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著《变形计》的内容梗概以及读后感
《变形记》（德语Die Verwandlung，英语The Metamorphoses）卡夫卡短篇代表作，是卡氏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
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
格里高尔变甲虫后的心理变化大致是这样的：a 格里高尔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
他惊慌、忧郁。
他回忆过去的生活，怨恨自己的“累人的差使”，为还清父债而苦干。
他清醒地想到起床，赶车上班去。
父亲发现他变成大甲虫，露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赶他回卧室。
他谦恭地恳求，尽快回屋，免得父亲生气。
他忍辱负重，还不忘顺从父亲。
b 为家庭经济状况焦虑，自我责备。
格里高尔失业在家，过着甲虫生活，只能爬来爬去。
但是，他为家庭经济状况焦虑，还想着给妹妹实现“美梦”。
他想着，父亲老了，母亲生病，妹妹还只有17岁。
他一听到家人出去做工挣钱，就“羞赧和伤心得浑身燥热”。
他“受到了自责和忧愁的压抑”，“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开始绕着他旋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
c 受重伤后，被亲人厌弃而绝望，心态走向平和。
一只苹果砸在背上，身受重伤，格里高尔终于被妹妹厌弃。
妹妹一再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
格里高尔“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
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
格里高尔异常冷静，他在绝望而又平和的心境中死去。
面对变形，面对亲人厌弃，面对死亡，格里高尔惊慌、痛苦、绝望，最终平静地死去。
从这一点看，他还是一个清醒、坚强的人。
格里高尔的人格形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挣钱养家，显示他忠厚、善良而富有责任感的个性，一是争取自由，还清父债而追求时来运转，自由独立，最终在无奈与平和中追求另外一种超脱——死亡。
格里高尔同家人应该互相热爱，互相帮助。
可是，亲人们认为格里高尔不能再养家，把他看做累赘，最终抛弃了他。
格里高尔死去，亲人们也不悲痛，反而去郊游。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机器生产和生存竞争的高压下，人被异化为非人，人的本性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人接受不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容纳不了人。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也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的异化，人性异化，人际关系异化。
在金钱和私利面前，小说表现了两种异化：格里高尔的异化，人变成甲虫，本性也变了，从挣钱还清父债、争取独立自由变为安于甲虫生活的自轻自贱；以妹妹为代表的亲人异化，亲情变成仇情，善良变成冷酷。
小说正是通过表现人的异化来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社会本质。
荒诞、变形和写实的艺术手法小说描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世界。
“真实”是因为作者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前具体的生活细节和变形后逼真的心理状态，使人感到他所处的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的世界；“荒诞”是因为故事的整体框架是以象征手法构建起来的，这个故事框架——人变成虫的逻辑结构本身是非真实的，它只是用来寄寓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对外部生活的真实模仿。
作者不是让人们去接受人变成虫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去体察和领悟其超现实的精神状态和深层心理 —情感，去寻求荒诞中的本质。
因此，人变成甲虫是人类精神世界遭致扭曲、异化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及其由隔膜所造成的孤独、绝望情感的折射。
格里高尔一夜间由人变成大甲虫，情节是荒诞的。
情节发展，他与家人的冲突，更是荒诞的。
甚至有的艺术细节也是荒诞的：一只苹果打在格里高尔的甲背上，陷了进去，一个多月，还烂在甲虫背上。
在日常生活中，一家人平平淡淡，温情脉脉，矛盾、人性都显示不出来。
养家人格里高尔突然变成甲虫，失业了，还成了累赘。
这个情节把矛盾激化了，冲突起来，个性、人性都立即显示出来。
文学艺术是虚构的艺术，作家大胆想像，虚构出荒诞的情节，推动人物之间的冲突，表现人物的个性。
母亲的无奈，父亲的狂怒，妹妹的厌弃，撕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家庭表面温情脉脉的面纱，显示了人际关系的自私、冷漠和残酷，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和弱肉强食、唯利是图的社会本质。
荒诞、变形的情节为什么在读者的体验、联想中觉得真实可信呢?这是因为作者在整体荒诞的情节中运用了细节真实和心理真实的手法。
写甲虫的行动，是符合甲虫的习性的；写甲虫的思想感情，是符合格里高尔这个人的言行逻辑的；写亲人的变化，也是符合社会生活的。
这种荒诞、变形的艺术构思和写实的叙述方法的结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使作品荒诞得令人震惊和信服。
另外，《变形记》还有自身独特的叙述语调。
在作品中，卡夫卡的叙述语调平静得近乎冷漠。
人变成甲虫，本来是一个凄惨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但作者以不动声色、不动感情、不加议论的平静笔调写出，给人一种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感觉，这不禁更加令人警醒：当可怕变得平庸时，平庸就成为了更加可怕的事实。
由此激发读者去思索人的生存现状以及改变这现状的问题。
解析“异化”第一层含义是格里高尔由人到虫的“变形”，即生理“变形”。
它象征性地说明了社会环境对人构成的积压以及人承受不了超量的社会重负而走向人的反面。
第二层含义是由格里高尔的身体“变形”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状态的“变形”，即经济“变形”。
第三层含义是由格里高尔生理“变形”和萨姆莎家经济“变形”所引起的格里高尔家人的心理“变形”。
它集中反映了西方社会环境的浊化、人际关系的恶化以及亲情关系的异化。
如果说第一层关系是因的话，那么第二层含义是果；若第一、二层含义是因的话，那么第三层含义是果。
这三层含义依次延伸、发展，构成“变形”含义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
情节和主题《变形记》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
小说分成三部分，用一、二、三标明。
课文节选了原小说的一半内容。
第一部分，写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惊慌而又忧郁。
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的卧室。
第二部分，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人的意识。
他失业了，仍旧关心怎样还清父亲欠的债务，送妹妹上音乐学院。
可是，一个月后，他成了全家的累赘。
父亲、母亲、妹妹对他改变了态度。
第三部分，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
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走。
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他怀着深情和爱意想他的一家人”，“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
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
情节的发展由两条线索交互展开：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成为累赘——绝望而死家里亲人：惊慌、同情——逐渐憎恨——“把他弄走”格里高尔自始至终关心家庭、怀恋亲人，可是亲人最终抛弃了他，对他的死无动于衷，而且决定去郊游。
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
《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
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
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
变形记 读后感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这种变形，看似荒诞，违背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却并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
主人公格里高尔原本是一个善良、忠厚而又富有责任感的小人物，辛勤工作赚钱养家，受尽劳苦毫无怨言。
然而一夜之间变成一只无法再养家的大甲虫，于是成为了这个困窘家庭的累赘。
本来平平淡淡，温情脉脉的一家人，也在日日夜夜间发生了质的变化。
他的心理始终保持着人的状态，他的意识即是小说的主体：他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时的惊慌、忧郁，他考虑家庭经济状况时的焦虑、自责，他遭亲人厌弃后的绝望、痛苦，渴望人的理解和接受，只是这种愿望终于被彻底的绝望所代替，弥漫在人物心头的是无边的孤独、冷漠与悲凉。
