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导游词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
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四大石窟还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
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
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
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
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
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
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
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
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
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
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
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
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
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
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
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
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
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
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
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
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
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
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
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
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
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
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
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
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
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
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
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
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
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
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
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
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
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
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
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
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
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
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
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
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
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
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
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
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
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
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
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
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
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
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
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
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
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
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
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
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
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
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
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
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
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
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
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
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
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
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编辑本段【历史现状】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
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
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
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
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
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
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
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屈辱简史】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
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 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
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
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
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
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
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
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
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
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
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
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
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
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
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
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
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
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
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
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
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
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
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
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
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
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
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编辑本段【旅游须知】 1.为了保护壁画，在莫高窟内参观时，只能用手电筒观看，每位导游带一个手电筒，如果您为了更好地观看，可以自备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
2.由于各种相机的闪光灯对文物均有非常大的破坏，请在进莫高窟参观之前确定不把相机带入
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谢谢所有人的合作
3.最佳旅游季节 敦煌气候属于极地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9.3摄氏度，7月份平均气温24.7摄氏度，1月－9.3摄氏度，全年干燥少雨，昼夜温差极大，此外敦煌还有干热风和黑沙暴两大自然灾害，游人应早作防备。
每年的5月至10月是最佳的旅游季节。
4.交通指南： 去莫高窟可以从敦煌打的前往，面的单程大约35元左右，轿车稍贵。
另外在市区内也有很多中巴直达莫高窟，不过似乎不如打的方便。
如果在窟里呆得比较晚，6点以后可以搭乘一辆接工作人员的小巴，每人5元。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甘肃省地处中国腹部，面积45.5万平方公里 。
省会兰州市位于中国地理中心，从兰州至中国最东头和最西头的距离基本相同 。
全 省呈“哑玲”形 。
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25公里。
境内1千多公里长的河西廊早就是中国东西交通线上的要卫 。
甘肃 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经的咽喉要道 ，是今天开发中国西北的纽带和依托，也是“新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中关键的 一 段。
敦煌面积 约有31200平方公里 ，所辖区耕种面积23万多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瓜果和蔬菜等。
人口 1985年甘肃省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二千万，甘肃是多民族共聚的省份，有汉 、回、藏、蒙、满、维吾尔等共41个民族。
其中东乡、保 安、裕固等是甘肃独有的民族。
而敦煌人口约11万，居民有汉、回、藏、蒙古、哈、土、侗、苗、满、裕固等族，汉族人口占大多数 。
特产 敦煌地毯：敦煌地毯因模拟敦煌艺术图案而见长，用优质羊毛织成，手工精巧，色泽鲜艳，美观大方。
水晶石眼镜：以天然水晶石制成，有平光、近视、远视和光学变色镜。
鸣山大枣：体大肉厚，色鲜味甘，因产于鸣沙山下而得名 。
李广杏：七月成熟，色泽金黄，肉厚味甘汁多，含糖量高达25% 。
紫烟桃：九月成熟，无毛，色鲜味甘，软而多汁，紫中含绿 。
葡 萄 ：甜中带酸，有补气血，强筋骨，利小便等功效 。
编辑本段【影视节目】 标题：探索·发现_世界文化遗产之莫高窟 来源：
描写庐山的导游词
镇江金山风景区导游词金山位于市区西北，高四十四米，周五百二十米，距市中心三公里。
古代金山是屹立于长江中流的一个岛屿，“万川东注，一岛中立”，与瓜洲、西津渡成犄角之势，为南北来往要道，久以“卒然天立镇中流，雄跨东南二百州”而闻名，被称为“江心一朵芙蓉”。
直至清代道光年间，才开始与南岸陆地相连，于是“骑驴上金山”曾盛行一时。
金山形胜天然，风景幽绝，自古为我国优美游览胜地之一。
