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懂人心的心理学书
建议你去你们学校心理学专业区蹭蹭课，自己学，没什么方向，太专业的，你看着费劲，不专业的你看着也没意思，你就看看最基础的普通心理学，最好了，很实用，如果知道精神分析，你可以研究研究精神分析方法，本人就非常喜欢精神分析，建议可以读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很不错~~~如果楼主能把普通心理学，看明白，并能融会贯通，你就相当厉害了，因为普通心理学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你看其他的心理学书籍也会困难的~~ 相信我，本人就是学心理学的~~
如何提高孩子的心理弹性
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一个官员的死》，故事中小文员伊凡在戏院看戏时，打喷嚏不小心把唾沫星子喷到了前排的一个人身上。
伊凡发现那是高出自己很多级别的官员，心里怕极了，赶紧给对方道歉。
高官接受了道歉，没责怪他什么，只表示自己要继续看戏。
而伊凡的担心却没减轻，反而继续恳求对方的原谅，如是再三。
这引起官员的反感，有些不耐烦的说“够了，让我看戏，别没完没了的”。
伊凡看到对方面露凶相，内心更加担忧，但是不敢再说什么。
翌日，伊凡专程去这位高官家里请罪，对方笑着宽慰他这么做是在“开玩笑”。
而伊凡又反复地道歉、乞求原谅，官员受不了了，让他“滚出去”。
伊凡沮丧的走回家，躺在床上···死了。
这篇小说在极短的篇幅内，把伊凡极度紧张、恐慌下的言行刻画的无比真切和可信，即使让主人公这么意外的“死了”，也显得合情合理（契诃夫真可谓短篇小说的一代宗师）。
这个故事的主旨可以理解为描绘低级官员在夹缝中求生存、卑鄙自贱的丑态；也可以理解为控诉俄国封建文官等级制度，对淳朴人性的摧残；还可以理解感慨命运对小人物的无情捉弄，人生无常等等。
但是放在精神分析视角下，伊凡这个人物，撇开时代的风气、社会等级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他的悲剧又和自身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分不开。
我们知道，孩子的心灵都是丰富而敏感的。
在较为宽松、接纳的成长氛围中，孩子不仅会得到身体、智力上的充分照顾和发展，还会因为喜怒哀乐都被父母所接纳和关注，而充分地体验到自己的感觉、乐于去分享自我的感觉。
即使不可避免地在学习知识、师生关系、恋爱问题、身高长相、亲人去世等方面体验到糟糕的感觉，也会因为父母（及其他照顾者）的耐心倾听、悉心照料而得到舒缓，不会任由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长期的肆虐内心的感受。
慢慢地，孩子也会内化父母调节自己糟糕情绪的方式、学会独立而有效地面对各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意识地处理自己体验到的焦虑、烦躁等负面感觉。
我们把这种有意无意地避免被外界伤害、避免去感觉情绪上的痛苦的自我保护方式，叫做防御机制。
它的作用在于避免过度的焦虑、愤怒、痛苦等糟糕情绪进入我们的意识范围，避免敏感的心灵长时间地暴露在危险的冲击下。
防御机制一旦形成，便非常稳定。
在没有意外发生和有意识的改变下，往往会延续终生。
常言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一个人如何保护自己的方式——防御机制——就是那最不易改变的性格的基石。
但是，每个人因为成长环境、父母的心理素质、意外事件等等的影响，都会存在防御方面的不足，导致某些情绪体验上防御功能的失效。
于是他每遇到这些情绪，就会非常焦虑、烦躁，甚至在行动上失去通常的自我约束，做一些出人意料之举。
即使他在认知、学习、工作上表现很优秀，但是这种难以处理的情绪却是这个人持续的困扰，有如阿喀琉斯之踵。
显然小文员伊凡，无法有效地防御过度的恐惧和担忧的情绪。
小说虽然没有提到他的成长背景，但可以推论，他的成长中，始终没有学会如何有效、健康地处理这些情绪，反而总是陷于一种失去弹性的模式——不断言语来确认、不断向外寻求保证来消除暂时的不安全感。
回到现实生活中，在父母自身情绪不稳定、家庭矛盾较多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方面的困扰，因为他们的某些情绪始终会被漠视或否认，没有得到温和而有效地处理。
而他们自然也缺乏如何面对自己情绪、消除过度焦虑的榜样。
最不幸的是，有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带给自己最大焦虑和糟糕体验的人，就是他们的父母：父母自身的焦虑无法防御时，会无意识地把获救的希望寄托于孩子、或者试图让孩子来安慰自己，出现了亲子关系中“情绪倒灌”的问题。
这导致了很多成年人和父母的关系很不好，可自己在努力发展自己的亲密关系、社会人际时，又痛苦地发展，自己越来越像父母，延续着父母曾经努力抗争过的情绪问题、甚至延续着父母的婚姻和事业上的多舛命运，可是又无力去扭转。
这是防御机制功能的不足对于人、乃至家庭持续影响的表现。
由于防御的象征化水平、防御后带来的代价、以及对认知和现实检验的影响的差异，可以划分出不同水平的防御机制。
最高级的防御机制包括升华、利他、压制等，成熟的防御机制有理智化、反向形成、理想化、压抑、隔离等，不成熟乃至病态的有否认、投射、贬低等等。
差别在于，越是高级的防御机制，有意识地自我调节能力越高，防御的弹性越强，而防御失灵的几率越小，带给我们的损失也越小。
反之，越是原始的防御机制，出现防御失败、心理奔溃的情况会很多，而且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弹性，而给现实的人际关系、社会适应带来很大的麻烦。
以伊凡为例，当他打喷嚏，喷到高官身上时。
他投射性地认为，对方会对他生气、乃至会惩罚自己，所以自己必须道歉。
而事实上，高官虽然有不满，但并不放在心上，更没有过多责怪他，反而明确地说，“我要看戏”。
但官员的话，并没能打消伊凡内心的不安全感，他无法平静下来，焦虑状态下中，灾难性的联想驱使他再次把心中的敌意投射给了高官，幻想高官肯定要惩罚他，自己只有多道几次歉，才能抵消他刚才无意中的冒犯。
但这种反复的道歉，事实上没有起到取得谅解的效果，反而因为多次打断高官的注意力、激惹起高官的反感。
这时高官真的认同了伊凡投射出来的敌意，越发愤怒了。
瞪了伊凡一眼，要求他马上“闭嘴”。
