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刺客列传》读后感
史记刺客列传读后感史记刺客列传读后感历史总有千姿百态的展现形式，有国之兴衰、年代跨度、诗书礼记，自然也有生命的过程。
当岁月的长流洪涌而至时，权力、政治、道德习俗等众多因素纠缠的人们，用生命之弦所弹奏出的铿锵之音，既振聋发聩，又成空谷绝响。
一条命，一柄剑，一逢知遇，便将身轻付，在刺杀中验证自己的宿命。
春秋战国的乱世诸侯，为“刺客”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里无数的阴谋、暗杀，让承担着“兴国灭敌”大任的壮士们上演了一场场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剧幕。
刺客的盛名所以千载不衰，除却他们自身拥有的历史生命，更离不开文人的推崇。
在陶潜的《咏荆轲》里“君子死知己，提剑处燕京。
素骥鸣百陌，慷慨送我型。
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这幅易水送行的场景其实早在太史公的《史记·刺客列传》中就有了浓墨重彩的描写“白衣冠，羽声慷慨、变徵激烈”“风萧萧兮易水寒”。
所不同之处在于，陶渊明将一场离别说得冷凝肃清，而又怒发冲冠；踌躇忧肠，却又慷慨赴死。
众人的敬意，荆轲的凌然，高渐离的筑声，寥寥数笔，把一个遁隐世外的剑客提升到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侠义志士，使得荆轲既拥有了历史上闪光的生命，又拥有了后人诗意的膜拜。
倘若值得我们观看的仅仅是结局这绚丽的一刻，我们也就未免太不了解刺客们的胸襟。
作为荆轲，他是清高、自傲的，甚至是自负的，这一点在他对太子丹所提的要求上展露无遗。
“天雨栗，马生角，金丸投龟，美人之手盛于玉盘”，加上田光的自刎和樊于期的颈上人头，请动他刺杀秦王的代价实在不菲，然而太子丹是有求必应，一一做到。
按照今天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规律来判断，荆轲充其量不过是个贪得无厌的市井无赖。
事实上刺客们需要的绝不是这些浮华的物质和条件，他们要的仅仅是信任和尊重，要的是平等的人格和对自己存在的认可。
太子丹做到了，他用这些于刺客而言视若粪土的“身外之物”获得了壮士的一句承诺，也就让悲剧的帷幕缓缓拉开，上演的则是壮烈的剧情。
“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因左手把秦王只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
未至深，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
拔剑，剑长，操其室。
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
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
……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
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1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
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
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
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比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这段出自《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看似拖沓冗长，但细细品读不免会正襟危坐而又汗如雨下，在整个紧凑、激进的描写中，一度出现了“秦王惊”“群臣皆愕”“卒惶急”的字眼，试想一介匹夫，只持匕首，竟然逐得秦国君主“环柱而走”，朝堂上下举众无措，这本身就是一曲壮歌，而功败垂成被断左腿的情况下“乃引匕首以擿秦王”，其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又在其生命的终点畅快淋漓出刺客精神的快意和昂扬的生命激-情。
想必这时的荆轲是何等享受，他并未成事，却没有背弃自己的承诺，自然无愧于太子丹的托付。
只以一死，成全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名，更验证了与生俱来的宿命。
关于刺秦失败的缘由众说纷纭，依然是陶潜的《咏荆轲》中说道：“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馀情。
”在陶隐士的眼里似乎“剑术不好”可以归结为荆轲刺秦的主要原因，而我只得报之一笑。
也有人认为荆轲过于自信，骨子里狂傲无比，本可以一击成功，偏“以欲生劫之，比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更有一千多年后的龚自珍评论“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道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事实是历史偏偏把这场悲剧进行到底，荆轲死后，太子丹亦死，燕为秦灭，所俘之国人面颊皆刺一“囚”字。
除了荆轲，还有一些不得不提的人，他们同样活在《史记·刺客列传》里。
以匕首执齐桓公的曹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刺杀侠累“自屠出肠”的聂政，以及极具悲情-色彩的豫让。
豫让的出场和谢幕，让刺客的传奇在这个时代成为不朽，作为另一个阴谋的实践者，他的行为真正践行了“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为后人的评述奠立了一座不容亵渎的神坛。
他对赵襄子穷追不舍，不惜通过自残来接近并试图击杀襄子的整个过程，一如峰回路转、高-潮迭起的洪流，扣人心弦、悬而不止，在最终得以“击（襄子）衣”的形式一偿为替智伯报仇的夙愿后，自刎以谢成全了他归于大海的平静。
恩怨情仇、唇亡齿寒，那些试图以一己之力独支将倾之厦的人们，以生命消失的代价书写了一段纷争不休的往事。
他们的身影在尘嚣中渐渐模糊，最终湮没在虎狼之秦一统天下的无限风光里，青冢沉寂。
但太史公依然为他们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那之后人世喧嚣、再也没有刺客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就没有了高渐离的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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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一生担任过那三种官职,这种经历对他写的 史记 有什么影响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
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
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
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
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
当地名胜古迹很多。
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
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
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
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
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
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
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
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
