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读后感800字片段
《白鹿原》面世后确实出现了好评如潮，畅销不衰，一时“洛阳纸贵”的盛况，却也一直有不同的争论、批评乃至粗暴的压制。
然而，牡丹终究是牡丹。
尽管它本身还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学的批评、压制，却无损于牡丹的价值、华贵和富丽。
它先是荣获陕西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和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
后来，略加修订的《白鹿原》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它的作者终于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
《白鹿原》确如海外评论者梁亮所说，“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 《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那么，我们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中的大家之一，也就不算夸张了———他毕竟以自己震惊中外文坛的非同凡响的佳作而达到了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度。
短篇的王蒙和冯冀才也应该无与争峰。
关于死的话题(长篇小说《白鹿原》读后感） 近期读小说，我感到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
这部最早出版于一九九三年的小说，我也是很早就知道有这本书了，可是一直没有读过，这不能不说这一个遗憾
《白鹿原》所反映的生活年代，与小说的时间跨越有半个多世纪，从清末写到解放初，其间还涉及到解放以后更长的时间。
我总的感觉是，这是一部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比如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生命玄学和神秘不可解的力量，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等等。
当然，这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的历史变迁。
从小说的阅读中，我还感到小说中对人物的“死” 的结局的处理写的极具震憾力量，简直就是惊心动魄
这对我的感受是最深的了。
小说中的黑娃，大号叫鹿兆谦的。
其父鹿三一直是白嘉轩家的长工，而且是极其幸福的长工，他一直到死也是幸福着的。
而黑娃却具有一种反叛的性格，他不听老子的劝告，自己跳出白鹿原，到渭南一清末武举人家做了长工，并因此与武举人的小老婆田小娥相好上了。
俩口子回到白鹿原后，其真相被揭露后，黑娃与田小娥住进了一口窑洞里，开始他们的生活。
大革命时，闹农协，鹿兆鹏鼓动黑娃出来革命。
革命失败了，黑娃进了习旅开始当兵。
习旅暴动失败后，黑娃开始了土匪生涯。
我本以为黑娃当土匪，应该要死在这条道上，不想黑娃没死。
在土匪头目大拇指死后，作为二拇指的黑娃领着百十号土匪接受了县保安团的招安，当了第三营也就是炮营的营长。
黑娃招呼的紧，炮营的兵不但要炮，还要求佩枪，这都得到了满足，这也说明黑娃对招安后的一种心理，那是怀着深深的戒意的。
本想，接受招安的土匪没有好下场，黑娃该死了。
谁想黑娃还没有死，营长当的好好的。
而且，他还拜朱先生为师，暴戾之气尽褪，简直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就出现了，黑娃让手下的兵把自己绑在大炮筒上五天五夜戒掉了大烟，娶了知书达礼的小姐为妻，回到白鹿原拜了祖宗牌位，属于洗心革面，浪子回头的那一种。
最最不该死的时候，是黑娃听从鹿兆鹏的劝告，策动了临解放前的起义，黑娃是策划起义的主要人物之一，对革命有了一定贡献，还当上了革命政权的副县长。
然而，大难从此开始，白孝文作为县长变成了革命功臣，而黑娃却忽然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被捕坐监枪毙，还是和国民党的县长及总乡约田福贤一起被枪毙掉。
这真是黑娃该死的时候没有死，不该死的时候却死了。
作为田小娥，从武举人的小老婆变成黑娃的老婆以后，我觉得最初田小娥也是想与黑娃一起安份守已地过日子的，谁知黑娃革命了。
革命的黑娃不在家了，当土匪的黑娃也不回来了，这又给鹿子霖创造了条件。
鹿子霖每月到田小娥住的窑洞去两次，与田小娥厮混，不想奸情差点儿败露
虽然有一个替死鬼儿，鹿子霖躲过了这一劫。
但是，鹿子霖却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儿，他设计了让田小娥勾引白孝文，要出一口恶气，也让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丢尽脸面。
这计策果然成功，白孝文与田小娥也好上了。
由此发生的是：白孝文在祠堂接受处罚，白嘉轩与儿子白孝文分家，白孝文由此开始的迅速堕落，让鹿子霖充分地满足了报复白嘉轩的心理。
而此时田小娥的寿限也到头了，作为公公的鹿三，看到自己的主子白嘉轩一家由于被不肖儿黑娃娶的媳妇田小娥搅和成这样，竟被深深地激怒了，他摸黑进了田小娥住的窑洞，用磨得飞快的梭枪头，一枪扎在了田小娥的后背心上。
田小娥临死前一回头和一声惊叫：“大呀
”其生命也由此定格。
其后，白鹿原发生了一场温疫，死了好多人，白嘉轩的媳妇仙草同样是死于那场温疫；而鹿三从杀死儿媳后，精神竟变得恍恍惚惚，似乎田小娥的鬼魂附身了，从此人也变得有时清醒有时糊涂。
这一切仿佛都和田小娥的死和她的阴魂始终不散，一直在作祟有关系。
于是，白鹿原的人在那座田小娥居住过的窑洞上造了一座六层的塔，以镇田小娥的阴魂，不让其出来害白鹿原的人们。
小说中鹿兆海和白灵的死，很具有一种
《白鹿原》读后感是什么
白鹿原读后感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文章情节结构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每个细节部分的描写又非常的精致、缜密、充实，完全是史诗规模和史诗的笔法。
全书描写了一个原，两个家族，三代人，四股力量，五种斗争，六件大事，熔历史风云，男女风月，文化兴替于一炉，表现了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后近五十年的血淋淋的历史进程，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文化变迁，它以浩瀚，深厚、大气、诗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巅峰之作。
《白鹿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原上的“乡约”，为本地宋代状元吕大焕所作，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三大部分，几乎集中了儒家文化的全部精华。
