
阿里云文中也提及了书法大师丰坊和他的侄子范大澈，他们也是藏书家，却并未传承下去。
藏书仅凭一人之力，是不能久远的。
范钦不仅仅把藏书作为爱好，更把藏书看成是一种使命，而且是整个家族的使命。
这也是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岿然独存的原因了。
天一阁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遗迹。
那一种精神，坚持不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就我自己而言，做事都是只有3分钟热度。
看同学天天写日记，觉得是个不错的习惯，也尝试着每天写点什么。
结果写了一个礼拜，没有坚持下去。
我对写作缺乏兴趣是一原因，感觉象在给自己找借口。
但最重要的是坚持的决心不够。
想看天一阁藏书而不得的钱绣芸姑娘，惋惜之余令人敬佩。
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很是令人感动。
由于家族的规定，她还是没能踏入藏书楼中看书。
曾经的我想，藏书楼，藏了那么多书，却不准人看，连家人都不能看，藏了这么多书是做什么用
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不对外开放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下去，只是，这些规矩只能防君子，却不能防小人。
余秋雨先生在最后写道：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现在，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已深深的印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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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文章读后感都很好写，基本上都感慨完了，往里面找写句子抄一抄就可以当成一篇不错的读后感哦。
例如：《风雨天一阁》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 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 而入。
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 法把我弄到天一间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 书的心绪，只得作罢。
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 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 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 阁，实在说不过去。
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 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
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 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
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
第二 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
打落 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 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
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 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
本来浑身早已被 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
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 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
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
明明 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
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 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 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 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
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 斯文，剥除参观式的优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 到跟前。
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枪的文 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 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
这一切，本该迅 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
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 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
一个为 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 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 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 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 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 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
“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逞论区区几箱书
宫廷当然有不少 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 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
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 常特殊的人物了。
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 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 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 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 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
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
他 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么，这些 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 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 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
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
”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 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 小小的栖脚处。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 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
最后做 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
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
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 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
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 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 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 少。
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
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 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 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
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 这样。
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 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 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
然而 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 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 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 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延杖之罚，并下过监狱。
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 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
”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 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 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 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
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 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学， 他太激动，大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
起先他也曾狠下一 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 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 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 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 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 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
相 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
太纯粹的 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
范大澈从小受叔父 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 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 集到一些重要珍本。
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
据说有 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 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 随意取阅。
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
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 差别就看出来了。
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 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 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
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 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 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 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 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
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 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 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 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 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
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 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 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
为什么他不 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
为什么他要把权利 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
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 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 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
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 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
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 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
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 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 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
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 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
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 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 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
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 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
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 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 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
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 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
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 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 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
不难想象，天一阁 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 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
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 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 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 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到底有哪些书，能 不能借来看看
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 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 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
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 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 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 罚不与祭3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1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 姓者，罚不与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 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 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 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 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 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 在当时已属于旁支。
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 目光。
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 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 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
只要开放一 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
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 的意义又何在呢
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
阁门的 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 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
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 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 一个巨大的震撼。
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 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 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
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 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
他 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19 岁的黄宗羲在廷一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 大铖，一时大快人心。
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 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 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他在 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 叩天一阁之门了。
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 即1673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 读楼上的全部藏书。
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
他们是 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 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 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
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
铜锁在一具 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 阁藏书记》留世。
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 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 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
封 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 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
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但 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
乾 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
天一阁进呈珍 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
乾隆 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 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 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
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 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
藏书的意 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
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 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 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
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 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 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 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
这一次几乎把 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 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
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 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
把保护藏书楼 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 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
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 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 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 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 里。
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 过营养。
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
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 也终于失效。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
除了张 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 成为废墟。
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 事。
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 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 的一个处所。
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 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 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 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 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了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 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
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 地问自己：你来了吗
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
阁中一位年老的 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 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
由此 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 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博、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 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
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 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
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 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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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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