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
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
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
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
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
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
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
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
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
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
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
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
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
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
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
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
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
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
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
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
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
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
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
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
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
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
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
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
项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
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
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
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
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
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
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
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
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
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
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
......汉王三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
，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
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
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
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
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
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
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
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
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
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
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
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
答案是，从来没有。
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著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
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
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
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
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
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
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
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
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
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
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
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
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
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
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
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司马迁祠墓 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
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
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
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
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
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
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启示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
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
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
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
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
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
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
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
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
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
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
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
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
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
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
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
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
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
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
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
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
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
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史记人物形象分析
一、司马迁笔下的项羽 我们无法忘记项羽这个人物，我们无法绕开司马迁和他的呕心之作《史记》而去谈项羽。
在《史记
何瑊墓的相关史料
文学欣赏是读者为获得审美享受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活动。
是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带有创造性的感知、想象、体验、理解和评价活动。
文学欣赏是个体的人对于具体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感受、理解和想象活动。
文学欣赏活动是由欣赏对象——文学作品和欣赏主体——阅读者的之间的阅读关系构成的。
文学欣赏对象是由作家创作完成的文本形态，它一经诞生，就进入了自己的生命史。
文学作品既然是有生命的，也是向着读者开放的，那么它的历史性就取决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取决于读者的以情感应。
文学欣赏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移情的过程。
欣赏活动中的移情现象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欣赏主体——读者把自己的情感、记忆、意志、思想带进阅读过程，并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山川、风物上去，“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对国破家亡的动乱时势，花也迸溅泪水，鸟儿也感到惊心；“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蜡烛也理解人间的离愁别绪，落下一滴滴同情的眼泪；”“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静亭山。
”（李白），山有性命，与人同心，一幅闲适心境，飘逸潇洒，诗人与山相互观照，一点也不厌倦。
因为“我们总是按照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件类比，按照我们切身的经验类比，来看待我们身外发生的事件” ，当我们把自己亲自竟来的东西——感觉、努力和意志灌注的我们所阅读的作品之中时，我们就是在移置情感，向它“灌注生命”。
另一方面，我们欣赏的对象——文学作品，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标志事物的语言符号，我们是通过语言符号所展示的典型、意象才观照文学作品的形象的。
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可能完成文学欣赏。
此时，欣赏主体就获得美感，作品就成为审美对象。
因为“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
”据说，伯牙曾学琴于成连，三年过后，基本技巧已经完全掌握，但再演奏的时候还不能做到情感专注，难以获得精神上的感染力。
成连就对伯牙说，“我的琴艺还不能具有感动人的能力，我的老师在东海中，他可以教你‘移情术’”。
于是伯牙带了粮食、行囊，跟随老师来到蓬莱山。
老师说：“我这就迎接我的来势去
”于是，划船远去，十天没有转回。
伯牙在期待中苦等，孤独而又感伤，四处张望，不见老师，只听得“海水汩没，山林睿冥，群鸟悲号”，骤然顿悟，仰天长叹，“原来是老师想用自然界的涛声鸟鸣来感发我的感情。
”这个故事虽然不完全是关于文学作品的感受，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有自己感受到的情感，才能产生激发、调动真挚的感情，才能更加深入的理解作品中的感情。
文学欣赏活动可以分为感受、体验、想象等若干阶段。
感受是指文学欣赏活动中的感觉和知觉效果，是读者把文学文本的语言作为艺术符号进行把握的心理活动。
作家创作，是把自己展示自己的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熔铸于语言符号加以物化，生产文本。
读者欣赏文学艺术，是把语言符号还原为艺术形象，在自己的头脑中映现出来。
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的香菱学诗一节，写道，香菱开始学诗，不得其解，后感受日深，她认为“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
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
”她举了一首为例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想来烟如何直
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
合上书一想，倒像见了这景的。
”香菱所体会的，正是诗歌审美感受独特性。
在文学欣赏活动中，体验是从外在形式进入到内在形式——对作品意义的把握和理解，带有“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亲历性感受。
马克思在中指出，人类活动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人通过这种自由的生命活动使一切对象性的现实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
“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至在对象里面丧失自身”，人才“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这里的全部感觉是说，人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从对象世界中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存在。
