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中国 读后感
在中列强打破闭关锁国的壁垒后，中见识到外国的大炮枪。
从此，中国人多多少少有种自态：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中国人羡慕去过外国的洋学生，认为高端大气的装扮很洋气，看到洋人更是格外的客气。
大家觉得好像出了趟国门就镀了层金。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但是，很多中国人还是停留在以往的观念，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国家，妄自菲薄，崇洋媚外。
《中国震撼》一书，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文明崛起的态势、以及与西方模式的比较，让我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
在这里简要谈谈几点启发。
首先，书中提到GDP，这个评判国家经济水平的指标并不全面、合理。
人们常常以为，GDP越高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
先看看GDP的公式：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这四项就是影响GDP的基本元素。
第一，由于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水平、物价水平不同，以劳动者报酬作为比较要素，很难真实反映居民收入情况；第二，当政府投入大量财力进行基建（灾后重建等）时，虚高的GDP并不真实。
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的人均GDP会比几内亚的要低得多。
可想而知，单靠这个指标比较各国经济实力并不合理。
其次，书中谈到大家深以为恶的词，贫富差距。
人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均、社会矛盾，是犯罪之源。
中国存在着东西部间的差距，沿海内陆的差距，城市农村的差距，以及城市内部的差距。
中国幅员辽阔，贫富差距的问题自然比其他国家更复杂。
各种的差距导致社会产生不平衡心理。
但有差距并不一定是消极的，负面的。
如作者所言：“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
”还有，作者提出了中国正以“文明崛起”震撼了世界的说法。
各国是否有相同的政党体制，共同的经济利益，往往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分离。
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战争，经济制裁等暴力或冷暴力手段。
然而，中国是例外的。
拥有多民族特色，多地区差异的中国，深谙中庸之道。
历朝历代，凡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为治国方针的，如盛唐时期，无不长治久安。
中国在平衡国内各方利益中，保持地方管理的相对独立，形成“百国之和”。
但经济的腾飞不代表中国要称霸世界。
中国只是用和平的方式，寻求多方共赢，并获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许多人羡慕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经济，民主的自由，完善的福利制度，常常质疑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甚至觉得套用西方模式就可以复制西方的经济、民主和福利制度。
阅读之前，我也有过疑惑：现在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
私有制企业越来越多，对员工的压榨屡见不鲜。
这和剥削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什么区别
阅读之后，我明白到西方民主模式不能适用于每一个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也有其优势。
作者举了几个例子，俄罗斯套用西方模式，经济大幅下滑；冰岛投票选出的政府，却治国无方，宣告破产；台湾，因为民选搞出了黑金政治，经济停滞20年。
作者说，西方的民主模式是“程序民主”，需要适合的政治环境、坚实的财政基础，如美国。
否则，这种民主只会沦为财团争权的腐败政治。
反观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但由于现阶段中国的国情，中国还不能实行一人一票选举的民主制度。
书中提到：“民主的价值在于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们高品质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应该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
”因此，民主不能盲目跟从，而应适应自身情况，实现新民主。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哪些困境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挑战，尤其是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村健康发展的难题。
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问题，需要维护农民共同利益，构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系，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社会治理组织化程度。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理村民自治【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完善加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经营体系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等的变化，农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挑战，尤其是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村健康发展的难题。
因此，全面、客观、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采取多种有效举措来应对与解决，对于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封闭保守的社会格局被打破，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思想价值观念逐步转变，民主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各种利益诉求不断出现。
特别是随着征地拆迁、项目建设中的新型社会矛盾的逐步凸显，群众对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参与和监督村级事
《农民的政治》读后感
读《农民的政治》有感 《农民的政治》的作者赵树凯先生曾在中央书记处农村 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工作，作为农村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 曾到“弱”村禁牧、在“穷”村修桥、于“乱”村修路，有 着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读了这本书，大有裨益，收获颇 多。
作者在本书中集中呈现了他自80年代以来的经历与思 考，其中不乏鲜活的案例以及基于此展开的深入分析。
在书 中，作者首先通过上访信件及实地接访，勾勒出了30年代以 来农民诉求的变迁概貌。
改革初期，农村纷争多为“民与民 争”，往往由历史遗留问题或土地承包不合理引起。
从80年 代末起，农民负担急剧增长，农民与基层政府间的摩擦日增。
到本世纪初，征地问题又远超税费负担，成为社会冲突的主 因。
转折点出现在2003年，从那一年起，国家逐渐废除收容 遣送制度，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并出台 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使得上访事件明显减少，对抗程度减 弱，形成了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心目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但作者在2007年敏锐的意识到体制深处的巨大隐忧，这隐忧 表现为农民对中央的信任显著提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反而 降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因征地引发的矛盾迅速 蔓延。
