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视剧《大明王朝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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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明王朝1566》，首先要从导演张黎和编剧刘和平说起。
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是张黎与刘和平自1997年的《雍正王朝》后的第二次合作，也是至今的最后一次合作，并且是张黎作为导演的唯一一次合作（在《雍正王朝》中张黎担任艺术总监一职）。
张黎依靠这部作品和之前的《走向共和》彻底超越了胡玫，奠定了内地电视界第一正剧导演的身份，此后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刘和平虽然争议更大，但此人在编剧界的地位也无须我在此处再多言，作为一名学者型编剧，虽然他的作品往往冲突激烈集中极富戏剧性，但他的骨子中往往还蕴藏着某些超越戏剧性本身的追求，这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戏剧性的情节之下还有深厚且富于张力的内涵。
如果说前者是对一线编剧的基本要求，那么后者就是编剧个人身上的独特烙印。
除去两人本人各自的强劲实力之外，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张黎和刘和平合作往往让人有种1+1大于2的惊喜，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刘和平擅写大场面大格局大冲突，而对于曾经的冯小刚御用摄影师，以《夜宴》的摄影师身份获奖无数的张黎来说，转行导演后，以镜头语言再现刘和平笔下的大格局不在话下。
在这一点上，刘和平的上一个本子《北平无战事》就做的一般，远没有《大明王朝1566》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山影+孔笙团队虽然近年拍了不少优秀的正剧，但是格局上显然较黎叔仍然有差距。
此外，刘和平的作品整体风格较为内敛沉郁，其中又往往在深处蕴藉着某种民族的蓬勃之气，这样的独特风格，放眼内地电视界也唯有张黎可以最好地呼吸领会之。
两人的合作可以说是真正的天作之合。
这样的黄金组合为这部剧集的成功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试想，正剧领域的上古大神陈家林碰上朱苏进，照样在《江山风雨情》这么好的题材上走了麦城，而《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也是优秀的作品，但张黎极富个人风格的摄影与剪辑与江奇涛歌剧风格的剧本总有微妙的方枘圆凿之处，相较而言，《大明王朝1566》中的剪辑则往往令人印象极其深刻（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黑白闪回，当然有相当部分要感谢剪辑师刘淼淼）。
张黎对刘和平的剧本的理解是深刻的，这使他在导演本剧时常有丰富剧情内涵的神来之笔。
举个例子，在剧情的中后半段，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被嘉靖打发去南京守陵，这里有一段他与自己的干儿子冯保告别的戏，是刘和平原剧本中没有的，而张黎将这一段拍的十分精彩。
<img src= data-rawwidth=704 data-rawheight=39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04 data-original=>这一段不仅在结构上呼应了第一集吕芳训斥冯保，指责他不懂为自己谋后路的情节，也进一步丰满了吕芳老成宽厚，冯保伶俐隐忍的性格，两人之间关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一席对话也深化了全剧的主旨与内涵。
这一情节甚至还为可能的续集剧情发展打下了草蛇灰线般的伏笔——冯保最终应验了吕芳的预言，爬到了吕芳的位置，而最后也遭到与吕芳相同的命运。
仅举一例，可以看看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
接下来说说这部电视剧的选角。
刘和平擅写群像戏，因此选角和表演是重中之重，他的戏如果选角没做好，起码要砍掉一半剧本的魅力。
比如《北平无战事》中，很少有人在刘烨出场时会想到“方孟敖”出场了而非演员刘烨。
这一点上，《大明王朝1566》做的相当好，甚至可以认为是整个内地电视剧工业上的一个巅峰，它的卡司选用了一群实力派演员，其中大量是话剧团的老演员，整个剧集的台词都拿捏的相当稳。
几乎所有演员都和角色没有距离，皇帝说话有皇帝的样，高官说话有高官的样，小吏说话有小吏的样，平民说话有平民的样。
即使是龙套角色，也少有苟且出戏的现象产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亮剑》几个主要角色形象那么经典，龙套一说话就出戏）这种集体演技爆发的现象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整个剧组是在认真对待这个戏，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而非流水线上的作品来做。
对此，张黎导演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回忆：那个组出奇地平静。
陈宝国也一样，也住在北五环的一个烂楼里面，他自己住一间，给他安排了一个套间。
早晨起来，试装，对词，每天就这样，很松散，该锻炼就锻炼。
