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札记的介绍
吴晗,邓拓,廖沫沙.
曲笔的作用
曲笔这种手法，应该是从写史开始的。
春秋时，齐国大臣崔杼纵容别人杀死君主庄公，史官直通通地写道：“崔杼弑庄公。
”崔杼一看不对劲，就将史官杀了。
史官都是世袭的，哥哥死了，弟弟拿起笔来，也这样写：“崔杼弑庄公。
”崔杼又杀弟弟。
另外一个弟弟来了，还这样写：“崔杼弑庄公。
”崔杼大概被这阵势吓住了，终于没再动手。
不过，后来的史家可没这么幸运。
明成祖朱棣攻下南京，夺取侄子的皇位后，让方孝儒起草即位诏书，其实就是让他来为自己在历史上作伪证。
方孝儒落笔便写“燕贼篡位”。
朱棣让他重写，并威胁要杀他九族，方孝儒不服气，梗着脖子犟嘴：“莫说九族，十族何妨
”朱棣说好，我就灭你十族。
史家既然不为我所用，大不了多杀几个人。
一次次血淋淋的教训过后，史家为不触怒当权者，开始采用曲笔寻求平衡点，其方式，一是完全按当权者的意愿去写，昧着良心说瞎话；一是在保留事实的基础上表一下态，比如说大清朝灭大明朝乃是顺应天理之类。
前一种不在少数，后一种则最为常用。
恐惧威压下的曲笔，几乎就是踩着钢丝跳舞，一方面是良知，一方面是大棒和砍刀，要想跳得好看又不掉下来，谈何容易
不过，因为曾产生一时之功效，到了近代，以杂文形式进言者也开始试着采用这一招。
当年被批得狗血喷头的《三家村札记》，反对浮夸，嘲笑空想家，主张实事求是等，你能说没有曲笔进言的成分吗
李辉认为，若说邓拓、吴晗、廖沫沙没有影射现实，其实也就削弱了他们的悲剧意义。
可是，凡能把直笔逼成曲笔的人和环境，根本也就容纳不了曲笔，只是一时没有爆发而已，只要看出其中的门道，自然是见一个杀一个。
这个过程中，难免疑神疑鬼、捕风捉影，为不使一人漏网而错杀千人的事常常发生，历代文字狱莫不由疑神疑鬼开始，以血雨腥风结束，所谓曲笔，只是史家和思想家们的掩耳盗铃而已。
因此，鲁迅先生感叹说，中国“从来不缺真话，而是缺少一张西方式样的、摆放真话的圆桌”。
坟上的花，“圆圆的排成一圈”“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显然是人为的，是别人放的花圈。
谁放的呢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夏瑜的战友或同情者前来献上以寄托哀思的。
献花圈这一情节，是否符合生活实际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认识到，写烈士为革命而牺牲，没有被所有的人遗忘，还有人纪念他们，这符合时代精神和生活真实。
另一方面也不可讳言，这“花圈”是“平添”上去的。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
所谓“平添”不仅指小说前面无伏笔可寻，清末也没有用花环寄托哀思的习俗，还指不够恰当地拔高了严重脱离群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历史地位。
鲁迅认为坟上的“花环”是“曲笔”，是“平添”上去的，这是对自己作品从严解剖。
严格说来，情节的选择一定要符合生活实际，哪怕细节也应该这样。
“平添”花环是小说美中不足，但也不能因此否定这篇小说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
从总体看，添“花环”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展开。
而对表现人物性格，倒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作为艺术创造的更高要求来说，应该忠于生活实际。
夏瑜坟上出现花环，既突出了华大妈和夏四奶奶的愚昧不理解，又表现了革命者夏瑜的思想行为并非毫无影响。
为何把吴晗等称为“三家村”
三家村最早出自陆游诗句“偶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村饮示邻曲》)，意为偏远的小三村。
康有为所作《唯心》中有“三家村学究，得一第，则惊喜失度”所用的“三家村”既为此意。
该词的用法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
内地和香港一个常用的地名，意指有三个族群或家庭的人共同聚居的村庄。
香港的三家村 在文学作品或网上社群中，三家村被用来形容三个人或三个不同团体的人所创立的机构或聚会的地方。
在晚清小说《何典》中，有一个虚构的村庄名叫作“三家村”。
据传这部小说曾引起的特别兴趣，使三家村一词最终成为流行一时的文革用语 在内地，三家村是1966年一场文字狱的代称。
吴晗.廖沫沙.邓拓并称三家村
文化革命时期三家村,四家店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
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
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
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
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
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
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
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
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的倒台。
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
“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形成恐怖气氛。
因此罹祸者甚众。
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 一 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至于四家店啊我没听说过 我只知道诗经有四家：韩 鲁 齐 毛 四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