金山自古名称很多，古人把扬子江比作香水海，把这座山比作《华严经》里的七金山，所以叫作金山。
而宋代王存著的《九域志》中则有另一说法：唐代高僧法海云游来此，为子修复寺庙，每日在山间披荆斩棘，一日挖到黄金。
地方官李奇上反皇帝，皇帝敕令将黄金交法海作修复寺庙之用，并名山为金山。
此外，金山还曾叫过泽心山、浮玉山、获茯山、龙游山、紫金山等。
而金山的名则与金山寺有关，金山寺巧妙地依山而建，富有独特的建筑风格，殿宇后堂幢幢相衔，亭台楼阁层层相接，山体与寺庙浑然一体，构成一组橼摩栋接，丹辉碧映的古建筑群，景色壮观，气势雄伟，形成“寺裹山”的独特风貌。
宋休以来，京流传着“金山寺裹山，焦山山裹寺”的评语。
金山又有“神话山”之称，山上每一个古迹都有迷人的神话、传说和故事。
中国有名的古典神话故事《白蛇传》中“水漫金山寺”，就源出于此，民间流传甚广，为这座名城增添了十分迷人的色彩。
小说《说岳全传》中的岳飞到过的金山古迹“七峰亭”，景色宜人。
章回小说《水浒》中“张顺夜伏金山寺，宋江智取润州城（即今镇江城）”一回对金山瑰奇风景，作了细腻生动的描写。
清代皇帝康熙、乾隆多次南巡，驻跸金山，留下不少“御制”文物，有关乾隆在金山的民间故事传说甚多，使金山更负盛名。
历代诗人、书法家、名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张祜、孙鲂、苏东坡、王安石、沈拓、范仲淹、赵孟、王阳明等登临观景，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遗迹和脍炙人口的题咏。
唐代起，国际友人登山游览者络绎不绝。
明代日本画僧雪舟等杨居住金山两年半时间，绘有《大唐扬子江心金山龙游禅寺之图》等有关金山的画卷，现保存在寺庙。
金山这座青螺般的小山，却包孕着许多风流往事，具有无限的魅力，吸引了无数中外骚客和游人。
有人说“到了镇江不去金山，等于没到过镇江”，此话自有一番道理，当你游览金山之后，便会明白其中的奥妙。
金山游览路线江天禅寺——夕阳阁——观音阁——楞伽台——佛印山房——金山四宝——慈寺塔——古法海洞——留云亭——妙高台——七峰亭——白龙洞——朝阳洞——古仙人洞——玉带桥——御码头——郭噗墓——天下第一泉江天禅寺在金山寺门口，抬头仰望“江天禅寺”匾额，为清代康熙皇帝随太后来金山祈祷时亲笔题写的。
江天寺即金山寺，自古就是一座中我闻名的禅宗古刹，始建于东晋年代，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初名泽心寺，南朝、唐朝初称为金山寺。
寺宇规模宏大，全盛时有和尚三千多人，僧侣数以万计。
清代金山寺与普陀寺、文殊寺、大明寺并列为中国四大名庙。
金山寺由于当时皇帝的信仰不同，曾两度由寺改观。
一次是在唐朝，曾把金山寺改为龙游观，将近二百年。
又一次是宋朝政和四年，因徽宗赵佶奉道教，又将龙游寺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道士观），为天下神霄第一。
后复名为龙游寺。
一般寺庙的山门都是朝南开的，而金山寺的山门面朝正西，这里自有一段有趣的传说。
据传很久以前，金山寺的大门也是坐从朝南，而金山寺屡遭火焚，山门口也经常会发出一阵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当时金山的当家和尚深感不安，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便请来一位云游和尚卜算。
云游和尚在山寺前后转了一圈，对方丈说：“师傅，您这山门朝南直对天上的南天门，得罪了玉皇大帝，必须改向。
”方丈听后，连连合掌曰：“罪过
”于是命人将山门改成现朝西的门向。
传说毕竟是传说，金山寺山门朝西是有其真原因的。
据史料分析，当时的建筑师建筑朝西山门是有用意的。
因古代金山屹立在扬子江心，游人透过朝西山门放眼望去，便见浩渺大江奔腾而下，正合“大江东去，群山西来”之诗意。
这正可谓建筑师的独具匠心所在吧。
由山门入天王殿，中供弥勒佛，人称笑佛。
两旁塑的四大金刚，形象高大逼真，意在看守山门。
四大金刚俗称四大天王，故称天王殿。
左侧是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右侧是北方广目天王，西方多闻天王。
弥勒佛旁有联，曰：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
在天王殿牌坊前有巨型石狮一对。
天王殿向后便是大雄宝殿。
历来寺庙多损于火灾，原大雄宝殿是1948年毁于火灾，共烧毁二百六十多间亭、台、楼、阁、房屋等。
夕照阁夕照阁存有清代乾隆帝南巡驻跸金山留下的七块御碑，保存完善。
这些石碑引来许多文人识士、专家、历史研究者、书法家的拜谈赞吧。
石碑记载的内容大多是乾隆帝六次下江南到金山，对金山风景的评价和如何继承清室传统，统治大清帝国的决心。
乾隆不仅留下了许多有迹可寻的“御制”，还留下了一些颇为有趣的传闻。
按理乾隆的父亲是雍正，而这里却广为流传着雍正皇帝“偷龙换凤”得乾隆，乾隆六次来金山寺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新的传说。
观音阁从夕阳阁登山而上，南面正中有观音阁，又叫士阁，因阁中供奉观音，故名。
此建筑与楞伽台、妙高台，西与慈寿塔、法海洞丹辉碧映，椽摩栋接，连成一气，足以壮此名山胜概。
椤伽台“楞伽”是印度语，意为“不可住”，或说是大海中远不可达，高不可攀的一座大山。
楞伽台在金山的东南，傍山驳石而建造。
相传苏东坡晚年受老朋友佛印和尚相托在此写《楞伽佛经》，故又称书经楼。
登台顶长廊远眺，碧空万里，磅礴江流，尽收眼底，江天一色，气势十分壮观。
