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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发迹史读后感

时间:2016-02-21 00:12

《李鸿章发迹史》读后感

[《李鸿章发迹史》读后感]《李鸿章发迹史》读后感2011年3月30日至4月10日,通读了汪衍振先生的大作《李鸿章发迹史》上下册,读后颇多感触,今写下来,与大家分享,《李鸿章发迹史》读后感。

1、李鸿章不容易,慈禧太后不容易,后期的大清朝更是不容易。

清朝后期,从1840年至1911年清朝结束,真是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等,外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在此情况下,大清国居然延长了71年寿命。

大清朝真是不容易啊。

幸亏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中兴之臣保驾护航。

2、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时至今日,仍然十分重要。

当年,福建巡抚刘铭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在福建修铁路,铺好的铁路都被老百姓拆毁,火车头被人浇上狗血。

可见,当时国人的思想是多么的愚昧落后。

曾国藩提出了开民智,开民智是何等的重要,读后感《《李鸿章发迹史》读后感》。

曾国藩、李鸿章大兴洋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有的成功了,还有许多不为大臣们和国人所支持、理解。

联想到今天,部分国人的思想仍然保守、落后。

可见,总设计师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是何等的正确。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时至今日,仍然十分重要,是国家的国策

3、开明的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能够重用李鸿章,并且,李鸿章的许多好建议如设电报局、架设电线、派留学生、建海军、开矿等被一一采纳并执行。

可见。

慈禧太后还算比较开明。

4、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慈禧太后和满大臣为防范汉人,不想看到淮军、海军强大。

(他们这样做,恰恰害了自己,害了大清朝。

让小日本得利。

)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衙门七百万两银子用来修颐和园。

中国的陆军装备太差,使用的是被别国淘汰的枪械。

北洋海军用的几乎全是演习弹。

李鸿章想用海军衙门七百万两银子购买兵船,想把北洋陆军手里的枪械全部更换掉,想为海军购进一些炮弹,结果都不准。

钱被挪用了。

北洋海军成了只能吓唬人,而不能打人的摆设。

怎能不败?5、李鸿章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他切实维护了国家利益。

举例一: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要求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李鸿章不甘心割让如此多的土地,于是他约见了俄国、德国、法国驻日公使,向他们透露了内情。

李鸿章当时是这样想的:辽东半岛不仅是俄国通商的主要地区,也是法国和德国通商的区域,李鸿章想利用列强均想在中国得到利益这一贪婪的心理,通过列强之间的争夺,达到保住辽东半岛的目的。

结果李鸿章的目的达到了。

(而当时光绪帝已要求李鸿章快速答应日本提出的割地条款,即皇帝都同意了,而李鸿章不同意,他把国家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举例二:《辛丑条约》签订前,八国要求中国赔款是十七亿五千万两银子,年息六厘,分十年还清。

经李鸿章据理力争,议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子,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

2011年4月10日  〔《李鸿章发迹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曾国藩的《兵谏》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求对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的再认识有关论文,快快

李鸿章少年得志,十七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便以二甲第十三名的好成绩高中进士,成为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他的发迹与成功,与曾国藩密不可分。

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对他另眼相待、青睐有加,加之李鸿章聪颖过人,虚心求教,因此进步很快。

受教于曾国藩的第二年,李鸿章就考中举人。

在长达近十年“朝夕过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学诗习文、练字读史,还向曾国藩请教经世义理之学,获益颇多。

  受诸多因素影响,后世之人,只要谈及李鸿章,都认为他一味妥协、崇洋媚外,骂他为“汉奸”、“卖国贼”,留下的是一幅獐眉鼠眼、委琐窝囊的漫画相。

其实,李鸿章个子高大,一点八米左右,风度儒雅,显得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潇洒的味道,有“云中鹤”之雅称;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胆小如鼠、局促狭隘,早年他作有《入都》诗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仅仅一首短诗,我们即可从中读到他的远大理想与豪情壮志,看出他的博大胸襟与广阔视野,见出他那汪洋恣肆的文采以及举重若轻、气闲神定的风姿。

