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留侯论> 有感
读苏轼《范增论》 范增辅佐项羽以图天下，始羽听增之言立楚怀王孙子熊心为义帝，后义帝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羽杀义帝大将宋义。
鸿门宴上范增力谏项羽杀刘邦，羽犹豫未决不听错失良机。
后陈平离间项羽范增，项羽稍削增权，范增弃羽归乡。
苏轼在《范增论》中评论此事：“增之去善矣。
不去，羽必杀增。
独恨其不早耳。
”并认为：“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即宋义）时也。
”也就是说苏轼认为项羽杀宋义是弑义帝的预兆，弑义帝是怀疑范增的开始，范增当于此时见微知著，或弃羽或杀羽。
不敢苟同。
要知道范增是依附项羽，而不是依附义帝。
杀宋义——弑义帝——鸿门宴——被削权——弃项羽，我们依次分析。
杀宋义：范增可能有不同意见，但完全可以接受，因为这不影响图霸天下的大计；弑义帝：可能此时意见更大，但不会导致增与羽的决裂，因为熊心这块招牌迟早要扔的，项羽杀之过早，但仍不从根本上损害他们的共同利益；鸿门宴：不杀刘邦实是大大激化了矛盾。
范增怒其因优柔寡断而错失良机，失去这个机会再战胜刘邦就很难了。
但此时仍不足以导致内部决裂，只要同心合力还可能有机会除掉刘邦；削范增之权：此时项羽已心有猜疑，范增对项羽彻底绝望，既然已经不被信任，再呆下去就有危险了，而项羽盲目相信自己之勇，优柔寡断，不善于把握机会，现在竟然连自己的谋士也不信任了，有宋义、熊心的前车之鉴，范增决定离开项羽。
由此观之，范增去的恰是时候。
再迟，则有召祸之险；若早，则属轻易放弃，因为之前项羽的所作所为仍有可能图成大业。
苏轼在《贾谊论》中批评贾谊轻易放弃：“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
”在《范增论》中却批评范增的不轻易放弃，真矛盾也
另外，范增之于项羽颇似陈宫之于吕布，下次再详细分析。
夹缝中的历史 读后感，希望可以700字左右
《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之感 汉帝国对匈奴作战，战事不利，汉武帝大怒，指责大将李陵降敌，大臣们唯有诺诺顺应汉武帝的指责，而司马迁想给汉武帝一个宽慰，说他的大将并非真的背叛了他，而是李陵表面投降匈奴，实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是想借机迁入匈奴内部，谋求里应外合，报效汉朝。
这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辩护，也是对汉武帝的宽慰。
但汉武帝却不领情，污辱性的处罚了司马迁。
我认为司马迁对汉武帝当时的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是不满的，汉武帝在卫青霍去病去世之后，不任用建立了奇功的飞将军李广，而让外戚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这让他深为不满，“他的不满在未央宫举行的会议上厚积薄发，导致他贬低李广利而为李陵辩护。
在我看来，司马迁在未央宫所说的话，其实潜藏着对汉武帝批判的锐利锋芒。
”作者认为司马迁与汉武帝在心理上的隔阂，精神上的对立，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矛盾，他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一种矛盾，是民主与专政的两个元素在活动。
中国文化内部的民主元素缺乏培育，是稀少的，微弱的；但专制的元素却有统治阶级的反复扩充和增加，这使它稠密而强劲，并能凶猛的吞噬民主的元素。
正如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苏格拉底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但是死却能吧灵魂从它的坟墓之中解放出来，并使灵魂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
再他看来，死是哲学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死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他对法律的信仰，虽然他对这样的法律判决不屑一顾。
苏格拉底的行为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源自更深层次的法律信仰。
这种信仰使其面对千夫所指依然能够保持“合乎理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使他们对即便是缺乏公正的暴民判决时，依然遵守。
维护希腊城邦的制度似乎是的重要，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在却引起的是两项重大质疑的发生：一是对民主政治发生质疑；二是对大众判断能力发生质疑。
他的死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他的精神是那么的具有冲击力，他以死换来人们对社会以及一切的反思以及真正地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司马迁在接受宫刑之前，曾经也有过犹豫，因为，他将成为和太监一样的人。
在接受宫刑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山谷，在山谷里回荡。
我不知道，这声音是不是如同霰雪鸟的叫声一样，悲哀而惨烈，久久不会散去。
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不过，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他选择了让灵魂有个家。
这让他轰动一时，成为当时最有魄力的人。
而司马迁却选择生，虽然这样的选择让他感到耻辱，但是这个生，却有了《史记》，这让他也轰动一时。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
