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资料（速要两份）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
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季羡林1911年8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季羡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学习，一年后，进济南一师附小念书，后转入新育小学插入高一。
10岁开始学英文，1926年，在正谊中学毕业，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大一随叶公超学英文。
旁听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并另外旁听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的课。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阿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罗摩衍那》，至1977年，终将这部鸿篇巨著基本译完。
1978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2006年获得“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2008年，与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共同受聘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团队文化艺术顾问。
2009年0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
季羡林的<<再返哥廷根>>原文
季羡林<<再返哥廷根>>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35年的漫长岁月，我又回到这个离开祖国几万里的小城里来了。
我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难道是一个梦吗?我频频问着自己。
这当然是非常可笑的，这毕竟就是事实。
我脑海里印象历乱，面影纷呈。
过去30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想到了；过去30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事，想到了。
我那一些尊敬的老师，他们的笑容又呈现在我眼前。
我那像母亲一般的女房东，她那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我眼前。
那个宛宛婴婴的女孩子伊尔穆嘉德，也在我眼前活动起来。
那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的铺子、城东小山的密林、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黄叶丛中的小鹿，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我眼前来。
一霎时，影像纷乱，我心里也像开了锅似地激烈地动荡起来了。
火车一停，我飞也似地跳了下去，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
忽然有一首诗涌现出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看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怎么会涌现这样一首诗呢?我一时有点儿茫然、懵然。
但又立刻意识到，这一座只有10来万人的异域小城，在我的心灵深处，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
我曾在这里度过整整十年，是风华正茂的十年。
我的足迹印遍了全城的每一寸土地。
我曾在这里快乐过，苦恼过，追求过，幻灭过，动摇过，坚持过。
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我的心灵上打上永不磨灭的烙印。
我在下意识中把它看做第二故乡，不是非常自然的吗? 我今天重返第二故乡，心里面思绪万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感情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重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似欣慰，似惆怅，似追悔，似向往。
小城几乎没有变。
市政厅前广场上矗立的有名的抱鹅女郎的铜像，同35年前一模一样。
一群鸽子仍然像从前一样在铜像周围徘徊，悠然自得。
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声呼哨，飞上了后面大礼拜堂的尖顶。
我仿佛昨天才离开这里，今天又回来了。
我们走下地下室，到地下餐厅去吃饭。
里面陈设如旧，座位如旧，灯光如旧，气氛如旧。
连那年轻的服务员也仿佛是当年的那一位。
我仿佛昨天晚上才在这里吃过饭。
广场周围的大小铺子都没有变。
那几家著名的餐馆，什么“黑熊”、“少爷餐厅”等等，都还在原地。
那两家书店也都还在原地。
总之，我看到的一切都同原来一模一样。
我真地离开这座小城已经35年了吗? 但是，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江山如旧，人物全非。
环境没有改变，然而人物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
我在火车上回忆到的那一些人，有的如果还活着的话年龄已经过了100岁。
这些人的生死存亡就用不着去问了。
那些计算起来还没有这样老的人，我也不敢贸然去问，怕从被问者的嘴里听到我不愿意听的消息。
我只绕着弯子问上那么一两句，得到的回答往往不得要领，模糊得很。
这不能怪别人，因为我的问题就模糊不清。
我现在非常欣赏这种模糊，模糊中包含着希望。
可惜就连这种模糊也不能完全遮盖住事实。
结果是： 访旧半为鬼， 惊呼热中肠。
我只能在内心里用无声的声音来惊呼了。
在惊呼之余，我仍然坚持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旧。
首先我要去看一看我住过整整十年的房子。
我知道，我那母亲般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早已离开了人世。
但是房子却还存在，那一条整洁的街道依旧整洁如新。
从前我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用肥皂来洗刷人行道，现在这人行道仍然像是刚才洗刷过似的，躺下去打一个滚，决不会沾上一点儿尘土。
街拐角处那一家食品商店仍然开着，明亮的大玻璃窗子里面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食品。
主人却不知道已经换了第几代了。
我走到我住过的房子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到三楼我那一间房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当然不是出自欧朴尔太太之手。
我蓦地一阵恍惚，仿佛我昨晚才离开，今天又回家来了。
我推开大门，大步流星地跑上三楼。
我没有用钥匙去开门，因为我意识到，现在里面住的是另外一家人了。
从前这座房子的女主人恐怕早已安息在什么墓地里了，墓上大概也栽满了玫瑰花吧。
我经常梦见这所房子，梦见房子的女主人，如今却是人去楼空了。
我在这里度过的十年中，有愉快，有痛苦，经历过轰炸，忍受过饥饿。
男房东逝世后，我多次陪着女房东去扫墓。
我这个异邦的青年成了她身边的惟一的亲人。
无怪我离开时她嚎啕痛哭。
我回国以后，最初若干年，还经常通信。
后来时移事变，就断了联系。
我曾痴心妄想，还想再见她一面。
而今我确实又来到了哥廷根，然而她却再也见不到，永远永远地见不到了。
我徘徊在当年天天走过的街头。
这里什么地方都有过我的足迹。
家家门前的小草坪上依然绿草如茵。
今年冬雪来得早了一点儿。
10月中，就下了一场雪。