  李鸿章人生的巨大转折缘于太平天国。

1853年3月4日工部侍郎吕贤基在咸丰皇帝面前保荐李鸿章等人随同帮办。

于是,李鸿章离开京城,回到故乡宿州,辗转奔赴于安徽各地,以尽力剿灭捻军与太平军为己任,替清廷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在安徽帮办团练的五年时间内,或入幕府参与军事谋划,或独立率军作战,虽用力甚多,也打过不少大仗、硬仗、胜仗。

“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踌躇。

”李鸿章接到恩师曾国藩来信,希望他能进入湘军幕府。

李鸿章就此离皖赴赣,赶往曾国藩的建昌大营。

  就个人天赋而言,李鸿章居曾国藩之上,曾国藩深知李鸿章其人,把他当成助手、顾问,视为左右臂膀,一切重大计划、决策都与他相商。

李鸿章也的确才堪大用,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建言献策,都甚为得体周全。

李鸿章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也就免不了几分自负,为人处事落拓不羁。

曾国藩也觉得李鸿章各方面都已成熟,可放手让他独当一面,使劲一搏。

于是,他一面上奏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一面命他招募兵马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像一条出水蛟龙,一时间弄得风生云起,在上海滩这块“风水宝地”写下了国人最早的创业神话。

  李鸿章自称接过了老师衣钵,可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传承曾国藩那作为一位真正理学家的本质精髓,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严格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显得相当实际而实惠。

他“好以利禄驱众”,重用人才着重谋略干练,将文章道德放在其次,他曾露骨地袒陈道:“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他对部下以实利相诱,只要事情办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决不含糊。

他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

他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

”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沙,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

  李鸿章一生执著官场从未言退,认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上可忠君报国,下则为民谋利,“安能不热衷耶

”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视之,也算得上一种担当与气概——不畏险阻勇于任事,面对困境从不退缩。

  李鸿章自视其高、倨傲不恭,不会转弯抹角以退为进,不懂守雌藏拙适可而止,不会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除委曲求全、百般讨好慈禧太后一人之外,他不招光绪皇帝喜欢;他与翁同龢不和;他与左宗棠、张之洞等闹翻,相互发难,互不买账,特别是与左宗棠交恶甚深,两人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冲突,动不动就大动干戈;他惹怒了朝廷清议派,这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招来永无止息的无端攻击;就连重用他的慈禧太后,也对他处处设防……各种势力都明里暗里反对他、阻挠他,而所有的责任都要他一人承担,一切过错失败都一股脑地加诸其身。

在一部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上,李鸿章孤独而寂寞的身影映照在宽大的天幕前,几乎受尽了上自朝廷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来自方方面面的天底下最多的唾沫与骂名。

李鸿章似乎太不懂得传统的为人处世之道了,这恐怕也是他身前遭骂、死后负谤的缘由之一。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坐上封疆大臣的头把交椅,此后在这个位置一坐就是二十五年之久。

李鸿章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格外垂青,认为他实为清廷第一股肱之臣,不久便任命他兼任北洋大臣。

1825年1月9日,李鸿章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内阁各大学士之首。

这一实际上的宰相之职向来都是满人“专利”,汉人得此职衔者以李鸿章为第一。

  若论李鸿章的个人功绩,主要在于一个“洋”字——洋务与外交,也正是这两方面使得他备受争议。

  自领兵独当一面从安庆赶赴上海,李鸿章似乎命中注定了要与洋人打一辈子交道。

  李鸿章以军事自强为切入点“用夷变夏”,全面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为交通,办电报修铁路,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自办电报事业,在开平煤矿修筑轨距、质量与英国完全相同、全长十一公里的铁路,又组建开平铁路公司,修筑唐芦铁路、唐津铁路、关东铁路等;二为矿业,创建开平煤矿,设立开平矿务局,开办漠河金矿等;三为民办工业,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李鸿章创办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规模最大、引进西方技术与管理方式最早的民用企业;四为商业,组织公司寻找机会积极与西人通商。

