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
经籍志〉译文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
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
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
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
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
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
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
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
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
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
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
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
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
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
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
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
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
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
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
（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
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
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
......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
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
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
（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
（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
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
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
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
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
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
这容易引起歧异。
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
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
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
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
。
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
L·S·杨即杨联升。
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
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
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
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
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
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
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
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
（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
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
（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
（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
（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
（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
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
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
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
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
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
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
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
《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
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
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
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
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
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
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
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
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
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
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
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
'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
......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
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
樊须也
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
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
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
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
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
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
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
礼就是从这里来的。
（《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
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
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
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
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
......（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
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
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
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
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
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
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
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
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
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
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
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
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
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
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
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
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
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
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
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
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
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
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
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
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
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
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
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
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
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
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
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
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
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
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
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
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
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
参稽考订，几忘溽热。
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汉字的历史
商周时期，通用的是甲骨文。
这是一种成系统的文字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流行的青铜铭文（金文）虽有字数的增加，但形体并无大的变化。
春秋以后，由于诸侯割据，“文字异形”。
秦统一后，为巩固统治，始皇帝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整理文字，以原秦国字为基础制定出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稍后，程遍又依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简便的字体隶书，并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广为流传。
曹魏时，钟繇创立真书（楷书）。
至此汉字的演化已臻完善。
不仅如此，而且自东汉末年起，汉字的书写已成一种专门的艺术即书法。
中国史学界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字源始于殷商。
实际上，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很成熟，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从发生、发展到渐趋成熟的过程，因此有人主张推至夏末；也有人主张推至夏以前，各执己见。
推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指出:“汉字究竟源始于何时呢
我认为，这可以从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
”“半坡遗址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和器上的花纹判然不同。
”“虽然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jié）遗。
”如按此说，中国文明则应算成近六千年。
中国文字之源始，究竟在何时
最古老的文字产生于什么时代
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至今还尚在百家争鸣中，看来还有待于大量的材料来佐证说明
世界上公认最早的文字，是出现在古代中东地区的楔形文字，距今5000～6000年，然而，在河南贾湖发现的一些刻在龟甲上的符号，距今却达8000年。
汉字是语素文字，总数非常庞大。
汉字总共有多少字
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精确的数字。
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1]就有9353字了，晋宋以后，文字又日渐增繁。
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梁顾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
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
到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
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
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字49964个。
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
随着时代的推移，字典中所收的字数越来越多。
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数为54678个。
1994年冷玉龙等的《中华字海》，收字数更是惊人，多达85000字。
台湾地区教育主管机关编撰的异体字字典第五版，内容含正字与异体字，共106,230字---无疑是收录最多汉字的字典.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
但是《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今天的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
有人统计过十三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数为6544个字。
因此，实际上人们在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七千而已。
炉边谈话的内容?
第一次拯救金融：第一次“炉边谈话”（罗斯福新政的开始）罗斯福的前任总统胡佛，4年任期内正碰上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几乎崩溃，至1932年冬天，全国至少有1300万人失业，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
人们依靠私人施舍、市和州政府少得可怜的公共救济，以及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度日。
