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游词怎么写
悬空寺山西大同恒山上有被客称为“天下巨观”的悬空寺，为恒山景之冠。
始建于北魏后约公元六世纪），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为中国最著名的悬空专。
古代诗人形象地赞叹道：“飞阁丹崖上·白云几度封”，“蜃楼疑海上，鸟道没云中”。
全寺共有坐西朝东的楼阁40间，在陡崖上凿洞穴插悬梁为基，楼阁之间有栈道相通。
登楼俯视，如临深渊；谷底仰望，悬崖若虹、千百年来，此寺临风沐雨，历经数次大地震，却安然如初，是建筑史上的奇迹。
寺庙的建筑由寺院、南一楼、北楼三部分组成，南北二楼，上下对峙，既是碑亭，又是门楼，殿阁均为三层檐歇山顶式结构。
殿阁的建造以山作基，上大下小，下砌砖壁，上建楼阁，凿石卡栋，就崖起屋，所有建筑的力点都在这些岩石的缝隙之中。
在南北二楼的中央隔有断崖，飞架栈道相通，栈道之上又起双层檐楼，虽处绝地千尺峭壁但仍设有三面环廊围抱，使建筑更见壮观俊俏。
它不仅以殿阁惊险驰名，而巨佛堂道殿双全，既有佛教的三佛殿、释迦殿、地藏殿、观音殿、伽蓝殿，又有道教的太乙殿、三官殿、纯阳宫和佛道共容的关帝殿，甚至于塑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像于一殿。
众所周知，在我国历史上，佛道两教在发展过程中曾有矛盾和斗争，发生过“三武一宗”大规模“灭佛”的事件，其中的“一武”就是在大同称帝的北魏第三代皇帝大武帝。
但因为两教都是多神教，如佛教中有佛、菩萨、罗汉、天王、明王等千佛万佛；道教中有天尊、大帝、天神、地祗、真人，山川雷火，明月星辰，无物不神、无处不神，皆非不能容忍异教介入的一神独尊，所以在历史长河中两教友好相处、僧道彼此往来是主流。
故五台山的普化寺内建有道教玉皇阁；古道教圣地临汾姑射山洞中建有佛教观音阁；昆明西山龙门道教三清阁的慈云洞内塑有观音像；甘肃敦煌石窟中有太清观；大同观音堂内有三真殿塑儒、释、道三位真人像。
可见佛道殿神相聚一庙、塑像壁画共祀一处者并不罕见。
而且佛教还把皇帝和外国人引入罗汉的行列，如北京香山碧云寺、成都宝光寺、广州华林寺都把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像塑为五百罗汉之一；康熙皇帝被塑为成都宝光寺五百罗汉中的第295尊夜多尊者；昆明练竹寺罗汉堂中有基督教的耶稣罗汉像；广州华林寺罗汉堂中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罗汉像。
我国除恒山悬空寺外，还有两座悬空寺，一座位于河北井陉县东北苍岩山，即河北苍岩山悬空寺；另一座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郊15公里处的西山罗汉崖，即云南西山悬空寺。
恒山悬空寺为首。
悬空寺游记(2006-01-24 04:25:17)对于北岳恒山第一奇观———浑源悬空寺，以前仅仅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几眼，浮光掠影般，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今有幸到悬空寺一游，置身其中，不由得便被那里的一切叹服了。
出浑源县城南五公里，至恒山金龙峡，远远望去，峡谷西侧翠屏峰的半崖峭壁间，一组古建筑凌空而挂，玲珑剔透。
它仿佛是从天宫飘落下的一处琼楼仙阁，被紧紧地抱在了恒山的怀抱之中，这便是闻名遐迩的悬空寺了。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它背靠翠屏峰，面对恒山主峰天峰岭，下临深谷约50米，坐西向东，取朝拜、供奉恒山主庙恒宗殿之势。
全寺由寺院和南北二楼三部分组成，是恒山庙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全球最早、规模最大的悬空式建筑和国内现存惟一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
看着不大的一座寺庙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令海内外的游人和专家称奇呢
在导游的领引下，我带着疑问，踏进了悬空寺景区，努力寻找着答案。
中华大地上的寺庙殿宇可谓星罗棋布，但大部分建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地方，像悬空寺这般别具匠心的在陡直的峭壁上落座的实在罕见。
最初的设计者如一个作家一般，对太多的俗世文章大概已经厌恶了，遂产生写一篇惊世之作的想法。
经过一番构思后，一出手便是大手笔。
你瞧，悬空寺所在的翠屏峰的峭壁中间略呈弧形，悬空寺不偏不倚就坐在弧形的底上，上面悬崖的突出部分像遮阳帽，或像屋檐，把整个寺院呵护着，任他风雨飘摇，烈日炎炎，峡谷雨季洪水泛滥，他自岿然不动。
如果碰上有雾的天气，云雾缭绕，时隐时现，似真似幻，晃如闯入人间仙境，让人迷醉，留连忘返。
难怪明代王湛初会留诗赞曰：“谁凿高山石，凌虚构梵宫。
蜃楼疑海上，鸟道没云中。
”浑源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
这是对悬空寺外形的写照。
从正面来看，悬空寺整个建筑用十几根小腿肚子般粗的松木柱支撑着，给人以岌岌可危之感，仿佛撤掉了木柱，悬空寺就会掉下来。
其实不然，除了部分建筑以山石为基础外，悬空寺大部分重量被暗插在峭壁上的飞梁分散传递给了岩石和山体。
在峭壁上建寺，首先要解决的是支撑问题。
我们的前人是聪明智慧的，他们先在峭壁上凿洞，然后插入桐油泡过的木梁，再在上面具体建造。
据专家考证，为了保证稳固性，在插入木梁前，在进洞的一端先把一个楔子打入少许，等木楔接触洞底后，随着用力，木楔会慢慢把木梁撑开，而且打得越深，插得越紧，与今天的膨胀螺丝原理一般。
支撑的十几根木柱常态下只起了装饰作用，无人的时候并不受力，上面负载超过一定限度时，才发挥作用。
哇，这下明白了。
怪不得悬空寺又名玄空寺，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灵活变化，融兵家的道理于建筑之中，单凭这一点它便令人刮目相看了。
悬空寺面积虽然不大，却建有禅房、佛堂、三佛殿、太乙殿、关帝庙、钟楼、鼓楼、纯阳宫、三官殿、观音殿、雷音殿、三圣殿等大小殿阁40余间，拥有全国最小的大雄宝殿。
寺内供奉各种铜铸、铁铸、木雕、泥塑等佛像、神像80余尊，他们表现形式各异，造型生动鲜活、异彩纷呈，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全寺最有特色的就是最高层的三教殿。
三教是指佛、道、儒三教。
让三教的开山鼻祖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同居一室，充分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形成了一处信仰自由、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人间天堂。
假如美国总统布什能站在这三教殿里，他也一定会为自己的好战而羞愧不已的。
悬空寺有一处石窟内壁上镌刻“公输天巧”四个大字，作何解释呢
鲁班姓公输，名班，因是鲁国人，人们常称他鲁班。
“公输天巧”以我的理解是夸赞鲁班心灵手巧，技艺高超，雕刻出的东西胜过天然之物。
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呢。
相传当年鲁班和小妹鲁姜到恒山游览，当游至悬空寺所在的地方时，觉得这里紫气环绕，景色宜人，便决定在翠屏峰半山腰修建一座佛寺，在金龙峡的浑河上建一座桥。
因为人手不够，鲁班想请其他高手建桥，自己亲手建寺。
争强好胜的鲁姜知道后，说自己便可修建，不劳他人。
于是二人打赌，约定一昼夜完工，并以鸡叫为限。
兄妹二人你追我赶，谁也不示弱。
不多时，哥哥就完成了寺庙的主体工程。
谁知妹妹的速度略胜一筹，刚过子时，桥就完工了。
她站在桥头，看哥哥还在忙乎，就耍了个鬼心眼，捏住鼻子学了三声鸡叫。
鲁班听到鸡叫，乱了方寸，三下五除二，凑齐了寺内的神像，使一座本该属于佛家的寺院，变成了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地方。
虽然只是一个传说，却使本来已经超凡脱俗的悬空寺更加神奇美妙了。
从悬空寺出来，对它“寺山合一”的景致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正想不出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忽然看见寺的下方有一块大石头，上书“壮观”二字，正好配了这巧夺天工之作。
问导游，才知是唐代诗仙李白游历后留下的。
来悬空寺前，听人说那里的凉粉很好吃，我似信非信。
游了一圈，出口的地方正好有凉粉店，要了碗吃下，果真滑嫩爽口，满腹留香，与那里的景色不差上下，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悬空寺险、悬、奇、巧，把力学、美学、建筑学、阴阳学、宗教等融为一体，设计者用心良苦，建造者精益求精，游历者叹为观止，不愧为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所云的“天下巨观”。
观景悟理，愿我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从中得到顿悟和启迪，并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秦兵马俑导游词30字
各位游客，我们看见的是陕西的兵马俑，兵马俑是当代最重要古发一，兵马俑坑在秦始皇陵东侧约1公里半，先后发一、二、三号三个坑。
一号坑是当地农民打井时发现的，后经钻探先后发现二、三号坑。
一号坑最大，东西长230米，宽612米总面积达14260平方米。
在这个坑内埋有约6000个真人大小的陶俑，目前已清理出的有1000多个。
咱们走进博物馆的大厅，只见在地下5米深的地方，整齐地排列着上千个像真人大小的武士全身呈古铜色，高1.8至1.97米，一个个威武雄壮，真是气象森严，令人望而生畏。
还有如真马大小的陶马 32匹。
陶马4匹一组，拖着木质战车。
美丽的大象山作文200字
美丽的大象山位于甘谷县境内，距县城5华里处。
那里有一座正看如旗，横看似龙的山峰拔地而起。
山上松柏丛生，丁香溢彩，亭台楼阁依山而建，雕栋画廊绿树掩映。
悬崖间的峭壁上有大洞窟一个，洞内坐石胎泥塑大佛一尊。
为释迦牟尼塑像，建造与北魏。
高233米，腰宽10.4米，和颜善目，仪容庄重，体魄雄伟，斜披袈裟。
宁静地迎接来来往往的游客。
山中还有许多庙宇：土地庙、药王庙、百子洞、天应殿……里面的佛像栩栩如生，有的看上去非常可怕，呲牙咧嘴；有的看上去和你很友好，笑容可掬；还有的那憨态的样子真叫人可笑
大象山是个佛教圣地，还是研究佛学的地方，更是一个旅游胜地，难道你不想来看看吗
想去北京玩四五天，请各位帮帮忙，谢谢啦~
