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北京市的导游词（急需，跪求）
龙门涧风景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西部清水镇，距市中心约100公里。
她西临京都最高峰灵山风景区、南望京西大花园百花山风景区、北有黄草梁风景区、东近明清古居爨底下；居中的位置得天独厚。
龙门涧风景区现有龙门涧大峡谷、鬼谷、京西悬空寺三个分景区：大峡谷怪石嶙峋、奇峰高耸、岩洞星布、碧水涓涓；鬼谷幽谧静穆、奇幻莫测；京西悬空寺清风习习、翠柏林立。
龙门涧风景区人文景观历史久远：这里有蚩尤兄弟鏖战的雄魂；有大禹治水的遗迹；有于谦保卫京师的古战场；有东仙泉奇妙的来历；有八戒降妖的故事；有金罗峰美丽的传说；有张仙得道的经历；有尹志平（丘处机的大弟子）督建的庙宇；更有革命英烈为民族解放而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足迹。
集远古传说、历史史实、宗教文化、神鬼文化于一身。
龙门涧风景区以其奇险、惊妙、清幽、灵秀的自然景观，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于2000年被评为北京市第一批市级风景名胜区，成为新兴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胜地。
景区自建度假村，建有标准客房2-3人间，共26间（24小时热水、独立卫生间）；普通客房5人间、10人间若干，适应各类人员居住条件。
度假村餐厅以山珍野味、风味烧烤、农家饭为主，可以同时容纳近200人同时就餐，餐厅还另外配备雅间若干供游客选择。
度假村的娱乐项目有：台球、乒乓球、羽毛球、棋牌娱乐、卡拉OK、篝火晚会、山野垂钓、骑马观光等等，另外还可根据游客的具体要求安排更精彩的娱乐项目。
真诚欢迎各界朋友来龙门涧风景名胜区游览观光、休闲度假。
在这里您可以享受看山不爬山、人在峡谷走、水在脚下流的乐趣，而且在这中国“北方的地质博物馆”里您可以尽情欣赏它给您的奇、野、秀、美、险、峻、幽兼备的自然风景，深深体会一下投身自然的闲情雅致；享受一下我们优质周到的服务，追随一下自然、质朴、健康、纯真的生活时尚。
云岫谷游猎区位于新城子境内,距北京130公里,这里自然环境优越,山场面积广阔,植被覆盖率达95%以上,是一处集观光、度假、疗养为一体的游猎区。
景区山谷基岩为红色安山岩,春、夏、秋三季清沏湍急的溪水奔流于红色的岩石之上,辅之以葱郁的林术,在阳光的照射下,色彩斑斓,其色彩美令人称奇,当属华北一绝。
景区内三块数百吨重的巨石,据专家考证,是北京地区最大的冰川漂砾,具有极高的科考价值,景区内开办的密云国际狩猎场,包括开放式猎场和封闭式猎场。
有鹿、抱、山羊、狐狸、山鸡、野兔等野生动物达20多种,是华北地区设施最齐全,规模最大,而又唯一经国家批准的狩猎场。
飞碟射击场呈明代古朴风情,四周封闭,旌旗招展,有4台电动控制抛靶机,安全系数较高,置身其中您可大显身手,该景区东临国家级森林公园一一雾灵山、西临司马台长城、北对遥桥峪民俗度假村. 华北地下迷宫 位于北京房山区佛子庄乡下英水村，距市区60公里。
景点特色：是中国华北地区唯一开放的水旱洞为一体的自然风景溶洞。
特色景观是洞顶倒挂着长近2米、形似猫头狐狸身的雪白方解石晶体，被称“中华国宝”银狐。
洞内1500米的地下暗河，可戏水泛舟，河水清澈见底，水中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具有神奇的医疗作用。
雁栖湖2001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4A及旅游风景区，连续6年被评为首都文明景区，2001年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雁栖湖位于怀柔城北8公里处，是燕山脚下一处风光旖旎的旅游风景区。
因每年春秋两季常有成群的大雁来此栖息，故此得名。
近年来，时有白天鹅、淡水鸥来湖中戏水，为湖区曾添了勃勃生机。
雁栖湖水面宽阔，水质优良。
旅游区内空气清新，风光秀丽。
登临望湖亭，南可眺望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北可望重峦叠嶂的起伏群山，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雁栖湖旅游区有水上、陆地娱乐项目40余种，可供不同年龄的游客选择。
其中水上跑车、水上飞伞、水上飞降、水上摩托、火箭式蹦极、攀岩、空中飞人等项目深受游客喜爱。
盛夏时节，雁栖湖畔绿荫遮日，湖面凉风习习，成为人们消夏避暑的胜地。
雁栖湖西岸，林木茂盛，鸟语花香，人们休闲漫步其间，呼吸含有丰富氧粒子的新鲜空气，尽享回归大自然的美好情趣。
雁栖湖旅游区建有宾馆饭店、度假别墅，服务及娱乐设施完备。
不同档次的餐厅为游人提供餐饮服务。
雁栖湖距离北京城区60公里，距首都机场45公里，交通便利。
从北京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东四十条乘旅游车，可直达雁栖湖景区，也可由西直门乘火车直达。
雁栖湖地理位置优越，西邻慕田峪长城，南临红螺寺，北依云蒙山风景区，是旅游度假、休闲健身的理想场所。
竭诚欢迎您来雁栖湖旅游观光。
慕田峪长城位于怀柔县境内，西接居庸关，东连古北口，是明代长城的精华部分，自古就是“京师北门，长陵玄武”的要地。
慕田峪长城旅游风景区山峦重叠，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松柏苍翠，果树满坡，四季景色绚丽。
春季群芳射蕊 ，争奇斗妍；夏季满目青翠，绿荫遮日；秋季果实累累，层林尽染，是观赏红叶的好地方；冬季如遇雪后，峰峦树梢，白雪皑皑，一派北国风光。
被中外游人誉为“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
旅游风景区内建有体现大自然野味情趣的“鹿鸣动物游乐园”，流满诗情画意的“中华梦石城”和惊险剌激的“施必得滑道”。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境内，距市中心70公里。
占地面积70000多平方米。
由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唐辽塔群构成我国佛教文化特色一大宝库。