  在李鸿章的积极主持下,洋务这一新鲜事物在中国大地不仅开出了堪称艳丽的花朵,而且结出了无数丰硕可观的果实,创下了许多第一: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完全由洋枪洋炮装备的军队,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的近代化海军,派遣了第一批到西方学习的官派留学生,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此外,他还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座煤矿、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厂、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第一艘轮船、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译书机构、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李鸿章开风气之先,在举办这些洋务实业时,无不受到守旧人士的猛烈攻击与严重干扰。

仅以修筑铁路为例,这一在今日看来无疑属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却在当时遭到顽固派的极力阻挠。

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背面,阴影笼罩下的是五千年的积弊与惰性,要想变革,哪怕稍稍触及传统,也会引来顽固守旧势力的拼死捍卫。

对此,李鸿章不由得仰天长叹道:“当今各国一变再变,唯中国守旧不动,天意耶

人意耶

”  当年已衰迈的李鸿章回顾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艰辛坎坷时,曾不无悲凉地说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

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  李鸿章所言,道破了诸多事实真相。

他就真的像一个“裱糊匠”,哪里出了漏洞,都要他去糊去补。

而狂风暴雨一旦袭来,表面的华饰被揭破,旧屋变得更其千孔百疮,“裱糊匠”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

  甲午战争失败,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李鸿章一人头上,因为是他创建的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作战失利,是他的北洋陆军弃守平壤一败再败,致使日军深入东北三省及山东境内。

可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可看到中日甲午之败,是近代中国的一次全面性大溃败——不仅是清政府的失败,也是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与顽冥不化的国民性的失败。

就在李鸿章以北洋海军、淮系陆军与日军作殊死之战时,清廷的其他两支海军——南洋舰队与粤洋舰队,还有全国各地的其他陆军部队都作壁上观,不仅没有参与其中,部分同僚还暗中掣肘,一个劲地攻击李鸿章。

李鸿章曾催调南北两路援军,或因故意拖延,或因交通受阻,都没有按时到达。

对此,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犹愤愤不平地写道:“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

既有之,亦空言而已。

”也就难怪西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作为政敌的梁启超走笔至此,情不自禁地赞道:“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  对日本的后来居上,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战争一开,不仅是军事之争,也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大比拼,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锐意改革,方方面面已领先中国。

因此,他极不愿意与日本开战,先是通过英俄两国出面交涉未果,后想通过谈判作出一定的让步避开这场战争。

然而,光绪皇帝与主战派不允,他只好由“避战求和”变为“以战求和”。

  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兵一退千里,不仅没有保住藩属国朝鲜,就连本土也受到了日军的大举侵犯,大连、旅顺相继失守。

仗如果再打下去,只能是丧失更多的土地,连京城也难以自保,战而不胜,无法“以战迫和”,李鸿章只有再次求助国际调停。

他对清廷官场及国民性了解得越深,就觉得应该尽早求取和平,早和一天就会少一分损失。

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同意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早日达成和议。

而日方一方面在北塘、大沽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施加压力,一方面盛气凌人地刁难以获取最大利益。

就在双手相持不下之时,一位刺客帮了日本的倒忙,使得李鸿章在谈判中多少占据了一点主动。

李鸿章在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与随员们一同返回行馆时,日本青年趁机对准他的左脸开了一枪。

李鸿章当即昏倒在地,鲜血从面颊流下染红了衣襟。

李鸿章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后表现极为镇定,而内心却是百感交集。

他年已七十有三,如果就此壮烈死去,倒也能够博得一个以身殉国的美誉。

可是,命运却安排他活着,继续面对无尽的屈辱与灾难。

一颗子弹,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上。

而比子弹更为寒心的则是误解,是“卖国贼”之类的骂名永远刻在他的心头。

  作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政治家与外交家,李鸿章面对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他以生命为代价,抱伤继续谈判,寸步不让,寸土必争,尽管使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近二分之一,算得上不辱使命,也只是签订了一个被国人视为卖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弱国无外交,败国更是不存在平等外交