小说中的《乡约》为朱先生所作，白鹿原因它而一片朗朗书声，人和人的关系从此根本改变：耕织、家教、祭祖、满月酒、婚礼、求雨、治丧、迁坟、认干亲、拜亲人，一切都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
《白鹿原》中祥和兴盛、无争无斗的原上世界，寄托了作者文化救国、礼仪兴邦的儒家理想。
白鹿原做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兆谦(黑娃)，大拇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
以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
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
小说写残酷的斗争，目的是对斗争予以批评，原上的儒家思想兴盛不衰，很快被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所取代，白嘉轩不但腰被土匪打断，而且很快被革命政权从组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
黑娃十兄弟在白鹿原上搞农民运动，地主和乡长都被戴高帽子游街，国民党打回来后，乡长田福贤在白鹿村开反攻倒算大会，残酷批斗并且处决农会干部，小说借朱先生之口，说白鹿原简直成了一只“鏊子”，老百姓成了鏊子上翻来覆去的烙饼，为了反对无谓的斗争，《白鹿原》还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例如将白灵这样一位坚定、纯洁的老资深女革命者打成特务后活埋。
白鹿原上仁义白鹿村的败坏说明了暴力斗争的恶果的极其可怕。
在《白鹿原》的创作手法上，可以说他已现实主义为主，以史诗笔法叙写人事，又融合了潜意识、魔幻现实主义等其他创作手法。
作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它把叙事的焦点始终对准白鹿原这块西北黄土地上的文化状态和文化冲突，突出地描绘了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等，以及众多生命在传统礼教压抑下的被扭曲、荼毒、萎谢，展示出白鹿原一片惨烈的文化景象：田小娥之死、白孝文的堕落、黑娃的出走等等。
）无论是描绘白、鹿两姓的宗法关系和冲突，还是叙述白、鹿两家年轻一代的生死、爱情、出走、回归，作者都着力于揭示历史生活形态后面所隐藏的文化因素，将家族作为民族文化的聚焦点，借白、鹿家族的兴衰变迁，去探索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隐秘。
这就使《白鹿原》的主题超越了一般的政治、阶级、社会、历史的层面，而通过诸如出走与回归、繁衍与毁灭、腐朽与再生、必然与偶然、机遇与宿命等的描写，将主题提升到生命哲学、文化哲学的高度。
西方现代主义在80年代初传入中国，在10年时间内将西方现代主义100多年的历史全部上演了一遍。
《白鹿原》有选择地加以吸收。
把潜意识、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的手法大胆引进作品中。
如：白鹿原上世代相传的白鹿奇闻——白鹿精灵。
田小娥死后在鹿三身上的灵魂附体，白灵死时分别向她的祖母、父亲和母亲托梦，朱先生死后化为白鹿飘然而去等，都给小说增添了浪漫和魔幻的意味。
《白鹿原》从文化人格的角度，塑造了一批经历独特、性格鲜明、思想行为惊心动魄的人物形象，构建起了白鹿原文化关系变迁网。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儒家文化的乡村领袖，封建家族的族长：白嘉轩。
白嘉轩有刚毅的意志。
他的一生可谓多灾多难，不仅同整个白鹿原上的广大群众一样经历里了兵灾、匪祸、饥谨、瘟疫，而且本人年轻时在婚姻上就遭到六娶六丧的严重挫折，《白鹿原》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最为壮豪的就是一生中娶了七房女人”。
中年以后更经历了长子白孝文的堕落，爱女白灵的背叛，贤妻吴仙草的暴死，以及自己被土匪打折腰杆等沉重打击。
他腰虽然弯，但头仍然昂着。
表现了他刚毅坚韧的精神。
他有着慎独的品行。
慎独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也就是一个人独处时，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白嘉轩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对儒家文化中“修身为本”的精义能心领神会和身体力行，坚持耕读传家。
他有仁义的精神。
如对长工鹿三。
但是也有残忍的习性，在其宗族范围内，一旦有谁触犯了儒家礼义和族规乡约，他就显得刻薄寡恩，心冷手硬。
甚至是对他的亲生儿子，他也决不手软，严施酷刑，显示出其残忍的一面。
尤其是对田小娥残忍狠毒。
可见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也是最阴冷的食人者，这也再次证明中国历史的每一页虽然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字缝里却写满了“吃人”二字。
文中的黑娃和白孝文可以说一个是无根的浮萍，一个是笼中的野兽。
因为同一个女人堕落的两个男人，却有着天壤之别。
黑娃和田小娥是对自由恋爱的落草鸳鸯，革命的风暴让黑娃，落草为寇。
在匪巢内乱之后有被招安，他立志改过自新，从头做人。
强行戒烟 求学朱先生，重归祠堂，过上安静的生活。
然而最终被杀害，他无法真正融入传统文化，，又见弃与革命文化，无论新旧时代，都没有他的真正位置，他像无根的浮萍，孤独的灵魂无处依傍，无以为家。
而白孝文和田小娥是鹿子霖的圈套，他成了个无辜的牺牲品，他像一个文化变色龙，一次次脱胎换骨，改变着自己的角色，最终成了深谙政治韬晦之术的大阴谋家。
他成了笼中的野兽，心狠手辣。
白灵与兆海最初相恋，都是满腔热忱的爱国少年，都急于报效祖国，因而掷硬币选择分别加入国共两党。
然而世事难料，他们对待党的了解和认识发生分歧，党派政治干预进他们的感情生活，即便情感 被政治思想所阻碍。
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永远存在，他们两个的对立也永远存在，他们的感情终不能有结果。
百灵和鹿兆鹏才是真正的白鹿精魂，他们相对于黑娃和白孝文来说是一种超越。
他们二人有惊人的相似，同样接受先进的教育有独立的思想、同样是新文化的代表。
他们都不愿意遵守父母之命，鹿兆鹏不愿娶，白领不愿嫁，都选择离家出走。
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的热情，流淌着叛逆的热血。
他们有百折不挠的勇气，为后人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而令人惋惜的是，白领死在革命者的刀下，鹿兆鹏也在革命胜利后远走他乡，不知所终。
这也许是作者要揭示的民族秘史，一种崭新的思想形成要付出代价。
他们两人，就像双飞的蝴蝶，向光明和未来而去
《白鹿原》中人物的人生各有不同，朱先生是作者心中的理想化人物，清贫正直，令人敬佩，飘逸走过一生。
