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边城后有什么感想吗
围城呢
想表达什么呢
的少年时代 埃德加.斯诺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
他当了好多年的兵。
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
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
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
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
早晚我到地里干活。
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
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
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
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
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
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了。
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
他要我学珠算。
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
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
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
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
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
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
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
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
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
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
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
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
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
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
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
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
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
这激怒了我。
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
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
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
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
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
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
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
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
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账之用。
我母亲完全不识字。
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
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
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
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
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
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
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
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
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
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
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
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
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
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
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
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
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
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
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
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
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
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
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
”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
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
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
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
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
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
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
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
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
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
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
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
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
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
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
大家对他议论纷纷。
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
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
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
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
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
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
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
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
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
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
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
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
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
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杜甫写的诗较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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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与边城心理描写的对比
《围城》的心写艺术 钱钟书的作品具有机智的特尤其是长篇讽刺性小说《围城》妙语，妙趣横生，人物刻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处处显示出学者的渊博和才情，颇具辛辣痛快和睿智幽默的风格，后被译成多种外文。
《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
它是一部以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空虚、虚伪、灰暗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
书名《围城》取自法国的一句古语：Fortresse assiegee。
其含义是：爱情、婚姻或某一种人生，好像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
在作品中，作者借人物之口点出了这部小说的含义： 他引了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
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围城”实际是象征性地指出，在巨大历史变革中，某些人们徘徊在人生之路，彷徨、茫然不能自主的苦闷处境，使人感到“人生万事，都有‘围城’之感，”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就深深陷入这“被围困的城堡”之中。
人生处处有“围城” 《围城》的主要成就，在于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动群像，深刻剖析了他们空虚、卑琐的灵魂。
这些，首先见之于对主人公方鸿渐生活遭际与人性的弱点的描述。
方鸿渐出身于败落的绅士家庭，长期的封建家庭影响，形成了他气量狭小、软弱屈从的性格，家庭为他包办订了婚，但未婚妻夭折，他出于对岳父的怜悯、写信慰问，得到岳父的欢心，岳父便出巨资送他到欧洲留学。
他在大学本是学中文的，却偏要出洋“深造”，此事未免滑稽，可在殖民化的旧中国却不失为时髦之举。
在欧洲，他在四年间换过三个大学，兴趣虽广，却学无专长。
他原本瞧不起留洋镀金的博士招牌。
但迫于父亲和岳父的压力，不得不在回国前买了一张博士的假文凭，寄回去搪塞，不料，身为上海某银行经理的岳父立即将他的“博士照”登报，大肆吹嘘。
这些文字看来是写主人公的经历和个性弱点，落笔却都巧妙地针砭了崇洋媚外、好尚虚荣的社会风习。
当时，国内正是全民奋起抗日之时，然而，方鸿渐却陷入黑暗的“围城”，成为“情场”和“名利场”上的角逐者。
在“情场”和“名利场”的角逐中，方鸿渐屡次失败。
若把结婚恋爱比作“围城”，那么方鸿渐就是陷入这座“围城”里最久的困兵。
作品中写到他先后和四个女人发生过恋爱、婚姻关系，他曾冲进了“围城”，但终又逃了出来。
一是和妖冶同流的鲍小姐鬼混过，最后才明白上当受骗了；二是和谙于情场斗法的文学博士苏小姐的恋爱，结果被她害得身败名裂；三是遭到情场“后起之秀”唐小姐的拒绝；四是和三闾大学英语助教孙柔嘉的结婚，但孙柔嘉并非他真正的意中人，这位外表腼腆、稚弱的女子，内心却有主见，并且秉承了中国旧家庭中妇女传统的多疑善妒的品性。
因此，伴随着这桩婚事而来的便是无穷无尽的争吵，使他陷入痛苦的“围城”。
在“情场”、“名利场”的追逐中，他始终不能从“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中解脱出来，因而，在人生道路上，他只是个人茫然地冲撞。
方鸿渐固然不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但比起那些思想极端**、灵魂无比卑鄙的“两足动物”来，他还不失为一个正直、有爱国进取心的青年。
他还有点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他鄙薄过“西方文明”；还拒绝过官僚小姐苏文纨的庸俗爱情；出于爱国心，他宁可失业，愤然离开被敌伪收买了的“新闻社”；他耻于去做“资本家走狗的走狗”，但他却到处碰壁，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在家庭中难以存身。
真所谓人生处处有“围城”，归国轮船的舱房是“围城”，上海孤岛是“围城”，内地大学是“围城”，婚姻家庭也是“围城”，因而，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受倾轧后如此说：“我还记得那一些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
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当他在小家庭中受气之后，又如此想：“正像他去年懊悔到内地，他现在懊悔听了柔嘉的话回上海。
在小乡镇，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城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
”“围城”一词，包含着作家浓郁的人生忧患意识，它象征着一个难以解开的阿芬克斯之谜，一个充满期待与懊悔、寻找与失落的悲喜人生连环结。
方鸿渐的悲剧不仅在于隐入了爱情的伴侣情敌关系、家庭的夫妇亲友关系、学校的派系关系的“围城”中不能自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勾心斗角的倾轧角逐中，无益地耗尽了可贵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
卑劣的灵魂 《围城》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表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生领域，这个领域还从来没有被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们深入开掘过。
作者借这个领域里人物命运的描写，淋漓尽至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命运的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
作者在《序》中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 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这可以说是全书内容和创作基调的提要，同时也表示着作者的严正的创作态度。
还是看看作者是怎样以卓越的艺术才能为那些“无 毛两足动物”画像的吧
打开书，我们很快进入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世界，通过作者对那些极富有个性特征的心理和形体的刻画，确实会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这是在20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壤上孳生起来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力小人；也有苏文纨、范懿那样虽然混迹学界，却以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斗狠为己任的大家闺秀……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作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最漂亮的旗帜，将其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为了生存竞争，必须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
无怪乎作者要把这些人称为“无 毛两足动物”了。
自然，他们之中也有没有耗尽人间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点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
这些人物，或者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者像赵辛楣，终究有一技之长，或者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围城》的确是一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新的“儒林外史”。
它对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作者艺术地概括了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一代欧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
杰出的讽刺艺术 面对畸形的世态和人事，作者不能隐忍他的鄙夷和憎恶，小说通篇充满着忧世的讽刺和深沉的感伤之情。
但他的讽刺基于对社会洞幽烛微的精细观察和渊博的学识根柢，故显得从容自如而又充满睿智，可称之为机智幽默型的讽刺。
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类而言，作者的幽默讽刺犹如一柄藏而不露的利刃，常会在笑语盈盈中脱颖而出；面对灰色平庸的灵魂，又犹如犀利灵活的手术刀，精于切开痈疽、剔析肌理；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作者也往往在行文中随笔勾连，顺手一击——或在描绘人物经历、个性时插入现实生活中的片断画面，展示旧中国畸形世态，或在写人状物时借题发挥，类似杂文式的笔法针砭时弊，或通过人物间的“扯淡”议论时政，引出对现实政-治的讽刺嘲弄。
比如作者写褚慎明这一崇洋症患者和不学无术的骗子时，就运用了辛辣的讽刺手法。
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后，嫌“家宝”这名不合哲学家身份，以“慎思明辨”之意改为慎明，他本不学无术，却又自恃高明，他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是靠“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然后给他们写信，在信中，把哲学杂志书评栏里赞美他们的话，改头换面为自己的意见，吹捧他们，以骗取回信。
