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读后感300字 5篇
读有感 在暑假的最后时光，我阅读了，深受鼓舞。
是居里夫人的小女儿在她去世3年后写成的。
该传记详细叙述了居里夫人的一生，书中引用了居里夫妇的许多信札和日记，书的最后还附录了居里夫人一生所得的奖金，奖章的情况以及罗列他所得的名誉头衔，是一本很翔实的个人纪录。
作者艾芙一开始就承认他要叙述的是一个传奇故事，这本书从几个方面介绍了居里夫人这位具有高贵品质的、献身科学并作出伟大贡献的伟大科学家的一生。
在巴黎大学求学时，每到秋天不得不为学费和生活费着急，尽管这样，在实验室的条件非常简陋的情况下，依然作出了提取镭元素的伟大科学成就。
时期在战场上的毫不费事就成了一名战士，他忘了早餐，忘了晚饭，困了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睡，在护士住的小屋里，或在露天的帐篷里，废寝忘食的在战场上进行救护服务。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科学家，在生活依然很艰辛的时候，主动放弃了申请镭元素的有关专利，公开了镭的提取方法，自己确因要买1克镭而不得不靠别人来筹集资金。
在居里夫人的传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居里夫人从来没有浪费时间，只有严谨的生活；没有享乐的懒散，只有英勇的奋斗；没有奸诈的人和事，只有和谐的空气；没有丑恶的画面，只有纯洁的灵魂---这是一本最精彩的历史人物传记。
政治学名著
学名著：亚里士多《政治学》柏拉图：想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拉斯维尔：《政治学》霍布斯：《利维坦》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穆勒：《代议制政府》穆勒：《论自由》汉米尔顿：《联邦党人文集》边沁：《政府片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柏克：《法国革命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及其起源》政治学类教科书：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
一篇关于历史书籍的读后感，800字以上
【读书笔记】一声叹息万历帝——《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本文所说的“一声叹息”，只限于如果按照现代人正常思维状态下，去努力理解当时已经集国家权力于一身的中国明朝皇帝却根本没有办法运用自己的意志去办一件自己想做的看上去是极小的事情，当然就更说不上让他青年人家领导当时的明代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国家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强盛兴旺，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实在是令现代的中国人大大失望了。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的封建政治家、封建思想家、封建实干家、封建统治者们，封建被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自我奠定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特色的人类封建社会行为准则，它就是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它包括了身处任何地位级别的中国人从小长大从生到到死全部生涯中的唯一行为纲领：下级永远服从上级、儿女永远服从父母、女人永远服从丈夫——而从来不允许怀疑其上级、其父母、其丈夫在任何时候会出现有过错的事情。
有过错误也得服从。
当然，如果数以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所有的曾经的为君者、为父者、为夫者全部百分之百绝对正确过、绝对伟大过、绝对英明过……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社会景象啊。
可惜啊，在如此沉重的伦理道德的外衣下，人类间科学真理的闪光、科技知识的萌芽、人类人性善良的曙光……全部都被静悄悄地被压制着、被消灭了——当然，其中也包括看上去拥有世上最大财富、拥有全国最大权力的正处年轻时代的中国明朝万历皇帝。
我所接受过的教育中，权力曾经是一个神圣无比的词句：*杆子里出政权、权力是做大事的基础、这个世界是由帝王一类掌握大权的人所创造的…… 黄仁宇先生的文字，却让我明明白白看到，一个号称当时世界经济最强国之一的当朝年轻万历皇帝大权在握却活得是如此那样地艰难。
作为一个中国皇帝，他是最让我失望的：他正当年轻且大权在手，可是，他除了在中国最大的农民式的皇帝后宫里享受着众多女人们给于他的所谓人生其实只是一个雄性男人在性方面的某种自由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换句话来说，如果他能够走出这些女人组成的后宫一步，他便完全处于无事可为的境地——他的大臣们其中包括有名的张居正老先生都替他把国家的事儿都做完了，以至于他才满二十四岁青年少年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发出“生活的单调和疲劳”的人生叹息。
试想想，任何时代中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比如说大学本科已经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更不用说一个二十四岁便大权在握的中国皇帝，其皇帝职位本身就是一种多么令人感觉兴奋的、至少可以想像、至少可以觉得做成多少大事的职务啊。
请睁开眼睛看看别人是怎样当皇帝的吧： 当年同样十九岁的俄国大皇帝，他悄悄地独自到邻国去学习造船技术；三十多岁日本国皇帝，亲自组织日本全国官员学习西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的经验，从西方国家把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移植创建在自己国家的国土上——想当年，日本国的首批纺织女工，都是由日本当时政府官吏家的女儿们担任的；当时的日本民众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她们普遍认为，纺织机器是一种怪物，人类是不能接触它的；日本皇帝为了国家的改革进步，首先动员自己的下属官僚家的女儿们充当日本国的第一代纺织女工
……中国万历皇帝啊，你正当二十四岁的时候，你青春少年大好年华，只知道像一个无知农民一样、像同一只种猪一样守着九个嫔妃与无数宫女日日夜夜过日子，这是为什么
然而，所谓的中国万历皇帝过着美女环绕的日子却没有感觉丝毫幸福——他心里最明白，他的所谓的某种程度的性自由的结果却是烦恼多多：他的子女中所谓的长子只是他与母亲身边的一个宫女发生一次肉体关系后的自然结果，他心目中却特别钟爱着其中的另外一位嫔妃——他在接二连三生育了十男九女之后，一个所谓的中国明朝大皇帝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欣赏的、看上去最有能力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担任太子，成为未来他的皇家事业的继承人。
万历皇帝啊皇帝万历，你像一个正正当当的中国皇帝吗
——除此之外，你为什么不能为中华民族做一点点让这个民族让这个国家日后强盛的实际事情么
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银行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军事武器设计家制造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船舰制造家啊；比如，创造发行中国明朝纸币、开发中国明朝股市、培养中国自己的股票交易人才啊……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君主们正在开始培养发育这方面的专家了。
你学学别人不行吗
而可怜的中国皇帝们，只知道千篇一律一代又一代地培养着只知道读几本道德经书的书呆子们——却被后世所谓的文人名士历来号称为哲学家或诗人。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强盛，一个民族的兴旺需要的是许多实实在在的实干家，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军用民用的技工工艺师、机器设计师、机器操作师、工厂企业家、银行家……及有适当比例的哲学家与诗人。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是哲学家与诗人，大家都处于极度浪漫的思绪之中过日子，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可怜的万历皇帝 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日常生活如此，中国平民百姓岂敢不如此
再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及中国人们心态如此，居安不思变，日后岂有不败之理
万历皇帝是幸运的：按照惯例，他在八岁那年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节。
几个月之后，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穿着丧服，被众官员“劝进”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其实，明王朝政权的运作，全部由著名的宰相张居正先生一手把持着，那是另外的事儿。
至少，皇帝的位子是由已故皇帝的一个孩子以合理合法的皇太子名义继承着的：父母之命、长子为大……它是极符合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
万历皇帝是可怜的：按照惯例，他在母亲皇太后的意愿下，年仅十四的孩子般大的皇帝，与一位同样年仅十三岁的孩子般大的平民女儿出身的皇后举行了大婚仪式。
皇帝母亲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
只要册立了皇后，皇帝便可以册立皇宫里任何女子成为合法的皇帝专用的女人，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其结果是：万历皇帝一生共有八子十女共计十八个儿女，分别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
其中，天算不如人算，万历皇帝阅女无数，平生最终爱的女人却只有一人，她就是皇帝本人年满十八岁那时所认识的一位年仅十四岁的郑氏女孩，她是被万历皇帝最早册封为皇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女人。
各位看官，正因为如此，中国明代万历皇帝的悲剧便开始了。
其中，万历皇帝平生最喜爱的儿子就是他与这位淑嫔所生育的儿子——由于他仅是万历皇帝十个儿子中第三位出生人世的儿子，他虽然可能具备着继承皇帝位置的许多天生必然条件，却不具备继承皇帝位置的天生必须资格——他并不是万历皇帝的长子。
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标准千条万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长子为大”——皇帝也不能例外。
天啊，各位看官你可相信，万历皇帝所谓的第一个儿子，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一不小心在一次少年性玩乐游戏中，与皇太后母亲的一个随身少年女仆发生男女肉体关系后所得到的结果。
问题还在于，万历皇帝本人坚决相信，这位所谓的天生的“太子”并不具备当好一个中国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
为了实现以上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不是太难的家庭接班人目标，多少年来，万历皇帝本人曾经作出种种努力得不到响应，万历皇帝的政府办事机构文官组织成员不惜以牺牲个人生命为代价而万般阻挡，决不能让时任皇上破坏中国皇帝祖先制定的“长子为大”的规矩以至于犯下滔天大罪——万历皇帝从此不理朝政几十年，其中三十多年来他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相信吗
少年皇帝与少年女仆的***结晶不是同样被认定为封建社会中的“长子为大”范畴吗。
换一句话来，一个年轻的中国皇帝可以由此而三十多年不上班不办理国家大事——天啊，当时的中国明朝王朝官僚体制竟然同样正常运作。
