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读后感
[水》读后感]《沧浪之水》部名满天下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读后感。
表面上看来，它与法律并无关联，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它所描绘的由权力、异化与潜规则等诸多元素所汇集而成的现实图景。
中医药学研究生毕业的主人公毕业分到卫生厅后，先是作为人才被一把手马局长看好，但他心性高傲，不习惯做奴才状，又压抑不住心中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书呆子气地公然在上给局长提意见，终于不可救药地被踢到一个备受冷落的部门，一挂就是六七年。
没有职位，没有权力，在机关里就等于零。
房子、车、钱，一样都没有。
开始时他还能继续维系自尊，但当孩子出生后，在妻子董柳无限的埋怨和鄙视中，在老同学们志得意满的对比中，在目睹着样样不如自己的同僚升迁后小人得志的样子后，在孩子烫伤心急如焚但无人关心、无人探望后的耻辱后，他丢弃了清高，做出了选择--向权力低头。
后来的一切发展得出人意料的顺利，虚掷了六七年时间，但在下一个六七年里完成了从科员到正厅级的嬗变，他抓住了各种时机：妻子给马局长的孙女扎针救命、打小报告出卖他人、揭发密谋推倒马局长的小群体…迅速变成了马局长的心腹，一步一个台阶地攀爬了上去。
房子从筒子楼的单身宿舍变成两室一厅、三室一厅，再变成最显赫的庭长楼，永远告别了和岳母、妻子、儿子同住一间房的尴尬与屈辱，刷洗了不成与求人办事遭遇的种种耻辱。
权力的滋味原来这么好。
进入了仕途的轨道，主人公也经受了另一种心灵拷问。
除了贪污受贿之外，领导干部该犯的错误他都犯了，领导干部该享受的他也都享受了。
之所以能够拒收60万元的贿金，能够拒绝接受心仪的妙龄女子孟晓敏做情人的诱惑，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境界高，而是他舍不得权力，担心被人抓住把柄丢了官位。
直至自己终于荣登厅长的宝座之后，他内心深处还想着做一些实事，改变一些现状，但很快他就发现行不通。
官场上的惯性太大了，就像一股洪流推着他往前走，根本停不下来。
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人来人往，皆为利往。
说穿了，无非是利益二字在作怪
既得利益阶层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种种好处，又怎能容许新任厅长独享清誉，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乎，当池大民想搞改革时，遭受到了巨大的阻力，终于不了了之。
六七年的时间，完成了性格上的脱胎换骨，坐什么位子思考什么问题。
当手下的小青年小龚说出一些不好听的真话时，他毫不犹豫地象当年的马局长那样把他拨拉到那个死角去，美其名曰熬一熬他的性子。
坐在厅长的位子上，他忘记了自己当初受到的种种委屈，而是将其视之为理所当然，而把说真话当成不刹不可的歪风邪气来对待。
权力真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能够让一个人醉心权势并乐此不疲。
一任任干部们都在作着同样的事，在位时拼命挥霍权力，享受权力带来的尊荣和利益，退位后倍感失落，心理失衡。
该省最年轻的厅长池大为也不会例外。
在面对深山里父亲的坟墓时，池大为失去了勇气。
他的父亲池永旭在文革中被错划为右派，实际上他不过是为善意提意见的人作证，但当他被打倒后，他给作证的那个人反倒踩了他一脚。
池永旭被发配到深山里做乡间医生直至终老。
那是一位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他从不后悔自己说真话，不抱怨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独善其身，生活的艰苦与命运的多桀并不曾动摇过他的原则和信念。
池大为在父亲坟前忏悔自己不能坚守，但转过身，他仍是名利场里那义无反顾的斗士。
宦海遨游的时间越长，他心中的挣扎与痛苦就越少。
这部小说对权力的刻画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
以前，只是常识性的知道，权力是有力的，权力是强大的，但是却从未清晰的了解，权力所拥有的力量原来可以如此的宽广深厚，如此的可惧可畏，读后感读后感》。
握有权力的人的一句话，甚至是一个念头，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种改变，可以囊括一切，超越时间。
所想要着力揭示的，也许就是他多次提及的某些无法抗拒的力量。
我想，这种力量从大的方面说，就是身处世纪末的中国(实际上也适合于当今的中国)，所存在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人际伦理等不以人意为转移的客观因素。
而从小的方面来说，这种力量又具体的体现为官场圈子里的游戏规则。
这一规则是不正式的，也是不成文的，但又是无比真实、实际起支配作用的，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潜规则。
进入圈子里的人，都毫无例外的要受游戏规则的统治，否则就会被排除出局。
游戏规则决定了身处每一等级之上的人所扮演的角色，而角色又决定了他的想法与行为。
也就是说，规则规定着屁股，屁股又规定着脑袋。
每个圈里人，都是被如此地被规定着。
其实，这是一部悲剧。
这部悲剧所诉说的，就是上个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主义与拜金主义的泛滥，与传统政治中权力规则的流毒相勾连之后，对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信仰的迫害。
这种迫害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整部书的叙事脉络，就是作为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代表的池大为，被现实的无形力量刺痛、残害并最终征服的过程。
所展现出来的理论景象，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与金钱对人的同化与统治，也即所谓的异化。
如今，不是人控制着权力与财富，而是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权力与金钱的奴隶。
这种异化，让人痛苦，但又令人极度无奈，无法挣脱。
正如所说的那样，人，在一生的旅途中，变得只追求过程，而不问或者无法过问最后的结果--目标与意义，而这就同时也决定了，在面对每一件事情时，人们又会变得不择手段，只求功利结果的获取。
现实取代了意义，位子、房子、票子才是实在的意义。
而圈子里的人，想要获得尊严就得过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
知识分子想要保有的尊严，却需要牺牲它自己才能获得，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反讽。
而这种最后所获得的尊严，已经是异化了的尊严，它象征着物质主义的胜利。
掩卷而思，自认为此书最大的可取之处，也许就在于，借由它，我们也许可以获得一种必要的理解力。
因为，任何在一般人看来极不合理的事物或许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与根据。
对于真正身处其间的人来说，他所作出的看似匪夷所思的行动或许都有其现实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其实，的这句名言本意并非如此，我们对它有着误解，其本意是一切不具有合理性的东西都是不应当存在的。
但是，误解有时也是有意义的。
误解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一种强大的现实合理性。
一旦误解与现实相结合，那么该理论也就变成了一种现实，而误解也就获得了某种正当性。
但是，承认某些现实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就要保留它、肯定它或者任由它摆布。
愤青的精神仍然需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捉摸不透、亟待修整的历史时期，思辨与创新理应内化为时代的精神。
但光有这种精神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对现实的深刻探知。
就好像阎真一样，穿透表层的迷雾，发掘出孕于不合理之中的合理性。
因为只有把握并理解了这些现象的内在生成机理，才不至于对一个问题走向极端，才能真正进行理性的思考。
所以，理解，并不意味着认同；理解，也并不意味着接受；理解，是为了获得思考的素材，是为了收获去伪存真的力量。
如今，民主与法治已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迈向的脚步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强有力，我们与法治理想的距离也正在逐渐缩短。
但是，传统政治的弊垢并未涤清，相反在某些地方，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央集权的体制，在带来强大的号召能力与调控能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渲染了主义与英雄主义，这就更加刺激了人们对权力的追崇。
民主机制与官僚考评系统的不完善，使得官员们往往是在对自己的上司而非作为人民政府主人的民众负责。
如此，权力成为领导的私权，散发着神奇的光芒，让人仰视，给人诱惑。
这正如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所说，官僚政治，像斩了头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许久以来就以其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向中，显示其\\\\'永生\\\\'。
这个世界，黑与白似乎已成了两个极端，而且这两个极端本身也正变得模糊不清，介于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则越来越广阔。
而承载着公平、正义与秩序价值的法律，有能力向这一灰色地带开炮吗?现实诚然可悲，但我们不能因失望就陷入了历史的不变论与循环论之中(这也是阎真一再强调要反对的，但他限于写作的主题与目的，并未明确指出前进的方向)。
人活着，就要怀有一点希望，追求一点意义，做一点实事，这样才好。
纵然我们是布衣韦带之士，也应为之努力，并心存期待。