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
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
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
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
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
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
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
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
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
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
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
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
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
从宏观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讲，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汉武帝也是历史上很有作为，有贡献的一代帝王，但是，具体到某一件历史事件上，就要具体分析，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在处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一事上，汉武帝充分暴露了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残暴、专横的一面，是应该受到后人的严厉谴责的。
从秦到清，其集权统治所坚持的原则，就是为保证权利的完整延续。
而因此会产生的祸端：注定当皇帝的人不想当皇帝。
在《一个皇帝的成全之路》中，就看到一则介绍朱由校的故事“十有五而至于学，十有六却离不开他的乳母客氏”，在我看来十有八九就是他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
书中提到“人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希望的事就是最大的不自由”，皇帝虽然能掌握千万人的命运，却也无形之中受制于天下所有人。
印象最深的还是文中末尾提到的些末代皇帝，感觉末代皇帝总是皇帝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受命于天，承担着国家的责任，却又不得不在新的时代诞生前后覆灭。
其中大部分都不得善终的，“倘若一个元首注定是要失败的，倘若一个圆受不得不缴出权力，那么他往往是由世间最得意的人变成最狼狈的人。
”秦子婴、唐哀帝、宋钦宗，再是扯到法王路易十六、沙皇尼古拉二世，其境遇都很悲惨。
而历史却不会因为其个人的悲惨命运而原谅或遗忘了他们的错误。
文末主要论述明思帝与槐树的事，最终分析出一点：重李轻清，把阶级矛盾放在首位，是他的失策。
失策，对于一位商人，或许是错失良机，少了比买卖。
对于一位君主，则是会误国误民，甚至造成“国破山河在”的处境。
这种尴尬将会被无限放大延伸，这种压力也可想而之。
明思宗和槐树的故事，结局就是他在那棵树上自缢了，夹着一个朝代的背影覆灭了。
书中为末代皇帝算是下了个定义“末代皇帝就是要背上结束王朝的罪名，成为后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向前一个朝代示威的工具。
”这个比喻使我联想到书中未曾提及，但也情况相仿的南唐后主李煜。
再被赵匡胤给俘虏后，心境是悲凉消极的，我们只能说却也体会不到。
而从他的词中，却能微微感到： 每个皇帝自然不会想自己是末代皇帝，而每个末代皇帝却又在悔恨中结束生命。
悔恨什么呢
恨自己的无能平庸
恨自己的一次又一次制造错误
造成的遗憾终将是难以弥补了。
而从现在纵观末代皇帝的历史，总能发现他们的平庸、无能和软弱。
这必是亡国之君背上的印记，而背起来的各种大小的包袱，必是指引走向末代道路的主要因素。
胯下之辱 士可杀而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准则，一个忍耐的底线。
这句话源于孔子之意，是孔子向鲁哀公释儒之际提出的。
后来，王鳌在孔子逝世两千年之后所说过这句话。
当时他看见太监对一位有违法行为的大臣辱而杀之，愤慨不已。
而到如今，人们沿袭孔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任何玷污人，使人蒙羞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一个人千方百计，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维护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的自由，维护自己的爱，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活着，重要的是他尊严的活着。
一天，韩信在街上闲逛。
一个无赖少年迎面挡住韩信的去路，故意侮辱他说： “ 韩信，你平时腰里总挂着个宝剑，能干什么用
别看你是高高的个头，其实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弱夫。
” 围观的人都哈哈大笑，而韩信像是没有听见那无赖的话似的，继续向前走。
那无赖见状，更加得意，当众拦住韩信说： “ 你如果是条汉子，不怕死，就拿剑来刺我。