住的话，天安门附近有很多小旅馆，很实惠，也很干净，大概一百块钱一晚，交通也很方便，很好找天安门和景山公园，北海公园靠的很近，可以一起，一天就够了，顺便可以定下住的地方王府井没啥好玩的，而且东西很贵现在去长城好象有地铁了，很快，如果动作快的话，半天就可以了，其实长城爬的不长，而且一定不能在雨天，很危险颐和园，清华园和圆明园都在一条线上，一天就够了，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乘车路线具体不记得了，不过有张地图，万事OK，还可以留作纪念ps：北京很多地方不提供一次性筷子，出门请早，公交堵得厉害，能乘地铁最好如果有同学在北京的话，可以借公交卡一用，方便又便宜
鲁班介绍
鲁班，姓公输，名般。
因是鲁国人，“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
鲁班，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以后,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
《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以及凿子、铲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
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我国土木工匠的始祖。
另据《世本》上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
传说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在此之前，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舂捣，而磨的发明把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做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
鲁班发明磨的真实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已经有了杵臼，因此到鲁班的时代发明磨，是有可能的。
在兵器方面，据《墨子·公输篇》记述，鲁班曾经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云梯”和水战用的“钩强”（又名“钩拒”），在战争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
在建筑和雕刻方面，鲁班的贡献也很多。
《述异记》上说，鲁班刻制过立体的石质九州地图。
鲁班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最优秀的土木建筑工匠。
二千四百多年来，一直被土木工匠尊奉为“祖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
鲁班山东人，现在被人们尊称为建筑业的鼻祖， 这远远不够，鲁班不光在建筑业，而在航天业，他发明的飞鸢是人类征服太空的第一人；在军事科学，鲁班发明的云梯（重武器）、钩钜（人们现在还在使用）及其它攻城的武器，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科学家；在机械方面，鲁班很早就被称为机械圣人；此外，还有很多民用、工艺等方面的成就。
鲁班对人类的贡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科技发明之父。
关于鲁班的故事有: 关于鲁班的发明创造，民间有多种传说，但我们现在从仅存的史料中已经难辨真伪了，但鲁班是我国建筑师的鼻祖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1）云梯：是古代攻城用的器械。
《墨子·公输》记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
《战国策·公输盘为楚设机章》写到墨子往见公输般时说：闻公为云梯。
二者皆证明鲁班造云梯的事迹。
（2）钩强：钩强也叫钩拒、钩巨。
是古代水战用的争战工具。
据《墨子·鲁问》记载：从前楚越水战，因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
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致使楚败于越。
楚为改变这种战局，在鲁班初到楚国后，就首先让分制造了这种兵器，对败退的敌船能钩住，对进攻的敌船能抗拒。
（3）木鹊：一种以竹木为材的飞翔器械。
据《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
（4）木工工具：春秋战国时期，建筑木工的生产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鲁班和当时的工匠建造房屋、桥梁，都离不开木工工具。
《孟子·离娄》说：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足见当时已有规与矩。
现在沿用的曲尺，可能就是鲁班在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木工称它为鲁班尺。
弹墨线用的小钩又被称为“班母”，刨木料时顶住木头的卡口又叫做“班妻”， 鲁班做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把锯——一把带有许多小齿的铁条 鲁班在兵器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
据《墨子．公输篇》记述，鲁班曾经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去梯”和水战用的“钩强”（又名“钩拒”），在战争中都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鲁班造锔: 一天，鲁班到一座高山上去寻找木料，突然脚下一滑，他急忙伸手抓住路旁的一丛茅草。
手被茅草滑破了，渗出血来。
“怎么这不起眼的茅草这么锋利呢
”他忘记了伤口的疼痛，扯起一把茅草细细端详，发现小草叶子边缘长着许多锋利的小齿。
他用这些密密的小齿在手背上轻轻一划，居然割开了一道口子。
他想：要是我也用带有许多小锯齿的工具来锯树木，不就可以很快地把木头锯开了吗
那肯定比用斧头砍要省力多了。
于是，鲁班请铁匠师傅打制了几十根边缘上带有锋利的小锯齿的铁片，拿到山上去做实验。
果然，很快就把树木锯断了。
鲁班给这种新发明的工具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锯”。
鲁 班 在中国的宗教中，神的主要圣责之一是保佑其信徒。
对于许多行业和职业来说，这种保佑可以是为了生意上的兴隆，但对另外一些行业，如建筑业，这种保佑则变成更为现实的形式。
鲁班是住宅建筑的保护神，这归于他发明了大量的工具，如锯、刨和墨斗，这些都是建筑行业中基本的工具。
因而，鲁班是中国建筑者和施工者的圣人，他的庆祝日是6月13日。
在古代和现代文献中对鲁班有各种称呼，如建筑师、工程师、工匠工艺设计师以及发明家。
据说，他最著名的是一位高超的建筑家。
鲁班生在鲁国（现今的山东省），他真正的名字是公输般，--现今不再使用的别号。
他生活在战国（春秋）时期，许多书中注明他出生于公元前507年，不过还有更早的说法是公元前606年。
据说他在公元前490年和420年间获得最大的影响。
民间有许多鲁班事迹和发明的故事，其中一些是属于真实的，而另一些显然属于神话。
在建筑行业中，鲁班的许多故事都是由师傅传给徒弟的方式传下来的，许多建筑业本身的技艺也是这样传承的。
鲁班传记 鲁班的发明 鲁班庙 神话传说（原载香港建造商会编《香港建设》第四章1990年出版） 鲁 班 传 记 做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鲁班时代的记载是不完全的，但他是最初人类推崇到神的位置的人之一，所以这些故事带有传说和真实合二为一的特点。
鲁班是一位技艺工匠和建筑家（下文我们将介绍他的发明），但他经常被认作是一位机械师。
尽管这样 ，他受到的教育即使有也是非常少的，他在工作中是通过粗略的估计、直觉、灵机或单纯的一般感觉来进行的。
因此，他的技能是以其工作经验和感觉为基础，而不是任何伟大的理论研究或思想。
当然，这种良好的装配技能如木工技术，至今仍适合传授给徒工。
这些技巧可以学但不能用文字传递：手艺人能够展示所做的现象，但不能用逻辑术语表达他对所使用材料的感知，以及基于他多年经验之上对正确事物的直觉。
在我们当今这个大生产和周密计划体系的时代，这样的技术几乎是一种损失的工艺。
在谚语中也流传圣人的名字，如班门弄斧，比喻在行家面前显示有限有技能。
在英语中相对应有的教训长辈。
鲁班的重要遗产之一是《鲁班经》或《鲁班指南》，在《中国科学和文化》第二部分第六卷中，Joseph Needham对此有叙述．这是一本为工匠和建筑者提供综合技术、风水、探测实用建议的技能指南。
Needham形容此书如下：这本书公开了一系列实例来展示本结构的施工，木工中的锯工，各种房屋、桥梁和亭,局部的建筑或竣工。
这里可以用众所周知的敦煌壁画中一个处于施工的亭作一比较。
在这幅图画中有一座曾欲使其成为一个天文台的塔式建筑。
接下来跟在公输般传说的传记之后是大量涉及林木砍伐，支柱的架设，特有的单柱和双柱构架，粮仓的建造，以及钟塔式建筑、避署房屋、家具、手推车、方平板链泵、活塞风箱、算盘和其他东西的制造。
精密的规格和尺寸都是用经验知识所点缀，这里的经验知识是关于吉日和不吉日，摩力咒符的图型和与之相应的祭品方面的知识。
由于这本书魔术的成分超过技术本身很多，这样，最后使我们感觉到一个特征建筑物，是用驱除或带来运气的妖术和固定的保佑符咒来叙述的。
鲁班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转变时期和出现一场技术革命的时期，当时机械工和工匠只凭眼前的感觉进行制造。
技工们往往遭到那些受到教育的官们的嘲笑，却不能用言词回答诽谤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仅能用双手来制作。
学者们对机械发明有许多置疑，鲁班和他的同行们则用手工制品带来的工匠地位的变化。
鲁班的发明“刨” 在鲁班以前，木匠仅用斧子和刀来弄平其建造用的木料，结果既使干得很好，也难也令人满意。
后来鲁班通过长时期的实践发现，他使用的刀片越薄，所制造出来的表面越平，干起来也越容易。
这样，这种刨逐渐地从鲁班的实践中加以演变，最初用较薄的斧刀片，后来用一个刀片固定到一块木头上再横穿以手柄，最后刀片固定到木槽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刨。
鲁班的妻子也是一位发明家，前启发了她的丈夫。
当鲁班刨平木料时，她不得不站在木料的一端握住粗糙的厚板。
由于她还要尽其它的义务，做这样的事是很不理想的，所以她为刨木工作台发明了一个木槽以抵住鲁班刨木撞击的压力，使刨木成为可由一个人来干的工作。
由她发明的木槽被称为班妻。
