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大王读后感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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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的故事•一种回忆
[我与书的故事•一种回忆]1. 没有人一开始就喜欢读书的，我与书的故事•一种回忆。
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上幼儿园也是一肚子的不情愿，每每去上幼儿园，都是妈妈拉着，一边噘着嘴巴，一路踢着小石子去的。
当然，上学与读课外书是两个概念。
第一次自己想到去买课外书看，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当时的情形我依然记得，我开口向奶奶要五块钱，说是要去镇上买书看。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五块钱的购买力，相当于如今的50块，当时5块钱能买两本书，如今50块钱最多也只能买两本书。
上小学后，父母外出，我就跟爷爷奶奶住一起，奶奶把五块钱交给我，又不放心，怕我弄丢了，于是叫上表哥，让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书。
当时买了2本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教科书以外的书。
其中一本我记得很清楚，是小学生作文范文集，那是第一本真正让我爱不释手的书，以至于躺着看、边吃饭边看。
另一本是什么书，我却记不真切了。
2. 后来为了不再向奶奶要钱买书，就自己攒零花钱，一分一分地积攒。
等差不多攒够了5块钱，我又想到镇上买书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自己去书店买书，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下过雨的下午，我和几个堂弟一起踩着泥泞的道路，步行20多分钟，才到达心目中的圣地——新华书店。
买了一本现如今可称为“绘本书”的彩色图画书，是本童话故事合集，我当时就被那精美的图画深深地吸引住了。
那本书后来在我的几个小伙伴之间轮流传阅，小孩子又不懂爱惜书籍，当它再回到我手中的时候，已然破旧不堪了。
3. 小学毕业即将上初中那年的暑假，我偶然在奶奶的一个古旧箱子中发现了一本非常厚的书，书页发黄，没有封皮，前面几页也脱落不知去处，但细看之后就发现，原来每页的左上方都印着书名——，右上方都印着回目。
这本书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每个地名、人名的下方，必然都画有一根横线。
奶奶后来告诉我，这是我二叔上高中时买的，想来应该是六七十年代的出版物了。
当时苦于长假没有课外书可看的我，如获至宝，立即捧着这本厚厚的书读了起来，马上就被其中的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住了。
小时候的我非常爱看武打剧，更曾摆“石头阵”、“啤酒盖阵”（这是我儿时独爱的一种游戏，常撒阵成兵，领兵开战，自言自语，玩得不可开交），看了后，顿时不可自拔，甚至还自己动笔写起了类似的古代战争小说。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自己的小说是写在方格子的作业本上，人物名字都是自己起的（那时我就非常喜欢给自己想象的“石头兵”起名字），而且还写了至少两三回，后来当然没能继续写下去，而我的这个未完之作如今也不知所终了。
那是我第一次萌生了写小说的欲望（全拜给我的刺激），但也是唯一的一次。
4. 上初中时，发现镇上有一个书摊，书籍可租阅，一次一角钱，可带回家看上两三天。
当时没什么零花钱，一顿的伙食就要两三角，为了能租书看，伙食就只好省点了。
我发现租书比买书划算多了，后来我就成为这家小书摊的常客，常租回家看的就是还有就是一些连环画之类的，那个小书摊也就只有这类书。
可我那时最喜欢看的还就是。
记得当时为了赶在还书之限前把书看完，我还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上初中后我的视力就急剧下降，恐怕与此大有干系。
有个伙伴去县城读的初中，他有次回来跟我说，县城里的中学有图书馆，里面有非常多的书，而且只要办张证，就可以免费借书看。
我听后眼红得不得了，觉得我那伙伴仿佛身在天国。
5.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从一个同学处借来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似懂非懂地读完，暑假也过去了，要去县城上高中了。
仿佛没啥情节，倒是其中的古诗词令我印象深刻，此外，我觉得自己喜欢薛宝钗更甚林黛玉。
那时我看林黛玉，仿佛只见矫情，而薛宝钗则是落落大方、清新自然的。
对了，还有史湘云，亦是我喜欢的。
终于到县城读高中了，而且读的正是我那伙伴之前读初中时所在的那所中学。
到了学校图书馆之后才发现，里面的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可以说少得可怜，比一个小书店还要少，而且书籍老旧，图书馆开放日期还有限制，一周只几个下午开放。
与街上大大小小的书店相比，学校图书馆在我心中的魅力大打折扣，我宁愿选择到书店站着看书。
高中时读的课外书，仿佛都是老师开列的书目，最负盛名的当然是那本，读后感。
如今这本书的许多情节都已忘记，但我还记得保尔与冬妮娅那曾经多么纯真的恋爱，他们后来因为革命分开了，多年之后，他们好像在火车站相遇，彼此相望，却没有说一句话……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革命，不是勇气，而是爱情。
此时的我，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那时我曾暗恋的人，如今她又在哪里呢
6. 到了大学，我才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
第一次进入图书馆，我才确切感受到何为“置身书海”。
而每次进入书库，在浩淼书海之间，我都犯头晕，内心惶惑多于惊喜：这么多书如何读得完
我又该从何读起
中学时，教室墙上挂有“学海无涯苦作舟，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字幅，中学时信以为真，只会勤学苦读，但到了大学，发现自己在获取知识时遇到了危机：太多的书想看，却又不知路在何方。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我就是找不到那根可以“一以贯之”的线，等我发现自己的兴趣，终于找到这根线时，大一、大二就那么匆匆流逝了。
刚进大学时，每次到图书馆借书，都有种“书海压迫症”，每次都是胡乱借几本书回去读。
因此，书太多，你又不知作何选择，此时书多就是一种灾难了，文人所谓“书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置身于一座藏书无数的图书馆，你未必感到幸福，更多的恐怕是焦虑。
大学时，虽有图书馆，但手头稍显宽裕，也开始大批买书了。
大学校园常有书市，一有书市，我必去光顾，一去光顾，必买回几本。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买书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读书的速度，这一“恶习”，也是在大学时就养成的。
大学时读书太杂了，其实很多书是浪费时间去读，大浪淘沙，我觉得这些人的著作给我印象最深，他们是：叔本华、李泽厚（尤难忘他的）、周国平、林语堂、顾城、余华、苏童。
7. 工作后，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钱，买起数来更是不计成本。
因为我觉得，买书是最值得的消费。
前几年四处买书，未作统计，近两年开始在网上买书，稍作统计，已花了两千多元。
由于买书日多，而阅读时间日少，因此家中书架之上未曾读完的书也愈来愈多，因此每次见有快递送书上门，家人免不了唠叨几句：买这么多书，又不看，放在那里都成垃圾了。
其实他们说的有点道理，书买而不看确实对不起书，但是，买书真是一种难以戒掉的瘾。
见有好书而不买，就犹如看见一个心仪的女子你不去追，错过就错过了，但心中的遗憾却与日倍增。
所以，每每看见自己想买的书，必先买而后快，至于阅读，现在不读，并不等于以后不读——我不读，并不等于我儿子不读，哈哈，书籍亦是传家宝嘛。
8. 买书的过程就像追求一个女子，有时想想这种愉悦真的有如恋爱，充满了追寻或者邂逅而终于获得的那种快乐；而买到书后，读书的过程犹如和一个女子过日子，读书可以慢慢读，你可以选择今天读这本书，明天读那本书，你可以选择把书带到床上，也可以选择把它带到沙发上……爱书之人检视书架上的书籍，亦有一种巡视后宫万千佳丽的满足感，我看此言非虚。