经济的萧条、信用的危机，终于导致1933年情人节晚上整个美国银行开始崩溃，各州的信托公司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银行成批地倒闭，全国银行库存黄金不到60亿元，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银行门前人山人海，挤兑风潮遍及全国，就在罗斯福宣布就职的那一天，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证券交易所正式关闭。
罗斯福临危受命，宣誓就职，发表了经过长时间思考的、充满自信与激情的、简洁缜密的就职演说。
就职演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仅周末就有50万封信飞向白宫。
人们热烈期待着新总统的“新政”。
罗斯福上任的第二天，发布了两条总统通令———要求国会于3月9日举行特别会议和宣布所有银行休假4天。
国会特别会议赋予政府控制金融的权力和根据银行资产发行货币的权力，同时赋予政府对囤积和输出黄金的行为实施严惩的权力。
银行休假则有助于打破充斥于金融界的恐慌和紧张状态，使政府扼制了挤兑风潮和有时间赶印货币。
为了争取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罗斯福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就金融业中的诸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此举有助于在政府和新闻界之间架构一座沟通的桥梁，也达到了政府通过传媒稳定民心的功效。
白宫记者招待会从此成为惯例，每周两次，每次约120名记者参加。
在罗斯福执政的12年里，共举行过998次记者招待会。
为了进一步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即银行即将重新开业的前夜，罗斯福对全国6000万听众发表了第一次“炉边谈话”。
他以亲切诚挚的声调、质朴实用的语句，对全国人民就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劝告和教育，他说：“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比如买公债、做押款。
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把钱放在经过整顿、重新开业的银行里，要比放在褥子下面更安全。
”简短的谈话，化解了长期郁结在人们心中的疑团和不满。
第二天，部分银行开业了，人们携带着装有黄金和货币的大箱小包，在银行门前排起长龙，把就在不久前也是这样排着长队挤兑的通货存入银行。
只过了3天，美国有574家银行开业，几天里，银行回收了3亿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不出一周，就有13500家银行（占全国总数的3\\\/4）复了业，交易所又重新响起了锣声。
第二次复兴工业：第二次“炉边谈话”。
在经济危机中，企业的恶性竞争、极度贫困的劳工及劳资关系异常紧张，使美国犹如处在一个火山口上，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可能。
新政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工业的复兴是没有希望的。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制定相关的法规外，还必须取得企业和劳工的理解和支持。
罗斯福为推行复兴计划，发布了第二次“炉边谈话”，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并强硬地指出，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企业竞争和对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
随之，《全国工业复兴法》 出炉，它是对大萧条中美国工业中明显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
与此法规相配套的，有许多详细的行业法规，比如总统的再就业法规，该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规定产业工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每周工作时间为35小时，脑力劳动者为40小时。
愿意接受这项规定的，雇主将得到一个“蓝鹰” 标志。
许多小企业都自愿或被迫地接受了该法规，但是，绝大多数大企业在开始阶段都拒不加入“蓝鹰”行动。
第三次为了彻底解决童工和劳动时间问题，罗斯福发布了第三次“炉边谈话”。
他说：“打起仗来，如果进行夜袭，士兵们都在肩上带上耀眼的标志，免得误伤自己人。
根据这个原则，那些跟我们合作，参加全国复兴运动的人，也要被一望而知。
”他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合作，要么挨揍。
广大的中小企业和劳动群众对此热烈响应，全国范围内支持复兴运动的游行接连不断。
工业复兴取得了一些成就，到1935年初“它使大约200万失业者有了工作；它帮助制止了通货膨胀的重新加剧；它有助于促进企业道德和提倡文明竞争；它建成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的全国性样板；它部分地肯定了工人运动的斗争成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童工和血汗工厂”。
人们热情洋溢，连前总统胡佛都表示赞成。
实行新政的前半年里，罗斯福把美国的萧条局面扭转了。
头4个月，工业生产指数由59上升到100。
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声称“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绝大危局”，“从来没有哪一个总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叫人觉得这样满怀希望”。
第四次1933年10月22日晚，罗斯福向全国做了第四次“炉边谈话”，他回顾了3月份以来“足以自豪的事实和行动”，并高度概括了“第一次新政”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语言，人们怎么能不为之感召呢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A Fireside Chat）（A Fireside Chat）。
一位虽然肢体残疾但是精神坚毅的总统，在黑夜，在微弱的炉火边，透过无线电波，娓娓地向自己的选民倾诉国家的艰难、需要和希望……。
它透视了美国政府的亲和力与“惧内情结”，也使我们感觉到炉火温暖的不只是人的肌肤，还有人的心灵和眼睛。
著名的“炉边谈话”至少进行了二十一次。
让我们倒转时光，在一个主体化的语境里，倾听异国他乡的声音，寻找历史的记忆，揣摩大人物的说话方式。
1933年3月12日，是罗斯福第一次“炉边谈话”，此时他并不轻松，因为经济危机正深深地困扰着这个国家及其人民。
他深知自己的责任，他以兄弟姐妹般的语气平静地请求人民信任银行，他没有命令，只是轻轻地、富有感情地说：“伟大的全国性计划能不能完全得到成功，当然要靠大众的合作——要靠大众对这项可靠的制度给予明智的支持和妥善的利用。
”1933年5月7日，罗斯福第二次“炉边谈话”。
这一个晚上，他“向大家汇报”政府对危机作了些什么以及还计划要做些什么。
他的言行仍然体现了他对法治的尊重，他的行动都“已向国会申请并获同意”，他赞扬了正处于苦难之中的人们的顽强精神。
“我们全体国会议员和政府成员对于你们大家——我国的人民——深表感激。
在整个萧条时期，你们大家很有耐心。
你们授予我们广泛的权力；你们对我们的目标的广泛支持，鼓舞了我们。
”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第三次“炉边谈话”。
他看到了复兴计划的坚实基础，这就是人民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共同的盟约”。
在交谈中，他申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在战争中，在夜战的朦胧中，战士们都在肩头儿戴着明亮的标志，以避免同志们自相射击。
根据同一原则，在这项计划中合作的人，也必须随时都能互相识别。
”“我们不拆伙”，“我正在要求工人们以谅解和协助的精神和我们同行”。
就像每个中国人都曾经唱过但却早已忘却的歌声那样儿，罗斯福深深地知道：团结是民族复兴、崛起的伟大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1933年10月22日，罗斯福第四次“炉边谈话”。
在闷热的、难熬的夏季之后，北美的上空并非天高云淡，凉爽宜人，甚至他能时刻感受到孤立主义带来的阵阵寒意。
但是，他关注人们秋天的收成，所以今晚的主题就是“我国普通公民的福利”。
他依然“感谢大家的耐心和信任”，也坦陈了对他人误解自己的看法，然后坚定地强调：“国家复兴局的秘诀就在于合作。
这种合作是自愿的，……。
”1934年6月28日，罗斯福第五次“炉边谈话”。
他称自己及政府是“受大家委托来负责的人”。
这并不是谦虚，这是民主社会固有的原则，这是主权在民原则在政治精英心灵底蕴上深深嵌入的模板。
在这块模板的塑造之下，罗斯福讲述了当晚的主题——救济·复兴·改革，简称三R。
“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美国人一直在做的事情的必然归宿——古老的和经过考验的美国理想的归宿。
”他说的是人权，他的心灵已经超越了命运带给他的不公，此时，这个残疾人的胸怀已经像海洋一样儿宽广，而他的语言更像是一片片儿涛声，拍打着我们的心口——“把权利法案的每一条款都读一读，问一问你自己是不是个人在这些伟大的保证上遭受了一丝一毫的损害
”几十年后，克林顿总统在竞选纲领中重复了罗斯福的这句名言，因为这是基本的政治道德。
1934年9月30日，罗斯福第六次“炉边谈话”。
开场白与以往相似——“今天晚上我接着那次汇报”，谈的是社会、工业和劳工问题。
政府责任是他回避不了也不想回避的话题，他说：“我相信亚伯拉罕·林肯的话”——“为人民群众去做他们需要做、但做不到、或者依靠他们分散的个别的力量所无法自己做好的事，这就是政府的合理的宗旨。
