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书籍读后感400字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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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典故和故事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
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
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
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
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
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
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
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
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
”[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
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
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
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
”[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
”[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
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
”[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
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
”[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
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
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
卡夫卡解放了我。
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
”[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
[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
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
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
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
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
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
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
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
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
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
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
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
”[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
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
”[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
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
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
”[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
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
”[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
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
[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
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
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
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
”[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
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
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
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
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
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
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
[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
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
”[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
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
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
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
”[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
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
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
”[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
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
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
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
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
”[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
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
”[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
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
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
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
”[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
”[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
”[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
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
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
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
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
”仲月楼说。
[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
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
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
”[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
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
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
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
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
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
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
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
”“我写作,所以我存在。
”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
”[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
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
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
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
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
[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
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
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
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
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
《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
”[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主要从其作品《变形记》来分析卡夫卡的一生
陆川微博攻击胡歌的言论是什么
我以个人观点回应老胡的门事件 好。
现在我以一个很平和很平和的心态来写这东西。
文章是写给人看的，东西是写给莫名生物体看的，您自己归哪类，自己掂量着就得了，别说出来，说出来伤和气。
事情起源是3月18日的事件。
引起各方所谓正义人士争论的，其实是发表于3月15日的。
有头脑有理智的同学可以评判一下这段话，原文如下： “一本书写得再好若是有损执政者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还是有禁的必要 除非作者揭露的是当下的丑陋 谈及动荡岁月的往事我相信叙述者的真实和聆听者的客观 但作者一次次地疑问 悲愤 批判好比隔岸观火 如若穿越六十年 置身当时的水深火热之中 便知没有残酷就没有彻底的胜利”—— 就时间而言，您们就已经晚了三天了，据百度了解，（因为实在不好意思我是一届俗人，我真不认识您，听都没听过您的大名。
还得靠百度娘来让我看看您是哪个网络人士。
起初我还真以为是大山里的某小王巴犊子，恩，不好意思。
我粗口了，可您自己说的，您还不打算尊重别人，那我也就想什么说什么了。
数学里有个术语叫等量代换，经济上有术语叫，所以，我这样对您是公平使然，您别不乐意，要是不乐意了，那就自己死去吧我不拦你。