如果你没有这点勇气，贪生怕死，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 说着便叉开两腿，作骑马式，立在街上。
韩信默默地注视他好一会儿，虽然感到很难堪，最后还是忍气吞声地伏下身子，从那无赖的胯下钻了过去。
在场的人哄然大笑，那无赖也显得神气十足。
但韩信却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未发生似的，起身而去。
于是，这件事成为当时淮阴家喻户晓的笑谈。
其实，胯下受辱的经历恰恰表现了韩信的大智若愚和非凡的气度。
少年时这一特殊的经历锻炼了韩信百折不挠、虚怀若谷的性格，而这一性格成了他日后成为杰出将领的潜在条件。
胯下之辱对一个男人来说那是奇耻大辱啊，韩信是一个破落的贵族，是一个士 “ 士可杀而不可辱 ” 。
韩信为什么接受这样一个奇耻大辱呢
他还是不是个士
他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呢
有篇文章叫做《留侯论》，论的是谁呢
论的是张良，不是韩信。
但是《留侯论》开头的这段话我觉得可以用在韩信身上。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 ” ，就是说那些普通人、小人物，受到一点侮辱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拔刀子或者掏拳头。
我说这个不算勇敢，这叫什么
这叫鲁莽，这叫盲动，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
真正的大勇敢是什么呢
是 “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 突然面临一件什么事情，神色不变，并不惊慌失措，别人无缘无故把一个罪名加在你身上也不生气，这才是君子之勇、英雄之勇、大丈夫之勇。
为什么这么说呢
“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 这样的人，他怀着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有长远的目标，他不会为眼前的这一点小是小非或小恩小怨鲁莽地盲动，所以有句话说 “ 小不忍则乱大谋 ” 。
韩信这个时候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呢
要么杀了这个家伙，要么爬过去。
杀了这家伙的结果是什么
你也要被杀头，将来远大的理想还能不能够实现呢
不能实现了。
而一个怀有远大理想的人是能够忍受的。
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人，他遭到宫刑 —— 这也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是一个男人不能接受的东西 —— 他还不是忍下来了
为什么要忍下来
他是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
而韩信同样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所以他 “ 孰视之 ”—— 盯着那个无赖看了很久 —— 思想斗争很厉害，最后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牺牲了眼前的荣辱。
这就叫做忍辱负重。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韩信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志向的英雄。
士可杀而不可辱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冲冠一怒为红颜
拜托，一定要选我呀
我的最好
水浒传中杨志的传记，800字
心目中，有两位文人一生铭记，一位是现代童话大王郑渊洁，他给了我最初的启蒙;另一位便是鲁迅，那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
人们常说，一本好书，见证了一段历史，《朝花夕拾》便是如此。
一本只有十篇文章的回忆散文集，见证了近代中国三十年的文化变迁，也留给了读者太多太多的感触。
封建思想，帝国主意的压迫，中国六亿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的鲁迅，只有十四岁。
十四岁，父亲去世，鲁迅阴遭受诽谤而远离绍兴，到了南京进入雷电学堂。
十八岁，只身一人又开始了怨毒日本求学之路。
不该那些年龄承受的苦楚，鲁迅用他瘦弱的肩膀担着。
初到日本，鲁迅和孙中山先生一样，怀着相同的梦想——学医救国而努力。
不同的是，一场讲述日俄战争的电影，改变了鲁迅今后的人生，从此弃医从文。
这是莫大的勇气啊!一介平民，硬是用短小的笔尖，划开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埋下的阴霾，让一缕缕阳光，温暖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内心。
之后，鲁迅在北京东交民巷的旧屋里，多了一张藤野严九郎先生的照片，没有了完好的讲义，却给鲁迅今后的生涯做出了无限的铺垫…… 在幼时的鲁迅，也有着平常的童年：“谋杀”自己隐鼠的阿长，却帮自己买来了梦寐以求的《山海经》;背完了《孟子见梁惠王》的前三卷，也伤逝了去看五猖会的热情;告别了逸趣横生的百草园，随着大多数学子一起，进入了三味书屋，请教了镜寿吾先生。
仿佛人生都不会有偏差，直到自己父亲濒危，家境衰落。
鲁迅的人生也从此逆转。
《朝花夕拾》并不如《百草集》那样有着浓厚的讽刺意味。
相反，书中的背景，没有了夸张的手法，没有了可以的抨击，留下的只是一张张回忆的影子和一段段历史的记忆。
腐朽的封建教育，崇洋媚外的社会风尚，还有大闹牛鬼蛇神的迷信之事，这些在《朝花夕拾》的任务里充分的体现出来。
鲁迅就是鲁迅，只有经历了许多常人无法经历的故事，才会有今天所见的《朝花夕拾》。
鲁迅再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曾提到：这十篇，原文载莽原上，后来被集成书了，原名叫“旧事重提”……后来想一想觉得……于是改名为《朝花夕拾》。
起初，鲁迅准备写的十一篇，结果只写了最后一篇《范爱农》便草草结尾了。
