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是怎样评价朱自清的
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朱自清在散文里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谨的教师。
这种风格在现实生活里也许很好，但出现在“艺术人格”里却不见得动人。
《荷塘月色》的第一段，作者把自己的身份和赏月的场合交持得一清二楚。
最后的一句半是，“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
我悄俏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全文的最后一句则是：“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这一起一始，给读者的鲜明印象是：作者是一个大夫，父亲。
这位大夫赏月不带太大，提到太太的时候也不称她名字，只同一个家常便饭的“妻”字。
这样的开场和结尾，既无破空而来之喜，又乏好处收笔之姿，未免太“柴米油盐”了一点。
此外，本文的末段，从“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到“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为止，约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引经据典，仍然不脱国文教员五步一注十步一解的趣味。
这种趣味宜于抬学，但在一篇小品文中并不适宜。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文的后半段，描写作者在河上遇到游唱的歌妓，向他和俞平伯兜揽生意，一时窘得两位老大子“踧不安”，欲就还推，终于还是调头摇手拒绝了人家。
当时的情形一定很尴尬。
其实古典文人面对此情此景当可从容应付，不学李白“载妓随波任去留”，也可效白居易之既赏琵琶，复哀旧妓，既反映社会，复感叹人生。
若是新派作家，就更放得下了，要么就但然点唱，要么就一笑而去，也何至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但在《桨》文里，歌妓的七板子去后，朱自清就和俞平伯正正经经讨论起自已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来了。
一讨论就是一千字：一面觉得押妓不道德，一面又觉得不听歌不甘心，最后又觉得即使停船听歌，也不能算是呷妓，而拒绝了这些歌妓，又怕“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
朱自清说： 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
我宁愿自己骗着了。
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
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
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
这种冗长面繁琐的分析，说理枯燥，文字累赘，插在写景抒情的美文用，总觉得理胜于情，颇为生硬。
《前赤壁赋》早也在游河的写景美文里纵谈哲理，却出于生动而现成的譬喻；逝水圆月，正是眼前情景，信手拈来，何等自然，而文字之美，音调之妙，说理之圆融轻盈，更是今人所难企及。
浦江清在《朱自清先生传略》中盛誉《桨》文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
王瑶在《朱自清先生的诗和散文》中说此文“正是像鲁迅先生说的漂亮缜密的写法，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
两说都失之夸张，也可见新文学一般的论者所见多浅，又多么容易满足。
就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荷塘月色》一类的散文，能向《赤壁赋》、《醉翁亭记》、《归去来辞》等古文杰作“示威”吗
前面戏称朱、俞二位做“老夫子”，其实是不对的。
《桨》文发表时，朱自清不过二十六岁；《荷》文发表时，也只得三十岁。
由于作者自塑的家长加师长的形象。
这些散文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出于中年人的笔下。
然而一路读下去，“少年老成”或“中年沉潜”的调子却又不能贯彻始终。
例如在《桨》文里，作者刚谢绝了歌舫，论完了道德，在归航途中，不知不觉又陷入了女性意象里去了：“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婉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膀。
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
”在《荷》文里，作者把妻留在家里，一人出户赏月，但心中浮现的形象却尽是亭亭的舞女，出浴的美人。
在《绿》文里，作者面对瀑布，也满是少妇和处女的影子而最露骨的表现是：“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我又掬你人口，便是吻着她了。
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用异性的联想来影射风景，有时失却控制，但在20年代的新文学里、似乎是颇为时髦的笔法。
这种笔法，在中国古典和西方文学里是罕见的。
也许在朱自清当时算是一大“解放”，一小“突破”，今日读来，却嫌它庸俗而肢浅，令人有点难为情。
朱自清散文的滑稽与矛盾就在这里：满纸取喻不是舞女便是歌姝，一旦面临实际的歌妓，却又手足无措。
足见众多女性的意象，不是机械化的美感反应，便是压抑了的欲望之浮现。
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
（全文）
听听那冷雨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
先是料料峭峭，继而 雨季 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
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
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
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
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
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
不过那—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
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
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
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
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
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
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
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
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
残山剩水犹如是。
皇天后土犹如是。
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
那里面是中国吗
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
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
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
还是香港的谣言里
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
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
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
春雨。
江南。
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
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磁石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
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
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英文，日文，俄文所能满足
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
看看，那冷雨。
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
雨下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
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
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沐浴之后特有的腥气，也许那尽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
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住了两年。
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
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
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
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
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
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
台湾湿度很高，最富云情雨意迷离的情调。
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赖都歇的俱寂，仙人一样睡去。
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
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少上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
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问，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
云萦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
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
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
听听那冷雨。
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
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
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
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
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
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
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
王禹偁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
据说住在竹楼里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
这样岂不像是住在竹筒里，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
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
“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
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
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
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
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
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
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噬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
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敲，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
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一夜盲奏，千层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持，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蝎壳上哗哗泻过。