墨 斗 鲁班发明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是工匠用的墨斗（用于设定建筑工程），这项发明可能是受其母亲的启发。
当时其母正在剪裁和缝制衣服，鲁班注视着这一切，见她是用一个小粉末袋和一根线先打印出所要的裁制的形状。
鲁班把这种做法转到一个墨斗中，通过一根线（用墨斗浸湿的线）捏住其两端放到即将制作的材料之上印出所需的线条。
最初需由鲁班和他母亲握住线的两端。
后来他的母亲建议他做一个小钩系在此线的一端，这样就把她从这种杂活中解脱出来，使之可由一个人来进行。
为了纪念鲁班的母亲，工匠们至今仍称这种墨斗为班母。
尺 子 鲁班的另一发明标志是能正确画出直角的三角板，也被称为班尺，它能告知工匠哪些尺寸是不规则的，以及根据占卜的规则（风水）哪些是不吉的。
这些尺子在今天的香港仍能买到。
锯对于锯的发明鲁班是非常重视的。
或是受一片齿形边的草叶割 破了手指的启发,或是看到一只蟋蟀用其锋利的牙齿切割并吃掉食物而离去。
不管怎样，多数描述如下。
鲁班和工匠们遇到一个任务，要求他们砍伐大量的木材。
一连砍伐几天，他们都已筋疲力尽，所用的斧头也钝了。
这时，鲁班忽被一片草叶割破了手指，他当即想：照这样子做成个工具砍伐木材定是个好办法。
他选了一片竹子，用斧子在其边缘砍了一行牙齿。
这个新锯很容易锯断树皮，当他来回横锯此树时，软的竹齿很快就磨光了。
然而这却证明了锯可断木的原理。
于是鲁班放下手中活去铁匠那里，让他准备一块象斧头一样硬和锋利的铁板，然后弄成齿形。
鲁班有了这个人工制做的第一个锯片，将其用在一个木屋架上，便可准确而不费力地切割木材。
栓 鲁班的另一发明标志是栓。
在古代，人们所使用的栓被制成鱼的形状挂在门上。
Needham指出，鲁班用形状象捣棒钥匙取代了这些栓，这决定于准确的配合部分的功能。
鲁班的技艺就能制造这样一个装置，而且据说，他还发明了锁的制栓至今仍被用在许多锁中。
鲁班的另一些发明的标志是钻头、楔、辘轳、铲和碾米用的石磨。
石磨的发明，当时是鲁班看到一位老妇人在使用捣捶和臼时费了很大力气。
他反复考虑后，做了两块厚石头片切成圆柱，然后在其表面做上孔洞空心，一个放在另一个上面，将麦子和米置于其间，当上面的圆柱转动时，粉末（或面粉）便出来了。
伞 这项发明最终一句话归于鲁班的妻子。
在古时候，雨天和炙热的夏天困扰着人们，人们不得不躲避到小亭子的下面而不能外出。
有这样一个传说，鲁班围绕着他的四邻建造了许多小亭子供大家使用，但仍然不能让人们在狂风暴雨的季节自由地外出活动。
鲁班的妻子这时照着他丈夫所建亭子的样式，制成了一个重量轻的竹亭子且带油纸--这当然就是雨伞。
他的妻子对鲁班说：“你建造的房子不能搬起移动。
我的伞，能带它到处走动并可以在各种季节里提供防护。
” 鲁 班 庙 为纪念这位建筑圣人而建。
香港的鲁班庙坐落于香港岛Kennedy Town之上的青莲台，是宝龙台延伸取道的阶梯。
每年举行一次鲁班节，这时建筑者和施工者皆来供奉祭品。
此庙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
在有十位工匠要求庆祝鲁班诞辰的鼓动下，人们提出要在十九世纪末在香港为其建庙的计划。
他们设想，如果征集到整个建筑工人25％的人捐款使建筑业的每个人能记住并纪念圣人的生日，将是一个好主意。
一位李先生被他们的热心所感动，在西区捐出一块地，此后又经过一段时间，收集了足够的资金，终于在光绪十年将庙建成。
此庙和所形成的联合会即称为广悦堂接着，出现了一点麻烦。
李先生的儿子本要将此地卖给 HopHing 公司，因为他父亲已将鲁班庙的地段捐赠而没能实现。
幸巧，HopHing公司很同情鲁班的追随者，最后又为“广悦堂”捐出了一附加地段，并请来一位建筑师为此段画出新的规划图。
此庙重建了一段时间，现今的这个庙是Chin Chin公司于1927年建造的。
与这庙邻接的会议厅是由委员会成员捐款于1950建造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香港建筑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并没有忘记古老的传统和历史。
每年在炙热潮湿的季节，都庆祝鲁班节，所有的建筑工地都停工，以便工人们可以参加庆祝活动。
神 话 传 说 民间流传有许多鲁班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普通的凡人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但读起来又是很有趣的。
历经久远的演变过程，其中少量的故事可能是真的，而其余那些显然都是虚构的。
许多故事是由建造工地的工匠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
这是一个从可能的和可信的到难以置信的幻觉世界。
著名的思想家墨翟经常出现在鲁班的故事中。
一天，一位工匠发明了一只木鸟（风筝），木鸟高高地升入天空并高高地留在天空三天。
墨翟说，“你造这只木鸟的功绩是不能与一位工匠制做一个车轴销子相比较的。
在很短的时间里，工匠砍出一片木头，虽然仅三英尺，但能载动至少50担（大约3吨）的重负。
的确，任何对人们有益的成就才可说成是灵巧的，而任何无益的则是笨拙的”。
据说，这种论点使鲁班献身于他的生活，服务于人们，制造有用的东西。
这段历史还有第二种描述，这也许是学者们对工匠能力的妒忌：墨翟根据这种模型，花了三年的时间制成一个风筝，却在其放飞的第一天折毁。
当他的诌媚追随者奉承他时，他说：“这和做木制牛轭栓一样不明智。
” 鲁班的另外一个故事也与思想家墨翟有关。
楚惠王是个最有权的人，他准备与邻国宋国作战。
他委托鲁班设计火炮“登城云梯”，用以攀登宋国首府的防御区。
这时墨翟前来用聪明的言词和诚心，试图劝阻惠王放弃其意图。
惠王犹豫不决。
为了说服他的论点，墨翟不得不作一次模拟的交战，反击鲁班和他的器械，最后，以他第九次反击抵制了鲁班。
于是惠王终于同意放弃他的追求。
有一位本领不高的建造者在设计一座喇嘛庙的屋顶时结构不成比例。
工程进展中这个差错便暴露出来。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工程差错，急得他只想自杀。
他下决心这样做以后，便到工地食堂去进最后一餐，去后他发现做饭的厨师换了人，菜也做得不可口。
当他抱怨这位厨师时，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加重盐”。
这句话在他脑子里反复出现多次以后，这位建造者发出了一句音同而字不同的声音：“加重檐”。
于是他的建造上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同时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有一位元朝皇帝想建一处新奇的避署房屋。
他找了一位建造者并命他一定要设计出自己满意的样式，否则将被处死。
这位建造者凭空想出了许多方案，却没有一个能符合要求。
绝望之中他来到一个茶馆里。
发现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老翁。
这位老人拿了一只极稀有的空鸟笼。
这位建造者立即觉得，这只鸟笼正好提供了他要他寻找的设计基础。
他提出要买这只鸟笼，但出任何高价这位老翁都不卖，后来老翁就离开了茶馆。
失望地返回家里，却惊喜地发现那只鸟笼已被老翁留在他的家中并提供了鸟笼的装配图。
这位老翁就是他在茶馆见到的那位。
第二天这座新奇的避暑房屋即开始动了工。
这位老翁就是鲁班。
在很多这样的故事中，鲁班都被描写成一位慈善的强者，能够帮助那些危难中的人们。
上梁的时候，人们按惯例是用带有福字的红布装饰横穿房了的主梁。
这是由于一位砖工人和工匠在建造一所新房子时，错量了主梁的尺寸，并发现他们所建造的梁比所要求的尺寸短了一英尺。
正当他们 发愁这个难题时，一位老工匠凑过来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
他说：“把梁砍成两半，我来为你们安装”。
他们照着他的说法做了，于是老人登上梯子安装了此梁的每半个，在中间留出一个空当，并用一块印有福字的红绸填放其中。
没有人能看出这根梁是分开的。
工匠和砌砖的工人们看到这个新装法都很高兴，当他们转身向这个老人道谢时，鲁班已经不见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做细木工所制的物品时要格外的精心，否则时间和木料都会被浪费掉。
在建造东宫的时候，有一位老工匠想求一份活干，可工头说他年龄太大了，无法爬到所要工作的高处。
这位老者说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这时，另一位工人劝说工头留下这位老者和他们一起干活。
老人留在那里，二周之内他做的所有事情只是制作出了许多不规则和不整齐的楔子。
这些楔子显然是根本没有用的，有些人甚至拿着它当了柴禾。
到了装配所有梁和柱的时候，工人们根本没有遇到连接上的困难。
后来一位工人拿起鲁班的楔子，发现每个连接物的空间都接得很好，一个接一个，鲁班所有的楔子都用在宫殿的建造中了。
这位老人从此很受人尊敬。
鲁班的神灵一直永存在工作之中，并活在从事建筑工业的人们心中，建筑业将继续庆祝他的生日，整个社会都感激鲁班。
他为人类创立了许多建筑技巧方面的技术。
丰都鬼文化的内容
人类的发展史上，凡人的地方，都有关于鬼说。
凭借历史上的传说，以鬼为媒做鬼的文章，充分开发利用鬼文化，发展旅游业，并以此为契机，带动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恐怕只有鬼城丰都了。
丰都位于重庆下游172公里的长江之滨，面积2901平方公里，人口78万，是重庆辖属的一个县。
相传汉代王方平、阴长生在丰都名山修道成仙，后人讹传此地为“阴王”，即阴间之王所居的地方，以讹传讹，丰都名山便成为传说中人死后的归宿之地，“鬼城”由此得名。
唐代诗人李白在丰都留下“下笑世上士，沉魂北丰都”的诗句，使丰都鬼城之名远扬。
《西游记》、《聊斋志异》、《说岳全传》、《神仙传》、《喻世明言》等众多古典名著，尽情渲染，使丰都越发神秘、怪诞。
“鬼国幽都”、“阴曹地府”盛名相沿，名播宇内。
丰都虽处长江之滨，有着宝贵的文化遗产，但由于物产不丰，交通不便，“小农型”的农业经济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被列入“贫困县”的行列。
1986年，行政部门提出举办“丰都鬼城庙会”的设想，打“鬼”的主意，恢复和发展阴曹地府一整套景点和与之相陪衬的人间天堂，围绕这些景点的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事业，把具有鬼文化特色的工艺、食品、雕塑、建筑、针织、陶瓷、服装、印染，及戏曲、音乐、电视、电影等提到议事日程，借民俗文化为媒招揽天下客人来丰都旅游，达到繁荣文化，振兴经济的目的。
1988年3月18日，第一届丰都鬼城庙会在丰都隆重开幕，“鬼城庙会”像一颗氢弹爆炸，在四川、全国形成众说纷纭的冲击波。
丰都人坚持以“鬼”兴县，发扬鬼文化的精华，剔除鬼文化的糟粕，使丰都鬼城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
繁荣的旅游业成为城镇建设一股强大的动力，同时也促进了经贸交往和交通事业的发展。