据回忆录中讲述：这篇写法较差，大概是路途奔波，思路有点乱罢!其实知晓鲁迅当时状况的人都知晓，鲁迅再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住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阁楼上，一边与“名人志士”作斗争的同时，望着一轮明月，写着这十篇——《朝花夕拾》。
鲁迅的遗体上盖着毛主席亲手写的“民族魂”三个红字。
这也是当今社会所缺少的。
区别于日本的民族排挤，中国人至少应该团结起来，面对未来许许多多鲁迅先生还未曾面临过的，民族危难… 朝花夕拾读书报告1000字 《朝花夕拾》，正同于它另类的名字一样，这本脍炙人口的巨作，是鲁迅先生在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写下的。
老了，累了，回味起童年时的点点滴滴，心中还是会有当初的味道，想必还别有一番滋味吧。
清晨绽放的鲜花有了晨曦会显得更加娇嫩，到了夕阳西下时分去摘取，失去了刚刚盛开时的娇艳与芳菲，晚霞的照射却使它平添了一中风韵，那若有若无的清香在风的导送下，让人浮想联翩。
像是在尝一道佳肴，细细咀嚼，幼年时童真的味道留在心头，慢慢漾开。
鲁迅先生是一派大作家，他的童年并不乏味。
他是乡下人，却能和城里人一样去读书。
少了乡下孩子的粗狂，多了一份知书达理。
少了城里孩子的娇气，多了一种大度气派。
他怀念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日子，与小虫子们为伍，仿佛这样的童年才够味儿。
趁大人们一愣神，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神速，钻进百草园。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也会来伴奏，鲁迅的童年似乎是在一首大自然圆舞曲中度过的。
枯燥，乏味，是对鲁迅先生在三味书斋的最好的诠释。
稍稍偷懒一会儿，也会被寿镜吾老先生的一句：“人都到哪里去了?”喊回来，整天除了读书还是读书，闲来无趣。
从书卷里散透出的天真烂漫，不经意间似乎也把我感染了，或许鲁迅的文章真有什么魔力吧，他用一个孩子处世不深的目光探射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共鸣。
有人说：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会写文章，最主要还是看他的文章里有没有感情。
老师也曾说过：只有情感才能把文章变成有血有肉的。
我不得不承认鲁迅确实厉害，他的一切话语虽然平淡朴实，炽热的情感却展露无疑。
他希望与大自然真正拥抱在一起，憧憬在山水间流连，向往与小虫子们打成一片的日子。
读着读着，仿若年迈的老人顿时变成了一个活力四射小孩子，身上散发着阳光般的气息。
小的时候，自己也曾拥有过那样的光辉世纪。
喜欢坐在河岸边看着鸭子从身前游过，颁着手指头细数“一只，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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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奔跑在林间小道，抛开心中的不愉快，尽情去笑，不用管礼数是否;还喜欢躲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看着同伴进进出出找自己的忙碌身影，最后因为自己躲的技术太高超，无奈，只得向我低头认输。
想到这里，心中有种窃喜的感觉，说不上来是什么。
好象是一个小小的“阴谋”得逞了，又象是躲过了一场小小的“灾难”。
朝花夕拾读书报告1000字 回到家，从书架里拿出从未看过一眼的的《朝花夕拾》，对着那个书名发呆。
这本书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作品，而这部散文集中所写的，又全是先生幼年时期的事情。
幼年的事情到了晚年再去回想，犹如清晨开放的鲜花到傍晚去摘取，虽然失去了盛开时的艳丽和芬芳，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平添了一种风韵，而那若有若无的清香则更令人浮想连翩、回味无穷。
《朝花夕拾》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录了鲁迅先生记述他童年和青年生活片段的10篇文章。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
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的文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得不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屋上学。
前边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衬了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私塾的不满。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
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
这个对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
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人的解放”的愿望。
虽然在鲁迅的童年中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不时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灿漫的感情，让人眼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