冷先生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悬壶济世，冷冷的走过一生。
鹿三则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勤劳一生，儿子却叛逆，最终杀死儿媳，致疯而死，是个悲剧人物。
田小娥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封建的叛逆者，也是封建的牺牲品。
小说中人物死的结局有很多，像仙草的死是那么地镇静；像鹿兆鹏家里，那位鹿兆鹏的媳妇，死又是那么地让人感到可怜与可怖；像最后鹿子霖的死又是那么地窝囊，一切仿佛都是因果缘分。
不禁让人感叹：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书的开头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作者陈忠实以巴尔扎克这句名言做为小说的题记,表达出其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宏愿与艺术追求。
诚然，一个民族的许多秘密都在小说中佝偻着。
它们太小了，却又太重要了。
就像书中的一样，秘密无处不在。
他隐藏在每一个角落，他隐藏在骡子的背上，隐藏在白家那个只进钱不出钱的盒子里，他隐藏在芰荠菜水饭里，隐藏在或是白赵氏或是鹿贺氏或是朱白氏忙碌的身影中，隐藏在木桌上的羊肉泡馍里，也隐藏在长工们的老茧和丰收时的麦浪里，更隐藏在跳跃在原上的白鹿中。
小说白鹿原的读后感
一部好的小说，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离奇动人，也不仅仅在于语言的华丽，也不仅仅在于对历史的感悟，对人生的思考。
好的小说应当是以上因素的集合。
它能让人爱不释手，一气和呵成地读下来。
陈忠实的《白鹿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独特，一开篇便牢牢地抓住了人的精神。
围绕着主人公白嘉轩，展开了一幅近代传统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故事，纯朴的人生观所展现出的关中风情画卷。
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人物：白嘉轩的父母、他的长工、品德不端的大财主鹿子霖、医术高超重义守信的乡医冷先生，以及他们的子女。
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家庭斗争、政治斗争，清末统治者及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对农民的统治，以及国民党、共产党内战时期农民的艰难生活等等让人回味无穷。
让人心神宁静的纯朴的民风、稳定的生活也是葬送在了那些革命的斗争中。
白嘉轩是一位中国传统农民的代表。
他热爱劳动，他最能体验劳动的乐趣。
在劳动时，他浑身的骨节都在咯咯作响。
他雇的长工鹿三，似乎是无产阶级所认为的那种剥削压迫关系，而在故事中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却是那么融洽。
竟胜似一家人一样，绝对的尊重，绝对的平等，最后竟成了生死之交。
白嘉轩的家风非常严谨。
他父亲也是一个正统的农民，对白嘉轩管教非常严格。
白嘉轩在家境日渐败落的情况下，就是靠着坚定的信念，靠着自己的艰辛劳动，一步步地将家境扭转过来。
白喜轩对后代的管教也同样是非常严厉。
然而，人们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时，免不了要被本性中恶的一面所屈服。
他的大儿子白孝义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子承父位，原打算要接过父亲的族长位置。
这时，邪恶的代表鹿子霖便利用美色勾引孝义，以败坏白家的名声。
孝义被一个色相十足不守贞节的坏女人田小娥所迷惑。
白嘉轩为了严正家风，亲自主持家法，在全族人面前对孝义进行惩罚。
从此，孝义堕落了下来。
鹿子霖乘机把白孝义的家产给侵吞。
最后孝义被逼沿街乞讨，险些饿死街头。
似乎是邪恶占了上风.然而在紧急关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孝义本性中的善的一面又电光火石般出现。
他戒掉了大烟，从头干起，最后竟成了一县之长。
白嘉轩也有失败之处。
他的小女儿白灵从小就比较娇惯，最后被共产党所吸引，为共产党闹革命。
拿砖头将正在作报告的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鼻子砸扁。
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而当她既将从西安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时，却被共产党怀疑为特务，被活埋。
多么可悲的下场。
这虽对白嘉轩打击很大，但最后他却成了革命烈士的家属。
在随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还是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
故事中的人物似乎不信神，他们所信奉的是祖宗，信奉的是公理。
他们所生活的白鹿原虽说有白和鹿两姓，但他们有共同的祠堂，共同的祖宗。
他们共同举行对祖宗的祭祀活动。
这两姓可说是矛盾的统一体。
鹿姓的代表人物鹿子霖便是一个反面代表。
>鹿子霖父亲在世时，对儿子的恶行便放纵、指使。
这就决定了鹿子霖的邪恶本性。
但鹿子霖并不是坏得十恶不赦，他只是干些吃、喝、嫖、赌勾当。
比起土匪还要善得多。
他利用职权霸占了黑娃的妻子小娥，又唆使小娥勾引白孝义。
故事的结局体现了因果报应的道理。
他的儿子不听他的管教，不与新娶的媳妇同房，参加共产党后给家里带来无穷灾难。
最后，他受这个共产党儿子的连累被拉上刑场陪同枪毙的死刑犯。
被吓成精神病，冻死在野外。
故事中的人物各具特点、各具性格，又各具命运。
一个个活灵活现地立于纸上。
令人深思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旧时的大知识分子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另一个是不守贞洁的女人田小娥。
朱先生是孔孟思想的代表。
每日吟诵圣贤书便是他的最大乐趣。
他与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不同，他在考取了功名后，看到时局不定，便拒官不做，在家乡开办白鹿书院，研究修身之法，编纂县志，一度时期曾招生传道。
他在故事中是一个大智大悟者，甚至具有了通神的本领，可以未卜先知。
他的一些预见屡屡应验。
最主要的是他对时局的预测。
在白嘉轩的长工鹿三死后，他不让雇佣了一辈子长工的白嘉轩再雇长工，结果在共产党夺取天下后，他因为解放前三年没有雇工而没有被评为地主。
朱先生不为名所诱，不为利所动。
他是一个极受人尊重的文人。
无论是军阀土匪、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尊重万分。
