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历史人物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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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说很值得一看，于是我就看了起来，果然看得我热血沸腾。
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联军，身处没有后方支援、粮弹两无，又与中共中央联络中断的情况下，以草根树皮为食，以林海雪原为家，与日寇鏖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牵制住数十万日军精锐部队不能南下，有利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赵一曼，在一次战斗中，主动请求掩护大部队撤退，不幸腿部中弹，被俘。
在日本鬼子的酷刑前，她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
在慷慨就义之时，留下了对儿子的期盼：“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多么伟大的母亲啊!落后就要挨打!前世不忘，后事之师。
作为这个时代的少年，我们不能将这段历史抛入泥沼，复习这段历史，是为了不忘记我们祖国曾经经历过的劫难，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是祖国明天的希望，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把祖国建设得更完美、更强大!东北抗日联军电视剧观后感_600字最近一直在看央视一台的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很感动。
东北抗联是当代中国革命史最艰苦卓绝的一段历史，堪比红军长征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不同的是，红军长征和游击战争是国共之战，而东北抗联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是民族之战!从这一点讲，东北抗日联军的伟大意义不在国内战争之下。
甚至可以这样说，东北抗联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最伟大最悲壮的尾声。
东北抗联涌现出了无数民族英雄。
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等等。
一个个都足以青史留名，我们这个民族从来都是不缺乏民族英雄的民族，我们所缺乏的是对民族英雄的尊重与对民族精神的弘扬。
我不想重复东北抗联的历史，我想说得是，东北抗联的历史我们研究挖掘得太迟了!民族英雄是一个民族最好的老师，也是一个民族断代史的依据。
遗憾得是中国人是一个太容易健忘的民族。
如果说对杨靖宇等民族英雄，我们的下一代只有在辞海里才查得出来，只有在写论文时点缀一下门面，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郁达夫在悼念鲁迅先生的时候说，有了英雄而不知崇拜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帮。
有人说，现在是娱乐的时代，是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一时间，赵本山，郭德刚等娱乐明星粉末登场，而杨靖宇赵尚志等民族英雄却埋进了历史的尘埃，其实，他们才是我们永远要礼顶膜拜的英雄!我感谢创作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是他们让我们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让我们找回了曾经丢失的民族之魂。
我感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他让我们想起了烽火硝烟的抗日岁月。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个民族是需要日本这样的敌人，没有这样的敌人，至少我们会迷失了自我，所以，谢谢小日本!东北抗日联军电视剧观后感_700字抗战史诗巨制《东北抗日联军》正在央视一套晚间黄金时段播出。
我观看后感到特别震撼。
该剧再现了那段气势恢宏、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更生动刻画，鲜活打造了以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为代表的英雄人物。
有观众在微博留言称：“该剧对儿女情长的温情述说，对国仇家恨的爱恨叙写，都极大提升了可视性。
”该剧开播伊始，不仅为观众详尽交代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方各界的具体反应，即日军速占沈阳、长春，国军授令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而放弃抵抗，中共积极组织并联合各界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并以此引出该剧的三大主角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
与以往同类型电视剧相比，《东北抗日联军》一开场就让人看得热血沸涌、同仇敌忾。
对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主要角色的塑造和还原，《东北抗日联军》也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原生态，而王洛勇、成泰燊、刘威葳三位实力派演技的精湛演绎，也让我看到了三位英烈更鲜活，也更近人的另一面。
《东北抗日联军》既依托于历史本真，客观资料，又有适当的艺术加工。
比如早期关于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的影视作品中，最集中展示的是他们抗日的艰难，抗战的勇敢，却鲜少涉及他们的生活日常。
《东北抗日联军》在详尽展示抗日大潮滚滚来袭的同时，还聚焦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
此外，除了对三大主角的鲜活再现外，《东北抗日联军》还将镜头对准了那些草根平民英雄。
在历史的风云中，他们的命运与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样，牵动着观众的心。
史光辉、储智博、张秋歌、于洋、李梁、储小蕾等配角同场飙戏，则赋予了这些配角中的小人物更层次化的影像特征。
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是中国东北人民抗日武装。
其前身是1933年5月成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改称东北抗日联军，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
东北抗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独立奋战十四年，作战数万次，伤亡三万余人，共歼日伪军二十二万余人，其中日军十七万多人，牵制了数十万日军，不仅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也支援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看东北抗日联军有感_1200字无后方支援，与中央失去联络，以草根树皮为食，以林海雪原为家，在白山黑水间，抗战14年，牵制日军数十万。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46集电视连续剧《东北抗日联军》，气壮山河，荡气回肠，令人难忘。
激荡于胸中的民族尊严和对英雄的崇拜敬仰的圣火再次点燃。
忘不了那身体柔弱、文静自信、意志如钢，不，应该说比钢还要强百倍的女英雄赵一曼。
为掩护部队突围受伤被捕后，敌人对她用尽了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种种酷刑：把竹签一根一根地扎进指(趾)甲缝内，再一根一根拔出来，换成更粗更长的签子再一根一根扎进指(趾)甲缝内，再改用铁签，烧红后扎进一个个指(趾)甲缝内;灌辣椒水掺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着往喉管和鼻孔里灌;烧红的烙铁直接摁在乳房上烙烫……当各种酷刑试遍仍不奏效，日本人启用了最新刑具——电刑，对其全身各敏感部位进行电击，甚至电击时间长达7个小时。
尽管如此，敌人还是失败了。
酷刑之下，一个鲜活的生命只剩下一丝微弱的气息，肉体被摧残成了“废墟”，多处伤口溃烂露出白骨;大小便失禁;多处器官撕裂、炭化、粘连、坏死;由于大量使用强心针和樟脑酊，致使全身中毒……这种残无人道的酷刑和摧残，前后长达9个月。
忘不了战斗英雄杨靖宇。
有时一个冬季要进行上百次的战斗，别说吃口热饭、喝口热水，就连睡上一个踏实觉都是一种奢望。
