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谁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1881年9月25日诞生。
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
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
1904年，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
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
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
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陶行知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成就
一代宗师他为大清帝国谱写的国歌，仅仅传唱了6天，国歌竟成挽歌；他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引入中国，自己却难以适应时代的变迁；他不肯充当袁世凯的幕僚，却因“被签名”而上了复辟的耻辱柱；他通过翻译和办报影响了一代年轻人，但当政者从没有在意他治国经世的理想。
严复为大清帝国谱写的国歌，仅仅传唱了6天。
1911年10月4日，严复作词、“红豆馆主”溥侗作曲的，取代了之前的代国歌，成为法定的国歌。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
真熙皞，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几经推敲的32个字，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好运。
仅仅6天后，起义在武昌爆发，乱世的国运，已经经不起推敲。
人们还没有把这些复杂的歌词记熟，边远地方的人们甚至未及听到这段旋律，他们的兴致就被革命的热情裹挟而去。
国歌，竟成挽歌。
执拗的旧式文人 对革命不以为然起初，严复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不以为然，半年前的“”就以失败告终，革命党匆匆留下70多具尸体，曾经拒绝过慈禧太后招安的黄兴再度流亡海外。
尽管人们已经对帝国普遍失望，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稳定与繁荣，看起来又似乎牢不可破。
谁能相信，武昌的起义居然就能一蹴而就，甚至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迅速扯去了覆盖在孱弱帝国脸上的那张楚楚动人的画皮。
20天后，局势已经日渐失控，清廷发布诏书，希望能挽回民心，然而为时已晚。
对于清廷的迟钝，严复在写给英国驻华记者莫理循的信中颇有微词：“皇上发誓要永远忠实服从不久就要召开的国会的意愿。
他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他同意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这些姗姗来迟的誓言，已经无从重建公众对帝国的情感与信任，然而，严复却仍在固执地为立宪留存最后的希望。
尽管他一手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哲学引入中国，然而，对于一个失去帝王的中国，他依然无法想象。
就像张謇和梁启超一样，严复也将最后的赌注压在袁世凯身上。
人们一时很难理解严复近年来的转变。
袁世凯当初如日中天的时候，严复曾屡次谢绝他的邀请，不肯充当他的幕僚，以至于一向极善于用人、拉拢人的袁世凯，都失去了耐心，忿忿地发誓，“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
”然而，袁世凯后来被摄政王要求解甲归田时，严复却公开站出来讲他的好话，辛亥革命爆发后，更开始主动示好，似乎全然放弃了早年的气节。
严复显然没有放弃气节，他只是秉承着一个旧式文人的执拗。
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潮，并没有让严复看到国家的转机，他目睹的只有日复一日的混乱，接踵而至的危机。
举目天下，严复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严复别无选择，并且又一次一厢情愿地误以为身处局中。
思想上曾游移不定 回国后竟猛学八股严复的矛盾选择,源自他思想上的游移。
严复留学英国，学习的是轮船驾驶，但他却是那一批留英学员中唯一未上军舰供职的人。
据当年的留学监督李凤苞等人认为，严复的长项在理论、外文和交涉，“堪充教习”。
学成归国后，他长期担任水师学堂教职，为时长达20年，但并不如意。
留学英国的两年多时间，严复关心欧洲社会政治情形，旁听议会辩论，显示出强烈的兴趣。
然而，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执教时曾有“当年误习旁行书（即外文），举时相视如髦蛮”的诗句，对自己热衷西学似有悔意，以至于转向科举，“发愤治八比，纳粟为监生”。
从1885年至1893年，严复先后四次参加乡试，却均遭落第。
这既表明严复不甘于平庸，也说明了他在思想上的游移不定。
而甲午海战惨败后，清朝士林风气大变，思想界西风劲吹，严复才有机会发挥其长，翻译等西方重要著作，几年间名满天下，成为一代启蒙大师。
补白跟袁世凯搞复辟皮后锋著，颠覆了过去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严复参加“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是被“盗名”的，而实际上，严复参加“筹安会”基本上是自愿的。
该书还写到了一些对严复颇为负面的评价，比如，严复最亲密的学生熊纯如说：严复在西学方面，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不及，但在“勇德”方面，严复则远不如康、梁等人；而革命党人称严复：只晓得自私自利，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章太炎说严复：在政治上视汉人为猥贱，于革命、立宪非其所措意，在中国文史知识上是仅得句读而未领其要，在译介西学上是以与中学偶合为真为喜。
跟梁启超辩文风梁启超和严复有过一场有关文风的公开辩论。
1902年，梁启超在其所办的第一期上，撰文推荐刚刚出版的严复译著，但同时也坦率批评了这本译著的复古文风。
严复不接受梁的批评，他在答辩文章中称，他著作的读者范围，只限于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爱好，所以他主张文风复古。
这场论辩，虽由译著文风引起，但论辩内容，已经越出了这一译著文风的范围，实际上，这是梁启超、严复两种不同文风取向的冲撞。
在当时的主流文坛，严复、梁启超的文风取向都有同道同志，例如古文名家吴汝纶就支持严复，著名诗人黄遵宪观点就与梁启超一致。
误陷复辟漩涡隐于权力背后的改革派倒向袁世凯举荐梁启超民国建立之后，严复被迫与袁世凯捆绑得越来越紧。
他向袁世凯举荐过许多人，包括梁启超，他相信这个比自己小19岁的年轻人，像袁世凯一样拥有非比寻常的力量，在报章上，他曾无数次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所以他敦告袁世凯，“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他还警告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要接受革命党的条件去南京任职，否则凶多吉少，对此，张謇也持有相同的态度。