不过，探讨民生疾苦只是这本书的由头，作者在书中重 点探讨的是农民在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以相当多得篇幅来 破除关于中国公民“该管”的误解，世界范围内的农民形象 却离不开守旧涣散的影子，农民政策的设计者也往往强调农 民虽有“自发”意识，但很难形成自觉的利益判断必须通过 政策和制度安排加以引导，但就实际而言，农民在过去30年 里恰是最具进取精神的群体，乡镇干部眼里农民难管的现 状，也从反面说明农民的组织和博弈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 高。
作者认为，30年来的历史证明，不论多么聪明的学者， 多么有能力的政治家，都没有能力去规划设计农村发展的方 向和道路，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观察和追随农民的脚步，因 为农民的考虑要远比设计者们更加的理性。
这一论断看似平 和，却可能是解决当下困局的唯一出路。
目下农村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与80年代已大不相同， 80年代的第一轮政策是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改革，以“包产 到户”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与已“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新型生 产主体，之前因“解放生产力”而受肯定，之后因粮食总产 徘徊不前而受质疑，褒贬之间的衡量指标始终是经济增长， 显示了某种框架性的局限。
而眼下所面临的困局，较80年代 更为复杂，因其不仅设计经济因素，更需直面极为敏感的体 制身份的革新。
作者提出，中国农民的政治属性之所以值得重视，根本 原因在于。
此农民不是彼农民。
当下，农民工、农民企业家 等群体的存在，表明“农民”早已不再单纯指向一种职业， 更多成为一种身份制度的群体划分，他们的权利要求有相当 部分与职业活动无关，甚至于与土地，与农业生产无关，而 是将矛头指向因体制身份而带来的医疗、教育等问题，而在 关键性的产权分配方面，诸多土地冲突也超出了经济的范 畴。
作者用这样一段话来述这一困局: 当谈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得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时候，一 些地方官员常常说，给农民的补偿已经相当高，甚至农民生 活水平比原来高出很多，政府的安臵也很好，可是农民还在 闹，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上访农民的理由也很充足，那是他 们的土地，不论卖多少钱，这是他们的事情，政府强行卖他 们的地已经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而通过他们的土地来赚大钱 更加不合情理。
而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我所面临的农民身上，乡政府从 过去的“向农民索取”到现在的“给予”，但在“给予”的 过程中却越来越多的遭到农民的质疑，他们并不太关心“给 予”的多少，而更多地会追问“给予”的对象是如何确定的， 比如低保、救灾救济等。
在我看来，乡村干部在执行政策中 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农民群众表述权利的程序，或者说利用体 制上的漏洞以少数人行使了大多数应该行使的权利，而这恰 恰与农民在经济收入的不断增高冲破压抑了几千年的受剥 削桎梏后而越来越出现的政治参与需求产生了矛盾。
农民政 治参与需求渐次增高能从村级换届选举中越来越多的参与 人数可以看出。
作者赵树凯先生显然已经深刻地洞悉了新形势下农民 与政府双方分歧的根本所在，并且从独特的视角提出了独到 的观点，农村改革已经到了关键之处。
废除农业税带来的制 度利好还未消失，以征地为焦点的农村冲突也未到不可调和 得地步，新一轮的改革可谓恰逢其时、呼之欲出。
作者认为: 应视农民成为改革棋局中强有力的博弈力量，通过弘扬农民 的权利来推进政策执行和改善乡村治理。
“现代的中国农民， 最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尊重，或许，唯有追随农民的脚步，才 能让我们准确把握政治上的方向”。
现代中国农民身上的政治能量已经快速积累，并且正在 寻找释放渠道，把握不好这种能量的释放渠道，或者不能引 导这种能量的良性释放，将导致社会灾难。
作者的观点能否成为农村新一轮改革的推动剂，而最终 变成可执行的政策来让我们执行，我不能断言，但是作为一 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基层政府领导，首先，作者在书中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透视问题的途径，或许，我们 今后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揭下农民“得寸进尺、 刁玩难缠”的面纱，抱着给农民以政治上尊重的态度重新打 量和对待农民。
概括并评价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阶段性特点
一、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一阶段：乡官制模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是乡里制度，乡官制是乡里制度早期的具体形态与模式，这一时期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
二、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二阶段：由乡里制到保甲制、乡官制到职役制的模式转折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二阶段是由乡里制向保甲制、乡官制到职役制的转折时期，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至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
三、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三阶段：职役制模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其乡村治理尽管含有一定的自治因素，但始终没有发展为真正的乡村地方自治。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王权的扩张，乡村社会治理越来越深地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和控制，其自治性逐渐消退。
鸦片战争以后，在接连不断的内乱外患的打击下，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趋向解体，进入20世纪之后，清王朝被迫于宣统五年实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其后国民党政权虽重拾保甲制，但旋即被新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废止。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乡村治理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的历史变迁，并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主线，结合历朝历代的具体实践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与特点。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变迁体现出乡村治理的内在规律，即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治理的介入应当适度，乡村治理不应被过多限制，唯有增强其自治性，方能保持其活力。
在当前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尤应注意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权，保障村民自治的自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