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与左传与春秋三传有什么区别
《春秋》本是战国之前各国史书的统称，后孔子根据鲁国史书编撰《春秋》，遂成为的专称。
经文言简义深，不好理解，于是很多人便撰文予以注释。
最著名的有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其注释《春秋》的三部史书，被称作。
即、是春秋三转中最好的一部，不仅记载了许多《春秋》没有记载的史实，而且文笔精彩，描写传神，其史学价值、都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春秋》。
如对历史感兴趣，值得一读。
对公羊传看法
亲 你让别人在这写个小论文给你呀
《公羊传》中的“三统”和“三世”讨论稿
又引宋氏注《春秋》三科者： 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
按疏言《春秋说》，皆皆《春秋纬》，宋氏即宋均，其注本已不传。
何宋两家说三科相同，而次数微异，为了眉目清楚，列如下： 1．张三世，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2．存三统，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3．异外内，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张三世之说起于“十二又公”，即于《秦公钟》、《秦公簋》得其类例，其余两科亦有可言者。
存三统即前引《史记·孔子世家》所谓“据鲁、亲周、故殷”，最为春秋家大义微言所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
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已，受之于天也。
古人认为王者必受天命才可以有天下。
三统是黑统、白统、赤统，轮流为王，礼乐质文、正朔服色都有判别。
“一”是动词，一统是造成清一色的局面，表明经过“革命”，而不是平常的继承。
所以受天命是最重要的一关。
被更替的王朝丧失天命逐渐地没落下去，应兴起的王朝接受天命，走上轨道表演一番。
古代儒家有三统之说，如《书传略说》“王者存二王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
”乃指夏殷周三代而言，周为赤统，殷为白统，夏为黑统。
周得天下，夏殷已亡，乃存其后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
春秋家还不满足，又走远了一步，把《春秋》当作一个新的王朝，三统重新调整，《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
新拟定的王朝是黑统，上面把夏废除即绌夏（也称黜杞）。
大戎杀幽王，宗周已灭亡，把东迁的周当作新立的亡国之后，即亲（存）周。
宋从新亡国之后挤为旧亡国之后，新客变成旧客，即故宋（也称故殷）。
《春秋》的王是谁呢
则假设是鲁隐公，其见于《春秋公羊传解诂》者摘引如下。
隐公元年“君子始年也”句下： 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
又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因其可褒而之”句下： 《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故云尔。
又“此其为可褒奈何
渐进也”句下： 譬若隐公受命而王，诸侯有倡始先归之者，当进而封之，以率其后。
又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句下： 杞，夏后，不称公者，《春秋》黜，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又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
成周者何
东周也。
宣谢者何
宣宫之谢也。
何言乎成周宣谢灾
乐器藏焉尔。
成周宣谢灾何以书
记灾也。
外灾不书，此何以书
新周也。
”句下： 新周，故分别所灾，不与宋同也。
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
这类议论贯串全书，不可胜举。
陈立《公羊义疏》卷四十九： 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著之实事，故假鲁以立王法，所谓《春秋》之鲁也。
以鲁当新王，故新周。
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后也。
新周则故宋，合宋、周、《春秋》为三统，故黜杞，等之小国也。
公羊家的意见蛎抵如此。
犬戎灭宗周，平王东迁，局促如小国，而保存周的正朔服色，这是事实。
《春秋》以鲁隐公为新受命之王，则非事实，歪曲历史而以为微言大义，究竟孔子会不会这样荒唐呢
我们既从《秦公钟》、《秦公簋》得“十又二公”一辞，以与《春秋》张三世之说相譬喻，现在仍想从这几件秦器铭文看看这个问题。
受天命在古人看来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一个王朝凭藉着受天命而称天子，对中国土地上的广大人民进行统治。
一个王朝受天命只有一次，故受命这个辞决不滥用，西周铜器铭文如《盂鼎》： 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
在武王嗣文作邦，……这是说文王受命，武王继世称王，和《毛诗·大雅》的《文王》、《大明》等篇，及郑玄《笺》、孔颖达《疏》相合。
文王受命的符瑞是赤鸟，《墨子·非攻下》： 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
《吕氏春秋·应同》： 文王之时，王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
《墨子》、《吕氏春秋》皆非儒书，其说相同，可见这一传说相当普遍。
《毛公鼎》、《乖伯簋》、《师克盨》等皆有： 丕显文武，膺受大命。
既承认文王受命，又提出武王受命的问题，这和《尚书·泰誓》相合： 太子发升于舟，……既渡，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其声魄，五至以谷俱来。
这便是武王受命之符验。
皆与春秋家所谓周为赤统相合。
春秋时期铜器叔夷钟铭文： [R003]々成唐（汤），又严在帝所，尃受天命，刻伐夏司，……感有九州，处禹之堵。
这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其齐国一位官员所作，叙述自家先代的历史，说殷的先王成汤受命伐夏，夺取中国。
此外，铅器铭文言受天命的便是秦国诸器了。
宝鸡太公庙发现的秦公镈及钟，铭文有：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
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答皇天，以虩事蛮方。
公及王姬曰：余……盩和胤士，咸畜左右，[R007]々允义，翼受明德，以康奠协朕国，盗百蛮具即其服。
…… 这批铜器大约是秦武公（前697－678）前后所作，虽言受天命而文辞不甚夸张，赏宅是给居住的地方，受（授）国是给块国土。
前引《秦公钟》：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穴黾}又（有）下国。
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严龚夤天命，保[R002]厥秦，虩事蛮夏。
又《秦公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冖鼎}宅禹迹。
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严龚夤天命，保虩事蛮夏。