MSN（） 〔《沧浪之水》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读书心得：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但不无惭愧地说，我对我身处的这个党的历史知之甚少。
有幸，我读到《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本讲述党史的普及读物，这使我能够重温这个党的九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使我能够重新认识我所处的这个党，并使得有一种难得的厚重向上力量又一次充盈在我的体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个标题很让人好奇。
因为写这本书的人本身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一名研究党史的专家。
正所谓“医难自治，人难自知”，这样直白的设问，显然不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谦虚有礼的脾气秉性，有一些自卖自夸之嫌。
这本书的作者、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说，世界上几百个政党中，除中国共产党外，建党时间长达90年、连续执政超过60年的政党已经找不到了。
为什么这样一个“年龄”已经很大的政党能依然保持生机和活力
总结原因有四：第一，中共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党，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错误的经验。
特别是总结错误的经验会带来更大进步。
就是总结“文革”的负面经验才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的。
第二，中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主要学习苏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更多学习西方，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务员制度等，股票、基金也是从发达国家学习而来。
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中共增强了执政能力。
第三，中共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通过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保持党员先进性、高举爱国旗帜、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等，中共有能力把各阶层民众凝聚在一起。
第四，中共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严格的组织纪律、党管干部原则和单一制国家结构，使中共有绝对领导力。
谢春涛举例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中央要求很多省份对口支援灾区，这在联邦制国家不可能办到。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这90年来的成功，是不是可以用孙子的“道、天、地、将、法”五个字来概括。
所谓道，就是指人心相背。
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一对双生子，那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兄弟二人所选择的道路完全不同，一个选择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但无法摆脱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阶层的束缚，无法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以至于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底层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虽有数百万美械军队，但就像一栋腐朽的烂屋，踢一脚就轰然倒塌了。
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共产主义道路”，本质上是个舶来品，但就像印度传来的佛教一样，已经适应了中国的革命发展需要，彻头彻尾地中国化了，变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有力武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的支持，获得了无比雄厚的民心资本，在最后的博弈中胜过对手。
国朝定鼎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经过了多次调整，特别是邓公等人，客观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理念的一些先天不足，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调整，避免了超越历史实际的极端主义做法，获得了远迈汉唐的历史功绩。
所谓天，就是指奉天承运。
古人常讲，要顺势而为，应运而生。
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至康乾为一盛世，但这一盛世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伏笔。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整整百余年，国势衰微，内战不断，外敌频入，任人宰割，真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种大背景下，民心思定，民众思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就能够有最有利的条件，得到最广泛的支持。
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开国立朝，中国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文革结束后，邓公拨乱反正，抓住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大势，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发展，获得了瞩目的成绩。
所谓地，就是指形势之利。
中国战场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客观上给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个生存下来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以逐渐蚕食的方式开拓了长江以北的大片根据地。
其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拥山带河，有崤函之固。
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及时抢占了东北，为最后由北向南席卷全国提供了良好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大陆直接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资金，顺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谓将，就是指聚拢人才。
中国从来不缺乏志士，在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无数人提出无数救国的主张，但都失败了。
1921年7月，南湖红船里的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谁也不曾想到，这将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天。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回顾那一代中国领导人，聚集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精华，风华绝代。
强大的领袖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这一政治人才资产一直延续至今。
建国后，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套完整严密的选拔任用制度，使自己的领导层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建立了非常严格规范的代际更替制度，防止了权力在老朽的人手中的衰变，增加了机体的内在活力。
所谓法，就是指方法措施。
现在，我们常说一个词，叫做“有中国特色”的。
我认为，这句话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一切方法措施都是“唯实”的，都是根据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区域特征、工作要求做出的，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等领导人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智慧，这与欧美的治国理念有着很大不同，也体现了中国古老传统的延续。
无论说了多少中国共产党能，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不能”。
“能”只代表过去，而“不能”才代表未来。
没有人会天天把“我小时怎么、怎么样”的无聊问题挂在嘴边。
曹雪芹生在钟鸣鼎食之家，但一旦“大厦呼啦啦倾”，王孙公子的名号只能成为别人嘲笑讽刺的把柄。
中国共产党已历时90多年，成为执政党也已经60多年了，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个党，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