给他们找了一个健身房，像严世藩，杨金水，他们都锻炼。
黄志忠每天跑一万米。
安安静静，这其实是一个摄制组应该有的状态。
有的演员偷点懒，词不好，大伙那种不屑，他的压力太大了。
所有演员词都溜溜的，戏都好好的，一个演员打磕巴了，那真是对不起，不用说，回去以后肯定是在背词呢。
他形成的习惯是，一般早晨五点起床背词，七点钟出发。
现场再背词的演员，全组人都看不起。
倪大宏不拍戏时，我们就见不着他，据说天天憋在屋里琢磨呢，他从化装开始就进入到严嵩80多岁的状态，寡言少语、眼神呆滞、动作缓慢等。
而扮演郑泌昌、何茂才的演员，要求住一个房间，哥儿俩没事儿就掰扯戏，很有上大学排一部话剧的感觉。
他们在拍摄期间都是‘守得住’的演员。
下面还是把这些演员列一下，感谢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实力派的履历，看完之后也大概能琢磨出当年看一群大叔飚群戏为什么那么过瘾了：<img src= data-rawwidth=420 data-rawheight=297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420>陈宝国的嘉靖，雄猜与天威难测的最佳注脚，也是陈宝国皇帝戏的巅峰。
<img src= data-rawwidth=204 data-rawheight=220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204>黄志忠的海瑞，人物可能立的稍微正了一些，导致演员发挥空间有限，不过这是剧本的原因，黄志忠的表演几无可挑剔，几幕高潮戏中爆发出的台词功力真是百看不厌。
<img src= data-rawwidth=466 data-rawheight=573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66 data-original=>王庆祥的胡宗宪。
也有人物立的太正的问题，但王庆祥将其诠释的颇有层次感，绝非普通的忠臣形象所能概括。
<img src= data-rawwidth=326 data-rawheight=450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26>倪大红的严嵩。
完美诠释大奸似忠，40岁演70岁应该可以作为教科书案例了。
。
可贵的是竟然还没用配音。
<img src= data-rawwidth=299 data-rawheight=220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299>张志坚的严世藩。
形象和历史有所不合，但是演技没的说，一口京片子念白很有韵味。
张志坚是南京话剧团一级演员，饰演过《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董建昌。
<img src= data-rawwidth=352 data-rawheight=288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52>王劲松的杨金水。
这个不多说了，经典角色。
<img src= data-rawwidth=588 data-rawheight=328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88 data-original=>赵立新的沈一石。
曾在《走向共和》中饰演罗文，本人毕业于中戏，现为中戏表演系主讲教师，其才子气质与沈一石的角色设置殊为相合。
<img src= data-rawwidth=352 data-rawheight=288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52>倒严三巨头：肖竹的徐阶（前立者），刘毓滨的高拱（前二立者），郭东文的张居正（后立者）。
三人都是话剧演员出身，肖竹有一个典故是他1956年报考北影，成为北影第一批学生，当年的面试官是陈佩斯之父陈强，出的题目是朗诵《海燕》，肖竹刚念几句就被陈强打断。
后来才知道原因是肖一开口就被陈强听出功底非常好。
刘毓滨是国家一级演员，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古装剧常客，最有名的角色应该是《康熙王朝》中的朱国治。
郭东文为广州话剧团国家一级演员。
三人虽同属改革派阵营，而性格迥异，徐阶外示忠厚而内心机心深重，高拱刚直而嫉恶如仇，张居正才华横溢，进取心重。
虽然三人经常在同一场景中出现，但演员的诠释都截然不同，观众甚至可以看台词便一眼猜出说话者。
<img src= data-rawwidth=352 data-rawheight=573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52>宦官群：徐光明的吕芳（右一），刘立伟的陈洪（右二），赵雍的黄锦（右三）。
宦官作为可以左右政治局面的一大群体贯穿整部剧的始终，徐光明、刘立伟都是话剧演员出身，赵雍是北影78级学生（张丰毅、张铁林同学），功底都没得说。
这群宦官的表演又是闻音识人的群戏经典，文字形容失味。
此外徐敏的赵贞吉，甘雨的郑泌昌，王戎的何茂才，徐成峰的冯保，祝希娟的海母，谭凯的高翰文，郑玉的王用汲，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角色。
此外，《大明王朝1566》的思想高度是一大争议话题，很多人喜欢将他与《走向共和》对比，并得出前者思想性逊于后者的结论，甚至张黎本人也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他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其实这次《大明王朝》观点上退步了。
但我必须先退一步。
其实我明是退步了，但比以前更加务实了。