我读鲁迅先生这些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自迅先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真童趣。
我仿佛看到了幼年的鲁迅，趁大人不注意，钻进了百草园，他与昆虫为伴，有采摘野花野果。
在三味书屋，虽然有寿先生的严厉教诲，却仍耐不过学生们心中的孩子气。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学就引起了我心中的共鸣吧，因此我才会那样喜爱，尤其是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感到异常的亲切，充满激情。
小时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住在一起，那时我时常和楼道里的一些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一起嬉戏，每次都玩的很开心，以至于每次都忘了时间的匆匆流去，每次都要大人在窗口大喊一声才会依依不舍的结束游戏回家。
每逢佳节，吃完团圆饭，我们又会聚集在那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空地上，点燃我们早就准备好的小烟花，在火光中，尽情的奔跑着，欢笑着，舞蹈着，体验着前所未有的快乐。
如今，我搬了新家，不在出门和其他伙伴们嬉戏了，而是不停的为学业操劳。
每封佳节，也不在出去和伙伴们一起放烟花了，而是站在窗口凝视着那些在漆黑的天空中绽放的五彩缤纷的“鲜花”，独自享受着…… 童年已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些散琐的记忆，倒不如细读一下《朝花夕拾》，体会一下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和鲁迅一起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评价一下鸿门宴中的张良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
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
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载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
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
” 《水龙吟》 当年博浪金锥，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
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
便论功三杰，封侯万户，都未是平生意。
欲仿始皇击节叹曰：“嗟乎，能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不亦可乎
张良问刘邦的两个问题不能忽略。
第一个问题是：谁为大王为此计者
刘邦的回答是：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
这里刘邦称给他出计的人为“鲰生”，即浅陋无知的小人，可以说刘邦表面上是在骂出计者，其实是在委婉地向张良承认自己的错误：轻易听取短视建议，操之过急，引来灾祸。
如果刘邦固执己见，张良出什么主意都没有用。
作为谋臣，张良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要先明确刘邦对自己的轻率行为是什么态度。
只有刘邦否认了“距关，毋内诸侯”这一计策，张良才好出主意。
张良的第二个问题是：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
这个问题触及到最本质的东西：双方的兵力。
课文第一段有一处背景交代，项羽有三倍于刘邦的兵力。
刘邦面对这一现实，只能“默然”之后承认“固不如也”。
至此，张良才出了个你评价为“不是主意的主意”：硬拼是不行的，只有向项王示弱。
而精明的刘邦得知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后，立即抓住了项伯这根救命稻草，又是祝酒为寿，又是约为婚姻，尽情施展他的政治拉拢手段。
按照古代礼仪，宾主之间相对时，宾东向，主西向。
宾主之间宴席的四面座位，以东向最尊，次为南向，再次为北向，西向为侍坐。
从座次安排可以看出，谋士范增在项羽心目中的地位不及项伯。
侍坐的张良自然看得分明。
范增采取的两步行动都没有结果，项伯起了重要的作用。
项伯可以为“义”所驱，不惜泄露军事机密去救有恩于自己的张良；他同样可以为了“义”而不顾政治利害，去救刚联姻的亲家刘邦。
可以说，张良早已估计到了这一点，所以对范增的进攻没有采取行动，但绝不是没有反应。
提倡“急击勿失”的范增在前两步行动失败后，必然还要采取第三步行动。
但是他的第三步还未想出来，张良就采取行动了——见樊哙。
樊哙一见张良就问—— 今日之事何如
” 可见樊哙有多焦急
张良是找对人了。
而张良的回答则把宴会上的紧张和紧急一古脑儿倒给了樊哙，樊哙下面该干什么，是不用张良教的。
张良抢在了范增前面，争得了主动权。
虽然是樊哙提出不必辞行，并和另外三位将领护送刘邦回营，可是留下的是张良，他担当了重要的任务：稳住项羽，拖延时间，以保证刘邦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军营。
此外，他还要面对杀气腾腾的范增。
张良不但富有谋略，还很勇敢，难怪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说。
张良：张良在项伯来告密时，却能不慌乱，而是引荐项伯来见刘邦，并且借项伯让刘邦向项羽道歉。
可见他的从容镇定，以及力挽狂澜的能力。
在宴会上，他能在形势紧迫时，把樊哙叫进帐里，从而缓解了刘邦的压力，可见他出人的智谋，有及对人性格的准确把握。
张良在刘邦走后，依然不紧不慢，为刘邦道歉，可见其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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