”人们不会忘记罗斯福和他的“新政”，他开创了福利国家的先河，裨益的是地位卑微的民众，然而福利并不是国家的施舍。
在其夫人的不懈努力之下，免予匮乏的权利与言论、信仰和免予恐惧的自由，四者共同构成了世界人权条约的权利支柱。
1935年4月28日，罗斯福第七次“炉边谈话”。
上任以来，他一直在殚精竭虑，不断果敢地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目标，但是对他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的，他并没有居功自傲，表扬与自我表扬，他依然恪守民主社会的基本规则——“大家和我一样，都不想听到出于吹毛求疵或党派偏见的批评，但是，我坚决维护一切公民的这项权利：随时提醒自己的政府怎样可以把公款更有效地用之于美国人民。
”我们不知道罗斯福的人性之中是否含藏了至高至善的圣人秉性，但是他知道，权利和善是两回事，国民不能因为政府作了好事而被剥夺了监督权和基本权利。
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第八次“炉边谈话”。
国内的危难已经渐渐远去，而世界性的灾难正笼罩着东亚和欧罗巴的上空。
“对总统来讲，从全国角度考虑问题乃是一项职责。
”今晚，他讨论将向国会特别会议提出的立法。
虽然他的视线仍局限于国内问题，但是，他意识到：“文明社会和人类幸福的发展是基于个人之间在互相关系上接受某些基本行为准则的。
世界和平的发展同样依靠国家之间在互相关系上接受某些基本的行为准则。
”1938年4月14日，罗斯福第九次“炉边谈话”。
主题是国内的经济状况和改进措施。
在美国饱受经济危机折磨、励精图治、劫难余生之后，他并没有被成就弄得浑头浑脑，“我从来不忘记：我住在为全体美国人民所有的一幢房子里，我受到了他们的委托。
”“独裁不产生于坚强有效的政府，而产生于软弱无效的政府”；“自由得以继续存在的唯一屏障就是一个坚强得足以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府，以及坚强而又充分了解情况足以对政府保持至高无上统治的人民。
”在南北战争时，林肯在国会咨询报告里说了类似的话：一个国家不能强大到剥夺人民的权利，也不能弱小到无法保护人民的权利
然而，我们深知这一切并非简单，幸运的美国人不但有好的制度可资利用，更难得的是他们的精英政治家们具备了超常的民主思维和法律思维，他们的总统也并没有要求民众不停地感恩戴德。
1939年9月3日，罗斯福第十次“炉边谈话”。
欧洲战争爆发了，为中国又恨又爱的“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也开始一点点地变成具体的行为准则。
此时此刻，罗斯福号召自己的政府和人民“暂时停止派性和自私；把国家统一的念头作为一切其他想法的基础。
”1940年5月26日，罗斯福第十一次“炉边谈话”。
此时，国防早已取代经济成为头号话语对象，但是，他并没有像统帅命令三军将士那样儿到处充斥着咄咄逼人的架势。
他平静地开始了今晚的并不平静的谈话，今晚与美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历史密不可分。
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他说，“咱们——你们和我——再一次一道坐下来”，战争与安全，“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你们和我本人的任务。
” “我们保卫的是我们先人打下的基础。
我们在为还没有出世的多少代人建立着一种生活。
我们在保卫一种生活方式，建立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为了美国，而是为了整个的人类。
”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第十二次“炉边谈话”。
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场上，美国已经成为和平世界的重要力量。
面对国家安全，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无线电波是怎样传递着他的声音，是否有愤怒，是否有颤抖和紧张，不得而知。
只知道他说过：“作为你们政府官员的我们全体”，“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强制的和平绝不是什么和平”；“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加工厂”1941年9月11日。
罗斯福第十三次“炉边谈话”。
今天，美国的驱逐舰遭到德国攻击
他感到自己“作为总统的义务是历史性的；它是明确的。
它是不能逃避的。
”他愤怒了，“在响尾蛇摆开架式要咬你的时候，你不会等它咬了你才把它踩死。
”德国人“攻击悬挂美国旗帜——我们独立，我们自由，我们生活本身的象征——的船只时，就是在敲打着我们最宝贵的权利。
”这样的话，在半个世纪之后，小布什斩钉截铁地说过。
是的，五十年前的“9-11”是不该忘记的，因为美国从此彻底走出了孤立主义，但是，从此他们也走得过于遥远和迅速。
没有人怀疑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灭亡与美国息息相关，就像没有人怀疑2001年“9-11”那一天的悲剧其实早就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1941年12月9日，罗斯福第十四次“炉边谈话”。
是在刚刚对日本宣战之后，“珍珠港事件”的惨状仍历历在目。
作为总统，他明白——“在强盗行径畅行的世界里，就谈不上什么家国——或者任何个人——的安全。
” “本政府将信赖美国人民的耐力，并把事实向公众宣布。
”美国人从没有在本土上制造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美国政治家的聪明之处在于：以公开国情资讯的方式赢得民众与政府达到共识以至同甘苦共患难，这样的政府轻易不会为人民制造战争。
1942年2月23日，罗斯福第十五次“炉边谈话”。
今天是华盛顿诞辰纪念日，他认为“美国人民想要了解，也会被告诉，战争进行的总的趋向。
”因此，今晚的谈话主题是战事进展，他以这样一种平静的对话方式来纪念美国独立战争的卓越领导人。
他也重述了“开国之父”们的建国、治国理念——“没有自由和自由的制度，任何人的生命或财产都是没有保障的。
”“在民主制度之下，政府和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庄严的互相讲真话的契约的。
”在重温这些伟大的信仰之后，他发誓——“不论何时何地能够接触到敌人，我们都必须不断予以打击。
”我记得，著名传记作家桑德堡在《林肯传》里，高度地评价了葛提斯堡演说：“林肯谈的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一种理想，一种宗旨，一种观念。
……。
他说民主值得人们用战斗去争取，自由值得人们用生命去换取。
”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精英与大众之间自由与民主的理念是一脉相承而且源远流长的，这才是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根本力量。
1942年4月28日，罗斯福第十六次“炉边谈话”。
主题仍然是与战事有关的，因为战争不仅无法让男人和女人走开，而且它也无法让语言走开。
罗斯福的话语结构里肯定显露着坚定和铿锵之势，但是未必含藏着命令与威胁。
他“将竭尽…所有的行政权力去贯彻已经制订的政策”，“为了文明必须付出艰苦工作、悲伤和流血的代价”。
战争让人悲惨也让理想变得崇高——“如果在这场伟大的斗争结束时我们挽救了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我们就将算不上做了什么‘牺牲’。
”这是一种可以信赖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1942年9月7日，罗斯福第十七次“炉边谈话”。
也许是外在的压力，也许是成熟的法治环境使然，极其能干的总统始终不敢忘却自己的法律地位。
他说：“美国人民可以肯定的是，我在行使我的权力时将会怀着对于宪法和对于我的国家的充分责任感。
美国人民还可以肯定，如果我们自己的安全要求在世界任何地方打败敌人，我将毫不迟疑地运用被赋予我的一切权力去打败敌人。
”在三权分立与制约的宪政体制下，罗斯福深知自己的角色——“我还是决定在这一关系重大的事情上要同国会磋商。
”1942年10月12日，罗斯福第十八次“炉边谈话”。
主题是“大后方的情况”。
“国家应该感激自己受惠于选征兵役委员会”，“我们联合起来所争取的和平，务期保证我们的孩子一辈能够成长，并且在上帝的指引下终其天年而不受侵略、破坏、奴役和死于非命的不断威胁。
”1943年7月28日，罗斯福第十九次“炉边谈话”。
他说出了美国人久居心中的民主“野心”——“我们的决心是要使被征服的人民恢复人的尊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享受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不虞恐惧的自由。
”但是，美国人慷慨或者居心叵测地救济世界难民时，不忘了节约的重要性。
罗斯福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国——一个富国——但是，我们没有大到、富到可以掉以轻心，乃至浪费我们的财富和人民生命的程度。
”1943年12月24日，罗斯福第二十次“炉边谈话”。
他在谈到德黑兰和开罗会议时说：“在世界各地，……有着一种自童年起就温暖着我们心田的特殊精神，……‘世上太平，与人为善’的圣诞节精神。
这是一种不可遏止的精神。
” “强者统治弱者的理论是我们敌人的理论——我们摒弃这种理论。
”1944年6月12日，罗斯福第二十一次“炉边谈话”。
主题是第五次认购战时公债运动。
罗斯福的公债观与中国领导人国库券发行政治化观点截然相反。
他正确地指出，纳税“原本是美国公民的义务”，而认购战时公债，“却是每个公民根据自己良心指引所必须自己做出的自由选择”；“美国人通力合作才使今天得以到来”；“你们的公债和今天这场全球战争各个部分之间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华颂演讲稿 急啊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