痛苦与屈辱深深地刺伤了李鸿章,他发誓今后一辈子也不踏上日本土地。

  在情势逼迫之下,光绪帝不得不违心议和,无奈地签下马关和约,便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在李鸿章身上。

曾国藩在世时,一切责任与骂名都有他给李鸿章这位后继者担着顶着。

当他一旦长逝,李鸿章便如断奶的婴儿,尽管政治、事业仍不断攀升,可个人声誉却开始走下坡路不断跌落了,且越跌越深,最后几几乎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所谓“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1895年4月,当李鸿章脸上绑着绷带,带着未愈的枪伤回到国内,他发现自己成了举国公愤的历史罪人:光绪帝怨恨不满,大臣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收受日人大量贿赂,连儿子李经方也成了日本收买的密探,更有人伺机而动欲杀掉他一雪国耻……以此为出发点,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经由宣传机器不断扩大误导,似乎近代中国的一切黑暗与混乱,诸如外敌入侵、落后挨打、民生凋敝、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等等,大多由“汉奸”、“卖国贼”李鸿章一手造成,于是乎,李鸿章一直成为罪恶的象征。

  当然,也会有人站出来为他说上几句公道话,比如主张洋务的恭亲王当时就为李鸿章辩护,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可这种声音实在过于微弱,很快就被刺耳的喧嚣淹没得一干二净。

  然而,每当国家局势被一般无识颟顸之人弄得靡乱不堪、危机丛生、危险四伏之时,出来收拾残局的,还是李鸿章。

环顾朝野,也只有他堪当如此重任。

李鸿章总在关键时刻,以个人荣誉换来短暂的和平与宁静,使得羸弱不堪的大清帝国缓过一口气来,不致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李鸿章已远离京城,外放广州署理两广总督。

慈禧与一帮守旧派借义和团之手盲目排外,被利用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山东、直隶境内烧毁教堂,杀害洋人,后又进入北京攻打外国使馆。

闹到最后,慈禧太后竟歇斯底里地向英、法、德、俄、日等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并令封疆大吏李鸿章等人“北上勤王”。

李鸿章深知国家之积弱,一国都不能取胜,何况十一国列强

因此,“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而已。

”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事态,力挽危局,使得大清帝国的东南半壁江山免于列强的战火侵袭与残暴蹂躏。

  八国联军很快进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行仓皇出逃。

这时,“汉奸”李鸿章一时间又为中外人士所瞩望,认为只有他北上才能平息战端。

“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于是,清廷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诏,要求他“迅速来京,毋稍刻延”。

如果说李鸿章对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由他赴日谈判,也算咎由自取,而此次战端,与他并无半点干系,他本可以将一应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他能坐视不管吗

  清廷给他的电谕一天紧似一天:“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

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起程日期速行电奏。

”他只有不顾个人安危,不惜个人毁誉,以七十七岁高龄风尘仆仆地赶赴京城谈判。

  李鸿章再次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谈判需要底气、筹码、力量与后援,可李鸿章所能凭恃的,就是一张嘴皮,一颗对朝廷的忠心。

  一番唇枪舌剑百般斡旋,李鸿章受尽屈辱据理力争,总算以抱病之躯,与列强达成了辛丑和约。

  条约签定,联军开始撤退,李鸿章病情渐重,饮食不进,忽冷忽热,咳嗽不止,无法坐立。

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牵挂着时局与未来,在上报和约签订情形的奏折中写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

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

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  战乱之际,国人企盼和平,对李鸿章翘首以待。

“鸿章既受命,朝局始有转机,都人皆置酒相贺。

”对他素有好感的人说他临危受命是爱国英雄,“黄花晚节,重见芬香”;就连昔日仇敌也恭维他公忠体国、老成谋国,乃国之栋梁、“当代第一伟人”。

可一旦和约签订,危殆解除,情势便急转直下,李鸿章又成了众人指责斥骂的对象。

“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此言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乡陌闾里。