而在他死后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却被混蛋红卫兵给掘了坟，烧毁了尸骨。
他的命运不就是现代版的孔子和孟子吗
这也算是新派小说中不多见的对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点批判
田小娥出身秀才之家，却嫁给了一个老举人做小妾。
年轻漂亮的她耐不住寂寞，便与长工黑娃勾搭成奸。
这是当时社会所绝不能容忍的事情。
她被老举人休回了家。
黑娃寻到她带她回到白鹿原。
而祖宗的祠堂又将他们拒之门外。
他们便在村外东头买个窑洞住。
人们都把这个田小娥，这个不贞的女人当成灾星。
黑娃被传统社会所拒绝、排斥。
而田小娥的美色是令男人神魂颠倒的。
在宗法制度的压迫下，黑娃没有抛弃小娥，与小娥厮守在一起。
反倒是与社会为敌而投奔了共产党。
后来被打散，又占山为王当起土匪。
黑娃出走后，小娥住的窖洞便像臭鸡蛋吸引苍蝇蚊子一样，成了一些男人所追逐的处所。
老色棍鹿子霖不时地来苟且，无懒时常来到窗下骚扰，白孝义又中了美色圈套不时地来偷情。
最后，黑娃的父亲鹿三见田小娥害人不浅，便用矛枪刺入小娥后心，将小娥杀死。
小娥的命运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牺牲品。
因为她触犯了封建宗法制度，便被社会抛入最低层。
但是人是有感情的有需要的，人人都有权追求幸福。
她如果能与黑娃过上正常的日子，也不会造成那么多危害后果。
在强大的宗法制度面前，田小娥太弱小了。
她死的太屈
太屈
后来作品中写到了一些诡异的迷信故事：她的鬼魂附体到她公公鹿三身上，并使鹿三的精髓被吸掉，早早地死亡。
算是张扬了一下弱者对社会的抗争与呐喊。
《白鹿原》的可贵之处是对当时的共产党没有什么正面评价，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现在的小说大都对现实社会有种反叛精神，但这部书的反叛还是比较彻底的。
另一方面小说也张扬了旧时代的纯正民风，农民生活与旧制度的和谐有序。
当然小说中的因果报应思想是要注意剔除的
白鹿原中的白鹿精魂到底指的是什么?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极富民间文化特色的作品，它之所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成绩不凡，其中许多栩栩如生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人物形象。
是以民间文化为底蕴作铺垫而成的。
换句话来说，没有那些丰富的民间文化在作品中的渗透，就不会有《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
在《白鹿原》中，这种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还不仅仅是一种拿来即用的胶合状态，而是非常好的融化一体。
本文将对《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这种民间性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民间性的体现我们知道，一个内涵深刻、形象丰富的人物形象，一般由姓氏称谓、肖像、性格三个层面来构成。
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也主要通过这三个层面来表现。
（一）人物姓氏中的民间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姓氏称谓标志着一个人的血统、家世、身份和前程，据说伏羲氏就开始“正姓氏，别婚姻了”。
生活中，顺姓起名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希望和祝愿往往都寄托在姓名上面。
而在文学作品里更是如此，主要人物的姓名称呼一般是不能随意给定的，总是根据作家的意图、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命运来取上适当的姓名，使其“名副其实”。
这种起名方式反映了作家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继承了民俗崇拜信仰的传统，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姓氏称谓早已成为一种民俗，它附和在人物形象身上，人物形象就会有这种姓氏内含的文化辐射力。
先就白鹿原三个字来说，它在作品中是一个地理的符号，它的命名由于那个神奇莫测、普救生灵的白鹿神灵的传说依附，使得它成为一种地域文化中美善的象征了，蕴涵着丰富的民间意象，体现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以及这些人们在全部生命活动中形成的传统、风俗、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等。
从这个角度看，陈忠实把作品命名为白鹿原，其实是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创造一种民间的文化氛围。
《白鹿原》中的第一人物白嘉轩是白鹿村里的族长，姓名本身就象征着这位族长威严的地位和美好的品格，隐含着源远流长的必然的“活的历史连扣” [1]。
“白”色在中华民族远古的民俗里，是作为纯洁、吉祥的象征而得到崇拜的，“白”在汉字里含有洁净、彰明、清楚、真率之意。
如屈原《九章·橘颂》：“精色内白，类任道兮。
”[2]《荀子·不苟》：“身死而名愈白。
”③《逸周书·谥法》中也解释为：“内外贞复曰白。
”④嘉轩二字同义重复，强调形象的品正德厚。
再如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她是一个悲剧角色，又有着反抗精神，连死后的鬼魂都有一股强烈的复仇精神，由此作家在她的命名上运用了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反封建象征，“娥”字的名字，与元杂剧《窦娥冤》女主人公同名。
不言而喻，这绝不是一般的命名，它们之间有着较深的姓氏民俗意蕴关联，使我们从视觉、心理上就会与之产生联想，这种“娥”字命名方式由于它固有的文化积淀，使得女性形象的地位、性格、命运都得以不同程度的显现。
又如白嘉轩唯一的女儿，白灵，这个名字民间寓意深刻
她是伴着百灵鸟叫声而呱呱落地的，因此取名“灵灵”，而百灵鸟在我国民间自古就被认为是最美的鸟，吉祥的鸟，所以白灵在作品中也是美的化身、正义的化身。
在《白鹿原》姓氏称谓的命名方式中，还有一种很具地域特色的习俗，即给人物的乳名、小名起贱名。
作品中长工鹿三的两个儿子黑娃、兔娃就属此类。
因为初生的婴儿、幼小的孩童，民间俗信认为是不该有堂堂正正名号的，否则难以养育，相反，那些贱类，狗啊、猫的，不用操心，一个个长的活蹦乱跳的，这种反其意而用之，正体现出人们的心理期望和民间的俗规。
此外我们也都知道，关中地域属黄土高原地带，民生贫瘠，生计困难，特别是近代以来战乱频繁，天灾人祸，这一切都在普通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和苦涩的回忆，反映在命名上自然不会有过高的期望。