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作为世界上保存石刻经版最多的寺庙入选“北京旅游世界之最”，同年云居寺塔及石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
1997年以来连续四年被评为“北京市文明旅游景区”，同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9年荣获“京郊环境建设示范景区”和“北京花园式单位”荣誉称号，2001年荣列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同年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双认证。
2004年11月15日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市级风景名胜区。
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
两侧有配殿和帝王行宫、僧房，并有南北两塔对峙；寺院坐西朝东，环山面水，形制宏伟，享有“北方巨刹”的盛誉。
1942年云居寺被 日军炮火夷为废墟。
1985年成立云居寺修复绿化委员会，进行了一期修复工程和周边绿化。
1998年后，进行了石经回藏及二期修复工程。
目前，云居寺已恢复了昔日的庄严。
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版经号称“三绝”。
“石刻佛教大藏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605年），僧人静琬等为维护正法刻经于石。
刻经事业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
象这样大规模刊刻，历史这样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堪与文明寰宇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是世上稀有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被誉为“北京的敦煌”、“世界之最”。
“房山石经”是一部自隋唐以来绵延千年的佛教经典，不仅在佛教研究、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而且在书法艺术上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北塔是辽代砖砌舍利塔，又称“罗汉塔”，始建于辽代天庆年间（1111～1120年），高30多米，塔身集楼阁式、覆钵式和金刚宝座三种形式为一体，造型极为特殊。
塔的下部为八角形须弥座，上面建楼阁式砖塔两层，再上置覆钵和“十三天”塔刹。
这种造型的辽塔，十分少见。
四座唐塔都有明确的纪年，塔的平面呈正方形，七层，分单檐和密檐式两种，而造型大致相同。
塔身上雕刻着各种佛像，其中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所建的石塔，内壁雕刻有一个供养人，此人深目高鼻，推断应为外国人形象，这与当时唐代与中西亚交流广泛、大量任用外族为官有直接关系。
雕刻的服饰十分华丽，线条细腻流畅，反映了盛唐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
纸经现藏22000多卷，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包括明南藏、明北藏和单刻佛经等。
而其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妙莲寺比丘祖慧刺破舌尖血写成，被誉为“舌血真经”，尤为珍贵。
《龙藏》木经始刻于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现存77000多块，内容极为丰富，是集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译著之大成。
堪称我国木板经书之最。
世界上现存两部汉文大藏经，一部为云居寺现存的《龙藏》，另一部是韩国海印寺的《高丽藏》。
石经山海拔450公尺，山腰有9个藏经洞，其中雷音洞为开放式，洞内宽广如殿，四壁镶嵌经板大都是静琬早期所刻。
洞中有四根石柱，石柱上雕佛像1056尊，故称千佛柱，九洞共藏经4196块。
石经山现存唐塔两座，还有石凿古井、隋唐碑刻等大批历史遗存。
为了便于游客上山观光揽胜，云居寺于1999年10月24日开通了全长830米的石经山索道，在乘坐途中可一览云居寺全貌及石经山四周优美的自然风光。
云居寺不仅藏有佛教三绝与千年古塔，而且珍藏着令世人瞩目的佛祖舍利。
舍利(佛教名词)意为尸体或身骨。
相传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
1981年11月27日在雷音洞发掘赤色肉舍利两颗，这是世界上唯一珍藏在洞窟内而不是供奉在塔内的舍利，与中国北京八大处的佛牙、陕西西安法门寺的佛指，并称为“海内三宝”。
为千年古刹增添一份祥光瑞气。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云居寺给予高度重视。
50年代末，利用三年时间对石经进行发掘整理，并组织专家对房山石经进行研究。
出版了《房山石经影印本》和《房山石经题纪汇编》等一批研究著作。
1974年房山区政府建立云居寺文管所，1988年扩编成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
主抓云居寺文物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
1987年10月，云居寺作为社会历史类专题遗址博物馆对国内外游人开放。
1995年12月正式注册登记为云居寺石经陈列馆。
现在的云居寺已经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佛教寺院，著名的宗教活动场所，享有“北方巨刹”的盛誉。
云居寺特有的幽静地理环境，奇特迷人的秀丽风光，蕴涵着浓郁的佛教文化特色，是藏经纳宝之地、祈福迎祥之所。
