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树谈心》读后感 —— 老藤椅 （卢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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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写到婷婷在帮妈妈清理杂物的时候，她把妈妈坐了很久的老藤椅扔掉了。
因为它真的太老了，和房子里的家具不协调。
旧的东西虽然不合时宜，但是，它包含了很多回忆和感情，我们的不能随便抛弃。
〔《和树谈心》读后感 —— 老藤椅 （卢浩然)〕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怎样编织藤椅
藤编家具用普通洗涤剂刷洗，会损伤藤条。
最好使用盐水擦洗，不仅能够去污，还可使藤条柔软富有弹性。
藤椅上的灰尘，可用毛头软的刷子自网眼里由内向外拂去灰尘。
如果污迹太重，可用洗涤剂抹去，最后再干擦一遍。
若是白色的藤椅，最后还抹上一点醋，使之与洗涤剂中和，以防变色。
用刷子蘸上小苏打水刷洗藤椅，也可以除掉顽垢。
藤椅生虫了怎么办
沫
虫蛀不会出沫吧
藤椅的藤条断了。
那里能修
重新编就可以，其实很简单。
找工厂配点藤条，用水湿润后按照纹路编织上去，用胶水一粘就完事。
求 老藤椅阅读题答案 急急急
老藤椅的“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文中找出依据，至少写出三点1.那是外祖母用了很久很久的老家具2.老藤椅修了一次又一次。
妈妈修得很认真，用布条儿缠，用线绳儿绑。
3. 婷在刚有了记忆的时候，就记住了家里有这么一把老藤椅这篇短文主要写婷婷家里有一把老藤椅，起初，婷婷觉得这藤椅太破旧，所以就 自作主张地把老藤椅扔掉了 ，后来 听到了小女孩的话。
她忽然感悟到了妈妈为什么如此珍爱这把老藤椅，把老藤椅擦拭干净，帮妈妈搬回了家。
如何自己翻新藤椅
要看你这张藤椅的度，如果只是外观上显旧，结构无碍，那就建议刷一层新漆，即可。
如果本身破损折断，就要去藤具店里，找专人维修
张爱玲和胡兰成有什么故事
他们怎么认识的
张爱玲与胡，一当时上海最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
在乱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
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
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
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
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
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
”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
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
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
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
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
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
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
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
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
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
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
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
但胡兰成执意见，向苏青索要地址。
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
胡兰成如获至宝。
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
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
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
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
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
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
因此，她是知道他的。
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
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象个作家，倒象个未成熟的女学生。
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
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
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
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
“这怎么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
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
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
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
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
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
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
但很快，他们恋爱了。
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
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
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
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
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
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
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
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
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
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
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
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
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
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
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
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
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
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
“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
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
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
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
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
也许他是给她的创作提供灵感的吧。
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
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
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
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
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
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
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
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
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
”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 就是这样真实的期盼