我还真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国情，这种缓慢的，但仍然在行进中的这种体制改革。
不怕慢就怕站。
我为什么提海瑞，海瑞真正的存在的意义不只在于他骂皇帝啊，他清廉啊，反贪啊。
海瑞的真正意义在于那六个字——正君道，明臣职。
我们还有一个想法，这个电影表现了君臣共治。
现在董事长级的领袖很少了，各国领导人都是总经理。
过去有毛时代、蒋时代、邱吉尔时代、肯尼迪时代、斯大林时代，现在已经很少了，现在都是责任制，总经理，任期几年，有个名誉上的董事会，管理人员多，这个时候都不可能再做到政由己出了。
而这个政不由己出，在历史上，包括过去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是因为有一个弱权皇帝，这种弱权皇帝造成了一种军臣共治的局面，我们呼唤一种君臣共治，一种稳健的改革。
张黎的观点我部分接受，部分则加以保留。
《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有现实关怀的戏，甚至其缘起也有部分出于反腐宣传的考虑（贺国强访问海南后表示要宣传海瑞精神），但若将这种现实关怀完全落在廉政文化上，未免落得太实，也不可能是刘和平的本意。
很显然，《大明王朝1566》的模式绝非是那种传统的清官斗贪官，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部剧，那么就会得出下面这样啼笑皆非的结论：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孟祥林认为，该剧中正面主角海瑞的形象有些单薄，不如反面主角嘉靖皇帝的形象鲜活。
而且，对于抗倭名将戚继光这样一个应该着重表现的著名英雄形象，剧中的戏份太少。
显然，孟祥林对此剧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而张黎点出的这一层对渐进式改革的向往的意思，虽然在剧情中有一定对应，但我认为仍然不是刘和平剧本中冰山下的核心。
我认为《大明王朝1566》真正宣扬的不是反腐，甚至也不是制度改革，而是对某种完美人格与社会形态的追求，这种追求背后坚实的支撑就是民族精神。
王用汲在大堂对质中称海瑞有“古君子之风”，这是一个被刘和平寄寓了无限寄托的形象，也是他心中完美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儒法结合，外法内儒。
剧中不断出现海瑞口称“大明律”，将对方驳的哑口无言的场景，这是某种乌托邦式的美好想像，大明讼堂不是美国联邦法庭，引援数百年前的大明律于事无补，但我们至少可以在这样的场景中看出编剧的某种模糊的追求。
法治与人治是剧中海瑞与嘉靖分执的天平两端，前者如海瑞手中的大明律，后者如嘉靖修道的房间中醒目的阴阳标志，还有他最后训示海瑞时说的一番话：君既不是山，臣民便不是江。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
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
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
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
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劝朕只能用长江而非黄河，朕岂可乎
反之，黄河一旦泛滥，朕便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要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链等人的道理。
比方这个海瑞，自以为清流，将君父比作为山，水却淹没了山头，这便是泛滥。
这是一番充满中国人玄妙精神的对话，也于不经意间道出了中国封建王朝构筑的本质——所谓外儒内法，便是以调和阴阳为主，法律条文为辅。
在道德的精心包裹下，再严明的法律也失去了自己的力度，日益腐蚀，和光同尘，就像紫禁城的回廊一样，无论是徐阶还是张居正，改革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走出这样的怪圈，因为他们对抗的不只是严嵩严世藩也不只是嘉靖，而是强大的传统。
（说到这里，剧中有一集有一个镜头，张居正退朝时斥责严世藩，严世藩怒而离开，此时镜头俯视拉远，张居正站在紫禁城高大的城墙下，剧情中意气风发的他在镜头前显得非常渺小。
本剧的镜头运用真是出神入化）作为完美的人格，海瑞秉承的是外法内儒的原则，行事的原则是大明律，支撑行事的动力则是儒家文化，也就是源源不息的民族精神。
这也就意味着他在道德上必须保持完美，否则最大的支撑力便会瞬间坍塌，这个人物形象就会瞬间黯淡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构建模式中，儒是一层包裹在外面的外衣，外衣光鲜，却可以肆意揉捏，内核灰暗，但必须保持坚硬。
海瑞和嘉靖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这便是奥妙所在。
但对人类来说，保持人格的绝对纯净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外法内儒”这样的理想社会永远只能是不存在的乌托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海瑞这样的人，不存在某种苍凉中的奋进。
如此，《大明王朝1566》的悲剧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腐败是一时一事的悲剧，制度是一朝一代的悲剧，而这种纯净人格与社会形态和现实的冲突所产生的悲剧则是永恒的。