从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不符合了，因为“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特别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条，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阶级基础扩大到全体人民，其本质是将中国共产党从骨子里演化为一个“能代表各种利益关系的官僚集团”。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官僚集团的不好，其实美国的政党、英国的政党、日本的政党，也都不能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选举政治的集团而已。
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
最后，我来说说，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能”。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不能太“胖”了，可以再瘦一点。
8000多万党员的规模实在太恐怖了，超过了很多国家人口规模，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胖墩”。
人胖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党太胖也会得病，就是人员难管控，思想难统一，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会非常模糊。
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着手解决。
其二，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太“高”了，身段可以放得再低一点。
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和口号。
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有效的代议制度，基层选民即便不能对国家方针有绝对的影响，但选一个街道的议员、一个区议员、一个市议员的权利还是有的。
这些议员选举出来就要为选民的利益服务，老百姓有了事可以不找政府找议员，你这次不帮我下次就别选你。
这种制度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反应机制，能够促进上下的联系互动。
我们国家的基层干部虽然也很接触地气，但还没有西方议员的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
老百姓的要求可考虑可不考虑、可反应可不反应。
人都有两套神经系统，一套是运动神经，一套是植物神经。
我们现在的运动神经很发达，但植物神经还不发达。
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以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解决好基层群众的问题。
其三，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僵化”，要时刻保持身心上的健康和灵活。
前面，这本书的作者已经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很善于学习。
我觉得这种学习的劲头绝不能弱化，只要是有用的好东西、好办法都要学，并为己所用。
动植物需要不断变化，我们这个政党也需要不断适应环境，不断变化。
否则，恐龙虽大也不免灭亡。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
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中华文化--中国古品制度 中国古代官制中着两类官职：一类具有实际职能，另一类则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
秦汉以降，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特点。
秦汉官僚的头衔相当简洁，大多不过一官而已。
像“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的头衔是很希罕的。
但汉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头衔叠床架屋，诸如“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开国公”、“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之类官僚结衔，看得人眼花缭乱。
就算魏晋以后的官儿比秦汉能干，兼治十数职毕竟勉为其难。
其实这成堆的官衔各有不同性质，并不一定都对应着一份差事，许多不过用来增添荣耀、加重资望及赋予待遇而已。
例如“侍中”、“散骑常侍”就是加号，加之者得以佩貂珥蝉，神气多了。
“特进”也是加衔，由此朝会时班次就可以进至三公之下了。
加“开府仪同三司”则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享受和三公同等的礼仪。
“骠骑大将军”并不是军职而是军阶，称“军阶”也只是因其名为武号而已，文官也常用“某某将军”标志位阶。
散官“左光禄大夫”用于标志文官位阶，在北朝武职也能获得。
此外上述头衔中还包括兼衔、爵号等等。
这时官僚的业绩未必超迈秦汉，可资夸耀的官号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了。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职类结构中至少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承担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职类”。
后一类官号的权责规定有时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品位意义：用于增添资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以及提供起家官职或迁转阶梯，提供候选、储才或安排冗散之位。
前面征举的长串官衔，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官号。
当然，在职能性和品位性官职之间，也存在大量既有职能、又有很浓的品位色彩的官。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
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
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
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
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
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
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
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现代文官等级制中，依据品位的分等和职位的分等，构成了两种不同类型。
品位的分等是针对人员资历品级的分等，表现为跟人走的官阶；职位的分等则仅仅针对岗位权责确定报酬、划分等级，此外就别无官阶了。
唐宋的“阶职分立制”，显属品位分等。
传统文官等级制乍一看来好像很简单：秦汉用“若干石”的禄秩，魏晋以降用九品官品，如此而已。
其实不然。
禄秩或九品仅仅是级差而已，透过“品位—职位”视角，我们能看到多得多的东西。
阶官与职事官都用九品来标志高下，但对于前者，九品是个人的位阶；对于后者，九品是职位的等级，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于是第一，职位本身的高低构成了序列；第二，个人的官阶高低构成了又一序列。
如果由“品位”继续说下去，则还有第三，作为“品位”而被运用的各色官号、名位、加衔、兼职等等，事实也是等级制的重要部分，往往构成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序列，对应着不同地位待遇。
进而还有第四，级差本身也可能用如品位。
比如说吧，汉代的官僚待遇有一些逐渐与禄秩等级相应了，如六百石以上官有免役权、“先请”权，二千石以上官有任子权。
比起权益只和具体职位挂钩的做法，待遇依品级而定则品位分等色彩就浓厚了一些。
后代也有大量官僚特权以官品为差。
清代的“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于是把官品本身用如品位了。
此外还有第五，勋官、封爵的等级虽非官阶，但无疑也具有某种品位功能。
历代王朝中这些因素形形色色、错综交织，且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呈现为不同格局。
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况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许有人就会用“早期特征”解释秦汉的官衔简练。
南北朝的官僚迁转，有时就能看到各种官衔的此升彼降：某人迁某官步子过大了，就略降其另一衔号以资微调，以更精确地确认这位官僚的品级。
古人札记记述，元明的官衔有多达200多字的。
传统的等级与职类安排的演进，不仅体现在职能分工的日益细密上，还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不过若把品位的复杂化仅仅看成一个线性进程，也未尽然。
比如说，不妨认为周代官员都拥有两个基本官称，司马、司寇、右师、大史什么的当然应该看成职事；而被后儒称为“内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来就有从属个人的“品位”意味了。
《周礼》对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还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确规定。
