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校庆读后感 今天急要 一小时内发来 分加
四万万中国人带着被区区3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攻破首都的耻辱，走进了20世纪。
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和9.8亿两白银，换得了苟延残喘。
1904年，战争善后过程中，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洽对美赔款是用白银还是黄金之事时，偶然间获得了海约翰无意间的一句话：“庚子赔款实属过多。
” 梁诚敏锐地抓住这个信息，不断追问，终于搞清楚，连同美国战争所费军费在内，清朝应赔款是1165万美元，但美国人却要了2444万(合3294万两白银)，多出了1279万美元。
经过在美国国会议员间的多年奔走游说，1908年，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归还虚报不实赔款，并规定退款必做办学之用。
于是，中国诞生了“留美预备学校”。
开篇：危难中崛起的民族希望 提及清华，人们惯有的印象便是一所全工科的大学，清华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也被认为是“洋奴学校”，是一所之教授西学忽视国学的地方。
但是，清华事实上是具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的大学、“人文日新”的思想也融入了每个清华人的骨血。
着一些都要归功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立。
1908年清华大学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成立。
由于留美预备学校资金来源全部依赖退回的“庚款”，所培养的都是将送到美国留学的青年，因此又被称为“国耻学校”。
清华大学虽诞生于屈辱之中，却是赤县神州上崛起的民族希望，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
正因如此，清华大学的命运从最初就于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一代代的清华学子也都怀抱着一份强国之梦，铭记着自强不息的校训围着祖国的崛起与复兴而奋斗终生。
短暂而辉煌的国学院 提及清华，人们惯有的印象便是一所全工科的大学，清华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也被认为是“洋奴学校”，是一所只教授西学而忽视国学的地方。
但清华事实上是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的大学、“人文日新”的思想也融入了每个清华人的骨血。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立。
清华成立之初，各项教学活动在美国的掌控下以传授西学为主。
为此，梁启超曾批评道：“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
”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处于来势汹汹的“欧风美雨”的压力下，国学萎靡不振，为此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先后成立了国学研究所，胡适也多次建议清华成立相关研究院。
国学研究院筹建之初，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曾拜访胡适求教办学之法，并想请其出任导师主持国学院。
胡适谦虚地婉拒并说：“非一流之学者，我实在不敢当。
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初，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
吴来到王国维的住所，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大躬，才表明来意。
当时王国维刚刚辞去北京大学国学院的职务，原本无意前去清华任教，但吴宓表现出来的诚意让他大受感动。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其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文化传统的尊重。
因此，他决定接受聘请来清华教书。
梁启超也受邀担任导师。
梁任公与清华素来关系密切，他在清华发表题为“君子”的演讲，所引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后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
从1923年9月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他所讲授的《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
因此当得知要到国学院担任导师之时，任公先生十分乐意。
拥有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的国学研究院很快走上正轨。
学院所设的课程，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具有前沿性的，所讲授的内容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学范畴。
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
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
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国学，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国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了一个贯通古今中外的学术圣地。
但好景不长，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先后辞世，国学院元气大伤，又加之其他因素，国学研究院在创立四年时被宣告停办。
不过，它所开创的国学研究新方向散发着新的学术气息，被誉为国学研究史上的奇迹。
从罗家伦到梅贻琦 1928年随着北伐的胜利，北洋政府覆灭，清华大学也交由南京国民政府管辖。
然而政治局面的稳定并没有给清华带来良好的发展环境，相反却带来了一段校长频繁轮换的时期。
美国所退还的那一笔“庚款”，在各方眼中都是一块肥肉，不想与他人分享。
经历了明争暗斗之后，一位承前启后的校长罗家伦，登上了清华的历史舞台。
1928年9月，罗家伦奉国民政府之命出任清华校长并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清华改办大学初期，罗家伦认为不加上“国立”两字不能体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彻底断绝关系的决心，并将清华划归教育部管辖，彻底解决了学校归属问题，于是清华进入了“国立清华大学”时期。
之后他又解决了清华发展中的财务问题，彻底理清了“庚款”，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并将使用权归还清华。
罗家伦之后，乔万选、吴南轩、翁文灏先后出任校长。
校长的频繁替换直接导致的是学校领导思想的不停变动，学校发展近乎停滞。
清华就在这“几经易手”的过程中迎来了梅贻琦校长。
1931年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
梅校长本人对于教育、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曾多次提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一办学理念成为了日后清华大学发展的启明星。