另外，《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特别是男性，如白嘉轩、白孝文（武）、鹿兆谦（黑娃）、鹿子霖、鹿兆鹏（海）等，他们的姓名都是三个字。
也许是巧合，连书名都采用三个字。
读起来有种顿挫的韵味。
这种内在的结构其实反映出民间文化里的一种思维倾向：两点不够稳定，三点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平面。
显示出民间文化中对人生命运一种理想化的希冀。
（二）人物肖像中的民间性《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民间性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肖像。
民间文化对作家文学中形象的切入表现在姓名称谓中一般只是停留在形象勾勒的浅表层，而对人物肖像描写的切入，则进一步深入到人物形象的深层结构中。
所谓肖像，即具体到人物音容笑貌、体态服饰等外貌描写，比如我们常说某某长的象关公，红脸、长髯，为什么红脸、长髯就象关公呢
这正是因为传统民俗意象和汉代时尚审美习俗在人们肖像中的积淀。
这一点在《白鹿原》人物形象中表现的也十分充分。
朱先生是《白鹿原》人物中最具智力和预见力的人，是带有点“仙骨”的人物形象，在刻画他是白鹿精魂之化身的肖像上，最为传神的是关于他去世前的一段描写，先生预感他即将离世，一袭白衫的他坐在椅子上，让他的妻子为他寻找头发上是否还有黑发，结果寻找了半天，只找到最后半根黑头发
妻子说：“你成了一只白毛鹿了
”随后，当朱先生走到前院时，妻子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腾起一只白鹿，掠过房檐飘过屋脊在原坡上消失了，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意味了：白鹿原上最具智力的先生化成白鹿飞走了。
作家有意为之契合上民间的光环，一头白发，一袭白衫，更凸现了朱先生白鹿化身的神秘性。
另外一个白鹿化身者——白灵,作家也倾注了很多笔墨，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革命时代，白灵最爱穿的就是白色的衣服。
在作家的眼里，他们是美和善的象征，因而他们的外貌也必然是美好的，而白色就如我们在姓氏中民间性的论述一样，它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里，是纯洁和吉祥的象征。
在《白鹿原》第二章中，有关白鹿的外形和相关描写很传神：“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过………麦苗忽地窜高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捡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砾，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的鲜若桃花…………。
”白鹿这样的外形和善行无疑是朱先生和白灵美和善形象的民间性来源。
而那个舍身救夫的田小娥，当她被自己丈夫的“亲大”杀死的那一刻，她绝望而悲惨的喊了一声“大啊”，就是这一声，深深地刻入了鹿三的脑中，随之而来的是田小娥疯狂的复仇：她把自己的魂魄附在了鹿三的身上，直至鹿三精神彻底垮掉。
而且她还借鹿三之口公开了一个秘密：眼下浪漫在原上的瘟疫是她招来的………。
这种人鬼混同、光怪陆离的世界，其实是地域文化和民间习俗的反映。
田小娥以冤鬼、厉鬼的复仇者面目出现，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传统中“冤有头，债有主”、“此仇不报，阴间变成厉鬼也不让你平安”的一种因果报应观念。
再看死后的田小娥骨殖发绿，被焚烧后埋葬，在冬季雪后，坟上的枯草中却有成群的蝴蝶飞舞。
这种景象看起来荒诞不经，其实还是化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梁山伯和祝英台合葬后不也是化蝶双飞吗。
这种传说的化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东方古典神秘色彩。
肖像中的民间性还体现在衣饰上，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衣饰特点、习俗。
在《白鹿原》第22章里有一段描写鹿兆鹏逃亡时的装扮：“他头上缠裹着一条脏兮兮的蓝布帕子，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对襟布衫………白布裹毡从脚趾一直缠扎到膝盖。
”头上的帕子是为了挡风沙、擦汗水，扎腿是为了方便在原上干农活、行路，那对襟的布衫更是千百年来西北农民最典型的服饰。
这副行头很显然是一位“土里土气”的黄土高原农民的形象。
描写更为凝练的肖像是罗锅白嘉轩。
作为族长，他必须担起整个原上的一切大事。
大旱之季，他率领村民到龙王庙求雨：“白嘉轩跪在槐树下，”面前摆着各色求雨的供品，祭祀用的香蜡纸表“沸腾”地燃烧着，“白嘉轩霍地站起………一甩手走到关公象前，点燃三支香插进香炉，作揖长拜之后就伏下去一动不动………继而又忽然像一只追袭兔子的狗奔到槐树下，双掌往桌面上一按就跳上方桌，大吼一声，‘吾乃西海黑乌梢’，接着又‘啊’地大喊一声，只听‘扑哧’一响，一根烧的透红的钢钎儿从他的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白嘉轩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端戳戳直立起来，守侯两旁的人忙取出备当的一根两头系着小环的皮带，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儿，吊套在头顶，恰如骡马口中的嚼铁，白嘉轩被人扶上抬架，八个人抬着，绕在他头上身上的黄绸飘飘，腾起威武悲壮的气势……。
”这分明是古老部落里神圣祭祀的再现，诸多对白嘉轩言行体态的刻画无不透露出白鹿原族长身上被民间习俗所烙上的痕迹，这种置身于风俗之中的人物肖像描写，更形象地勾勒出人物大抵的秉性和脾气，画出了人物性格的轮廓。
（三）人物性格中的民间性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主要是要写出人物有血有肉的鲜明个性。
姓名、称谓、肖像外貌都是为人物性格这个中心服务的。
民间性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切入，关键是要深化到人物内在的性格中去，糅合在人物形象的结构深处，成为支配人物行动、展示人物主要特征的带有密码指令的性格基因。
这种性格基因应该是传承于群体心理意识中，经过历代民间大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概括，进而以稳定的形式呈现在一定的民间人物形象中，成为一类人的象征。
当进入文学作品中时，这种基因就会决定着人物的形象面貌，如诸葛亮的智慧、张飞的猛勇、猪八戒的懒笨等。
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有着丰富的民间性格基因。
首先看白嘉轩，评论家朱寨曾言：“白嘉轩是我们民族的最后一个族长。