当我们在观剧时不自觉地开始和剧中的衮衮诸公一样，对海瑞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行为不以为然时，转而赞同更加实际也更加讲权谋的胡宗宪、赵贞吉时，我们也就成为了这种悲剧的一部分。
这是其他剧集很少会带给我们的观剧体验。
我想刘和平想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大家全部是海瑞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乌托邦，但如果世上多出一个海瑞，那么这一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img src= data-rawwidth=550 data-rawheight=365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50 data-original=>题外话：本剧的剧本严格来说是个未完稿，刘和平曾多次表示初始的构思中是要写到海瑞去世的，也就是胎死腹中的《大明王朝1587》。
最后没有拍出来的原因大概还是第一部投资与收视不成比例的原因，这令人感到非常惋惜。
上部中为下部作准备的草蛇灰线的情节也不在少数，除上述所述暗示冯保命运的情节外，万历朝的其他两巨头——张居正与李妃的性格与人物关系也慢慢铺陈开来。
此外在剧集开始时亲密无间的倒严三巨头在最后几集中已貌合神离，暗示后来他们争夺首辅的情节，海瑞退徐阶田的历史情节也有了明确的暗示。
此外高翰文和芸娘在剧集末尾再次出现，明显是为下部做准备，从张居正改革的悲剧结尾来看，这对夫妇多半要步沈一石后尘。
芸娘曾哀求李妃不要令自己和丈夫再卷入政治漩涡，也草蛇灰线般暗示了这一悲剧结局。
张黎接受采访时也曾印证过这一猜想：“女人戏”是我的弱项，李妃和芸娘的戏张力的确不够。
但也有另外的考虑，她们将成为第二部《大明王朝1587》的主角，在《大明王朝1566》中只是铺垫，李妃在万历年间起到很大的作用，虚构的芸娘和高翰文将成为沈一石后的商人代表。
湖南台好不容易制作了一次精品电视剧，结果收视率惨败（全剧未过0.7%，作为比较，《武媚娘传奇》的收视率一度破5%），计划中的后半部也因此流产，按照张黎导演担任摄影的另一部电影的名字来说，当真是“一声叹息”了。
大明王朝观后感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以明朝嘉靖45年间为历史背景，用浓墨重彩的笔墨刻画了嘉靖、海瑞、严嵩等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形象。
该剧所揭示的社会问题与矛盾——贫富对立以及清官与贪官的传统议题，直逼现今社会，引发了人们对现今社会矛盾进行的深度思考。
尤其是剧集塑造的嘉靖和海瑞，一个一个是权力顶端的嘉靖，至阴至柔之君；一个是权力底部的是海瑞，至阳至刚之臣。
两人是生生不息的原动力、相克相生，每一次发力都会搅动大明政局；每一次对决都能惊天动地。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以新锐而独到的视角、鞭辟入里的时代精神，向观众朋友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灵魂和情感的冲击。
尤为可贵的是，学界权威们对于《大明王朝·1566》给予了一致高度的评价。
思想理论界、文化理论界和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大明王朝·1566》用当代先进的科学历史观，并运用了当代艺术审美手段，对历史作了深刻厚重而生动的解读。
该剧从一度创作到二度创作，并不仅仅满足于表现那些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故事，而是在这些故事里面展示了命运的逻辑。
将我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请采纳
《大明王朝》是谁写的
和平写的。
也就是《康熙大帝》、《雍正王 》的作者。
以下是参料 “（创作《大明王朝1566》我口述，助手打录。
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
” ——刘和平 刘和平，祖籍湖南邵东，长于湖南衡阳，50年代生，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
幼辍学，从父读书。
编有《甲申祭》、《雍正王朝》、《沧海百年》等剧作，为国家一级编剧。
好从字里行间读史，被聘为南开大学兼职历史教授。
随着本月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其同名电视小说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书的作者兼电视剧总制片人、编剧刘和平。
在谈到创作理想、成书与拍摄过程时，刘和平那种要“于世有补”的入世精神，以及湖湘人士独有的“挺”、“忍”处世原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越来越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受老子影响很深的人，从写作理念，到人生态度。
这种影响成就了他的创作，也使得他认为人生枯淡无味，无可留恋，“人之大患，在吾有身”，现在饭蔬饮水，起居如僧，不过是“带着肉身在修行”。
关于成书过程：“我准备了一辈子” 记者：《大明王朝1566》这部书虽然长达70多万字，但听说您在写作时并没有拟出创作提纲
刘和平：这本书不能有提纲，因此我才用了一种随物赋形的写法，同行们戏称为“太极结构”。