近十年来，鬼城丰都已接待海内外游客1000多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100多万人次，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亿元，已成为全国旅游百强县，县域经济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李学亮摄影报道 丰都，中国唯一一个称自己为“鬼城”的地方。
在一个将死亡视为莫大禁忌的国度，这是一个奇迹。
曾经在逐利冲动驱使下，丰都“鬼城”以鬼文化为噱头，凸显阴森、残忍、血腥的“阴曹地府”，最终因封建迷信陷入泥沼而饱受非议。
而今，这个全国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面临生存危机。
危局之中，丰都寄望于靠建仿古镇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崛起。
然而，当“鬼城”不再谈鬼，剥离了鬼文化之后就显得难副其实。
一段延续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将面对生死抉择。
走向没落的千年“鬼城” 刚刚落幕的第一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上传来消息：总投资5亿元的丰都名山古镇即将在“鬼城”开建。
好消息并未让丰都名山旅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蒋晓川有太多的兴奋。
站在鬼城名山景区办公室门口，蒋没有丁点好心情 放眼望去，门可罗雀的景区大门口，检票员在一边扎堆聊天，空余巨大的门柱突兀地立于偌大的入口处。
双手反背，来回踱步数圈。
蒋强迫自己坐回椅子，双手用力抹把脸，从抽屉拽出近年游客人数统计表。
看不下三行，“啪”一声又被他重重合上。
2007年：游客人数52万；2008年：游客人数38万；2009年：游客人数43万。
这样的游客人数曲线图，让他没法不上火。
1982年，在“旅游”尚未走入寻常百姓家时，“鬼城”景区就被国务院审定为首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
当年同列此榜的，几乎全是千年历史的文物级景区。
2001年，当旅游热开始兴起之时，“鬼城”已成全国首批4A级旅游景区。
重庆市同获此殊荣的景区，仅有3处。
2007年，旅游景区遍地开花之际，“鬼城”已是全国首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旅游示范区。
这一次，全国仅有15个景区金榜题名。
入选地均是泰山、庐山等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圣地。
逝去的时光并不遥远，当年曾领跑一时的丰都鬼城景区，如今不仅追不上国内同伴的步伐，甚至跟不上重庆市内的后起之秀。
曾经的辉煌反衬着如今的寥落。
蒋晓川不时回忆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鬼城”庙会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而如今，他只能凭吊门前朱颜如洗的雕栏玉砌。
“鬼城”文脉： 从宗教圣地到华夏文明 对丰都而言，在中国的宗教史、文化史、民俗史和考古史上，此地都隐藏着令人震撼的历史绝响。
丰都历来有“阴曹地府”、“鬼国京都”之名，民间传言汉朝方士阴长生、王方平在此修炼成仙，后人附会“阴、王”成“阴王”，丰都也就讹传成“阴都”。
这段看似荒诞的起名之源，却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遥相呼应。
东汉刘向所著《列仙传》、东晋葛洪《神仙传》均载：汉代王方平、阴长生均于丰都平都山白日飞仙。
令考据学家倍感兴趣的是，传说中的这二位得道高人，并非虚构人物，而且他们在中国历史上还颇有来头。
他们中一个是汉和帝刘肇的皇后阴氏之曾祖，一个是汉桓帝的朝中散大夫。
甚至，“沧海桑田”的成语典故也出自于此。
此后，道家于此山设天师，并将其列为“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
公元198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之孙张鲁，在丰都设立道教“平都治”，始为道教的传教中心。
丰都作为宗教圣地被推上历史舞台。
鬼城之名以及充满神秘色彩的平都山，吸引着四方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苏轼、杜光庭、李商隐、陆游、蒲松龄 一个个中国文化史上声名远播的重量级人物来此登山览胜，赋辞题诵，在此留下了绵延不绝的文脉。
久受辞赋浸润的平都山，终因苏轼“平都天下古名山”的诗句，改为“名山”沿用至今。
自此，丰都脱胎换骨，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自周朝即建“巴子别都”的丰都城，极盛时期大型道观寺庙达75座，集道、佛、儒各种文化的塑像、殿宇、亭阁和牌坊数以千计。
这引来了四方信众，以及追随而至的贩夫走卒。
1993年从丰都老城148座古墓出土的十万件文物中，数十种陶俑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生活、文化场景，有力佐证了丰都多元的民俗文化。
“巴渝神鸟”，这个曾轰动中国考古界，后来被定为重庆市象征物的神秘文物，正出土自丰都袁家岩。
激动人心的发现随着考古学家手上洛阳铲的挥动，仍在继续。
1995年前后，丰都高家镇、烟墩堡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一举将丰都乃至三峡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了十几万年前。
当时的中科院考古队队长卫奇教授在紧急抢救报告中写道“该遗址 是认识三峡地区文物的窗口，是研究我国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古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
” 最终，烟炖堡遗址被评为“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考古界的共识是：这是“在长江流域打开另一部可与黄河流域相媲美的 中国二十四史 。
” 丰都，承载着一段伟大的华夏文明。
逐利冲动下异化的鬼文化 激动人心的历史并不能抵御现代社会的逐利冲动，被“鬼城”之名浸淫千年之久的丰都尤其如此。
1988年4月18日，首届“鬼城”庙会举行，鬼文化一词首次粉墨登场。
事实上，此类庙会明朝就有。
不过当时只是信众自发进香的活动，要求安静而低调，甚至路遇熟人都不准交头接耳。
而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冲动赋予了首届“鬼城”庙会更为现实的意义，“以香火为本，以庙会为媒”为主导思想，经贸洽谈、物资交流成为庙会核心。
不过一位当年的参与者回忆，那不过是“一场闹剧”。
整个场面感觉就像“一次史无前例的牛鬼蛇神大汇演。
” 从1988年到2000年，这样的庙会丰都一年不落地举行了12届。
伴随其间的，除了喧嚣，就是不断的质疑。
与此同时，一场重建“鬼国神宫”、“阴司街”的新“造鬼运动”蓬勃兴起。
在开放包容的时代背景下，大家不再谈鬼色变。
文革时期，“鬼城”中颇具审美艺术和文史价值的庙宇殿堂和神像雕塑毁坏殆尽。
而渴望将鬼神变财神的新“造鬼运动”，把十八层地狱中挖心、剖腹，下油锅等血腥场景一一展现，将悲惨、阴森、残忍、血腥发挥到了极致。
这样的演绎，很快招致当时舆论的强力抨击，以至于当时的丰都县委书记都不得不出面申辩：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鬼文化。
2001年，迫于压力，“鬼城”庙会更名为“中国神曲之乡民俗文化节暨鬼城庙会”，两年一届，10月举行。
此举意在借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比附丰都，用民俗文化替代鬼文化，同时弱化“鬼城”庙会。
但与这“中西合璧”的盛会筹备同步的，是丰都不可抑制的“大干快上”冲动。
2001年6月21日，丰都花费5000余万元打造“十八层地狱”，终被责令缓建，补办环评手续。
消息披露后，有评论激烈批评“别把地狱建在人间”。
6天后，央视《焦点访谈》以《鬼文化还是鬼把戏》为题，严厉批评丰都“鬼城”大搞封建迷信。
可不到一周，丰都又宣布投资2.3亿元，对“鬼城”进行全新规划包装，造“鬼城迷宫”让游客亲身体验“地狱酷刑”，进浮沉街体验“生死轮回”，建世界最大阎罗王坐像等。
不计代价的惊人投入，最终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2008年8月，丰都公布总投资达7个亿的工程，打造鬼国京都主题公园。
新华社率先披露此事，并与丰都国家级贫困县的身份挂钩，传媒猛烈炮轰丰都敬鬼神不顾民生。
此事一度惊动中央。
当年9月11日，重庆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此番工程系企业行为，其中景区消落带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占总投资90.77%，景区改造等仅占9.23%。
事态虽最终平息，但丰都的鬼文化之旅似乎走到了死胡同。
“鬼城”的名号之殇 随后整整两年里，丰都“鬼城”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几近消失。
一场猝不及防的寒冬就此到来。
“三次找央视做广告，三次被拒。
听到 鬼城 像真遇到了鬼。
”作为丰都县旅游局宣传科长，李庭福一度觉得自己应该引咎辞职。
令李觉得“引咎”的远不止央视避瘟疫般的封杀。
曾遍布重庆主城大街小巷的“鬼城”旅游户外广告牌，如今几乎一块不剩，取而代之的是雪玉洞等新晋景点。
为打破营销困局，“鬼城”二字被更显隐蔽的“名山景区”替代，尽量避免敏感的“封建迷信”刺激外界。
压抑的氛围中，丰都对鬼文化的情感认同，也出现了微妙的蜕变。
一位丰都县委常委谈及丰都鬼文化时，就三句话：“我不懂鬼文化。
不信鬼文化。
不谈鬼文化。
” 面对此境，研究了半个多世纪鬼文化的范明吉老人痛心疾首：“急功近利毁了一块文化瑰宝啊
”范明吉，72岁，“鬼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鬼城”民俗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为了经济效益，不尊重历史，只知道胡编乱造。
”规划控制不力，与丰都毫无关联的玉皇大帝也能建在“鬼城”；导游只顾胡诌让游客烧香拜佛获利。
他称是眼睁睁看着鬼文化一步步被糟蹋的。
一个可资佐证的讽刺性事件可见当年“鬼城”编造之盛。
“鬼城”名山声称“下笑世上士，沉魂北酆都”诗句，是诗仙李白游名山后所写，不仅大肆向外宣传，还鎏金镌刻于名山山门牌坊两侧。