而袁世凯马上心领神会地找到借口搪塞革命党，态度坚决地留在北京。
民国初年，张謇、严复和梁启超，都热衷于政治改革，却又选择匿身于权力背后，三人之中，严复隐匿得最深，距离权力中心也最远。
日本汉学家佐藤慎一后来这样点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是贯穿某一特定的个人或党派的意志的革命。
革命以这种形式展开，就是革命派也不曾预想到。
辛亥革命是以各种各样的利害或疑惑为背景、以超出所有中国人所能预想的形式而展开的革命，在这种意义上是不可预期的革命。
相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权力之间的捭阖博弈，严复的想法则往往过于单纯，他的声望让他不可能置身事外，然而，他的执拗与天真又总是让他与时局格格不入，他曾试图影响这场“不可预期的革命”，却每每在意识到自己的边缘身份后马上选择了放弃，旧文人的敏感与自尊，塑造了他的性格悲剧，毕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局外人，满怀热忱，却又无能为力。
被唾弃的精神领袖 竟然为复辟而鼓噪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监督时，严复曾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一展身手的机会，接踵前来应聘和举荐的朋友们，也让他颇感欣慰，他以为这一次终于可以置身于漩涡的中心，力挽狂澜，他甚至满怀憧憬地策划了许多改革的计划，试图重整的风气，甚至试图以经学来统帅北大的文科，“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然而，他自身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以及来自革命党的抵牾，终究还是让他难以招架。
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写给袁世凯的呈文，让严复的处境显得更加尴尬。
蔡元培不动声色地向袁世凯暗示，任命严复，没有经过教育部提名及批准，流程上欠妥当，大总统不宜越俎代庖，“堂今拟改称为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各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
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校长”。
作为更名后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仅仅在任上逗留半年，便被迫辞职。
北京大学的崛起，还需要长达五年的等待，从海外归来的蔡元培亲自出任北大校长，才终于开创了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神话，那时，严复却被那些曾经景仰过他的年轻人们无情地唾骂。
他在为袁世凯复辟而鼓噪的“筹安六君子”宣言上被动地签名，成为他难以抹去的政治污点，许多曾经视他为精神导师的年轻人，转而开始攻击他。
从北京大学卸任后的严复，渐渐淡出了中国的教育舞台，转向了政治舞台。
民国三年（1914年），他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总统府外交顾问。
似乎与中国近代其他思想家如康有为、林纾等一样，严复晚年的思想趋于保守，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保守派。
而他遗言的第一条也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
信达雅严复（1854.1.8－1921.10.27），字又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学习。
思想家、学者、教育家、翻译家。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信”（faithfulness）是指能够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达”（expressiveness）是指译文应尽量保证通顺流畅，而“雅”（elegance）则是指翻译要有文采。
此后，中国的翻译家无不从这三条标准中起步，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
补白一度消沉吸大烟严复的留英同学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时，严复仍在北洋水师学堂充当教习，自感失落，一度消沉而吸食鸦片烟。
严复屡屡抱怨：“在北洋当差，味同嚼蜡”，甚至悲叹“四十不官拥臬比，男儿怀抱谁人知
”李鸿章得知后诚恳相劝：“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
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对此严复颇受触动。
辜鸿铭“杀严复”据说有一次，国学大师辜鸿铭与严复、林纾相遇，酒过三巡，一向好发奇谈的辜鸿铭突然感叹，如果我大权在握，一定要杀严复，诛林纾。
严复只是微笑沉默，林纾则惊问其故，我们三人毕竟是同乡，请你刀下留人。
辜鸿铭却毫不客气地回应，严复翻译《天演论》，国人只知道有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以致烽烟迭起，生灵涂炭；林纾翻译《茶花女》，年轻人从此着迷于谈恋爱，视礼教为无物。
不杀掉这两个人，天下不会太平。
辜鸿铭这一番话，足见严复与林纾的翻译对中国的影响。
严复的思想影响了梁启超、胡适、鲁迅、蔡元培、……魏源第二严复的理想加速了中国的觉醒，然而，它们也被罹患国难的激进的国人简化并扭曲为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这个一向主张仁义道德的国家因此所受到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
“进化论”后来甚至被引入一切领域，尤其是根本不能用“进化论”粗暴对待的文化与思想领域，为这个国家后来的命运埋下悲剧性的伏笔。
而《天演论》的观点在中国过于耸人听闻，又过于暗合时代的脉搏，以至于严复翻译的《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种种寻求富强与体制改革的探索，都被有意无意地漠视。
这些结果，都是严复无法预想的。
严复在翻译领域取得的成就，完全掩盖了他的海军将领的出身，许多年后，人们渐渐遗忘了，他曾与在甲午海战中阵亡的刘步蟾、邓世昌们是同学。
在欧洲留学时，严复的老师曾经告诉公使郭嵩焘，按照严复的才能，“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才”，他更适合做的事情是“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然而，他终究没有作为舰长死在海上，也没能如愿挽救垂死的帝国。
年老的严复对过去只留下悲哀的感叹。
史华兹写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像卡珊德拉似的站在一边，注视着不断增长的混乱。
在给他的门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他回顾了一生经历，痛苦地感到一生努力，只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恶名，既无厚禄也无高官。
”不过，他的笔还是激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果实。