龚自珍说：拥书百城南面王，你看，家藏万书的他，飘飘然已有帝王君临天下之感了。
读书之后，如能写点读后感，说说自己的心得体会，那就犹如做爱而有高潮，大事完美矣
9. 读书最重要的是能够读通，所谓融会贯通，这样才不致于成为只会埋头啃书的书虫。
所谓读通的一个表现就是，你知道自己哪些书该读，哪些书根本不值一阅。
所以，书是越读越少的，就是说，你会发现，形成自己精神谱系，融入自己血液中的书籍，其实就那么几本。
诗人海子在毅然赴死之时，随身携带四本书：《康拉德小说选》以及《孤筏重洋》。
这是他诀别之际的内心选择。
书海浩淼，但只有少数的几本书，是你的精神源头，是你百读不厌的经典。
在需要作出最后抉择的时候，你才清醒地认识到，哪些书才是你的最后之书。
10. 如果有朝一日出国，只能带走几本书，会是哪几本呢
我也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结果，发现自己的选择也只有四本书，它们是《老子》、《唐诗三百首》、《世说新语》和《顾城的诗》。
中国有真正形而上的哲学吗
如果说有，那是因为有《老子》。
连海德格尔也深深服膺于《老子》，其晚年思想受《老子》影响尤甚。
如果是老子，而非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图腾，我想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必然大有改观，必不至于陷入千年专制轮回的历史困境。
很简单的道理，具备怀疑论和形而上学品质的《老子》，不会成为统治阶级用来巩固统治、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而孔子的学说，恰恰沦为统治工具。
要带的话，我会带三国王弼注本。
《唐诗三百首》，其实我真正想留的是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唐诗一百首 宋诗一百首》，是历代草书集字丛帖的第一辑，每首诗都是集历代书法家草书而成，在读诗的同时欣赏书法，一举两得。
《世说新语》，我恐不会带余嘉锡的三卷注疏版，而是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绘画世说新语》，此书精选百则，配以陈力农颇具魏晋风骨的绘画，可谓传神矣
《顾城的诗》，不必多说。
我精神上的导师。
中国现代诗坛人才辈出，但天才只是少数，而顾城正是少数天才之中的佼佼者。
他的诗有着童话般的意境，有着大理石般光润的质地，有着拈花一笑的智慧，他的诗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说四本太少，还要再带几本的话，那么我自己倒可再罗列几本，不过以上四本是必带书，而如下几本则是可带可不带之书了。
（考虑到是到异国他乡）它们是： 李泽厚先生的《美学三书》，朱良志的《曲院风荷》，热爱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读此两本书，足矣。
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客观了解民族品性，不褒不贬。
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一个人的冒险与勇气，一个人的世界与征途。
从所选之书中可看出，假如有朝一日出国打工，游子留恋的还是祖国的文化。
最后我想说的是，党国要分清，党不能代表国家，更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
〔我与书的故事•一种回忆〕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大的篆书怎么写
关于太宗遣萧翼赚兰亭序之谜 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习书者。
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宋代姜夔酷爱，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
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
”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
因此，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据说，永和九年（353）农历3月3日，王羲之与文友、亲族谢安、孙绰等41人， 修禊（一种临水消灾的礼俗）于山阴之兰亭。
饮酒赋诗，王羲之“用蚕茧纸、鼠须笔”乘醉作序，计28行、324字。
酒醒后再写数十百通，均不如原作，乃称“最得意书”， 王羲之将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
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
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 ，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
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
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版本。
刘悚《隋唐嘉话》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
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
……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
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
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 德四年入秦府。
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
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
’遂秘于昭陵。
” 《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
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
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
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
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
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
汝意如何
”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
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刘、何二说，情节悬异。
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骗取与耳语没有了。
两者情节虽异，但《兰亭序》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一致。
此事又有余波。
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
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
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后，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亲贵近臣。
太宗死，以真迹殉葬。
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
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
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
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
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
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
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复入御府。