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内爵”等级首先取决于宗法身份，各色礼遇权益大都附丽于爵级。
这种独立于官职的“内爵”，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汉用“若干石”禄秩来标志官僚等级，而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
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职，“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
官员因故去职后朝廷并不为之保留既往官资，再仕之职低于原秩也不希罕。
比如有位六百石县令，在辞官为父母服丧三年后，只谋到了一个百石的州从事。
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职也不希罕。
假如以前做过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书令时朝廷多少有些优待，可给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达不到先前相当“万石”的级别；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书令，就这点儿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的千石之秩。
今人经常诟病职位能上不能下、级别能高不能低，秦汉却不是这样。
这很有点职位分等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从先秦“内爵”到汉代禄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趋于淡化。
论汉代官制：“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
……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
”所谓“初期阶段的表现”，除了简单粗糙外还可做较积极的理解：官僚组织在初创时总是较为精干有效的；此后随时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便逐渐滋生积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级繁复等等。
秦汉等级管理的简单性中包含着草创的粗糙，但同时又是简练明快、富有新生朝气的；唐宋入流、进阶、磨勘、改官的复杂程序当然含有制度的进化，但过分的繁文缛节、繁琐细密，也反映王朝已须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这部分事务畸形膨胀开来了。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
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
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
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
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
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
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
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
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
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
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
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由唐宋而明清时代，转折再度发生了。
明代的散阶形似唐宋而实已变质：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来自位阶，或说以“阶”为基准；明制却是据官而授阶的，有官职才有位阶，散阶通过入流和考满来授受，并依职事变动相应调整，如此而已。
所以学者认为明代散阶仅是一种荣衔，不再有独立于官品。
清代官员的等级待遇进一步向实际职务倾斜，散阶制继续淡化、简化，甚至混同于封赠，面目全非了。
由此可见，品位分等和品位性职类在历代并非直线前行，而是存在着起伏不平的波峰和波谷。
周代的“内爵”可以视为最早的品位分等，汉代禄秩等级则显示了“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等等制度，无疑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职的一个高峰，唐宋阶官承其余绪；明清时则又出现了向职位分等回归的趋势。
那些波峰和波谷不会无因而来，与各代官僚政治和官僚群体的性格变迁，肯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不能不涉及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不同倾向性的问题了。
学者认为，品位的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有助于保障官僚的稳定感，使其不致因职位变动而丧失“级别”；职位的分等则是“以事为中心”的，体现了相对科学性、民主性，保证了效率和同工同酬。
早期历史文官制一般都呈品位分等，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身份”就是一种从属于个人的地位。
例如，英国文官制的诞生较早，所以采用了品位分等之法、残留着贵族色彩，与富有现代性的美国文官制相当不同。
进而这两种分等就可以和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务取向”问题联系起来。
在“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只有很小的自主性和拓展特权的天地，专制君王的铁腕迫使他们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有效工具。
而在“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特权膨胀，拥有更大空间来牟取一己私利；官额膨胀而效率下降；官僚将官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将之“私有化”甚至世袭化，并使自身“贵族化”了。
我们假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之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
由此来看历代官阶制变迁：周代官员的卿、大夫、士的品位性分等，与其时的封建贵族政治相为表里。
战国急剧的官僚制化造成了身份制的断裂，秦汉强硬的皇权“以吏治天下”，或说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相应地，禄秩等级便呈现出从属于职位的浓厚色彩。
魏晋以降官僚阶层大为“士族化”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应，此期等级制中的品位因素在帝国时代名列前茅。
唐宋发达的散阶制，一方面残留着上一时代的影响，叙阶时“一切以门荫结品”；同时“劳考进叙”之制又显示，它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
至如明清时代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与学者所云此期“专制皇权高度强化”、“官僚法律特权地位降低”，应该说直接相关。
对历代品位制变迁的如上叙述，只是个非常粗线条的勾勒；除了以上概括的5类品位安排之外，肯定还找得出更多的品位因素。
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错综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间因果，便可以显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侧面。
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较之职能视角的官制研究，应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
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实际上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唐代的官僚等级制下 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文散阶和武散阶序列，它们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被称为“散位”、“本品”或“本阶”。
文散官一共有29阶。
开府仪同三司居从一品，特进居正二品；自从二品到从五品下的11号都以“大夫”为名，分别是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自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分别是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宣德郎、朝散郎、宣义郎、给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将仕郎。
武散官也是29阶。
