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分析一下关汉卿《拜月亭》的艺术特色
《拜月亭记》故事发生在“天翻地覆、黎民遭贱”的时代背景中,主人公的遭际相当悲惨,他们的美好情操和坚强意志,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使作品交织着悲剧气氛与喜剧色彩，而以抒情喜剧作为全剧的基调。
《走雨错认》（又名《抢伞》、《踏伞》）、《招商成亲》、《幽闺拜月》等折，洋溢着幽默风趣的喜剧情调，至今昆曲和高腔剧种还经常演出，深受观众的喜爱。
在《拜月亭记》这个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中，爱情与伦理的主题是结合在一起的。
王瑞兰与蒋世隆在战乱中结婚，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门当户对，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因而受到了王镇的反对。
作品却肯定这对青年男女的行为，指斥“倚势仗权，将夫妻苦苦拆散”的王镇为忘恩负义。
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悖谬情理，赞扬王瑞兰的不忘故旧、忠于爱情。
剧中还从许多方面描写了人们在危难中相互扶持的美好感情，如王夫人与蒋瑞莲、王瑞兰与蒋瑞莲以及蒋世隆与陀满兴福之间的深情厚谊，诚实的热心肠的客店主人黄公夫妻的形象也相当动人。
金元以来，战乱频仍，人民饱受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痛苦，益发感到忠贞的爱情和纯正的友谊之可贵。
在形象的塑造上，流露了古代群众的这种朴素的愿望和要求。
王瑞兰的艺术形象寄托了剧作家的理想，刻画得真实动人。
她出身于尚书府第，战争突然把她推出了安逸的家庭，惶急中得到蒋世隆的帮助和保护，由深怀感激而产生爱慕。
但她毕竟是一个贵族小姐，深受封建教养，礼法和荣誉观念的束缚，因而引起了内心的冲突。
她的性格的重要发展，是对王镇拆散他们婚姻的暴行的反抗。
严酷的现实推动她与封建礼教进一步决裂。
作品后半部着重刻画了王瑞兰对蒋世隆执着的思念,对父亲的不满,以及对与自己命运相似的义妹瑞莲的深情怜惜。
她是戏曲人物画廊中一个美好善良的妇女形象。
四大南戏是：荆、刘、拜、杀：《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不是关汉卿写的）和《杀狗记》。
汤显祖：“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牡丹亭》即魂记》，也称《还魂梦《牡丹亭梦》。
它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
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杜丽娘是我国古典文学里继崔莺莺之后出现的最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
从产生《西厢记》的元初到晚明，时间过了三百年，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更厉害，她们的斗争也更艰苦了。
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儿，杜宝是按照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严格训练出来的官僚，“摇头山屹，强笑河清，一味做官，片言难入”(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序》)，是他的性格特征。
在他的严格管制之下，杜丽娘在官衙里住了三年，连后花园都没有到过，白天睡一会儿都成了违反家教。
杜宝要请个老先生教女儿读书，这本来是好事，然而他另有目的，那就是一方面要利用经典教条束缚她的思想，一方面希望她将来嫁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训女》出)。
杜丽娘的母亲是杜宝的家教的执行者。
象封建社会里许多麻木不仁的老太婆一样，她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要如法炮制，把杜丽娘也教养成封建社会的贤妻良母。
她看见女儿裙子上绣的一对花、一双鸟，都少见多怪，怕引动女儿情思；听见女儿去了一趟后花园，就找丫头春香来训斥了一顿。
杜丽娘的师父陈最良，最她在杜宝以外唯一可以接触到的男人，却又是一个陈腐得发臭的老学究。
这样，杜丽娘的处境比之《拜月亭》里的王瑞兰，《西厢记》里的崔莺莺，都更为难堪。
森严的封建礼教和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她无法接触到一个青年男子，象《西厢记》里的张君瑞、《拜月亭》里的蒋世隆那样。
在这样严格的封建家庭教育下成长的杜丽娘本来是个十分温顺的少女。
然而环境的寂寞，精神生活的空虚，不能不使一个正在成长的青春少女感到苦闷。
因此当陈最良企图通过诗经向她灌输“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封建教条时，她却从自己要求自由的生活愿望出发，对它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肃苑》)后来她在春香的诱导之下，第一次偷偷地到了后花园，那盛开的百花，成对儿的莺燕，纷至沓来，打开了这个少女的心扉，使她在长期闺禁里的沈忧积郁，一时倾筐倒箧而出：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
不提防沈鱼落雁鸟惊喧，只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
——〈醉扶归〉原来为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白)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
(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皂罗袍〉在大好春光的感召之下，她还回忆起诗词乐府里描写的古代女子，有的“因春感情，遇秋成恨”，在痛苦的岁月里断送了她们的一生；但也有象张生、崔氏那样的才子佳人，“前以偷期密约，后皆成秦晋”。
