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古诗《钱塘湖春行》的赏析
1381年，明朝，汪藏海设计从苴兰城、谷昌城到拓东城 神秘“龟蛇之城”的形成历经两千多年六百多年前的一天，几个在当时响当当的人物登上了滇池边的高山，俯瞰着眼前的这片坝子。
这些人当中除了明朝开国名将沐英，还有大名鼎鼎的风水大师、勘舆家汪藏海。
他们雄心勃勃地想在这片坝子里构建一个全新的城市——而彼时那片郁郁葱葱的坝子，就是今天的昆明。
事实上，昆明城市的历史，远远不止明初到今天的这几百年。
早在石器时代，滇池周边就已经有了定居的部落，不过以当时的规模来说，并不能称之为“城”。
从苴兰、谷昌，到拓东城，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一样，昆明发展到今天，并非一朝一夕。
苴兰城、谷昌城——小部落时期 公元前3-4世纪的滇池周边，已经分布着“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落，其中又以“滇”最大。
就在这一时期，昆明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时间节点出现了，这就是楚国大将庄蹻入滇。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
”可以确定的是，庄蹻并没有花多大力气，就将滇池周边的小部落一一征服。
取胜之后的庄蹻回报楚王，相约击秦，但因“道塞不通”，庄蹻只能“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既然要留下来当山大王，庄蹻也就寻思着在滇池周边建一座城居住，最后他把位置选在了三面环山、南临滇池的昆明坝子。
看中这块地方的原因，首先在于军事上的考虑——这片坝子地处滇东和滇西的交通要道，地形险要，适合筑城防守，可以扼守滇国门户。
这个选择可以说非常明智，后世凡改朝换代，进攻者无不为此易守难攻之地伤透了脑筋。
除此之外，因为土地肥沃、农业生产相比较为发达，庄蹻也就在这里安心地当起了滇王。
这座在滇池旁最早建起来的城就叫“苴兰城”，而“苴兰”则是“且兰”的异写。
《后汉书》记载：“庄豪（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歩战。
”庄蹻非常看重进入云南的第一仗，所以在建城时也就称之为“苴兰”，后人则将其称为“庄蹻故城”。
大部分史学家都相信，这座城市就在今天的昆明黑林铺一带。
一直到秦灭汉兴，庄蹻时代都有封土。
汉武帝时的滇王常羌，就是庄蹻的后代。
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苴兰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它也只不过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部落而已。
张骞出使西域时，想借道云南，被滇王所阻，于是滇与汉朝结怨。
汉武帝盛怒之下发兵滇池，滇王降服，归顺汉朝。
从此汉在滇池地区设立益州郡，郡治在今天的晋宁，但所辖的24个县中就有被称为“谷昌”的昆明。
谷昌城建于金马山麓，大概的位置在今天的凉亭一带，城内驻扎着汉军，目的是为了威慑周边部落，监控滇王的一举一动。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谷昌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能算一座军营，但驻军在滇池边垦荒造地、修筑灌渠，开垦了2000多顷农田，滇池周边已经出现了“沃野千里”的景象。
不过，军人毕竟只是军人，在开荒修渠这种事情上显得不是那么专业，而且当时也没有城市规划的意识，后世的昆明城水患频频，没少让昆明人吃苦头。
而在之后几百年的时间里，滇池地区尽管分布着很多部落，但昆明也并没有形成一座真正的城市模样。
拓东城、鄯阐城——军事要塞期 这种情况一直到公元8世纪，洱海地区南诏的崛起——既然是崛起，那就肯定要扩张地盘。
唐天宝五年，南诏王皮罗阁率军东征，但他的步伐只迈到了今天的祥云一带就去世了。
其子阁罗凤即位后继续东进，灭掉了延续数百年的爨氏政权，进入滇池地区，继而统一了云南。
事实上，南诏政权是唐王朝本着“以夷制夷”的想法一手扶植起来的，但南诏在羽翼丰满后，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唐产生矛盾。
天宝十年和十三年的“天宝战争”，南诏两次击败唐军，最后成功割据一方。
在洱海边长大的阁罗凤很有湖泊情结，他的看法和庄蹻一致，也认为滇池区域很适合修建一座重镇，这样就在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
酝酿了几年后，他开始让自己的长子负责建造“拓东城”。
“拓东”意在“开拓东境”，从名字上不难看出阁罗凤的野心。
南诏在政治上也很重视这座新城，专门设置南诏六节度使之一的拓东节度使，所以这座城也被称为拓东节度城。
在今天的昆阳和安宁，还同时修筑了拓东龟城和蒙氏城。
和之前不一样的是，拓东城下辖今天的晋宁，这意味着滇池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由滇池东岸晋城一带，开始向滇池北岸的盘龙江三角洲转移，昆明的城池位置也逐渐清晰。
事实上，拓东城的规模也并不算大，它只是一个周长3公里的狭长土城，分为东、南、北三面，河上的木桥可通往滇池西岸。
但相比之前比较单一的城市形态，拓东城里有王宫、官署、馆驿、寺庙，算得上有了城市的模样了。
根据考证，这座城池的大致位置就在今天昆明的南市区，地跨盘龙江两岸，北迄人民中路，南至金碧路，东起五里多、拓东路，西到得胜桥。
受中原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建筑多为唐代的风格。
由此看来，今天昆明市的中心一带，就是当年的拓东城。
南诏政权从滇西大量移民填充滇池地区，后来的拓东节度使还邀请了中原的工匠，在拓东城西的滇池湖畔修建了觉照、慧光两座寺庙和东西寺双塔——后者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而前者已经堙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当然，拓东城得以发展，和当时统治者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它被看作是一个“陪都”，地位仅次于南诏的都城，由此也被称为“东京”、“上京”。
从阁罗凤之子开始，历代国王都是住在这个“陪都”，只有死后才归葬滇西。
然而，历史总是向前走的，就算统治者再怎么重视，江山也不可能万年永固。
公元937年，“白蛮”段思平联络滇东乌蛮三十七部，灭南诏杨氏政权建大理国，行政上划分八府，设立在滇池湖畔的鄯阐府为其中之一。
此时拓东城周边的滇池水域，已经慢慢发展成为了城市的附属部分。
1119年，三十七部再度起事，攻克鄯阐，拓东城也在这一场战火中严重毁坏，几乎被夷为平地，成为了一座“废城”。
战事平定后，大理国政权才在拓东城的基础上重新筑起土城，称之为“鄯阐城”。
相比之前的拓东城，鄯阐城已经越过盘龙江向西发展，城区大概位于盘龙江西岸，在今天的文庙、人民中路、东寺街一带。
整座城东临盘龙江，南靠玉带河，西到鸡鸣桥，北至五华山，“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鄯阐城在经济上有了长足地发展，但统治者建城首要考虑的，仍然是军事上的需求——当然，这也让后来者吃尽了苦头。
公元1253年秋，蒙古大元帅兀良合台率大军进攻大理国，大理城破，大理王段兴智逃到鄯阐城继续抵抗。
看了鄯阐城的地形后，兀良合台制定了详细的攻城计划，但这座土城竟然连续七天抵挡住了强大的元军进攻。
究其原因，不在于大理军有多顽强，而是鄯阐城修建的位置太绝了——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元军又缺水战经验，自然久攻不下。
兀良合台在鄯阐城打了一场入滇以来最大规模的战役，最终城内弹尽粮绝才取胜。
毫无疑问的是，这也验证了一座城市选址的重要性。
马可·波罗笔下“壮丽的大城” 元灭大理之后，在云南设置万户、千户、百户互相辖制，鄯阐为万户总管昆明二千户，这也是首次将“昆明”用为本地地名并延续至今。
大多数学者认为，“昆明”最早是西南地区一个古代民族的族名，在古籍文献中一般被写作“昆”或是“昆弥”。
《华阳国志》解释：“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
”这也解释了人口众多的昆明族。
公元1267年，忽必烈封忽哥赤为云南王，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梁王。
7年后，赛典赤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前来治理云南。
他首先在行政区划上进行了改革，使其与内地的建制一体化。
万户所、千户所、百户所被相应地改成了路、府、州、县，昆明二千户被改为昆明县，鄯阐万户被改为中庆路，同时行政中心也从大理迁到了昆明。
从此之后，昆明正式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云南也成为了全国的十一个行省之一。