自从一品到正三品分别是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自从三品到从五品下分别为云麾将军、忠武将军、壮武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定远将军、宁远将军、游骑将军、游击将军；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上阶为校尉、下阶为副尉，分别是昭武校尉、昭武副尉、振威校尉、振武副尉、致果校尉、致果副尉、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宣节校尉、宣节副尉、御侮校尉、御侮副尉、仁勇校尉、仁勇副尉、陪戎校尉、陪戎副尉。
白居易《轻肥》有句：“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依照唐制，四品、五品官服绯衣，二品、三品官佩紫绶，“大夫”与“将军”都是就散阶而言的。
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正一品 太师 太傅 太保 大学士 从一品 少师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师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尚书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总督 侍郎 内务府总管 从二品 内阁学士 翰林院掌管学士 巡抚 布政使 正三品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 宗人府府丞 通政使司通政 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 太常寺卿 顺天府尹 奉天府尹 按察使 外务部左右丞 从三品 光禄寺卿 太仆寺卿 盐运使 正四品 通政使司副使 大理寺少卿 詹事府少詹事 太常寺少卿 鸿胪寺卿 顺天府丞 奉天府丞 道员 外务部左右参议 从四品 翰林院侍读学士 翰林院侍讲学士 内阁侍读学士 国子监祭酒 都转运运盐使司同知 知府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通政使司参议 光禄寺少卿 六科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 郎中 顺天府治中 奉天府治中 钦天监监正 太医院院使 同知 直隶州知州 从五品 翰林院侍读 翰林院侍讲 司经局洗马 鸿胪寺少卿 监察御史 员外郎 知州 运盐司运副 盐课司提举正六品 内阁侍读 左右春坊左右中允 国子监司业 部院主事 宗人府主事 寺衙门主事 起居注主事 都察院都事 都察院经历 大理寺左右丞 钦天监左右监副 太医院院判 京府通判 京县知县 兵马司指挥 钦天监春夏秋冬中五官正 太常寺丞 神乐署署正 府通判 从六品 左右春坊左右赞善 翰林院修撰 光禄寺署正 钦天监满洲五官正 钦天监秋冬官正 布政司经历 布政司理问 运盐司运判 直隶州州同 州同 僧录司左右阐教 道录司左右演法正七品 翰林院编修 通政使司知事 通政使司经历 大理寺左右评事 太常寺博士 太常寺满洲读祝官 国子监监丞 内阁典籍 京县县丞 兵马司副指挥 知县 太常寺典簿 按察司经历 皇史宬尉 太仆寺满主簿 部院寺内务府司库 京府儒学满汉教授京府儒学训导 外府教授 七品笔帖式 从七品 翰林院检讨 銮仪卫经历 中书科掌印中书 内阁中书 办事中书 詹事府主簿 光禄寺典簿 京府经历 钦天监官五官灵台郎 祠祭署奉祀 布政司都事 运盐司经历 直隶州州判 州判 国子监博士 国子监助教 唐古忒学助教 古忒学中书 正八品 国子监学正 国子监学录 钦天监主簿 太医院御医 五经博士 八品笔帖式 四氏学学录 太常寺协律郎 布政司司库大使 运盐使库大使 道库大使 按察司知事 外府经历 外县县丞 盐课司大使 盐引批验所大使 州学正 县教谕 僧录司左右讲经 道录司左右至灵 从八品 翰林院典簿 国子监典簿 鸿胪寺主簿 钦天监五官司挈壶正 太医院吏目 祠祭署祀丞 神乐署署正 布政司照磨 运盐司知事 府州县训导 僧录司左右觉义 道录司左右至义 正九品 钦天监五官监侯 钦天监五官司书 太常寺赞礼郎 九品笔帖式 按察司照磨 府知事 同知知事 通判知事 县主簿 和声署奉銮从九品 翰林院待诏 工部制造库司匠 国子监典籍 钦天监博士 鸿胪寺鸣赞 鸿胪寺序班 会同馆序班 刑部司狱 府照磨 通判照磨 钦天监漏刻博士 太医院吏目 太常寺司乐 宣课司大使 州吏目 道库使 府税课司大使 按察使司狱 府司狱 同知司狱 巡检布政司仓大使 府库大使 同知仓大使 土司副巡检 都纲 都纪 正科 正术 未入流 翰林院孔目 礼部铸印局大使 县典史 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关大使 府检校 长官司吏目 茶引批验所大使 盐茶大使 同知库大使 州库大使 税课司分司大使 州税课使大使 县税课使大使 驿丞 河泊所所管各闸闸官 道仓大使州仓大使 典科 训科 典术 训术 副都纲 僧正 僧会 副都纪 道正 道会武官 正一品 领侍卫内大臣 一二三等子 太尉从一品 内大臣 八旗都统 外省驻防将军 乌鲁木齐热河察哈尔都统 提督 正二品 左右翼前锋统领 八旗护军统领 八旗副都统 左右翼总兵 外省驻防副都统 銮仪使 一二三等男 总兵 从二品 散秩大臣 副将 正三品 一等侍卫 冠军使 火器营翼长 步军翼尉 包衣护军统领 乌枪营总 圆明园总管 前锋参领 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 城守尉 陵寝总管 圆场总管 黑龙江船驳水手总管 察哈尔总管 王府长史 参将 一二三等轻车都尉 指挥使 从三品 圆明园包衣营总 包衣护军参领 吉林参领 黑龙江参领 指挥同知 察哈尔参领 驻防协领 一等护卫 游击 宣慰使司宣慰使 正四品 二等侍卫 云麾使 前锋侍卫 副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副前锋参领 副骁骑参领 佐领 步军协尉 信驳总管 南苑总管 陵寝副总管 陵寝司工匠 圆场翼长 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 上都达布逊诺尔 达里岗爱总管 防守尉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四品官司仪长 骑都尉 都司 宣慰使司同知 指挥佥事 从四品 城门领 包衣副骁骑参领 包衣佐领 察哈尔副参领 察哈尔佐领 四品典仪 二等护卫 宣慰使司副使 宣慰使司宣抚使 正五品 三等侍卫 治仪正 步军副将 步军校 监守信驳官 南苑门章京 陵寝防御 陵寝管理烧造砖瓦官 分管佐领 盖州牛庄满洲掌印防御 关口守御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五品官 云骑尉 守备 宣慰使司佥事 宣抚使司同知 正千户 从五品 四等侍卫 委署前锋参领 委署护军参领 委署乌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 下五旗包衣参领 五品典仪 三等护卫 守御所千总 河营协办守备 宣抚使司副使 安抚使司安抚使 招讨使司招讨使 副千户 正六品 蓝翎侍卫 整仪尉 亲军使 前锋校 护军校 乌枪护军校 骁骑校 监造火药官 陵寝祭祀供应官 太仆寺马厂驼厂翼长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六品官 门千总 营千总 宣抚使司佥事 安抚使司同知 招讨使司副招讨使 长官司长官 百户 从六品 委署步军校 内务府六品翎长 六品典仪 卫千总 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城门使 盛京游牧正尉 太仆寺马厂驼厂固山达 七品廕监生 恩骑尉 把总 安抚使司佥事 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盛京游牧副尉 七品典仪正八品 盛京养息尉左右翼长 八品廕监生 外委千总从八品 八品典仪 委署亲军校 委署前锋校 委署护军校 委署骁骑校 圆明园副护军校正九品 各营蓝翎长 外委把总 从九品 太仆寺委署固山达 额外外委
毛概读后感。
如何认识思想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立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思想对于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正是思想，中国才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脱出来，中国广大民众才能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中解脱出来。
但是由于晚年，则1957年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失误，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这对思想的认识和研究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本文就如何认识思想作出阐述，从思想的源头以及结合中国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以及一些个人的观点。
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思想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
①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
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西欧封建社会开始萌芽和成长。
随着新航路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工业革命的产生，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发展，资本主义逐渐在欧洲展开，代替了落后的封建主义。
然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宣言》）虽然象征了先进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阶级对立，只不过由封建社会贵族、领主、农奴等多重阶级对立转变为更为简单化的两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而由于资本家最求利润的最大化，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的金钱交易，使得工人即无产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
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增大，工资降低，廉价雇佣女工和同工等等，资本家拼命压榨工人的血汗，这种严峻的阶级不平等甚至更甚于封建社会。