伊凡的焦虑彻底爆发了，艰难忍受一晚的焦虑后，出于对于惩罚的恐惧。
第二天再次登门致歉。
此时伊凡内心依然幻想着高官对自己的惩罚，仿佛只要高官接受了他的道歉，他就彻底解脱了。
但是这种强烈的不安感，让他忽略了高官事务的繁忙和接待其他客人的烦躁等现实情况，反而觉得高官是冲着自己发火的、是坚决不原谅他的。
在一步步蹚回家时，伊凡已经完全沉浸于焦虑与恐惧的洪流中，猝死了。
可以说，他的“死”是防御机制缺乏弹性、对于焦虑和糟糕体验防卫失效，导致心理崩溃的结果（对于灾难性事件的防御失败会出现身体极度的不适、失眠盗汗、过度换气、心脏过速、血压升高等等躯体问题，但是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另文再叙）。
伊凡启用了大量病理性的防御机制（如投射、抵销与仪式、投射性认同、攻击性转向自身、外化、失区别、幻觉等），这些防御机制严重地制约了伊凡理性地判断自己行为的影响的能力，而且即使对方已经做出澄清，伊凡在高度担忧和恐惧下，也无法信任自己、信任对方。
防御的失败导致了其现实检验能力的受损。
但是焦虑依然存在，源源不断的糟糕感觉催动着他继续使用“已经证实”无效的防御方式，而无法做出调整。
伊凡的心理脆弱和缺乏弹性的防御水平，可谓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回到提问，我的理解中，一个人在现实条件允许下、有意识地调节心理感受的能力越强，即使在巨大的现实压力和危险下，也能防御住恶劣的情绪体验，并保持基本的理性，说明他的心理弹性就越好。
而越是受制于过去经验的影响，僵化地使用某些早年的防御机制、失去了现实检验和联结的人，越是心理弹性不足的人。
最后谈一下如何提升心理弹性的问题。
受制于专业能力和阅读方向，我偏重的是从自我功能中，防御机制的水平来看待心理弹性。
我相信，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谈社会角色、从荣格派的角度谈心理意象的激活等也同样可以解释的通。
而我选择这个视角，是因为更容易操作化地看待如何提升的问题。
简单说，一个人只要提升自己的防御水平、尽可能使用高级的防御机制，就越有可能提高心理的弹性。
原因在于，越是高级的防御，越是能巧妙地解决在满足内心需要和遵守现实要求之间的冲突，而且付出的代价往往又是最小的。
而要达到提升防御水平的目标、增加对自己在使用哪些防御的觉察，需要求助于职业的防御分析专家——精神分析师
参考书籍：1、《契诃夫小说选》汝龙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心灵的面具——101种防御机制》 毛文娟 王韶宇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什么是心理学
1.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 大范围,大面积.据说饿死3000万人,那时封锁消息,无从考究 2.1976 唐山大地震 死亡人数24万,建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 3.1991 华东水灾 4.1996.云南丽江大地震 死亡人数不算多,但我印象比较深刻. 5.1998 洪水灾害 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洪涝灾害严重,出动救灾人数最多的一次 6.2008 正月华南大雪灾 令归家过年的无数游子不能按时回家,滞留火车站或路上,纵多电力设施被毁. 7.2008 四川大地震 建国以来震级最高,烈度最大的地震 非典应该不算自然灾害吧!这里是没有提到的地震 以下是引用: 1976年 唐山大地震，中国谢绝国际社会的救灾援助 30多年前，中国人曾以“不靠外援，自力更生”而骄傲，拒绝了国际社会对唐山大地震灾区的援助。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这座上百万人的重工业城市，瞬间被强烈的地震夷为平地。
整个世界都感到来自中国的冲击波。
在表示震惊和遗憾的同时，世界各国纷纷主动表示了援助中国的意愿。
1976年7月28日，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盖茨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
7月29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称，联合国准备帮助唐山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宣布：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
7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外相的建议，表示将采取迅速向唐山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
外务省已动手准备发出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
时任日本外相的宫泽喜一还指示日本驻华大使，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将物品发送。
正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7月30日，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
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
前国防部长、时任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说，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前，每当国内出现灾难时，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也都征求中国的意见，问要不要援助，但是都被年轻的新中国婉拒了。
在当时那种政治思潮之下，许多中国人认为，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无异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乃至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向西方示弱。