赛典赤的第一个历史重任，则是兴修昆明水利——事实上，这一直是昆明历代统治者最头疼的问题。
从汉代开始，地方官就已经开始了对盘龙江的治理，宋代时开挖了金汁河及银汁河，算得上是昆明历史上最早的重大水利工程。
大理国时期，大理国王段素兴也曾征调民夫疏通盘龙江与金汁河，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管理滇池水利。
不尽如人意的是，尽管每朝每代都很重视这个民生问题，但他们在建城的时候大多只考虑军事了，没有意识到随着城市的发展，水利会成为一个大麻烦。
事实上昆明的水环境并不好，位于背面是山、南面是湖的狭长地带，唯一一条灌溉河流盘龙江落差较大，夏天洪水泛滥，冬天却供水不足。
直到元代时，昆明还经常被水淹，人们把这座城池叫做“鸭池城子”，意思是大水淹城时里面的人就像水里的鸭子。
以往的统治者一般都是开挖河渠分流盘龙江的水，但赛典赤却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滇池承受了过多的水源，而排泄的地方却只有海口一处，河床更是有泥沙淤积，一到雨季，真正倒流淹城的不是盘龙江而是滇池，也就容易酿成严重水灾。
为此，赛典赤首先在昆明东北地区清理水源、疏浚盘龙江，把群山里的“邵甸九十九泉”引入盘龙江，从而消除了滇池上游水患。
接下来，他在金马山下建造了松华坝闸，用于截流分洪，同时在滇池下游开凿了6条人工河。
松华坝至今还在起着关键作用，被称作是“春城人民头上的一碗水”。
当这些水利工程基本完工之后，赛典赤才着手在鄯阐城的基础上修建中庆城。
这是一座南北长而东西窄的土城。
南端为土桥，北端是五华山，东至盘龙江，西至鸡鸣桥。
城里有大德桥、白塔，西南两面有玉带河作为护城河，北城墙的内外建有悯忠寺和圆通寺，整座城池的中心是三市街，也就是今天的正义路中端至金碧路一带。
这是赛典赤对云南的一大贡献，昆明的城市规模，从这一时期开始有了进一步地发展。
当马可·波罗来到这里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艳羡之感，将中庆城描述为一座“壮丽的大城”。
城中有商人和工匠，有各种教派，有制酒业和盐业，繁华程度不亚于中原。
元代的云南文人王升也在《滇池赋》中写道：“金马逶迤而玲珑，玉案峨峨而耸翠，五华钟造化之秀，三市当闾阎之冲，双塔挺擎天之势，一桥横贯日之虹，前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从文中可以看到，彼时的昆明，金马山、玉案山、五华山已经是周边的景点，三市街、东西寺双塔被视作是城市的地标，而云津河（盘龙江）和码头上的繁忙景象，意味着盘龙江已经成为了滇池重要的运输网。
“龟蛇之城”——汪藏海的杰作公元1381年，朱元璋遣大将沐英、傅友德率大军三十万征讨云南，次年大破元军，攻入中庆城，梁王一家跳滇池自尽。
明王朝改中庆路为云南府，设嵩明、昆阳、安宁、晋宁四州，昆明、呈贡、宜良等九县，这就和今天的行政规划很相像了。
沐英因功而世守云南，这位明朝开国将军决定完全抛弃此前的旧城池，另起炉灶重新建造一座新城。
当然，沐英已经不是当年庄蹻修小阁楼的气魄，而是请来了大明帝国能与刘伯温比肩的大堪舆家汪藏海，让他来主持新昆明的城市建设。
历史证明，汪藏海对昆明城市格局的规划，足有资格被授予昆明最高荣誉奖。
看过《盗墓笔记》的读者对这位汪藏海先生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在书中他被描述为一个神一般的人物。
不可否认的是，汪藏海确实是一个奇人，他在风水上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明皇宫和中国的好几个大城市都是他参与设计的，后人称其为“定脉寻龙”的鼻祖。
在参与澳门的设计后，这位奇人在广西辞世，相传他以海葬的形式葬于海南海域，后人曾寻找过其墓址，但都一无所获。
昆明的城市设计规划，汪藏海可以说是耗尽了心血。
他来到昆明后，顶着高层的压力，不急不躁地用了八年的时间“审山龙，察地脉，别阴阳，定子午”，亲力亲为地跑遍了西南各个省，凭借长虫山之首的说法，定下了“龟蛇相交，产生帝王之气”的设计格局。
昆明自古有段童谣“长虫山，长虫山，吃云南，屙四川”，一是形容长虫山之长，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就将其称为“北走蜿蜒”，二是长虫山会吞噬昆明城的财富。
汪藏海找到了昆明的“来龙”长虫山，正是风水学说的“上好龙脉”，而这条“龙脉”在来到昆明后“龙气”更旺，到铁峰庵处便停顿，吐纳五华秀气（五华山），结于文庙地场。
汪湛海认为这是艮龙向乾，又掉头向离，是地脉中极为难见的“紫微龙”。
于是，汪藏海将昆明城设计构筑为龟形，让城在蛇山之麓与其气脉相接，形成龟蛇相交之态，昆明城便能成为一大福地。
从地理上看，昆明城的南门为龟头，北门为龟尾，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分别为龟的四足，整个城市的主脉则是五华山。
在主脉的基础上，正义路作为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巡抚公署、布政司、蕃台、臬台等衙门一律坐北朝南，一字排开；土地庙、城隍庙，圆通寺、武王庙等寺庙都按这个风水走向，脉络布局在各个旺地，昆明城池的格局由此形成。
而随着古籍《汪湛海先生钤记》被发现，更多谜团也被揭开。
他的风水诗“三山一水轴线清”描绘了对昆明城市的祝福，堪称一绝。
所谓“三山”即五华山、螺峰山、祖遍山，“一水”则是“洋洋大海作明堂”的滇池。
长虫山与昆明城气脉相连，就形成龟蛇相交之势，使昆明有了一股天造地设、山长水远的气势。
城市快要建好时，汪藏海用青铜浇铸了一座“龟蛇相交”的铜像深埋地下，同时还埋下了三块石碑，一块上书“五百年前后云南胜江南”，另一块则写“云南处处占先机”，而第三块石碑上刻了什么，至今无人知晓。
尽管“龟蛇之城”昆明的建设颇有后人意会的神秘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昆明自此也真正有了城市的气魄。
新野有那些历史名人
岑彭 邓禹 阴丽华 邓绥 邓芝 庾曼倩 庾信 岑文本 岑参 马化龙 马之骐 马之骏 齐慎 马一山 马云卿 罗飞声详细：新野名人一1、岑彭（
－35年），东汉初将领，字君然，南阳棘阳（今新野县东北张楼村一带）人。
新莽时，为棘阳守长，绿林起义爆发，举义投诚，屡立战功，封为归德侯。
刘纟寅遇害后，复为大司马朱鲔校尉，从鲔击杀王莽杨州牧李圣，定淮阳城，被荐为淮阳都尉，后迁任颖川太守。
继归刘秀，任刺奸大将军，转战河北，颇有战功。
刘秀即帝位，任廷尉，行大将军事，积功封舞阴侯、征南大将军。
旋奉令入蜀击公孙述，直拔武阳，进驻成都附近。
蜀刺客以诈降混入其军营，彭公不幸殉难。
汉光武帝刘秀甚为悲痛，后在凌云阁为功臣绘像时，将其列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其子岑遵，封为细阳侯，次子岑淮为谷阳侯。
岑遵后又任屯骑校尉。
遵死后，其子岑杞继任。
汉永初三年（公元116年），杞坐事失国，汉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汉安帝复封岑杞为细阳侯，顺帝时为光禄卿。
岑杞死后，其子岑熙继任，娶汉安帝妹涅阳长公主为妻，为侍中、虎贲中郎将，精明能干，朝庭多称其能，迁升为魏郡（今河北临漳西南）太守，大有政声。
当地人歌颂道：“我有积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狗吠不警，足下生嫠。
含哺鼓腹，焉知凶灾
我喜我生，独丁斯时。
美矣岑君，于戏休兹
”岑熙死后，其子岑福继任，为朝庭黄门侍郎。
2、 邓禹（公元2～58年），字仲华，汉南阳郡新野（今新野县 城郊乡李湖村）人。
东汉开国勋臣，首任宰相，名列二十八宿之首 ，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每次上朝，皇帝面南座北，大臣面北下跪，而邓禹却可以面向东立，不必跪拜皇帝。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待遇面前，邓禹并不居功自傲，仅靠俸录养家糊口，让孩子自食其力， 以清正廉洁明哲保身，求得善终。
这在宦海凶险的封建政治斗争中是难能可贵的。
邓禹少时在长安就学，聪敏好学，十三岁能背诵《诗经》，曾与刘秀为学友。
王朗起兵反汉，刘秀自蓟至信都，命邓禹征集将士，得数千人，攻占乐阳，首立战功。
邓禹“长于推荐贤能，所举之人皆才干出众，才尽其职”。
刘秀非常赏识邓禹识才、举才和用才的贤德，每任命和调整将领时，多听取他的意见。
征战中，邓禹与光武帝“谋划营帐之中，决胜千里。
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为显著”。
邓禹率兵渡汾阴河，入夏阳，击败更始皇帝刘玄十万兵将。
后封为梁侯、高密侯。
邓禹淡泊名利，待人敦厚，孝敬父母，刘秀赞扬他“极有忠孝之心”。
邓禹还教子有方，不置产业。
公元56年，邓禹复任大司徒。
显宗即位后，感其功高，拜为太傅。
公元58年病逝，谥元侯。
显宗追念邓禹为开国勋臣，诏画像于南宫云台，为二十八宿之首。
汉云台二十八宿（将）：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3、阴丽华（公元5～64年），东汉南阳新野（今新野县）人。