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愈演愈烈，而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也终于引发了工人们的反抗。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化，并且这种斗争逐渐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慢慢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但因缺少科学的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几次工人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
于是，解放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成立。
②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指引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科学社会主义也从理论发展成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
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斗争失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
然而，中国毕竟有自身的特殊国情。
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封建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农民数量广大，这样的特殊国情意味着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经验。
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有过失败惨痛教训，党内多次出现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历史经验说明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过程的形成同时便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二、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思想在中国的革命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又指导中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完成了三大改造，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
在此基础上，思想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着宝贵的理论指导，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①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主要形成于土地革命前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仅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这样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指出党内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走上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思想及时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在危机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思想得到系统的总结，并多方面开展达到成熟。
在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军事和统一战线的思想，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革命目的、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和纲领，论证了党的政策和策略，而在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方面也有很多重要指导思想。
解放战争以后，思想得到继续发展，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略。
在毛泽思想的指导下，带领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反动派，完成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族主义革命最终胜利，中国人民也从此站了起来。
②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领导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主要矛盾和历史条件的分析，提出了一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当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依据这条总路线，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有目的有计划地实现了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三大改造。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解决了，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问题，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
③思想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方针和思想。
思想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农、轻、重等各大部门的比例，等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阐述和指导。
虽然探索中失败与成功并存，但总体来说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以及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思想与的个人思想思想不是的思想，而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和经验总结。
晚年虽然出现过一些重大失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破坏性影响，但是那是基于晚年的错误认识和倾向上，而不是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之中。
①“思想”概念的阐述起初，中共党人对“同志的思想”、“思想”这两种提法混用，均从个人的思想角度来理解思想。
1943年，王稼祥在《延安时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一词，并对此概念进行了比较准确的阐释，尤其将之与“中共二十二年实际经验”相联系。
但这篇文章存在着将思想与个人思想意义混用的表现。
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思想被确立为中共指导思想。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队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说明思想此时已经变成了公认的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政治上抬高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在思想文化上也抬高的个人思想，所以起初人们容易将思想与个人思想混淆。
但思想上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虽然对中国革命有着巨大的成就与贡献，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无法仅仅归结为一人。
而本人也表示“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②思想与晚年个人失误1957年以后，由于开始进行了错误的领导和道路探索，“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十年文革”，这些都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计的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道路，使中国错失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时机，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落后了约五十年。
虽然思想不等同于的个人思想，但是对于晚年思想认识上的严重转变，我们还是要进行研究，以便于我们更客观的评价本人以及正确看待思想和个人思想。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及其对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了客观的科学的评价。