白雪、碧草、红花，相映成趣。
鲜艳的花朵赫然傲雪怒放，比春天和夏天似乎还要鲜艳。
我在一篇短文《海棠花》里描绘的那海棠花依然威严地站在那里。
我忽然回忆起当年的冬天，日暮天阴，雪光照眼，我扶着我的吐火罗文和吠陀语老师西克教授，慢慢地走过十里长街。
心里面感到凄清，但又感到温暖。
回到祖国以后，每当下雪的时候，我便想到这一位像祖父一般的老人。
回首前尘，已经有40多年了。
我也没有忘记当年几乎每一个礼拜天都到的席勒草坪。
它就在小山下面，是进山必由之路。
当年我常同中国学生或者德国学生，在席勒草坪散步之后，就沿着弯曲的山径走上山去。
曾登上俾斯麦塔，俯瞰哥廷根全城；曾在小咖啡馆里流连忘返；曾在大森林中茅亭下躲避暴雨；曾在深秋时分惊走觅食的小鹿，听它们脚踏落叶一路窸窸窣窣地逃走。
甜蜜的回忆是写也写不完的。
今天我又来到这里。
碧草如旧，亭榭犹新。
但是当年年轻的我已颓然一翁，而旧日游侣早已荡若云烟，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远走高飞，到地球的另一半去了。
此情此景，人非木石，能不感慨万端吗? 我在上面讲到江山如旧，人物全非，幸而还没有真正地全非。
几十年来我昼思梦想最希望还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我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居然还都健在。
教授已经是83岁高龄，夫人比他寿更高，是86岁。
一别35年，今天重又会面，真有相见翻疑梦之感。
老教授夫妇显然非常激动，我心里也如波涛翻滚，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们围坐在不太亮的电灯光下，杜甫的名句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45年前我初到哥廷根我们初次见面，以及以后长达十年相处的情景，历历展现在眼前。
那十年是剧烈动荡的十年，中间插上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能过上几天好日子。
最初几年，我每次到他们家去吃晚饭时，他那个十几岁的独生儿子都在座。
有一次教授同儿子开玩笑：“家里有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到学校去又可以张扬吹嘘一番了。
”哪里知道，大战一爆发，儿子就被征从军，一年冬天，战死在北欧战场上。
这对他们夫妇俩的打击，是无法形容的。
不久，教授也被征从军。
他心里怎样想，我不好问，他也不好说。
看来是默默地忍受痛苦。
他预定了剧院的票，到了冬天，剧院开演，他不在家，每周一次陪他夫人看戏的任务，就落到我肩上。
深夜，演出结束后，我要走很长的道路，把师母送到他们山下林边的家中，然后再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
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那一座漂亮的三层楼房里，只住着师母一个人。
他们的处境如此，我的处境更要糟糕。
烽火连年，家书亿金。
我的祖国在受难，我的全家老老小小在受难，我自己也在受难。
中夜枕上，思绪翻腾，往往彻夜不眠。
而且头上有飞机轰炸，肚子里没有食品充饥，做梦就梦到祖国的花生米。
有一次我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报酬是几个苹果和5斤土豆。
回家后一顿就把5斤土豆吃了个精光，还并无饱意。
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学习、写论文、参加口试、获得学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教授每次回家度假，都听我的汇报，看我的论文，提出他的意见。
今天我会的这一点点儿东西，哪一点儿不包含着教授的心血呢?不管我今天的成就还是多么微小，如果不是他怀着毫不利己的心情对我这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的青年加以诱掖教导的话，我能够有什么成就呢?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忘记得了吗? 现在我们又会面了。
会面的地方不是在我所熟悉的那一所房子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
别人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赠给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这一所养老院里来了。
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
据说，饭食也很好。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
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
他们不是来健身，而是来等死的。
头一天晚上还在一起吃饭、聊天，第二天早晨说不定就有人见了上帝。
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概可想见。
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零丁，不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教授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
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高兴，我无法加以描绘。
我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哩。
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
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
握手时，他的手有点儿颤抖。
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30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常吃的食品。
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地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
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
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
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
在他们面前，正如鲁迅在《过客》中所写的那样：“前面?前面，是坟。
” 我心里陡然凄凉起来。
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一旦我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儿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
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站起来，想告辞离开。
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10点多钟，时间还早嘛!”我只好重又坐下。
最后到了深夜，我狠了狠心，向他们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
老教授一直把我送下楼。
送到汽车旁边，样子是难舍难分。
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嘴里传到自己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
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
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过了两天，我就离开了哥廷根。