汉光武帝刘秀皇后，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德皇后。
阴丽华美貌出众，贤而有德，当地闻名。
早年，刘秀在宛时即对其产生爱慕之心，曾立下誓言：“娶妻当得阴丽华。
”阴丽华雅性宽仁。
刘秀即位后，欲立她为皇后，但阴丽华认为郭氏有子，家族显赫，有助于刘秀政权，力劝立郭氏为后，坚持不肯接受册封。
光武帝迫不得已，只好立郭氏为后，封阴丽华为贵人。
公元41年，刘秀废郭后，立阴丽华为皇后，同时又封了阴丽华的儿子刘庄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明帝。
阴丽华为后期间，“性仁孝，多矜慈”。
不干预朝政，悉心照料刘秀起居，劝刘秀爱惜民力，安抚百姓，同时注意训导后宫节俭，始终如一地追求简朴生活。
汉显宗（明帝）即位后，尊其为皇太后。
永平七年逝世，谥号光烈。
4、邓绥（81-121），新野人，高密候邓禹之孙女，东汉和帝皇后，史称邓太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女皇后。
东汉和熹皇后邓绥(公元81年－121年），新野县人氏，云台二十八宿之首高密候邓禹之孙女，6岁读史书，12岁通《诗经》、《论语》，专志典籍，不问居家之事， 家人号曰“诸生”，其才能为诸兄弟所不及。
其父邓训（时任护羌校尉）有疑难之事也常询问邓绥。
她15岁应选入宫，16岁封为贵人。
因邓绥身材修长，姿容秀美，处事谨慎，善待下人，在后宫很有威信，深受和帝喜爱。
因此，阴皇后对她十分嫉妒，扬言要除掉邓绥。
邓绥获此情报，向和帝哭诉，和帝于永安二十四年（102年）废杀阴后，立邓绥为皇后，绥终于如愿以偿。
元兴元年(105年），和帝驾崩，时年27岁。
邓皇后自己没有儿子，但她知道后宫生有两个儿子寄养在民间。
一个年龄大些，但体弱多病，不能继位；一个是新生婴儿，刚满百日。
她就立为皇帝，即汉殇帝，尊邓皇后为皇太后，邓太后临朝垂帘听政，但毕竟年轻新寡，多有不便，遂命其兄邓骘为车骑将军，可随招入宫议事。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殇帝夭折，邓绥定立清河王刘安为汉安帝，是年不足13岁，邓太后继续临朝。
她一直到永宁二年(公元121年）病死，垂帘听政达16年之久。
在此期间，她牢记阴皇后的前车之鉴，摒弊扬善，不计前嫌，先后减免受阴皇后诛连被遣免者之罪，并赐赠财物田地，给以生计，并把皇戚马氏、窦氏家属因罪禁锢者赦为平民，以缓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她专门为内戚和邓、马、窦氏家族子弟开设学堂，传授经书，培养名门之后。
绥执政严明，内检左右，外抑宗族，连其兄触犯刑律也严惩不贷。
她对内精简冗员，减去宫内老弱无用之吏 500余众。
她对蔡伦改革造纸术极为赞赏，下令宣传推广，并封蔡伦为候，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铺平了道路。
绥执政期间，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仅延平二年（即她执政的第二年），全国就有18郡地震、41郡大水、28郡风雹侵袭。
她日夜操劳，躬自处置，增收节支，减轻赋税，救济灾民，终使岁还穰丰，百姓安居乐业。
她采纳西域都护任留斑超之子斑勇的进谏，通西域，抗匈奴，安定并州、凉州，使西线多年无战事。
她听从虞诩等人良策，以赦免战俘、安抚和谈的办法转守为攻，使羌人暴动得平息。
大臣们纷纷上书歌颂邓太后：“兴灭国，继绝室，录功臣，复汉室……巍巍之业，可望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
”日夜操劳使年仅41岁的邓太后染病咯血，卧床不治。
公元121年， 她抱病下诏，大赦天下，是年3月崩，与和帝合葬于顺陵5、邓芝（
-252）字伯苗，义阳新野人，东汉武帝开国功臣大司徒邓禹之后代。
在东汉建安末年间人蜀，依靠巴西太守庞义刘备定益州时，邓芝为郭哪阁督，刘备出巡于郸，和邓艺深谈后，大奇之，理升为郭县令。
不久又迁升广汉太守，以治严有治统，调回中央任为尚书，参与与国家大政。
刘备去世后，奉命和个X和谈的第一个外交使节使是邓芝。
由于他的诚意和机答，很快地解除了吴蜀间的敌意，孙权写信给诸葛亮表示：“和合二国，唯有邓生”。
第一次北伐时，邓芝首次份一自己的军团，附属于赵云东战线军之中．坚守箕谷。
赵云去世后，邓芝自然成为蜀汉东战线主要军团领袖之一。
诸葛亮数度北伐期间，邓芝是厂重要治询意见的军团领柏之一，受任为中监军、扬武将军。
诸葛亮去世后，邓芝迁开前军师前将军，领克州刺史。
并接续李丰督守江州，和孙权有相当亲密的交往延熙六年，升为车骑将军，十四年病逝于东方前线。
邓芝为将领前后二十余年，赏罚明晰，善恤卒伍，生活非常俭朴。
一身之衣食均由官方薪给供用，终生不治私产，妻子有时都不免于饥寒，死时囊中全无余财。
6、 邓艾(197—264年)，字士载，义阳郡棘阳(今河南新野)人，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
邓氏曾经是南阳一带的大族，但邓艾的家世已经不能详考。
邓艾自幼丧父，生活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的年代，邓艾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夺取南阳，迁徙一批南阳居民到汝南屯田。
邓艾便随其母被迫迁居汝南郡(郡治在今河南平舆县北)襄城，沦落为屯田部民，替官家放小牛为生。
十二岁时，又随母至颍川，读到已故太丘长陈寔碑文中的两句：“文为世范，行为士则”，欣然向慕，于是自己命名为邓范，字士则。
后来，宗族中有与他名字相同者，遂改今名。
邓艾喜欢军事，每见高山大川，都要在那里勘察地形。
一次，邓艾上洛阳去呈报，有机会见到洛阳太尉司马懿。
司马懿很赏识他的才能，征召他为太尉府的掾属，后升任尚书郎。
遇到司马懿，可以说是邓艾一生的重大转折。
正始(240—249)初，邓艾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第一，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疏通漕运。
第二，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
可以说，曹魏政权能在三国中始终保持实力最强，特别是后期，邓艾的许多政治主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始四年(243)，邓艾出任参征西军事，转任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太守。
嘉平元年(249年)秋，邓艾因功被赐爵关内侯，加讨寇将军，后又迁升城阳(治所在今诸城东北)太守。
正元元年(254年)，魏高贵乡公曹髦即位，进封邓艾为方城亭侯。
正元二年(255年)七月，大将军司马昭命邓艾出任安西将军。
甘露元年(256年)六月，邓艾大败蜀军，魏帝下诏褒奖邓艾，诏曰：“逆贼姜继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士不宁。
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于巴、蜀，武声扬于江、岷。
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忠为亭侯”。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魏将诸葛诞联合东吴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昭。
司马昭调关中兵力东下讨伐诸葛诞。
蜀大将姜维乘机攻魏秦川(渭水流域)。
十二月，姜维率兵数万出骆谷(今陕西周至西南)，到达沈岭(今陕西周至南)。
当时，魏在长城(今陕西周至南)积存大量军粮，且防守薄弱。
邓艾(时为安西将军)和征西将军司马望恐姜维袭夺长城，立即合军据守。
姜维军进至芒水，依山为营。
邓艾、司马望率军近水筑寨。
蜀军多次挑战，邓艾、司马望坚守不出，两军长期对峙。
次年三、四月间，姜维闻诸葛诞败亡，只得引军而还。
邓艾因功升任征西将军，前后共增食邑六千六百户。
景元四年（263年）大败蜀国。
魏灭蜀之战，是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中国统一的重要步骤。
灭蜀之役，邓艾之功不可没。
在巨大胜利面前，邓艾头脑有些不冷静。
他擅自循东汉将军邓禹以前作法，以天子的名义，任命大批官吏。
于是，朝廷下诏书派监军卫罐逮捕邓艾父子，用槛车将其送到京都来。
景元五年(264年)正月十五，钟会抵达成都，将邓艾押往洛阳。
十八日中午，护军田续追杀邓艾父子于绵竹(今四川德阳)西。
邓艾在洛阳的余子也被诛杀，邓艾妻和孙子被发配到西城。
邓艾是三国未期最为杰出的军事家，其才能可比诸葛亮与司马懿。
邓艾在战争中目光远大，见解超人，具有难得的战略头脑。
作战中料敌先机，始终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在与姜维的数次交战中未尝败绩。
其偷度阴平一役，堪称中国战争史上历次入川作战中最出色的一次，已作为军事史上的杰作而载入史册。