由山下登楞伽台，需经三重楼阁，每进一层，疑无上处，洞门一开，豁然有级可登，迂回曲折，上下错落，往往令游客迷其所在。
最高一层有清王文台撰写的一副对联：窗前沧海凭开眼，台上楞伽可印心。
佛印山房宋代著名的金山、焦山寺庙的主持佛印法师住宅。
相传佛印与苏东坡是青年时好友，一次两人打赌，佛印败赌无奈入空门。
由于学识高超，终成为金、焦二山寺的大方丈，东坡则成宋有名学士，两人经常在金山吟诗作画。
慈寿塔又名金山塔，创建于一千四百余年前的齐梁，塔高三十米，唐宋有双塔，宋朝叫“荐慈塔”、“荐寿塔”。
1472年，日本画家雪舟等杨登游金山，曾绘《大唐扬子江心金山龙游禅寺之图》，上有南北相向的两座宝塔。
双塔后毁于火，倒坍后，明代重建一塔，取名慈寿塔。
按照古代各国佛教的习惯，一般情况建寺同时建塔，特别是名山大寺，有寺必有塔。
到清代咸丰年间，此塔又毁。
光绪二十年，金山寺住持僧隐儒誓建此塔，往京都向清廷呼吁，慈禧命他自行募捐修建。
他奔走南北，沿门托钵，多方募化，并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约经五年，募银二万九千六百两建塔，仍名慈寿塔。
此塔玲珑、秀丽、挺拔，矗立于金山之巅，和整个金山及金山寺配合得恰到好处，仿佛把金山都拔高了。
塔为砖木结构，七级八面，内有旋式梯，供游人登塔远眺。
每层四面有门，走廊相连，面面有景，风光各异。
游人登临塔顶。
凭栏远眺：东望长江中的焦山和形势险固的北固山，南望城市风光行重重叠叠的山峦峻峰，西望波光粼粼的鱼池和浩浩荡荡的大江激流，北望烟波缥缈的古镇瓜州和古城扬州，令人大开眼界，心旷神怡。
有宋代著名政治家王安石的《金山》诗为证：数重楼枕层层石，四壁窗开面面风。
忽见鸟飞平地上，始惊身在半空中。
慈寿塔外花墙上，刻有“天地同庚”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是清代光绪年间湖南一位八岁儿童李远安所写。
传说，当时正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辰。
为了贺寿，两江总督刘坤一特地进京朝见慈禧，献媚道：“老佛爷六十大寿，卑官没有什么厚礼，只是在江南镇江金山造了一座宝塔，取名慈寿塔，祝您长寿万岁。
”慈禧心想，这宝塔标上她的名字，兀立在江南名山之巅，实在非同一般寿礼，不由渐露喜色。
便问刘坤一：“你祝我长寿，看我能活多大
”刘一听却张口结舌，一时无言以对。
心想无论说多说少，都会招来杀头之罪。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群臣百官之中，有一小孩从身后很敏捷地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他一看如获至宝，迅速呈上，慈禧一看原来是“天地同庚”四个大字，便喜笑颜开，大大奖赏了刘坤一。
后来这四字便被刻于慈寿塔下。
古法海洞法海洞又名裴公洞，在慈寿塔西下侧的悬崖上，相传是金山寺开山祖师法海和尚来到金山时住的地方。
现洞中塑有法海塑像一尊，洞口横额“古法海洞。
”在神话故事《白蛇传》中，法海是一个阻挠破坏青年男女美满婚姻的恶僧，可历史上他却是位有德行的高僧。
法海姓裴，人称裴陀头，河东闻喜人。
他父亲裴休是唐朝宣宗皇帝的宰相，感到“伴君如伴虎”，一旦得罪了皇帝是没有好下场的。
他十分信仰佛教，认为富贵荣华不如出家好，因而决心送子出家为僧。
裴陀头出家到江西庐山，取名法海，他在庐山学道参禅，一心修炼。
后来到镇江金山，那时寺宇荒废，荆棘丛生，还有蟒蛇为害。
他就找到山上西北角的这个岩洞，住在洞里参禅打坐，白蟒就避走了。
法海来金山后，最大愿望是要修复金山寺，他曾燃指一节，以表决心。
一天也僧众披荆斩棘，到江边挖土，偶然挖出黄金若干镒（一镒为二十两），就报告润州刺史李奇，李奇又上报宣宗皇帝，宣宗命他把黄金给法海作修复庙宇之用，并赐名为金山和金山寺。
相传法海后，他的徒子法孙把他的肉体装金供在洞中，以便瞻仰。
后来肉身坏了，又塑了一个石像，留作纪念。
宋朝张商英来此游览，做了一首裴公洞的诗：“半间石室安禅地，盖代功名不易磨。
白蟒化龙归海去，岩中留下老头陀。
”寺僧将这首诗做成楹联，挂在洞门两边。
留云亭金山最高处，有一石柱凉亭，名留云亭，又名江天一览亭和吞海亭。
亭中石碑是三百多年前康熙皇帝陪同母亲来到处于大江之中的金山寺游览时留下的古迹。
康熙登高远眺，大江东去，水天相衔，诚雄观也。
遂历奋笔手书“江天一览”四个大字。
亭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重修，同治十年（1871）复建，两江总督曾国藩将康熙所写的“江天一览”四字刻在石碑上，放置亭内。
这里是领略金山风姿，俯瞰镇江全城美景的最佳观赏点之一。
据传康熙在执笔就书时，“江天一”前三个字一气呵成，而第四个字“览”字笔划多，一时竟想不起来。
却又不肯“不耻下问”，只是嘴中念着“江天一览”四字，无从落笔。
周围大臣侍从一见此情，知道皇上遇一难题，但又不敢直截了当上前提示，虽则一字好提，却怕招来欺君杀头之罪。
正在为难之际，有一大臣计上心来，下跪在皇帝面前说了一声“臣今见驾”。
康熙一听“臣今见”，恍然大悟，随笔写出览字。
因为“览”的繁体字正是“臣、今、见”三个单字组成，这位大臣巧妙地用拆字法提醒了皇帝。
由于康熙愣了许久才勉强写了“览”字，所以这一字显得特别细小，云云。
妙高台妙高台又名晒经台，“妙高”是梵语“须弥”之意译。
刘编《金山志》载：“妙高台在伽蓝殿后，宋元佑僧佛印凿崖为之，高逾十丈，上有阁，一称晒经台。
”几经兴废，明代僧适中，清代薛书常相继重建。
1948年与金山寺大殿、藏经楼等同毁于火，如今仅存台址。
当年妙高台，还是赏月佳处，并且流传着名士苏东坡曾在此赏月的轶事。
