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虚构赏析
没有意思，就是意思。
马原当年的叙述策略是所谓的元叙述，自我解构，没有意义可寻，或者意义就在叙述本身。
求契科夫《第六病室》 读后感
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
它在四大名著中，是最生动活泼的，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
但今时今日，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我的理解、认识却变了。
我在很小的时候已经读过少儿图书版的《西游记》，也看过不少次的电视剧，动画片，对其中的各个角色的性格和曲折有趣情节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真正读没有插图的书却是第一次。
我曾经认为，看电视剧多好啊，既不用动脑筋，又可以充分的视觉和听觉享受，干嘛要拿起一本厚厚的书去看呢
现在看来，我当时错了，明明是一样的故事，一样的人物，书中比电视剧更精彩、更扣人心弦，让人好似进入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身临其境。
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泼猴它从天不怕地不怕变为一个恭敬的猴子,为了师傅的安危他奋不顾身,他并不像猪八戒那样好吃懒惰,也不像沙僧那样憨厚,作者更是借助他这一点勾勒出孙悟空的大智大勇,自从唐三藏把孙悟空从五指山解救出来到取得了真经,这期间经理九九八十一难,每次劫难都是孙悟空全心全意去解救师傅的,最后才圆满的取回真经。
孙悟空他机智、勇敢、忠诚、不屈不挠，其中最值得我学习的就是不屈不挠了。
在学习上这种精神不叫不屈不挠而是坚持。
我在寒假前写好了计划书但后来我就觉得太麻烦了，想放弃妈妈看出了我心思，便趁机让我重温了《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让我眼前一亮，我的学习生涯不就像是他们的取经路程吗
没有一条路是平坦的，我们即使遇到了更大的“怪物”也要走下去。
所以这次的寒假计划我依然遵守着。
在厉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最渴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
谁看过马原的小说
觉得怎么样
我看过，很好看的。
他的风格很有个性，虚构、魔幻、后现代主义的代表。
他常在作品中说，“我就是叫马原的那个汉人”。
他的叙事风格是独一无二的
揠苗助长的寓意包含了哪些哲学原理和观点马原
揠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与尊重客观规结合的原1、正确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要从物质世界固有的规律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坚持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尊重客观的规律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之前提。
主观能动性不等于主观盲目性、随意性，不等于胡思乱想，蛮干一通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人们的实践活动越是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主观能性也就发挥得越充分，越有效，反之，则一定会受挫折和失败。
同志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我们建国50多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其次，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必要条件。
客观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隐藏在事物现象的背后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人们认识和掌握规律不是轻而易举的。
要取得一个合乎规律性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只有充分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为人类造福。
2.正确发挥主观能动作用（1）必须遵循客观性原则。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以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 。
（2）必须把握能动性原则。
人们通过自觉活动能够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
（3）必须坚持实践性原则。
实践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内在统一的现实基础。
求读后感400字
第1篇《 第六病室》读后感 契诃夫的在《第六病室》里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谁也不能保险一辈子不讨饭和不坐牢”。
这话非常警醒人，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能保证明天的自己会是什么样。
也许一个灾难就让明天的我们衣食无着，只能沿街乞讨；也许一个事件就会让我们学梁山好汉“一时兴起”而提刀杀人。
在后一个问题上可能有些人走得更远，比如我在马原的书里就看到过他探讨了一个我也想过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杀人
人生的魅力可能就在于此，你永远不知道明天的海水会冲来什么。
然而，当我读完《第六病室》之后我的心里却更加凄凉，我把那句俄罗斯谚语加以了改动，让它变成了——“谁也不能保险一辈子不讨饭、不坐牢，不进疯人院”。
契诃夫的这篇小说从一开始就着重地去描写了“第六病室”——这个精神病患者所居住的病室的种种情形，同时也描写了住在这里的病人的情况，并且着重介绍了其中的一位，让我们感觉此人就是小说的主角。
契诃夫在写这个人的时候似乎是顺便提到了一位医生——即第六病室所在的医院的医生，这个医生并不真的关心病人的疾苦，也不认为医学有用，他只是偶尔到医院例行公事。
他每天过着一丝不苟同时又浑浑噩噩的日子：整天读书，到什么时间喝啤酒到什么时间吃饭都会严格地执行。
他不关心任何人，他对医院里的种种弊端在心里深恶痛绝但决不会表露在表面上。