这样，她的青春觉醒了。
她一面悲叹青春的虚度，个人才貌的被埋没，她说：“我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为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以上引文并见《惊梦》)一面执着于自由、幸福的追求，她说：“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寻梦》)她不满于自己的处境，却找不到这种痛苦的根源；她憧憬着自己的理想，却找不到它的出路。
这样，她就只有把自己的理想托之于偶然在梦里出现的书生，甚至为他缠绵枕席，埋骨幽泉，而“一灵咬住”，始终不放。
对于杜丽娘来说，她的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
“一灵未灭，泼残生堪转折”(《冥誓》)，在摆脱了现实世界的种种约束之后，她果然找到了梦中的书生，主动地向他表示爱情，还魂结为夫妇。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题词》)。
汤显祖正是通过杜丽娘的艺术形象概括了封建社会青年争取自由幸福爱情的斗争的艰苦性的。
杜丽娘在《惊梦》、《寻梦》、《写真》等出里倾诉自己美貌的被埋没和爱美的性格不能表现，带有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它揭露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扼杀比以前任何爱情剧为深刻。
她在出生入死、执着追求中所取得的胜利，不仅在争取幸福的爱情上给青年读者以鼓舞，同时流露了作家对他所憧憬的某种美好生活的渴望。
杜丽娘追求爱情幸福的强烈与持久，甚至不达目的，死不罢休，带有“现代的性爱”的性质(参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部分《家庭》)，曲折反映了新的时代特征，那是崔张的爱情故事所没有的。
由于封建压力的巨大，个人斗争的艰苦，全剧笼罩着一股悲剧的气氛。
杜丽娘这艺术形象的出现还有它的历史根源。
从干宝《搜神记》以来，民间就流传着种种人鬼恋爱甚至还魂或投胎再生结为夫妇的故事，汤显祖对这类故事又特感兴趣(注：汤显祖评《续虞初志•许汉阳传》：“传记所载，往往俱丽人事，丽人又俱还魂梦幻事。
然一局一下手，故自不厌。
”)。
他在《牡丹亭题词》里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更而演之。
”这“杜太守事”实际就是现在还被保留在《重刻增补燕居笔记》里的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
它写南宋光宗时南雄太守杜宝的女儿丽娘游园归来，感梦而亡。
她自画的小影为后任柳太守的儿子柳梦梅所得。
柳日夜思慕，遂和丽娘鬼魂幽会，并禀告父母，发冢还魂成亲。
这篇话本小说的后半虽比较简单，但前半关于杜丽娘游园、寻梦、写像等的描绘，已相当细致，并为《牡丹亭》所吸收。
《牡丹亭》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浪漫主义。
它的浪漫主义特色首先在通过“梦而死”、“死而生”的幻想情节表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杜丽娘所追求的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环境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在梦想、魂游的境界里，她终于摆脱了种种封建礼教的束缚，改变了一个大家闺秀的软弱性格，实现了自己所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
例如在《惊梦》里，杜丽娘在梦里和柳梦梅相见，“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醒来之后却是母亲的一顿唠叨。
又如在《冥判》里，杜丽娘还敢于向阎王殿下的胡判官诉说她感梦而亡的全部经过，还得了判官的允许自由自在地去寻找梦里的情人，而在还魂之后，她的亲爹却不认她作女儿，更不同意她和柳梦梅结合。
就这样，作者通过一些富有奇情异彩的艺术境界，突出了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也表现了在封建闺范束缚下的青年妇女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强烈追求。
其次是采取抒情诗的手法，倾泻人物内心的感情。
我们读《惊梦》、《寻梦》、《闹殇》、《冥誓》等出时，更多地象在读抒情诗而不象在看剧本。
用写诗的手法写戏本来是我国许多戏曲作家的共同特征，汤显祖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突出。
《牡丹亭》的宾白饶有机趣，曲词兼用北曲泼辣动荡及南词宛转精丽的长处。
剧中生旦诉情曲多用南词；而描写战争或鬼怪，如《虏谍》、《冥判》等出则间用北曲，正是各取所长。
但有些曲词还不够本色。
表现在石道姑、杨娘娘等身上的庸俗描写，以及滥肆才情(如《道觋》的长白，《冥判》的增句词)、结构不够严密的缺点，也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尽管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汤显祖还不可能为当时的青年指出一条现实的斗争道路，然而他的艺术描绘已使当时的青年妇女从杜丽娘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从她的朦胧的理想中得到鼓舞。
到今天，杜丽娘的理想早已过时了，我们对于象汤显祖这样一位表现他的时代理想的作家依然怀有崇敬的心情。
古代四大喜剧和四大悲剧家
四大喜剧：关汉卿《拜月亭》、王实甫《西厢记》、白朴《墙关马上》、郑光祖《倩女离魂》四大悲剧：关汉卿《窦娥冤》、马致远《汉宫秋》、白朴《梧桐雨》、纪君祥《赵氏孤儿》。
急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读书笔记
作者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
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沉晦，且数百年，愚甚惑焉。