如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同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处，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
虽未留心去听，而染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唱的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文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之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趣味。
”想毕，由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
再听时，恰唱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东神摇。
由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痴如醉，站立不住，便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字的滋味。
忽又想起前日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件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
仔细忖读，不觉心痛神弛，眼中落泪。
这是因为杜丽娘“爱而不得其爱”幽怨、哀伤，勾起了黛玉内心同样“爱而不得”的悲苦、忧伤。
这共同情感体验，导致林黛玉在听时，产生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达到了感同身受的强烈共鸣，从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程度。
通过这种惟妙惟肖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林黛玉对中曲文的欣赏，包含了个人体验的反复进行和逐步深入。
文学欣赏中的体验，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作品中人物经历命运和思想情感的体验；其二，是对于作家思想情感的体验。
中林黛玉为何听到的戏文会“心痛神驰”，潸然落泪，是因为黛玉自幼寄人篱下，过着抑郁寡欢的日子，情感与精神受到很大的压抑。
她敏感多思，情感丰富，自然会感受到比一般女性更多的不幸和哀怨。
《牡丹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拨动了林黛玉的心弦，连同以及唐代崔涂的，南唐李煜的《浪淘沙》等古诗词中的形象，一并涌入脑海，经过“仔细忖度”之后，一时五内俱痛，百感交集，“眼中落泪”。
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指出：“凡读小说，必长若自化其身焉，人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
”“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彼界。
”“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而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
” 读者的化身入书，正是由于对于书中人物情感命运聚精会神的的体验，而到达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的真实写照。
文学欣赏过程中，不仅要有丰富的感受、体验，丰富的想象也是必不可少的。
想象不仅可以可以依据文本所给定的语言符号，进行阅读和欣赏，而且可以通过改造头脑中的记忆表象而创造出新的形象，使作家创造的更深层次的含义获得再度创造。
意大利美学家缪越陀里指出：“想象大半都把无生命的事物假想为有生命的。
……一个情人的想象，往往充满着形象，这些都是由所爱对象在他心中引起的。
例如他的狂热的热情使他想到所爱对象对他的温存简直是一种天大的稀罕的幸福，以至于他真正地而且很自然地想到其他一切事物，连花草在内，也在若饥若渴地想望求的那种幸福。
” 我们读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题都城南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的《贺新郎》）；“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明媚的自然，多么美妙
太阳多辉煌，原野含笑
”（歌德《五月之歌》虽然它们只是一堆文字符号的组合，却能够在我们的脑海里自然地唤起杨柳、桃花、美人、青山、莲花、原野等自然形象，唤起离别、不舍、清纯、交流、激赏等情感。
果戈里曾以充满想象的文字评价过普希金的抒情诗歌，他说：他这个短诗集给人呈现了一系列晕眩人眼目的图画。
这里是一个明朗的世界，那只有古人才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然是被生动四表现了出来，好象是一条银色的河流，在这急流里鲜明地闪过另外灿烂夺目的肩膀，雪白的玉手，被乌黑的鬈发像黑夜一样笼罩着的石膏似的颈项，一丛透明的葡萄，或者是为了醒目而栽植的桃金娘和一片树荫。
这里包含着一切：有生活的享乐，有朴素，又以庄严的冷静突然震撼读者的瞬息崇高的思想。
……这里没有美的辞藻，这里只有诗；这里没有外表的炫耀，一切是那么简洁，这才是纯粹的诗。
话是不多的，却很精确，富于含蕴。
每一个字都是无底的深渊；每一个字都和诗人一样地把握不住。
因此就有这种情形，你会把这些小诗读了又读…… 当然文学欣赏不仅是单纯的接受，在文学欣赏过程中，欣赏主体带有强烈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是基于作家创造的一种再创造。
接受美学的代表姚斯曾经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对每个时代每以为读者都提供同样的图景的客体。
它并不是一座文碑独白式地展示自身的超时代本质，而更像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回响，并将作品本文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予它以现实的存在。
” 我们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就是这个道理。
审美欣赏的在创造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对于作品形象的补充与丰富；一个是对于作品意义的发现与增添。
关于形象的补充与丰富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这里主要谈谈作品意义的发现与增添。
文学作品的意义隐含于语言符号之中，隐含于文学形象之中，并不直接想欣赏者呈现。
因而在文学欣赏活动中，文学的意义需要读者自己去发现、开掘、思考、领悟。
丹麦著名诗人奥利·萨尔维格在《苍白的早晨》中写到：“我总是听到真理叫卖他的货物\\\/在房屋与房屋之间。
\\\/可我打开窗户时\\\/小贩和他的手推车一起小时，\\\/相貌平常的房屋挤在那里，\\\/她们惨淡的阳光的笑容，\\\/在像往常一样的日子中。
\\\/\\\/伟大的早晨来临。
\\\/巨大的光源在太空燃烧。
\\\/清淡的艳丽色彩\\\/在寒冷中颤抖。
\\\/真理在我耳边喧闹\\\/又越过许多屋顶，\\\/到达另一些街道，\\\/此刻别人听见他的叫喊。
”（北岛译）陈超在解读该诗认为：诗歌反映了而是世纪人类“认识型构”的演变，诗人善于“从自然中寻找心灵的‘客观对应物’，经由个体生命体验来表达人类的生存处境。
”他说：“这是以太阳来隐喻人对价值真理的追求。
它不仅涉及到真，而且涉及到美、善和为理性而奋斗的不屈精神。
”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房蜂人》中写到：放蜂人在自然的核心，他与自然一体的宁静神情，表现他便是表现自然的一部分。
每天，他与光明一起工作，与大地一同沐浴阳光或风雨。
他懂得自然的神秘语言，他用心同他周围的芸芸生命交谈。
他仿佛一位来自历史的使者，把人类的友善面目，带进自然。
他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最古老的一种关系。
