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造纸的蔡伦简介
雍正在位13年在奏折上的批字就达1000万字,并且写书达500多万字,这说明他是非常勤政的。
胤禛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
据《实录》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胤禛偶感违和，仍照常听政，并召见臣工。
二十一日，病情加重，照常理政。
大学士张廷玉每日进见，未尝间断。
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等，御榻之侧，朝夕奉侍。
二十三日子时，进药无效，龙驭上宾。
前后三天，可算急症。
胤禛突然而死，官书不载原因。
于是，胤禛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
一说，胤禛是被吕四娘谋刺死的。
稗官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遇刺身亡之文。
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是吕留良的孙女。
当年，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遣戍。
但吕四娘携母及一仆逃出，隐姓埋名，潜藏民间。
吕四娘拜师习武，勤学苦练，尤长剑术，技艺高超。
后来，吕四娘乔装改扮，混入深宫，一日，乘机砍掉雍正脑袋。
或说，吕四娘的师傅，原是雍正的剑客，后离去，培养了女徒吕四娘，还使用了一种叫“血滴子”的武器。
使得清廷只得打造了个黄金头颅，装到雍正尸体上收殓，并严加保密，免得丑事张扬。
这个民间传说，流传200多年。
到1981年，曾发掘雍正泰陵地宫，未打开，即作罢。
但民间传言雍正棺材已经打开，雍正的遗体有尸身而无尸首，想以此证明胤禛之头是被吕四娘砍掉的。
这些传说，都是无中生有，纯属野史逸闻。
学者认为，吕留良之案，吕氏一门，男女老幼，俱已严禁，不能逃逸。
就连吕留良父子坟墓，都加以监视，吕女不可能逃脱。
所以，吕四娘行刺雍正说，实属子虚乌有，绝不可信。
二说，胤禛是被宫女缢死的。
柴萼《梵天庐丛录》记载：传说雍正九年（1731年），宫女伙同太监吴首义、霍成，伺胤禛睡熟，用绳缢杀，气将绝，被救活。
这个逸闻源自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真实故事。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宫女杨金英等“伺帝熟睡，以组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
同伙张宫女害怕，跑去报告方皇后。
皇后赶到，解帛组，帝气绝，命召太医许绅急救。
《明史·许绅传》记载：“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
”事后将杨金英等处死。
显然，雍正帝与嘉靖帝的庙号都是“世宗”，这个清世宗雍正被宫女缢杀的故事，完全是明世宗嘉靖被宫女勒缢故事的翻版。
所以，宫女缢死雍正说，实属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三说，胤禛是服丹药中毒而死的。
史书中的雍正虽阴毒异常，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皇帝，脱离不了当时大的知识和思想背景。
所以他一直崇尚方术、迷信占卜，晚年更到处延访修炼之士、寻求长生不死之药。
当他体质日衰，胤禛在雍正七年（1729泰陵五孔桥年），得了一场大病。
大臣说“皇上下颏偶有些微疙瘩”，是甚么病，说不清楚。
胤禛曾向心腹密臣发出谕旨，要他们推荐好医生、道士：“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
……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
”后来李卫密荐道士贾士芳，到北京为胤禛看病。
后将贾道士处死。
胤禛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
胤禛还曾延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吞服灵丹妙药，长生不老。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一日发病时，养在宫中的两个练丹道士张太虚与王定乾邀功心切，向雍正进呈他们炼的丹药，没想到雍正吃很快就“龙驭上宾”了。
胤禛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
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严厉态度，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烧炼的丹药致死有关。
近人金梁（息侯）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饵所致，或出有因。
”杨启樵教授认为雍正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
有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究属推论，未可成为定谳。
”或谓：“这类宫闱秘事，要确证论定，难得过硬资料。
”
圆明园的历史资料
圆明园盛时文物不少于150万件 十二生肖铜像不过是圆明园流失文物中的沧海一粟。
今天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人们只能看到半废的山水和断壁残垣，很难想象这里曾享有“万园之园”的美誉。
盛时的圆明园，有著名景群上百处，清朝数代帝王在150余年时间里精心经营这座集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的皇家园林，乾隆皇帝评价圆明园说：“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
”但如今，人们只能凭想象来揣测百余年前圆明园的风貌。
圆明园究竟有多少文物
这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
据杨先生推断，圆明园当年的文物数量不会少于150万件。
从清代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的研究文章以及《颐和园陈设清档》中，他搜集了不少证据：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每年居住在圆明园的时间达半年以上。
以乾隆皇帝为例，据清内务府穿戴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全年共393天（因有闰月），乾隆去热河避暑山庄及木兰围场66天，去曲阜54天，居宫内（故宫）105天，居圆明园168天。
道光二十四年，全年共347天，道光帝在圆明园居住时间达274天，在宫中居住仅73天。
所以，圆明园内的陈设应不比故宫逊色多少。
圆明园园林建筑达20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4万余平方米。
除去不会有什么陈设的亭轩的面积，用于园居、祭祀、读书、游乐、存储库房等的建筑面积在19万平方米左右。
这些建筑内按一般陈设和库房存储计算文物数量的话，也应不少于故宫内陈设的文物数量。
而据推算，溥仪退位时故宫实存文物至少应在150万件左右。
道光年间内务府一份奏折，详尽载明道光十五年奉旨清查宫内及圆明园库贮物件情况：一两重银锞共存569390个，其中宫内存290505个，圆明园存280694个；各式如意1621款，其中宫内存1194款，圆明园存450款；玉砚、笔洗等501件，其中宫内存142件，圆明园存337件；头等瓷炉、瓶、罐等共773件，其中宫内存337件，圆明园存291件……圆明园的收藏情况，由此也略能窥见一斑。
流失海外的圆明园奇珍知多少 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的时候抢走了绝大部分文物。
据当年参加抢劫圆明园的英法侵略军回忆说：为了拍卖从圆明园中抢来的珍宝，他们把赃品“全安排展览在喇嘛庙的大殿中”，其中有各种色调的白的和绿的玉石、古色古香的珐琅瓷瓶、古铜器物、金银的佛像；毛皮制品也特别精致，其中许多都是很名贵的，有黑貂皮、水獭皮、紫貂皮、羊羔皮等；特别醒目的是，还有两三件皇帝的朝服。
英军司令格兰特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分给了士兵，“军官们赠送他一把雕满花纹的赤金酒壶，这是赃品中最精致的东西”。
英国女王也得到一份，是两个美丽的大珐琅瓶。
法军司令孟托邦把抢到的两块黄金和碧玉做成的朝笏，一块交给格兰特转献给英国女王，另一块献给法王拿破仑三世。
回国后，孟托邦又献给拿破仑三世许多东西：两根将军的装饰杖，用金子做成，中间和两端都镶有很大的宝石，做工极为精细；一件乾隆皇帝御用甲胄（现在法国吉美军事博物馆展出），带一顶战盔；鎏金和釉的铜宝塔；好几个用金子和釉做的神像；许多戒指、项圈、酒杯、漆器、瓷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劫掠的圆明园文物通过各种拍卖会等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
但大部分还是保存在英法两国。
大英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中保存了两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
英军曾将所劫走的圆明园文物一部分献给了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这部分敬献文物连同被拍卖的圆明园文物都收进了东方艺术馆。
东晋时期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乃我国古代卷轴画中的稀世珍品，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一匹3尺长、2尺高的白玉马，这匹玉马曾被和 从圆明园中窃取，和 被抄家后，玉马被重新放回圆明园，最终还是没躲过被劫掠的命运。
法国巴黎枫丹白露宫中有个中国馆，是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王后建造的。
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孟托邦将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
欧也妮王后于是建造了这个中国馆，将这些文物收藏起来。
中国馆内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一座巨大的佛塔，2米高，青铜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
塔的左右摆放着一对象牙和一对青铜雕龙，与故宫、避暑山庄等处皇帝宝座前放置的青铜龙形制一样，说明这对青铜龙应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放之物。
一对金罐和一只金曼扎（藏传佛教的寺庙摆设品），金罐通体如意花纹闪闪发光，金曼扎镶有珍珠、绿松石和红宝石，说明当时圆明园内的摆设有多么奢华。
玻璃桌柜里摆放着一串大念珠，这串珠子共有154颗，跟一般108颗珠子的朝珠不一样，这是孟托邦将一串皇帝的朝珠和两串皇后的挂珠串在一起献给欧也妮王后的，没想到欧也妮王后并不满意，因为她早已听说远征中国的军官们个个满载而归。