他成为了他这一代人中的魏源，他的理想碎片将嵌进梁启超、胡适、鲁迅、蔡元培、这些后世的年轻人身上，只有到数十年后，人们才能真正感受到他残留下的能量，究竟有多么巨大。
补白中共出世前的先进代表对严复的历史评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话：“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
五四运动的感想．
谈五四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
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
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
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
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
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
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
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
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
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
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
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
』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
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
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
」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
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
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
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
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
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
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
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
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
在北京大学里，、刘师培、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
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
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
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
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
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
会一定等不及了呢
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
」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
」迄今三十二年矣。
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
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
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
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
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为什么
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
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
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
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
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
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
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斯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
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
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
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
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
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
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
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
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
「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
「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
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
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
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几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斯者也。
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
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
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斯主义者
」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
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
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
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
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
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
又如，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
」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
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
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
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
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
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
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
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
」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
「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
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
」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
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
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
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
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
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
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
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
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
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
我们不要做亡国奴
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
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
」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
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
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
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
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
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
梁实秋：我参加了五四运动 南方网讯 我那时候在清华学校读书，学校在北京郊外，我们只能在周末进城一次。
我记得第二天全体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体育馆前面，站在体育馆阳台作主席的是陈长桐。
我们这位老同学是天生的领袖人才，他说话有条理、办事有才能、为人有风度。
清华的学生在服装上和城里的学生不一样，平时都是布衣一袭，但是列队外出则颇为整齐严肃，高等科的学生一律着兵操军服，中等科的学生一律着童子军装。
我们列队进城受到盛大欢迎。
天安门前集会，被军警包围，拘送北大法学院，清华的同学亦在其列。
以后我们逐日派队进城参加游行，作街头演说鼓舞民众抗议政府。
这时候有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我们一涌而上，用旗竿打破了汽车玻璃，汽车狼狈而逃，我们不知道汽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我们觉得坐汽车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
这个运动由学生掀起，是自动的，没有人指使，也没有人操纵，只是爱国的热情表现。
所以等到学生运动扩展而为商人罢市，由北京而及于上海，这运动的目标初步达成之后，这运动也就消歇下去了。
但是影响所及，学生们醒起来了，五四运动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
一方面学生们的组织力加强，学生会纷纷成立。
以清华的学生会而论，其组织是颇为民主的，评议会的成员由各级选举，干事会为执行机构分组工作。
我们的学生会因为和学校当局龃龉，一连发生三次风潮，把校长三人逐出校外，其基本原因是当局的官僚作风未能因势利导。
全国其他各校也是事变迭起，秩序大乱。
但是在另一方面，学生们的思想开放，求知若渴。
对旧有的不能一律满意，乃欢迎外来的新的思潮，诸如政治学说、经济理论、文学、艺术的思想，纷至沓来。
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
曾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
后迁至台，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英语教研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
代表作有《雅舍小品》、《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
译有《莎士比亚全集》等。
主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
（编辑：姜志）
谁能告诉我鲁迅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自幼爱好文学，青少年时的理想是当作家。
而在那个年代中国大陆唯一的作家就是鲁迅，除了鲁迅，那时的教科书上找不到任何其它的可以被称为作家的人。
因此鲁迅曾一度成为我崇拜的人。
那时的我被灌输的鲁迅形象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魂”。
后来，在我读了大量的书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一切。
尤其是近年来网上大量的出现质疑鲁迅的文章，有些不能说没有道理。