”为了恪守传统道德伦理，支撑白鹿原上的一切固有秩序，维护他的威仪，为此，他以身作则，与长工鹿三有着“亲兄弟”般的关系；他不计前嫌，尽力搭救狱中的黑娃、鹿子霖；他可以大义灭亲，与“不孝”的长子白孝文断绝关系；他可以不辞艰苦，去自残式地拜神求雨。
总之，他的一切都是在完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原上的族长，而是升华为古老民族中享有民族图腾和祖先崇拜地位的“族长形象”。
这就是白嘉轩仁义性格的民俗来源。
但这只是白嘉轩性格的一面，民间性格对他的切入并不是单一的 。
为固守祖规，他不让黑娃和田小娥进宗祠祭祀祖宗，并带头用刺刷惩治田小娥；当他获知原上的瘟疫是由田小娥的鬼魂招来的，更是力主筑一座镇妖之塔，以除邪避鬼，让田小娥的灵魂永世不得翻身。
也许他是为白鹿原着想，但我们不得不说，这与白娘子被法海镇在雷锋塔下有异曲同工之效，白嘉轩的性格基因里还有一个法海的形象。
说到朱先生，自然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的智力可以使那个清朝巡抚的几十万兵勇退却，可以禁绝原上的鸦片种植，他博古通今，竟能预测几十年后的红卫兵掘了他的坟墓。
这么一个智者、圣贤，他的一举一动很令我们想到那个民间的“阿凡提”，也可以想到诸葛亮。
总之是我们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经常见到的人物，一方面有着智慧的基因，一方面又有着仁义道德的光环，因为他本身是白鹿的化身，是这个原上美和善的象征。
有美和善，也就有恶和丑。
白孝文，这个曾是族长继承人的白家长子，却成为了讽刺白嘉轩的败家子。
他陷入与田小娥的偷情而不能自拔，不顾妻子饿死在家中，卖光宅田，还抽起了鸦片。
一切民间里不孝子的行为他全占了。
尽管后来他浪子回头，衣锦还乡，但毋用置疑，他的身上渗透着民间众多“逆子”的基因。
《白鹿原》中，黑娃夫妇的性格里也同样凝聚着民间的基因。
黑娃的一生多是以土匪的形象出现的，但在他的性格里，有着匪性和人性的杂糅：他打死鹿子霖的老爹，撞折白嘉轩的腰杆；他又有着深爱的人——田小娥，跪在母亲坟前时，哭昏了好几次。
他的人生与《水浒》里的英雄们一样，被逼离家（官府欺压）——聚山为匪（逼上梁山）——投诚国共（朝廷招安）——被杀。
这仿佛是一个宿命，民间里的好汉们与时代里的土匪都在演义着相似的民间故事。
但相比之下，他妻子的景况要更令人怜悯些。
这个乡间的妇女形象，她为了救黑娃，可以不顾一切，可以献出一切。
但当这一切都令她失望，以至绝望被自己丈夫的亲爹杀死时，她发起了反抗，她一如孟姜女哭倒长城一样，把瘟疫招到这个原子上，死了无数无辜的人；她把鬼魂附在鹿三身上，直至缠死他。
即使骨殖被焚，灵魂压在镇妖塔下，她仍化成彩蝶飞舞在冬季的原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田小娥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剧人物，她虽没有孟姜女的忠贞形象，却有着孟姜女敢于反抗的性格，复仇就是她反抗性的最好体现。
而且她没有死，就像孟姜女化成了大海里的鱼一样，她化成了原上的蝴蝶，把自己的生命化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二、民间性带来的意义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论述《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是为了突出其层次性，其实在《白鹿原》里，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三方面的融合（当然，其中是以性格为主的，因为性格才是决定人物形象面貌的主因）。
从民间土壤里走出的人物一旦走入作家文学里，由于自身先天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将会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整个作品的解读空间和审美意义得到大大拓展。
在作家陈忠实看来，将这些民间性融化在人物形象中，自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目的和审美追求。
（一）增强作品的民族性正如作家在作品扉页上写的那样：“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巴尔扎克语）历史自然是由人创造的，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历史，却只指那些允许让全社会人看的一部分，民族的秘史隐含着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另一面：即那些民间的、乡野的的东西。
它们隐于历史斗争的背后，只有靠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们的一切活动才能反映。
在《白鹿原》中，许多过去不被了解、不让知道的甚至有点神秘的东西终于被挖掘出来了。
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白孝文等这群生长于斯的人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民族历史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
这些精心刻画的灵魂，无论是白嘉轩的“族长”形象，还是白孝文的“逆子”形象，“都有着很深的文化象征意味，都是民间文化积淀的产物，展示了民族文化的深邃与厚重”[3]。
在他们身上，我们既看到民间文化里积极的一面，又审察到他们身上固有的劣根性。
从上文分析人物形象中的民间性体现我们可以看出，美与丑，善与恶，在民间里从来就是对立又并行出现的，即使是白嘉轩这个仁义的化身，也有着法海形象的一面。
作家虽然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几近完美的的民族道德，但还是以理智的态度审视了他固有的劣根性。
作家用毫不讳避的笔直戳民族灵魂的核心，借以表达了他对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的关切和批判。
如果说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白鹿原》就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
面对复杂的民族灵魂，如何去继承与发扬、摒弃与超越，《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二）增强作品的地域性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写出那些人物，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死后有一部用来垫棺材枕头的书”[4]。
作家在白鹿原里寄托了他对生长于斯的人们的关切之情，以求了结一个从此原上走出来的农民儿子的恋乡情结。
从我们的分析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着自己的民间原型意象，都有着地域民族文化底蕴的支撑。