这个人就像是混日子的市侩，对社会无害但也没什么好处，而对于他自己，可能我们既会同情也会鄙视他，同时还会为第六病室的病人遇到这样一位医生而更多了一份同情。
然而，契诃夫就是契诃夫，他的笔锋一转，就让这个医生同第六病室的一位病人聊起了天，而且医生居然觉得病人的观点非常有意思，进而迷上了这种聊天。
他在病人对他的指责中看到了自己生活的问题，于是他开始了反思。
他开始积极地探寻人生的意义，他不再迷恋读书和啤酒。
他开始转变。
可是，更厉害的还在后边，他的这种转变，在别人的眼里却变成了反常。
人们开始认为这个喜欢和精神病人聊天的医生的精神也不正常。
于是，他的朋友们开始为他想办法，给他治病，带他出行。
最后，他们亲手把他送进第六病室…… 真是不寒而栗
如果契诃夫选的是一个激进的、疯狂的、或是抑郁的人，最后把他送进第六病室，那么还好说。
可是契诃夫所选中的这个人恰恰不是这样的，他恰恰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得过且过的家伙。
他没有目标，没有性格，没有太多的想法，他的人生经历也不复杂，也没有受到过什么打击，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最终还是走进了疯人院。
同样，如果送他进疯人院的是他的敌人那也好说，可是把他送进去的偏偏就是他的朋友和下属，这个朋友甚至导致他破了产。
有人把主角进疯人院的下场归咎于沙俄制度，也许契诃夫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有过类似的出发点，然而我却认为这个故事换一个社会背景也一样可以出现。
当一个人开始有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又不为常人所接受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不正常的。
所谓“世人皆醉我独醒”，在世人的眼里就是疯子，没有什么可以说。
所以，当你的想法和社会的普遍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危险。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苏联文人的信条：“别想。
想了别说。
说了别写。
写了，别怕……” 就此打住 。
第2篇《四世同堂》读后感 《四世同堂》是我读的最过瘾的一部中国近代文学书籍，没日没夜的看了几天，给我的冲击却是久久不能平静的。
故事里的人都是那么活生生的，在小羊圈胡同演绎着自己的悲欢离合，荣辱沉浮，他们的生活因为日本人的到来和离去而发生了质的改变。
谨慎持家的祁老人、忠厚善良的天佑老人、文雅略带忧郁的瑞宣、由隐士诗人变为革命斗士的钱默吟、任劳任怨的大嫂、热血青年瑞全、耿直的常二爷、狡猾却正直的白巡长、乐于助人的李四爷四大妈、无聊无耻的瑞丰、冠晓荷、阴狠的大赤包、蓝东阳、胖菊子、高亦陀、一步步堕落的招弟、聪明勇敢的桐芳、最终成为革命青年的高弟，还有孙七、小崔夫妇、陈长顺、小文夫妇、丁约翰……八年的厚重写在了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年代的风雨飘摇。
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给中国留下了无尽的伤痕。
说到《四世同堂》，就不得不提里面那些很具有代表性的汉奸形象。
“汉奸”，这个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他们只是目光短浅的爱财小人，为了财出卖了国家和自己的灵魂。
他们风光，人们看着恨；但他们死，人们看着却不是想象中的痛快。
“汉奸”是可悲的，因为没有了对国家的爱对自己的尊重，他们只是一些迷失了方向的可怜人。
其实，他们因为日本人的到来而生，却没有因为日本人的撤离而亡，他们存活在很多人的潜质里，只是后来的社会不同了，“汉奸”不流行了，不流行并不代表就不再存在了。
钱默吟老先生是全书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忽略书中如此坚强的一个老人。
撇开他的政治观点不说，单单他的坚强勇敢，就足以是全书一抹不容忽视的风景。
钱老是个有知识有文化懂事理的人，这在那个年代是个不可多得的革命战士。
在全书缓慢的节奏中，钱默吟是一个紧凑的神秘的形象，俨然为书增加许多铿锵之力。
中国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钱先生这样的人，才终于站起来走向光明。
中国人是痛恨日本人的，看着《四世同堂》，你会更加确信自己对日本人的恨。
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又是无助的，新旧社会的交替给人带来的迷茫是无尽的，人像是迷了路，是不知所措的可悲。
所以有的人革命了，牺牲了，有的人背叛了，惨死了，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存活了下来。
战争结束了，没有胜利的喜悦，更多的是悲壮。
然而，《四世同堂》并不是一个悲剧。
人们一直疑问老舍先生为什么要给大家一个不是结尾的结尾，人们诧异于故事的戛然而止却不知结局。
其实所有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结尾一句“起风了”，我想就足以表达老舍先生的意思了。
历史的车轮辗转向前，历史的洪流潮起潮落，起风了，但不一定吸沙，或许打雷，或许下雨，渺渺茫茫。
中国始终推着大车前进，泥泞和伤痕总是有的，但回首过去悲壮的一页，除了记忆和叹息，我们应该看见预示着的光明的未来。
感谢老舍先生给后世留下了这部中国的《战争与和平》。
第3篇《四世同堂》读后感 是礼教的堡垒，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
祁老人、韵梅他们都是受这种观念毒害最深的，祁瑞宣虽然是个博士，但在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思想不免会受之波及，这应该就是他后来一直生活在自责与痛苦之中的原因吧!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祁老人惟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
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祁瑞宣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对瑞宣在中秋节日驱逐瑞丰不以为然，对儿子因受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之际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一旦抗战结束，他又很快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对他的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宗。