她埋怨孟托邦只带给她这样的礼物，于是孟托邦另外又送她三车宝物，前后总共送了她七车，包括从圆明园抢来的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漆器、金银制品、景泰蓝……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柄用名贵白玉雕成的康熙玉如意，颜色白中透绿，雕成多孔真菌形状，手柄顶部铭文有“御制”两个大字，下部铭文是：“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
臣吴敬恭进”。
展品说明显示，这件精美的玉如意是被英法联军劫掠后，在巴黎拍卖会上买来的…… 有没有圆明园文物回归的一天
圆明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打听流失文物的下落。
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流落在我国民间的圆明园石刻铜刻文物有了线索。
杨来运先生给记者举例说，北京某单位院内有一对铜狮，据说这里曾是意大利驻中国领事馆，1900年前后从西山某地（也有说是从圆明园内）运回这对铜狮。
据杨先生了解，这对铜狮为嘉庆年间制作，而嘉庆年间在西山除了建设绮春园外没什么大的园林建筑。
而绮春园正是圆明园的组成部分，绮春园的宫门于嘉庆年间落成，这对铜狮应该是绮春园门口的铜狮子。
一两年前，一位姓牛的女士将先人流传下来的两个花瓶和一面镜子捐赠给了圆明园。
经初步考证，这两个花瓶一个是光绪年间的，一个是嘉庆年间的，三件物品都是恭亲王被贬到戒台寺清修时随身带去的圆明园物品。
但是，遗落在我国民间的圆明园文物毕竟是少数，大量的珍贵文物流失于海外，仅靠出资购买，并非长远之计。
杨先生无奈地说：“关键问题是缺少有关的国际法则和公约。
”虽然我国已经参加了好几个文物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但是，各个国际公约的回溯力和缔约国十分有限。
“但我们要不断呼吁，并同相关国家协商，在适当时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各国出台有关法律，将各国非法所得文物归还原国家。
”杨先生说。
杨先生所在的文史科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收集散失在海外的圆明园文物的资料，希望能为将来某一天文物回家作准备。
他们希望，在国外博物馆中见到圆明园文物的人，都能捎回一份介绍资料提供给他们。
杨先生最后说，历史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只有在它的“原产地”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
离开了文化母体的历史文物只是孤零零的摆设。
圆明园遗址公园正在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申报成功，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关规定和“在起源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精神，有关国家更不该“赖”着圆明园文物不还
这个字念什么
折shé〈动〉断而犹连 [bend]。
如:扁担折了;折腿烂手的人(指没有什么本领的人)使断成两截(如在变形应力或张应力下) [break]别太使劲,不然绳子就要折了生意亏损 [lose money in business]。
如:折耗;折本儿;折阅(商品减价销售)折zhé<动>(会意。
甲骨文字形,右边是斧子(斤),左边是断开的“木”,意即斤砍断木。
后来断木演变为“手”,意为用手拿斧弄断东西。
本义:折断)同本义 [break;snap]折其右肱。
——《易·丰》兑为毁折。
——《易·说卦》无折我树杞。
——《诗·郑风·将仲子》折疡之祝药。
——《周礼·疡医》设折俎。
——《仪礼·特牲礼》无折骨。
——《左传·哀公元年》兔走触株,折领而死。
——《韩非子·五蠹》堕而折期髀。
——《淮南子·人间训》白草折。
——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触柱折辕。
——《汉书·李广苏建传》折臂断足。
——清·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又如:骨折;兰摧玉折;折针儿(断针。
比喻不值钱的东西);折伐(拗折砍伐);折首(砍首);折脚铛(断脚锅);折齿(折断牙齿)引申为曲折;弯 [bend;twist]折,曲也。
——《广雅》河九折入于海。
——《淮南子·览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李白《梦游天姥呤留别》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
——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又如:折身(曲身);折行(水曲折流行);折简(折札);折水(回旋的流水);折还(曲行。
古代礼节,表示行进的一种步法);折盘(回旋貌;盘曲貌);折腰步(走路时摆动腰肢,扭捏作态);折脖子(低头)反转;改变方向 [turn back halfway;change direction]骊山北构而西折。
——杜牧《阿房宫赋》又如:折旋(折回来,返回);折身(转身);折易(辟易。
改变方向行走)屈服;折服 [submit to]则周必折而入于韩。
——《战国策·西周策》晚救之,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
——《战国策》又如:折伏(制服,使屈服);折愧(折辱,侮辱);折慢幢(使傲慢者折伏);折意(忍性屈情)挫伤,挫折 [blunt; deflate]折其骄气。
——宋·苏轼《教战守》折北不救。
——《汉书》。
颜师古注:“折,挫也。
”又如:折食料(不敢当此厚遇而折了寿数);折草料(不敢承受厚遇,怕折寿)折合;抵当 [convert into;discount in price]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
——《儒林外史》又如:折帕(以银子代替书帕);折过(互相抵消);折兑(折算调换);折充(折合抵充)损失;减损 [lose;suffer the loss of;reduce]魏延左冲右突,不得脱身,折兵大半。
——《三国演义》又如:折除(减损);折福(折损福分);折损(损伤;损失);折消(消除)夭折;死亡 [die young;die]。
如:折短(夭折);折摇(死亡)判断;裁决 [judge]。
如:折讼(判决诉讼案件)杜绝,闭 [stop]。
如:折口(闭口);折拗(犹中断)折磨 [torment]。
如:折割(折磨);折堕(折磨);折蹬(折磨;挫折);折挫(折磨);折坠(折磨;毁坏)毁坏 [destroy;ruin]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
——《孔子·九地》折zhé<名>账册 [folder;booklet used for keeping accounts]。
如:存折按原数减去其中的成数 [discount]。
如:打八折汉字笔画名 [turning stroke in Chinese character]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
——《法书要录》又如:横、竖、撇、点、折戏曲名词。
元、明杂剧剧本中的一个段落,每剧大都四折 [act]。
其中可单独演出的一折,叫“折子戏”姓折摺zhé<动>折叠 [fold]折叠环复。
(往复环绕。
)——明·魏禧《大铁椎传》折藏之。
——《聊斋志异·促织》又如:折袖(袖口翻出一块的服装式样,供习武时穿用);折本(古代由长卷折叠成的书本);折扇转折;曲折 [turn]折遇墙隅。
——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又三四折。
——清·林觉民《与妻书》折摺zhé<名>折子 [book]。
如:经折;奏折;折片(清代称奏文为折片);折奏根据解释，应该念zhé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哪里能查到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哪里能查到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在：和能查到。
有据可查，清朝的就是文字狱，严重的不止灭门，还诛九族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
以下是清代历朝重要的文字狱案件。
顺治朝的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 顺治事迹的史稿，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
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康熙朝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 康熙一本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案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徐转案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 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 雍正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据说还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维民所止”案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颂·玄鸟》。
原文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
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
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
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
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
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维民所止”题。
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会为试题。
清乾隆时的文字狱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 乾隆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为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
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
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
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
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
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
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
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
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