总之，他们的身后是广袤无垠的关中民间文化海洋。
他们的言行举止、衣饰打扮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习俗，是关中民俗服饰的艺术写照；他们又是天然的地域方言专家，俚语土话使他们活在黄土的深处。
《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在民间性的关照下，还产生了另一层的地域文化审美意义。
卡西尔在其《人论》中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一个生活在特定地域文化氛围里的人，他的行为必然打着深刻的地域文化烙印。
这种文化对他的影响也必然如遗传基因一样深植在他的意识深处，使他成为带有鲜明特征的这种文化的“符号”。
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等都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他们的血管里浸润着关中文化的神韵，他们就是关中白鹿原的“符号”，他们的秉性以及一举一动都与白鹿原自然、文化的环境构成一种内在同构的性质，形成一种互动的和谐关系。
民间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的越精湛，越深厚，他们的个性化品格也就越突出，这些人物的身上由此也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有人性内涵和复杂性格。
他们在感性和理性、社会规范和家庭利益等矛盾纠葛中，生动地展现了关中民间的理想、欲望、情感、意志在时代变革中的原生情态。
凭着这种自觉民间视角的审美追求，白嘉轩一类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史画廊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审美价值。
（三）增强作品的通俗性《白鹿原》反映的主题和意义是严肃、深刻的，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通俗性。
在民间性的孕育下，加之作家有意识的追求，那些从作家的笔下走出的人物形象，很是增强了作品在语言、故事等方面的通俗性，使作品有着令人爱不释卷的可读性、趣味性。
首先，这种通俗性表现在《白鹿原》的语言上。
相比较高雅文学的语言而言，通俗性的语言应充分考虑到一般民众的欣赏习惯，它不能太玄虚、深奥。
戏曲家李渔曾言：“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取隐僻，其句则采街谈巷议……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
”[5]这里所言传奇、戏文的“贵浅不贵深”，就是指语言的通俗性。
《白鹿原》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作品第七章有段文字相当精彩：“四月十三日，白鹿镇上贴出两张布告，一张是罢免史维华滋水县长的命令，同时任命一位叫何德治的人接任。
……白鹿镇逢集，围观的人津津乐道，走了一个死（史）的，来了一个活（活）的；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的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
……”这种把方言与人名进行了巧妙的谐音联系，是典型的民间幽默，它不仅表现出民间大众的才智，而且它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这不是一个特例，纵观整部作品，它的语言都有着很浓厚的通俗性，关中土语的运用，信天游体式的唱词，民间笑话的引用等不胜枚举。
民间性带来得通俗性更重要的体现在在故事性上，所谓故事性，就是指故事情节的曲折和引人入胜，它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能够调动读者情绪体验的强度、密度和复杂性。
在民间性的渗透下，《白鹿原》中的民间神话、传说使得人物的生活、命运构成了故事性很强的情节，整部作品情节曲折，故事奇巧，写事，不仅写寻常事，而且还写怪事、秘事、战事，甚至鬼事；写人，不仅写普通人，且还大量写奇人、能人、恶人。
朱先生的智退敌兵、禁绝原上鸦片，黑娃的土匪生活，白孝文的败家行为，白嘉轩自戕式的祭祀求雨以及白鹿的神奇传说、田小娥的鬼魂附体等等，都造成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这样的人和事，构成了具有传奇性的内容，为一般人所不知，或略知一二原闻其详，这由此产生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自然使人产生阅读的欲望，产生了吸引力。
无怪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白鹿原》在《当代》连载之后，竟使得这份纯文学刊物发行量大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很大程度上是民间性给作品带来的通俗性使然。
而且毋庸置疑，这种在民间性的关照下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范例，会进一步增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会促使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民族文化重建中的当代作家从民间文化价值视角出发，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审视生命的意义，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益于现代文化建构的人生事像，寻觅与自己的文化理想相吻合的民间文化价值内容，并借助那些民间人物形象深刻地表达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向民间性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它让关中平原上的神话、传说、民风民俗在置换和新的组合中得到重生，并注入了时代新的内容。
三、民间性的缘由民间性在《白鹿原》中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大“法宝”，它是《白鹿原》宏大主题的背景文化。
意义之大，不必再赘言。
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这个民间性它来自哪里
我们以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了民间性在作品人物形象中的渗透。
（一）作家自身的经历和自觉的艺术追求从作家自身来看，确实是这样，陈忠实是地地道道的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农民之子，他在生于斯、长与斯的关中平原上工作、生活了几十年，连写《白鹿原》所花的五年都是在远离西安的农村家里度过的。