邓艾在生活中能与将士同甘共苦，在作战中又能身先士卒，种田时手执末耜，阴平道上，他以毡自裹，推转而下。
正因为他能处处作出表率，部队才上下相感，莫不尽力，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但邓艾虽善于作战，却不善自保。
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中对此作了客观的评论：“邓艾矫然强壮，立功立事，然暗于防患，咎败旋至，岂远知乎诸葛恪而不能近自见，此盖古人所谓自论者也。
7、庾曼倩(约480—560)，字世华，新野县人，南朝梁时著名科学家，对我国古代天文法和数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庾曼倩的父亲庾诜,幼年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所不知，纬侯书射，祺算机巧，并一时之绝。
他的知识广博，研究颇见功力，名重当时，粱高祖肖衍多次征其做官参政，他不就。
庾曼倩继展父业，潜心钻研，整理。
笺注数学名著《算经》，曾有《注算经》一书问世。
同时，在细心观测天文、研究历发的基础上，写成《七曜律历》—书。
这是对我国古代天文学有重大影响的一部专著。
另外，还著有《文字体例》、《庄老义疏》、《丧服仪》等。
所著文章共95卷。
梁元帝肖绎对他极为重视，辞其主簿，迁中录事，后转为咨议参军。
庾曼倩之子庾季才，字叔奕，幼时聪颖，好学不辍，在其父的教育、影响下，致力于天文学的研究，有独见解。
《北史·艺术传》载他：“八岁诵《尚书》、十二通《易》，好占玄易。
”曾任梁朝参军，周的太史，隋的常侍。
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诏命庾季才重新修订天文盖图。
他参阅了周、齐、梁、陈历代所搜集的大量资料，观测天文图，依照古代天文学家之说，拟定星位，绘制出天象图。
《隋书·艺术传》说，这份天象图星位准确，硕大逼真，星之隐显，天汉昭回，宛若苍穹。
隋朝是重视科学技术的朝代，庾曼倩祖子三人所取得的成就，不但推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也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良好影响。
求两篇 三十六计 的读书笔记
浣纱记》是明代中、晚期作家梁伯龙的代表作，是以吴越战争为题材的大型传奇作品，是第一次以改革后的昆山腔进行舞台演唱的典型之作。
它的影响很大，曾流传海外，在戏曲历史上它与李开先的、王世贞的是代表传奇繁兴的三部著名的政治戏。
它打破才子佳人的俗套，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是了解中国古典戏曲的必读名著。
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和的写作关系十分密切。
这是一个由稳定转向动荡的时代，是明王朝由繁兴转向衰亡的关键时刻。
从嘉靖时期起已是社会危机四伏了。
综观一下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会深化我们对的认识。
文艺总是时代的产物。
嘉靖万历时期，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
社会危机四伏，险象丛生，预示这个王朝的历史快要结束了。
在南方的沿海有倭寇的骚扰，嘉靖三十二年，滨海千里，同时告警，江苏、浙江尤遭焚掠，这就是在作者身边发生的事。
嘉靖二十九年北方鞑靼入侵，多次逼临北京城下，造成王朝的严重威胁；内部宦官与阁臣相互倾轧，吏治腐败至极。
勋戚豪强进行大量土地兼并，赋役奇重，民不聊生。
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早期的启蒙思想以李贽为代表，冲击着封建礼教和理学，这当然不是明王朝的吉兆。
大凡一个濒临覆亡的王朝，在它的内部总会有些明智之士较早地察觉灭亡的先兆并较早地发生危机感。
于隆庆元年入阁、万历元年任首辅的张居正，就是位胆识才略过人的改革家，他像抢救垂危病人一样地来抢救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改革的强心剂使它维持了十年左右，它的痼疾就恶化得不可收拾了，连张居正自己也在死后被抄了家。
梁伯龙就生活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他听见了时代的丧钟而敲起了警钟，他写出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心情是痛苦的，不仅是他自己报国无门，其中还掺杂着时代的挽情。
“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
” 时代的脉搏在《浣纱记》中跳动，这不是臆测。
他自己完全清楚这是一部感时伤世之作。
为避免当政者的猜疑，他在全剧的结尾处特别为自己洗刷嫌疑：“尽道梁郎见识无，反编勾践破姑苏。
大明今日归一统，安问当年越与吴。
”越是表白作品与现实无关，越是反证作品的强烈现实性。
故事取材于东汉赵晔撰的，该剧原来即名：“看今古浣纱新记，旧名。
”系根据史实又参照若干传说写成。
历来的有关记载，总是把重点集中在对伍子胥、西施的评价和考证方面。
至于从吴越战争中汲取什么历史教训，则很少提及。
如说吴王要为子胥“复仇于楚”，子胥谏曰：“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
”??意在说明子胥伐楚，不是为报私仇。
如说西施被沉于江，是为了“报子胥之忠”??。
因为传说子胥是被西施谮死的，意在说明女子是祸水。
这一传说最早见于：“西施之沉其美也。
”因生得美丽而被沉江，这是女子祸水说的最早根据。
围绕这一故事，还有溧阳女子投金，渔父渡子胥过江之种种传说。
范蠡功成不受和西施扁舟归隐，则是根据杜牧诗“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附会而成?范蠡号鸱夷子?。
综观这些记载，其共同的着眼点都是落在道德的评价上。
《浣纱记》的可贵处在于：作者从宏观的政治高度来涵盖这一规模庞大的历史题材，通过吴越两国的兴衰对比，揭示出封建时代国家兴衰的带有规律性的历史教训。
作者站在纵向的历史长河的高度，以政治家的目光来俯瞰国家的兴废之道，探寻其盛衰之因，这是全剧的一个特别值得珍视的突出特点。
它突破了明代传奇以生旦为主的狭窄的爱情主题范围和狭窄的题材规模，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罕见的政治戏。
在从明初至嘉靖末年沉寂了将近二百年的戏曲历史中，《浣纱记》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革新之作。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戏曲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估量和认识它的价值。
这部作品告诉人们，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人物是集一切权力于一身的国君，兴与衰要看他是昏君还是明主。
今天看来，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政体中，国家兴亡系于一身是必然的历史现象。
更深刻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也总是通过这一权力的顶峰体现的。
他可以是昏庸、残暴，也可以是聪睿、开明。
他们的善与恶、明与暗，不仅显现为国家兴废之因，而且往往成为王朝命运的吉凶征兆。
《浣纱记》的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君形象——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在两个榜样的正反辉映中来显示历史的教训。
按照封建制度要求，衡量明主与昏君的尺标，主要看他勤奋还是荒嬉，简朴还是奢侈，骄纵还是谦冲，近忠还是信谗，明法还是滥刑，作者就是按照以上标准来塑造和评价勾践和夫差的。
这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人们去照，主要是让在位的国君去照。
因为“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唐魏征语?，所以只要有一条不够标准就足以亡国。
而吴王夫差的所作所为，败亡条件十足，明君的标准却一条也不够：他信任奸臣伯嚭，杀忠良伍员和说真话的公孙胜。
纵宠西施，大兴土木，胜利使他头脑发昏，“歌舞的歌舞，打围的打围”，骄纵自满，目空一切，“遍江南独我尊，气凌空将湖海吞， 看威行四海声名振”，刚结束战争，又要伐齐。
越兵已攻破吴国，他还在外面与晋国争当盟主。
他和伯嚭之间毫无君臣之礼，两人经常开低劣玩笑，不成样子。
总之，作为一个亡国之君的“作料”他是齐备的。
饶有趣味的是，作者虽在剧中宣布他的戏与现实无关，但夫差的形象，不禁使人想到明中叶以来，一个个昏庸皇帝的画像。
从明英宗以来，历届皇帝都多年不上朝，政事委之太监，他们自己则昏天黑地荒淫迷信，冥顽贪残。