  由于时代环境、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个人识见所限,李鸿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确曾出现过一些失误。

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误国”,但他绝无“卖国”之举。

李鸿章不仅没有卖国,还无时无刻不在维护国家权益。

西方一致公认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维持他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

在外交场合,他从无奴颜婢膝之举,总是维护自己的尊严,连外国人也说他过于孤傲。

平心而论,不论是中日谈判,还是与联军签约,整个满清朝廷,不会有人比李鸿章办得更加圆满,只能是更其糟糕。

在外国人眼里,他们不知有清朝,却知道中国有一个李鸿章,“外国使节认为在中国可能作为理智谈判对象的一人也是李鸿章”。

因此之故,洋人可以不买清廷的账,却不得不买李鸿章的账。

  中国甲午战败后,俄国出于本国利益,以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由,诱使李鸿章签订了中国与外国的第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中俄密约》。

俄国订约的目的,并非真正与中国携手对付日本,而是单方面在华获得种种权益,特别是修筑中东铁路之权,借此将俄国势力渗入东北三省。

  李鸿章签约后高兴异常,以为替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可保中国二十年无事,清廷可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地大兴洋务,富国强民了。

没想到正是这一条约,惹来西方列强的进一步垂涎。

受到俄国愚弄的李鸿章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于是,他明确告诉俄国公使雷萨尔,可以签订撤兵条款,但拒绝立下所谓的道胜银行协定。

  赖着不走的俄人连续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

为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早已气病交加,俄人的要挟使得病情进一步加重。

1901年10月30日,李鸿章从俄国使馆回到家中,开始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先是碗许,又吐半盂。

自咯血开始,李鸿章七天不进饮食。

咽气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床头逼迫他在条约上签字。

临终前问及他对家事有何嘱咐,李鸿章无言;问及国事,顿时老泪纵横,眼睛慢慢闭合。

站立一旁的李鸿章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大声哭喊道:“我尚有言,公如何气绝

”旁人责怪他多言,不料李鸿章突然瞪大眼睛,真的等他开口说话。

周馥只好编出一套话道:“俄国公使说了,相国去位(逝世)后,俄国一定不作难中国的事情,两宫不久也要从西安回京了。

”李鸿章听完,这才带着无尽的悲怆与遗憾,头一偏,真正闭上双眼,走完了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

  面对历史,一个最起码的常识,便是尊重事实,不能随意臧否,不能跟着起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因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有意遮蔽、夸大、篡改事实。

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原则,那么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形容李鸿章,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误,就在“以夷制夷”之策。

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时,他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略,取得了极大成功,于是,就想故伎重演,利用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将矛盾外引,减轻中国压力,寻求一种平衡术。

也不能说此策全然无用,但在关键时刻,列强绝对不会为了中国损害本国利益而与他国摊牌,乃至爆发战争。

要想在国际关系中获得尊严,求得主动,唯有“实力”二字。

满清腐朽不堪,中国积贫积弱,哪来实力可言

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之外交,总是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

  李鸿章一辈子汲汲于事业功名,孜孜以求,勤勉不懈,就连与他政见相左的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也佩服不已:“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

”  可无论从哪方面而言,李鸿章的个人努力换来的都是失败:兴洋务,受制于封建官僚体制,虎头蛇尾难收大功;改革军事,因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二十多年苦心经营付诸东流;办外交,屡遭欺凌,谤满天下;开创近代教育,也因多方受阻而中途夭折……李鸿章可谓地地道道的历史悲剧性人物,然而,他的悲剧并非个人悲剧,而是国家悲剧、民族悲剧、时代悲剧的缩影。

对此,梁启超相当中肯地评价道:“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也说他是“水浅而舟大也”。

  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事功彻底失败,纵观李鸿章一生,应该说是成功与失败交织、喜剧与悲剧掺和的一生。