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
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
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
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
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
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
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
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
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
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
她竟还是那样投入地爱他。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
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
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
她是震动的，因为她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但又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
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
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
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
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
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
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
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
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
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
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
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
刚离开张爱玲、周训德的胡兰成，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可见他的滥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
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
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
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
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
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
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
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
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
”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
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
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
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
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
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
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
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
当夜，两人分室而居。
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
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
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
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
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
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
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
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
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
”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吧，还有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然而，还有后话。
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
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
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
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
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
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
张爱玲一概不回，末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
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
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
《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
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
至此，这段爱情是真真地谢幕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
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有没有鲁迅《准风月谈》的读后感或者赏析什么的
谢谢了
关于鲁迅最后十年的写作生活，他的儿子海婴有这样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
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
……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
有时眯起眼睛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地，尽量不打扰他。
……”也有类似的回忆：鲁迅于看书读报中有所感，又经反复酝酿，就在客人散尽之后，深夜提笔成文，遇有重要的长文，往往通宵达旦。
她还提供这样一个细节：鲁迅看报看得很快，“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但过了几天忽然要找某一材料，要向旧报翻，如翻不到，必能提示约在某天某一个角头处找，这才找到，足见早已留心。
鲁迅自己也说，他是因报刊所载“时事的刺戟”，有了“个人的感触”，才写成短评，发表在报刊上，以便“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算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而每年年终，鲁迅也必定用剪刀、浆糊，将报刊上自己的，以及相关的文章，一起剪贴成书，“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免“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
鲁迅因此颇为自得地说自己的杂文，“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却）有着时代的眉目”， 而且，“‘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从亲人的回忆与鲁迅的自述里，都可以看出，报刊对于最后十年的鲁迅的特殊重要意义。
他正是通过报刊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他通过报刊最迅速地接纳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并迅速作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用杂文的形式作出自己的反应，借助于传媒的影响而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
报刊写作，不仅使鲁迅最终找到了最适合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鲁迅的杂文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成为他的生命存在方式。