这两年大约作于秦景公（前576－537）时，“{穴黾}有下国”犹《毛诗·鲁颂·閟宫》言“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冖鼎}宅禹迹”犹《毛诗·商颂·殷武》言“天命多辟，没都于禹之绩”，皆泛指广大中国疆土而不是局限于秦一隅之地。
秦景公时的疆域还相差很远，也就是说在秦国早已“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志，并吞八荒之心”了。
那么，这位受天命的秦先祖究竟是谁呢
从《秦公镈》看在文公之前，从文献看当是襄公。
《史记·秦本纪》：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史记》对此事曾专门发表过议论，《六国表·序》：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攒端见矣。
《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
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
秦襄公祠上帝就是受天命。
《史记·封禅书》： 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从所祠（白帝）及用牲（赤马黑髦曰骝，黄牛）看，颜色极为混乱，知当时尚无三统之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五德与三统立说不同，故言周德、秦德为火德、水德，色上黑而不言黑统，皆与春秋家的语言不同。
但是，春秋家以国黑统代赤统，五德说以为水克火，德从所不胜，这一点则相通，也许是渊源有自。
秦人自以为受命当王，这一点与《春秋》王鲁相同。
《春秋说》“三科”的第三项是“异外内”，《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解诂》：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
诸夏，外土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解诂》：据大一统）
言自近者始也（《解诂》：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
隐元年“所谓闻异辞”《解诂》：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
……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
……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
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结合，用心最细。
铜器铭文不是史册，但在有些词句上亦可见其端绪。
《秦公镈》先言“赏宅受国”，这是内，继言“虩事蛮方”这是外，下文又言“以康奠协联国，盗（导）百蛮具即其服”，康奠即安定，协即轩结，服即服其职业。
这两句是说：以安定团结我国，引导百蛮皆就其业，恰即何休所谓“王道太平，百蛮贡职”。
镈作于秦武公（前697－678）前后，犹是《春秋》的所传闻之世，比孔子作《春秋》早二百年。
秦和鲁的这种政治思想大约是西周来的。
《秦公钟》、《秦公簋》皆言“保[R002]厥秦，虩事蛮夏”，保[R002]即《尚书》中常见之保乂，过去注解皆解释为安治。
虩是恐惧貌。
事读为司，即管治之义。
蛮即《秦公镈》的蛮方和百蛮，指秦国周围一些异族。
夏指晋国，唐叔虞封于夏墟，今山西省南部一带皆夏之旧地，故战国时魏国之君“乘夏车，称夏王”。
《史记·封禅书》： 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
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
（按这段故事又见于《史记·赵世家·扁鹊传》及《论衡·纪妖》、《风俗通义·皇霸》等篇。
）…… 秦缪公内晋君夷吾，其后三置晋国之君，平其乱（《索隐》：三置晋君谓惠公、怀公、文公也）。
秦和晋是近邻，世为婚姻之国，而秦对晋的关切却是别有用心的。
铭文“保[R002]厥秦，虩事蛮夏”，首先是安治秦国本土，其次是警惕对待照管蛮夏，先蛮后夏，大约由于地理远近的关系。
《秦公钟》下文有： 咸畜百辟胤士，[R007]々文武，钅炅静不廷，<卣夏>燮百邦，于秦执事。
“咸畜”犹言尽养，“百辟”指诸侯，“胤士”是嗣子。
“[R007]々”是强健貌，“文武”指才能。
“钅炅”，从金，炅声，读为迥，远也。
“静”读为靖。
“不廷”是不朝。
“百邦”与百辟相应，指诸侯之国。
柔和百邦总理于秦，是目的也是手段，这样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百邦即诸夏，介于中国与夷之间。
《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226－227）：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
何谓夏
欲去秦属是谓夏。
“臣邦”是臣禹于秦之邦，即秦之属国，故亦称秦属。
大约有许多个邦，它们都称为夏。
其人想离开就称为去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
何谓真
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
何谓夏子
臣邦父、秦母谓也。
臣邦男和秦女婚配所生之子称为夏子，反过来臣邦女和秦男婚配所生之子大约就称为秦子，秦和夏成为两个相对的名词，推测这是秦襄公东进造成的局面，周馀黎民也许已皆成为秦人，但是周围无数的小邦虽已臣属于秦而未能变成秦，就都称夏。
他们受秦管治，奉行秦的法律，而秦夏之界限不泯。
秦律大约通行于公元前三世纪，距春秋时期已二百余年，援引于此以供参考。
可见秦国也存在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秋的问题。
这类问题都是历史遗留的，不是仓猝所能改变的，在春秋晚期应当已经发生了。
三科是《春秋经》的大义微言，否定三科就削减了春秋学，视《春秋》为断烂朝报，也就无所谓孔子《春秋》了。
三科之义，董促舒《春秋繁露》言这已详，不是《公羊传》一家之言。
中国、诸夏、夷秋，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容易产生分别内外的思想，至于予夺褒贬之义今可不细论。
《春秋》公取十二与秦公种铭、秦公簋铭“十又二公”相同，决非偶然。
三世和十二不能对应，推测汉代经师笃信的张三世之说必有来源。
三科中最不容易为人了解的是存三统，过去的经学家有许多人终身未闻其义。
而在历史上起作用地很大，清末变法运动、革命思想皆爱其影响。
三统之说全部荒唐，“《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爱命王”却和秦国三篇铜器铭文托秦襄公为始受命王相同。
因此推想，春秋后期鲁国的贵族知识分子也许和秦国的一样，已经有了十二公和一鲁等种种思想，孔子只是和他们相同，勤呈以理论化罢了，春秋时期犹是夏曾佑所谓鬼神术数的时代，孔子生长其中自不能撇开时代的色彩。
《论衡·正说》：“前儒不见本末，穿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事实上许多虚说就是从孔子传来的。
过去学者最大的毛病是把孔子估计得太清白了，其实孔子只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圣人，其前进的步伐是有限度的。
熟悉古典文献的人可以看《论语》、《孟子》、《荀子》在著述体裁上的发展，从对话录进化化文集，形迹显然。