石花洞是中国华北地区岩溶洞穴的典型代表，被专家评价为中国罕见的多层洞、岩溶景观最丰富的溶洞。
石花洞以天然形成的石花而得名。
石花形式繁多，异彩纷呈，数量庞大，为国内洞穴之最。
石花洞的总体特征是洞体多层多支，从上到下共8层，每层景观各不相同，被誉为“北京的地下明珠”。
其中由月奶石形成的“石莲花”，由540余片石钟乳组成的高10米，长18米的石幔以及石旗、双彩石盾、龙宫双柱等景观都是中外洞穴岩溶景观精品，被评为北京首批市级风景名胜区。
服务设施：景区内有石花洞餐厅、洞天饭店等餐馆十几家。
周围景点分布：东侧有青龙湖，西侧有银狐洞，南侧有上方山、云居寺，北侧有将军坨。
有塞外漓江，小三峡美誉的龙庆峡长约7公里，古称“古城九曲”，融南国秀水北国群山于一体，乘船顺水而行，大自然挥洒天地之间的浓墨重彩徐徐向您展开：碧水青天之间凝聚自然景观无限，随形而喻的镇山如来，凤冠岛，月亮湾，鹊桥石，人文古迹更有神仙院的清灯古佛，金刚寺的晨钟暮鼓，最好看的恐怕还是龙庆峡的冰灯，从1987年开始每年的1-2月都要举办冰灯艺术节，这里可是世界上纬度最低的大型室外露天冰灯。
您可能不知道延庆有夏都的别称，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比北京市区低6.4℃，自古就成为一处绝佳避暑胜地；到了冬季，气候寒冷，结冰期长，所以冰灯之花才可在此长开不败。
您可以乘坐腾龙电梯上大坝观光。
腾龙电梯被誉为亚洲第一梯，共六节，全长258米，一条五彩巨龙腾空苍翠青山之上，龙尾蜿蜒起伏消失远山之间。
另外还有蹦极滑道等惊险项目，游山玩水的同时体验夏都的活力时尚。
“玉门关”的传说 古时候，在甘肃小方城西面，有个驿站叫马迷兔，又叫马迷途。
商队从边陲于阗运玉到中原都要经过此地。
这里的地形十分复杂：沼泽遍布、沟壑纵横、森林蔽日、杂草丛生。
每当运玉石的商队赶上酷热天气上路时，为避免白天人、畜中暑，总是喜欢晚上凉凉快快赶路。
因此，每当马队走到这里，总是一片黑暗，辨不清方向，就连经常往返于此路的老马也会晕头转向，难以识途，马迷途的名字就是这样叫起来的。
有一支专贩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常年奔波于这条路上，也常常在马迷途迷失方向。
有一次商队刚进入马迷途就迷路了。
人们正在焦急万分之际，忽然不远处落下一只孤雁。
商队中一个小伙子悄悄地把大雁抓住，心地善良的他，把它抱在怀里，准备带台马迷途后再放掉。
不一会儿，只见大雁流着眼泪对小伙子咕噜咕噜地叫着说：咕噜咕噜，给我食咕噜咕噜，能台迷途。
小伙子听后恍然大悟，知道大雁是因为饿得飞不动才掉队的，便立即拿台自己的干粮和水让大雁吃个饱。
大雁吃饱以后，呼的飞上天空，不断盘旋，领着商队走台了马迷途，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小方盘城。
过了一段时间，这支商队又在马迷途迷失了方向，那只大雁又飞来在空中叫着：咕噜咕噜，商队迷路。
咕噜咕噜，方盘镶玉。
边叫边飞，又引着商队走台了迷途。
只有那只救大雁的小伙子听懂了大雁的话语，并转告领队的老板说：大雁叫我们在小方盘城上镶上一块夜光墨绿玉的玉石，以后商队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迷路了。
老板听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要值几千两银子，实在舍不得，就没有答应。
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马迷途迷了路，数天找不到水源，骆驼干渴得喘着粗气，人人嘴干舌燥，口渴得寸步难行，生命危在旦夕，正在此时，那只大雁又飞来了，并在上空叫道：商队迷路，方盘镶玉，不舍墨玉绝不引路。
小伙子听罢急忙转告给老板，老板慌了手脚，忙问小伙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小伙子说：你赶快跪下向大雁起誓：'一定镶玉，绝不食言。
'。
老板马上照小伙子说的，跪着向大雁起誓，大雁听后，在空中旋转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台了马迷途，商队得救了。
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爱财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便发台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看得清清楚楚，过往商队有了目标，再也不迷路了。
从此，小方盘城就改名玉门关。
其实玉门关是汉武帝时所建，因这里是古代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和阗玉石就从此入关，故名。
西安碑林导游词
碑林--西安碑林博物馆导游词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碑林。
顾名思义，它的意思就是“碑石丛立如林”，这座博物馆始建于公元1087年，距今已有900余年的历史了。
它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
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为“石质书库”。
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代恩所称的石经包括：唐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的745年，由唐玄宗书写的；以及唐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的837年刻成的。
这些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太学内。
唐朝末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将长安城进行了缩小，致使石经弃于郊外。
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韩建和后来的刘郇陆续将这些碑石移到了城内的文宣王庙内，也就是今天的西大街社会路一带。