）先生您还是个搞网络的搞新闻传媒的，就这点敏感速度也忒快了，不知您当年学习的时候老师说的话您都听的懂么，老师教育新闻从业者，今天的新闻是金子，昨天的新闻是银子，前天的新闻是垃圾。
那请问，您现在来挑衅大前天的事儿，是该说您廉颇老矣了还是该说您酝酿已久了呢
然后我百度了一下您的大作，其中————。
在这本号称“名著人物的另一种可能”的书中：吕布死后五百年出世为、是林冲的女儿、唐僧是关羽的秘书、秦琼在麦城救了关公、是贾府的邻居．．．．．．这构思也就您能想出来，这脑残文儿能把历史老师语文老师气吐血而后快。
真是诸天气荡荡，我文道昌盛
别跟我解释我没读作品曲解您的意思，我知道截取的这些都是假象，都是您作品用来骗读者眼球的噱头，但我就断章取义了，我向您学习啊
您说胡歌的微博不也是揪着一句不放么，那咱们还是公平原则，对等。
我对您很尊敬。
第二，就是陆川先生。
之前我知道您是个导演，但也就仅限于这样的了解。
我才疏学浅，加上对电影无爱，所以我一部您的作品也没看过，很抱歉。
当有的人调侃的口吻说不知道胡歌是干嘛的时候，我也很想调侃的跟您说一句，我只知道您是在电影界打酱油的，仅此而已。
其实话说回来，就算我对电影再无爱，我怎么知道李安知道，这个，摊手，我等您答复我呢，我智商有限。
第三就是马日拉和众路人。
对于马日拉先生，我也是百度的，我原本很想找些有关您的资料来，但是可惜，百度娘对您都很无言，只有短短数行，还就因为提及了韩寒才让我有了一些印象。
我之前总把您联想到央视的记者，抱歉啊抱歉。
至于众路人么，说的话污秽下作不看，胸大无脑这种词都可以用上来评判，我只能说您们的墨水真有限，您们的墨水真高端。
您们以一个小无名大智慧的身份跻身在之前的三位身边，啧啧，我很佩服您们的勇气和肝胆。
好歹我还能百度出来之前的三位，但您，我实在无法评判。
我都不知道您是什么名字什么性别什么物种什么科目，您说，咱这就不好妄下断言。
但以您们在微博里慷慨激昂一点不输阵脚的语气看，您们是经常参与这类骂战的，哪儿热闹就往哪儿钻，但我有一点实在想不通，您说您那么激动的批评了我们胡歌半天，您的言论又有什么意义或代表性呢
起码人家代表还能去会上举个手发个言给个镜头露个脸，但您呢
只能在这举个大旗做个虎皮拉拉帽子伸张正义，这排场配不上您的身段，我看着太寒酸。
我不好意思揭您短。
不然就是您真的切肤之痛感同身受过那书里所写的诸多战争。
您经历过文革参与过抗战，走过丛林踏过草原，躲过子弹堵过枪眼，曾把敌人老窝端踩过越南导火线。
您寻过先烈的血迹啃过前辈的尸体，您在革命的事业上奋勇杀敌。
不过我手贱看了您们众路人的各种资料，都是八零后一般，那我只能说，您在思维解放的道路上穿越了黎明，抵达了黑暗。
我看完老胡的微博时也瞬间感觉到了他涉及了敏感的政治问题，但仔细读下来，发现这只是一段对于一本书籍作品的感言。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代入感，然后抒发自己的看法观点，小时候老师们就教我们写读后感，没办法，自然习惯。
那么好了，既然是读后感，他所代表的也就是自己的一点想法，你们有没有必要那么上纲上线
1.您说您们有言论自由，2.您们说看了这条微博后从智力上一点也不想尊重他，您们说不懂最起码的尊重是什么，3.您们说他无脑，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4.您们说我们维护喜欢的人就是脑残，5.您们说他就是一个戏子，6.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去当粉丝。
好，咱们一条条来。
我不怕跟您们这样的精英们浪费时间。
1.言论自由在法律中对于每个公民都是人人平等，那么作为一个公民的胡歌，也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您们这样不顾人格的肆意诋毁诽谤，那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呢
有条法律是污蔑诽谤罪，你可以说这条太重了，您那小肩膀扛不起，那总有一条是侵犯他人名誉权，这样说您应该承认吧
别不好意思别害怕，犯了法不要紧，记得改就行。
但就怕您犯了法还到处宣扬，以为自己很骄傲，警察给您抓起来，那就没办法了。
秃尾巴孔雀就是这样的感觉，您在那乐意转圈，我们也不拦着。
2.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最精妙，也最直接。
您直接告诉了我们您是一个多么人格低下的人。
真的，从小到大老师家长都教育我们，要学会去尊重别人，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好了，您大声的告诉我们您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都不懂得最起码的尊重是什么，OK，我们笑而不语，这样伟大人格的您还能让我们这一群小生说些什么呢。
长这么大没人这样勇敢的承认过，恩，我周围方圆几万里也没遇着过，遇着了您，我此生无憾了。
拿着无耻当令箭，真的可以的。
3.这句话吧，我们来客观的评价一下。
胡歌，是1982年出生于上海的，自小品学兼优，一直就读的都是上海最好的学校，高考以文考全国第二的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录取，后证实应该是第一，因为当年的第一是保送生。
而后他又去上海戏剧学院参考，以文考全国第三的成绩考取了上戏的表演系。
在大二就开始接拍戏剧，并一炮而红。
他的文笔和学识毋庸置疑。
敢问，这样优秀得在全国数一数二的学生，您们说他无脑，说他历史、学识知识水平太低，那么我是该相信您说的个人言论呢，还是该相信从1978年就考验筛选了无数人才的高考国家教育制度呢
就连过路的人都知道，胡椒是一个最乖最听话淡定的群体，正是因为您引用的那句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老胡教会我们淡定教会我们从容，教会我们乐观教会我们珍惜。
所以我们从不无理取闹，也从不去掐架造谣。
您的言论让任何路人看了都会产生不悦的心理反应，所以我们只好上前很理智的劝解您学习对人起码的尊重。
但您们似乎打了鸡血一样的大跳跃反弹，抓住我们好心的话语加以讽刺打压，试问，连别人平心静气的劝导都听不进去的人，您还有什么前途发展吗
您说别人无知愚蠢的时候，想想自己的肚量和所作所为吧。
连我们这些孩子都不如，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替您觉得可悲吧。
4.如果说维护喜欢的人就被定义为脑残，那么，我只能说我不敢苟同于您不同于众人类的人生观价值观。
维护喜欢的人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心理反应，更何况是这种被人污蔑被人恶意诽谤的纷乱场景。
我们的维护也很理性，围观您的高谈阔论时我们根本没有不洁的词语出现，而相比较那些支持您们的您们的粉丝，那些翻陈出新的污秽词语，我们真的觉得有碍身心。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间接代表了您那一派的整体水平。
5.戏子。
戏子。
这话放在文革，呵呵，我不懂啊我不懂。
好吧，那就姑且按照您的逻辑来讲述推论。
胡歌是一个演员，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正当职业，您把这个职业叫做戏子，单不说这里面透出的嘲讽和诋毁，就当它只是个代名词。
那么，现在所有的演员都是戏子，导演就都是导戏子的人。
这让我不禁想到了一种类似的关系。
那就是妓女和鸨子。
不好意思，因为这两种关系在您言语的诱导下是那么相似。