然而1993年，全国政协常委梁从诫造访名山时，发现李白这句诗被篡改了，原句为“下笑世上士，沉魂北罗酆”。
“罗酆”是道教虚构的冥界所在，并非实有其地，且李白从未到过丰都，亦从没专为丰都写过诗。
甚至于唐代丰都的丰写作“丰”，明朝才改为酆都。
不久，梁将这段文字公案写成批评性文章《话说“鬼城”》，刊于《东方》和《四川文史资料》。
但2001年梁从诫再访名山时，发现对联仍在，只将原来“李白诗句”等字去掉，成了一副“无名联”。
一时兴起的他，于当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九版《三峡看水》一文中再提此事，并戏谑“我想：这总比把李大诗人拉进贩假团伙要强一点，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改进吧
” 范明吉老人也举了一个鬼城忽视文化挖掘的例子：“到 鬼城 的游客可能都听过阴、王二人，但又有谁知道历史上真有其人
” “导游都不知道
这是景区的耻辱，也是 鬼城 文化的悲哀。
”老人愤言，想靠文化吃饭却不学不懂文化，这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
范明吉一语成谶。
2008年全年，名山游客人数陡降至38万人，几成历史最低点 鬼文化渐行渐远 愤怒归愤怒，这个1958起就从民间传说、殿宇开始研究鬼文化的倔强老人，仍在全力以赴为鬼文化正名。
他先后写下《分清真伪，把握本质，让鬼城文化大放异彩》等大量分析文章，试图将融合了道、佛、儒文化的鬼文化与封建迷信彻底廓清。
与此同时，丰都县委宣传部也于2009年组织大量专家学者，搜集整理海量文献资料，一气推出《映像丰都》光盘、《魅力丰都》画册和《神秘丰都》典故集。
在这些装帧精美的宣传品中，阴森、血腥、胡编乱造的骇人故事悉数被剔除，代之以《唐王添寿》、《东坡访鹿》等有据可考、发人深省而又优美隽永的传统典故，强调鬼文化“惩恶扬善，唯善呈和”的教化功能，正本清源。
然而，当民间和官方都在默契地为绵延千年的鬼文化寻找出路时，今年1月，一则消息打破了这种默契。
消息称，“鬼城”景区将投入5亿巨资打造400余亩明清风格的仿古镇。
丰都县旅游开发管委会副主任熊子华证实，“鬼城”景区确实要建“长江沿岸最大的仿古镇”。
具体规划是引入古代72行会，以及川东民俗文化等建立“传统记忆文献古镇”。
对“鬼城”景区是否将放弃鬼文化的问题，熊没有正面回答，称2007年鬼城已交由交旅集团整体打造。
不过他表示，“鬼城”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休闲、度假”，因为这是国际趋势。
为此，将投入1000万元建游客接待中心。
作为“鬼城”景区实际经营方，重庆交旅集团经营管理部部长蒋宗金坦承，单纯从旅游产品唯一性、独占性、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上讲，鬼城是绝对的优质资源。
但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种种禁忌，目前鬼文化已是“高压线”。
他无奈地表示，日常工作中，“鬼城”二字已从文件和讲话上消失。
宣传营销上，集团也已无所适从。
基于此，集团只有另辟蹊径，希望通过建设明清仿古镇，拉动已大幅度滑坡的“鬼城”景区。
蒋宗金承认，在可预见的未来，哪怕以后宣传营销“鬼城”，也得把握好“分寸”。
“鬼文化很难再成为丰都主角了。
”曾是丰都旅游局办公室主任的蒋晓川语带落寞。
新城与历史的对望 “ 鬼城 景区一开始就没有找准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以至于后来亦步亦趋地跟风，反而丧失了自身特性。
”同为旅游从业者，凌健对千年“鬼城”的遭遇感叹不已。
凌健，新加坡籍华人，长期从事国内外旅游战略规划设计，擅长文化型旅游区和生态型旅游区规划设计。
1997年，凌健慕名前往丰都“鬼城”。
本以为可以见识中国罕见的道、佛、儒文化大融合的奇观，但景区以肤浅简陋的声光电设备，刻意营造的恐怖，令他大失所望。
随后，他索性独自在坊间寻访散落的文化遗迹。
结果他发现，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保存有与鬼文化有关的年画、法器、书籍。
“为何不从民间征集这些带有强烈文化和历史符号的实物，汇聚成一个鬼文化博物馆或展览中心
”凌健说，假如真有这样一个去处，会吸引绝大多数国人前往参观。
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勇健认可凌健的说法，在他看来，丰都鬼文化并不是一般的迷信，而是一种传统的中华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经过千百年才形成的，所有的文化来源都非常清楚，并非突然出现。
相反对于丰都“鬼城”目前改弦更张，建仿古镇的做法，凌健大呼危险。
他认为，且不论全国范围内具有悠久历史的天然古镇已成海量。
仅就重庆而言，40个区县中几乎个个都有古镇，有的还不止一个。
丰都盲目投入巨资，生造一个似是而非的仿古镇，很难吸引审美眼光日益提升的游客。
加之丰都目前的旅游格局是过境游而非目的地游，更令这种休闲型旅游区前途未卜。
“丰都要复兴旅游，非鬼文化主题不可。
靠人工堆砌的东西，不可能超越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符号。
”范明吉老人站在新城江边，遥望江对岸的鬼城，表情倔强而复杂。
落日余辉中，丰都新城与“鬼城”名山，似乎近在咫尺，却又被滔滔江水无情隔开，只能默默对望。
赛珍珠的中国情结
赛珍珠于1892年6月26日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
说来奇怪，她能出生在美国纯属偶然。
她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 stricker，1852～1 931)笃信基督，年轻时满怀“拯救世界”的宗教热情，刚结婚便带着妻子凯丽(Carie Sydenstricker，1 857～1921)来中国传教。
赛珍珠的五位兄弟姐妹，全部出生在中国。
其中三个，因患流行病早年天折，葬在中国。
为减少丧失子女带来的痛苦，赛兆祥和妻子于1891年回美国休假，这才把赛珍珠生在了家乡。
但出生三个月，她便被放在摇篮里，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此后赛珍珠一生中的前40年，除了回美国上大学四年和读硕士学位外，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先居住在苏北的清江，四岁时，她父亲带着全家回到镇江。
以后，赛珍珠便是在镇江这个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地，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
她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镇江，一边伺候病在床上的母亲，一边在一所教会中学里教书。
她嫁给了年轻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随夫君在皖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宿州生活了两年半。
1 91 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生活了将近12年。
在一座小洋楼的阁楼上，她完成了后来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乎全部作品。
这座洋楼现仍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下。
1931年《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间名声大振。
1934年，赛珍珠与丈夫的关系已名存实亡，她告别南京回美国定居。
次年她便与布克离婚，嫁给了她的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
从此，她就再没回过中国。
赛珍珠在中国不仅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有着许多独特的经历。
她的父母为方便传教，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相互走访。
因此，赛珍珠从小能操中英文两种语言，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对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如她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所说：“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干净的中国人的世界。
两者之间并不相通。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情。
在美国人的世界，我则将两者之间的门关上。
” 她父亲赛兆祥是个学者型传教士，他不但把《圣经》译成了中国百姓能听懂的中文，而且还了解儒学，更专门研究过佛教。
他意识到亚洲的文明早已达到了哲学和宗教的高峰，并发现东西方的哲学与信仰，有着不少相通之处，这给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很大的触动。
正如赛珍珠后来回忆道：“我父母亲的观点很不正统。
他们认为，在各个方面中国人都和我们是平等的。
中国的文化，包括哲学与宗教，是值得尊重和学习的。
”他们要求赛珍珠和其他的子女，都要像对待客人、尊敬长辈一样地对待家里的用人。
因此，赛珍珠和用人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小就有保姆和厨师经常给她讲各种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民风习俗。
她的父母还要求子女从小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
有一位孔姓的老秀才是赛珍珠的家庭教师，曾为她讲解文学经典、孔子伦理以及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使她得益匪浅。
后来，她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任教期间，还专门请国学造诣很深的龙墨乡先生辅导她学习中国小说史，阅读大量的古典小说和现代作品，使她对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据赛珍珠回忆，她在中国也有过两起很不愉快的经历，从相反的方向作用于她的思想。