由于那里地势低洼，所以对保存经石不利。
于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运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又将那里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
这便形成了最早的西安碑林。
“碑林”一名始于清代。
它收藏了从汉到清的各代碑石3000余件，分布在七个陈列室，八个碑厅和六座碑廊之中。
这些碑石主要可以分为“碑林”和“石刻艺术室”两大部分。
博物馆占地面积31900平方米，陈列面积3000平方米。
碑林博物馆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庙宇式建筑群。
它的前半部分是由原先拜谒孔子的孔庙改建而成，至今仍处处可见孔庙的痕迹。
孔子是中国儒家的创始者，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所推崇。
汉武帝就曾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按照中国历来的建筑制式，门都是朝南开的。
而碑林的门却是东西向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碑林为孔庙旧址，按照中国古代的制度，孔庙的门都开在东西两侧，以示对孔子的尊敬。
西门称为“礼门”东门称为“义路”。
南面的门则封闭起来，叫做“塞门”。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高大的牌坊叫做“太和元气坊”。
它是明代的建筑，是由华山西岳庙移过来的，采用的是四柱三檐。
上面的这些彩画是和玺彩画。
中国古代制度森严，彩画也是有等级的。
最高的是和玺彩画，另外还有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两个半圆形的水池,它是孔庙特有的建筑。
按照古代制度，国家级孔庙内的水池为圆形，叫“辟雍”；地方级孔庙内的水池为半圆形，叫做“泮池”。
“泮”是三滴水加个一半的半。
汉字讲究象形，“泮”就是半个水池。
孔子提倡学无止境，学问永远没有满的时候，就像这水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满圆形的。
在古代，只有考中秀才的人才可以走上泮池中间的小桥，当一回秀才。
在泮池北边的这个石牌坊也是孔庙特有的建筑，称为“棂星门”。
传说“棂星”是二十八星宿中主管取土的神。
当年，进出棂星门有严格规定：祭孔大典时，只有主祭的最高官员才能由中门出入；一般官员由西门出入；其他人员由东门出入。
所以就有了成语“旁门左道”。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棂星门内。
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讲究中轴对称的。
那么，碑林也不例外。
碑林的各个陈列室以棂星门的中门为中轴线，自南向北对称排列。
两边的房间为临时陈列室。
大家请注意看，中央道路两旁有许多的石柱，它是我国古代民间石刻的瑰宝—渭北栓马桩。
这些栓马桩高2米左右，上面刻有各种纹饰，造型丰富。
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和作战工具。
在一望无垠的渭北高原上，出于交通与军事的需要，在驿站旁边设立了大批的栓马桩。
它除了可以栓系、震慑牲畜这个目的外，还具有震邪、吉祥和装饰的意义。
在解放前，渭北地区的官宦或富豪人家的院门外两侧大都栽有成排的栓马桩。
现在请大家看远出处的这个巨大的匾额，上面书写着“碑林”二字。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碑”字少了一撇。
那么为什么会少一撇呢
难道这是一个错别字吗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这两个字出自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林则徐之手。
鸦片战争之后，他革职戍守新疆伊犁。
当时路经西安，写下了这两个字。
有人说“碑”字少了一撇，正好象征他当时丢了乌纱帽。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你待会儿就会发现，碑林中的所有“碑”字都少了一撇。
这是因为古代的汉字讲究对称，“碑”字少了一撇，只是为了看起来对称美观罢了。
现在请大家看这通高大威严的石碑，这便是久负盛名的。
它是碑林中最大的石碑。
是儒家经典之一，是由孔子的学生曾参编纂的。
全书共分18章，主要讲述封建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之一的孝道。
并且把孝敬父母和忠于君王联系起来，提倡“事君如事父”，以宗法血缘关系维护封建统治，因而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殊重视。
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以孝治天下”视为基本统治策略。
的前半部分是唐玄宗李隆基用隶书为孝经作的序，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要以孝来治理天下。
后半部分是孝经的原文。
那些小字是李隆基为孝经作的注释。
在当时，此碑立在国子监太学内，因此被称为“御碑”。
又因为此碑建在三层石台之上，所以叫做《石台孝经》。
这块碑石高近6米，碑座、碑身、碑首由35块巨石组成。
碑顶雕有卷云蜷龙，似乎就要凌空而去。
碑身由四块巨石组成，是整个碑林中碑身最大的一块石碑。
碑座底下有三层石台，形制特殊。
“风流天子”唐玄宗也擅长书法，这块碑刻书法工整，字迹清晰，华美飘逸，在唐代隶书中堪称佼佼者。
这块碑林中的超级巨碑因为太大，只好向下延伸，在碑亭中形成一个方坑，向上则快到亭顶，显得顶天立地，气度不凡，因此被称为“迎客第一碑”。
现在请各位随我进入碑林的第一陈列室。
这里展出由艾由晦、陈《》等楷书的。
“开成”是因为它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837年。