（二）关于兰亭序的真伪 传世至今的《兰亭序》摹本，为中国楷书书法之珍品，千余年来，人无问言，独至清末，广东书家李文田对此疑问丛生，断言“文尚难信，何有文于字”，晋人书法不应脱离汉魏隶书，所以《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书。
清人李文田对此有些疑问，却并未引起注意，一九六五年郭沫若同志在《文物》第六期上发麦《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指出，《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
郭沫若撰文斥《兰亭》为伪作，一时热闹非凡。
1965年7月8日，致函郭沫若，就《兰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此后，启功、李长路、章士钊、高二适等名家都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公开论辩，双方各执其理，这就是著名的“兰亭论辨”。
传言高二适先生颇用意气，有“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属姓王”句回击郭沫若。
然迄于今日，由《兰亭序》引发的疑案，仍聚讼纷纭，难有定论。
一、《兰亭序》一文的真伪 《兰亭序》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由王羲之挥毫作序。
首先读一下《兰亭序》一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悲夫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关于《 兰亭序》一文真伪，基于下列事实： 一、王羲之的《兰亭序》，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但为什么此前晋文最完备之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见此文。
两位六朝文专家许梿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 南北朝文评注读本》也不选此文。
东晋至初唐200余年间，《兰亭序》未见著录，与此文地位殊不相称。
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不收此文。
在文章家的 眼里，它似乎还没有获得认可。
这篇文章只是到了近代，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和吴氏昆仲的《古文观止》给它以肯定。
二、《临河序》之名见《世说新语》的南朝梁人刘（峻）孝标的注文。
郭沫若认为《临河序》文可信，《兰亭序》文不可信。
《兰亭序》与《临河序》文字上有异， 主要有两点不同： 1．文中，增“夫人之相与”以下述王羲之情怀襟抱之167字； 2．文末，无“右将军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
此外，文中有两处改易，语序亦略有不同。
《兰亭序》，唐人方见著录。
是《世说》注删改增补《兰亭序》而为《临河序》，还是后人扩充移易《临河序》而成《兰亭序》
上述疑案，扑朔迷离，延续千年， 真伪难辨。
二、《兰亭序》作者疑案 要肯定《兰亭序》，首先耍肯定《兰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 。
传统看法是，《晋书》本传明载《兰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
不同看法是，《兰亭序》出于后人伪托，是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
清代顺德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率先提出这一见解。
汪中藏本后归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应端方之请而写的。
理由如下： 1．《世说》注引王羲之文，题作《临河序》，无传世《兰亭序》述怀大段文字，“则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
2．兰亭之会乃仿金谷之会，序文亦拟石祟《金谷序》。
《临河序》、《金谷序》内容篇幅“相应”，而《兰亭序》、《金谷序》文次结构“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3．《临河序》文末40字，为《兰亭序》所无，“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
据此，李文田断然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说李文田“议论精辟”，并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
郭沫若针对“夫人之相与”一段文字补论据：1．《兰亭序》兴怀太悲，与兰亭会情境不合。
王羲之等42人“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而“《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
2．《兰亭序》悲悯情感，与王羲之性格不合。
兰亭修禊，王羲之47岁，“以忧国忧民的志土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鲠称”，王羲之“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兰亭序》依托何时
梁代是不会有，郭认为文章必依托于唐代以前，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
郭沫若进一步考证，《兰亭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
郭氏认为：“智永很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无’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至于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盘”，则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一语。
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
高二适认为： 1．关于文题。
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
《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 2．关于增文。
《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
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
3．关于思想。
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则‘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
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三、《兰亭序》书帖真伪 唐太宗亲撰的只载《兰亭序》文字，没有提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书帖二百七十余轴，也没有《兰亭序》在内。
《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 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
（《兰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
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
”认为晋人书法，应不脱汉魏隶书面貌，故世无《兰亭序》书。
结论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定武（兰亭跋）》 1965年，郭沫若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认为墓石上的字体，与神龙《兰亭》、定武《兰亭》笔迹迥殊，斩钉截铁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
其主要论据是： 1．书体论。
“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