我乘上了一列开到另一个城市去的火车。
坐在车上，同来时一样，我眼前又是面影迷离，错综纷杂。
我这两天见到的一切人和物，一一奔凑到我的眼前来；只是比来时在火车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具体多了。
在这些迷离错乱的面影中，有一个特别清晰、特别具体、特别突出，它就是我在前天夜里看到的那一座塑像。
愿这一座塑像永远停留在我的眼前，永远停留在我的心中。
1980年11月在西德开始 1987年10月在北京写完
季羡林的故事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
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季羡林1911年8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季羡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学习，一年后，进济南一师附小念书，后转入新育小学插入高一。
10岁开始学英文，1926年，在正谊中学毕业，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他也是著名翻译家，懂多国语言，有即南斯拉夫语、印度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梵语，吐火罗语、斯拉夫语、巴利语、吠陀语。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大一随叶公超学英文。
旁听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并另外旁听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的课。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阿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罗摩衍那》，至1977年，终将这部鸿篇巨著基本译完。
1978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2006年获得“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2008年，与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共同受聘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团队文化艺术顾问。
2009年0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
季羡林简介是什么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
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季羡林1911年8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季羡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学习，一年后，进济南一师附小念书，后转入新育小学插入高一。
10岁开始学英文，1926年，在正谊中学毕业，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他也是著名翻译家，懂多国语言，有即南斯拉夫语、印度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梵语、吐火罗语、斯拉夫语、巴利语、吠陀语。
[1]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季羡林 关于季羡林的生日，这里顺便作一点说明。
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季羡林的生日是8月6日。
每逢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学生晚辈，各级领导，甚至外国大使，都会向他祝寿，这已经成了惯例。
可是，2001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市政领导邀请他回故乡，庆祝他的九十岁生日。
在祝寿大会后，他在写《故乡行》一文时，却写下了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
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四天——算是我的生日。
”这件事也算得上季羡林生平中的一件趣闻。
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发一语，也颇耐人寻味。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大一随叶公超学英文。
旁听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并另外旁听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的课。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阿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罗摩衍那》，至1977年，终将这部鸿篇巨著基本译完。
1978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2006年获得“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2008年，与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共同受聘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团队文化艺术顾问。
[1] 2009年0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
季羡林的资料越详细越好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
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季羡林出版书目(13张)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年）、《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 华蔗糖史》《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 等。
散文随笔 《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随笔作品(20张)《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榻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 等。
主要译著 《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25课） 《怀念母亲》（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6课） 《夹竹桃》（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江苏国标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19课）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为小学生张钫采访季羡林）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2课） 《做人与处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长春版八年级上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