于是我认真的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写下了这篇文章，目的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鲁迅。
一.世态炎凉的童年 鲁迅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进士，被政府认命为江西金溪知县。
原为清廷七品官，家境尚属殷实。
然而，鲁迅13岁时，周福清因儿子周用吉（鲁迅和周作人之父）多次乡试未能中举，因而谋图贿赂考官。
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等候处决，开初两年每次秋决之前，周家都要凑一笔钱打点刑部，后几年性命虽可无忧，人事仍少不得的，就这样花光了所有积蓄。
后改为 “牢固监侯”（无期徒刑）。
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大约在牢里受了气，又被革了功名，前途绝望，心绪极坏，竟然抽起鸦片，1894年病倒，初则吐血，复转水肿，1896年去世，寿仅37岁。
四年后，周福清逢大赦获释。
周家遭此大变，彻底破落。
受到的打击远不止于物质条件，贫穷自然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犯下杀头大罪也使许多人避之不及，但是，世人的鄙视远非都源自势利眼，科场舞弊之卑鄙无耻，也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
因此，鲁迅及家族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
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之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其实鲁迅最初还没有想学医。
1898年他18岁，1899年旧历12月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
矿路学堂只教出鲁迅那一期学生，便遭裁撤。
鲁迅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四顾茫然：“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
……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 二.东渡日本 1902年22岁时，鲁迅赴日本留学，乘日轮“大贞”号自南京过上海放洋，4月经横滨抵东京，未被军校性质的成诚学校录取（因为身材矮小
），改入弘文学院，那是专为留学新人补习日语和理化等科基础知识的学校，年初始设。
1904年，因不满东京留学生的浮嚣，鲁迅离开弘文学院，往本州宫城县首府、人称“学都”的仙台学医，仙台医专远不是一所知名学校，地处偏僻。
鲁迅选中的原因，可能如他在《藤野先生》所说，“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一个破落家庭的子弟，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同胞为伍，其强烈的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他在仙台却遇到了一位给他十分温暖的人，这就是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亲自校订鲁迅所抄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改正的讲义足足有三厚本。
藤野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对鲁迅严格和关心，而且，在生活生上也非常关爱，“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劝说”鲁迅，离开兼包囚人饭食的客店，认为他住在那里不相宜。
1906年，鲁迅要终止学业时，藤野先生脸色悲哀凄然，依依惜别。
对于尝尽世间炎凉的一个孤独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犹如获得了慈父般关爱的温暖。
鲁迅心中郁结的恋父情结得到了很大满足。
鲁迅后来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 鲁迅讲，促使自己终止学医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本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
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
”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 后来，许多研究鲁迅的人解释说，鲁迅当时认为，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这显然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
一个不能解释的事实是，鲁迅在1906年放弃学医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三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
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
而且，一呆就是三年
那段时间日本，尤其东京，是革命党的大本营，留学生多数有救国志愿，大批党人避难东来，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很多革命团体。
以乡谊为纽带，形成一个个山头。
蔡元培、陶焕卿、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之基干就是浙东人士，与广东人的兴中会抗礼，后合并为同盟会。
在东京期间，鲁迅与光复会一些人有一定交往，至于，他是否加入光复会，至今没有直接证据。
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鲁迅在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可以说明鲁迅退学的原因可能是学习成绩不理想。
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中7科总平均分仅65.8分，在同级142人中仅列第68名，鲁迅当时学得最好的是伦理学，得了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都仅是60分，而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还不及格，只有59.3 分。
这些课程都是学医的入门基础课，在一所二流的医专里，一开始就只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往后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三.不幸的婚姻 1906年，鲁迅的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甚至有人说亲见他带着日本妻子在神田散步。
家里早给鲁迅定了山阴丁家弄朱家女儿名安的为亲，闻讯大急，以“母病”赚他回国完婚。
鲁迅到家才知道上了当，为不忍令母亲伤心，只好任由摆布，举行了婚礼（时在7月6日，农历6月初6，鲁迅是年26岁，朱安29岁。
）但不肯圆房，婚后3日即再赴日本，这一去又是3年。