1957年后二十多年的曲折和挫折，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的认识错误，在一定程度上犯了冒进的“左”倾错误，在先前的革命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的情绪，以至于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努力的作用，在后期则将错误的将阶级矛盾视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酿成了灾难；另一方面，也有当时的社会历史的局限性导致，“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中共无法避免的用过去的旧经验旧模式来应对新局面和新变化，使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扩大化，势必会造成失败。
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中国承受着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国内进行的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
于是党内难以抵制等人的“左”观点。
四、小结——解析晚年错误思想与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联系通过以上对思想的形成发展，历史作用的回顾，以及晚年个人错误思想的探究，我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晚年发上了错误的思想，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否说明背离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的理论体系。
我认为，虽然自1957年后，政治走向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本人的根本上的价值与思想方法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他本人“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表现方法和政策手段上发生了偏差。
即后期并没有改变他的本质理念，虽有着“左”倾的观点和政策，但并未发展成为“左”派。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研究者布兰特利 沃马克在《在何处误入歧途》一文中称之为“的政治的二阶连续性”。
如通过走向大众并动员他们展开对党内右派的批评，鼓励以群众为导向的政治风格，并进行公开的批评。
虽然这些政策本身是新颖的，但其中所体现出的群众观点，依赖群众动员，这些都是比他的马克思主义还要早的价值和方法。
只是他的这些政策错误的运用了群众观点。
虽然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缺乏现实主义，表现出不以实践为根据，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思想。
但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较少关注政策带来的实际效果，而是转为用他的经验范例作为指导，用一个胜利的经验范例来概括论证所有情况。
“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
”“实事求是”仍是所坚持的原则，只是他将之以一种错误的理解进行实施。
十一届三种全会以后，中共已对前二十多年的错误进行了拨乱反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又重新的走上了正规。
我们不能一概否定的贡献，虽然他在晚年有过失误，但是就其一生而言，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当之无愧的是中国的伟大领袖和值得人民永远尊敬和记忆的伟人。
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中所包含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精髓，仍是指导中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进。
谢谢采纳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一篇读后感，八百字左右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读后感我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压制，民族资本发展十分缓慢，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软弱。
至十九世纪末，随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才有了初步的发展。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掀起了又一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高潮。
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也有了进一步的觉醒。
因此，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及其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强烈要求变法自强，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
一八九八年四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保国会”，集结改良派力量，其形式多少带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至此，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同年六月发生的“戊戌变法”，就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下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本身力量的软弱，而其中大部分又是从封建官僚、地主中转化过来的，他们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和妥协性；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又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
因此，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多天，即告失败。
所有“新政”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唯一的成绩就是留下了一所“京师大学堂”（今天的“北京大学”）。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在政治上是完全失败了，但它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主要代表，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他们作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通过对西方一些先进的自然科学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思想的传播，在当时沉闷的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为了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作理论上的论证，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都十分注意哲学思想的研究。
他们吸取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主要是宋明理学的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批判，从而表现出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
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哲学上也如同他们在政治上一样，十分软弱。
他们对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的唯心主义理论，并不能彻底地决裂，相反采取妥协的态度，力图把它容纳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来。
同时，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也还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而是不论唯心或是唯物一起搬来。
因此，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是极其混杂，充满矛盾的。
分别言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几位主要代表，在哲学思想上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
如康有为，基本上以古代儒家经典中的唯心主义为主体，吸取西方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机械唯物论思想，作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或补充。
他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正如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说的，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主要指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康南海传》）。