在他的倡导,或者说引导下,满清帝国总算是挣脱了几千年的传统束缚,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迈着艰难而蹒跚的步履缓缓前行。

其实,李鸿章在中国工业化、军事西方化、教育近代化等诸多方面,只要某一方面获得全面成功,近代中国,乃至今日之中国,都会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

举例言之,如果甲午战争清廷获胜,那么就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跃居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此后绝对不会出现海权丧失殆尽、列强频频入侵的局面。

影响所及,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当代中国海防,也不至于寒碜到连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的尴尬地步。

  当然,这是一种不可能成立的假设,近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急功近利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会只有某项单方面的成功。

欲达全面革新,必须有长远的规划,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君主立宪等。

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绝对不会虚君放权,李鸿章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改革大计与建设蓝图,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学一步,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实用技术方面的改革,深层次的制度、法律、政体、文化等方面基本没有触及。

不唯李鸿章,这也是近代整个洋务运动的一大盲点。

比如清廷派遣严复等十二人作为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专门学习海军技术,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则向英国输送了一百来名留学生,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

  李鸿章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性格优点,他身上有着一股子难得的韧性与忍劲。

别人骂他,他从不为自己辩诬,显得十分超脱,并将女儿嫁给曾经骂他骂得最凶的清流派领袖之一张佩纶。

面对各种政敌及反对势力,李鸿章从不退缩。

虽饱受骂名,四方树敌,但事情还是要做,与列强周旋不已,力挽狂澜,为救清廷于绝境,不惜搭上老命一条。

  李鸿章受人诟病最甚之一,便是积有大量财产,说他“富甲天下”。

李鸿章聚财敛财的确不假,但他能够做到公私分明。

他的资产,多为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处的股份及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利润所得。

而朝廷公款,并未贪污占用,在离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曾将长期“截流”、积存的八百多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继任者王文韶。

据说这笔经费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成为他交结王侯、内外联络的特别经费。

  尽管拥有大量资产,李鸿章生活却相当简朴,饮食简单,习性严谨,其个人嗜好,一是喜抽水烟袋,二是午餐爱喝两杯。

以致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

李鸿章对毒害中国的鸦片十分痛恨,严复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吸食鸦片,常受到他的严厉斥责。

李鸿章病逝,严复以理解同情之心送上一副挽联道:“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认为,如果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军事改革没有多方掣肘阻挠,就不会有甲午惨败、庚子之祸;而到了唯有敌败求和才能保全国家之时,如果李鸿章不承担主持和议收拾残局之责,士大夫们又要攻击他只求个人名节而误国误民。

  在关于李鸿章的诸多评价中,外国人最为持平公允,他们一致认为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第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将他称为东方的俾斯麦。

其中当数美国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

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  斯人已逝,但影响仍通过他举办的洋务自强运动,通过他不惜个人生命与荣誉得以保全的中国主权之完整,通过他格外赏识着意提拔的袁世凯等人而深刻地作用并改变着中国的历史格局。

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艰难进程中,李鸿章更是作出了时人无法匹及、后人难以想象的贡献。

在当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着国歌依次升起,轮到中国时,却只有黄龙旗在寂静中冉冉上升。

所谓堂堂的大清帝国,竟连国歌都没有一首,场上响起了阵阵西人的嘲笑。

此时,年过七旬的老人李鸿章站了出来,神态毅然地走到黄龙旗下,尽可能地挺直腰板,亮开既不清脆也不高亢的嗓子,唱了一首他从小就唱得烂熟的歌曲——家乡安徽民间小调《茉莉花》。

喧嚣归于寂静,唯有李鸿章的声音在运动场上回旋。

一曲唱罢,雷鸣般的掌声顿时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位不惜一切,誓死捍卫祖国与民族尊严的老人。