首先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说嘉靖39年整个腊月到40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
嘉靖、海瑞这两个人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
八卦是不断是变爻的，怎么变，要变出来才知道，所以我不敢也不能事先列出提纲。
写着写着，有时发现太阴太阳都停下来，也就是嘉靖和海瑞都没戏了，可周围的八卦还在转动，我只有去写嘉靖、海瑞周围的人。
这样写其实挺难的，一是要有大量的细节描写来支撑，二是在写每一个人的时候，都要揭示他深层的心理奥秘和隐蔽的行为动机。
所以我最不喜欢别人问我“这章节写的是什么”、“那章写的又是什么”，人物关系都是“你生于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和生活也是这样，没有完全明确的分野。
记者：为写此书准备了多长时间
刘和平：写书前我只做两方面的具体准备，一方面是史料的准备，另一方面是“思”的准备。
等到创作时就把“思”丢掉，把“理”找出来，用大历史观来观照想要表现的那一段历史。
剩下的就是“想”，进入到想像空间。
我口述，助手打录。
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
这样很耗精力，我几乎有一半时间是打着点滴来写。
从精神方面来说，为写这部书，我个人也已经准备得很久很久了。
我想我是准备了一辈子。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忧患意识与“不可名言” 记者：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虚构与史实的关系向来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被诟病。
刘和平：我觉得在这部书中，我完成了“两个突围”：对于传统模式下小说的叙事方式的一种突围；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突破所谓史实的约束的一次突围。
史学研究是落在“研究”两个字上，或者说历史考证是落在“考证”两个字上，而文学创作是落在“创作”两个字上。
试想一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你不允许它创作，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戏剧、电影都面临着一种困境。
尤其是历史剧，它还不同于小说。
在小说中作者可以跳出来发言，甚至直接把史学界的一些观点转换成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谓的“缺乏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可历史题材的戏剧、电影就不同了，它要求人物自己说话，这样一来，一度创作的作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剧，他在面对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要构建戏剧性这两方面的要求时，就带来了永远难以妥协和互让的矛盾。
其实这个矛盾在几百年前就已得到解决。
最著名的是英国的莎士比亚。
中国的《三国演义》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三国演义》的出现是对文史不分的一种突围，就是在文学眼中的历史终于有了独立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取得花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是通过无数代人的努力所完成的。
包括宋代的说唱艺术，元代的戏曲，在中国民间通过多种文艺形式，说唱后世无数人心目中的历史。
到了明代才水到渠成，先是出现了《水浒传》，然后是《三国演义》，直接冲击官修史学。
今天有一些观点，认为《三国演义》说的就是当时一种完全正统的思想，但很少人从里面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深深怀念着汉民族的最后一个英雄时代。
可以看出生活在明朝的那些汉人，对曾经的汉人群星璀璨的时代的再出现，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呼唤，所谓汉、晋，不过是一个表象。
我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在今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河文化（指农业文明）逐渐走向海洋文化（指商业文明）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否认自己原本是从大河文化，也就农耕文明中来的。
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转型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在逐渐丢掉几千年来大河文化留给我们的历史精神遗产，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深入骨髓，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许多中华民族的传人不愿看到的。
这就出现了近几年呼唤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思潮。