谭嗣同是标榜要“冲决”一切“网罗”者，然而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却又是企图“网罗”一切者。
他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仁学》一书中，企图融合中学与西学、科学与宗教、唯心与唯物于一体。
他宣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
可是，实际上谭嗣同此时是以佛教唯心主义为归宿者。
他明白地说过：“尝谓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仁学》）。
至于严复，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代替中学。
为此，他积极从事译书工作，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逻辑学等思想。
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宣传者。
但由于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囫囵吞栆的，又加上他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时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儒家、佛教、老庄等唯心主义思想加以比附，终于也走了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总而言之，尽管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在哲学思想上都有各自不同的某些特点，然而其中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吸取和运用了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思想，但他们都没有由此而建立起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来，相反，他们从西方搬来的一些机械唯物论思想，最终都被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
《中国启蒙运动》读后感
[《中国启蒙运动》读后感]最近对五四运动感兴趣是因为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希望有个了解，对中国思想解放的历程进行了解，《中国启蒙运动》读后感。
订了几本书，《中国启蒙运动》是海外学者研究五四的经典之作，从书名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指示，在她眼里，五四运动是一场“中国启蒙运动”。
过去我们更多解释成政治运动，是民族救亡图存的爱国行动，这种解释是官方的，最安全的，潜台词就是；五四已完成其伟大使命，我们逢年过节纪念一下就行了。
但这本书的视角是独特的，作者对“启蒙”的强调，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这就和以前的解释不尽相同了，不仅精神的主旨不尽相同，而且，还有了永恒的时间概念，也就是说，五四精神在今天同样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其精神是不过时，可以天天讲，月月讲，时时讲了。
的确，着眼于“启蒙”，即便是在“和谐社会”的当今时代，也是需要亟需变革的，人们的思想水平较之遥远的1919可能并无多大的提高，对自己的思想自由的自觉和对政治民主的呼唤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的萌生状态之中，国民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依然存在。
也就是说，五四的理想是未完成的，面对五四的理想，我们需要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的精神，而不是盲目的信仰某种意识形态，而不是毫无主见的投入“爱国”的名目中不能自拔，读后感《《中国启蒙运动》读后感》。
我们需要知道，官方所描绘的五四是“被创造的历史”，是“驯化五四”的结果。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五四不能放在神坛上祭奠，应该还原历史，挖掘其精神，要用其精神重新看待今天，美国人的视角和我们不一样，不能下简单的结论就说她的讲法有多好，但是五四应该有是多层面的意义和多角度的解释，与政治意义相比较文化上的意义更加深远。
为了对五四有更多的了解我最近寻找代台湾、香港对五四的解读，看了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五四运动的解读感到；五四在海峡两岸的解读都受到政治得影响，随着时代的变化解读也在变化，今天在网上找香港学者的解读，文章不多。
香港回归之前对五四是回避态度，五四没有在社会上有多少影响。
五四运动在两岸不同的时期有不尽相同的解释，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使问题清晰，更加丰富，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思路。
五四之后国家动荡，又面临日本的侵略，救亡成了民族的首要任务，这种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无法进行平静的思考，要么服从民族的需要维护民族的传统和统一，要么顾全大局暂时放下手里的笔，1949年以后不断地大规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小的又有“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五四精神还是没有完整的展现给国人，让启蒙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成，更说明启蒙的重要。
这本书中作者1983年采访了获得平反之后的周扬，他承认五四启蒙运动的不朽意义；尽管批判思想的呼唤被紧迫的抗日战争淹没了，它给人们的启示仍然是很重要的，后来中国的所有民主运动都对五四运动欠下了债，所有运动都不彻底，四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想解决封建思想问题，但是，都失败了。
即使是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也没有解决最深入的文化问题.尽管不断努力消灭愚昧无知，迷信确依然存在，启蒙思想还是需要的，因为思想的习惯势力比其他任何势力都强大，思想的习惯势力是无形的。
他这段话是历尽磨难之后发自内心的声音，周扬既是文人也是文化界的棒子，曾被鲁迅说成“四条汉子”，解放后又是中宣部高官，在多次运动中迫害文艺界人士，而且亲自上阵指挥，文革中，他自己也被整的半死，有点像古代酷吏的下场。
平反后开始讲些真话，又被胡乔木猛批，对他的文章上升到政治问题，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几个人写文章纪念他。
〔《中国启蒙运动》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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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篇中国近代名人传记的读后感，2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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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
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
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
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
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
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
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
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
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
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
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
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
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
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
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
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
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
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
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
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
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
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
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