第一次发生在1 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期间。
那年她才八岁，走在街上却被路人恶狠狠地瞪眼骂做“小洋鬼子。
原先和她一起玩耍的小孩也回避她。
这一切令她既恐惧又困惑。
她父亲后来为她解释说，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是正当的。
她母亲则竭力为美国辩解，说美国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现在他们只是在为其他白种人在中国犯下的罪孽受过，而且，美国不同于其他列强，它将用庚子赔款来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如此等等。
尽管赛珍珠信了她母亲这番安慰的话，心里宽舒了些，但这次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上还是留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
赛珍珠的第二次不快经历发生在北伐战争中的1927年。
一支国民党的北伐部队进驻南京，部队中一些士兵袭击外国人和教堂，金陵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和其他几位侨民被杀，神学院被烧，赛珍珠自己的家也被抢。
她和亲属们在恐慌中东躲西藏，最后由于一位中国劳动妇女冒着生命危险的勇敢掩护，才未被士兵发现而“死里逃生”。
一方面她感到自己和家人受了莫大的委屈，因为她认为自己和家人都热爱中国。
另一方面，她又从那位机智勇敢的妇女身上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并认为民族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缘起于缺乏了解沟通。
对这两起事件挥之不去的记忆，使她坚定了为增进东西方，特别是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奋斗终生的决心。
赛珍珠和丈夫在宿州生活的日子里，曾接触了许多目不识丁、从未见过西方人的农民，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与天灾人祸中挣扎拼搏，她发现这些农民“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做得最多，挣得最少。
他们与大地最亲近，无论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实的”。
她深为他们的纯朴、善良和顽强所感动，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
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农民说话，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
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怪诞的著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地出现。
这就是赛珍珠创作《大地》和其他有关我国农村生活的作品的初衷。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赛珍珠在没有和出版商谈过出版协定情况下就开始了创作的原因。
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富有真情实感，场景与细节的描写亦真实可信。
小说越过东西方文化间的鸿沟，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个少有神秘色彩的中国，有力地改变了不少西方作家描绘的“华人异教徒”和“不可思议的东方”的形象。
由于强国文化沙文主义作祟，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与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版图上的一块空白——疆土辽阔但却遥远渺茫。
至多，它也只是个“落后”、“僵固”、“充满奇装异俗”的国土。
一些西方水手、商人和士兵曾来过中国，但他们短暂、浮泛的逗留所带走的，大多是带有侮辱性的印象：中国人生性狡猾、缺乏善心、不可理喻。
据载，美国人在18世纪末就“习惯以轻蔑和厌恶的口气来谈论中国人”。
19世纪中叶，欧美国家曾把活生生的中国人当做“展品”在博物馆陈列，或视为低等动物放在马戏团展演。
如1850年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公开展出了一个三代六口人的中国家庭，展名为“The Living Chinese Family”。
1884年，一个马戏团则把一位“中国张姓巨人”和“40头受过训练的大象、50笼珍贵动物”，放在一起巡回展览演出。
当时美国的唐人街以肮脏、鸦片、妓女和黑社会著称，由此也成了个由警察做导游的旅游景点。
文学艺术模仿了生活。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美文艺作品中，中国人物大多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
仅以美国戏剧为例，在百老汇演出的这类音乐剧就有《鸦片王国的国王》、《唐人街的查理》、《唐人街的皇后》等。
1877年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还合写了一出闹剧《阿兴!》(Ah Sin!)。
尽管剧本以华人阿兴为名，但阿兴只是个出场不多的配角。
剧情发生在加州矿区。
阿兴为白人矿工洗衣。
他不但常挨打，还被骂成是“愚蠢而又可怜的畜生，尾巴长到了后脑勺”，“笨蛋”，“道德肿瘤”和“一个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等等。
他被视为长了副“空脑袋”，“只会像猴子般模仿”。
剧中有一个场面写阿兴跟着女主人在餐厅放置餐具，女主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
只知模仿的阿兴，竟把自己手中的盘子也一个个地砸碎。
马克·吐温是位严肃的作家，阿兴可以说是他对当时西方人心目中华人形象的客观描绘。
但他沿用“Sin”(意为“罪过”)一词作为剧中华人角色的名字，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种族主义倾向。
《阿兴!》在纽约上演时，正值大批中国劳工移民前往美国。
1870年至1880年间，远渡重洋前去美国西海岸的华人从10869人剧增到39579人。
中国劳工吃苦耐劳，但又索求不高，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和铁路的建筑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对相当大一部分从美国东部去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白人来说，却成了难以对付的竞争。
于是，中国人很快被看做是白人世界种种社会问题的祸根。
中国人被指责是个“无法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群体，最终必定会把白人统统排挤出加利福尼亚。
1879年一个名为亨利·格立姆的，发表了一出名为《中国佬必须滚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讽刺剧。
剧中的中国人阴险毒辣，诡计多端，蓄意腐蚀丧失警觉的白人家庭。
他们脑后甩着长辫，嘴里叼着鸦片枪，操一口难以听懂的洋泾浜英语，专门贩卖奴隶和做色情生意，暗中还策划着中华帝国一统天下的阴谋。
这个剧本的写作与演出，反映了19世纪后叶美国种族分子中的排华情绪，也预示了1883年将出台的“排华法案”。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歧视性的排外法案，华人首当其冲，成了美国国内问题的一只替罪羊。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西方人仍认为欧美之外的民族都是蛮族。
西方的风俗习惯，哪怕荒诞不经，也被看做是通行全球的行为准则。
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在家信中都把中国人说成是个“古怪的民族”，自诩为老牌“中国通”的美国记者罗德尼．杰尔伯特，在他的《中国的毛病出在哪儿》(What Wrong with China)一书中，公开声称“中国是个劣等民族”。
30年代早期美国罗伯特·罗普利创作曾先后被各种报刊杂志转载的漫画《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更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看待中国的一切。
其中一则漫画的花边上写道“支那人会吹口哨吗?”另一条花边题为“华人异教徒的怪异之处”，讥笑中国人用白色而不是黑色表示哀悼；小孩生下来便是一岁；盖屋先造屋顶后砌墙；汉字中的“家’’是屋顶下的一口猪；男人进门不脱帽反而脱鞋。
罗普利正是用这些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来取悦一些视野狭隘的西方读者，强化西方文化优越感。
20世纪初在美国和欧洲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有关华人的文学作品，要数英国人罗姆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
第一部发表予1913年，取名为《险恶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
书中的傅满洲是个精明险恶的华人头目，领着一帮“恶棍”，妄想征服西方世界。
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狡猾”，是个“很可怕的人”，是“黄祸的化身”。
这十多部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的小说，总销量达数百万册之多，还被改编成电影、广播剧和电视剧，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中成了家喻户晓之作。
即使有些不怀敌意的作品，对中国的描写，也总带有浓重的离奇色彩，正如一位中国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总有当官的大人，千篇一律地成天板着脸……偶然添进了几个儒生……还必须添上外国人，如美国商人、中国通、灰心丧气的传教士以及寻欢作乐的水手……尽管人物出入的场景污秽不堪，但千万不能少了出自中国人之口的古代箴言。