孔子不会论文，只能借事实说明道理，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中》： 事有实据而理元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五典章，末尝离事而著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反映了司马迁怎样的人生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之中看出参加封禅泰山的大典对光宗耀祖是何等重要。
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即使在受了宫刑之后，仍矢志不移，决心忍辱完成父亲未竞之业。
他在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受刑之后的痛苦心情，并提到写作《史记》的意图和完成的决心。
就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之中，司马迁把泰山融入千古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泰山是一个庄重、威严、雄伟可亲的象征。
后来，人们使用“泰山”、这是一种博大的思想。
泰山、鸿毛是什么
这两样并不是简单的轻和重
而是人生的重要选择，平庸与高雅
司马迁受宫刑（古代阉割男人生殖器的刑法）之后，并没有就此放弃人生，可以说他是积极的人生观
不愿平庸的人生观
也不该平庸的人生
“鸿毛”这两种轻重反差极大的物体来比喻轻重悬殊的两种事情。
三字经全文解释
龚自珍二十七岁为举人。
元年（1821）官，任国史馆校对官。
九年，始成进士。
官至礼部主事。
十九年，弃官南归。
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
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
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
青年时代所撰、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他的思想为后来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
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之志并未消沉。
他支持查禁鸦片，并建议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
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
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
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
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
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
司马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忍辱负重修，公正明理，不畏权博古的人。
司马迁，（前145—前90）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补注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
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
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
郭沫若等主此说。
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
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
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
”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
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
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
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
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
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
《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
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
”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
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
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
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
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
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
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
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
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
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
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
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
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
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
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
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
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
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
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
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
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
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
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
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