当一种新的思潮来临的时候，你进入其中，并且用作品来表现这种思潮的时候，它本身承载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因此作品一出来，就一定会得到强烈的共鸣。
我2005年3月开始写《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2006年3月开机，2007年1月播出，运作速度之快在行业内被称为奇迹。
我其实心里很明白，这是因为人们呼唤某个东西已经够久了。
记者：也就是说选择嘉靖朝最后五年作为《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背景，您的创作初衷源于文化转型时期的忧患意识
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只写到嘉靖之死，我还会写一部《大明王朝1587》来讲后面的事情。
是这个题材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题材。
就像是《三国演义》选择了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选择了《三国演义》。
当然，我不能跟罗贯中比，我说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写这本书也是因为海瑞引出来的。
最早是海南省和海口市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请我去，希望我写海瑞，宣传海瑞。
其原因之一是某中央领导在视察海口时打破行程，专门去凭吊海瑞墓。
海瑞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深深感动着我们，为何不宣传海瑞呢
这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社会思潮的呼唤。
当农业经济转为商业经济时，要永远记住民族精神不能丢，人们不能过于趋利、趋乐。
须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记者：在历史小说里，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人世感悟最后都要通过文学手段来表达。
刘和平：最伟大的史书是史诗而不是其他，这个史诗不是指狭义的史诗。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说史以外，写历史的人还要用文学赋予历史以精神。
我很清醒地知道到我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用文学手法表现历史题材，创作者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传历史之神——这就是我的追求。
在文学创作者那里，最后只剩下一个真实，就是“心的真实”，这是终极真实，而不是所谓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达到了这个真实，读者就不会斤斤计较于历史，他宁愿相信，作者笔下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就是嘉靖、就是海瑞。
怎样摆脱历史对文艺作品的束缚这是一道门槛，其实用道家的智慧，这个门槛会一下跨越。
老子思想中有一个核心话题是“不可名言”，不要去说它是什么，而去说它不是什么。
比方说嘉靖，不要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但可以去说他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不要去说严嵩是一个大奸臣，可以去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首辅。
关于嘉靖和海瑞：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 记者：前面聊了不少“道”的层面的东西，现在谈谈技术层面的事吧，对读者来说，更关心的可能还是一些具体的问题。
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作者免不了要被问及一些与历史有关的话题。
刘和平：其实我不太愿意把我的历史观点说给读者和观众。
有媒体让我向对明朝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一些我认为不错的书，我的回答是我不好推荐大家去读什么书。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如果说真的对历史感兴趣，那么就去书店翻一翻，翻到哪本书觉得有意思了，就去读哪一本。
任何人的建议都是一种干扰。
但既然我们在说《大明王朝》这本书，这些肯定也要谈的。
你问吧。
记者：我记得钱穆《国史大纲》解读明史一章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云，“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据钱先生分析，明代为中国历史政治的转折时代，自此中国历史方自“尊师相，抑君权”之传统士大夫政治真正进入帝王专制时期，其中所产生的流弊远播后世。
您怎么看待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以及所凸显的历史问题
刘和平：我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吧。
明朝人特别是我书中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人生”之中。