此外，据传“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公元1130年南宋名将韩世忠用四千水兵将几万入侵的金兵围困在金山附近，梁夫人登上妙高台亲擂战鼓，鼓气助阵，大破金兀术部众。
这个历史故事被搬上戏剧舞台，英风千载，流芳百世。
七峰亭七峰亭在山西侧金鳌岭上。
古代因有七座小山突起，名七峰岭。
后削山建阁，故以七峰阁而名。
相传南宋绍兴年间，抗金名将岳飞在北方指挥抗金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之时，奸臣秦桧要挟高宗连续发了十二道金牌，召他回都城临安（今杭州）。
岳飞路过镇江时，拜访金山道月禅师，告诉道月和尚：“昨夜梦见两犬抱头而言，未知此行吉凶如何
”道月答道：“二犬对言，是一狱字，此去恐怕有牢狱之灾，必须谨慎。
”岳飞致谢登舟，临行时道月赠诗曰：“风波亭下浪滔滔，千万留心把舵牢
谨备同舟人意歹，将身推落在波涛。
”岳飞到杭州，果遭秦桧陷害于风波亭下，他在临前说了一句“悔不听道月之言”。
这句话传到秦桧耳中，秦桧大怒，就命何立往镇江金山拘捕道月。
何立到金山，道月正在堂上说法。
只见道月整衣拈香，合掌说偈：“吾年四十九，是非终日有，不为自身，只因多开口。
何立自南来，我向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几乎落人手。
”说罢，坐在法座上怡然逝去。
何立只得将情况回禀秦桧，并说金山有七峰，风水好，因而每代能出高僧。
秦桧盛怒之下，立即命人到金山削平七峰。
后人为了纪念岳飞和金山寺道月长老，便兴建了七峰阁，可惜毁于太平天国时战火，后改修为七峰亭。
白龙洞白龙洞在金山西北山脚下玉带桥旁。
相传唐朝武则天的侄孙灵坦来到金山，在这洞里打坐参禅，白蟒就避走了，毒气也没有了。
白龙就是指这条白蟒。
现在洞内塑有白娘娘、小青青两座白石像，各高一米许。
据民间传说，此洞与《白蛇传》“水漫金山寺”密切相关。
白娘子、小青青呼东海之水，跟金山寺高僧法海相争，救自已的丈夫许仙。
许仙被关在寺内，闻外面战鼓震响，看到女娘子带身孕力战，心急如焚。
看守庙门的小僧十分同情，放许仙从白龙洞跑到杭州与妻子在西湖断桥相会。
这个洞有一条石缝，一人可进去达数丈深，再往前进洞即变小，人不能进去，恐怕只能白蛇可进了，不然为何称白龙洞呢
朝阳洞朝阳洞又名日照岩、观音洞。
在金山东北山腰间，洞上是一片悬崖，上有“日照岩”三个字。
当金山还在江心的时候，每当旭日东升，从朝阳洞向南一带石壁上，金碧辉煌，水天皆赤，可称奇景。
所以朝阳原是观日出的最佳之处。
至今留在岩上的“朝阳洞”三个石刻大字，是明代滕谧所书。
古仙人洞古仙人洞位于金北侧金鳌岭下，深六点六米，依山洞筑有半亭一座。
这里道教遗存。
传说八仙中的吕洞宾在这里面而窥视江面，故名“仙人洞”。
明代程敏政诗云：鬼斧穿山骨，明明透一窗。
仙人时举步，竖立一窥江。
玉带桥金山白龙洞前有座玉带桥，传说是苏东城与金山方丈佛印打赌输了玉带，佛印如获至宝，经常给人看，看的人多了，又恐弄坏，于是就命人仿照玉带的式样建造了一座桥。
谁要再看玉带，去看桥就行了。
玉带桥长十六米，桥下绿波荡漾，清澈见底，令人心爽神怡。
金山四宝在慈寿塔下的屋内陈列着金山寺的一批珍贵历史文物，其中苏东坡的玉带、周鼎、金山图、铜鼓为金山四宝。
玉带：宋神宗年间，大学士苏东城与金山和尚佛印交往甚密，称为“忘形交”。
有一次两人以禅语对句，用东坡玉带作赌，东城一时迟钝而输，玉带便成寺院镇山之门宝。
苏东城的玉带存在金山已有九百多年了，这件珍品被人称为国宝。
玉带环宽约二寸、长约二尺，带上缀着二十四块米色白玉，有长方形、圆形、心形。
清初被火焚毁四俯常碘端鄢得碉全冬户块，乾隆皇帝金山时，命玉工补齐，上面刻有乾隆的诗句。
但是后补的四块玉色和原有的玉色不同，一看就可以辩别。
周鼎：是西周宣王时代的铜器，迄今已有二千七百多年。
当时周宣王北伐成功后，铸造铜鼎酬劳北伐统帅遂启祺的，所以此鼎又称遂启祺鼎。
金山图：这幅图是我国明朝著名画家文徵明所绘，画中江水茫茫，微波荡漾，金山如浮玉飘浮在波涛之上，山色青碧，上面有一栋栋画檐朱宇，展现了当时金山和金山寺屹立扬子江心秀美雄姿。
画后有他写的《金山寺追赋》诗一首：白发金山续旧游，依然绀宇压中流；沙痕灭没潮侵登，帆影参差日映楼。
江汉东西千古逝，乾坤高下一身浮；谪仙故自多愁绪，更上留云望帝州。
字大数寸，潇洒可爱。
铜鼓：是一种鼓状铜器，高八寸分，径一尺五寸，重二十三斤八两。
传说是诸葛亮发明的，行军时可做煮饭的炊具，战斗时可作战鼓敲打，所以又叫诸葛鼓。
御码头在山北有十三级台级，原作伴月式，两边护有石栏，左右有钟鼓楼（清咸丰年间被毁）。
清康熙、乾隆两帝南巡时，先后几次来金山都由这码头上岸，故称“御码头”。
现护栏上刻有“御码头”三个大字。
郭璞墓郭璞墓在金山之西的石簿山上，又称云根岛。
岛上葬有东晋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的遗物，俗称郭璞墓。
郭璞（公元276—324），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据记载，他博学多才，人称其词赋为东晋之冠。
他曾注释过《尔雅》、《山海经》、《楚辞》等古代重要著作。
又精于风水相命。
东晋初为著作佐郎，后被王敦任为记室参军。
王敦想造反，不知吉凶，时人皆说大吉，问郭璞，璞独自不言，触王敦怒，被杀于武昌的南岗。
明万历三十三年巡按御史黄吉士为他树碑立传，墓碑上刻着“晋赠弘农太守郭璞之墓”。
天下第一泉天下第一泉又名中泠泉，南泠泉，在金山以西一里之遥。
唐代时就已闻名天下。
第一泉原与金山同在江中，清咸丰、同治年间，遂随金山登陆。
据记载，以前泉水在江中，江水来自西方，受到石簿山和鹘山的阻挡，水势曲折转流，分为三泠（冷是水曲的意思，三泠为南泠、中泠、北泠），而泉水就在中间一个水曲之下，故名“中泠泉”。