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婆婆，，独守空房，一等十三年。
十三这个年数很有趣。
江冬秀等胡适回安徽老家结婚，足等了十三个春秋，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而朱安则是在婚后，枯等了鲁迅十三载，可终究没换回鲁迅的心。
回国后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夫妇各处一室，休说肌肤之亲，每天话也少谈。
他的书房“大太太”是进不得的，她也全不能理解他在做着什么。
鲁迅对许寿裳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
” 1909年6月，滞留在东京三年后，鲁迅29岁，按照中国过去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他已经是30出头的人了，三十而立，而他依然没有工作，万般无奈只好回国了。
回国后先到杭州，经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的许寿裳举荐，鲁迅先做了该校生理学、化学教员，并负责在日本教习授生物课时从旁翻译，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正好同乡的绍兴人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由许寿裳介绍，应聘到教育部任科长，国民政府北迁后，鲁迅随至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
此后，他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内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一个科长级的区区佥事，没有得到任何升迁。
1925年，留美归国的杨荫榆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杨认为该校原来的学风不正，学生无故旷课现象十分严重，想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套管理方法整顿校风，却遭到许广平等一批学生的强烈抵制，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
之前，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对政治事态从来保持沉默的，这次鲁迅挺身而出了，成为闹事核心组织“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委员兼总务主任。
作为国家公务员，公开支持学生闹事，当然不能被当局所允许。
8月，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支持杨荫榆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
鲁迅不服，上诉法院，次年3月，法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鲁迅胜诉。
当年9月，受林语堂邀请，鲁迅赴厦门大学当教授，然而，仅仅干了三个月，到12月即辞职。
次年的1927年1月，鲁迅又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也只干了三个月，到4月即告辞职。
在广州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匆匆离开赶到上海。
鲁迅于当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住进了虹口日租界，直至1936年逝世，再没有迁居。
周氏一家团圆的岁月里，或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什么书，或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冷落”让朱安在这个家庭有点自卑，又或许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种与世无争性格，总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这个长嫂，没有顺理成章地当上家。
家庭的财政大权，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手里。
1936年，鲁迅去世。
北京方面的生活费，大部分是许广平在负担。
1943年，鲁瑞去世。
临死前，她让朱安千万收下原周作人每月给她的十五块钱，算是这么多年服侍她老人家的一个交代。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自身难保，哪里还能顾得上朱安
更何况朱安从心底里，大概也很抗拒收二弟的钱。
大先生走了，如今娘娘也走了，朱安的人生走到这儿，真的是到了恋无可恋的地步，人世间，仿佛也只剩下糊口这件事，可供她去操劳。
1947年6月29日，朱安因病去世，享年70岁。
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生前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鲁迅身边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她葬在鲁迅母亲墓的旁边。
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在她的生命里，几乎没有飞扬的时刻。
她仿佛是一颗锈了的图钉，最初被钉在哪里，一生就只能钉在哪里，无可奈何孤独老去。
她不过是想做一个孝敬婆婆、恪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她最大的愿望，也不外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只可惜，她是带着一双小脚被推进新时代的，她无力往前走。
四.兄弟反目的原因 鲁迅有一个“封建”的家庭梦想：肩起长子长兄的责任奉养母亲，扶持弟弟，一家人相处怡怡。
到京后，他开始四处寻觅房子。
1919年鲁迅终于买定鼓楼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落一所，稍事修葺后与三弟搬入，年底特赴绍兴接来家眷，至1920年3月14日以乡味家宴同乡同事15人，证迁居事成。
从此母亲鲁瑞、长子鲁迅、夫人朱安、二弟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及儿子、三弟建人、夫人羽太芳子及一双儿女一大家子熙然共处，鲁迅大约总可以满意的了。
八道湾可称豪宅，三进院落，空地极大，后院甚至还挖了荷池。
鲁迅自居中院西屋三间，母亲和朱安分住中院北屋西、东，两位兄弟在后院，中房是正房堂屋，吃饭时全家在那里聚齐。
这时的鲁迅，宛然一个力图重振家声的官家富户了。
鲁迅刚来京时仅靠60元津贴过活，4个月后支半俸125元，11月领到足薪220元。
这是笔不菲的收入，据陈明远统计，鲁迅在京期间官俸收入折成银圆约合33000元，另有后几年的稿费、兼课、讲学所得七八千元，总计4万有奇。
当时虽称物价腾贵，但银洋的购买力始终坚挺。
荆有麟回忆：“当时生活程度比现在低得吓人的北京，十个八个当十铜元，即能吃饱一顿饭，而两菜一汤颇为丰美的包饭，才出两三元钱一个月。
”八道湾偌大的宅院，购房全部花费一总算下来也不过现洋3990元而已，可见每月稳定收入二百几十元的生活是可以怎样的优裕。
1917年3月周作人入北大任国史编纂处编译员，9月聘为文科三等教授，两兄弟每月收入约600元，统交羽太信子掌家。
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段公案。