同时所反映出的，并与之相对的是格里高尔家人们对于他的情感心理发生的变化——从惊慌、同情，到因他的存在增加的负担和引来的无限麻烦而逐渐憎恨，再到忍无可忍，对他的死无动于衷，更决定去郊游。
这种残酷的人情反差，是因为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压迫造成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失去自我，人性扭曲。
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而人们开始彷徨。
一旦遭遇不幸，就不再被社会承认，失去作为人的价值，便被外部世界认为“非人”。
于是，社会地位，人情，乃至尊严，都被剥夺殆尽。
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
”一旦切断共同的利害关系的维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
人总是那样孤独的动物，彼此之间，很多时候，实质是陌生与隔膜。
这一点，哪怕是今天看似平静和谐的社会，恐怕也仍然存在着，并会一直在人性中存在着。
卡夫卡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他似乎通过《变形记》暗示我们，一旦自己作为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他最爱的妹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孩那样厌弃他的。
事实上，现实正是如此，他因严重的肺结核而去世，死前在家中地位可谓全失。
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也许有时候，荒诞与现实，只是一层纸的距离。
于是有一个问题在我们迷茫的目光前变得异常尖锐：当我们丧失了人的一切自主性，无法与其他人正常交流，面对日行渐远的昔日亲友，却无力改变自己遭到冷落甚至鄙夷与嫌弃，我们，该怎么办
又有谁为我们取走在背上留下伤痕的苹果，在它腐烂变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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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变形记》究竟预示着什么
是一场恶梦，还是想说明人类无法抗争的现实。
它引起了我的思考。
《变形记》的故事情节荒诞，恍惚间像在梦中：格里高尔是位平平常常的小公务员，在某天早上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他痛苦、绝望，家人从震惊、恐惧到冷漠、厌烦。
读到这些首先让人产生厌恶感的是卡夫卡塑造的大甲虫以及它身上的烂苹果，在他的笔下我仿佛看到了“格里高尔脸形削尖，双眼鼓胀，背负着沉重的甲壳缩在萨母沙屋内的一角，它静静地注视着世界，神情恐惧，绝望而茫然。
之后，他颓然无力地垂下头，在这个世界上呼出最后一口摇曳不定的气息……同时格里高尔变成虫，是那么无奈和痛苦，旁人对它是冷酷的，就连家人也因此逐渐疏远他，经历最初的恐怖之后，起初家人仍没有忘记他曾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母亲试图关心他，却不敢接近他，父亲憎恶他这个可怕的东西，屡次攻击他，伤害他，并在最终直接导致了死亡。
唯独格里高尔的妹妹，聪明的葛蕾特敢于接近关心他，可却无能为力。
最可怕的是格里高尔本人，他试图靠自己改变一切，甚至想重回旧职，可在小说构建的被异化的环境中，一切抗争都变得徒劳。
结果他死了，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他那种被异化的社会生活经历，则使人产生心理上的厌恶。
没有亲情，只有痛苦、孤独。
读完这个故事，我就感觉-卡夫卡其实就在写自己，你瞧故事主人公与他的生平，经历是多么相似，在他的一生中，他活得就像一只虫子。
卡夫卡喜爱文学，很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是现实没有让他如愿，因为他和家人要生存，不得不成为一名保险公司小职员，整天奔波劳碌，忙得不可开交。
他害怕孤独，渴望爱情，曾三次与女友订婚，最终也没有结婚。
不知为什么，他内心总充满这样的矛盾：没有她我不能活，和她在一起我也没法生活。
在这样顾虑重重下，他始终没有勇气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
素不知，只要他有勇气，就能够幸福，所以性格上，不能不说他是个怪癖的人。
他的一生是一场悲剧。
卡夫卡父亲专横粗暴，在他强大的阴影下，他觉得自己很渺小，而且充满自卑，以致使他完全失去了自信。
故此，他缺少一个健全的人格，孤独懦弱的个性使他总有一种负罪感，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看到了人生的无意义，看到了世界上做人的卑微，更看到了世界的荒诞。
卡夫卡生活和创作主要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衰败，这一切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
由此，不难理解他的作品为什么那么荒诞，他是依梦而作，这种荒诞来自于生活的现实，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而非天外。
卡夫卡创造了象征的世界来表现被异化的人的困境，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天空永远是灰暗的，与世界隔着窄小门缝，身处无可名状的绝望和令人羞愧的寂静，还要用触角饱尝羞辱后的气噫，包围他的是冰冷的情感，感觉呈灰绿色和褚褐色，着实向来让人恐怖。
格里高尔的背后隐藏着卡夫卡式的无奈、痛苦、忧郁。
难道我们没有卡夫卡式的痛苦吗
应该说时常存在，卡夫卡作品中含有的空虚、固执的怀疑，向前追求一种无信仰的安全感。
这种焦虑，正是人类文明不曾隐去的痛苦，这种痛楚并没有因为文明的日趋完善，人类改造能力的日益增强而减弱，反而愈加凝重。
作为对人类改造的回报，一次次的自然灾害，疾病横行，真是对人类莫大的讽刺。
曾经我们将一棵棵树木伐去，盖上摩天大楼，并惊呼，我们创造了新世界，可转瞬，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沙尘暴接踵而来，我们又不得不一株株种上，毁屋种树，退耕还林，一切都没变。
反反复复，矛盾中我们的创造是徒劳。
生活中，我们在重复着父辈们的生活轨迹，结婚、生儿育女。
家庭、工作，时常困扰我们的是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角色，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矛盾。
人到中年，我们更能读懂卡夫卡的精神世界，读书时我们憧憬着未来的美好。
毕业后，我们为了寻找工作，四处碰壁，于是我们改变了原来的思维模式，屈就于社会对我们的选择，可是心理的那种沮丧，不是几杯酒可以消除的。
索性，我们比卡夫卡会生活，会寻找生活中新的平衡点来满足自己，我们有知心朋友，有烦恼时可以一吐为快，来自社会上的压力，我们会自觉地去化解它，我们比卡夫卡更了解自己，学会洒脱，不会自闭。
我们应该感谢卡夫卡，《变形记》这个现代派经典文本所揭示的真谛，尽管隐藏得很深，被踩踏得很模糊，宽泛得无所不在，但总是如钝斧一下下坚持敲打着地面，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
它让我们懂得思考，从另一种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曾几何时，被儒家经典“中庸之道”又重新被大家接受，并美其名曰：和谐。
无论是人与人，还是人与自然，只有和谐，我们才会有所作为。
这时我想起诸葛亮的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相信我们在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之后，心灵上能够得到宣泄，然后平静下来，理清思绪，让我们的路越走越平坦。
《变形记》主要讲了什么
《变形记》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夫卡于1912作的，它给读者的第一个突象，就是荒诞不经。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
一天早晨，他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公司秘书主任为他没上班找上门来，父母和妹妹也急来询问情由，都见状大吃一惊。
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终于受尽亲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细的写实手法，逼真地描绘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在言行习惯、饮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活画出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屎蜣螂”的丑恶形象。
人，突然变成了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保留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
这是一只地道的甲虫，却具有美好的人性。
外形丑恶，内心善良，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
虫形而人心，这是比加西莫多还要奇特的一个艺术形象，小说就是以格里高尔这样一个“怪物”为中心人物，写他变形后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基本情节神秘而离奇。
但是，作者并不是为荒诞而荒诞，其中存有深意。
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
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
在《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
这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与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
这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瘫痪，或出了事故，成了残废，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药，或有了什么过失，出了问题，等等，那我们就一点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