”这说是对我国传统文学观对戏曲的轻视，历代研究者的“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古代对戏曲的研究。
纪初王国维在吸收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之后，写出《宋元戏曲考》，中国的戏曲研究才开始由古代传统向现代科学的方向转化。
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作者的所集结的心血，也是我们学习研究的榜样。
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从内容来看，是作者有关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方面的考察和思考。
他对中国戏剧起源的考察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为巫，一为优。
由巫一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楚越等地的巫风，《诗经》、《楚辞》、《汉书》、《说文解字》等文献为考察巫风的主要依据。
由优一系，王氏注意到优孟衣冠、优施遭诛于郏谷等史实，《春秋》三传、《史记》、《列女传》为其主要的文献依据。
王国维考察中国戏剧形成主要着眼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故他又以此为标尺，梳理秦汉以下各种史籍，注意到两汉之角抵百戏，魏晋之“辽东妖妇”，北齐之“兰陵王”、“踏摇娘”，隋唐之“参军戏”、“歌舞戏”等史实。
上所载滑稽剧中，无在不可见此二色之对立。
如李可及之儒服险巾，褒衣博带；崔铉家童之执简束带，旋辟唯诺；南唐伶人之绿衣大面，作宣州土地神，皆所谓参军者为之；而与之对待者，则为苍鹘。
此说观下章所载宋代戏剧，自可了然，此非想象之说也。
要之：唐五代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
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
但作者在考察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时，也有很大的出入。
他认为，中国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这种思路给后世带来相当大的误导。
在考察中国戏剧形成时，王国维首重“歌舞”，特别是戏中之“曲”，这也反映着他对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的理解，但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感性的、形而下的。
当他带着这样的观念，沿着历史线索探求中国戏剧的形成时，不能不明显带有“进化论”的色彩。
若以不断成熟、不断进化的眼光（而不是“质变”的眼光）来审视相关史实和现象，必然人见人殊，难形成定论。
宋辽金三朝之滑稽剧，其见于载籍者略具于此。
此种滑稽剧，宋人亦谓之杂剧，或谓之杂戏。
吕本中《童蒙训》曰：“作杂剧者，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
”吴自牧《梦粱录》亦云：“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圣节内殿杂戏，为有使人预宴，不敢深作谐谑。
”则无使人时可知。
是宋人杂剧，固纯以诙谐为主，与唐之滑稽剧无异。
但其中脚色，较为著明，而布置亦稍复杂。
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正戏剧尚远。
然谓宋人戏剧，遂止于此，则大不然。
虽明之中叶，尚有此种滑稽剧，观文林《琅邪漫钞》，徐咸《西园杂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者，全与宋滑稽剧无异。
若以此概明之戏剧，未有不笑者也。
宋剧亦然。
故欲知宋元戏剧之渊源，不可不兼于他方面求之也。
在“宋之小说杂戏”一章，王国维注意到宋代讲话、傀儡戏、影戏、三教、讶鼓、舞队等与戏剧相关的各种文艺现象。
论及宋代讲话的意义，他说:“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发达者，实不少也。
”然但为著述上之事，与宋之小说无与焉。
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谓：说话有四种：一小说、一说经、一说参请、一说史书。
《梦粱录》（卷二十）所纪略同。
这章深刻的揭示了，戏剧这种很好的结合语言而成的艺术形式的多种样式。
“宋之乐曲”一章，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
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
其体始于唐之中叶，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渐多，及宋而大盛。
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
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阕为率。
其话题涉及宋金大曲、缠达、诸宫调、唱赚等多种“乐曲”的考察，其目的是从“形式”、“材料”两方面为后来的“真戏剧”找到源头。
作者将董解元的《西厢记》判定为诸宫调，洵属卓识。
在本章中，他还据《武林旧事》、《梦粱录》等文献，考订《事林广记》所载赚词当出自南宋人之手，其观点后来也为学界所认同。
《宋元戏曲史》第五章“宋官本杂剧段数”、第六章“金院本名目”、第七章“古剧之结构”等三章主要是关于宋金杂剧、院本的研究。
在第五、六两章中，王国维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依据所用曲调的不同，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进行分类。
据王氏的考证，二百八十种“官本杂剧段数”中，“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诸宫调者二，用普通词调者三十有五”。
六百九十种“院本名目”中，用大曲者十六，用法曲者七，用词调者三十有七，用诸宫调者一。