周氏两兄弟原本形影不离，携手前进，可突然失和。
周作人写一信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 这一封信拉开了失和的序幕，但只是结果，至于原因和过程则语焉不详。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
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
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说，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经人劝说他们才退下了。
关于社会上流传的兄弟二人决裂有几种说法： 一、经济说，似乎不合情理。
固然有经济纠纷，但只要分家就可解决，兄弟还是兄弟，为何会仅因经济纠纷相互怨恨一辈子? 二、偷窥洗澡说：也不合理。
信子是日本人，二兄弟也在日本呆了多年。
日本人合家洗澡时，男男女女，进进出出，非常随便，就算偶尔见光，也不在意，远没有中国人那种所谓的“男女大防”，看得那么重，二兄弟也不至于为此反目成仇一辈子 三、污陷说：信子污蔑大伯调戏她。
此点有可能，但二兄弟都是有高度智慧的理智的人，作人怎么会不会调查就完全相信?而鲁迅也不作任何辩解? 四、私情说：即鲁迅在日本时，本来就和信子有私情，但鲁迅本人已订婚，就把信子介绍给弟弟，而作人婚后，鲁迅仍然和信子私通，而这一切，作人完全不知情，最后由于经济纠纷，信子一气之下，把这一切告诉给了作人，使作人感到蒙受奇耻大辱，才与鲁迅断交，并怨恨鲁迅一辈子，至死都不原谅。
这也只是一种推测，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有一些丝蛛马迹相印证。
而且很符合作人那封绝交信的语气。
此外，还有一点旁证，即当事人此后都闭口不谈此事。
张凤举、徐耀辰两位调解人直到死都不与人谈周氏兄弟之事。
要知道，解放后，鲁迅已被当局当神对待，谁敢说半个不字，正因为此，两位为了免遭杀身之祸，故只能将秘密带至坟墓。
如果只是钱，谈谈又何妨
五.拒绝诺贝尔奖的真相 瑞典有一位出色的探险家、勘测学者、瑞典学院院士斯文.赫定（Sven Hedin)，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杰出人物，自1890至1935年先后5次来华，对中国西部和中亚的亚洲腹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测，成果累累。
他足迹遍布甘、新、藏，几度穿越塔克拉玛干，发现了楼兰、尼雅、罗布泊小河村5号墓地，找到了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头，作为西方人第一个进入日喀则。
他填补了亚洲地图的大量空白，留下28卷探险报告和千篇论文。
1926年12月20日带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来到北京，以建立柏林—北京—上海航线为主要目的，申请对中国西北来一回大考察。
那时北京直奉联合政府正自懵懂，摄政的内阁内困于派系争斗，外苦于应付北伐，哪里有精力来加理会，政府方面既不可恃，一切学界自为，北大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等学术团体11所代表二十余人于3月5日集会，制定文物保护6原则，发表“反对外人随意采取古物之宣言”。
赫定为了加强谅解与合作，在他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意与中国学界经营感情。
他向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代表刘半农透露出来，自己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可以替中国设法竭力运动诺贝尔奖金，半农以为，中国作家能得诺贝尔奖自然是大好事，以文学成就言，最佳人选是鲁迅。
半农嘱伯简出面同鲁迅函商，“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如将参评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之类”。
9月25日，鲁迅在广鸿安旅店回答伯简说：“请为我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
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
”而当时拒绝诺贝尔奖的不仅是鲁迅，还有胡适。
1年半后的1929年2月底，胡适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遇见似乎打定了主意要帮中国一把的赫定。
胡适的风度不减于鲁迅：“火车上熟人最多，有美国公使，有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有陈万里、杨宪武等。
Hedin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18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
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
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
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 很多人故意忽略了以下事实：赫定所建议的，只是向评委会推荐。
赫定身为瑞典学院院士，他是有这资格的（按诺贝尔文学奖章程，具有推荐资格的人是：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各国文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者；各国高等学府中语言和文学正教授；各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副主席），不过推荐程序颇严，必须提交正式推荐书并附该人原著或译本，由个人签署后，于每年2月1日午夜前送达瑞典文学院，至此为“提名”。
而提名与获奖又不是一回事，评委会要对经初审的作品详加评选，评委共18人，每人只有一票。
历史上，有提名十几二十年才能获奖的，有提名十几次而终于铩羽而归的，鲁迅拒绝的时候，是连提名都没有进。
而获得当年（192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名叫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法裔犹太人，著有《笑的研究》、《时间与自由意志》、《创造进化论》、《生命与意识》、《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是所谓直觉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并且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现在人们总受困于“诺奖情结”。
那100万美元奖金不算什么（事实上还是很算什么的），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得不到西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凭个人才华和思想就能搞出名堂的事情，在文化积淀何等深厚的中华，一百多年来怎么就连个诺奖都拿不到呢
于是人们难免质疑诺奖的代表性和公正性，一面不无遗憾地说起当年我们曾经有过机会，并且强调说，那是鲁迅自己不要的，这多少带着些阿Q的味道。