家族文化的精神重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
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怎样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壮，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
读罢此书，荡气回肠，心潮澎湃，实为一本好书! 因为不知道你要哪篇文章的读后感，就写了三篇，你看看吧····~~~~~~~~O(∩_∩)O~加油啊
马原的小说《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的简介，很急，谢啦
，我非常喜欢家。
他应该是中国作家中的，而不是之一
《拉萨河》应是他揭开中国先锋小说序幕之作，我隐约记得，讲述一批艺术青年跑到拉萨河畔露营，通篇的，没有明确故事，将很多日常细节揉入水流平缓、不急不忙的拉萨河中……是消灭故事的尝试。
是他最棒的小说之一。
三条线索，三个故事，截然不同，但主旨都围绕西藏的神秘莫测、磅礴美丽展开。
其中有人物身份的推翻与确认，是间离式效果的积极尝试。
今天看来仍然不错，但，叙事圈套的痕迹太明显。
，一伙人进入西藏无人区的美丽历险---结尾很像。
，我，在麻风村的奇遇……最棒的小说。
仍然有身份的推翻和确认。
但天马行空，自由自然。
“我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马原”从此天下闻名
马原的小说，强大，迷人，于是你可以原谅他所有的“偷师”。
云南，，11月15日
谁喜欢马原的小说，好不好
马原的书，现在看的人不多了吧，他们那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特点，就是传说中的体验派。
写犯人就跑监狱里遵几天，写麻疯病人就跑麻疯村里住几天，写张桌子就一定会写哪里反光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形状的印痕，写只猫就一定会抓过自己的猫看看然后写哪只眼睛哪一边有一块什么颜色米粒大小带着腥味的眼屎，很注重生活细节与现实常识。
我很久以前看过他写关于住在麻风村的小说，怎么说呢，反正看他的书没坏住，就是容易把人弄晕了，还有气氛上的小恐怖小紧张，很容易把人带进去。
这年头没人写这么刻画立体感强烈的小说了，他们那个的年代的书看了很能学到东西，比起现在的网文不知耐看多少辈，只不过过时罢了。
请教一下很熟悉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的人。
。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大概是如果你畏惧畏缩的活着、看待世界的话，那么其他的一切人，不顺利的事情都会显得过于强大，过于凶狠，不过当你自己能够无所畏惧、能够正视一切时，那么一切的不如意与困难都变得不再可怕，一己之见，大神勿喷
叙事学是研究叙事的本质，表现，功能等叙事文本的普遍特征，不管它是，还是来叙
“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T.Todorov）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的著名二分说可以被看成是这些讨论的发端。
18世纪小说正式登入文学殿堂后，对叙事（尤其是小说）的讨论更加充分全面：从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
今天人们热衷讨论的一些叙事学范畴，如叙述视点、声音、距离等，也早有人讨论过。
如李斯特（Thomas Lister）于1832年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更是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的“距离”。
后来经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全面讨论，福斯特（E.M.Forster）和马克·肖尔（M.Schorer）等的深入发挥，叙述视点成为小说批评（自然也包括叙事学）中最为重要的术语之一。
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
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
从思想渊源看，叙事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先河。
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
他们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素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以此来突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
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发轫之作。
普洛普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个“功能”。
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
这个观点不同于传统的叙事理论对作品内容及社会意义的重视，而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更注重作品本文及其结构分析：注重作品的共性而不是具体的艺术成就；主要研究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作品的人物，作者与读者等相互关系，以及叙述话语，叙述动作等。
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
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
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
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发表的专号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
罗兰·巴特正是在这一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
这篇论文中，巴特总结前人成果，并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他建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