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
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
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
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
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
这样看，才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
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
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
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能说没从此得到启示。
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变幻，纯出于偶然，缺乏社会的必然性内容；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
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他们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
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图景。
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其深刻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谁也料不到有什么无妄之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
这种灾祸之来如同一场噩梦，等你清醒过来，人事已非，身同隔世。
格里高尔之变形就是如此。
这变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灾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
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
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
”作者只变格里高尔之形，而不改其受压抑的小职员的身份与性格，正是为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惨。
再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个敌视他的陌生世界处于对立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
小说借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格里高尔变形前，维持着一家宁静温饱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关系挺热火的；一旦变形，这种热度就急剧下降，以至冰结。
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一具甲虫的躯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
昨天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玻璃墙。
生活在亲人之中却举目无亲，孤苦无合，这该是一种多可怕的孤寂
小说从格里高尔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切从他的眼中见出，通过他的心理活动的折光来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孤独感。
诚然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希望他能够好转，但这主要还是怕他丢了差使，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丑”，有损他们的名声地位。
及至好转无望，则视为祸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
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亦非死于他人的迫害打击，而竟死于自己亲人之手，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人们之手，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吗
作者以犀利的笔力，透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现实本相。
骨肉至亲尚且冷酷如此，其他关系可想而知，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变形记》所提出的问题，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这些作品有的也极尽夸张之能事，但都采取了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为什么偏要用如此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严肃的问题呢
我想至少有这样的作用：其一，是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
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视为正常。
直至有大跌宕，把涂在生活表层的粉饰剥落，才现出其全部荒谬性来。
让人物变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饰、揭矛盾、表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的一种特殊手法。
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怎能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极端虚伪性及其利己主义本质。
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
其次也是为了强调，使问题显得特别尖锐突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
人的异化尽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
在《变形记》中，由于这种不无怪诞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异化世界被置于使人们能够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
人变成了甲虫，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
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
唯其荒诞之中有真实，涵深义，才能使读者如此震惊，久久沉思。
由于作者力图寓严肃于荒诞之中，《变形记》在艺术上相应地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现实与虚幻的结合。
人变成了甲虫，这是虚妄而不可能的。
甲虫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更是不可思议。
然而就构成这样一个特殊甲虫的材料而言，又无一不是现实的，写得真实生动，活灵活现。
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总的说来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
用写实的手法叙述反现实的事件，让非现实的人物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现实的因素与虚幻的因素如此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构成《变形记》新奇怪诞的风格。
（2）借虚妄写真实，于“正常”见反常。
格里高尔不幸变甲虫而死，这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悲惨命运。
格里高尔死于自己亲人之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
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各有不同，但随着格里高尔的病态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逐渐变得一致起来。
这说明，不论什么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问题的严峻性就在这里。
作者把这种冷酷的利害关系写得这么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为了揭露人们都已习惯了的“正常”关系的反常性，以引起人们的觉悟和思考。
（3）叙而不议，含而不露。
《变形记》是一个悲剧。
可是作者在叙述格里高尔的不幸时，却采用了四平八稳的笔调，不动声色，不带感情，不发议论，也不作任何评价，这种客观冷静，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却使这篇小说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
由是我想起高尔基致契诃夫的一封信，高尔基说：“您可知道，在您的戏中，我觉得您处理人物比魔鬼还要冷酷，您对待他们像风雪一样的冷。
”可就是《万尼亚舅舅》这个戏却使高尔基感动得哭了。
卡夫卡并不像有些作者那样重视作品的共鸣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唤起读者的思考，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作品中不倾注自己的感情。