至于那些说什么鲁迅不愿为国民党反动政府脸上贴金，或者说鲁迅“严正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帝国主义阴谋分子的诱惑”，怕是说话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吧。
六.最后的日子 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后，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开始与许广平的同居生活。
入住虹口地区的日租界内。
此后在上海的9年，是他生命中的最后9个年头。
10月8日，鲁迅偕许广平从旅馆迁入景云里，一住近3年。
他除了“终日伏案写字”，编辑那些因被查禁“有始而无终”的刊物，也曾走去附近的内山书店、商务印书馆买书读书，那3年，他除了在沪上各高校奔走演讲，还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遭国民党当局秘密通缉，开始了在上海的第一次避难。
也是在那3年，一个小生命闯进了鲁迅的岁月。
1929年9月，周海婴出生在福民医院。
鲁迅说，“因为是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
” 1930年5月12日，为躲避通缉，鲁迅一家迁至由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出面租的拉摩斯公寓。
这幢因建造者英国人拉摩斯得名的大楼，今天仍伫立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只是名字换成了川北公寓。
鲁迅在拉摩斯公寓的3年却不平静。
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在沪被捕。
鲁迅也上了搜捕名单，不得已二次避难，举家移居花园庄旅馆。
1933年4月11日，鲁迅搬入大陆新村9号，他病逝的地方。
网上抨击鲁迅最多的就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日子。
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蒋光鼐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
并向全军发出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攻击时，应全力以赴，奋起反击。
在淞沪抗战最激烈的时期，上海民众在中国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
而此时鲁迅却迁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里避难了。
1月29日，19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沉沦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
鲁迅日记记载的只有简短的一行：“晴。
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
夜雾。
”2月6日记载“旧历元旦。
昙。
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
” 2月16日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
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颇有点商女亡国后庭犹唱的味道。
当时，19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抗战之始，已被拖欠军饷八个多月。
装备很差，甚至没有棉衣，也缺少手榴弹。
大冬天有的福建士兵穿着短裤战斗。
在当时19路军武器装备落后，以最多不过四万人的长枪、机关枪和手榴弹，对抗日军装备齐全的飞机、军舰、大炮、坦克等应有尽有的八万多人。
当时全上海市民踊跃为19路军捐衣捐物，才让19路军的勇士穿上棉衣。
但是在这两个多月的鲁迅日记里，没有见过曾经捐款的记录，也没有捐物的记录。
在淞沪抗战的两个月里，内山完造回到日本，鲁迅基本成了内山书店的短期老板。
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有三个员工，每人每月薪水是15元，全部由鲁迅垫支付。
能够给员工开支工资，而没有为19路军捐款，真是让人费解。
民族危难之际，鲁迅没有危难；在全民抗战之际，鲁迅东篱悠然中。
或许这段历史，是横眉冷对的鲁迅一生中的一个谜。
有几点疑问写出供大家参考： 1、鲁迅被日本人害死的
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里说，治疗他的须藤医生，在上海只给他一个人看过病，鲁迅死掉，他从此人间蒸发了，解放后许广平曾经到日本寻访，都没有找到这个人。
须藤犯了许多有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在鲁迅患病期间，史沫特莱请过教会的美国医生给鲁迅看过病，诊断鲁迅当时不过是肋膜积水，抽掉积水，再活十年没有问题。
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然而，鲁迅还是选择了须藤。
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
2、内山完造是何许人也
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
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
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
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
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
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
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仅是一篇普通文章，不一定可靠。
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这些都很能证明内山完造确实很有背景。
3、鲁迅同日本人的关系 鲁迅死后，鲁迅的挚友内山完造匆忙赶回日本编纂鲁迅文集，只要四个月，日本就出版了《大鲁迅全集》，比延安出资印刷的中国人出版的第一部《鲁迅全集》还早一年。
在抗日战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四十年代，日本依然出版了三部鲁迅传记。
日本在45年初出资创作了以鲁迅的《藤野先生》故事为蓝本的《惜别》，文中借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表现“大东亚亲和”，宣传日本侵略中国的合理性。
这些都是为什么恐怕没人说得清。
七、后记 终于写完了这篇文章。
鲁迅是什么人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对鲁迅从崇拜到怀疑。
我的思想不被任何人左右。
但我应该把真相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
毕竟中国人在偶像面前跪的太久了，该站起来走走了。
从来没有在电脑上写过这么长的文章，真有点累。
2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