作家笔下的白鹿原亿万年来就处于灞水之滨，终南山下，这里芳草青青，溪流潺潺，炊烟袅袅；这里民勤稼穑，俗尚鬼神，民性粗豪。
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猛擂的腰鼓，祭祖拜神的秧歌是这一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
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可以看见蓝田猿人的曙光，半坡先民的脚印，轩辕黄帝的伟绩，以及由西周青铜文化，始皇陵兵马俑，汉唐丝绸之路等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
在这片原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或故事。
在这些传说、故事里，深藏着关中人生命追求中的创业意识、造反意识和享受意识。
它们凝聚成强烈的生命文化精神和诚挚的恋乡情结，一并渗透到陈忠实的心灵深处。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几十年都在如此浓烈的的民风民俗的浸润下，即便无明确的学科性的民俗理论知识，也必然会在创作中形成自觉的民间创作思维模式和心理机制，必然会把那些在生活中获取、了解、熟知的民间人物形象有意采之，使其充实、丰满自己作品的形象。
就如作家关于他塑造的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时说到：“当我正在酝酿这本书的时候，一位老人向我粗略地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序列，其中说到一位族长式的人时，他说这个人高个子，腰总是挺的端直端直的，………从村子里走过时，那些在街巷里袒胸裸怀给娃喂奶的女人们，全都吓的跑进街里头去了………。
这几句话点出了一个精髓，让我几乎一下子就抓住了笔下人物的全部灵气
”[6]这说明生活在关中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是陈忠实笔下人物的源泉。
总归一句话，陈忠实已成为关中民间文化的又一载体，在作家的身份下，他自觉地完成了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再一次艺术升华。
（二）社会文化背景的促使《白鹿原》成功地把民间性运用于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作家的经历和素质使然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也不应忽视。
因为作家在作品中的创作倾向，会因社会中不同文化思潮的影响，从而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民间文学历来以其广袤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在文化心理上制约甚至规定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它本身中的文化积淀和日常生活形态又总是一切文学的重要源泉。
它不仅哺育着作家文学的成长，给作家以多方面的艺术熏陶，而且直接为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题材、生动优美的语言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样式。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民间的人物和精灵一旦进入作家的视野和作品，已不再是原本的艺术形态了，而是潜伏或依附在作家主观能动性之上，不仅闪现着民族生命历史长河扭曲而不息的身影，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识，而且亮出了时代靓丽的身姿，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一个世纪以来，“到民间去”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大的趋势。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知识分子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顾颉刚诸知识界的首脑都是这场运动的中坚人物。
运动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贯彻“五四”文化的平民主张，并进一步把乡村看成中国文化复兴的基地，以民间做榜样，寻找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存在的持久生命力特征。
1936年，鲁迅先生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7]，虽然这个口号的内涵大于民间文学，还包含有乡土文学、通俗文学等，但它的价值导向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探索民族文学样式的多元化。
在这些先导性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涌现了不少关注民间的作家和具有民间性的作品。
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下，民族文化重建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作家们的本土文化意识再次被强烈的唤醒，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挖掘成为一种文化取向，作家们力图在博大深邃的民间“淘出”能够重建现代人文精神的价值形象。
“寻根”文化小说由此应运而生，他们对民间性的认同、消纳和再造，显示出了独特的创作优势。
只要我们稍微注意，就不难发现，在很多当代文学作品里面，那些男男女女、衣食住行、四时八节，处处都隐含着一定的民风民俗，许多人物形象的背后仿佛有着某种隐喻和象征。
其实不难理解，他们要么来自民间生活，要么是民间人物在作家笔下的又一次艺术升华。
“寻根”作家们对民间文化的热切关注和挖掘，为其恢弘的小说构思注入了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这种贴近民间、透视民间、翻耕民间土壤、拯救民间的创作倾向，使得此类作品的构思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显示出深厚的“民间性”，比如：《黑骏马》里的白音宝力格,《爸爸爸》里的丙崽，《平凡世界》里的孙少安兄弟等形象，都有着民间文化的影子。
而《白鹿原》就更是此典型代表了。
立足关中大地的作家陈忠实就是在亲近民间、让血脉与那片原上的黄土息息相通的基础之上，同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