我们在前一讲里，曾经说到，鲁迅在最后十年，特别关注于以上海为代表的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都市文明。
那么，他是怎样通过报刊的媒介，作出他的观察，审视，反应，并且演化为他的文体——杂文的呢
在他的这些杂文里，呈现了怎样一种“社会相”与“人的灵魂”，描绘出怎样的“时代眉目”
这都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一） 我们还是先来读他的杂文。
里有一组杂文，都是由报纸上的某条而引发联想，并概括出上海摊上的人的某种生存状态。
。
这是“两三月前”的一条：一个卖报的孩子，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被碾死了。
——这在中国都市街头是极常见的，类似的新闻至今也还时有所闻。
人们司空见惯，谁也不去细想。
但鲁迅却念念不忘，想了几个月，而且想得很深，很广。
被推倒碾死的是一个孩子，而且是穷苦的卖报的孩子，这是鲁迅最不能忍受的。
因此，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
——他的考察结论是：穿的是长衫，“总该是属于上等（人）”。
于是，鲁迅由此而联想起上海路上经常遇到的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这是洋大人”；“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
——这一段联想，极具形象性，无论是“踏”与“推”的动作的描摹，还是骄横神态的刻画，都十分传神，充分显示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记忆与描写能力。
但已有了某一程度的概括，由具体的个别人变成了某一类人（“洋大人”、“上等华人”），而且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由上等华人又产生了“推”的联想，或者说幻觉：“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
——这似乎是一连串的蒙太奇动作，极富画面感。
“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这是典型的鲁迅的“吃人”幻觉，是小说家的笔法：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生动的细节（“舔厚嘴唇”）。
然后又联想起更可怕的场面：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被踏死，“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这又是典型的鲁迅的“看客”恐惧，“又有……又是……”，语气十分沉重。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
’”——这是鲁迅的“看戏”主题的再现：轻佻的语气与前文的沉重形成强烈对比。
行文至此，就自然产生一个飞跃——“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还要廓大开去。
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
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
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 鲁迅以其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赋予“推”的现象以某种隐喻性，揭示了上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下等华人”，尤其是“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被任意“推倒”践“踏”；而“高等华人”却在以“保全文化”的名义下大加“颂祝”。
鲁迅说，他每读报刊上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妙文，总不免“拉扯牵连”，胡乱想开去，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
此篇即是如此，通篇以报纸报导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思考的出发点，引发联想，由个别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提升、概括出一种社会典型现象或社会类型。
但又与作为出发点的生活现象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有概括、提升，当然有所超越（“若离”），但仍保留现象形态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以及情感性特征（“若即”），这里正是体现了小说家与思想家的统一，诗与哲学的统一：这正是鲁迅的杂文思维的特点。
之后，鲁迅又连续写了、、、诸篇，以类似的联想方式，论及了“第三种人”的“推”，中国人被外国巡捕“踢”引起的民族逃路问题， 在“自由竞争”美名掩盖下的“爬”和“撞”， 以及现代的“婴儿杀戮”， 都是开口小而挖掘深，所揭示的问题都有极大的概括力，至今仍不失其震撼力。
这都是几乎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城市街头的，甚至成了生活常态，但一经鲁迅的思想烛照，就露出了惊心动魄的“那一面”。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
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皇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
这摘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就这样一个1930年代上海的新俗语“抄靶子”，引起了鲁迅的许多联想。
他想起，中国传统中凡有“凌辱诛戮”，必先将被诛戮者宣布为“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这样改换一下名目，杀戮就成了维护“人道”之义举。
而现在，“洋大人的下属”“赐”中国人以“靶子”的新“谥”，其民族歧视与凌辱也就符合“人道”了。
而“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于是，鲁迅联想起“前年九月”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幻景：“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又排开了吃人筵席，这回被吃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由民族的外部危机，鲁迅又联想起在民族内部也即“我们这些“靶子””们“互相推举起来”又是怎样称呼的：鲁迅说，上海滩上“相骂”时彼此的“赐谥”是：“曲辫子”（即乡愚），“阿木林”（即傻子），还有“寿头码子”，就“已经是‘猪’的隐语”；“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道：猪猡
”——依然是不把别人当作人
这里还表现了鲁迅对街头流行的民间方言、土语的敏感：他看到了背后的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以至社会关系。
这里还有一篇妙文：。
这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电车上的卖票人经常“付钱而不给票”，这种行为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叫作“揩油”。
且看鲁迅的观察与描写：“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然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
——如此传神的外形刻画与心理揭示，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小说家笔法。
人们经常为鲁迅后来不写或少写小说而感到遗憾，鲁迅杂文中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小说的“片断”，辑录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而鲁迅并不停留在外部的观察与描写上，他要追索这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又显示了思想家的特色。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揩油，是说明这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而鲁迅的剖析则极为透彻：“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
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
——“微乎其微”，正是我们在第十二讲讨论过的“仅因目前的极小的自利”的奴才的破坏；而“光明正大”，则是因为“揩的是洋商的油”，且打着“损富济贫”的旗帜，因此，明知是揩油，也是不可索取的，“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
但还有另一面：“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忠仆”才是奴才的本质，无论怎样“揩”洋主子的“油”，也不会改变其“忠”于洋主子的本性：在现代中国都市的新的等级结构里，奴才是始终忠于他充当洋主子的警犬的职责的。
于是，鲁迅谈到了上海滩上的“巡捕，门丁，西崽之类”，这是中国都市文明中的新类型：一面似乎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另一面“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在第十三讲里说到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
而且鲁迅预言，这样的西崽式的“揩油”将在中国“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帝国主义的复仇”。