相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款物数量是很大的，几乎都是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唐山大地震中，共有24万多人丧生，16万多人伤残。
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以上。
迟浩田说，如果当时接受外援，应该能够抢救回更多的生命。
2 1980～1981年 南涝北旱，中国首次谨慎向外表示愿接受援助 事隔短短4年，人们的思想就起了变化。
1980年，中国遭遇“南涝北旱”灾害。
这一年夏季，华北、东北大部和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严重的伏旱，全国受旱面积3.92亿亩，成灾面积1.87亿亩。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罕见的大旱。
与此同时，南方的长江流域多处洪水滔天。
仅湖北一省的洪灾就淹没农田4283万亩，粮食减产31亿公斤，棉花减产265万担。
数百万受灾群众焦急地等待着救援物资的到来。
情势逼人，1980年10月，民政部和外交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提出“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向我灾区提供人道性质的援助”。
国务院批准这一请示，并确定了如下方针：对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可适当地接受，可及时提供灾情报道，情况严重的亦可提出援助的要求。
同年11月，中国政府告知联合国，河北和湖北正分别遭遇严重的旱灾和水灾，数百万民众正处于饥荒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谨慎地向外传达了愿意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信息。
1981年3月，联合国救灾署考察团到湖北和河北进行调查。
考察团官员发现，实际灾情十分严重。
在联合国救灾署的呼吁下，2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向河北、湖北两省捐赠了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救灾物资。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显得较为被动。
虽然中国愿意告知外界自己的受灾情况，也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援助，但并没有主动要求国际救灾援助。
同样是在1981年，1月24日四川省道孚县甘孜藏族自治州发生6.9级地震，高寒地区的灾民急需援助。
据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回忆：“当时的国际红十字联合会主动电传中国，问是否需要援助。
我们只提出要十几顶帐篷。
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受自然灾害方面的国际援助，还是别人主动问起来，我们才接受。
” 不过，相比唐山大地震后坚决拒绝援助的态度而言，此时，中国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人们开始明白：自然灾害是一种自然现象。
中国不能只尽义务，也应该享有接受援助的权利。
3 1987年 大兴安岭林火，中国首次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 1987年，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火灾使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北麓漠河境内林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
大火到6月4日全部扑灭，历时整整一个月，着火面积101万公顷。
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死亡，200多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
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
中国政府不仅主动要求和接受援助，而且成立了统筹国外援助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收捐赠工作。
国际社会对大兴安岭火灾给予很大关注。
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来了慰问电，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
在大兴安岭火灾中，中国政府不仅改变了以往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而且拓宽了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渠道，从过去单一接受联合国救灾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到接受来自国家、国际组织乃至个人的救灾援助。
借此机会，外经贸部、民政部和外交部于1987年5月13日向国务院提交《关于调整国际救灾援助方针问题的请示》。
1987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该请示。
新方针主要有以下两个新特点： 第一，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