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
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
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
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
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
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
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
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
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
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
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
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
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
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
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
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
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
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
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
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
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
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对田晓菲的评价
初识田晓菲，是在许多年前。
那时的我，惊异于她写诗的聪慧与才气，更感叹于13岁的她竟可以踏入北大的门槛。
于是，即便许多年后当我也踏入了那道门后，“田晓菲”依然是心底遥远而笼罩着神秘光辉的一个梦。
2004年夏，亚运村五洲宾馆云集了来自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大家就“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进行对话与交流。
在这里，我意外地见到了陪同丈夫宇文所安前往论坛的田晓菲，并有幸与她促膝长谈。
尽管早已耳闻田晓菲在前一天的论坛上力辩群雄，英姿飒爽的风采，我依然难抹心底少年时就建立起来的关于她的印象：她应该是有着智者的灵气与聪慧，还应该有一点点诗人的敏感以及柔弱。
直到真正见面，这一印象才被彻底改写。
按响了田晓菲房间的门铃，伴随门打开的是一串爽朗的笑声，火红的长裙、赤足，田晓菲的热情扑面而来，更让人为之惊讶的是她那两道浓黑的眉，透着果敢与韧性。
我不由生出这样的疑问：这是田晓菲吗
落座后，话题层层展开。
我的脑海中依稀浮出田晓菲的经历：1985年经过北大英语系、心理学系、中文系老师面试，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
而当时仅有13岁的她，以与天俱来的才情和聪颖，已出版两本诗集。
从北大毕业后，田晓菲远赴大洋彼岸求学，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哈佛大学任教。
沉浸在古典文学的蕴涵中话题自然直奔她目前的教学与研究。
田晓菲现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主攻诗歌方向。
谈起这一兴趣的形成，田晓菲告诉笔者：中国历史上有三个阶段：魏晋、晚明和文革时期，从文化上看都是很有意味的，而按一般的想法这三个阶段都是乱世，文化上比较荒芜，其实不然。
魏晋、晚明在文化上都很有创造性，文学成就辉煌。
田晓菲特别强调梁朝：“我觉得梁和南朝的陈、齐非常不同，它的历史整整蔓延五十年，时限相当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总和。
但传统文学史对其评价偏低，认为这是一个贫弱、苍白的时期，事实上并非如此。
谈到关于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时，田晓菲坦言：我们确实失去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比较少。
“但跟陈、齐比较起来，梁朝的资料已经很多了。
而且，比如说我们一直很推崇陶渊明，但他留下来的诗文总共不过一百五、六十篇，而梁景文帝一人留下来的诗，就至少有二百五十篇以上，尽管这其中许多是碎片和片断，但从数量上看还是很充足的。
”田晓菲在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饶有兴味的体悟，这些均会反映在她将要问世的关于梁朝宫廷文化的著作中。
“我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阐释，注意到一些前人未曾关注的东西，我尤其喜欢梁朝的诗歌，觉得具有一种特别的美感。
”田晓菲如是说。
从未远离诗歌在人们的记忆中，田晓菲这个名字自然是和诗歌联系在一起的，而事实上，她也从未远离过诗歌。
谈起最初对诗歌的兴趣，田晓菲坦言是家庭的影响和一点点生来的天赋。
由于父母都从事文字、文学工作，从小田晓菲就喜爱读书，而家中的藏书则成为她阅读的宝库。
除此之外，父母的引导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她饶有兴味地回忆了家中每逢周末的诗歌比赛：那时，家中的书卷气很浓厚，父母与孩子们一同写诗，然后认真地进行评选。
“我的父母都很民主，对孩子没有家长的威严，从不进行体罚”。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田晓菲俨然一个乖巧、热爱学习的小女孩，也难怪她的母亲会经常跟人抱怨，说田晓菲常呆在房间里几个小时读书，不肯出去玩。
当谈及近况时，田晓菲坦言自己现在还写诗，零散地发表了一些，近几年没有结集出版。
当问到在接受了系统的文学训练后，是否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时，田晓菲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风格自然会改变，但不一定与文学训练有必然联系。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一个人的人生经验、体会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这其中可能和阅读也有关系，而我并没有自觉地去注意。
” 中文系可以培养出作家吗，学者们对此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对此，田晓菲有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如果没有灵感和才气，不喜欢写诗，是无法成为诗人的，但并不是说中文系毕业的人一定不能成为诗人和作家。
研究也是一种有诗意的创造学者的严谨和诗人的灵性，似乎是一对天生的矛盾，而在田晓菲身上，这两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谈起学者与诗人的差别，田晓菲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虽然文学创作不同于学术研究，写散文和学术论文的风格、路数都不一样。
“但是，就古典诗歌而言，我常常觉得研究也是很有诗意的一种创造，因为诗本身就是一种美。
”相对于严谨、枯燥的学术考据，田晓菲更喜欢在考证材料的基础上，揭示古典诗歌、文字的美。
“如做不到这样，古典诗歌研究对我而言就没有太大意思了。
每当我具体分析一首诗歌时，我总希望能把它的美传达出来。
我觉得这种研究和我写诗、喜欢诗是结合在一起的。
” 也许正是以因为钟情于古典文学内蕴的美，田晓菲认为现今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有时候太理性”了。
“很少见到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很激动地讲述一首诗为什么美，我觉得大家应当更多地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这也是古典文学研究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所在。
” 西方有一句古话说：过去是一个遥远的国度。
古典文学，不仅是外国人觉得很遥远，其实就是当代的中国学者，与古典文学之间也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文字障。
在经历了文化环境、欣赏趣味的很大变化之后，现在人如何回到遥远的古代、去欣赏它
田晓菲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典文学学者不应该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截然对立，壁垒森严。
“这样太保守了一点，等于是给自己画地为牢，最终古典文学只能属于几个学者，对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生活毫无意义可言。
我特别希望能从更狂阔的视野来看待古典文学研究。