2．字迹论。
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迥殊。
3．笔意论。
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陈代知名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
“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
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 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
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 ， 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
向他求书的人太多，连门坎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铁皮来保护着。
象他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
不仅文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因此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
郭最后说，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并不是否定的书法价值，认为《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
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是书法界巨擘，当时地位显赫，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
赞同郭说有启功、宗白华等人，反对者有章士钊、高二适等人。
章士钊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
”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魂”，“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
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
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
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
“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在当时字体演变时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认为，从东汉起，隶书一方面向草书发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东晋则己成熟。
商又说郭沫若所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托，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是缺乏事实根据“想当然”的说法。
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有几本传世，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兰亭序帖》比对探索，同一作者的个性就会使人失望，即神龙本与《千字文》在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骨多于肉，后者肉胜于骨，特别是两者的风格笔势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发表了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
他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
由于对于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
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兰亭序》的疑案，涉及对王羲之思想，《兰亭序》内容的评价，涉及文学史、书法史。
考古学诸多方面，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本身。
随着岁月流逝，更多人肯定王之羲之《兰亭序》。
今日书坛,有颇不以《兰亭序》为意者,谓《兰亭序》已被神化,此浅人妄言，也无损于王羲之“书圣”地位。
王羲之是东晋伟大书法家，他一变汉魏朴质书风，开晋后妍美劲健之体，创楷、行、草之典范，后世莫不宗法。
他行书字帖《兰亭序》是他的的代表作，被书法界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习书者。
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王羲之的书风。
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欣赏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摹制多本，赐给群臣。
在中国书法史上，帝王以九五万乘之尊而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
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
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
”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
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东晋时期人。
祖居琅琊（今山东临沂），西晋末年南迁后，定居在会稽山阴（今浙 江绍兴），遂为绍兴人。
王羲之故居位于绍兴城内蕺山脚下的戒珠寺。
在绍曾任会稽内史，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世称王右军。
在他任职期间，薄功名利禄，为人耿直，关心百姓疾苦，是一个务实为民的清官。
同时时常以作书养鹅为乐。
晚年辞官隐退后，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卒年59岁，葬于嵊州市金庭镇瀑布山。
羲之生七子，均有书名。
幼子献之得羲之真传，书法不下乃翁，世称“小王”。
王羲之7岁拜师于女书法家卫夫人和叔父五广，勤学苦练，后又遍学李斯、钟繇、蔡邕、张昶等书法家，并博采众长，自辟蹊径，自成一体。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据说在梁武帝曾收集他书一万五千纸，唐太宗遍访王书，得三千六百纸，到宋徽宗尚保存二百四十三纸。
现传世墨迹，寥若晨星，真迹无一留存。
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等。
他的行书名品唐钩填本，现为台湾故宫慱物院收藏。
《快雪时晴帖》与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并为稀世之宝，合称“三希（稀）”，乾隆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三希堂”。
王羲之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浮云，矫如惊龙”。
王羲之的书法精致、美仑美奂，是极富有美的观赏的。
总之，他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
王羲之书法中影响最大是《兰亭序》，也是书法史上一段千古传奇的故事：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
在他去世前8年，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邀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文人雅士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褉，曲水流觞，饮酒作诗。