然后，他对金院本做论断云:“则其体裁，全与宋官本杂剧段数相似。
宋金以前杂剧院本，今无一存。
又自其目观之，其结构与后世戏剧迥异，故谓之古剧。
古剧者，非尽纯正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既如前二章所述矣。
盖古人杂剧，非瓦舍所演，则于宴集用之。
唯著曲名者，不及全体十分之一;而官本杂剧则过十分之五，此其相异者也。
”但《宋元戏曲史》仅仅将宋金杂剧当作中国戏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待，这是他的眼光局限所制。
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等五章是其对元人杂剧的研究。
第八章“元杂剧之渊源”主要从“形式”（即元剧所用调牌）和“材料”（即内容题材）两方面论证其渊源自“宋金旧曲”、宋金“古剧”。
在“元剧之时地”一章，王国维主要是根据《录鬼簿》等文献考证元剧历史分期、流传地域、发达之因等问题，许多结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国维将元曲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至元一统之初。
《录鬼簿》卷上所录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
其人皆北人也。
……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后至至顺后至元间。
《录鬼簿》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或不相知者’是也。
……三、至正时代:《录鬼簿》所谓‘方今才人’是也。
”按照这样的分期法，作者必然得到的结论是: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为北人，可见大都、平阳等北地为“杂剧之渊源地”，元中叶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杂剧遂走向衰微。
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数者；唯杂剧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则为省掾令史之属。
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者，则唯汉人（其中唯李直夫为女真人）。
盖自金末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反优于科目。
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垂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
故文章之士，非刀笔吏无以进身，则杂剧家之多为掾史，固自不足怪也 王国维关于元剧前盛后衰的论断，是后人对元剧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看法，但实际上也有不少问题。
元钟嗣成《录鬼簿》是今人了解元剧历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王国维据以勾勒元剧历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录鬼簿》本身并非“按年代次序”编写的，所以王国维（及后来人）据《录鬼簿》的分组对元剧进行历史分期是不够可靠的。
洛地《〈录鬼簿〉分组、排列及元曲作家的“分期”》一文曾指出，《录鬼簿》下卷“方今才人”组甚至有不少迟于“上卷”中“前辈已死”组者!他据元曲家生平重新“分期”，则发现前、中、后三期作家人数略相当，并无前盛后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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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家可知者不足二百人，而元代诗家可知者约两千人，词家约两百人，这些诗词作家绝大多数没有杂剧创作（偶有散曲创作亦多限于小令）。
元废科举固为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导致元代绝大多数文人投身于杂剧事业，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元代最具才华的文人在杂剧家队伍之中! 在“元剧之存亡”一章，王国维主要根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以及《元曲选》等文献考察元杂剧剧本的存亡情况。
此外佚籍，恐尚有发见之一日，但以大数计之，恐不能出二百种以上也 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 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
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案《说文》（六）：“楔、櫼也。
”今木工于两木间有不固处，则斫木札入之，谓之楔子，亦谓之櫼。
杂剧之楔子亦然。
四折之外，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之。
昔人谓北曲之楔子，即南曲之引子，其实不然。
元剧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间，大抵用〔仙吕·赏花时〕或〔端正好〕二曲。
唯《西厢记》第二剧中之楔子，则用〔正宫·端正好〕全套，与一折等，其实亦楔子也。
除楔子计之，仍为四折。
唯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则有五折，又有楔子。
此为元剧变例。
又张时起之《赛花月秋千记》，今虽不存，然据《录鬼簿》所纪，则有六折。
此外无闻焉。
若《西厢记》之二十折，则自五剧构成，合之为一，分之则仍为五。
此在元剧中亦非仅见之作。
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
故元剧对此三者，各有其相当之物。
其纪动作者，曰科；纪言语者，曰宾、曰白；纪所歌唱者，曰曲。