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
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便弥漫旧式的庭院了。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
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
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吧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
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
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
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
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
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
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
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
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
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
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
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
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
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
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
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
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
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甜甜的雨水。
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
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
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
握着雨伞。
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
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
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
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
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
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
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
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
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
前尘隔海。
古屋不再。
听听那冷雨。
急要余光中 夸父逐日
夸 父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
那只是落日的背影。
也不必吸尽大洋与长河，那只是落日的倒影。
与其穷追苍茫的暮景，埋没在紫蔼的余烬，——何不回身挥杖，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去探千瓣之光的蕊心
壮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西奔是徒劳，奔回东方吧，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
给些余光中的散文，要全文，急用
从母亲到外遇 余光中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
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
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
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
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
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
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
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
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
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
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
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
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我们只听说有文化，却没听说过武化。
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统一那个，都不算文化。
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
”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
同样地，毕卡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
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
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
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
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
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
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
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
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
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
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
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
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
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
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
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
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久矣我已被称为“台湾作家”。
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
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
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
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
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
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
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
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
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
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
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
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
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不过这情人当初也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有点刁妮子作风。
例如她的粤腔九音诘屈，已经难解，有时还爱写简体字来考我，而冒犯了她，更会在左报上对我冷嘲热讽，所以开头的几年颇吃了她一点苦头。
后来认识渐深，发现了她的真性情，终于转而相悦。
不但粤语可解，简体字能读，连自己的美式英语也改了口，换成了矜持的不列颠腔。
同时我对英语世界的兴趣也从美国移向英国，香港更成为我去欧洲的跳板，不但因为港人欧游成风，远比台湾人为早，也因为签证在香港更迅捷方便。
等到八○年代初期大陆逐渐开放，内地作家出国交流，也多以香港为首站，因而我会见了朱光潜、巴金、辛笛、柯灵，也开始与流沙河、李元洛通信。
不少人瞧不起香港，认定她只是一块殖民地，又诋之为文化沙漠。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于香港，五天后举殡，全港下半旗志哀。
对一位文化领袖如此致敬，不记得其他华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适当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
如此的香港竟能称为文化沙漠吗
至于近年对六四与钓鱼台的抗议，场面之盛，牺牲之烈，也不像柔驯的殖民地吧。
欧洲开始成为外遇，则在我将老未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
我初践欧土，是从纽约起飞，而由伦敦入境，绕了一个大圈，已经四十八岁了。
等到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街头，更已是五十之年，不但心情有点“迟暮”，季节也值春晚，偏偏又是独游。
临老而游花都，总不免感觉是辜负了自己，想起李清照所说：“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 一个人略谙法国艺术有多风流倜傥，眼底的巴黎总比一般观光嬉客所见要丰盈。
“以前只是在印象派的画里见过巴黎，幻而似真；等到亲眼见了法国，却疑身在印象派的画里，真而似幻。
”我在《巴黎看画记》一文，就以这一句开端。
巴黎不但是花都、艺都，更是欧洲之都。
整个欧洲当然早已“迟暮”了，却依然十分“美人”，也许正因迟暮，美艳更教人怜。
而且同属迟暮，也因文化不同而有风格差异。
例如伦敦吧，成熟之中仍不失端庄，至于巴黎，则不仅风韵犹存，更透出几分撩人的明艳。
大致说来，北欧的城市比较秀雅，南欧的则比较艳丽；新教的国家清醒中有节制，旧教的国家慵懒中有激情。
所以斯德哥尔摩虽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但是冬长夏短，寒光斜照，兼以楼塔之类的建筑多以红而带褐的方砖砌成，隔了茫茫烟水，只见灰蒙蒙阴沉沉的一大片，低压在波上。
那波涛，也是蓝少黑多，说不上什么浮光耀金之美。
南欧的明媚风情在那样的黑涛上是难以想象的：格拉纳达的中世纪“红堡”（ALHAMBRA），那种细柱精雕、引泉入室的回教宫殿，即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灯，也不会赫现在波罗的海岸。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沉醉醉人，或是清醒醒人，欧洲的传统建筑之美总会令人仰瞻低回，神游中古。
且不论西欧南欧了，即使东欧的小国，不管目前如何弱小“落后”，其传统建筑如城堡、宫殿与教堂之类，比起现代的暴发都市来，仍然一派大家风范，耐看得多。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遭受纳粹的浩劫，岁月的沧桑仍无法摧尽这些迟暮的美人，一任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在多瑙河边临流照镜，或是战神刀下留情，让布拉格的桥影卧魔涛而横陈。
爱伦坡说得好： 你女神的风姿已招我回乡， 回到希腊不再的光荣 和罗马已逝的盛况。
一切美景若具历史的回响、文化的意义，就不仅令人兴奋，更使人低徊。
何况欧洲文化不仅悠久，而且多元，“外遇”的滋味远非美国的单调、浅薄可比。
美国再富，总不好意思在波多马克河边盖一座罗浮宫吧
怪不得王尔德要说：“善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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