“经”，是指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
包括12部著作，除外，通过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是先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是编成于春秋时代的中国最早诗歌总集；、和是先秦典章制度与社会礼俗的汇集；、、《谷梁传》分别从史料和儒家义理角度阐释我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论语》是技记述孔子言行的专集；《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
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文人学士的必读之书。
因为当时雕版印刷还不普遍，为避免传抄错误，唐文宗下令把它们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内，供人们校对。
《开成石经》由114块碑石双面组成，共计228面，650152字。
清代又补刻了《孟子》一书9石，合称十三经。
中国历史上曾经组织过7次经籍石刻，只有这一部保存得最完整。
加上时代又早，史料价值极高，人们赞叹它是“世界上最厚最重的书籍“。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碑林的第二展室。
这里主要陈列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写的碑石，历来都是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
其中有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皇甫诞碑》，以及他的儿子，也就是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
有颜真卿书写的《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还有晚唐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
和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又被称为“千金贴”。
这里还有中外驰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代书法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高峰时代。
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自唐太宗以来历任皇帝的酷爱和提倡，造就了全社会对书法的普遍重视。
一大批书法家涌现出来，如同百花齐放。
各位游客请看这块碑石。
在中国古代石碑上出现外国文字的碑石在碑林中有好几块。
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概就是碑林里国际知名度最高的碑石了。
它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的781年，由波斯人景净述事，吕秀严书写。
原立于唐长安城的大秦寺内，后来埋没土中。
明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被重新发现，清末移入碑林。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
景教，属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称聂斯脱利派，公元431年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派创立于费城，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塞克城以北。
据碑文记载：“由波斯人阿罗本率领的传教代表团欲公元635年到达长安,受到隆重接待,并准许其传教。
从此，景教在中国大范围流传开来。
“景”是光明、美好的意思。
碑首刻有基督教标志十字架。
这块碑石记载了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以及教规、教义，还有古叙利亚和汉文对照刻了72个景教僧侣的名字。
为研究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亚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宝贵资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近代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此碑拓片曾经传到了国外，并译成了拉丁文稿，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注意。
一些外国人认为，欧洲多基督徒，那么像这样记载景教的碑石应该运到欧洲供人瞻仰。
1907年，丹麦人荷尔漠受英国政府指使，企图以3000两白银复制的假碑换取此碑，受到舆论反对，只得将复制的碑石运往伦敦。
现在世界上好几个国家有这块碑石的复制品。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面，我们看到的这几通碑石是唐代著名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
分别是《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以及《争座位稿贴》。
颜真卿不仅书法潇洒，而且在历史上也以忠贞有节、刚正不屈著称。
在发生“安史之乱”时，他作为平原太守，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太守，联络他的兄弟颜篙卿起兵抵抗，被推为盟主。