曲水流觞，也称之为曲水宴，42位名士列坐溪边，由书僮将盛满酒的羽觞放入溪水中，随风而动，羽觞停在谁的位置，此人就得赋诗一首，倘若是作不出来，可就要罚酒三觥。
明·文征明《兰亭雅集图》正在众人沉醉在酒香诗美的回味之时，有人提议不如将当日所做的三十七首诗，汇编成集，这便是《兰亭集》。
这时众家又推王羲之写一篇《兰亭集序》。
王羲之酒意正浓，提笔在蚕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
这就是名噪天下的《兰亭序》。
序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
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慨。
翌日，王羲之酒醒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将序文重书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
他有些不相信，一连重书几遍，仍然不得原文的精华。
这时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
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开创了妍美流畅的行、草书法先河。
特别是行书《兰亭序》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格清秀，点画遒美，疏密相间，布白巧妙，在尺幅之内蕴含着极丰裕的艺术美。
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
《兰亭序》凡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姿态殊异，圆转自如。
王羲之出神入化，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 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
如出现的20个“之”字，名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无一雷同，宋代米芾在题《兰亭》诗中便说：“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无一拟。
”。
重字尚有“事”、“为”、“以”、“所”、“欣”、“仰”、“其”、“畅”、“不”、“今”、“揽”、“怀”、“兴”、“后”等，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
在唐太宗之前，王羲之书法就为人称道梁萧衍《古今书人评优劣评》：“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说：“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
”王羲之得享天下盛名与唐太宗的推崇备至不无关系，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
唐太宗亲为王羲之作传云：“详察古今，研精求篆，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心摹手追，此人而已。
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
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
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
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
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版本。
刘悚《隋唐嘉话》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
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
……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
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
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
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
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
’遂秘于昭陵。
” 《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
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
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
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
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
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
汝意如何
”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
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刘、何二说，情节悬异。
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骗取与耳语没有了。
两者情节虽异，但《兰亭序》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一致。
此事又有余波。
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
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
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后，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亲贵近臣。
太宗死，以真迹殉葬。
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
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
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
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
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
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
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复入御府。
无论文章还是书法，《兰亭序》都是王羲之的代表作，也是魏晋文化的经典之作
传承 弘扬 诚信 求真 西安德风堂画廊 (一）关于太宗遣萧翼赚兰亭序之谜 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习书者。
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
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
”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
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
据说，永和九年（353）农历3月3日，王羲之与文友、亲族谢安、孙绰等41人， 修禊（一种临水消灾的礼俗）于山阴之兰亭。
饮酒赋诗，王羲之“用蚕茧纸、鼠须笔”乘醉作序，计28行、324字。
酒醒后再写数十百通，均不如原作，乃称“最得意书”，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
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
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 ，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