您肯定偷着乐了，觉得我自己把演员也就是把胡歌诋毁了，可是您想错了。
历史上青楼女子贞烈留名者诸多，深情重义的杜十娘，才华横溢的小凤仙，等等等等，她们更多是被逼无奈，多的是那么一份红颜薄命的怅惋，有歌可唱有诗可鉴。
但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鸨子可以不被骂得狗血喷头，她们无不是罪恶的黑手。
那么作为大导演的您混迹在这样的戏子中间，可别出什么差错，我怕哪天您又得罪了谁不像我们老胡那么大度的，导过头了娱瞎了您的眼。
6.好吧，今天的话题一直停留在智力的纠缠上。
我只能说一点学术性的建议或者病诟可指的地方都没有。
算了，谁让您这智商也就能研究研究智力了呢。
您说智力正常的都不会去当粉丝。
好，第一，我想说，我们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粉丝，虽然这是事实，但从老胡的角度，他就公开不止一次的说过，他喜欢和我们的关系状态是朋友，我们关注着彼此的成长，我们在路上彼此相伴，我们是平等的。
不是盲目追寻，他待我们也是一样，从不曾高高在上。
我们的交流史精神的，哪怕不记得具体姓名，他也会认真记住每个人的模样。
但我知道，这种关系和情感，是您这样的大家所不能理解的，您所认为狭隘意义的粉丝，也就只是您的世界观里的定义了，那种追星逐月跪地俯首的关系，我真替您可能拥有的粉丝们可悲。
然后我想问的是，您发展到今天如此大的成就，成就得哪怕没几个人知道的成就，您之前在少年时期没有过崇拜的榜样爱慕的对象么
OH NO，如果您说没有那我只能说您意志精神非常之强大非常人所能及，或者说您从小就目中无人高估自己。
如果有，那么很不幸，您自己扇了自己一个很响亮的耳光，我都听得见回声响，呵呵，真亮。
然后呢，说的也差不多了，我对您的言论的好奇和评价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只想说说我的想法，其实对于历史，发生的即是事实，我们都是旁观者，我们能参与的只有自己的人生，可就是这样，我们还无法完满的完成自己的业，更何况是去改变历史嘲讽历史。
对于政治，除了国家LD，评论员，专业研究人士，我们每个人都只是看客而已，笑对岂不是更轻松
明明没有那样的实力资本去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那就不要在别人门前班门弄斧的炫耀自己曾经学过小学政治。
既然大家都是看客，那你的言论又有什么权威性呢
那你又有什么资格来指摘别人呢
金大中为什么要赦免全斗焕和卢泰愚呀
根据终审判决的结全斗焕要在教导所内此后的全部余生，卢泰愚也要在那个拘留所内服17 年不过，全斗焕和卢泰愚已是年近70 的老人（按：全斗焕生于1931 年泰愚生于1932年，到1997年已分别为66周岁和65周岁，按韩国算虚岁的习惯完全可以说是年近70），无论是无期徒刑还是17年的徒刑实际上都意味着他们最终将要老死在狱中。
究竟能不能让两个前总统服完全部的徒刑亦即老死狱中，要不要对他们进行赦免，成为判决之后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早在一审判决尚未作出之前，正在司法研修院接受教育的未来法官和检察官们就曾在一次问卷调查中提出过“不相信两个前总统会在狱中服完全部徒刑”的疑问，实际上也是相当多韩国国民的普遍想法。
事实上，这次对两个前总统的历史性审判 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对审判之后的赦免问题当然也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和解决。
就在终审判决后8 个月的1997年12月，韩国将举行第15届总统大选。
从大选政治的角度来看，全斗焕和卢泰愚毕竟是先后担任过两任计18年总统的人，各自拥有相当一部分追随势力和社会影响力，而且他们两人作为庆尚道出身的前总统对韩国人口最多也就是选票最多的两个道——庆尚南北两道的选民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力。
如果能对这两个前总统进行赦免的话，也可能对执政党在今年年底的大选产生有利影响。
在终审判决之后，执政的新韩国党内准备出马今年大选的候选人纷纷谈论赦免问题正是出于这种政治性考虑。
有的主张积极考虑赦免，有的提出要在当事者真正有悔改之意时才作考虑，有的认为在大法院刚刚作出终审判决之际就议论赦免之事并不合适，而赦免的主张明显占了上风。
在野党方面并没有像执政党那样公开议论此事，而对早晚要进行赦免的主张也没有表示明确反对。
根据韩国的有关法律，赦免是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的固有权限，而赦免包括一般赦免和特别赦免两种。
涉及到全、卢两个前总统的是简称为特赦的特别赦免，因为对已经开始服刑的全斗焕和卢泰愚来说，所需要的正是能够停止继续执行徒刑的 那种特赦。
既然是总统的固有权限，那么是否对这两个前总统实行特赦就完全取决于现任总统金泳三的决定。
对此，金泳三总统迄今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倒是从接近他的 青瓦台总统府的部分高级官员那里透露出了一些“灵通消息”。
就在终审判决的1997 年4 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瓦台高级人士对记者表示，特赦与否及其时机都完全取决于总统的独自判断，其他人对此实际上无发言权，而且在大法院刚刚作出终审判决之际就议论特赦问题并不合适。
然而在另一个非正 式场合，另一个高级官员却承认，青瓦台总统府的参谋们大部主张应由金泳三总统本着“结者解之”的原则于在任期间解决特赦问题，至于时机，可选在大选结束后的卸任之前，因为过早给予特赦不仅会降低作为金泳三总统之一大业绩的“扶正历史”事业的意义，还会激起许多国民的反对和指责，反而会产生不利于大选的影响。
如果一定要在大选之前进行，也可以采取接受执政党候选人的提议的方式，既可以达到金泳三总统“结者解之”的目的，也可以帮参加大选的执政党候选人赢得一些 民心。
预防青少年犯罪心得体会300字
X年，我们根据县综治委总体要求，从完善工作机制入手，加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启动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继续巩固完善“社区、学校、家庭、学生”四位一体的法制教育工作格局，各成员单位根据自身的工作职责，围绕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力地推动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建立健全工作机制，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 今年，我们请示县委领导重视，以云办文[XX]34号文件下发了成立云梦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同时，按照市预防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结合我县的实际，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