而且还有更严厉的判断：“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摸子”——“高等华人”也是“西崽”。
“揩油”这一话题开掘到这里，已经相当深入。
但鲁迅却又把文章拉回到作为讨论引发点的“卖票人”那里，而且作了这样一番必要的补充：“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
倘被查票的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这就是所谓“盗也有道”，是自有一个底线的；如果连这样的道德底线也轻易越过了，那将是怎样一个状况，鲁迅没有明说，但也许这一暗示更加惊心动魄。
鲁迅这里提到了“吃白相饭”朋友；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就叫：《“吃白相饭”》。
这也是从讨论上海的方言入手的：“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然后，鲁迅开始追问：“游荡可以为生，这是很奇怪的”；而且“在上海（还）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这也很“奇怪”。
那么，这样的“吃白相饭”“职业”，其特点，或者说“功绩”是什么呢
鲁迅归纳为“三段”：一“欺骗”二“威压”二“溜走”——十足的流氓而已。
问题是，“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怪”。
问题还在于：“‘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这样一种反向的思考正是鲁迅的特点，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
这本身又是一种“奇怪”：如此“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这样从“吃白相饭”本身及人们见怪不怪的态度这两方面反复质疑，就将“吃白相饭”的流氓与上海滩的内在联系揭示得十分深刻：它是附着于上海都市文明社会的一个毒瘤，而且是不可或缺，永远摆脱不掉的。
所以鲁迅说：“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
文章的结尾却出人意料：“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还有“做而不说”或“做而不承认”或打着相反旗号，自称“正人君子”的“吃白相饭”者。
和这些遮遮掩掩、瞒和骗的流氓相比，“直直落落的”“吃白相饭”朋友，还是“可敬”的。
对后者鲁迅还愿意写文章来谈论他们，前者就根本不屑于谈及。
鲁迅有言：“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的人”，杂文大概也是如此；“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果子壳，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跟随鲁迅在上海街头已经闲逛很久了，但还有“一景”是不可不看的，即“变戏法”。
鲁迅说他是“常常看”的，而且“爱看”，而且爱想，爱写，单是杂文就写了两篇，对照起来读，看同一现象怎样引发出鲁迅的多种联想，是很有意思的。
一篇就叫《看变戏法》，鲁迅关注的是走江湖的变戏法者，“为了敛钱，一定要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但“训练”的方法与内容不一样，对黑熊，是“打”和“饿”，逼它表演，不惜虐待至死；对小孩，却训练他如何假装痛苦，和大人“串通”一气骗观众的钱。
鲁迅说：“每当散场，我一面走，一面想：两种生财家伙，一种是要虐待至死的，再寻幼小的来；一种是大了以后，另寻一个小孩子和一只小熊，仍旧来变照样的戏法”。
在鲁迅看来，“事情真是简单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无味”；但掩不住的是背后的沉重：“虐待至死”固然是残酷的，而将这样的“戏法”一代代地传下去，却是更为可怕的——而鲁迅的隐忧自然不只是限于街头的“变戏法”，但他没有明说，要我们读者去想。
结尾一句：“此外叫我看什么呢，诸君
”更是逼我们深长思之。
另一篇更几乎全是白描：猴子如何“戴上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狗熊”怎样“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又如何“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又怎样“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最后还是“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
Huazaa
” 变戏法的又“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地说”。
“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
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爬起来，一同走掉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
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
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
——写到这里，都是小说家的街头速写；到结尾处才显出杂文笔法：“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读者回过头来看题目：《现代史》，这才恍然大悟：作者写的是一篇现代寓言，再重读前面的种种描写，就读出了背后的种种隐喻，并联想其现代史上的种种事情来。
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荒谬联想”：骗人的“变戏法”与庄严的“现代史”，一边是最被人瞧不上的游戏场所，一边是神圣的历史殿堂，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却被鲁迅妙笔牵连，拉在一起，成了一篇奇文。
初初一读，觉得荒唐，仔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其观察的深刻：鲁迅在外在的“形”的大不同中发现了内在的“神似”，这里确实有鲁迅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体认。
我们终于可以跟随鲁迅进入著名的“夜上海”：这是《准风月谈》的首篇《夜颂》，一篇《野草》式的散文，融入了鲁迅所独有的上海都市体验。
首先提出的是“爱夜的人”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鲁迅的自我命名。
这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并习惯于夜间写作，更因为他正是与“夜”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孤独者”，“有闲者”——不是早就有人把他打入“有闲阶级”吗
“不能战斗者”——“战士”的美名已被某些人垄断，鲁迅哪里感言“战斗”
“怕光明者”——鲁迅早已拒绝了被许多人说得天花乱坠的“光明”。
于是，他爱夜。
因为只有在“夜”这个“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大衣”的“普覆”下，才感到“温暖，安心”。
因为只有在“夜”里才“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鲁迅早在《影的告别》里就说过，他“愿意只是黑暗”，“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了。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鲁迅是属于夜的，夜的黑暗也只属于他，“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鲁迅感到分外的自由，自在与自适。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于是，他看见——“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荫里，突变了他的眼色。
“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面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于是，鲁迅拥有了一个真实的上海，真实的中国，一个“夜气”笼罩的鬼气森森的世界，这正是那些“学识不凡的头脑”所要竭力掩饰的。
鲁迅说，“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出现了，这是夜间写作的鲁迅经常可以看见的。
且看鲁迅的观察：“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着她是初学的时髦”，这是初出茅庐的上海妓女，但这“初学的时髦”又未尝不可看作是上海自身的象征。
此时她正躲在“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掩饰下，“吐一口气”，感受片刻“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鲁迅说，“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这夜是属于他（她）们——孤独者与受凌辱者的。
但夜终会有“尽”，白天于是到来，人们又开始遮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从此就是热闹，喧嚣”。
但鲁迅却看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在“白天”的“热闹，喧嚣”中，看见“惊人的真的大黑暗”，这是鲁迅的大发现，是鲁迅才有的都市体验：人们早已被上海滩的五光十色弄得目眩神迷，有谁会注意到繁华背后的罪恶，有谁能够听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的冤魂的呻吟
而且鲁迅还发现了所谓“现代都市文明”的实质：“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这发现也许是更加“惊人”的。
“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
——我猜想，鲁迅于深夜写下这一句时，也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