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清华成为了一个名师荟萃、大师云集的最高学府。
清华雄厚的师资基础正是在那个时候积累起来的。
同时梅贻琦在学校内积极推行民主的领导体制，对清华大学在30年代的迅速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梅贻琦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决定南迁并在湖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
1937年底，战火直逼长沙，三校再次南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和张伯苓都有官职在身，时常不在学校，实际上只有梅贻琦校长常驻昆明，以一人之力撑起了整个西南联大。
梅贻琦校长曾说：“抗战期中的母校，虽失去了美轮美奂的校舍，虽颠沛流离地局居在西南一隅，一切的教学研究，总算勉强照旧进行，从未间断。
” 关于那段时期，众多校友的共同回忆便是一起泡茶馆。
李政道先生曾描绘说，因为茶馆里晚上也是有灯的，每天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在茶馆中坐上一个晚上或者一天，那时很多学生都去茶馆里讨论问题。
尽职尽责的老师、奋发图强的学生共同造就了西南联大时期的辉煌。
那里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
民族救亡与闻一多 美国化呀，够了
够了
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罢
东方的文明啊
支那的国魂啊
“盍归乎来
”让我还是作我东方的“老憨”罢
这是著名诗人、民族傲骨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时，目睹学校过分美国化现象所发出的源自肺腑的呼喊。
闻一多在清华学堂苦读整整十年，随后赴美留学。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深感民族歧视的屈辱：“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
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
”1932年，他回国后开始执教清华中文系，卢沟桥事变之后，随同清华南迁至昆明。
在南迁的路途中，他蓄着胡子，拖着羸弱的病体，发誓：日寇一日不除，绝不剃掉胡须。
在西南联大时期，文、理学院甚而工学院的学生宁肯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也不愿错过他的一堂课。
学生们回忆起他的课程说：“《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讲说，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辞虽旧，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五色斑斓地鲜明了。
”他的课程总是很受欢迎，有时候教室里没有了位置，连窗户外面都会有人站着听。
闻一多先生是诗人、学者，更是一名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清华学子。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闻一多先生义愤填膺，他在题为《最后的演讲》中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
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在大会之后闻一多先生便在自己家门口，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在清华的历史上，许多清华师生像闻一多一样，有着铮铮傲骨，英勇投身于苦难中国的民族救亡运动中。
无论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抗战胜利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都留下了清华学子活跃而坚毅的背影。
中篇：肩负民族工业化开启重任 “清华由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至清华大学，由南迁到复员，经历帝制、军阀、国民党各时期的统治，到今成为人民的清华大学。
校史与国运，息息相关。
此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培植之下，必能日益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尽其应负的使命。
” 1949年，清华园里处处生机勃勃，清华人迎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清华园解放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冯友兰先生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表达了全体清华师生真切的心声。
1952年，清华大学历史上的重要年份。
新中国根据当时工业基础极端落后，急需培养工业领域人才的新形势，对清华院系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清华成为一个多科性的工科大学，进而为中华民族工业化的进程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人才。
在新中国各项重大工程和事业的建设中，我们时常可以看见清华人活跃的身影。
建设密云水库改善华北水荒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国家大搞水利建设，京郊大地，先后建成了十三陵水库和怀柔水库。
但这两座水库库容不大，作用有限。
于是，修建密云水库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周恩来总理将密云水库的设计工作交给了清华水利系，水利系的领导及广大师生响应国家号召，秉持蒋南翔校长“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主张，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一光荣任务。
为了做好设计及施工工作，水利系组织几乎所有师生都投入到密云水库的工作中，学校还组织了电机系、建筑系、土木系的一些教师参加协助。
设计组以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为首，学生则以1958年毕业班为骨干。
1958年7月水坝毕业设计完成，与全校一同举办了教育成果展览会。
周总理十分高兴，亲自来校参观，赞扬师生的成绩，并把密云水库白河部分的设计任务也一起交给清华大学师生。
1958年9月，密云水库正式开工。
在当时，要建造这么大的一个水利工程，条件极为艰苦。
清华师生除了几位年长的教授住在工棚中外，所有年轻师生全都住在半地下的土窖里，在地上挖个坑，上面做一道矮围墙，盖上席子，搭上通铺就是他们的宿舍。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所有清华师生仍然情绪高涨，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努力克服工程设计及施工中的一道道难题，在各方面的积极协助和配合下，完成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艰巨任务。
40多年来，密云水库为保障首都北京、天津、河北北部的生产生活用水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华水利系广大师生谈起密云水库既亲切又自豪。
有一位当年的小伙子，如今的退休老教师说：“我这一辈子的人生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是体现在密云水库的贡献中。