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
到此无人再敢劝阻。
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
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
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
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
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
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
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
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
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对李商隐的评价
李商隐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
晚唐诗人。
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
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
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
生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
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
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梦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
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
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
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
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
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
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
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
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
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
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
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
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
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
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
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
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
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
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
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
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
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 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
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
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
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
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
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
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
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
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
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
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
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
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
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
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
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
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
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
社交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
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
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
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互相酬和诗友。
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见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
包括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性的交游或亲戚之间的来往。
包括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事。
与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
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
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
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
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
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
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
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爱情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
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
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
他还为在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
但李商隐失约了。
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
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
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
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
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
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
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
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
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
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
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
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
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
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
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
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
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
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
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诗歌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
[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
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
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
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
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
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
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
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
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
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
《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
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
《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
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
《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
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
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诗风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
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
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
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
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
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
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
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
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
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
”（《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
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
”（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
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7]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无题》（八岁初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9]）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
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
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
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
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10]，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
各持偏见，互持莫决。
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 文章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
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
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
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
《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
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
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3]。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
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
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
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
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笺注 由于李商隐诗意比较隐晦，因此一些李商隐诗的爱好者尝试着为这些难懂的诗注解。
宋代蔡绦《西清诗话》里提到刘克笺注李商隐诗；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郑潜庵编《李商隐诗选》；明代唐觐《延州笔记》里提到张文亮注过李商隐诗。
但这些注本或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
事实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隐诗的笺注并不算多。
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
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
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
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隐曾自编《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
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
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
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
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
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
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
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
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
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
”（《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
在当时颇有影响。
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
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
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关于李商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参看吴调公《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论文。
传说 与李商隐有关的传说，散见于后世的史料笔记中。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
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
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
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
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
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既惭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
后来又有人说，这首诗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
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宋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
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
这时，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口占一绝：“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
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吟罢隐身而去。
大家都感到惊奇，后来得知，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
在另一个版本（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并没有鬼魂出现，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有人朗诵这首诗，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
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
后来李商隐儿子衮师出生，李商隐为他取小名叫“白老”。
宋李颀《古今诗话》中记载：北宋杨亿、刘筠等人互相以诗唱和，创立“西昆体”，以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著名。
当时有一位职业演员扮演李商隐，穿着破烂的衣服，对别人说：杨亿他们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
引起大家的笑声。
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西昆体”诗派对李商隐的继承是生吞活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