最后，在冰天雪地里只身与敌人周旋战斗五天五夜后壮烈牺牲。
围困在零下近四十摄氏度没膝大雪的深山里，没吃没喝，完全断粮五天五夜，究竟靠什么生存?为解开谜团，敌人残忍地将他的遗体解剖。
当发现他的胃饿得严重变形，里面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未消化的草根、树皮与棉絮时，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惊叹，这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当时伪满《协和》杂志的记者这样报道：当日军指挥官西谷等听说杨靖宇被害的消息后，“一点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呜呜地哭了起来”。
伪通化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自杀前写遗书说“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忘不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赵尚志。
因伤势过重昏迷被捕后，敌人运用种种酷刑对其进行审讯，他丝毫不泄露任何机密，甚至一声也不呻吟。
当敌人说：“只要你说出一点儿秘密，我们就给你治疗”时，他用微弱而低沉的声音怒斥道：“我怕玷污了我的身体。
”忘不了冷云等8名女兵为掩护主力突围，弹尽力竭，宁死不屈，最后手牵着手全部投入寒冷刺骨的滚滚江河中。
她们中年龄最长的冷云才有23岁，最小的仅仅13岁，有的已做了母亲，有的自己还是个孩子……让我们记住英雄们牺牲时的年龄，赵一曼31岁，杨靖宇35岁，赵尚志34岁……让我们记住东北抗联的这些英雄们，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罗登贤……战声远去，硝烟散尽，英雄长眠，精神不朽。
英雄们的铮铮铁骨是民族的坚实脊梁!他们以生命作引信点燃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曙光，他们以鲜血作彩墨抒写了中华民族的壮丽诗篇。
他们“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爱国奉献精神和坚贞不屈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受的全部苦难和坚忍都化为不灭的“基因”，深深地嵌入到了我们的情感和生命之中。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永远铭记那些舍身成仁的英雄，没有理由不把他们安放在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位置，就像安放我们自己的灵魂。
处在信息爆炸、网络发达、不同思想观念激烈交锋当下的我们，越是在复杂环境和各种图谋面前，越要头脑清醒、保持定力，不能忘记历史、虚无历史，不能诋毁英雄、淡化崇高。
而是要汲取历史教训，记取民族苦难，发奋图强，努力工作，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中国近代史人物传记读后感3篇（急）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谥号文忠。
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等福建侯官人。
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
嘉庆十六年赐进士。
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
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
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历任旅、师、军长，军团司令、东北保安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绥靖主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等职。
1936年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193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基础。
东北抗联的最后结局为什么抗战中后期很少有关于东北
勿忘国耻“九一八” 走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位路人：“今天几号呀
”人们一定会热情地提起手腕看看表上的日期、从腰间或包里掏出手机来瞧瞧，然后告诉你：“今天是9月18号”。
可当你再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这时恐怕大多数人就会哑口无言了，更有甚者会说出诸如“感恩节”、“万圣节”等西方节日，大概也就只有三四成人知道今天其实是我们中国的国耻日——“九一八”。
七十三年前的今天，日本借口“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并从此开始了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那场事变一直是国民的心头之痛，正是从那天起，千千万万的同胞们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6000多亿的国民财富付诸东流。
可以说每个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师长的教导下，知道了我们应该如何学习革命先烈们为抵御日寇维护民族尊严而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
而我们常常把一些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挂在嘴边，却从来没有将那份爱国情怀铭刻在心中。
正因为这样，我们当中就有了连国耻日都忘得一干二净的人。
试问，他们还知道自己的民族屈辱，还明白自己是个中国人吗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和国人的一种耻辱。
近些天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全国有一百个城市将在9月18日晚9时18分拉响防空警报”的新闻，这一举措着实有利于加强国人的爱国情感，遗憾的是，长沙并没有在这一百个城市范围内。
因此我们长沙人便无法切身感受国耻日的那份耻辱了。
其实，在别的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耻日，像俄罗斯全境的卫国战争纪念日，韩国的抗日纪念日，美国的珍珠港被袭哀悼日，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在国耻日这天举国哀悼亡灵，温故历史。
体现爱国心，并不一定要“坚决抵制日货”、“对日本人怀恨在心”，而是应该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把国耻铭记在心，化耻辱为动力，相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民族耻辱的牢记，定会让我们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颠，让我们的民族不再有第二个“国耻日”，让我们的民族傲视群雄，永不受外人欺凌。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牢记国耻日，绝非以宣泄仇恨为目的，而是要增强国人的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树立民族自尊心，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激流勇进。
“国耻永不忘，民族当自强”——这是报纸评论上的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我想表达的一句肺腑之言
20世纪初期，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人们都过着衣不遮体，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民不聊生，祖国的土地也正一步步地被资本主义家吞噬，这时的中国急需一大批英勇的革命战士把祖国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
《革命英雄的故事》就讲述了一个个在这个时期诞生的救世英雄。