” 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三钱” 提起“三钱”——这个最初由主席喊出的“别号”，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1956年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三人一起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次十二年科学规划，被周恩来总理亲切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
“三钱”是中国科坛的杰出人物，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家。
而“三钱”都与清华有着不解之缘。
钱学森1934年被清华大学选派为留美学生，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化进修班， 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工程力学和自动化专业人才， 为之后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师资力量。
钱三强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
10年后，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
而钱伟长的故事更具有传奇性。
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百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但是他的物理和数学加起来20分不到，英语为0分。
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年轻学子的爱国热血被唤醒，他执意要学物理，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本是一个文质彬彬、偏科的书生，却为国家与民族生存激发了生命活力，入学时身高1.49米、孱弱的他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
“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
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就拼命学，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最后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就这样，钱伟长成长起来。
后来，他出国留学，又义无反顾地放弃高薪待遇，回到清华教书，当时每个月的薪水只够买两个暖水瓶。
之后，钱伟长成为“三钱”中唯一被打为右派的人，受尽了屈辱折磨。
然而他无怨无悔，对祖国的忠诚从未改过变。
1956年科学规划大会上，他力排众议，提出了5项国家科学优先发展重点，为周总理和“二钱”所肯定。
钱伟长逝世前曾说：“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 “三钱”是中国在重工业建设时期的清华杰出校友的代表，此外，还有更多清华培养的优秀人才们，走出校门，走进了简陋的实验室，走向了报国之路，走向了为祖国奉献一生的人生道路。
清华大学则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下，在十年“文革”浩劫的艰难抗争中，坚持教学活动，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终篇：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征程 所有清华杰出的校友们，他们像生命力极强的种子，无论洒播在天南地北，也无论土地的富饶或贫瘠，都生根、开花、结果。
在培养科技人才之外，还有很多的学子成为当代中国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释发出光和热。
在未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清华将是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的先驱力量、中流砥柱。
说起清华的科技人才，人们总是如数家珍：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周光召、王大珩、朱光亚，核能力学专家郭永怀，人造卫星专家赵九章、陈省身、王希季、陈芳允、杨嘉墀，导弹专家屠守锷，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
但是，别忘记，那些同样引人注目的当代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胡锦涛、朱镕基、吴邦国、、黄菊……，都是清华的校友。
“红色政治家的摇篮” 99年来，清华园共走出9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8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诞生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6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20人。
99年来，清华大学共为共和国培养国务院各部部长104人，各省省委书记、省长81人，以及62位将军。
以上各项数据均居全国首位。
清华大学共为祖国培养了359位省部级干部，而位居第二的高校只有41位。
可以说，百年清华，不但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同时也是红色政治家的摇篮。
朱镕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朱镕基和夫人劳安都毕业于清华。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
在当时报考的湖南籍学生中，数他考分最高。
朱镕基所在的1951届电机系，可谓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出了4个，朱镕基也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
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就是他的同学。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
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自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
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
作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
还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
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力很强，总能够成功地征服听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朱镕基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在祝辞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朱镕基在常务副总理和总理任上治理三角债、打击房地产泡沫、治理通货膨胀、带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均给老百姓留下深刻印象，他还留下了“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这样的豪言壮语。