因位置在金山的西南面，故又称“南泠泉”。
中泠泉上岸后曾一度迷失，后来于清朝同治八年被候补道薛书常等人发现，遂命石工在泉眼四同迭石为池，并由常镇通海道观察使沈秉成，于同治十年春写记立碑，建亭覆亡。
光绪年间镇江知府王仁堪又在池周造起石栏，池旁筑庭榭。
并拓地四十亩，开塘种植荷菱，又筑土堤，种柳万株，抵挡江流冲击，柳荷相映，十分秀丽。
方池南面石壁上刻有“天下第一泉”五个遒劲大字，为王仁堪所书。
池旁盖楼建亭，池南建有一座八角亭，双层立柱，直径七米，十分宽敞，取名“鉴亭”，是以水为镜，以泉为鉴之意。
亭中有石桌石凳，供游人小憩，十分风凉幽雅。
池北建有两层楼房一座，楼上楼下为茶室，环境幽静，林荫覆护，风景清雅，是游客品茗的最佳之处。
楼下层前壁左侧，嵌有沈秉成所书“中泠泉”三字石刻，右侧为沈秉成“中泠泉”及薛书常“中泠泉辩”石刻。
唐朝以来，中泠泉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唐代评茶专家陆羽品中泠泉水为天下第一，后唐名士刘伯刍分全国水为七等，扬子江的中泠泉为第一，从此中泠泉被誉为“天下第一泉”。
用此泉水沏茶，清香甘冽，相传有“盈杯不溢”之说：贮泉水于杯中，水虽高出杯口二三分都不溢；水面放上一枚硬币，也不见沉底。
泉水绿如翡翠，浓似琼浆，其醇可知。
蜀南竹海导游讲解词
玄天洞的出名始于明朝末年，时有四川道人半月（号月天）云游此，见此古洞，认为是一个修仙炼道的好地方，便不离去，就地请人在洞内修建两间小屋，利用剥下的树皮盖顶，取了一个很随意的名字：木皮庵，供奉的是道家祖师之一的玄武大帝（亦称真武大帝），故也叫玄帝庙。
自此，玄天洞香火日盛，并不断扩修，最盛时，这个3400平方米的洞内，有玉皇宝殿5间，三官殿（即三清殿）3间，上殿7间，下殿3间，外加厨房、居室等共有大小房屋30多间。
洞内供奉神像数十尊，前殿供道家三仙师：玄武大帝、李老君、邱祖（邱处机），后殿供玉皇大帝，玉皇两侧为金童玉女及四大天王。
玄天洞是位于息烽县城东8公里南望山麓的一个天然溶洞，洞顶高处15米，宽54米，深130米，洞内总面积3400平方米，仅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通。
洞前和洞内原有明朝以来修建的玉皇殿、三清宫、地母庙等建筑。
抗日战争期间，玄天洞成为“息峰集中营”的监牢之一，1938－1946年，抗日爱国虎将杨虎城将军与家眷被密秘囚禁于洞中，与世隔绝近8年。
玄天洞前方是一座大山，两山中间形成一个峡谷，中有一条小溪。
玄天洞至谷底高差103米，原有毛石小路，2000年后已修成石阶梯，有570多级。
后来又在离玄天洞洞口约300米处发现一个溶洞，深300余米，洞中立着一钟乳石，活像一个老妇人，人们把它尊为地母，在洞前修了一座大庙，名地母庙。
由于香火旺盛，游客日增，一到谷底就必须爬山，很不方便，又在山脚平处修了一座长五间带厢房的庙，内供道家三清，所以取名三清宫，因上玄天洞从这里起步，所以人们又把这里称为“踏脚寺”，士人认为太俗，改称“塔脚寺”。
从远处看，玄天洞像山张着一张嘴；从洞内看，又像一口反扣着的锅。
洞口有一棵古樟，树龄500多年了，仍枝繁叶茂。
这个古洞在深山中沉睡了亿万年，直到明朝末年才被四川道人半月（号月天）发现。
半月云游至此，看见此洞，认为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便在洞内修了两间小屋，因无需遮雨，所以只用建屋时剥下的树皮盖顶，故名木皮庵。
半月道人在洞内供玄帝像，此洞因此得名“玄天洞”。
半月开始布道后，玄天洞香火日盛，方圆数百里都有人来进香听道。
清乾隆年间，地方人士集资重修，后又不断扩建，到民国时期，洞内3400多平方米的地方已有玉皇宝殿5间、三官殿3间、上殿9间，加上厨房、居室等共有大小房屋30多间。
洞底有一眼小泉，用竹笕引入厨房，可供数百人饮用。
洞口处有一幅石刻对联，上联是“玄机活泼”，下联是“天理自然”，横批“玄天石洞”。
洞内正殿有两道高1米左右的石堡坎，石坎上有花鸟图案和神仙人物故事均精雕细刻。
人物大小不过数寸，但形态逼真，是难得的石雕珍品。
洞内有石雕神像数十尊，前殿供道家三仙师：真武大帝、李老君和邱祖（邱处机），后殿供玉皇，玉皇两侧除金童玉女外，还立着横眉怒目的四大王，象征风、调、雨、顺。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象鼻山的特点和著名历史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你们这会桂林山水游的导游，感谢大家给了我这次锻炼自己的机会，我会尽自己的所能为你们讲解的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桂林这一带的山有个特点，就是在平坦的大地上和江边，一座座拔地而起，危峰兀立，各不相连。
我们现在在桂林市的市中心，这边有一座危峰。
它叫独秀峰，奇峰突起，犹如一支擎天大柱，被称为“南天一柱”。
接下来呢
我带领大家乘着木舟去观赏桂林最美的一条江，叫漓江。
大家能看出漓江的水有什么特点吗
对，漓江的水是出奇的静，静的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清澈见底，可以看见有许多美丽的鱼儿游来游去：漓江的水还非常的绿，绿的简直可以与无暇的翡翠相媲美。
大家请看，这一个景点就是“象山水月”。
它就是象山与本身水月洞的合成。
这个象山又叫象鼻山，因为它酷似一只正在江边吸水的大象。
这个象鼻山那探入水中的长鼻，与其山体形成了一个圆圆的洞穴，名“水月洞”。
洞内十分的光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