也是在1966年，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问世，他主要研究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还编制出符号学方阵作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模式，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叙述结构和话语结构。
迄今为止，我们所熟悉的叙事学通常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思潮这块沃土上结出的“一颗丰硕的果实”-经典叙事学。
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等老一辈叙事学家以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及话语的深度剖析为据点开疆辟土，使叙事学经由法国为轴心辐射至世界各地，成为文艺理论大家族中朝气蓬勃的“新贵”。
可见，在叙事学被正式作为一门学科提出以前，它的发展已经蔚为壮观，由神话和民间故事等初级叙事形态的研究走向了现代文学叙事形态的研究，由“故事”层深层结构的探索发展为对“话语”层叙事结构的分析。
托多罗夫就是建议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大层次上进行叙事作品的研究。
他在《〈十日谈〉语法》中，从分析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入手来研究其文学性，把叙事分为三个层面：语义，句法和词汇，把叙事问题划归时间，语体和语式三个语法范畴。
通过对《十日谈》的分析，把每个故事都简化为纯粹的句法结构，得出“命题”和“序列”两个基本单位，试图建立一套叙事结构模式。
热奈特吸收了托多罗夫的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
在1972年发表的收在《辞格三集》中的《叙事话语》是他对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该文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为研究对象，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
他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分析叙事作品，这些范畴实质上表示的是故事、叙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
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
1983年他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回答了范·雷斯、朵丽特·高安、米克·巴尔等学者对《叙事话语》的批评，对自己的某些论点作了修正或进一步的阐释。
叙事学理论从法国传遍欧洲大陆并发展到英美时，发生了一些变化。
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马丁的《当代叙事学》、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是英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英美学者更多地从修辞技巧入手，研究比较直观，比较经验化。
比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的作者”和“声音”的探讨，便不是从叙述语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种修辞学的观点进行了叙事学的分析，同样对叙事学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杰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带来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
1986—1992年是对叙事学译介的最活跃的年头，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叙事理论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期间翻译过来的。
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等。
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了自《诗经》以来的包括《山海经》、话本小说、《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
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
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
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
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
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待建立的科学的人，一般认为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
他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 语法》中首次提出：“……这门科学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在此之前，1966年巴尔特发表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克洛德·布雷蒙发表的《叙事可能之逻辑》两篇论文和同年格雷马斯出版的《结构主义语义学》一书，都可以视为当代叙事学的奠基之作。
叙事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足以对许多叙事文本或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
下面，我们对几位结构主义和叙事学大师的理论进行疏理，对叙事学理论进行一次管中窥豹式的理论漫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