” 聪明是不值钱的作为一个诗人，才情在田晓菲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她本人对此的理解却着实出人意料：我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勤奋。
她举例说，自己跟丈夫宇文所安工作起来都是很投入的，“我们每天都工作10-12个小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觉得一天很浪费。
”在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家中，田晓菲与宇文所安一人一间书房，“如果我们在一间书房，就会互相说话，无法工作了。
”田晓菲与身旁的丈夫相视而笑。
“人们常说要安于寂寞，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感到寂寞的，因为做学问本身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我们非常喜欢自己做的事。
”田晓菲的言语中透着一种强烈的感情，同时她对学术积累也有很深的感受：“我和所安都很喜欢扎实的基础，进行大量资料考证，然后结合深刻的视角、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
这两者缺一不可，尤其是知识的积累，如果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潜心学术，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 “中国古典文学资源非常丰富，即使是一个历史时期，资料也浩如烟海。
进行文学研究不仅要看文学资料，还要看史料，正所谓文史哲不分家。
” 田晓菲甚为重视积累自身宽厚的文化背景，同时她坦言自己是一个对诗和文字比较敏感的人，喜欢逐字逐句的细致阅读。
“当然，研究古典文学，才情很重要，但如果没有10个小时的积累，才情就没有什么用处。
”宇文所安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他的父亲作为一位物理学家，常告诫自己的儿子：聪明不值钱。
“聪明的人很多，但最终能用聪明创造成就的人很少。
”这一观点激励宇文所安不断勤奋工作，同时也成为与田晓菲的共识。
中国文学研究在哈佛田晓菲与丈夫共同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她向笔者介绍了哈佛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情况。
在东亚文学系，中外学者的比例大致保持在1：1，“中国文学应该得到世界上更多人们的喜欢和研究，不能只是中国人教给中国人自己。
” 谈到中国大学与哈佛的最大不同，田晓菲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常有一种危机感。
”而这种紧迫感正来源于中国与西方大学建制的不同。
“中国学生的系别、专业是经过分配的，保证每个老师有一部分学生，学生数量跟与老师的教学质量没有直接关系。
”而在美国则截然不同：一个老师如果上课没有经过精心准备，讲得不够精彩，不能吸引学生，那么他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少；同样，一个系如果不潜心经营，同样面临消亡的危险——因为一切都是建立在学生自由选课的基础上的。
在美国，每个大学中国文学的研究情况也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
比如哈佛中文系80年代初只有两个老师，现在已扩展到7、8个教师，在美国算是规模非常大的，学生也很多。
田晓菲向笔者介绍了中美大学的另一点重要差异：在美国大学每个教授都有权利、义务参加系务，招聘学生，而系主任只是所有教授的代表。
田晓菲认为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系内的每个人都会为此投入很大精力，因为如果不好好工作，整个系的地位就会在学校下降。
另一方面，教学和研究得到了紧密结合，一旦有教学危机，不仅教师、整个系的存亡都会密切相关，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国内大学的制度则不同，每个系的学生数目是固定的。
虽然一些学校对自由选择专业及课程进行了积极尝试，但却出现了学生严重不平衡的结果。
作为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着中国大学的教改的学者，田晓菲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同时她认为自由是相对的，大学的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和宇文所安”在采访田晓菲的过程中，他的丈夫宇文所安始终坐在她身旁，脸上的笑容中充满了甜蜜与幸福。
由于语言沟通的问题，笔者的大部分问题由田晓菲回答，而宇文所安微笑着聆听妻子的讲述，不时进行补充。
宇文所安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与田晓菲是同事。
在田晓菲攻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博士时，宇文所安曾经是她的导师。
谈起他们的恋爱故事，田晓菲认真地说：“首先要澄清的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是严格的师生关系。
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们开始用email交流，谈论各种话题，尤其是和文学有关的。
”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历程之后，田晓菲与宇文所安终于结百年之好。
“我们都觉得自己都找到了真正的知音，我们是同年同月生，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缘分，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田晓菲的快乐溢于言表。
“唯一不同的是，我喜欢唐朝，她喜欢南朝”，宇文所安风趣地补充道，“不过，我们都很喜欢诗”。
人们时常会疑问跨文化婚姻是否有文化交流的问题，作为“局内人”，田晓菲说：“我觉得文化差异是有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他是外国人。
他只是觉得我就是田晓菲，我觉得他就是宇文所安，一个人不是一个国家的代表。
”她向笔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哈佛大学的包庇德，妻子是日本女人，也曾碰到别人问类似的问题。
包庇德当时愣了一下，似乎在意识中从来没有这个概念。
田晓菲认为只要两个人相互适应就好，她拿目前两人的生活方式为例，认为很难概括其是中式还是西式的。
“我更多地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他的个性和背景关系较为密切，因为即便是生长在同一种文化下，生活方式也有诸多不同”。
“我们是跨国公民。
”宇文所安笑谈自己，不过他还是透漏了一个小秘密：他更喜欢吃中国菜，并且很得意自己的拿手好菜：蒜头鸡翅。
古典文学界中女性声音的缺失从诗人到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到大洋彼岸的异域，田晓菲带着朗朗的笑声一路走来。
身为女性，她对于自身的性别身份也颇多感触。
“20世纪的中国国学大师，没有一位是女性”田晓菲一语惊人。
在看到这种社会现实的同时，她不失学者的冷静与睿智，“我很同意来自台湾佛光大学的龚鹏城教授的话，我们应该批判那种简单化的女性主义，认为历来是男性欺压女性。
事实上，阶级和身份在这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她以传统社会为例，社会阶级比较高的女性，同样会欺凌男性，并且包括与她同性别的人，一个女主人绝不会对待她的女仆像姐妹一样。
田晓菲认为，简单的女性主义会把男女分成两个阵营，形成一场关于性别的战争，一点好处都没有，同时对男性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但她同时认识到，这种划分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比如为了争取女性的独立——美国60年代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
“中国古代历来有歌颂女性、尤其是才女的传统，包括男性也很赞赏他们，从李清照到明清女诗人，她们吟诗结社，出版诗集。
现当代也有很多非常有成就的女诗人、女作家。
”但更令田晓菲关注的是，经学、史学的研究在传统上是没有女性涉足的，即便她们做过一些评论，也比较零散，没有一本系统著作。
“在美国的史学研究界也是男性占主导地位，这是一种社会大气候，并不是女性本身问题。
”田晓菲还提到近年女性找工作所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她说：“以前受革命话语的保护，国家分配，男女的工作机会平等。
现在自由开放了，不仅在学术圈，在任何工作领域，女性都受到了变相的歧视。
” 在所研究的古典文学领域，田晓菲尤其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
“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都有一些成功的女性学者，而在古典文学界，很少见到女性。
”田晓菲的话语中充满忧思。
所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女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们应该更好地探讨这种文化现象背后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
”
我与红领巾征文，二年级水平，急
永远的红领巾情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路标。