就像本书封面上写的：信念不是铁锤下缭乱纷飞的火花，而是炉中熊熊燃烧的烈火；不是夜空中闪瞬即逝的流星，而是西西里岛上彻夜不息的明灯，信念让你为了摆脱饥寒交迫的日子，而发愤图强……这些革命英雄的内心无不蕴含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或是为民族的崛起而奋斗，或是为人民的解放而努力，抑或是为探索宇宙的奥妙而孜孜不倦，不管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但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信念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他们的心底里，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他们要付出毕生的心血为这个不灭的信念而不懈努力。
在这其中既包括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身经百战敌胆寒的张云逸，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刘志坚，出奇制胜的“旋风”司令韩先楚，地主阶级逆子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我党的杰出女革命家向警予，平民的”劳工律师”的施洋，为革命斗争到最后一刻的王尽美……这些英雄人物是我国千百万先驱英杰的代表，为了心中的信念，他们不惜在敌人的狱中忍受各种酷刑而严守党的机密，不惜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千百万疾苦大众的幸福。
他们宁死不屈，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阅读这些英雄的人生经历，让我仿佛看到了这些革命英雄们不畏困难险阻，生命安全，努力地扭转当时不堪入目的局面，实实在在地为百姓服务的场景，也感受到了我们现在那安逸，丰衣足食的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此，我向这些革命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愿雷锋精神永放光彩
这是我看了《雷锋的故事》这本出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雷锋同志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兵，然而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常的业绩。
他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工作、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表现出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广阔胸怀和高尚情操。
雷锋同志的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但是在人生富有意义的转折中，他毅然选择了正义，选择了真理，选择了共产主义。
雷锋热子党、热子祖国、热子社会主义，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
我觉得他一生最突出的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毫无损人利己之心、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雷锋同志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从共产主义这个角度为出发点的。
无论在什么岗位，雷锋总是这样说，这样做：“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
”这朴实的话语充分反映了一个革命战士一切服从党安排，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崇高品质。
最能表现他这种精神的是发生在新兵分配工作时的一件事：雷锋正要随部队前往运输连，部队指导员命令他先去部队临时组织的演出队表演节目，这样可以加深军民鱼水情。
雷锋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来到演出队。
但是因为雷锋有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怕影响演出效果，他主动请求担任演出队的后勤工作，把节目让给其他人。
读到这里，我被雷锋这种以大局为重，甘心情愿做无名英雄的精神所感动。
伟大出自平凡，崇高寓于平凡。
我们青少年学习雷锋，就要像雷锋同志那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万丈高楼起于垒土。
”雷锋经常帮助有困难的群众，把田大娘当做自己的亲生母亲来孝敬、子戴。
雷锋同志自己曾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这感人肺腑的语言能不使人流泪、使人心灵震动吗
雷锋同志善于从平凡的小事做起，走一路，好事做一路。
难怪群众称颂“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毛主席曾经说过：“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而雷锋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民做了一辈子好事。
在他牺牲的那一天，他还盼望着去看看田大娘，再为乡亲们做好事。
董必武赋诗赞扬雷锋说：“所做平凡事，皆成巨丽珍。
”我们这一代应像雷锋那样，满腔热忱、坚持不懈地做有益公众的平凡小事，用共产主义思想的瑰丽珍珠，镶嵌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厦。
一个时期，有些人认为“雷锋精神已过时了”。
然而，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3月4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前夕，团员青年们正在街上为群众义务服务。
城河路两旁到处都是为群众义务修理自行车、家用电器、理发、烫衣的青年们。
街道的四周一队队红领巾挥动着手中的扫帚，正在热火朝天打扫马路，洁净的街道在他们脚下延伸。
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在新中国，有多少雷锋式的炎黄子孙，他们发扬了雷锋的光荣传统，做一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星星
雷锋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在四化建设的旅程中，雷锋精神之花已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重绽笑脸。
让我们把雷锋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作为一种精神财富流传后世，发扬光大，为祖国——这个五彩缤纷的百花园增添一分春色。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情况怎样
据黑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约10余万次。
据日伪统计机关统计：1935年39105次，1936年3617次，1938年13110次，1939年6547次，1940年3667次；日伪军伤亡人数，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推算：1931——1937年抗联歼敌103500人，1937——1945年歼敌82700人，共计186200人，牵制日军兵力：1937年20万，1940年40万，1941年为76万。
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 抗联战士抗击日军 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1936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1936年7月末，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军编成。
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由原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改编成立，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4个师3个游击团。
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由原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师。
1936年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改编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
下辖3个师。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由原东北民众救国军改编成立，谢文东(后叛变)任军长，滕松柏(后叛变)任副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6个师。