卡夫卡把自己的爱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银泻地，不露痕迹。
他竭力隐蔽在自己所描绘的图画后面，用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体系给读者造成一种悲惨压抑的总印象。
难怪我们读后就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似的。
（4）鲜明强烈的对比。
一是爱与憎的对比。
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
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
再是变与不变的对比。
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
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这也是一种对比。
通过这些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析。
由于以上特点，使得《变形记》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当然，《变形记》也有不足之处。
作者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然而他所注重的只是“结果”，却没有正面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原因，更没能指出摆脱异化的出路。
这与卡夫卡在创作上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以及他世界观中悲观厌世的思想分不开的。
他说：“我着重的只是进行写作的那些瞬间”，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帘的东西，都只是从半腰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视野的”。
他对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厌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
他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
”这些思想上的弱点，使他的作品蒙上阴沉灰暗的色调和神秘晦涩的迷雾。
但是，卡夫卡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那个奇形怪状的社会现实，为被损害的孤苦无告的受难者呼唤着同情、怜悯和援助，提醒人们重视这些问题。
卡夫卡的变形记应该如何理解
一、卡夫卡的《变形记》理解：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
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
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
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
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
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
《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
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
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
二、作品简介： 《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短篇小说。
《变形记》在整体上是荒诞的，这个看似荒诞古怪的故事正是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写照。
在金钱社会中，竞争异常激烈，生存的压力使许多人精神被扭曲、摧毁。
《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
当萨姆沙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那薄情寡义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
当有一天他变成了甲虫，丧失了劳动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
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
渐渐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
卡夫卡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调，用象征、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变成甲虫事件”进行艺术再造，使作品呈现出荒诞、不可思议的基调。
《变形记》中萨姆沙的遭遇即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处于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象征。
小说以主人公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社会生活。
《变形记》完成于1912年，1915年首次发表在月刊《白色书刊》10 月号上。
三、内容梗概： 《变形记》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推销员格里高尔某天早上醒来后变成了甲虫，这一变故对其本人和家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格里高尔彷徨惊慌，忧郁无助。
而此时并未得到帮助的他被激怒的父亲大怒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在生活习惯上已然成为甲虫，但是仍然具有人类的意识。
虽已失业的他，仍旧关心父亲的债务问题，怎么样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关心家里的各种琐事。
数日之后，全家人都将格里高尔视为累赘。
父亲、母亲、妹妹对他以往的态度转变成了厌恶，嫌弃；第三部分了能够继续生存，除了格里高尔全家人只能打工挣钱，对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忍无可忍。
妹妹提出将自己的亲哥哥赶出家门。
格里高尔在亲情冷漠的情况下饥寒交迫，并且患病在身，但仍心系家人，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带着满腹的担忧和内疚看着家庭的不幸，而更不幸的是他终遭社会和家庭的唾弃，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四、作者简介：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地利作家，20世纪德语小说家。
作品有：《美国》、《城堡》、《诉讼》、《变形记》、《判决》、《饥饿艺术家》、《一次战斗纪实》、《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城徽》、《塞壬的沉默》、《一道圣旨》等。
变形记里面讲了什么啊
《变形记》（德语Die Verwandlung，英语The Metamorphosis）卡夫卡短篇代表作，是卡氏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地利小说家，20世纪德语小说家。
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人言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
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赢得世人惊服，与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等并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驱和大师。
1909年开始发表作品，1915年因短篇小说《司炉工》获冯塔纳德国文学奖金。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
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谴忧郁苦闷的手段。
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
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
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
卡夫卡变形记图书图片(20张)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
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
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
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他生前在德语文坛上几乎鲜为人知，但死后却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成为美学上、哲学上、宗教和社会观念上激烈争论的焦点，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论年龄和创作年代，卡夫卡属于表现主义派一代，但他并没有认同于表现主义。
他生活在布拉格德语文学的孤岛上，对歌德、克莱斯特、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托马斯·曼等名家的作品怀有浓厚的兴趣。
在特殊的文学氛围里，卡夫卡不断吸收，不断融化，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风格”。
他作品中别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东西就是那深深地蕴含于简单平淡的语言之中的、多层次交织的艺术结构。