  关于李鸿章的不足与弱点,只要列举,一时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

比如他用人有亏,任人唯亲,只重家乡安徽人,偏袒亲戚门生;他在甲午海战中一味采取守势,缺少主动进击的勇气与锐气;他身上江湖味太浓,政客气太重,缺少曾国藩那样的理学家的虔诚与忠信,漠视“以修身为本”; 他强调办实事,不注重学问修养,直到晚年才幡然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他聪明有余,智慧不足,缺乏大政治家的风度、大改革家的气魄、大军事家的胆识,不足以担当济世强国、勇猛精进之大任;他恃才傲物,一副大清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因此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也不例外地“轻侮”;他喜看《庄子》、《管子》,不读西方之书,对西学的认识与了解始终停留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他知道中国内部许多腐朽真相,就是不肯付出巨大牺牲着意改革,比如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经说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

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他明明知道中国的虚假伪饰,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为何就不想方设法地根除这一至今仍然存在的弊端呢

……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且以上所举,不少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苛求。

历史与国情,决定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超过他人十倍的努力与代价。

洋枪队队长戈登曾一针见血地说道:“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

”又说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

  无论我们持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看待、评价李鸿章,都大可不必将“汉奸”、“卖国贼”之类的语汇加诸其身,他为清廷做了一辈子的替罪羊,与秦桧、汪精卫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即便“愤青”似的不问青红皂白将近代诸多过错与灾难归咎于他,最起码在我们眼里,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

写一篇 我身边的励志故事 是关于国家资助的同学 积极向上

校园话剧剧本《不屈命》人物:艾新(美院学生)青年、中年男美院院长开场:艾新坐在舞台中央,旁边一张醒目的招牌:免费画像。

艾新抱着一块画板,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低头沉思着什么。

场外音:某星期天下午,市中心广场。

一面容忧愁的女士走过来,想要坐下,又有些犹豫。

艾新抬起头,微笑着请女士坐下,她才很勉强地坐下了,并下意识地捋了一下有些乱的头发,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艾新示意她放松,随后将画板搁在自己的双腿上,取下耳朵上的铅笔,开始作画,他画画的动作很洒脱,透出专业和自信。

艾新:你好象很不开心

女士:你怎么知道

艾新:我是学画画的,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女士:(有点想哭)我不开心和你有什么关系

艾新:对,本来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希望我看到的每个人都能快快乐乐的。

女士:(略为所动,但还是有些犹豫,良久)那,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艾新:你问吧

女士:你,你觉得我是不是——长得——特别难看

(又捋了捋头发,很紧张地等待着回答,显然这个答案对她来说很重要)艾新:不,谁说的

谁这么没有眼光

你蛮好看的。

女士:(发自内心的一笑,但马上又笑容)你骗我

艾新:我没有骗你,你长得真的很有特点,很象一幅很有名的油画里的女子,尤其是眼神,那种淡淡的忧郁,有一种飘忽不定的高贵的气质。

太象了,哦

想起来了,是陈易飞的一幅油画,名字叫《忧郁的秋天》,画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凭窗而望,思念远方的心上人。

就因为那眼神,这幅画还获得过国际大奖呢

女士:是吗

(从包里翻出一面小镜子,顾影自怜起来,很快又来)你是美院的学生吧

艾新:是啊,我是美术学院的女士:搞艺术的就是不一样,看东西就比一般人准

艾新:呵,过奖过奖

女士:其实我——我一直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害怕与别人交往。

艾新:那又何必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之处,只是有些人的明显,比如漂亮的脸蛋,匀称的身材,有些人的优点隐藏在他们的外表之后,比如善良的品行、平和的性格,优雅的气质……我倒觉得后者更为持久更为可贵。