1936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10个团。
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路军编成。
周保中任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1940年2月任)，崔石泉任参谋长。
193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10个师。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代)。
下辖4个师。
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由原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改编成立，李华堂(后叛变)任军长。
下辖3个师。
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由原东北山林义勇军改编成立，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1个师。
1939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成立，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路军编成。
张寿篯任总指挥，冯仲云(1940年4月任)任政治委员，许亨植任总参谋长。
1942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军组成。
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任副参谋长。
下辖4个教导营。
1936年2月至1937年12月是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游击战争的新高潮期。
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是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全国抗战，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时期。
1939年1月至1940年是东北抗日联军陷入敌人重重包围的极端苦斗时期。
1941年至1945年是东北抗日联军开展小型游击战和转入苏联整训时期。
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讨伐”，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山上密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
从1939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
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意志没有被打垮，抗联部队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进入苏联境内整训。
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中国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1945年8月，他们配合苏军重新进入东北，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 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称“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 东北抗日联军名义上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实际上和延安没有直接军事联系，是在苏联支持下的抗日队伍，越过中共直接受共产国际战略领导。
游击队军服是模仿苏联红军军服。
其中东北抗日联军有不少朝鲜人。
战后，在苏联帮助下，他们组建了朝鲜劳动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多为东北抗日联军中层军官。
编辑本段抗联历史概述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中国人民反日军队的组成部分，是一支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它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奋起自卫，在长达14年之久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的高潮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余部、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基础上产生和建立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我党在东北没有武装力量。
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之前，东北地区甚至没有统一的党组织。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派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为人到东北筹建东北地区党的统一组织——中共满洲省委。
1927年10月24日，在哈尔滨道里中国十三道街48号，由陈为人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哈尔滨、大连、长春、沈阳等地共40名党员代表参加的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和满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两个《决议案》，宣布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选举陈为人为临时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决定“临委机关”设在奉天（今沈阳），同时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领导奉、吉、黑三省党委。
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会议并没有决定建立革命武装。
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从此，东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三省各地党组织工作的开展。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运、军运的斗争，日益高涨，中共满洲省委成为东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
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
同月，《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纷纷起来抗日。
1931年9月24日，驻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向其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共同抗日；1931年9月25日，驻吉林省城的第25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宣布抗日；同月末，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所部在永吉县老营盘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通电全省；1931年10月初，邓铁梅在凤城县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邓任司令。
他们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下，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下，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不顾一切，接竿而起，杀向抗日疆场。