“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
“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
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用银数百万两”。
“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
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饭时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则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王利器著?。
这是清代康熙皇帝对明清两朝的奢与俭作出的比较，他曾亲眼见到明季太监，他的话是可靠的。
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王朝已经腐烂至极了，拿夫差的亡国作一面历史镜子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明朝的现实如何岌岌可危，这也正是《浣纱记》作者的深心所在。
当时身临其境的观众在看《浣纱记》的时候将会引起何种联想?不问可知。
剧中还塑造出一个与吴王夫差完全相反的明君形象——越王勾践。
他是作者理想中的明君榜样。
他居安思危，忍辱负重，谦恭纳谏，重用贤良。
他被拘吴国在石室养马，夫差从姑苏台上远远看见他端坐中间，范蠡和夫人恭立左右，不禁发出感慨说：“彼勾践不过一小国之君，夫人不过一裙钗之女，范蠡不过一草莽之士，当此流离困苦之际，不失君臣夫妇之仪，殊为可怜，殊为可敬。
”?十四出?其实，“不失君臣夫妇之仪”正说明勾践怀有爱国的大志，吴王夫差由于骄满自负，看不出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作者塑造勾践形象意在说明，只要发奋图强，立志不，那么，亡国仍可以复国。
这也是一面历史镜子，供明王朝自鉴。
由于这是历史的事实，由于这一事实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展露的，还由于这两个形象是在鲜明的艺术对比中相互辉映的，所以作者所揭示的兴亡之因和历史教训，就具有异常的鲜明性和具体性。
由此形成强大的艺术说服力。
从作品的人物安排中还透露出作者的另一重要构思，那就是国家兴亡的关键，除皇帝秉“神器之重”，还要看宰相的“调和鼎鼐”，“圣君”必须辅之以“贤相”。
越之兴，吴之亡，和范蠡与伯嚭这两个人物大有关系。
这又是两个正反相映的人物形象。
吴国的伯嚭，在剧中占的篇幅相当多，他简直就是明代嘉靖时严嵩的画像。
作者如此安排颇有深意：严嵩倾害夏言，夺得首辅诬杀刑部员外郎杨继盛，明世宗对他言听计从，揽权纳贿，大肆贪污。
当时外患严重，东南有倭寇为患，北有俺答入侵。
而严嵩之子严世番，竟然私通倭寇。
只要我们把伯嚭这一形象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就会体察到严嵩的奸臣行径在伯嚭的形象中得到相当集中的反映，伯嚭陷害伍员，事夫差，私通越国，接受贿赂。
这个历史上的伯嚭实际是戏剧化了的严嵩。
当时的观众看到这一形象时，不可能不唤起对现实的微妙联想。
剧中与伯嚭相互反衬的形象是范蠡，他是作者理想中的贤相，作者对国家民族的抱负主要是通过这个人物反映出来的。
他机智多谋，忠心耿耿，胸怀大志，能屈能伸。
凡在危急紧要处，都是他出来设计、应变，化险为夷。
越国在濒临灭亡时刻，是他提出忍辱求生、俟机复国的主张。
此后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计谋施行的，乃至买通伯嚭、劝越王尝粪、挑拨夫差和伍员的关系、进西施迷惑夫差、奉献神木、诱使夫差大兴土木耗费财力等种种亡吴诡计，都是出自他的运筹。
他非常机警，就在勾践被赦回国的路上，他还提醒勾践“速宜前行，恐有他变”。
吴国就在他设计的圈套中一步步地走向灭亡。
难得的是，越王勾践能够识拔人才，对范蠡寄予十足信任，说明他是圣君。
而范蠡不仅是智士，而且是忠臣，石室为奴，仍不废君臣之礼，于是圣君贤相，相得益彰。
这是作者最高的政治理想境界。
这个理想境界不仅和戏中的夫差、伯嚭形成鲜明的反衬，也反衬出明代现实中昏君奸相的丑恶嘴脸。
西施，这一中国美女的典型，是作者重点描写的另一人物。
作者超越“女人祸水”的传统观念，赋予她以爱国品质。
灭吴之后，她被礼迎返越，受到勾践、越夫人、范蠡、文种的“拜谢”。
历史上的美女受到君相们如此隆重的接待，她恐怕是惟一的一个。
汉之赵飞燕、陈之张丽华、唐之杨玉环，都是以亡身败家告终的。
惟西施不同，虽也有各种传说，但作者择取的是唐代杜牧的说法，与范蠡双双泛舟太湖，不知所终。
给了她一个一尘不染、饱含诗意的归宿，反映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士大夫的“美女祸水”的偏见。
范蠡功成不受，固然是作者追求的一种最高尚的品格境界，最理想的英雄行为，但也隐含地透露作者对于政治倾轧的恐惧和鄙夷，对荣辱兴废瞬息万变的空幻之感。
这是明代动荡不安的政局给作者的心理反应。
在全剧结尾一出中，作了最逼真的心态写照。
他认为 勾践这个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其安乐”，“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并看穿了封建帝王们从来都是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这是他的先机之见：“若少留滞，焉知今日之范蠡，不为昔日之伍胥?”为了远害全身，只有隐遁：“早离了尘凡浊世，空回首骇弩危机。
”他怀着满目兴亡之感，飘然远去：“呀?看满目兴亡真惨凄，笑吴是何人越是谁?”一切都是那么空幻无凭：“人生聚散皆如此，莫论兴和废，富贵如浮云，世事如儿戏，唯愿普天下做夫妻都是咱和你。
”写的是范蠡，其实是作者的心境写照。
激烈动荡的政局，使世间的荣辱兴废，常常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变幻莫测，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牢固，不可预测，知识分子的软弱心理是承担不了这一虎视眈眈的现实的，他们经常想从荣辱的漩涡中脱身，幻想一个安乐的藏身之所。
于是一叶扁舟，和理想的情侣五湖隐去，就成为令人神往的安乐窝了。
这就是一出思想的内涵实体。
它是明代中叶以来惶惶不可终日的政治现实在作者心里的曲折反应。
《浣纱记》的语言藻丽华美，有比较高的文学价值。
这种与“本色派”相反的艺术特征，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自梁伯龙出，始为工丽滥觞。
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词尚华靡”《雨村曲话》，清李调元，此论有一定道理。
“七子”的复古文艺思潮当时影响很大，《浣纱》十分讲求词藻的雕镂修饰，缺乏生动，可能是受“七子”影响所致。
但应该看到《浣纱》有其生动一面，不是一味模古，也不同于《玉玦》、《玉合》诸戏的堆砌典故——当时称为“涩体”?明徐复祚《曲论》?。
《浣纱》的文辞华美，并不难懂。
华美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风格，是适应特定的生活和戏剧内容而产生的，不应该一律排斥。
《浣纱》某些出目，语言优美，形象生动，是古典戏曲的佳作。
如《游春》、《送饯》、《打围》、《采莲》、《吴刎》、《泛湖》等，其中有许多曲段，无论在抒发感情、烘染环境、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等方面，都是相当精彩的。
《游春》一出，写范蠡欣赏山阴道上景色： 农务村村急，溪流处处斜，迤逦入烟霞，景堪夸，峰峦如画，拼把春衣沽酒，沉醉在山家，唱一声水红花也罗。
景象逼真，历历如画。
精雕细刻的文字却无斧痕之迹、自然流畅。
春光明媚，山水清幽，读之如临其境。
再如《采莲》一出，写西施为吴王唱歌，借采莲歌词，隐隐传出思忆范蠡的愁情： 秋江岸边莲子多，采莲女儿棹船歌，花房莲实齐戢戢，争前竞折歌绿波，恨逢长茎不得藕，断处丝多刺伤手，何时寻伴归去来，水远山长莫回首。
字面上写采莲，内里却寄寓着深沉的相思之苦，情景交融，十分切贴。
“恨逢长茎不得藕”，“藕”协“偶”音，意指不能和范蠡结成佳偶，下句“断处丝多刺伤手”，指莲茎折断而丝不断，象征连绵不绝的感情。
茎刺伤手，指痛苦的别情。
最后两句写她和范蠡相距遥远，不能结伴回乡，唤起无限感慨。
写得非常美丽传情。
类似的描写在剧中多处可见。
所以认为《浣纱记》的语言是堆砌词藻典故，和《玉玦》之类等视，是不确切的。
剧中若干出目对人物、场景的描写是生动形象的，构想是别致的。
《寄子》、《飞报》、《同盟》、《吴刎》各出，都很有特色。
《寄子》写伍员父子惨别之情，楚楚动人。
今天昆曲舞台还经常演出。
《吴刎》的表现手法很新颖，写夫差被越兵迫入绝境，心情惊乱。
在阳山呼喊被他杀害的公孙胜名字，幕内回声，景象动人。
写夫差死前的复杂心理活动，细腻逼真。
总体来看，《浣纱记》在艺术上虽未达到第一流水平，但并非僵化雕琢之作，明代人的评价尚欠公允。