有的哲学家，还寄书给他。
这样，褚慎明居然靠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吓倒了无数人”。
有位阔官僚甚至要“花一万金送他出洋”。
“他最恨女人、眼睛近视得厉害而从来不肯配眼镜，因为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他出洋时，为方便起见，不得不戴眼镜，对女人的态度逐渐改变。
褚慎明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aposteriori（注，拉丁语，从后果推测前因）那个名词会联想到posterior（注，英国，臀部），看见×记号会联想到kiss（英国，接吻）。
作者用冷嘲热讽的笔法，剥下了这个哲学家堂皇华衮下的可鄙、可恨又可悲的灵魂和气质；写出了他在故作高贵中的浅陋，貌似风雅中的粗鄙愚蠢、道貌岸然和贪婪无耻、虚伪下流，一本正经的庸俗无聊和深入骨髓的卑鄙自私。
另外，通过对话、细节等描写，尤其是写褚慎明在对话中，大量地将西方文字在汉语中的强行编码，生动地体现了殖民文化心理的奴性特征。
微妙细腻的心理描写 唐说：“我以为《围城》最大的成功是他的心理描写，钱钟书的主要风格也建立在这上面。
”作者紧紧抓住对旧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劣根性进行剖析，从人物之间的关系中，从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上，从他们的语言、行动中，去捕捉他们的心绪、心态所构成的心理冲突，进行微妙的心理描写。
但作者在描写人物心理时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心理描写手法。
比如，其一是心态描写。
这是一种直接对准人物心理进行剖析的描写方法。
其中最大的一个“窍门”，就是作者钻进笔下人物心灵的深处，借助于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斗争。
比如“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比从前减少了。
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
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心里怪他太浮太慢。
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他恨自己的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
苏文纨这个洋博士，一心追求方鸿渐，但方鸿渐此时已暗暗地恋上了唐小姐，但是他碍于面子，性格犹豫，欲说还休，不愿先捅破这层窗户纸，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苏小姐呢，正热昏了头，情意缱绻，深陷其中，乐以忘忧，做着美梦，想入非非呢
所以，两个人各有所思，各有所想，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因此，这里的心态描写，就见出了方鸿渐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和充满了矛盾的心理活动，也见出了苏小姐矜持自负，洋洋自得的心理。
其二言传心声。
“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
”（清·李渔《闲情偶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说什么样的话。
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很多地方是借助对人物的语言描写来实现的。
比如，苏小姐在方鸿渐面前说赵辛楣“三天两天写信给我，信上的话我也不必说，可是每封信都说他失眠，看了讨厌
谁叫他失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医生
”试想，在情人面前说另一个男人给自己写信，并假装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不是装乖卖傻，这是什么。
我们透过苏小姐这似嗔实喜的语言表白，可以想见到她此时情场得意、沾沾自喜的心态。
其三是借形写神。
人物的心理变化，随时表现在人物的外形上、表情上，正如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所说：“一个人有时生气，有时专心，有时好奇，有时爱，有时恨，有时蔑视，有时高傲，有时叹赏；他心灵的每个活动都表现在他的脸上，既清楚又明显。
”（《画论》）因此，钱钟书在很多地方都是抓住人物瞬息万变的心理活动，借助对人物肖像的描写来达到其写心的目的。
比如，“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
“大眼珠险的突破眼眶”，就刻画了一个一向“最恨女人”，对雌雄最有研究的褚大哲学家此时见到楚楚动人的苏文纨时的卑鄙肮脏龌龊的心理，剥下了这个大哲学家的伪装，露出了丑恶的原形。
由此看来，钱钟书探索人物心灵奥秘的手段并非独创，但他特别讲究一个“妙”字，正是这个“妙”字，才形成了这部小说在心理描写方面的独特风格。
谈边城的心理描写艺术谈起沈从文，必谈他的《边城》。
《边城》描述的是在三省交界的边城有两个兄弟同时爱上了一个摆渡船的孤孙女翠翠，但翠翠心中只爱二老傩送，父母却为大老天保先提了亲，兄弟俩决定以为翠翠唱歌来决定胜负，大老自知会输给弟弟，便出走了，在途中失事去世了。
弟弟进退两难，也离家出走，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惆怅与期待中守着渡口。
作品展现了淳朴的民风，表达了对人性美的呼唤。
《边城》这部作品中，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个突出的特点——多用心理描写。
作品中心理描写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物的内心独白、自言自语、梦境等形式，也有景物烘托、话外音等形式，深入人物内心深处，使读者如同立于人物的内心之中，亲身接触人物周身环境之感，读来内心不觉随书中人物的心绪而跌宕起伏，神奇而美妙，亲切而自然。
沈从文曾经说：“我是天生就有一种理解女子的心。
”我不禁感慨，沈从文是个男的，怎么能够把女孩子的心理刻画得如此细腻真切
小说中，作者在翠翠身上花的笔墨是最多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采用心理描写的形式，为读者展示一个天真乖巧、纯洁美丽的少女形象。
这位少女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淳朴、天真、活泼。
边城一个饱含自然气息的青春少女形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如“……（翠翠）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多么自然，多么活泼可爱的一位乡村少女
这一心理描写，立刻使我们勾勒出一位健康而又水灵灵的女孩子形象来。
翠翠时不时地唱起歌来“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你大仙，你大神，眼睛看看我们这里人
……”还时不时自己冒出个问题来，如“‘白鸡关真出老虎吗
’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白鸡关”等等，有许多关于翠翠日常中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天真活泼的东西。
这正是一位处于发育成长中的少女的心态。
成天生活在绿树环绕的清幽的小山边，吃的是野菜，采的是野花，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非常淳朴，清新，稚嫩的心灵一尘不染。
见到人家团总女儿戴着闪闪发光的银手镯“心中有点儿歆羡……望着这一行人中那个女孩身后发痴”。
爱幻想，爱联想。
思想容易随着事儿飞，静静发呆而不知所措。
小说紧扣十五岁的山村女孩的心理特点，逼真地描绘出她特有的心态。
《边城》中还有许多出都写到了翠翠在初涉爱情是的矜持、害羞而又怦然心动的细微心理。
在去看龙舟竞渡时，一听到说起“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翠翠的脸开始发烧，在想到“谁是激动二老的黄花姑娘”时，翠翠心中不免有点儿乱，而这种“乱”在面对二老的问话时让她腼腆不安，她的脸还发着烧不便做声，心中却还想着碾坊陪嫁的事，于是不自觉地有了点烦恼、忧愁，又似乎有了点快乐，同时却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
这种爱情心理是十分含蓄而矛盾的。
然而后来第一个来他家提亲的确实老大天保：“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
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翠翠的惊愕和极度失望、掩饰的心理过程，在看似随意的动作中暴露无遗。
之后，“翠翠不做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可是见了祖父眼中的一汪泪，她又惊又怕，“心中乱乱的，想赶去却不赶去”。
翠翠的心意，祖父自然无法理解，连翠翠自己也觉得不明白。
但正是这乱乱的心绪，反应了翠翠内心对于祖父的愧疚感、无人解怀的顾忌感以及梦中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感，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一个青春少女躁动不安的心理。
在表现爷爷这个形象时，也多采用心理描写的方法。
“那青年（大老）走后，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实在又愁又喜。
翠翠若应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
当真交把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
” 爷孙俩相依为命度过了十多个年头，年老的对孤独的孙女的疼爱至深至诚。
憨厚老实的爷爷不贪图在翠翠的未来中得到一点什么享受，只希望孙女有个好着落，自己方可安心离去。
这是多么淳朴的人性之美
《边城》为读者展现的是翠翠的形体美、灵魂美、人情美，爷爷淳朴的人性美，天保、傩送兄弟俩在爱情纠葛中的心灵美，宛如一幅人性的风俗画，充满了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