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到了明朝，几乎达到一个顶峰，最严重的问题是“朝廷不分”、“家国不分”。
记者：全书开头就写廷杖大臣。
刘和平：我就是想用廷杖这个细节，几板子打出明朝王权主义到了极致的本质。
“家国不分”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
这可能和明朝开国皇帝的身份有关。
凡是平民皇帝夺得天下，“家天下”的感觉都要比贵族社会强烈。
明朝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因为只要是封建体制，就离不开使用文官集团来统治偌大的农民国家，可朱明王朝除了隆庆外，其他皇帝都心理扭曲，“反智”、“仇富”得厉害。
记者：可隆庆只在位6年。
刘和平：这是很可惜的事，而且后人对他的一生有一个错误的评价，认为他懦弱、无能，只知耽于酒色，我在书里写的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不是这样的。
明朝的分封制从朱元璋始，全国各地的藩室宗亲都拥有大量财富，而最大的经济利益即得者就是皇帝，王权操控经济的现象到了极致。
尤其是我书中所写的年代，嘉靖27年不上朝，但有一件事他乐此不疲，就是每天躲在宫里算帐。
可以说当时真正的户部尚书，就是嘉靖本人。
记者：说到嘉靖，我记得在书前面描写各种权力斗争的铺陈之后，第十三章第13幕“玉熙宫大殿”里，皇帝、内阁（裕王集团与严嵩集团）、宦官集团的三大权力交锋尤为出彩，其中嘉靖作为一代雄猜之主的驭人之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的嘉靖果真有此手腕
您怎么看待嘉靖这个人
刘和平：到嘉靖这个时期，是每个人都难以找到自己人生位置的时期，因为天下第一人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位置。
嘉靖的人生正确位置应该是“圣主贤君”，但这样一来，他就要成为国家的奴隶。
雍正是心甘情愿作最大的奴隶，但嘉靖不同，他有着从老庄那里学来的智慧，他不想这样生活。
他认为既然上天选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但个人生活要自己来掌控。
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生存点――“无为而无不为”。
于是才出现大明王朝唯一在任二十年的首辅严嵩。
嘉靖是经历过“大议礼之争”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里有权，就要面对天下责任，掌握利益分配，这个权力背后其实是骂名，也就是意味着每天的日子都过不好。
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政治体制，真要勤政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完，还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柜”的道理。
他的不上朝只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比如拿一件东西给朝臣，让他们去揣摩圣意，作为皇帝，他从中也得到乐趣。
权力最终是带来乐趣。
他最后不杀海瑞，就这一点历史就对他刮目相看，崇祯勤政17年，最后的结果是杀了袁崇焕。
记者：海瑞在书中是否太完美了些
黄仁宇认为海瑞的失败在试图用道德解决制度问题，因为明代官僚俸禄极低，几乎到无人不贪的地步，海瑞死后才留下20两银子，要求众多官僚达到如此道德境界几乎不可能。
刘和平：海瑞是中国封建腐败官场的恐怖分子，他采取的都是自杀性袭击行为。
他是大明王朝的“金刚化身”，张居正所说的“国之利器”，是难能可贵的人。
海瑞是向整个腐败的大明王朝宣战，但最后他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堂吉珂德，他并没有敌人，谁都不是他的敌人，他只是在和风车作战。
海瑞性格的形成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当时理学盛行，有很多洁身自好的人，用精神层面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人生，在海瑞的家乡，就产生了像写《大学衍义补》的丘竣这样的人物。
但这个大背景还不足以造成海瑞。
他本身有回族血统，其祖上叫海达尔，据说是元朝时候从中东过来的。
他虽不是纯粹的汉人出身，祖上几代传下来也已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但血液中的宗教因子还是有的。
另外海瑞出生、成长于海南岛，那里当时可称之为穷乡僻壤，物质生活水平非常之低下，再加上他4岁丧父，从小由寡母带大，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恋父情结。
其母教他“尔虽无父，既食君禄，君即尔父”，他把嘉靖当做了父亲。
最后三法司就是以“儿子辱骂父亲大不敬”的名义定海瑞的罪。
记者：而嘉靖这个猜忌的皇帝对这个罪名也认可。
刘和平：嘉靖也默认了。
三法司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是您的儿子，杀与不杀您做父亲的来决定”。
后来嘉靖也没杀海瑞。
嘉靖和海瑞，一个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他们互相懂得。
而在我的心目中，对这两个孤独者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共鸣。