结构松散是其主要缺点。
“间流冗长”《曲藻》。
“梁伯龙?辰鱼?作《浣纱记》，无论其关目散缓，无骨无筋，全无收摄……”徐复祚《曲论》这几句评价切中要害。
全戏几乎找不到一个高潮，只是按照情节发展铺叙，给人冗长杂乱之感。
说明作者面对这一庞大题材，缺乏剪裁结构之力。
《浣纱记》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部重要剧作，它的重要意义不仅是把文人清唱的昆曲搬上舞台；就剧作本身来讲，也是一部有成就的优秀剧作。
它突破了明代传奇以生旦为主的狭窄的爱情题材范围，把具有政治性和现实意义的历史故事引入戏剧，从而扩大了传奇的表现领域。
在内容上这一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为人们提供有益的教训。
艺术上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流派昆山派，有其鲜明特色和代表性，要了解中国戏曲，《浣纱记》不可忽视。
石达开与曾国藩有几次交手，胜负如何
石达开是在四川大渡河兵败的啊，原因是因为战术出错 1857年(清咸丰七年)6月至1863年(清同治二年)6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天京(今南京)出走后独立征战南方诸省的战事。
1857年6月，在京辅政的石达开因受排挤猜忌，被迫出走，率部属数万赴安庆，并拒绝了天王洪秀全及合朝文武要其回朝辅政的挽留。
l0月初，率部离安庆进江西，在景德镇招集旧部，开始独立与清军作战。
继占赣东数县后，石达开军于11月底抵达抚州(今临川市)。
12月率军西援临江(今樟树市西南)、吉安，均受挫，1858年1月退回抚州。
2月26日，率军自抚州东进，准备经略浙江。
4月20日开始围攻衢州，另分军攻占浙西南十余州县。
但围攻衢州3月不下，乃于7月中旬撤围南行，改图福建。
8月中旬，与国宗杨辅清、杨义清等会师于福建浦城。
杨辅清等不愿隶于石达开，率所部返回江西，取道皖南回援天京。
8月底，石达开率军继续南进，lo月l7日攻占汀州(今长汀)，旋折向赣南，经瑞金、会昌、安远、信丰，于1859年1月3日攻占南安(今大余)，11日又克崇义。
此时，江西大部州县复为清军所占，石达开军僻处赣南山乡，不易发展，乃确定经湘南西入四川的战略目标。
2月底，弃南安、崇义西入湖南，连克州县。
湖南巡抚骆秉章闻石达开率10万余众大举入湘，急调各路湘军防堵。
湖北巡抚胡林翼亦从湖北派兵往援。
4月，石达开军围攻永州不克，乃北趋宝庆府(今邵阳市)，5月陆续抵达城外，6月中旬完成合围。
下旬，知府刘岳昭、道员刘长佑和李续宜等部湘军相继来援，宝庆地区清军总数达4万人。
7月25日，石达开督军分路向湘军猛攻，连日激战。
28日，西路太平军进攻受挫，被迫后退。
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雄厚，破城艰难，乃于8月14日令全军南撤，经东安(今东安西南)、新宁入广西境内。
时石达开部将国宗石镇吉已先期经广东入广西，正围攻桂林。
石达开遂乘虚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山)，深入广西腹地。
该府为贫瘠人稀的山区，严重缺粮，石达开军久驻于此，士气低落，军心涣散。
部属纷纷不服控驭，或出走返归天朝，或转战别地，其中多支被清军消灭。
石达开军仅剩万余人。
面对清军进逼，1860年5月底，石达开弃庆远，率部南下，进驻宾州(今宾阳东北)、武缘(今武鸣)一带。
由于良将精兵尽去，石达开意志消沉，欲隐退，但因无安身之处，只得勉力支撑。
1861年8月，陈开、李文茂天地会起义军建立的大成国覆亡(参见大成国起义)，其部众三四万人投归石达开，使队伍得以扩充。
为开创新局面，石达开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10月下旬率领号称10万大军，经怀远(今融安北)入湘，沿湘黔边境北进，于1862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中旬又经湖北利川进入四川。
20日占领川东石柱厅(今石柱)，循江西趋，攻涪州(今涪陵)、綦江不下，经合江入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复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取叙永，6月16日克长宁(今长宁南)。
由于北进之路被清军所阻，被迫再次东入贵州，经遵义攻大定府(今大方)不下，西走毕节，入云南境，又分三路入川，以使清军不能兼顾。
11月中下旬，由滇北镇雄北上入川，连占筠连、高县，并前出到横江镇、双龙场、玉黄楼一带，准备抢渡金沙江，进图叙州府(今宜宾市)。
四川总督骆秉章为阻石达开入川，急调各路清军密集横江两岸。
12月，两军激战于横江，至1863年1月底，石达开兵败，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回云南，驻扎于昭通一带。
3月复进军四川，率部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北进。
5月12日，率三四万人进入宁远府(治今西昌)，欲乘隙北上。
14日，由冕宁小路抵达大渡河南岸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附近)。
紫打地群山壁立，隘口险窄，前有大渡河，左有松林河，右有老鸦漩，适逢暴雨，河水陡涨，清军严守对岸渡口，渡河异常困难。
21日，石达开出兵四五千人抢渡，遭清军炮轰，船筏全毁，伤亡甚众。
旋西渡松林河，又遭土司王应元等部的阻截。
29日，后路被土司岭承恩切断，全军陷于绝地。
清军乘危诱降，许诺保全将士生命。
6月13日，石达开自投清营，幻想舍命保全部众，结果被解往成都，于8月6日杀害，时年33岁。
其部属7000余人亦被全部处死。
点评:石达开远征，历时6年，转战10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他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致使所部数万太平军精锐将士全军覆没，使太平天国遭受极大的损失。
石达开各个击破巧破曾国藩水师 1854年冬，曾国藩率湘军水师顺长江而下，直奔湖口。
石达开奉命督领太平军在湖口江面布防，迎击湘军。
湖口，位于长江入鄱阳湖之口，上通楚北，下达皖南，素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太平军在湖口江面设置了一座巨大的浮筏，筏上环造木城，设立望楼，有数百名官兵把守，浮筏两侧还有许多炮船守护。
太平军凭借这个水上堡垒粉碎了湘军多次进攻，曾国藩恼羞成怒，倾其全部水师与太平军决战。
经8小时激战，太平军击毙了近千名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浮筏被突破。
这使得从长江进入鄱阳湖的通道出现了缺口，敌一经由此长驱直入，将会对太平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
石达开并没因作战失利张皇失措，经过冷静思考，一个扭转败局的良策在他头脑中迅速形成。
原来湘军水师是由大小不同的两类战船组成，大船叫“快蟹”、“长龙”，比较笨重，船上配有重炮，可屯放辎重，用于远程轰击和保障后勤供应；小船叫“三板”、“四板”，没有篷盖，每船有20多把桨，三五尊小炮，运行灵便，是主要的攻击力量。
这两类战船只能互相配合作战而不能分离。
石达开还敏锐地意识到，曾国藩骄横轻敌，求胜心切，战局发展有可能使其轻便船只脱离大船编队，首先闯入都阳湖。
因此，只要相机封锁江面就能将敌大船与小船相分割，实施各个击破。
于是石达开下令，浮筏缺口暂不修复，原地监视敌人动向。
果不出所料，曾国藩把石达开的诱敌策略看作是太平军无力抵抗的表现’，他命令120多艘小船运载3000多名水兵从浮筏缺口全部冲入都阳湖中。
石达开见敌中计，便立刻下令封锁江‘面。
一夜之间，湖口江面神奇地出现两道浮筏，将敌水师船队拦腰斩为两段。
同时，几十只太平军小船满载柴草、硝药冲进湘军外江船队放火。
刹时间，湖口江面烈焰滚滚，火光冲天，恰似当年的吴魏赤壁鏖战。
湘军大船由于失去小船配合，运转不灵，混乱不堪，被烧毁大半，余者仓惶遁逃。
冲入鄱阳湖的湘军轻便小船得知外江船队被烧，急忙掉头回援，这时退路早已被堵，在太平军猛烈攻击下，遭到了与大船同样的下场。
湖口一战，太平军大获全胜，进而扭转了西征战局。
“天京事变”中的石达开 大家对石达开争议颇大。
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对分裂活动蓄谋已久，甚至把他与“北孽”韦昌辉并提；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悲剧方式的人物，功过参半。
其中争论最大的莫过于他在“天京事变”前后的表现了。
为了更客观地评价石达开，我们有必要弄清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前后的一些情况。
下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石达开是否参与了诛杨密议
有人认为石达开参予了与韦昌辉的密议。