合兵20万，有力地牵制了叛军，成为平息叛乱的中坚人物，被封为鲁郡公。
后来，李希烈叛乱，他前往劝降，被杀害。
颜真卿的书法字如其人。
他初学褚遂良，后来跟随张旭学习草书，在正楷中参用篆书。
颜真卿的书法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圆、大、厚、方”。
他的行书气势开张，挥洒自如，对后世影响很大，人称“颜体”。
《多宝塔碑》为颜真卿44岁时所写，是留存下来的颜书中的最早作品，代表了他的早期风格，常被人们作为学习颜体的入门范本。
《颜氏家庙碑》是他73岁时所写，笔力雄健，气韵醇厚，书法造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争座位稿》是他55岁时所写，是写给当时另一位官员郭英义的书信手稿，指责郭在公众场合把宦官鱼吵恩的座位安排在许多大臣之上。
行笔苍劲有力，一气呵成，是颜体行草书中的精品。
现在我们来到了碑林的第三陈列室。
通过这里陈列的碑石，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书体的演变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据《史记》记载，文字是由黄帝时代的一个史官仓颉造的，所以人们称仓颉为“造字圣人”。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仓颉庙碑》。
其实文字的发明不应该归功于某一个人，它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
篆书是流行至今最古老的字体，在碑林的这个陈列室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梦英和尚刻立的《篆书目录偏旁部首碑》。
他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540个偏旁部首分别篆出，并用楷书注释，自作序文说明。
这对研究汉字的渊源、演讲以及篆体书法都大有益处。
篆书在秦代时达到了高峰。
但由于它字体繁难不便于书写，秦代的狱吏程邈把篆书的笔画和结构作了简化，把圆转为方折，形成了使用较为方便的隶书。
由篆到隶是我国书体的一大变革。
隶书到了汉代成为通用文字，逐渐趋于成熟美观。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隶的一个代表作《汉曹全碑》，它是东汉时为陕西合阳县令曹全所立。
从这块碑石上我们可以看到隶书的特点：蚕头燕尾，外柔内刚。
楷书出现于三国时期，隋唐时楷书成为通用的字体。
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书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
楷书和行草书在这里都有代表的作品。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概述了。
石刻艺术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是中国石刻艺术发展较早、遗存较丰富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汉唐盛世石刻以众多的数量和高超的技艺驰名海内外，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集中了散存在陕西各地的从汉到唐的圆雕、浮雕和线刻艺术品共70余件，分为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大类。
陵墓石刻是用刀砸在石面上的图画，起源于西汉，盛行于东汉，2000多年来以它独有的特色显示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西汉时期，厚葬风气极盛，在贵族阶层中“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很强。
他们生前的生活场景和宠幸爱慕的东西雕刻于墓室以尽人间之乐。
汉代画像石便是在这种厚葬风气中逐渐产生的。
石刻艺术室陈列的汉画像石大多出土于陕北。
内容除少数神话故事外，其余的大量取材于现实生活，如牛耕、狩猎、乐舞，贵族生活等。
汉画像石记载了大量的历史史实。
因此，它们既是艺术创作又是历史记录，为研究东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牛耕图》是汉代画像石的代表作，画面上有一人双手扶犁，前面有两头牛拉着,两头牛的牛颈上有一横杠,这就是二牛抬杠的耕作方法.汉朝时农业的耕作水平已经是很高的了.在陕北地区共出土汉代画像石500件,西安卑林博物馆收藏有133件。
隋唐时期的陵墓石刻在这里陈列的有献陵石犀和昭陵六骏。
我们现在所看到地这尊石雕是献陵石犀，它原来位于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前，刻于公元635年，重10吨，是用整块巨石圆雕而成。
这种犀牛的品种非常奇特。
大家来看，它头上没有角，鼻子上方有一圆包，因此叫做“圆帽犀”。
这种犀牛原产于东南亚一带，现已灭绝。
据史料记载，唐初，林邑国，也就是今天越南顺化一带，以这种犀牛向唐王朝进贡，李渊非常喜欢。
建造献陵时，唐太宗李世民就特意把石犀置于陵前。
这一石雕注重写实，结构匀称，比例准确，显然是以活犀牛为“模特儿”，使人感到它温顺驯服，憨态可掬。
接下来各位看到的这一组石雕为“昭陵六骏”。
它是原先置于唐太宗昭陵北麓祭坛两侧庑廊的六幅浮雕石刻。
六骏，指唐太宗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曾经骑乘作战的六匹骏马。
相传六骏图形出自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
原先画面上角刻有唐太宗题铭的四言赞诗，是由欧阳询书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了。
唐太宗营建昭陵时，诏令立昭陵六骏的用意，除为了炫耀一生的战功外，也是对这些曾经相依为命的战马的纪念，并告戒后世子孙创业的艰难。
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争中身冒箭矢、驰聘疆场的情景。