他的一生、他的环境和他的文学偏爱全都网织进那“永恒的谜”里。
他几乎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在观察自我，在怀疑自身的价值，因此他的现实观和艺术观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深邃，甚至神秘莫测。
布拉格是卡夫卡的诞生地，他在这里几乎度过了一生。
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他移居到柏林，试图摆脱不再是卡夫卡的布拉格。
不管怎样，跟他的同胞里尔克和韦尔弗相比，卡夫卡与布拉格保持着更长时间和更密切的联系。
在这个融汇着捷克、德意志、奥地利和犹太文化的布拉格，卡夫卡发现了他终身无法脱身的迷宫，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命运。
《变形记》 这是一本打开之后即会受到教育的好书 一个小人物，一个偶在的个体生命，其命运就是如此地充满了偶然性、荒谬性，其人生悲剧就是如此地不可预料、不可逃避，更谈不到积极地给以预防。
20世纪世界10部影响深远的小说之一 影响历史进程的100本书之一 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祖师，《变形记》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如果你想了解现代主义文学，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反复阅读《变形记》开始。
在本书中卡夫卡描述了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这正是著名小说家卡夫卡的天赋之所在。
阅读《变形记》，有一种思维的乐趣，有一种睿智的感觉，思想上的所得显然多于心灵的收获，能从那极度的变形与夸张里体会到生命的悸动与冲突。
本书比较完整地代表了卡夫卡的思想深度与创造特点，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
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
--青年作家 郗晓波 在描写人被物化的作品中，奥地利著名的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1912年完成的中篇小说《变形记》，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描写人被异化的杰作。
--知名教授 刘建军 西方文坛推崇卡夫卡是本世纪最佳作家之一，并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卡夫卡是首先会想到的名字。
尽管这些赞词未免有过甚其词之嫌，但以《变形记》为代表的卡夫卡的作品，的确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以至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和讨论其作品的卡夫卡学。
--《影响历史进程的一百本书》 如果你读书是为了找乐赶时髦，卡夫卡的《变形记》绝对不适合你，不适合你美酒加咖啡的浪漫。
书中荒诞的痛苦，会将你刚刚举起的酒杯轻易击碎。
如果你不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此书可谓精彩至极，可反复阅读、细细品味。
--《卡夫卡传》 陌生的卡夫卡 什么是好小说?这是个永远可以谈论却又永远难以求解的问题。
但好小说不一定是好看的小说，不一定适合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因为好小说都是新鲜的、独特的。
它在与传统阅读习惯对抗过程中提供了新的艺术因素，使习惯于传统阅读的读者不得不陷入难解之谜的深渊，所以也往往给人们留下了不怎么好看的印象。
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对读者是一种智力、情感上的挑战，因为他的作品是文学上的一个变数，很陌生，用传统的阅读方法很难解读。
《变形记》超越时空的限制，对事件的交代极其模糊，不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
甚至泯灭了幻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虚幻与现实难解难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了。
看来，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
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像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不为人知的方面。
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探究存在之谜的，但他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可视的内心生活--人的内心同样作为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
他的《变形记》就是以深邃的寓意体现人类的某种常常被遗忘的存在状态。
卡夫卡的小说是梦与真实的绝妙混合。
既有对现代世界最清醒的审视，又有最疯狂的想像。
所以如果我们联想一下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情，当我们自身的存在被一些谁也无法预料、无法逃避的境况所决定时，生活的荒诞与这个故事的荒诞就有了一种比拟的联系，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尖锐了：当我们突然无法动弹，在完全无能为力，丧失了人的一切自主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卡夫卡的小说带出了我们深深的疑问。
显然，在如此荒诞的突变中，卡夫卡敏锐地觉察到现实生活某些带本质性的问题，才用这种象征、夸张甚至荒诞的手法加以表现。
卡夫卡冷峻的眼光聚焦的是真。
在他看来，真若要体现，就必须借助于丑。
于是《变形记》中出现了大量的丑陋的意象，卡夫卡毫不客气地放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似乎他觉得丑就是丑，甚至根本没必要用美作为小说结束之前的一点安慰。
所以，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卡夫卡也没有让这些丑陋的意象从背面发出一点美的光芒。
最后引用一句王小波的话来结束本文，他说：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
《变形记》就是一本这样的好书 编辑本段1、作品简介 （1）背景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
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
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
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
（2）情节和主题 《变形记》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
小说分成三部分，用一、二、三标明。
课文节选了原小说的一半内容。
第一部分，写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惊慌而又忧郁。
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的卧室。
第二部分，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人的意识。
他失业了，仍旧关心怎样还清父亲欠的债务，送妹妹上音乐学院。
可是，一个月后，他成了全家的累赘。
父亲、母亲、妹妹对他改变了态度。
第三部分，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
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走。
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他怀着深情和爱意想他的一家人”，“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
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
情节的发展由两条线索交互展开：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成为累赘——绝望而死 家里亲人：惊慌、同情——逐渐憎恨——“把他弄走” 格里高尔自始至终关心家庭、怀恋亲人，可是亲人最终抛弃了他，对他的死无动于衷，而且决定去郊游。
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
《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
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
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
编辑本段2、作品评析 （1）人物和心理描写 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个小人物。
父亲破产，母亲生病，妹妹上学。
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父亲的债务，压得格里高尔喘不过气来。
他拼命干活，目的是还清父债，改善家庭生活。
在公司，他受老板的气，指望还清父债后辞职。
可以说，对父母他是个孝子，对妹妹他是个好哥哥，对公司他是个好职员。
变成甲虫，身体越来越差，他还为还清父债担忧，还眷恋家人，甚至为讨父亲欢心，自己艰难地乖乖爬回卧室。
这样善良、忠厚而又富有责任感的人，最终被亲人抛弃。
格里高尔的悲剧是令人心酸的，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小说用心理描写的方法刻画格里高尔这个人物。
格里高尔过去的生活、变甲虫后的思想感情和个性特点，都是通过心理描写表现出来的。