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
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版本。
刘悚《隋唐嘉话》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
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
……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
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
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 德四年入秦府。
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
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
’遂秘于昭陵。
” 《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
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
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
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
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
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
汝意如何
”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
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刘、何二说，情节悬异。
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骗取与耳语没有了。
两者情节虽异，但《兰亭序》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一致。
此事又有余波。
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
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
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后，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亲贵近臣。
太宗死，以真迹殉葬。
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
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
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
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
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
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
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复入御府。
（二）关于兰亭序的真伪 传世至今的《兰亭序》摹本，为中国楷书书法之珍品，千余年来，人无问言，独至清末，广东书家李文田对此疑问丛生，断言“文尚难信，何有文于字”，晋人书法不应脱离汉魏隶书，所以《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书。
清人李文田对此有些疑问，却并未引起注意，一九六五年郭沫若同志在《文物》第六期上发麦《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指出，《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
郭沫若撰文斥《兰亭》为伪作，一时热闹非凡。
1965年7月8日，致函郭沫若，就《兰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此后，启功、李长路、章士钊、高二适等名家都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公开论辩，双方各执其理，这就是著名的“兰亭论辨”。
传言高二适先生颇用意气，有“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属姓王”句回击郭沫若。
然迄于今日，由《兰亭序》引发的疑案，仍聚讼纷纭，难有定论。
一、《兰亭序》一文的真伪 《兰亭序》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由王羲之挥毫作序。
首先读一下《兰亭序》一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悲夫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关于《 兰亭序》一文真伪，基于下列事实： 一、王羲之的《兰亭序》，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但为什么此前晋文最完备之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见此文。
两位六朝文专家许梿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 南北朝文评注读本》也不选此文。
东晋至初唐200余年间，《兰亭序》未见著录，与此文地位殊不相称。
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不收此文。
在文章家的 眼里，它似乎还没有获得认可。
这篇文章只是到了近代，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和吴氏昆仲的《古文观止》给它以肯定。
二、《临河序》之名见《世说新语》的南朝梁人刘（峻）孝标的注文。
郭沫若认为《临河序》文可信，《兰亭序》文不可信。
《兰亭序》与《临河序》文字上有异， 主要有两点不同： 1．文中，增“夫人之相与”以下述王羲之情怀襟抱之167字； 2．文末，无“右将军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
此外，文中有两处改易，语序亦略有不同。
《兰亭序》，唐人方见著录。
是《世说》注删改增补《兰亭序》而为《临河序》，还是后人扩充移易《临河序》而成《兰亭序》
上述疑案，扑朔迷离，延续千年， 真伪难辨。
二、《兰亭序》作者疑案 要肯定《兰亭序》，首先耍肯定《兰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 。
传统看法是，《晋书》本传明载《兰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
不同看法是，《兰亭序》出于后人伪托，是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
清代顺德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率先提出这一见解。
汪中藏本后归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应端方之请而写的。
理由如下： 1．《世说》注引王羲之文，题作《临河序》，无传世《兰亭序》述怀大段文字，“则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
2．兰亭之会乃仿金谷之会，序文亦拟石祟《金谷序》。
《临河序》、《金谷序》内容篇幅“相应”，而《兰亭序》、《金谷序》文次结构“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3．《临河序》文末40字，为《兰亭序》所无，“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
据此，李文田断然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说李文田“议论精辟”，并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
郭沫若针对“夫人之相与”一段文字补论据：1．《兰亭序》兴怀太悲，与兰亭会情境不合。