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
由于六骏雕刻精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
1914年，美国人毕士博勾结陕西军阀陈树藩将六骏中的两骏盗运美国，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
这两骏便是拳毛弧与飒露紫。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幅完整的浮雕作品，便是拳毛弧与飒露紫的复制品。
1918年，他们又再次来到中国，企图将剩余的四幅砸成数块再次装箱运走，被人们发现拦存了下来。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四幅残损的浮雕。
它们虽然是残缺的，但却是真品。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尊庄严的石像是老君像，是道教的石刻。
老子像是道教的教主李耳的雕像。
因为它是唯一反映道教的石刻，所以就非常珍贵。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子像的眉目不像我们中原人。
据说这是因为这个作品的雕塑者是西域的一个著名雕塑家，名叫元伽儿。
他从小就生活在少数民族的圈子当中，作画、写生都是以本民族的人为摹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这种独特的风格。
老子的形象庄严肃穆，耐人寻味。
台座的变形牡丹花图案疏密有致，匀称饱满。
它原先位于骊山的华清宫朝元阁内，当年接受过唐玄宗的膜拜。
后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朝元阁倒塌了，使老子像的外面裹了一层泥塑，所以至今保存完整。
于1963年移存到这里，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碑林博物馆之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参观，谢谢
你要的东西还真多
湄洲岛黄金沙滩或故交楼或东圳水库或广化寺的导游词，100字左右。
6年级水平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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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广化寺返回福建莆田南山广化寺简介 莆田南山广化寺，位于莆田市城南三公里处的凤凰山麓(别称南山)。
创建于南朝陈永定二年(558)。
本为当地名士郑露三兄弟(世称“南湖三先生”)讲学之所，后献其所于金仙禅师(即开山祖师)，初名金仙院。
隋开皇九年(589)，经来自天台山的无际禅师募资拓建后，改名金仙寺。
唐景云二年(711)，寺院住持志彦应睿宗李旦召请进宫讲解《四分律》，大受赞赏，赐号“聪明禅师”。
志彦禅师遂将隋时天台宗无际禅师持诵《妙法莲华经》，感得寺涌清泉的灵异之事上奏，李旦大悦，赐号为“灵岩寺”，并命书法家柳公权书匾,悬挂于寺门之上。
至此,灵岩寺名扬天下,被称为闽中一大丛林。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诏毁天下佛寺，勒令僧尼还俗，寺僧灵敞、无了匿于民间。
宣宗李忱继位，兴教复寺，禅宗南岳系无了禅师复出主持寺院修建。
咸通六年(865)寺为飓风所毁，住持涅槃募缘修复并创建山门。
天祐二年(905)节度使王审知令人写经5000卷付寺入藏，并命监察御史、名士黄滔撰《莆山灵岩寺碑铭》以纪其盛。
宋朝时,凤凰山佛教寺院盛极一时,兴建了二寺、十院、百二十庵。
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太宗赐额广化寺，并修缮殿宇，使之“檐楹相摩，轩宇层出”。
公元979年宋朝廷在莆田设置“兴化军”，故民间有“未出兴化，先有广化”之说。
云门宗其辩禅师曾来寺驻锡。
元至正间(1341—1368)，寺遭火灾被毁。
明洪武、永乐年间(1368—1424)，僧慧广、源彻等相继营建，使其逐渐恢复当年盛况。
弘治年间(1488—1505)，著名学者黄仲昭来游，赋诗云：“风景无端拥寺门，望中山色几重分。
泉声满室长疑雨，树影当窗半是云。
一派禅房依涧转，数声清磬隔林闻。
灵岩一百二十寺，多少楼台锁夕曛。
”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侵莆，寺宇又遭焚毁。
历任住持慧广、极中、源彻相继大力经营。
万历八年(1580)住持慧广、智潜募建法堂，十六年(1588)住持云章、圆材主持修复溪声阁和大雄宝殿；三十九年(1611)住持法果建山门；翌年，住持真一与法果建藏经阁、巢云楼和香积厨。
清康熙二年(1663)，二胜和尚增建法堂。
三十一年(1692)，镇守福建兴化、泉州等处的总兵王万祥捐资进行全面修建，历时四载始竣，并将旧法海寺和小南山庵归入寺内。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台风毁寺。
西塔院僧淡恒为修复寺宇，于同治八年(1869)东渡台湾劝募，备尝艰苦而宏愿未竟。
至光绪十二年(1886)全寺除观音阁外，皆成瓦砾蔓草，住僧仅剩2人。
光绪十六年(1890)住持善和于废墟之上建造大雄宝殿及客堂、禅堂、方丈室、净行堂等处，使其形成今天寺院的格局，又于后山顶创建天马岩。
三十三年(1907)本如建大悲阁。
前此一年，善和和尚发愿赴京请藏经，途经厦门而圆寂。
本如和尚继其遗志晋京，于宣统二年(1910)奉御颁《龙藏》7000余卷归山，随后本如和尚往南洋怡保募造藏经楼；于法堂之上加层增建，至1923年落成。
1926年藏经阁落成。
1933年修观音阁。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寺常被据为驻兵之所。
新中国成立后，广化寺受到政府的重视与保护。
1949年底住寺僧人约60人，土改中分到田地与山场。
寺僧还管理龙眼、荔枝等果树300多株，种植香蕉500多株，加上山林100多亩。