小说用许多笔墨写了变形后格里高尔悲哀凄苦的内心世界，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但他的心理始终保持着人的状态，他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时的惊慌、忧郁，他考虑家庭经济状况时的焦虑、自责，他遭亲人厌弃后的绝望、痛苦，无不展示了一个善良、忠厚、富有责任感的小人物渴望人的理解和接受的心理。
只是这种愿望终于被彻底的绝望所代替，弥漫在人物心头的是无边的孤独、冷漠与悲凉。
应该说，《变形记》的内在主线就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心理—情感流动的过程，主人公变成甲虫后的内心感受和心理活动是小说的主体。
小说用内心独白、回忆、联想、幻想等手法，去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
他不断地回忆、联想过去和今后的事情，不时由于恐惧焦虑、痛苦和绝望而产生幻想、幻觉，并且在自由联想中经常出现时空倒错、逻辑混乱、思维跳跃等，具有一定的意识流特征。
格里高尔变甲虫后的心理变化大致是这样的。
a 格里高尔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
他惊慌、忧郁。
他回忆过去的生活，怨恨自己的“累人的差使”，为还清父债而苦干。
他清醒地想到起床，赶车上班去。
父亲发现他变成大甲虫，露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赶他回卧室。
他谦恭地恳求，尽快回屋，免得父亲生气。
他忍辱负重，还不忘顺从父亲。
b 为家庭经济状况焦虑，自我责备。
格里高尔失业在家，过着甲虫生活，只能爬来爬去。
但是，他为家庭经济状况焦虑，还想着给妹妹实现“美梦”。
他想着，父亲老了，母亲生病，妹妹还只有17岁。
他一听到家人出去做工挣钱，就“羞赧和伤心得浑身燥热”。
他“受到了自责和忧愁的压抑”，“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开始绕着他旋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
c 受重伤后，被亲人厌弃而绝望，心态走向平和。
一只苹果砸在背上，身受重伤，格里高尔终于被妹妹厌弃。
妹妹一再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
格里高尔“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
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
格里高尔异常冷静，他在绝望而又平和的心境中死去。
面对变形，面对亲人厌弃，面对死亡，格里高尔惊慌、痛苦、绝望，最终平静地死去。
从这一点看，他还是一个清醒、坚强的人。
格里高尔的人格形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挣钱养家，显示他忠厚、善良而富有责任感的个性，一是争取自由，还清父债而追求时来运转，自由独立，最终在无奈与平和中追求另外一种超脱——死亡。
格里高尔同家人应该互相热爱，互相帮助。
可是，亲人们认为格里高尔不能再养家，把他看做累赘，最终抛弃了他。
格里高尔死去，亲人们也不悲痛，反而去郊游。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机器生产和生存竞争的高压下，人被异化为非人，人的本性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人接受不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容纳不了人。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也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的异化，人性异化，人际关系异化。
在金钱和私利面前，小说表现了两种异化：格里高尔的异化，人变成甲虫，本性也变了，从挣钱还清父债、争取独立自由变为安于甲虫生活的自轻自贱；以妹妹为代表的亲人异化，亲情变成仇情，善良变成冷酷。
小说正是通过表现人的异化来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社会本质。
（2）荒诞、变形和写实的艺术手法 小说描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世界。
“真实”是因为作者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前具体的生活细节和变形后逼真的心理状态，使人感到他所处的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的世界；“荒诞”是因为故事的整体框架是以象征手法构建起来的，这个故事框架——人变成虫的逻辑结构本身是非真实的，它只是用来寄寓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对外部生活的真实模仿。
作者不是让人们去接受人变成虫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去体察和领悟其超现实的精神状态和深层心理 —情感，去寻求荒诞中的本质。
因此，人变成甲虫是人类精神世界遭致扭曲、异化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及其由隔膜所造成的孤独、绝望情感的折射。
格里高尔一夜间由人变成大甲虫，情节是荒诞的。
情节发展，他与家人的冲突，更是荒诞的。
甚至有的艺术细节也是荒诞的：一只苹果打在格里高尔的甲背上，陷了进去，一个多月，还烂在甲虫背上。
在日常生活中，一家人平平淡淡，温情脉脉，矛盾、人性都显示不出来。
养家人格里高尔突然变成甲虫，失业了，还成了累赘。
这个情节把矛盾激化了，冲突起来，个性、人性都立即显示出来。
文学艺术是虚构的艺术，作家大胆想像，虚构出荒诞的情节，推动人物之间的冲突，表现人物的个性。
母亲的无奈，父亲的狂怒，妹妹的厌弃，撕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家庭表面温情脉脉的面纱，显示了人际关系的自私、冷漠和残酷，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和弱肉强食、唯利是图的社会本质。
荒诞、变形的情节为什么在读者的体验、联想中觉得真实可信呢?这是因为作者在整体荒诞的情节中运用了细节真实和心理真实的手法。
写甲虫的行动，是符合甲虫的习性的；写甲虫的思想感情，是符合格里高尔这个人的言行逻辑的；写亲人的变化，也是符合社会生活的。
这种荒诞、变形的艺术构思和写实的叙述方法的结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使作品荒诞得令人震惊和信服。
另外，《变形记》还有自身独特的叙述语调。
在作品中，卡夫卡的叙述语调平静得近乎冷漠。
人变成甲虫，本来是一个凄惨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但作者以不动声色、不动感情、不加议论的平静笔调写出，给人一种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感觉，这不禁更加令人警醒：当可怕变得平庸时，平庸就成为了更加可怕的事实。
由此激发读者去思索人的生存现状以及改变这现状的问题。
编辑本段3、作品评论 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正值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时期。
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典型之作。
表现主义的创作主张是遵循“表现论”美学原则而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模仿论”原则相对立的。
它反对“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作为真实的依据，而主张凭认真“观察”和重新思考去发现或洞察被习俗观念掩盖着的，而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实。
为此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把描写的客观对象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
这种艺术手段通称“间离法”，在布莱希特那里叫作“陌生化效果”。
《变形记》的变形即是一种间离（或“陌生化”）技巧。
作者想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之所以亲亲热热，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一旦割断这种关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
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
”可谓一针见血。
你看，当格里高尔身体健康，每月能拿回工资供养全家的时候，他是这个家庭里一名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
但当他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公司里的职务，因而无法与家庭保持这种经济联系的时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严很快被剥夺干净，甚至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
他变成“非人”，他的处境无异于动物。
当然也可以让主人公得一种致命的重病或遭遇一次丧失劳动力的重残，然后写他被家人厌弃的过程。
但这样的构思其艺术效果不如变形那样强烈。
因为作为病人，他有口会说话，有眼睛会看人，你不能当着他的面表现出对他的厌倦，或不给他送饭吃。
而一只甲虫，既不会说话，也没有表情，他的孤独感就更加令人感到凄然了——以上是从社会学观点去看的。
如果从西方流行的“异化”观念去看，这篇小说也是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一篇杰作。
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在家庭里与父亲的关系确实是不和谐的，但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
但卡夫卡却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现在卡夫卡通过《变形记》暗示我们：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但一旦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郎那样厌弃他的。