”中国似乎就存在于这种僵化的概念和陈词滥调这中，与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
正是在西方这种普遍蔑视中华民族和把中国文化神秘化、离奇化的创作氛围中，赛珍珠以其长期在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中生活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地把中国人“不是放在与西方人，而是放在与其他中国人的相互关系中加以描述”，经过多年的勤奋努力，赛珍珠创作了一大批形象生动、较客观地反映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文学作品。
《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以及收录在本选集中的其他一些作品都取得了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这些作品影响了欧美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
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
其实，在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如英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埃及等，那里也有不少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因小时候读了赛珍珠的小说，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才关注起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
我国人民的朋友海伦·斯诺夫人说她就是读了《大地》后才来到中国。
赛珍珠不但在小说中描写中国，她还用其他形式向西方人民大力介绍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
如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学位时，她曾先后在全国性的杂志《民族》与《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学生的心理》和《中国的美》。
她还花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把她特别喜爱的《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在许多国家流传。
更为突出的例子，要数她在1 938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演讲。
在题为《中国小说》的长篇演说中，她首先向济济一堂的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属于美国，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
”她说：“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说来是忘恩负义。
”但她指出，她选择这个演讲题目不完全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她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演讲中，赛珍珠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中国小说与中国所谓的文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关系等等。
她还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名作《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
她声称：“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
’’她还向听众介绍了《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和《金瓶梅》。
演讲中，赛珍珠提到了《四库全书》、《教坊记》、《会真记》等等经典。
她不厌其烦地向西方听众讲述了中国小说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的特征，说明中国小说历来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
她说：“在美国，一些最现代的文学青年最近才发现‘社会意义’这个词，但中国的旧文人一千年以前就已经知道，并主张小说必须有社会意义才能被承认是一种艺术。
”赛珍珠在斯德哥尔摩的这番演说，自然得到了西方媒介的广泛报道。
如果说中国高雅的古典诗歌和深邃的哲学经典早为一部分西方文人所知，那么，通过赛珍珠在这一特殊场合的热情介绍，使得我国光辉灿烂但又鲜为西方所知的小说传统，又第一次得以昂首展现在西方文化精英们的面前，并通过媒体的传播，为更多的西方民众所了解。
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了赛珍珠，同时也宣扬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
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赛珍珠成了国际名人，也使得勤劳纯朴的中国农民形象走进了西方的千家万户。
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赛[珍珠在她的小说中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生活所作的生动而又真切的描写，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朴实情感和不拔毅力所表示的敬意，以及她在其他非虚构文学体裁中和在公共演说场合里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所作的颂扬，客观上都是对西方在这之前对中国人所作的歪曲丑化的有力的批驳。
诺贝尔文学奖改变了赛珍珠的一生。
她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将近50年后，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才获此殊荣)，这给赛珍珠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和实惠，但同时也招来了相当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忌、不满，甚至敌意的嘲讽。
赛珍珠因而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
赛珍珠获诺贝尔奖消息公布后，《纽约时报周刊》上曾发表人物专访，高度赞扬赛珍珠及其作品。
著名评论家范多伦亦撰文称颂她的小说“数量众多，质量上乘”。
但在美国文学圈内的反应，否定的居多。
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另一位后来也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
赛珍珠获巨奖后在美国文学界遭此贬损，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
一则因为她在中国度过了将近40年的岁月，在美国文学圈子中，她是个陌生的局外人。
她的获奖作品在中国创作，写的全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远远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学的题材之外。
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委们，在众多有成就的美国作家中，偏偏选赛珍珠得奖，难免使包括福克纳和弗罗斯特在内的美国主流作家感到惊讶、难堪，甚至愤怒。
再则，因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赛珍珠的作品常用章回体，而不是为西方文坛称道的复式结构。
她爱用句式简单的白描手法叙述故事，而缺少为西方现代文学所看重的“意识流”式的心理刻画。
赛珍珠的创作对象是包括家庭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文化精英。
大地》三部曲一出版也确实成了畅销书。
这在当时主宰文学时尚的批评家眼里是犯了大忌。
在他们看来，文学与畅销绝对不可兼得。
再者，赛珍珠重作品的主题寓意和社会功能而轻作品形式上的创新和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这一切使得她的作品与当时美国主流作家的“纯文学”创作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但是，赛珍珠获奖后受到攻击的另一个难以摆上桌面的原因，是她的性别。
在她之前只有两位美国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位是1934年获奖的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另一位是1936年获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
应该说，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国男性作家，都暗暗盯着这份举世瞩目的荣誉和巨额奖金。
瑞典皇家学院把此殊荣授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女作家，必然在这批轻视妇女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使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难以接受。