1956年在海外侨僧及华侨的资助下，重塑天王殿内弥勒菩萨和四大天王像。
直至1965年，仍有57名僧人住寺，且一直保持农禅生活。
1966年一场空前的浩劫，使寺再罹厄运。
寺院被迫关闭，僧人流散，佛像被砸，殿堂被占据改作厂房。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新落实，1979年12月12日，印尼万隆协天宫住持圆禅法师回国，他向当地政府表达了海外侨胞要求修复千年古刹的愿望。
政府有关部门作了大量工作，寺内驻军于一星期内撤离；不久县塑料厂搬迁。
1980年2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批准莆田广化寺对外开放。
同年3月26日，成立莆田县广化寺修建委员会，由圆拙老法师主持。
经过几年的努力，寺宇焕然一新。
圆拙老法师在重修寺院的同时，更注重僧伽戒律的行持及丛林制度的完善，将明清以来沦为子孙庙的广化寺改制为十方丛林。
为了佛法的普及与弘扬，老法师还率先创办了名闻遐迩的广化寺佛经流通处。
1983年，寺院被列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是年，福建佛学院男众部设于广化寺。
1984年12月7日，广化寺举行重建落成暨佛像开光法会。
1986年，寺院推举毅然法师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任方丈。
1989年，年仅23岁的学诚法师当选为住持，时为全国重点寺院中最年轻的方丈。
在他率领下，一大批道心坚固、信仰纯正、德行高洁的法门龙象脱颖而出，整肃的道风更使寺名远播。
1990年，广化寺被中国佛教协会列为全国三大模范丛林之一。
1996年，广化寺与中国佛教协会还成功地举行了108天的规范传戒法会，这是建国以来为期最长、受戒人员素质最高的一次传戒法会。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曾先后于1981年、1990年两次莅寺视察，并留下意味深长的诗篇，其一是：“一入山门长道心，南山风范见传承。
威仪秩秩斋堂里，粒米当思大众恩。
”其二是：“律己其志刚，接物其气柔。
学修不出门，声教及遐陬。
如何办道场
傥于此间求。
” 在寺之照壁上，其亲笔题写下“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广化寺坐西朝东，建筑上是以殿群、院落、楼阁、庑廊组成的一座大丛林。
经过1980年这次的修复与扩建，总面积约4万多平方米。
在中轴线上，依序有照壁、牌坊、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上层为藏经楼)、祖堂(上层为卧佛殿)。
左右两翼为庑廊，左边（靠南）自卧佛殿旁依次而下是看山楼、方丈室；经烟霞窟(通往如意楼、地藏殿)而下为净行堂、祖师殿、学戒堂、流通处；右边（靠北）依次而下是溪声阁、圆通门（北上通往观音阁）、水云乡（尊客堂后院）、尊客堂、伽蓝殿、五观堂、香积厨。
天王殿位于流通处与香积厨之间。
由天王殿前石庭拾阶而下是放生池。
放生池左右侧建有高达13米的三层钟楼与鼓楼，与其毗连的为五百罗汉堂。
方丈室南向平行有如意楼(原为中藏庵旧址)，楼前随中轴线而延伸的是长庑双层楼却尘居。
如意楼南向高坡处是小南山地藏殿，在中轴线之右上方。
中轴之左上方是观音阁，从观音阁背后向西拾阶而上是文殊阁。
每座殿阁雄峙冈阜，遥遥相对，自成格局。
大雄宝殿建筑在高2.7米的基台上，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重檐歇山造型，高22米，面积827平方米。
殿后外檐下还保存宋代四根石瓜楞柱。
1993至1999年又新建了云水堂、风月趣两座双层建筑。
随后又顺着寺院围墙修了一条三公里的石板路，环寺一周，是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重建后的广化寺，寺宇格局显得更雄伟、古朴。
寺内文物众多，寺东侧有建于宋乾道元年(1165)的释迦文佛塔，塔高约36米，为石筑五层八角形仿木楼阁式建筑，系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天王殿前两座石经幢为宋治平二年(1065)造，呈五层八角形，一座无铭文，另一座刻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以及捐金助建者的姓名等，是研究梵文汉译与莆田方言关系的珍贵实物资料。
此外还有贝叶经等。
广化寺廨院，国内有仙游凤顶九座寺与莆田涵江如意堂等；国外有印尼万隆协天宫、三宝垄大觉寺、苏门答腊喃嗙大兴庙、井里汶巴杞安潮觉寺、雅加达法海寺、丹基百达新疆广化寺、苏门答腊巴东西兴宫与马来西亚的槟城吉打广福宫、新加坡广化寺等。
广化寺方丈学诚大和尚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大和尚住持广化寺以来，不断加强信仰、道风、组织、人才、教制等五项建设，大力创办教育，培育僧才，安居、诵戒，住众由原来几十人增加至二百多人，并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实行科学化管理寺院，在承袭传统丛林优秀管理制度的同时，借鉴现代先进的管理模式，分部门、分组别、分职责，确立组织架构、强化组织运作、加强团队意识。
进一步完善了寺院各项管理制度。
为了继承、建设、弘扬佛法、利益社会、帮助更多的人改善生命、净化心灵，寺院每年还举行在家三皈五戒菩萨戒、精进佛七、万佛法会及寺院生活体验营法会。
在佛教界寺院以坚守佛教传统戒律和重视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两方面的成绩而引人注目。
广化寺在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几经兴衰起落，阅尽人间沧桑。
在此新时代中，相信广化寺在教内外各界人士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下，必将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佛教文化思想的弘传做出积极的贡献。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