女士:话虽这么说,可是世人的眼光……艾新:为什么要去管别人的眼光呢

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

艾新已经将画完成,但并没有马上将画交给女士。

艾新:我有个请求

女士:啊

什么请求

艾新:你可以把这幅画送给我吗

要不,我再给你画一张

女士:(赶快抢过画)那可不行

(拿着画细细地端详着,不觉会心地一笑,自言自语:真的很好看呢。

慢慢将画卷好,将手背在身后,咬着嘴角)谢谢你啊

艾新:不用客气

女士:那,那再见

(踏着轻快的步伐离去)艾欣:再见望着远去的女士,艾新有陷入沉思,似乎自己也有什么心事。

一男子出场。

一边走一边打着手机男子:什么

他们突然不签了

损失了多少

一百多万

(一只手在头上挠着)什么

银行的张行长又来催帐了

最迟这个月底

妈呀,这笔生意没做成,到月底哪儿弄钱去

好好好,你自个儿看着吧,别来烦我

(关上手机,走了两步,手机又响了)喂,找谁

打错了

(生气地关掉,马上又响了)你有病……哦

老婆啊

(声音变得柔和起来)你在哪儿

在纽约啊,好好,什么

在纽约

老婆你别开玩笑了,我现在烦着呢

没开玩笑

(愕然)你在那儿干吗

你不是去上海的同学家了吗

怎么转眼就到了英国了,啊

美国。

什么

你说大声点

我听不清楚,祝我幸福

祝我——幸福(失魂落魄地,差一点倒下,艾欣赶紧过去扶着他)艾新:先生,你没事吧

你先坐会

男子:坐会

哦,坐会,是该——坐会了。

(坐下,双眼发直)艾新:你怎么样

不要紧吧

(男子摸着额头,神情木然)艾新:先生你坐直了,我给你画张像吧,不收钱的。

男子:画像

哦,画像,画吧,年轻人,就给我画张——画张遗像吧

(往椅子后背上一躺,双眼紧闭)艾新: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

这时,一位学者模样的老人悄悄地站在他们旁边,看着艾新画画。

艾新:(开始画画)哎,先生你的长相,挺奇怪的,头部的比例好象,好象不大对呀。

男子:(睁开眼)不对

我今天到底是怎么啦

公司跨了,老婆跑了,现在连我的长相也不对

呵呵

好啊,好,不对就不对吧

反正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艾新:先生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给你分析,我们搞美术的都知道一种说法,就是三庭五眼。

所谓三庭就是说从人的发际到眉心,从眉心到鼻底,从鼻底到下巴,长度是相等的。

但你看看,你的发际到眉心那一段,就是额头,是不是明显地比其他两段长一些……男子:(急忙打断)那又怎么样

艾新:我研究过曾国藩关于相面的一本传世奇书《冰鉴》,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样的人大都聪慧敏捷,才智过人,但前半生都浮沉不定,尤其到了而立之年,还要遭受巨大的变故,事业和婚姻都可能出现大的危机啊

男子:(又闭上眼,向后一仰,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额头)难怪啊

我就老觉得这大脑门儿不对劲,(站起朝着艾新)你说我爸妈怎么就给我这样一个大脑门儿呢

艾新:我还没有说完呢,书上还说,在这场大的挫折之后,这个人如果怨天尤人,灰心丧气,这辈子很可能就一蹶不振了,但如果他能继续拼搏,重整河山,凭他的天分,还会有惊人的成就,后福不可限量啊

男子:啊

重整河山

哼,我怕是没有那力气了。

艾新:怎么没有

你看(将画递过去)你多精神

男子:(看着画,自言自语)这——是我吗,(眉头紧锁,象在思考什么,良久,象突然顿悟,握住艾新的手,激动地)小伙子,你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你说得对,这点挫折算什么,连这点打击都承受不起,我还算什么大男人

我要重整旗鼓

我要重整旗鼓

(下场)(男子走后,艾新疲惫地摸着头坐下,那老者轻轻地坐在他的对面。

艾新注意到旁边的老者,赶快强打起精神。

)艾新:老人家,您也要画像

院长:画吧(慈祥地看着艾新)你每个星期天都在这里画

艾新:哦,差不多有两年了吧

院长:那为什么呢,还是免费的

艾新:一方面为别人做点事情,另一方面嘛,也能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您看,我给你们免费画像,你们也不是在为我免费做模特吗

院长:(笑着)你还真会算帐。

小伙子,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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