这里，卡夫卡写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
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
尤其是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而“虫性” 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尔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倒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了。
这样的写法是绝妙的。
在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取得和谐关系的世界里，人的变形也是一种象征，一切倒霉人的象征：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的“自我”，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非人”。
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变形是一种怪诞的表现手段，是一种创造“距离”或“ 陌生化”的技巧。
按照美国美学家桑塔那那的说法，怪诞也是一种创造；它违背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却并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因此它已进入现代美学的范畴，成为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偏爱的一种手法。
其他作者变形记书图片(12张) 表现主义文学创作强调从主观的内心感受出发，作品往往具有一种个人的真实性，这在卡夫卡笔下呈现为自传色彩。
不仅主人公的身份（公司雇员）和心理（作为长子必须尽家庭义务）与作者近似，其他人物如父亲、母亲和妹妹几乎都可以与卡夫卡的家庭成员进行比较。
作者赋予格里高尔虫形的原因 根本原因是人性的丧失，人失去自己本来有的东西，就异化为非人了．因为工作压力，关系冷漠，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把握的感觉。
变形记中有哪些变形 生理上的变形；家人情感心理的变化；社会人际关系的变形；写作表达技巧的变形
变形记的作者是谁?
弗兰兹·卡夫卡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德语小说家。
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
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
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
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
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
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布劳德（Max Brod）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
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
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
”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
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党视之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干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
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
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
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
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
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
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
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
“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
”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 在世界文学史上，弗兰兹·卡夫卡绝对是一个异数。
作为一个文学大师，他极为罕见地不是本国或本民族的代言人，更别提什么时代的良心之类的了。
他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母语是德语，血统是犹太人，而他本人又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说。
于是，他血液中对永恒的强烈渴望驱策着他孤身独对一个异质的世界，并且与之作无望的缠斗，就像他作品里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在一个夜晚踏雪来到神秘、强大的城堡面前，对自己的宿命已洞若观火：为进入它倾尽毕生心力，直至生命消殒。
也可以说，孤独就是卡夫卡的宿命，他之渴望孤独恰如猛兽嗜血。
他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
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所构筑的城堡同时也是一个有关写作的巨大隐喻，藉着孤独，他能够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接近它，因为它完全来自他个人，也仅属于他个人；他的主人公都不过是他的一个化身，他们或者叫K. ，或者叫卡尔，或者名字的构词方式与卡夫卡相同，都生活在一个粗暴的父亲或类似父亲形象的阴影之下，都害羞、胆怯、懦弱而善良—这是卡夫卡相知最深的女友密伦娜对他的描述。
关于卡夫卡，一个需要纠正的误解是，他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身材瘦小，落落寡合。
事实上，他身高一米八二，相貌英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颇能虏获女性的芳心，这一点，他短暂一生中堪称频繁的艳遇可资佐证。
他几乎每次去疗养院病休，都会同某位红颜知己发生始而急促热烈、终又不了了之的恋情。
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第一次婚约的解除就是因为他同菲莉斯的女友、负责调解二人关系的格莱特发生了超乎友情的关系。
为此，菲莉斯、菲莉斯的妹妹、格莱特等人专门组成了一个法庭，对卡夫卡进行审判--恰恰是这场审判给卡夫卡带来的罪孽感、恐怖感和无力感，导致他日后写出了不朽名作《审判》。
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所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
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
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因肺病辞世，他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
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
求卡夫卡的《变形记》的推荐语，50字左右的
今天向大家推荐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短篇代表作《变形记》，它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
作品讲述主人公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主张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求《变形记》论文提纲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
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
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
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
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
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
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
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
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
”[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
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
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
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
”[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
”[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
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
”[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
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
”[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
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
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
卡夫卡解放了我。
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
”[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
[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
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
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
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
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
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
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
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
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
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
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
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
”[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
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
”[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
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
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
”[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
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
”[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
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
[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
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
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
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
”[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
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
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
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
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
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
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
[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
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
”[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
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
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
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
”[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
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
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
”[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
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
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
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
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
”[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
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
”[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
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
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
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
”[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
”[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
”[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
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
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
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
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
”仲月楼说。
[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
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
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
”[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
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
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
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
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
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
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
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
”“我写作,所以我存在。
”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
”[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
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
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
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
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
[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
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
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
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
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
《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
”[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主要从其作品《变形记》来分析卡夫卡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