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愿做最大的奴隶，却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27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对自己制定的原则绝对不放弃。
两个人都在坐牢，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
记者：除开主线叙事外，书中的支线情节及次要角色也都各具特色，比方深通官场游戏规则的商人沈一石、失意士大夫高翰文、抗倭名将戚继光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三人分别代表了明代经济、政治、军事各弊政下生存的人物，他们有能力却都失败了———戚对军事制度的改革最终失败，嘉靖时已是勉力支撑。
分别谈谈这三人的失败根由吧。
刘和平：“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
” 记者：这个是嘉靖驾崩前说的话吧。
刘和平：是。
当时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困境之下：沈一石是皇权操纵经济下的典型的牺牲品，高翰文是中国知识分子另类的写照，戚继光在书中的结局还不算太失败，基本上得其所哉。
唯有一个人，相对他人的境况比较超脱，这就是李时珍。
记者：这个李时珍是指历史上的李时珍还是您心目中的李时珍
刘和平：是我心目中的李时珍，因为我觉得像李时珍这样的人，不单单是一位名医，他的人生应该有这样的超脱。
关于个人：我的肉身只是一个工具 记者：《大明王朝1566》的扉页上印着“献给父亲”的字样，您也提到自己早年是“从父读书”。
刘和平：我父亲解放前做过记者、主编，解放后是剧团的编剧，母亲是戏曲演员。
我从小在剧场里长大，13岁休学，从父读书，15岁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到湖南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每天我和父亲一前一后推车，两个人还比不上别人一个人。
但对我来说是一段幸运的时光。
当时村中有他们抄家得来的很多书，经史子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我们白天出工，晚上一灯如豆，我和我父亲对坐读书。
我记得我当时想写古诗，父亲说那是一件难事，劝我不要写。
时隔不久，我写了一首平仄准确、中规中矩的七律拿给他看，他大吃一惊。
《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是那时候背诵下来的。
我现在写书，古书上的一些话可以信手拈来，主要是因为有这份童子功。
记者：可惜您的父亲生前没有看到这本书。
刘和平：连《雍正王朝》他都没有看到就去世了。
所以我在书的前面说“献给父亲”。
记者：一个作者在写书时只要面对自己就可以了，但作为制片人，每天都要和各色人等合作，处理各种关系。
作为一介书生，如何应付
刘和平：作为一件事情的组织者，要用人格力量去感染别人。
在作制片人的过程中，第一，个人要素丝不染，几千万的投资虽都是我一个人拉来的，但直到现在，我名下4万元的宣传、交际费用还没有用完；第二，剧本本身也使所有参加拍摄的演员都兴奋不已，带着敬畏感和敬业心来面对这部作品，这比任何行政手段都管用。
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我从传统文化中悟出很多道理。
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我基本上像嘉靖一样，隐身在幕后，在挑选好张黎导演等国内第一流的创作班子后，我就做甩手大掌柜，把具体事情交给“二掌柜”去做。
另外一条，是控制好财务。
记者：您喜欢做那些每天必须完成的事务性工作吗
刘和平：非常地不喜欢，也只好“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为了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敬畏心和感恩心我会坚持去做。
我是湖南人，这就要说到湖湘文化。
曾文正公说过，干大事者必须有两个字，一是“忍”字，二是“挺”字。
这也是我的生命感悟。
除了忍和挺，还要“于世有补”。
当你只剩下精神的时候，在别人看来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精神的强大会完成的。
我现在做制片人，就是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拍成一部不走样的电视连续剧。
我的肉身只是做这件事的一个工具。
包括写书，虽然很没有成就感，但一定要把它完成，我得完成我作为工具的使命。
所以我常抱着两种心态创作，一种是感恩心，一种是敬畏心。
“小车不倒只管推”，一切由不得我来选择。
记者：您受老子影响很深啊。
刘和平：我哪一天写不出东西了，就去出家，去落发受戒，在某个寺庙里做个方丈。
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到曾文正公所说的“心力交瘁，但求速死”，活着的确是了无生趣。
我对生命一点都不留恋，也不热爱，每天除了工作，就是为了肉体的生存而吃东西、睡觉，也没有任何嗜好。
立德、立功、立言都与我本人无关。
老子说“人之大患，在吾有身”，我觉得现在自己不过是“带着肉身在修行”。
记者：求仁得仁，亦复何怨。
刘和平：我是求难得难，不难还要我干什么。
未来的生活我早已做好准备，我会按我的想法身体力行。
《大明王朝1566》，刘和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5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