元剧中所纪动作，皆以科字终。
后人与白并举，谓之科白，其实自为二事。
元剧脚色中，除末、旦主唱，为当场正色外，则有净有丑。
而末、旦二色，支派弥繁。
今举其见于元剧者，则末，有外末、冲末、二末、小末；旦，有老旦、大旦、小旦、旦俫、色旦、搽旦、外旦、贴旦等。
元剧中歌者与演者之为一人，固不待言。
毛西诃《词话》，独创异说，以为演者不唱，唱者不演。
然《元曲选》各剧，明云末唱、旦唱，《元刊杂剧》亦云“正末开”或“正末放”，则为旦、末自唱可知。
且毛氏连厢之说，元明人著述中从未见之，疑其言犹蹈明人杜撰之习。
即有此事，亦不过演剧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概元剧也。
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集中体现了王国维对元剧结构体制、艺术成就的认识，对后来影响甚大，最值得注意。
王国维关于元剧最重要的结论是: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
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
元曲亦然。
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兹举数例以证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
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
，元剧被视为有丰富“人民性”的文化遗产来看待，许多论著乃强为解说，论证元剧思想内容如何“进步深刻”、戏剧结构如何“严谨高妙”，与王国维相比，此种认识可以说是严重的倒退! 王国维力关于元剧曲、白作者的归属说:“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
”这种看法实际反映着王国维对元剧认识的不足。
如果我们不是把关、白、马、郑当作“戏剧家”来看待，而是以“元曲家”来看待，“曲”为作家所作而“白”为伶人所作，也许就不会完全“不可思议”。
进而我们才可以理解元剧何以思想“鄙陋”、关目“拙劣”:元曲家最关心的是套曲的制作并以此显示才情，其白则不妨交付伶人，故有“思想之鄙陋”;元剧以曲体结构（即北曲四套）为根本，在四套北曲的框架内，正常的“戏剧结构”势难展开，故不能不关目“拙劣”。
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两章都是王国维有关南戏的研究。
王国维首先对沈璟《南九宫谱》所存南曲五百四十三个调牌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然后又通过对《荆》、《刘》、《拜》、《杀》、《琵琶记》等剧目的调查，认为“其故事关目皆有所由来，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也” 。
这些认识都是非常高明的，但当他最终对南戏之时代做出判断时，因“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出于元明之间” ，故将南戏置于元杂剧之后。
元剧进步之二大端，既于第八章述之矣。
然元剧大都限于四折，且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其律至严，不容逾越。
故庄严雄肆，是其所长；而于曲折详尽，犹其所短也。
至除此限制，而一剧无一定之折数，一折（南戏中谓之一出）无一定之宫调；且不独以数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数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则南戏之一大进步，而不得不大书特书以表之者也。
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
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
吾辈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种南戏耳。
然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
今试就其曲名分析之，则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
今南曲谱录之存者，皆属明代之作。
以吾人所见，则其最古者，唯沈璟之《南九宫谱》二十二卷耳。
此书前有李维桢序，谓出于陈、白二谱；然其注新增者不少。
由是观之，则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
而《草木子》反谓“元朝南戏盛行，及当乱，北院本（此谓元人杂剧）特盛，南戏遂绝”者，果何说欤
曰：叶氏所记，或金华一地之事。
然元代南戏之盛，与其至明初而衰息，此亦事实，不可诬也。
元南戏之文章，以《荆》、《刘》、《拜》、《杀》并称，得《琵琶》而五，此五本尤以《拜月》、《琵琶》为眉目，此明以来之定论也。
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
故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
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戏清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
此由地方之风气，及曲之体制使然。
而元曲之能事，则固未有间也。
元人南戏，推《拜月》、《琵琶》。
明代如何元朗、臧晋叔、沈德符辈，皆谓《拜月》出《琵琶》之上。
然《拜月》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但变其体制耳。
明人罕睹关剧，又尚南曲，故盛称之。
今举其例，资读者之比较焉。
最后说就乐曲之方面论之。
至于戏剧，则除《拨头》一戏，自西域入中国外，别无所闻。
辽金之杂剧院本，与唐宋之杂剧，结构全同。
吾辈宁谓辽金之剧，皆自宋往，而宋之杂剧，不自辽金来，较可信也。
至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
而亦大用古剧之材料，与古曲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