其主要依据是《李秀成自述》：“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
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这段话，从而推断出这一结论。
然而我们翻开《石达开自述》却得到这样一段记述：“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
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
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
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刹韦昌辉；达开见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将韦昌辉杀了，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
《石达开自述》中明明写的是韦杀了杨秀清后，石才返回金陵，回金陵的目的也是为“与他们排解”。
这与《李秀成自述》的记述大相径庭。
我以为《石达开自述》中的记述是基本可信的，石根本没有参与诛杨密议，其原因如下： （一）当“天京事变”发生时，李秀成随秦日纲赴江苏镇江解围，当时并未在京城，他的消息可能是间接听到的，况当时李官职尚小，不大可能清楚事变的内幕，李很可能是根据韦昌辉（当时已掌握大权）一伙发布的消息来记述的。
韦昌辉一伙为使自己的行动明正言顺，很可能把杀杨说成是受洪秀全默许，石达开支持的，因当时石达开在军民心目中地位极高，从“义王”这一称号就可略见一斑，况且此时李秀成正在韦昌辉的同伙秦日纲部，更有此种可能。
（二）众所周知，《李秀成自述》是在囚笼中写成的，为保性命李向曾国藩提出“招降十要”，无耻地称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曾国藩、曾国荃“中堂、大承大人恩德巍峨。
”在这样的自述中，李很有可能极力夸大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来迎合清统治者，也可以反衬李秀成自己的无上业绩。
（三）石达开后来出走后，洪秀全等伙把出走的责任推于石本人，很可能歪曲事实，为他们逼走石达开寻找必要的根据。
由此可见，石达开没有参与“天京事变”中的诛杨密议，更没有杀东王之谦。
二、石达开出走的责任在于谁
有人说石达开出走是搞分裂活动，以图称雄一方，把出走天京的责任完全推于石达开身上。
笔者以为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处处以大局为重，而洪秀全的表现却令人失望。
当韦昌辉杀石达开一家时，洪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甚至连一点象征性的表示也没有。
石驻军宁国要求洪处置韦昌辉，洪从石要求到韦昌辉被杀拖达一月。
据外国人麦高文讲，最后，洪见全体军心皆归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请注意是“屈从”二字。
洪的用意很明显，借韦来牵制石达开，从中渔利。
如洪想杀韦的话，何不借广大军民的支持以及翼王的支持来杀韦昌辉呢
事变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又是一个“不乐”，其意图在于“挟制翼王”。
在这种“疑多将图害，百啄难分清”的情况下，石达开出走不失为一种缓解矛盾，避免大规模火并的上策，当然其中也含有保全性命的意思。
谁能保证即使天王不杀石达开，而安福二王为己之利不会对石达开下毒手呢
这样看来，石达开出走责任完全在于洪秀全等人，而不在于石达开本人。
三、关于石达开出走的意图 有人说石达开出走的意图在于搞独立背叛革命。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很有值得高榷的地方。
石达开一贯对革命忠心耿耿，就是出走后仍想着“勉报主恩仁”，仍想着“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的反清重任。
至于说石出走后对太平天国的一些制度进行变革是背叛革命，我以为是欠妥的。
太平天国的制度不是神圣的，也是有弊端的，进行一些有益的改革未尝不可。
如石达开想搞独立，那么为何不在天京利用手中的重兵来一次军事政变以取代洪秀全，占据“虎踞龙盘”的金陵帝都，凭长江天险而称霸一方，而去远征西南呢
石真正用意在于“久想占据四川省”，夺取西南重镇成都，与清军争夺长江上游，使长江上、中、下游连成一线，既可切断南北清军的联系起羽翼天朝的作用，又可利用“天府之国”的有利条件，扩大太平天国的势力。
一旦形势有变，东西两路北上合攻北京，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石达开出走时能带走20万精兵，一则说明石深入人心，二也说明广大将士对石达开这个策略的支持。
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石达开渡过大渡河，攻下成都（以当时力量完全可能）。
如果大渡河水不“猛涨天余”，那么，我想太平天国的历史也应重写了。
在这里事物的偶然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虽然石达开的计划失败了，但唯物主义者从不以成败论英雄。
这样看来，石达开是一位对革命有执著的追求，对革命赤胆忠心，是一位被误解的悲壮英雄。
还石达开历史本来面目 1863年6月25日，兵败大渡河边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赴清营后被押到成都，四川总督骆秉章经堂审即令“凌迟处死”…… 1863年6月25日，兵败大渡河边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赴清营后被押到成都，四川总督骆秉章经堂审即令“凌迟处死”。
据说当夜行刑时，敌手重其义，未照例碎剐，只刺胸一刀即斩首，以减轻痛苦。
了解些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石达开的大名。
这位太平天国的翼王，一度是清廷和曾国藩恐惧的头号对手，多年间反清的人都以理想化态度对他大力讴歌。
民间曾有别人冒充他而死、本人出家云游以待再起等传说，在同盟会的章太炎笔下更做过近乎神化的描绘。
中国工农红军抢渡大渡河时重走石达开旧路，又为这位同太平天国分裂的统帅脸上增了辉。
不过到了“文革”期间，他向清军缴械的历史问题被翻出，上纲定性为“叛徒”。
其实，对一个还没有阶级革命概念、视交兵乃“各为其主”的旧式将帅，不应用现代革命者的标准要求。
我们承认太平天国战争（严格而论不应称革命）为反抗腐朽的清王朝和推动历史进程起过积极作用，却不能像过去那样拔高。
历史上的石达开毕竟生活于不了解先进生产力的山乡，在当时也称不上先进思想的代表，只能按封建观念统兵施政并终结其失败的人生。
被称为农民军统帅的石达开本是地主 1847年，考秀才落榜的洪秀全进入广西偏僻的紫荆山区，借用基督教的洋“上帝”建立起颇具规模的“拜上帝会”，成员多是搞长途贩运出身的杨秀清手下的“烧炭党”。
两年后，贵县富户石达开在洪秀全亲自登门探访后，同意加入，马上被封上帝“第七子”，实际地位居第六（因所谓长子耶稣是虚设），后来封王时便在天王和东西南北王这五人之后为翼王。
当时年仅20岁却有财势的石达开一旦入会，马上带来上千家族成员和旁系亲属，仅本家兄弟中成为太平军将领的便有十几人。
不第秀才洪秀全对年轻地主石达开做过哪些政治思想工作，居然使他能率庞大家族和乡党参加造反，史书上无载，不过两人有共同思想基础却可以想见。
当地土著和客籍矛盾尖锐，石氏虽有不少田产却属无功名的土财主，受那些有监生一类学历文凭（多靠关系买来的）乡绅欺压，早就积愤在心。
听到同样受过恶气的洪秀全“打江山”、“驱清妖”且日后可封王封侯的鼓动，就同意以刘邦、朱元璋为榜样起兵。
当时太平军参加者逾万却普遍是文盲，有秀才学历的人都难找。
石达开因有些文化并读过兵书，在率家族武装一路打先锋时又愿意在实践中动脑筋，很快成为太平军中军事才能居首的帅才。
1855年他在西征中打败过曾国藩的湘军，一时名扬全国。
不过从政治上看，石达开封建化的表现也不比洪秀全逊色多少。
占领南京后军民困苦“举城食粥”，他的翼王府却大兴土木，设有六部并广置嫔妃，俨然如小朝廷。
天京之乱中他全家被屠，后来居无定所转战万里，到大渡河兵败时身边又有五个妻妾。
许多人为他的失败惋惜，但是他若取胜打下江山，还不是要搞封建统治
这也是旧式农民战争逃不脱的周期率。
以讲义气在传统观念下备受推崇 在太平天国军民中石达开的威信很高，关键是因他讲义气，受了委屈有时还能忍辱负重。
在洪、杨矛盾中他居于中间不参与，家人被北王韦昌辉杀光后，他回天京主政后不报复韦的家属并制止株连滥杀，被合朝称为“义王”。
后来石达开受洪秀全猜忌，只是率部出走，仍拒绝清朝咸丰皇帝的亲自下令招降，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转战了六年。
1863年5月，石达开率军3万从云南入川西，却因不了解大渡河一带险恶的地理条件，又未处理好与彝族头人的关系，冒失地进军到安顺场附近的紫打地。
因遇洪水无法渡过，以重金向土司买路不成，夹在险关和激流中进退无路，粮尽后杀马而食，继之吃桑叶草根。