只是如他恐惧的那样，这种关系，在今天人类手里，正渐渐逝去。
在此，放蜂人的担忧，既是作家的夫子自道，也可以成为读者的切身感受。
庄子说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面对自然的坦荡无言、博大宽容和深邃神秘，只有静观、倾听、悟道才是更明智的举措。
《静夜功课》是张承志散文的佳作，也是代表他思者意识的重要作品。
在夜深人静的“清冷四合”中，亲人在安睡，作家却张开思想的翅膀，思考、遐想。
高渐离在目盲的黑暗中看到了什么
鲁迅的《野草》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夜色里，沉吟抒发，直面黑暗。
高渐离的筑和鲁迅的笔都曾是作为利器存在的，而如今“满眼丰富变幻的黑色里，没有一支古雅的筑。
”“见离毁筑，先生（鲁迅）失笔，黑夜把一切利器都吞掉了。
”在张承志的眼里，“古之士子走雅乐而行刺，选的是一种美丽的武道；近之士子咯热血而著书，上的是一种壮烈的文途——但毕竟是丈夫气弱了。
”他崇尚古代的英雄豪气，同时尊崇鲁迅的“直面黑暗，为的是”弥补正气，充溢豪情。
因为张承志具有丰厚的历史学识，长久都在阅读《史记·刺客列传》与鲁迅的著作，深入骨髓的是黑夜中古雅与刚烈共存的美感，在黑夜中寻找共鸣的默契。
在一个偶然的、墨色浸透身躯的静夜里重新回味，感动与感悟就顿时涌来，感觉也就“神清目明，四体休憩。
”在这启示般的黑暗里，独自神游，静夜的功课总是有始无终。
它同向了精神的高处，通向未来的渺远。
1． 5辞中的通感与接受中的联觉文学鉴赏与其他艺术鉴赏的心理差异，联觉乃至联想、想象的调动对于文学欣赏活动的影响促织声尖尖似针，更深刺着旅人心。
独言独语明月里，惊觉眠童与宿禽。
——贾岛：《客思》剪剪轻风未是轻，犹吹花片作红声。
一生情重嫌春浅，老去与春无点情。
——杨万里：《又和二绝句》贾岛，字阆仙，范阳（今北京附近）人氏，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以苦吟著称。
贾岛年轻使曾出家为僧，在诗歌声名雀起后还俗。
参加过进士考试，因出身卑微未被录取，一生只作过长江主薄、司仓参军之类的小官，但却留下了使他为文学史记识《长江集》。
贾岛善于运用朴素的日常语言描摹自然风物，抒写实际生活情景，形成了清淡平朴的诗歌风格。
我们所选的这首《客思》，记录了一个客居他乡，漂泊在外的游子，在蟋蟀如针般尖锐的吟唱中，愁思无眠，孤坐月夜独言独语的情景。
贾岛善于运用浅显、平淡的语言，描摹深切的心理感受，因而，韩愈对贾岛的评价是：诗作“往往造平淡”。
从文学艺术的审美角度来看，绚烂容易平淡难。
平淡所展示的实质上是很高的艺术境界。
正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说的：“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
”第二首诗的作者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自号“诚斋野客”，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是南宋时期与陆游、辛弃疾同时代的诗人，有《诚斋集》传世。
据记载，他少习理学，讲究品节。
为人刚毅狷介，不苟合取容，时人称其有“折角之刚”。
杨万里学诗初从江西诗派入手，晚师唐人绝句，而逐渐摆脱既定范式的拘囿，熔铸成独具风格的“诚斋体”。
杨万里晚年曾经谈到自己的作诗状态是“浏浏焉无复前日轧轧矣（《荆溪集序》）。
”他善于从平常的事物中去捕捉富有情趣的瞬间，并用浅近的语言将所见、所闻、所感表现出来，语言新鲜活泼、平易晴朗。
如“平田涨绿村村麦，嫩水浮红岸岸花”（《三月三日雨作谴闷十绝句》），“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人雨声来”（《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等都是其风格的体现。
众所周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修辞是诗歌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在诗歌中，诗人抒情写意，别有怀抱，无论是贾岛，还是杨万里，都是将自己的感兴寄托蕴于其间。
我们将两首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诗歌放在这里，主要是希望给读者提供两个关于“通感”的典型范例。
贾岛的“促织声尖尖似针”——比喻耳朵里听到的蟋蟀的声音如针一般，听觉感知到的声音出现了可见可触的尖利质感；杨万里的“犹吹花片作红声”，则是将本来应该由视觉去感知的颜色转换为传递给听觉的声音，以至于需要由听觉去体会。
这两句诗，一个是由听觉向视觉转移，一个是由视觉想听觉转移，使听觉与视觉两种本来应该各司其职的感觉之间获得了沟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感”。
文学创作与鉴赏中的“通感”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种特殊的感知活动，过去有人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感觉的转移”，认为是一种感觉引起了另一种感觉的兴奋，这种感觉又强化了原来的感觉。
比如说把色彩分为冷色与暖色，是说的不同的色彩，在人的心理上引起的对于“暖”与“冷”的感受，是一种从视觉到心理感觉的转移；把声音分为“圆润”与“尖利”，是说不同的声音，在人的生理上所引起的“尖”或者“圆”的感受，是一种听觉到触觉的转移；把笔调分为“生涩”与“甜熟”，是说不同的笔调所引起的“涩”与“甜”的感觉，是从触觉到味觉的转移，等等。
那么，“通感”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实质上，通感是一种由不同感觉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称之为“通觉”、移觉、“联觉（synaesthesia）”，指一种已经产生的感觉引起另一种感觉的兴奋而产生的“挪移”，或一种感觉的作用借助另一种感觉的同时兴奋而得到加强的心理现象。
钱钟书先生在《通感》一文中对此有简明而通俗解释：“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舌、身各个官能的领域不分界限。
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
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
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正像拉丁语以及近代西语常说‘黑暗的嗓音’、‘皎白上午嗓音’，就仿佛视觉和听觉在这一点上有‘通财之谊’。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在已注意到了这种心理现象，《礼记·乐记》中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止如槁木，倨中矩，累累乎端如灌珠”，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就这段描写音乐给人的感受的文字谈到：“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其形状如此。
”《列子·问汤》就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说，将听觉效应转换为视觉效果；优美的音乐犹如可以看得见的“绕梁”的丝带，给人以深切的感受。
这种“听声类形”显示的就是一种“通感”现象。
诗歌创作中，艺术通感既是创造意向的重要方法，也是诗人艺术思维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诗人感物，必然要突破单一的感觉经验，而表现为各种感觉建立起相应联系并达到沟通全身心的体察；另一方面，在艺术思维进程中，由于联想和想象的作用，各种符号迁延流动，各种感觉的界限彻底打破，感知、表象等不同交叠、转化、渗透、互通，更容易形成一种“感觉挪移”，以至于“鼻有尝音之察，耳有嗅息之神”。
因此，在诗国度，声音能够产生气味，使“非鼻闻香”，如“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声随风结，哀响馥若兰”（陆机：《拟西北有高楼》）；也会有颜色、形状、味道，使“耳中见色”、见“形”、见“味”，如“风随柳转声皆绿，麦受尘欺色易黄”（严遂成《满城道中》），如“A，苍蝇身上的黑背心\\\/围着恶臭嗡嗡旋转，阴暗的海湾；E，雾气和帐幕的纯真，冰川的傲峰\\\/白的帝王，繁星似的小白花在微颤”（兰波：《元音》），如“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贾岛《病蝉》。