赛珍珠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后来又有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些对赛珍珠在中国的被接受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赛珍珠的小说大部分都有中译本，有些作品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大地》原著在美国出版不久，中国《东方》杂志便开始连载。
后来几年中，上海、北平和重庆等地的八个不同的书局出版了八种不同的中译本。
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自1933年至1949年就印刷了12次。
一个外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得到如此多译者的青睐和如此规模的发行，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并不多见。
中国的评论界对这位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美国女作家，也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自1930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东风·西风》的文章起，到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时止，中国的报刊、杂志和译本的序、跋、后记上，至少发表了50篇介绍和批评赛珍珠及其小说的文章。
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大致分成基本肯定、褒贬参半和基本否定这样三类的话，那么这50篇中的多数属于第一类，如庄心在的文章称赛珍珠为我们“民族的友人”。
作者认为，一个民族能否被人尊敬赞颂，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文学是“无形而有力的战斗武器”，它能不必流血牺牲，而“免除别一个国家愚妄或自私的误解和仇恨”。
他进而指出，在通达另一个国家人民的内心与灵魂方面，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诗人或画家能做的，要远比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所能期待达到的多得多，这便是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话，英国宁可损失全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的缘故。
这篇刊登在《矛盾月刊》上的文章进而指出，中国民族因为人种、语言、地理和习惯等等与西方的差异，向来是被误会，被诬蔑的。
“神秘之国”简直成了“万恶之薮”，西方人写游记，写小说，画画，演电影，只要有中国人，“便把许多卑贱龌龊、奸险等坏习惯点缀成一种类型，总是拖发辫(不消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伛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开窃盗、强奸、暗杀、毒计等等，看了叫人毛骨凛凛的举动……一种不易泯灭的民族的误解，处处阻止了亲善合作的同情”。
作者认为，要消除这种错误观念，有赖于中国的文艺作家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来“一改荒谬错误的旧观”，但这不是旦夕间轻易就能奏效的。
因此，“如果有异国的作家诚能以真切的态度，为描写中国的现实相，那便是中国民族的友人”。
文章指出，赛珍珠以其居住中国多年的历史，以及对于中国事物的热爱，对中国的论述，都“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对于中国民族的尊重以及对于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上的理解，更使她对中国有进一步深切的认识。
“虽然有时也不免有夸张失真之处，但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以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予西方以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是应当感谢的。
”。
不少文章还为赛珍珠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骄傲。
他们认为，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抚育了这位畅销作家。
如有文章指出，尽管赛珍珠的“肉体出自阿美利加的双亲，而她的精神则是我们中国所赋予的”。
第二类褒贬参半的文章的典型例子，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先生的《布克夫人与王龙》。
文章一开头便指出，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启发，“洋人对于中国故事的兴趣，跟了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入，而继续增高”。
为了适应这种需求，西洋人写的中国小说，都是“那种封面上画了怪诞束装的‘支那人’，横七竖八画了半个中国字的书”。
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凭了有限的经历，加上丰富的幻想力，渗入了浓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写出了这些看了要使人发笑的书”。
赵先生指出，赛珍珠的《大地》的出版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
它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赞美，因为它不但“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且还“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
文章赞扬赛珍珠所写中国小说的特点是，“除了叙写的工具以外，全书满罩着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学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点。
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之于西洋人的手笔”。
然而，赵家璧先生对小说中他所认为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含糊。
首先，他对把王龙这样比较落后的农民，作为主人公加以描写并向西方介绍，很不以为然。
他指出，尽管赛珍珠对王龙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那头脑简单，带原始性的人物王龙正好符合西方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个文化落后的民族的口味，它只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所抱有的种族偏见。
另外，赵先生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造成精神匮乏，使不少人倡导起返璞归真，回归原始。
顿时，美国的小说、电影、游记等出现了许多描写非洲原始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即所谓的逃避主义通俗文学，赵先生认为《大地》就属于此列，只是让居高临下的西方读者换换口味而已。
胡风在他的《“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大体上，作者对于中国农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从描写或叙述里看得出来她的感觉底纤细和观察底锐利。
”胡风认为赛珍珠的笔端上“凝满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画”，因此读者在离奇的故事里面也能够感受到“从活人底心灵上流出的悲欣”，但是，胡风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强调指出，尽管赛珍珠相当熟悉中国农村的人情风俗，她受到了“只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这个主观观点上的限制”，因而她“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
第三类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赛珍珠小说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品质。
第一个激烈批评赛珍珠的中国评论家，恰恰也是《大地》(译为《福地》)一书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的伍蠡甫先生。
在1932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福地》译本之前，伍先生加上了长达28页的《译者序》，“简略地批评了赛珍珠的这篇成名作。
《译者序》认为，《大地》所描绘的世界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拥有土地，女人只是绝对服从。
穿插于故事之间的，是接连不断的灾荒、农民的愚昧、兵匪与强盗的骚扰等等。
《译者序》进而问道：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在作这些描写时，作者难道没有一点白人优越感?难道没有要通过侵略来拯救中国的意思吗?难道小说不是要把中国表现成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表明“黄祸”即将来临吗?《译者序》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后指出，是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勾结才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而这正是外国人不愿意看到，或看到了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