少先队是温暖的集体，是我们成长进步的摇篮。
我们都曾是光荣的少先队员，都曾在少先队组织里茁壮成长，都拥有一段与红领巾紧密相连的激情回忆…但更多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永远的红领巾情结。
很小的时候，我曾偷偷拿起姐姐书包里的那条叠得整整齐齐的红布巾，学着大人们打“领带”一样在自己的脖子上来回缠绕，因为不知那是少先队员特有的标志—红领巾
也不知红领巾象征是什么意义，总觉得红领巾很好看，也知道姐姐格外爱惜。
每当她一放学回家，就用心地从脖子上把那些红领巾轻轻地去下来，然后细心地叠得整整齐齐，仿佛藏什么宝贝一样放进书包里，惟恐丢了命似的。
每次，当我正地在脖子上大展身手时，姐姐总是闪电般出现在我的一旁，为了红领巾进行“姐弟大战”。
最终总是姐姐获胜，我也只好流着眼泪向爸妈告状，童年我就在红领巾“争夺战”中渐渐成长。
进入适龄儿童的我，告别了那令人向往、怀念的幼儿时代，踏入了小学的校门，随之便进行了让人终身难忘的时刻：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少先队，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当宣誓仪式伴随《共产主义接班人》振奋人心的歌声进入高潮，我们这群祖国未来得“花朵”接着都举起右手臂，五指并握紧成小小的拳头，在鲜艳的少先队旗下进行了庄严的宣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那时的我，在老师和少先队的口中渐渐地了解到一些有关“红领巾”的故事：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那天同学们非常的兴奋，我们是哼着刚学会《少先队歌》像一只只小白兔蹦蹦跳跳回家的，任微风轻轻拂起胸前那鲜艳的红领巾，刚把书包挂好，我也象姐姐那样迫不急待地把心爱的红领巾从脖子上取下，生怕弄脏了似的，亲身体会到了当年姐姐不顾姐弟情谊与我的”大动干戈”。
往后，随着年级的递增和知识的丰富，我也一步步地在书本里知道了国旗、国会、国歌和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身躯堵敌人的机枪眼等一个个革命英雄事迹，也对祖国荣誉有了深层次的理解。
每当学校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上，我都庄严地举起右手，行少先队员礼仪，一幅幅革命先烈英勇战斗的场面就随风飘扬在五星红旗上，一个立志报国的誓言也因此而愈感强烈。
我也在流逝的岁月里转变着角色，由少年到青年，由学生到一名光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时，驻守在祖国的西南大门，忠实地履行着《宪法》赋予每个中国公民的神圣使命，离开了小学校门，也就告别了戴红领巾，行少先队员举手礼的时光，自己也相继光荣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在部队立功受奖，现在的我每天也在行举手之礼，只是改成了军人持有的军礼
但每次望着高高飘扬的鲜艳五星红旗或是面对火红的党旗、军旗时，始终没有忘记少年时代戴着红领巾的自己在少先队旗曾立下的誓言：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关于“祖国”演讲稿的作文
祖国啊
I LOVE YOU
（逗你玩呢） 世上最美丽的画卷描绘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世上最动人的诗篇歌颂的是祖国永恒 的春天； 世上最神圣的情感报发的是对祖国的真挚爱恋…… 古今中外，人们的爱国心是相通的。
正如法国大作家雨果所说：“人们不能没有面 包而生存；人们也不能没有祖国而生活。
”“祖国是金铸的摇篮，让人依依不舍。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感受，人们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在祖国过一冬天，胜过在异国过一 百个春天
”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最爱的是自己的祖国。
我们的祖国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 最伟大的母亲。
方志敏烈士在故人的牢房中写《可爱的祖国》描绘过她，亿万人民高唱 《我爱你——中国》赞美过她。
她有着山一般的意志，海一样的胸怀，长城是她坚强的 臂膀，长江是她飘逸的裙带，白云浮动着她绵绵的情思，山花摇曳着她温馨的气息…… 这就是我们亲爱的祖国，这就是我们神圣的母亲
她经历了五千年世道沧桑，她哺 育了十二亿炎黄子孙
她经历了面湖红船上的不眠之夜；她目睹了南昌城头的硝烟炮火； 她开创了神州新纪元
(后堡实验区 魏静) 追求快乐自有乐 乐，是一种心情，一种感受，一种美好地追求。
生活不能没有乐，人生没有乐就缺 少了七彩阳光，人生就不会美好，身体就会加速长老。
老年生活贵在充实，追求快乐自 有乐。
人都要有个追求，但不能奢求。
今逢盛世，虽然家里不算富裕，但比上不足比下 有余。
吃穿无忧，生活安享，这就是福。
知足胜过长生药，全家老少欢欢乐乐，家庭和 睦，儿女成才，幼有所爱，老有所敬，休闲之余，早晨起来散散步、爬爬山、做做操、 打打拳，慢步街头。
明月清风随意取，绿水青山任君游。
日行三千米，夜走二百步，多 锻炼、勤活动，浑身舒畅，寿自长。
人生多做好事，多有善心帮助人，心胸阔，青春永 在，宽心待人，不计较别人态度，不抱怨人一走茶就凉，遇什么事自己都要想得开，内 心恬静，生命之树常青。
亲朋同事好友，家集一堂，清茶一杯，广开言路，古今中外，天南海北，国富民强， 申奥成功，国足出线，入世成功，迎来了千年喜，跨进了新世纪。
兴尽即散，轻松开心。
人生的乐趣，自己挖掘运用享受，生活要是没有乐趣，人生就没有幸福可言，健康 长寿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逍遥自在度晚年，心中快乐自有乐 歌颂祖国演讲稿-腾飞吧,祖 国 敲响那一排铜质的编钟，浑厚而清亮的左音右韵由远及近，穿越五千年悠悠岁月和五十三年缤纷花季，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我们以《诗经》关睢的歌喉；以屈原《橘颂》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腔、梆子与鼓词唱您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唱响您壮丽的山河亮丽的风景。
我们以岳飞的一阕《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唱响您不屈的脊梁与骨气，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
我们以瞿秋白手中的那束野花；以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以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根；以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以焦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串脚印，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神。
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里黄金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过一队队方红霄——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
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五十三年的扬弃和继承，一个东方巨人到了可以说“不
”可以发言的时候。
您聚集当今世界上最多最广最大的人气和景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热切表达的心声
您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在新世纪的黎明
在“十六大”的东风劲吹中，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继往开来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歌颂祖国的文章一 祝福您
亲爱的祖国
金秋十月，国旗招展，举国同庆。
今天全国各族人民满怀喜悦，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7岁生日；大江南北的中华儿女都在尽情高歌，为古老而年轻的祖国深深祝福
今年国庆，万象更新，非同寻常。
回首03年那个春夏之交，正当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时刻，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病灾害。
面对这场严峻考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和衷共济，共克时艰，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
经历风雨，又见彩虹。
抗击非典的斗争，极大提高了我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伟大祖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展现新气象，昭示好前景。
本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全国人民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
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根本利益。
落后就要挨打，财大才能气粗。