与此相应，本来没有声音的对象，在诗人的眼里心中，也会发出声音而使“眼里闻声”，如“三月萤火闹，万里天河横”（陈与义：《舟抵华容县夜赋》），如“天河夜转漂回屋，银浦流云学水声”（李贺：《天上谣》），如“隔竹卷珠帘，几个明星，切切如私语”（黄景仁：《醉花荫·下夜》），“死者没有朋友\\\/盲目的煤，嘹亮的灯光\\\/我走在我的疼痛上”（北岛：《进程》）“一种白色的情绪\\\/这情绪不会说话\\\/你也不能感到它的存在\\\/但它存在\\\/来自另一个星球”（柏桦《我要表达一种情绪》），“手在喘息\\\/流苏在呻吟”（北岛：《白日梦》）。
正式由于诗人在创作中，将感觉的沟通、交融，或借助嗅觉强化听觉，或借助听觉强化视觉，或借助视觉强化触觉……所以才熔铸了古今中外诗歌中生动新奇的诗句，使读者体会到诗歌语言的“无理而妙“的韵味。
需要说明的是，运用艺术通感来描摹艺术形象的方法，并不是只有在诗歌文本中才可以见到，其他类型的文学文本——小说、散文中，也有不少成功地运用通感的例证。
如近代小说《老残游记》的第二回描写小玉说鼓书时这样写道：“渐渐地声音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根钢丝似的，抛入天际。
……哪知她于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曲折。
……恍如由傲来峰西面，及至翻上扇子崖，又见南天门又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
……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有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中腰里盘旋穿插。
……愈唱愈低，愈低愈细。
……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焰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飞……” 薛尔康在《卖花谣》中写到：“踏进房门，飘来一阵清奇的幽香，香味儿虽浓，但来得温雅，不慌不慢的韵律，如一缕柔婉的江南丝竹。
”屠格涅夫的随笔《猎人笔记》中有一篇《歌手》这样写道：……他唱道：“田野里的道路不止一条”，于是我们大家觉得甘美而恐怖。
我实在难得听到这样的声音：它稍稍有些破碎，仿佛零珠碎玉般地碰响；开头甚至还带有一丝病态的感觉；但是其中有真挚而深切的热情，有青春，有力量，有甘美的情味，有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
……他的声音不再战栗，——她颤抖着，但这是一种不很显著的、内在的、像箭一般刺入听者心中的热情的颤抖，这声音不断地剧烈起来，坚强起来，扩大起来。
记得有一天傍晚，退潮的时候，海水的波涛在远处威严而沉重地汹涌着，我在海岸的平沙上看见一只很大的白鸥：它那丝绸一般的胸脯映着晚霞的红光，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是偶尔对着熟悉的海，对着深红色的落日，慢慢地展开它那长长的翅膀，——我听见了雅可夫的歌声，就想起了这只白鸥。
……他唱着，他的歌声的每一个音都给人一种亲切和无限广大的感觉，仿佛熟悉的草原一望无际饿地展开在你面前一样。
……
《三国志》的读书笔记，800字左右
帮帮忙
先介绍：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受到后人推崇。
基本资料：基本资料 全书一共六十五卷，三十卷，十五卷，二十卷。
名为志其实无志。
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
东晋（汉晋春秋）则以刘备为正统。
《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睿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而则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
记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
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 《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司马迁）、（班固）、（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总的概述 《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
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看到《三国志》，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
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等相媲美。
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在。
南朝人刘勰在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
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
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作品缺点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
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
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
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
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三国志》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
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
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
陈寿是三国时人，因黄皓弄权，陈寿不肯阿附黄皓。
因此被遭排挤。
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
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
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与其他史料对比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
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
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
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
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
《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取材精审 《三国志》取材精审。
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
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以至重伤而死。
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行文简明干净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
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
《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
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品题人物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
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