令人更不可想象的是，作为一代皇帝的他，竟然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的同时，万历皇帝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范例：臣僚们不让他立三儿子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甚至不让皇长子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以增长未来担任皇帝所必须进修的基本功课。
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难道，当时的中国明朝社会真的无事可为吗： 比如，万历皇帝的祖先明王朝首席皇帝朱元璋先生，曾经以一位当家杰出农民的天才构思，组建了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组织保障机制。
他老先生组织的试点中，五千名明王朝军人的军銄不是由国库开支，而是由当地政府选择的五千户农民家庭将他们应该上交国家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些明朝军人的家中——竟然推而广之成为全国军事编制的国家正规制度，从此短距离的物质运输成为时尚，国家级的物质供应、货币供应、交通运输……全部成为泡影。
明朝开国皇帝设置了相对而言较轻的国家赋税，同时却让人民派出无穷无尽的差役。
如基层政府衙门内的文书、仓库出纳、看守、守门人均由纳税人承当。
军人由卫所辖区内的“军户”充数，为政府煎煮食盐有“灶户”，看守王府陵墓有“坟户”。
政府衙门所用的文具、纸张、桌椅、板凳等，一概向民间无价征发。
阅读着古书，有时，看看身边许多现实社会行为，什么“当地政府出一点，商家出一点，业主出一点”……总觉得有些眼熟。
明朝政府既无意为人民服务，其衙门职责则尽在管教，以维持传统“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价值，威权在赋有道德之名位，不由分辩。
著名的明朝模范官吏海瑞先生，身为政府官员兼任地方司法官，办事判案决以伦理道德作为斟酌的标准：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
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地理解，就是当海瑞先生老人家办理民间案件，当有可疑没有证据一时无法定案的时候，宁可委屈那些兄弟关系中的小弟、叔侄关系中的小侄、贫富关系中的富人、老实人与刁顽人中的刁顽人等……至于“以事实为准绳”则放置一边去吧。
朱元璋王朝的国家架构政策设计，固然足以防止大地主之出现，但是同时也阻止了民族工业化之前的初期存积资本，而且并非在大多数小自耕农的体制下“剥削”即能杜绝。
稍宽裕之农户，稍有储蓄既无处投资，而穷困之户亦无他处可以借贷，于是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造成中国近代史上之悲剧，使多数人口追逐小块土地之收获，只有人口高度增加，无法提高工资，改进生活程度。
由此，在中国明代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儿：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当地十几个不同的政府小单位；一个军队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旦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彻底消灭了中国土地上产生任何社会高级形式的军事补给改进、交通运输系统改进、财务管理系统改进、银行系统的产生与发展等萌芽。
说来谁会相信，明王朝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先生的所谓“戚家军”手中的武器装备，都是由东一家、西一家农村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凑合而成的——一个堂堂的号称世界首富行列的明王朝，连一个系列的国家军队武器制造企业都没有
一个国家军事供给方式组成如此，一个国家军事装备制作方式如此……久而久之，这样的国家在未来国与国之间战争中还有取胜的希望吗
当时，日本岛国民间海盗正在准备掠夺中国大陆，英国女王正在领导国民同样以海盗的方式振兴英国与强国西班牙争夺世界市场…… 我们的中国明代年轻皇帝却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只感觉自己“生活的单调与疲劳”。
从这个角度上看，万历皇帝虽然以居中国皇帝职位时期历时最长，却是最严重失职的一任中国皇帝——所以，区区三百多年以后，英国的一个女人所建立的帝国能够派出几千士兵便可以远渡重洋进攻并战胜中国另一个皇帝的号称数十万、上百万大军的中国清朝军队，那便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看来是真的。
皇帝也会消极怠工，真让我长见识了。
——借此特别感谢《万历十五年》的作者，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你的论述让我长了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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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文章读后感都很好写，基本上都感慨完了，往里面找写句子抄一抄就可以当成一篇不错的读后感哦。
例如：《风雨天一阁》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 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 而入。
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 法把我弄到天一间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 书的心绪，只得作罢。
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 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 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 阁，实在说不过去。
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 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
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 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
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
第二 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
打落 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 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
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 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
本来浑身早已被 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
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 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
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
明明 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
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 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 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 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
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 斯文，剥除参观式的优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 到跟前。
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枪的文 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 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
这一切，本该迅 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
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 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
一个为 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 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 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 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 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 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
“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逞论区区几箱书
宫廷当然有不少 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 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
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 常特殊的人物了。
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 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 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 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 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
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
他 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么，这些 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 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 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
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
”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 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 小小的栖脚处。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 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
最后做 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
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