新政策明确规定，遇重大灾情时，可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的要求；遇局部灾情，如有关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主动询问，可表示接受救灾援助的意向；外国民间组织和国际友人、爱国华侨主动提供捐赠，一般可接受；婉拒教会组织的救济。
第二，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更加规范化，确定了不同的单位、部门在接受国际救灾援助中的不同职责。
为了进一步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1988年8月3日，民政部、外经贸部和外交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在接受国际救灾援助中分情况表明态度的请示》，建议面对不同程度的灾情时，对国际救灾援助采取不同的态度。
1988年9月8日，国务院批准这一请示，明确规定了中国政府会根据受灾程度采取以下3种对救灾外援的态度：第一，省范围内一次性灾害倒房5万间以上，或农作物失收面积500万亩以上，或发生6级以上地震，应及时通报灾情，有主动援助者可接受；第二，省范围内一次性灾害倒房10万间以上，或农作物失收面积1000万亩以上，或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及时通报灾情并表示准备接受外援的意愿，列出急需救灾物资的种类，但不提出呼吁；第三，省范围内一次性灾害倒房30万间以上、或农作物失收面积1500万亩以上、或发生7.5级以上强烈地震，及时通报灾情并公开呼吁请求国际援助，有机会的话还可向联合国有关组织申请专项援助。
这一规定出台不久，1988年l1月6日，云南澜沧县境内和耿马县与沧源县交界处分别发生7.6级和7.2级地震。
澜沧、耿马和沧源三县的十几个乡镇受灾最重，共死亡700多人，重伤3000多人，房屋倒塌41.2万间。
云南省人民政府迅速成立云南省抗震救灾接受国际援助小组，办理接受国际上援助地震灾区的有关事宜。
该小组先后收到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团体、个人向灾区捐助的1500万美元的外汇捐款及药品、食物、车辆、棉毯等物资。
4 1991年 华东水灾，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救助 1991年，中国又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
五六月份开始，中国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水灾，五个省、自治区发生严重旱灾。
灾害最重、损失最大的是遭到洪水侵袭的安徽和江苏两省。
据当时初步统计，安徽全省受灾人口达4800多万人，因灾死亡267人，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人民币。
江苏全省受灾人口达4200多万人，因灾死亡164人，各项直接经济损失90亿元人民币。
200万无家可归的灾民在淮河大堤上搭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临时住棚。
各国驻华使馆从中国的媒体上看到了水灾情况，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同年7月5日，民政部综合了外交部的意见，将“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名义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的报告送到国务院。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果断作出了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重大决策。
民政部随即会同有关部门，就救灾捐赠的争取、接收、管理、分配、使用和境外人员、飞机、轮船入境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
同年7月11日，“中国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的陈虹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灾。
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2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3倍。
1991年华东水灾之后，中国每逢巨灾大难，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便成了很正常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的另一场举世皆知的洪灾——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和松花江嫩江洪灾肆虐的时候，中国寻求国际救灾援助已经不是新闻了。
当然，积极主动争取和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并不等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
相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而言，国际救灾援助毕竟是有限的，如1991年华东水灾时，就有外国分析家指出，安徽重建家园至少需要9亿美元，而当时安徽接受的国际援助还不到5000万美元。
回顾30多年来中国与国际救灾援助的关系历程，人们发现，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实际上既有利于国内救灾和重建，也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既表明中国政府把“人”放在第一位，十分重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借助一切力量减轻灾害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表明了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