王羲之等42人“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而“《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
2．《兰亭序》悲悯情感，与王羲之性格不合。
兰亭修禊，王羲之47岁，“以忧国忧民的志土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鲠称”，王羲之“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兰亭序》依托何时
梁代是不会有，郭认为文章必依托于唐代以前，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
郭沫若进一步考证，《兰亭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
郭氏认为：“智永很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无’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至于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盘”，则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一语。
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
高二适认为： 1．关于文题。
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
《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 2．关于增文。
《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
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
3．关于思想。
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则‘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
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三、《兰亭序》书帖真伪 唐太宗亲撰的《晋书·王羲之传》只载《兰亭序》文字，没有提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书帖二百七十余轴，也没有《兰亭序》在内。
《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 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
（《兰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
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
”认为晋人书法，应不脱汉魏隶书面貌，故世无《兰亭序》书。
结论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定武（兰亭跋）》 1965年，郭沫若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认为墓石上的字体，与神龙《兰亭》、定武《兰亭》笔迹迥殊，斩钉截铁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
其主要论据是： 1．书体论。
“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
2．字迹论。
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迥殊。
3．笔意论。
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陈代知名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
“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
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 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
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 ， 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
向他求书的人太多，连门坎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铁皮来保护着。
象他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
不仅文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因此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
郭最后说，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并不是否定的书法价值，认为《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
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是书法界巨擘，当时地位显赫，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
赞同郭说有启功、宗白华等人，反对者有章士钊、高二适等人。
章士钊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
”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魂”，“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
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
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
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
“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在当时字体演变时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认为，从东汉起，隶书一方面向草书发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东晋则己成熟。
商又说郭沫若所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托，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是缺乏事实根据“想当然”的说法。
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有几本传世，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兰亭序帖》比对探索，同一作者的个性就会使人失望，即神龙本与《千字文》在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骨多于肉，后者肉胜于骨，特别是两者的风格笔势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发表了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
他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
由于对于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
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兰亭序》的疑案，涉及对王羲之思想，《兰亭序》内容的评价，涉及文学史、书法史。
考古学诸多方面，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本身。
随着岁月流逝，更多人肯定王之羲之《兰亭序》。
今日书坛,有颇不以《兰亭序》为意者,谓《兰亭序》已被神化,此浅人妄言，也无损于王羲之“书圣”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