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 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
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 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 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 少。
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
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 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 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
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 这样。
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 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 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
然而 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 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 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 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延杖之罚，并下过监狱。
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 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
”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 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 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 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
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 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学， 他太激动，大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
起先他也曾狠下一 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 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 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 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 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 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
相 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
太纯粹的 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
范大澈从小受叔父 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 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 集到一些重要珍本。
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
据说有 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 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 随意取阅。
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
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 差别就看出来了。
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 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 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
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 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 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 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 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
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 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 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 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 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
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 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 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
为什么他不 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
为什么他要把权利 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
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 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 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
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 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
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 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
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 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 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
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 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
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 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 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
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 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
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 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 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
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 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
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 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 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
不难想象，天一阁 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 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
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 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 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 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到底有哪些书，能 不能借来看看
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 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 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
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 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 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 罚不与祭3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1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 姓者，罚不与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 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 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 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 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 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 在当时已属于旁支。
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 目光。
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 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 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
只要开放一 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
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 的意义又何在呢
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
阁门的 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 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
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 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 一个巨大的震撼。
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 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 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
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 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
他 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19 岁的黄宗羲在廷一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 大铖，一时大快人心。
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 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 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他在 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 叩天一阁之门了。
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 即1673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 读楼上的全部藏书。
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
他们是 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 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 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
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
铜锁在一具 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 阁藏书记》留世。
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 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 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
封 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 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
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但 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
乾 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
天一阁进呈珍 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
乾隆 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 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 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
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 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
藏书的意 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
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 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 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
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 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 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 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
这一次几乎把 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 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
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 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
把保护藏书楼 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 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
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 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 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 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 里。
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 过营养。
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
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 也终于失效。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
除了张 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 成为废墟。
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 事。
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 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 的一个处所。
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 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 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 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 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了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 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
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 地问自己：你来了吗
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
阁中一位年老的 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 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
由此 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 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博、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 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
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 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
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 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亚理士多德的什么著作是历史上第一部论述各种心理现象的著作
二人爱情起缘于一次美好的邂逅。
一日，赵明诚与照从兄李迥外出游玩，在元宵节相国寺灯时与李清照相识。
赵明诚早就读过李清照的诗词，本已赞赏不已，此时一见，便产生了爱慕之意。
赵明诚回去后，便以“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的字谜方式，委婉地向父亲谈及此事。
赵挺之恍然大悟，便派人去向李清照求亲。
二、两人婚后相敬如宾。
婚后二人感情和谐，以收集金石字画作趣。
后因政治因素，赵氏亲属被迫隐居乡里，赵明诚和李清照来到青州定居下来。
赵家由显贵变成了普通百姓，对他们而言，却是因祸得福。
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放在金石、字画和古玩上。
赵氏夫妇每得一本奇书，便共同勘校，整理题签，得搭配书画器物，便仔细把玩，互相给予评价。
同时，夫妇二人在饭后还时常坐在归来堂中烹茶。
两人指着满屋的书籍互相拷问对方，猜中的人先饮茶。
以此为乐次，赵明诚出外未归，李清照曾作《醉花阴》一词寄给丈夫告知自己的心情，赵明诚读后，赞叹不已。
却又想胜之，便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天，最后得与词五十首，中夹杂李清照的词。
叫人评鉴，友人陆德夫品味后说：“只三句绝佳。
”赵明诚忙问是哪三句，陆德夫回答后，赵明诚不禁哑然。
原来正是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由此更钦佩妻子的才学。
三、两人感情起了裂痕。
赵明诚只做了一年的江宁知府便因为失职而罢了官。
建炎三年（1129）二月，御营统治官王亦叛乱，此事被下属察觉，并做了汇报，当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下属自行布阵，在夜晚之时，成功击败王亦。
天亮时，下属前去找寻赵明诚。
却发现他早就利用绳子从城墙上逃跑了。
叛乱被定之后，赵明诚被朝廷革职。
李清照深为丈夫的临阵脱逃感到羞愧，虽然并无争吵，但往昔的鱼水和谐已经一去不返，她从此冷淡疏远了赵明诚。
四、美满姻缘落幕。
1129年，他们向江西方向逃亡，一路上两人相对无语气氛尴尬。
行致乌江，站在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的地方，李清照不禁浮想联翩，心潮激荡。
面对浩浩江水，随口就吟诵出了《夏日绝句》。
赵明诚站在她身后，闻听之后愧悔难当，深深自责。
从此便郁郁寡欢一蹶不振，不久便急病发作而亡。
同年，赵明诚病卒于建康（南京），一段将近三十年的美满姻缘就此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