尤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首当其冲，率先于1931年11月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进行战斗，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和援助，成为一时的抗日民族英雄。
义勇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义勇军的队伍随之扩大，加入义勇军行列的不仅有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地方官吏和土绅，甚至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的“红枪会”、“大刀会”等，他们也都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同义勇军以血肉勇敢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在东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三十余万人。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孤悬敌后的种种困难条件下，勇敢顽强地阻击日军进犯。
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曾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领导和帮助，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的斗争，动员工农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于义勇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中的领导人物大多是一些旧军队的军官，政治上比较落后，相互间派别繁多，意见分歧，互相猜疑，甚至火摒，所率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 仅持续年余就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事实证明，他们担负不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但它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仍有其重要意义，它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自发抵抗运动，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它给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延缓了日军占领东北及扩大侵华战争的进程，它所体现的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东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与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就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 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汤原、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同时，争取伪军哗变，收编义勇军残余部队和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
各地反日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它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
但是，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推行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在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上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把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调离领导岗位，把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东北工作的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不利影响。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山海关，向华北扩大侵略战争。
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郑重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力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抗日。
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进一步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切合东北实际情况，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策略方针，停止了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变为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
这一决定，意味着东北的反日游击队组织将向反日武装统一战线方向发展，标志着抗日武装的统一化、正规化、序列化的开始和游击战争的新开端。
从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反日游击队相继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共6个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各军在组建过程中和组建之后，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并团结了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共同抗日。
人民革命军的英勇善战和对抗日救国事业的忠诚，感召了各种抗日队伍纷纷向人民革命军靠拢。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和第2军在成立军部之前，各自先以军的番号成立军下属的独立师。
第1军独立师于1933年9月18日成立，从1934年1月开始，独立师便联合几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共同作战。
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召集了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以第1军独立师为中心，领导对日作战，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部队达5000余人；第2军第1独立师于1934年3月成立。
1934年7月，独立师一部联合十余支义勇军、山林队共同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推选王德泰为指挥，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山林队共1000余人；第3军在成立之前，于1934年3月，由珠河游击队发起，召集了以“爱民”、“北来”、“好友”、“七省”为名的义勇军、山林队首脑会议，依照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三项条件（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拥护民众利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
第4军、第5军都是以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为骨干，联合救国军余部和其他抗日武装队伍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各地联合军指挥部、总司令部和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的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反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成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军各部由于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