当石部饥疲已极时，入川湘军首领骆秉章指挥的汉夷兵联合发起进攻，太平军除饿亡外，一时坠崖落水死者上万，只剩下7000余人。
清军为防陷入绝境的石部拼命而造成自身较大损失，便挂起“投诚免死”的旗子相诱，并派官员来指天发誓许以不死。
尽管部下坚决反对，石达开却令全军放下武器以求生，自己于6月13日赴清营当了俘虏。
石达开被押到成都后，见到总督骆秉章只拱手作揖而不跪，盘腿坐在蒲团上。
骆问：“你来投降吗
”石答：“我来乞死，兼为将士请命”。
虽然清军不守信用屠杀了放下武器的太平军，他这一行动还长期被人称为“舍命而全三军”的义举。
讲义气，几千年来在中国民众中很有市场。
其观念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尤其体现为不讲政治立场只重个人恩怨。
在中国尚没有先进阶级的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石达开只重义气固然是出于时代的局限，今人对此虽可以理解，却无论如何不应再称颂。
石达开的教训从反面给人重要启示 石达开兵败的情景既凄惨又残酷。
他让一个爱妾携一子潜逃（途中也被截杀），令其他妻妾和另外二子投河自尽，自带一个5岁的儿子赴清营。
从此举看，他自称赴死时仍心存一线侥幸，否则带视为根苗的儿子干什么
有人说是“诈降”，并有当事者称石达开就俘后很后悔。
不论如何，向自己斥为“清妖”的敌人放下武器，从中国传统气节看也是有愧。
兵败大渡河之事虽带有偶然性，石达开孤军远征万里的流寇做法在近代却注定行不通。
当初他在鄂皖赣捷报频传，一旦脱离根据地在南方八省游动，六年间就没打过像样的胜仗。
他拉出的太平军最精锐部队在荒山野谷中越拖越疲惫，兵员武器得不到有效补充，逃亡离散日众，即使当时大渡河不涨水能够通行，最终仍难免覆没的结局。
从石达开最后的自述看，他远征回到广西家乡时便想过要“归隐山林”，后对战事日感心灰，兵败时放下武器便带有某种必然性。
没有代表先进事业的远大理想引导，想成帝王之业者遇挫也往往如此。
从近代历史的高层次看，石达开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向真正的革命者从反面提供了教训。
“可笑蒋贼太猖狂，竟把红军比翼王”。
共产党人的长征英雄研究了太平军的失败原因，以彝海结盟处理好民族问题，用抢敌先机和两路分渡避免了拖延，终于使“让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叫嚣破产。
这里更重要的原因又在于，先进阶级思想引导的新式农民战争，在政治上远非靠宗教神话和封建义气维系的旧式农民起义可比。
在多年间描写太平天国的艺术作品中，石达开总成为套上光环的主角。
其实，从代表历史进步的角度看，我倒是赞成称颂一下洪仁玕，因为只有他提出的发展新兴生产力的《资政新篇》，才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对今天的人也不乏某些正面启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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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途中 小时候随同父母旅游，头一天晚上基本上是无法安心睡好觉的，心早已飞出去了，一心想着快点到达目的地，一路上盼着、渴望着快点到达目的地，想向着目的地的美好，可是真的到了目的地，基本上人也累得全身无力，到了旅馆就是大睡，严重的时候甚至于由于晕车而呕吐不止。
那时不懂得何为旅游，也不了解旅游的真正意义。
现在人已长大，出玩的机会多起来，发现旅游的乐趣在于路途中每一个小节，更重要的是一种好心情。
从背上行囊的开始，就已经是在旅游了，而一路上的风景，就是我们最应该珍惜的
印像最深的还是去年夏季与老公结婚旅游的情景，临行的前一天，开始准备各种食品、衣服、用具，一大早，坐上火车背上行囊，到叶圣陶老人书中的《苏州园林》去游玩。
在北方看得最多的，就是绿油油的稻田、或者是如绿海一般的玉米地、高梁地，连绵起伏的青山，围绕于山峰的几缕轻烟。
小时候，我总以为青山里住的人必是得仙的老道，美貌的仙子，很想走进他们，体验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而现在依然羡慕山中的人们，看着或隐或现的几户人家，仍然想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寻求另一种生活，另一种规则、另一种快乐。
我是一位从小到大，一直没有离开过北方的人，那是第一次随同老公到南方。
南方的景色与北方完全不同，途中更多的则是翠绿的莲叶、弯弯的河流、南方特有的小屋，家家是二层小楼，白墙黑瓦，每户人家的楼上都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黑夜里，从屋子里发出来桔色的灯光，使家变得更加温馨起来了。
我的心也随同他们一样，变得快乐起来，盼着自己新组建的家庭也如同他们一样，就这样和老公平平淡淡、相依相偎到一生…… 那时，真的希望路就这样走下去吧，我们根本不急于到达目的地，更不会像小时一样忽略了途中的风景。
生活过的不就是一个过程吗
我看见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我们给她买的新衣服，她总是挂于衣架之中，不舍得穿一下，原因很简单，她总是希望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或者要出远门的时候，才会穿上新衣。
然而，人的一生能有几个节日
又有几次远行呢
为何要用更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遥远的结果，而忽略了平日的生活呢
细细品味，发现生活如同旅游一样，重要的是生活的过程，而并非是一个遥远的结果，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如同节日一般，过得充实、快乐，你会发现，旅游的途中要比旅游本身更有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普遍增加旅游热必然到来。
旅游是人们生活的异地性、业余性有享乐性的集中体现。
旅游是人们心中向往之地然后暂时离开家乡，到向往之地短暂生活一段时间。
过去旅游是有钱有闲而又有文化的高人雅士的专利品，现在全面小康社会的的福荫旅游已是寻常百姓共同的业余爱好了。
旅游是我国各地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
各地为发展旅游业都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使尽浑身解数，搞大建设大开发，大包装大宣传，以吸引游客，发展旅游经济。
有的建城，有的造景，有的不断完善和提升旅游设施，旅游市场竞争激烈，消烟四起。
因为旅游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无烟工厂。
谁占了先机就能推动谁的旅游市场的红火。
旅游是一种经济。
旅游者的食住行游娱购都要花费钱财。
旅游的组织者如旅行社，旅游目的地都会有旅游收入。
而且旅游产品的开发包装越好，越能把游客留住就越能增加收入。
旅游经济已占当地经济的重要比重。
旅游经济发展了还会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交通、餐饮、旅馆、金融、地产品开发、地方文化等诸多产业的发展。
旅游是文化。
旅游离不开文化。
现在讲旅游都是文化旅游。
旅游首先是一种文化活动也是文化消费。
我们到旅游目的地首先感受的是那里的文化，有的景点本身就是文化遗存。
也有旅游地组织开展的系列文化活动。
旅游者在参观景点文化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当然旅游者本身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旅游是精神愉悦。
人们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旅游典型的是见异思迁。
到异地去游山玩水，看人观景都是心情，心情好处处皆景。
出门旅游的人不在乎吃住，但很看重自己的感受。
因而旅游很大程度很大层面在于自己的心情。
这又和人的素养有关。
出门在外不要逞强，更不能斤斤计较，不然就会因一点小事而坏了自己的心情，而使整个景色失色。
旅游感悟人生。
人生就是宇宙的过客。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世上有很多好的风景，我们只能游览观看，谁也不可能独占。
不管是谁再有权和钱也不能把明天买下。
因而我们不能奢望太多。
再好的景点都是天造，都有美中不足。
人生也没十全十美。
总有缺憾。
旅游没到过的地方，听介绍可能很诱人，很动心，当你费尽周折去了那里，也觉不过如此，这样的事常有。
人生许你想要的拼命去要，付出了很大代价，得来后也只是“到此一游”。
旅游是欣赏自然，走向自然。
做人要顺应自然，融入自然。
旅游可以换个环境，换个心情，常旅游的人兴许还会换个别样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