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物质基础，是我们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集中精力，心无旁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奋力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为了人民、代表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实践，也是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效的最好检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能不能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
我们决不能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庸俗化、随意化、标签化、招牌化，一定要始终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真正为民谋利，为民造福。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千方百计扩大再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出台许多便民利民的措施，做了大量亲民爱民的工作。
人民为有这样的党风政风而欢欣，祖国为有这样的党风政风而自豪。
新中国成立57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但是，越是在形势好的情况下，我们越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们一定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大力转变作风，狠抓求真务实。
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奔腾向前，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程。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坚信，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一定能够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勇往直前地朝着宏伟目标阔步迈进，光荣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歌颂祖国的文章二 祖国在我心中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从《诗经》中“坎坎代擅”的江边，到《史记》“金戈铁马”的楚河汉界；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我看青藏高原脉动的祖国；看黄土高坡起伏的祖国；看烟花苍茫，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祖国；看群峰腾跃，平原奔驰，长河扬鞭的祖国。
在爬满甲骨文的钟鼎之上，读祖国童年的灵性；在布满烽火的长城之上，读祖国青春的豪放；在缀满诗歌与科学的大地之上，读祖国壮年的成熟…… 我想说又不愿说，我也曾看到祖国的孱弱，在圆明园烧焦的废墟之上，我看祖国是一滩血；在邓世昌勇猛的“致远舰”上，我看祖国是一团火。
但我的祖国没有沉没，在亚细亚的东部，用宽厚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将炎黄子孙揽于怀中，用茅草和土砖修复残缺的岁月，用野菜和稀粥喂养饥饿的生活。
中山先生，在黑夜里开始规划治国方略，，在贫瘠的土地上，支撑民族的血肉与骨骼；，把饱经沧桑的瞳仁放大，指引多灾多难的祖国，从世纪的风雨中神奇地走过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过壶口，闯关东，走三峡，奔大海。
在河西走廊，华北平原，我看祖国的富饶与辽阔，看祖国千里马般日夜兼程的超越；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看祖国崇高与巍峨，看祖国繁荣的霓虹灯日夜闪烁，灿若银河…… 给我肤色的祖国，给我智慧与胆略的祖国。
尽管在乡村，还有辍学孩子渴望的目光；尽管在城镇，还有下岗女工无奈地诉说，但我知道，更有改革的浪潮迭起，冲破旧的观念，旧体制的束缚，迎来新世纪磅礴的日出
这是一个除旧立新的祖国。
这是一个沸腾上升的祖国；这是一个如日中天的祖国。
我的话语多得成一部历史，我的话语多得可组成一片星河，但是说得最多最动情的一句，便是——腾飞吧祖国、祖国吉祥，吉祥祖国。
歌颂祖国的文章三 我的祖国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创造了璀璨的文化。
在汉唐等时期，我们祖国曾经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由于近代国家政治腐败，闭关自守，导致了国家国力衰微。
1949年，带领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绘制了宏伟的蓝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建设，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实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祖国变得更美好! 香港、澳门本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他们离开了祖国妈妈；在1997、1999年，他们相继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嫦娥奔月是我们先辈们几千年前的伟大梦想，这个梦想在“神州5号”载人飞船载着杨利伟进入太空以后，已经在逐步实现。
同时，我们成功的战胜了1998年的特大洪水；成功的加入WTO；成功申奥；成功的抗击了“非典”和“禽流感”等。
这一系列成功，证明了今天我国的强大实力。
中华民族像一个巨人，屹立世界在东方。
从清末的被蹂躏到现在的发展蒸蒸日上，是无数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不懈努力换来的，来之不易啊。
他们开创了祖国的今天，我们要造就祖国的明天。
为了实现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必须努力学习，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类的灿烂文化武装自己，学好建设祖国的本领；明天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建设贡献聪明才智，让祖国明天更美好。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我坚信，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歌颂祖国的文章四 腾飞吧,祖 国 敲响那一排铜质的编钟，浑厚而清亮的左音右韵由远及近，穿越五千年悠悠岁月和五十三年缤纷花季，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我们以《诗经》关睢的歌喉；以屈原《橘颂》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腔、梆子与鼓词唱您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唱响您壮丽的山河亮丽的风景。
我们以岳飞的一阕《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唱响您不屈的脊梁与骨气，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
我们以瞿秋白手中的那束野花；以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以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根；以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以焦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串脚印，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神。
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里黄金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过一队队方红霄——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
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五十三年的扬弃和继承，一个东方巨人到了可以说“不
”可以发言的时候。
您聚集当今世界上最多最广最大的人气和景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热切表达的心声
您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在新世纪的黎明
在“十六大”的东风劲吹中，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继往开来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任你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