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民族英雄杨靖宇 1935年5月以来，发生了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身处抗日游击战争前线的东北人民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更受到莫大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
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 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完毕。
这个时期是东北抗日部队第2次改、扩编时期，也是抗日部队进一步壮大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部队由过去的6个军扩编到11个军，并形成了东北抗日军队第一次统一的称谓——东北抗日联军，它标志着东北游击战争迎来了新的高潮期。
在这11个军中，除第7军是在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基础上改编成立的外，第8、9、10、11这4个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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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义勇军发展史
1931年9月18日，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武装，奋起抵抗。
这些抗日武装被统称为。
的兴起和发展，得到满洲省委的积极支持和援助。
在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下，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的义勇军，坚持到1933年下半年，只有少部分继续坚持斗争，成为后来的组成部分。
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
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
其经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31年9月～1932年2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黄显声先率领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后往辽西地区将民团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
10月初，曾任凤城县警察署署长的邓铁梅在该县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
此时，辽宁义勇军遍及各地。
11月，由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社会名流组织的，将辽宁各地及热东、蒙边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
到12月末，共编成22路7万余人。
吉林省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
首先是团长冯占海率部抗日，随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也宣布抗日，在五常、拉林、双城（今均属黑龙江）和榆树等地抗击日军。
1932年1月31日，李杜等在（今属黑龙江）成立吉林自卫军。
义勇军创建于江桥抗战之后。
11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5万人。
至1932年2月底，发展到近20万人，在各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1932年3月～10月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义勇军进行“讨伐”。
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总人数约50万（一说30万）。
5月，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彭振国、王化一、唐聚五、刘振东、高文彬分任各军区总指挥，在60余县开展抗日斗争。
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今）、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
8月下旬，第21、第24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控制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
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15万人。
其中，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3月份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均属黑龙江）等地抗击日军。
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在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中，部队发展到7万余人。
以王德林为总司令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于3月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扩展到6万余人。
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5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8万余人。
10月，马占山率部反攻，使日伪军惊恐不安。
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103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2年11月～1940年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1932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20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
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部队大部分散。
计有14万余人伤亡，6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辗转赴新疆；近5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15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
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
1933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
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辽宁省义勇军5万余人，多次打破日伪军“讨伐”，一部分坚持到1936年，尔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第1、第2军。
另千余人战斗至1938年冬。
吉林省义勇军6万余人，英勇战斗数年，后余部改编为抗联第4、第5、第7、第8、第9、第10军。
另数千人战斗到1940年。
黑龙江省义勇军2万余人坚持斗争数年后，余部加入抗联第3、第6军和改编为第11军，还有少部分战至1940年。
热河省义勇军2万余人，在热河沦陷后继续战斗，有近千人坚持到1940年前后。
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十年，战斗2万余次，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伪军6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