从综合性大学走向世界一流大学 “将科学与艺术、科技与人文人为地割裂开来，而想在科技、人文科学或艺术领域中培养出卓越人才，是困难的。
”清华校友、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的声音反映了清华大学曾经面临的文科缺失的历史尴尬。
“文革”之后，清华大学在文科复兴之路上大踏步迈进，逐步改变了单一工科的历史面貌，转而朝向建设“综合性大学”道路方向前进。
1993年，清华大学又提出从建设“综合性大学”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再到2020年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200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上，江泽民主席为清华大学亲笔题词。
全场掌声雷动，整个学校都在向国家和世界表明坚强的决心和意志：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共同奋斗
2011年3月7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样是清华校友的吴邦国专程来到清华大学，再次对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希望。
吴邦国强调，一流大学应该成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领域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应该成为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汇聚优秀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希望清华大学认真总结百年办学经验，凝练百年大学文化，把高水平学术研究与国家重大需求结合起来，把攻克科学难题与培养创新人才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既出人才又出成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办学之路，再创清华新的辉煌。
作为中国顶尖的高校，清华承载的不仅是荣誉的光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过去，责任是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兴衰；现在，责任是要做全国高校的表率，人才的集散地；将来，责任是要成为世界高校的领袖，在世界代表中国教育界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相信，清华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只会越来越快，终有一天，清华将屹立于世界顶尖高校之林，引领世界之光
书名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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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500字 关于数学的
灵魂的照耀一颗伟大的灵魂，百年前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发出光焰，最精纯的光彩照耀我们的心灵。
在十九世纪末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心音并抚慰我们青少年的心灵。
在法兰西，多少人认为他不止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欧罗巴艺术中唯一的真正的友人——列夫·托尔斯泰 在有暇之余，我翻开了《列夫·托尔斯泰传》，从而来体会一下托尔斯泰的人生成长的艰辛历程。
托尔斯泰粗犷的脸又长又笨重，短发覆在前额，小小的眼睛，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宽阔的耳朵，因为无法改变丑相，童年时倍感痛苦。
他在一个叫卡赞的地方读书，成绩平庸，他是孤独的。
在他家庭的回忆中，好几个人为托尔斯泰采作他的《战争与和平》中的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如他的外祖父，老亲王沃尔康斯基，叶卡捷娜二世时代专制的贵族代表；他的母亲，玛利亚公主，这温宛的丑妇人，生着美丽的眼睛，她的仁慈的光辉，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虽然对于他的父母，他是不大熟知的（他的母亲逝世时，他还未满一岁），但是他至少还能保持若干关于父亲的回忆。
这是一个和蔼的诙谐的人，眼睛显得忧郁，在他的城邑中过着独立不羁、毫无野心的生活；他父亲死时托尔斯泰才九岁。
这一死，使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中充满了绝望。
然而不知不觉中，他为少年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和夸大的自尊心所驱使，以至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丧失了无功利观念的性质，变成了实用的性质与物质的了。
他慢慢地也学会了放荡自己。
最后，有一样东西救了他：那就是绝对的真诚、坦白和善良。
最终他以自己的努力而成了俄国作家，成为了“俄国的一面镜子” 影响我们成功的决不是环境，或者遭遇。
而是我们是否能保持一颗坚强的心，一种不屈的信念。
六年级上册语文第11课作者资料
郑振铎，（1898.12.19－1958.10.17），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原籍福建长乐。
郑振铎字西谛，书斋用“玄览堂”的名号，有幽芳阁主、纫秋馆主、纫秋、幼舫、友荒、宾芬、郭源新等多个笔名。
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20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
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3年2月22日，任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曾就读于北平铁路专科学校，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55年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
有《郑振铎文集》。
还有《猫》。
《燕子》一文已编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下册第一组。
《别了，我爱着的中国》已被选入六年级语文教材每课一练（单元测评(2)阅读天地），五年级沪教版语文课文。
《唯一的听众》已以他的笔名“落雪”选入北师大版五年级上第三单元第二课，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三课，以及九年义务教育五年级下第28课。
《猫》一文已编入初中一年级下册教材（人教版 第26课）。
《最后一课》已被编入人教版初中一年级下册自读课本《大海的召唤》（第15课）。
李羡林简介
季羡林简介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赴德国留学。
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
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
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
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
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