此外，为加强对各项工作的监督检查，我们将预防工作纳入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建立了预防工作例会制度，总结协调工作，强化过程管理，加强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县预防办组织预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定期对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检查，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目前，我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两级领导机构、三级工作网络、综治主抓、共青团牵头、各部门齐抓共管、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优化。
二、深化法制教育工作，不断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 1、大力开展校内青少年法制教育。
今年，县教育局高度重视预防工作,进一步规范了中小学法制教育课授课制度，做到“课时、教材、教师、教案”四落实，召开了“法制副校长工作推动会”，充分发挥了法制副校长在法制教育、维护学校安全和秩序方面的作用。
在正面教育的同时，为使教育工作更加适应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开展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法律知识竞赛、辩论会、案例分析征集、自护自救小品剧、法制夏令营、法庭进校园、模拟法庭、中学生形象展示等活动。
同时，结合社区预防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与家庭、社区的联系、合作，开展了“云梦县中小学法制教育宣传月”活动，通过家长学校、社区宣传等途径，将中小学法制教育在进入学校的基础上，进入社区，进入家庭。
目前，全县各中小学利用板报、橱窗、宣传栏、大屏幕和广播等设施，建设法制宣传园地400余个。
2、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新模式、新途径、新办法。
我们在全县12个街全面启动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的实施工作，分管综治工作的主任担任街预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区资源，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学校、家庭教育的联动机制。
在工作中，制定了可操作性强、富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方案，积极推进预防计划的实施。
公检法司等部门积极参与社区预防计划的实施工作，组织单位骨干深入社区开展宣讲工作，云台社区和有关部门开展的“法庭进社区”、“效军人风采，强自身素质”军营教育等活动，受到了广大青少年及其家长的欢迎和好评。
3、提高预防工作针对性，将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帮教工作落到实处 针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公安局在社区、学校、家庭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进一步健全完善“挽救工程”运行机制，全面加强和完善“挽救工程”措施。
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的情况，对流动人员集中居住地进行综合治理的同时，各街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广大进城务工青年中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培训工作。
培训内容包括法律法规、劳动安全、卫生、权益维护等方面。
全年共培训489人。
三、加大服务力度，最大限度的缓解社会矛盾 1、深化维权活动，保护青少年的正当权益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维权服务力度，公、检、法、司、文化、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积极参与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
在创建过程中，各单位自觉履行法律和政策赋予的职能，立足本职，积极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多次深入企业、学校、社区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工作，今年共接待法律咨询130余人次，妥善解决了4起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
2、关爱特困家庭，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困难家庭因经济条件的原因，极易造成家庭内部成员关系紧张和与外部社会的不协调，导致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县预防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动员社会方方面面为困难家庭办实事、办好事，仅团县委今年就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助学款、扶贫款（物）2万余元。
县卫生局为200余户困难家庭子女免费查体；县直机关各部门认领帮扶对子。
四、加大整治力度，进一步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为了进一步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秩序，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减少外部环境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侵害，教育局对中小学校破墙建网点房屋进行拆除，净化环境；公安、工商、文化、宣传等部门继续加大学校周边地区乱摆乱卖、非法占道的经营摊点的清理工作，严厉查处学校门前设点赌博、非法贩卖、出租淫秽音像制品和书刊等扰乱学校周边秩序的行为。
截止目前共检查出版物市场（摊点）7家，取缔非法摊点9个，处罚违规店（档）17家，查缴非法图书141册，查缴非法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2400盘，处罚违法单位19家。
一年来，我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努力把我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