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资格证
翻译证有两种，一种是CATTI，全国的资格考试，属于人事局；另一种是NAETI，翻译证书考试，属于教育局。
应该是前者含金量高些。
两种考试每年都能考两次，CATTI考两门，综合和实务，合格标准多数情况下是各科60分，取得后需要三年一登记（、考试、登记）；NAETI考一门，相当于前者的实务，合格线是70分，终身有效。
我考的是CATTI英语笔译，建议从三级开始考，一开始就考二级对于非的太困难了（我不是）。
口译我没报过，笔译的话因为允许带两本词典，所以要准备英汉、汉英两本内容全面的词典，我用的是牛津高阶英汉和新世纪汉英，词典要提前熟悉，别到临考才买，虽然要查的词并不多，但是不能在翻字典上浪费时间，考试时间很紧张。
另外有本书觉得不错<<全国资格（水平）考试三级英语笔译实务翻译技法与实战演练>>。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诗歌
文章： 普通话手抄报资料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现语的标，是现代汉民族各方言区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也是我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即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
我国《宪法》总纲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受到高度重视。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两个会议确定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定义和标准，将它正式定名为“普通话”，意思是“普通”“共通”的语言，同时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确定了普通话的内涵，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不愿说普通话的原因相当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从众心理”、“趋同心理”的支配。
因为周围没有形成说普通话的风气，有些人害怕说普通话不能被别人理解，会招来讽刺、打击，所以不愿意做“出头椽子”，采取随大流的态度；有的教师在课堂上能说流利的普通话，下课及其他交际场合却都说方言，生怕说普通话被人认为出风头，难以合群；有些干部担心说普通话会被人看成打官腔，让人失去亲切感，使自己脱离群众。
在这种从众、趋同心理的支配下，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进行社会交际时，如果对方说方言，另一方就也用方言与之攀谈，觉得这样似乎更容易接近些，更亲切些。
因此，许多人进行社会交际时不愿意说普通话。
二、受“方言优越感”的影响。
有些大都市的人，由于自己所处的城市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在与外地人交际时不说普通话，用说方言来表现这种优越感。
三、有些人头脑中根本没有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
他们不知道推广普通话是由国家宪法所规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懂得在推普问题上也要履行公民义务，也要遵守国家法规，他们错误地认为说不说普通话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
因此，他们在应该说普通话的场合根本意识不到使用普通话，而是随心所欲地让方言大行其道。
四、还有一些人因为平时不经常说普通话，所以不能用普通话流畅地表达思想感情，他们总觉得说普通话很别扭、不习惯，影响表情达意，于是就不大愿意说普通话，有时开头说的是普通话，说了几句觉得不方便又改说方言。
也有一些人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害怕出丑，害怕被人笑话，干脆就不说普通话。
山村大嫂争学普通话 石家庄日报讯 “ben———pen，ma———fa”。
8月9日，从赞皇县上段村口的小学教室里传出一阵阵学汉语拼音声。
走进教室一看，学拼音的不是小学生，而是一群农妇们。
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上段村举办的普通话短训班。
深山里的嫂子们因何学说普通话
这是因为上段村地处赞皇县西部深山区，多年来是全县最穷的村，心灰意冷的村民曾两次联名请求移民搬迁。
去年3月，县委书记王俊英到这里蹲点调研，发动村民利用村里四相公寨、棋盘峰、魏长城等丰富资源搞起了旅游开发。
现在，路通了、电话通了、电视有信号了，棋盘山风景区开发出来了，全村家家户户全部吃上了旅游饭：开了30多个家庭宾馆，建起了20多家饭店，卖纪念品，当导游。
去年全村人均收入增了600多元，还娶了5个好媳妇。
今年非典过后，游客天天爆满，一些外市、外省的人也慕名而来。
但在与游客的接触中，农嫂们觉得讲土话与游客们很难沟通，有时还弄出笑话。
山民们认识到，旅游要大发展，必须学习普通话。
在县旅游局的帮助下，他们请来了赞皇中学的语文教师教普通话和接待礼仪。
该村支书沈金廷说：“像这样的素质培训今后俺们要多搞，只有这样，俺们才能办好旅游。
” 诗歌：最爱喝的水呀永远是黄河水 给咱一身太阳色能把那雪融化 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 一青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不掺假 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 站得稳走得正踏踏实实闯天下 最爱说的说永远是中国话 字正腔圆落地有声说话最算话 最爱写的字是先生教的方块字 横平竖直堂堂正正做人要像它 最爱做的事儿呀是报答咱妈妈 走遍天涯心不改永远爱中华
主题<推广普通话>的手抄报.要内容!!!
推广普通话手抄报资料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现代汉民族各方言区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也是我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即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
我国《宪法》总纲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受到高度重视。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两个会议确定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定义和标准，将它正式定名为“普通话”，意思是“普通”“共通”的语言，同时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确定了普通话的内涵，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不愿说普通话的原因相当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从众心理”、“趋同心理”的支配。
因为周围没有形成说普通话的风气，有些人害怕说普通话不能被别人理解，会招来讽刺、打击，所以不愿意做“出头椽子”，采取随大流的态度；有的教师在课堂上能说流利的普通话，下课及其他交际场合却都说方言，生怕说普通话被人认为出风头，难以合群；有些干部担心说普通话会被人看成打官腔，让人失去亲切感，使自己脱离群众。
在这种从众、趋同心理的支配下，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进行社会交际时，如果对方说方言，另一方就也用方言与之攀谈，觉得这样似乎更容易接近些，更亲切些。
因此，许多人进行社会交际时不愿意说普通话。
二、受“方言优越感”的影响。
有些大都市的人，由于自己所处的城市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在与外地人交际时不说普通话，用说方言来表现这种优越感。
三、有些人头脑中根本没有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
他们不知道推广普通话是由国家宪法所规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懂得在推普问题上也要履行公民义务，也要遵守国家法规，他们错误地认为说不说普通话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
因此，他们在应该说普通话的场合根本意识不到使用普通话，而是随心所欲地让方言大行其道。
四、还有一些人因为平时不经常说普通话，所以不能用普通话流畅地表达思想感情，他们总觉得说普通话很别扭、不习惯，影响表情达意，于是就不大愿意说普通话，有时开头说的是普通话，说了几句觉得不方便又改说方言。
也有一些人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害怕出丑，害怕被人笑话，干脆就不说普通话。
山村大嫂争学普通话 石家庄日报讯 “ben———pen，ma———fa”。
8月9日，从赞皇县上段村口的小学教室里传出一阵阵学汉语拼音声。
走进教室一看，学拼音的不是小学生，而是一群农妇们。
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上段村举办的普通话短训班。
深山里的嫂子们因何学说普通话
这是因为上段村地处赞皇县西部深山区，多年来是全县最穷的村，心灰意冷的村民曾两次联名请求移民搬迁。
去年3月，县委书记王俊英到这里蹲点调研，发动村民利用村里四相公寨、棋盘峰、魏长城等丰富资源搞起了旅游开发。
现在，路通了、电话通了、电视有信号了，棋盘山风景区开发出来了，全村家家户户全部吃上了旅游饭：开了30多个家庭宾馆，建起了20多家饭店，卖纪念品，当导游。
去年全村人均收入增了600多元，还娶了5个好媳妇。
今年非典过后，游客天天爆满，一些外市、外省的人也慕名而来。
但在与游客的接触中，农嫂们觉得讲土话与游客们很难沟通，有时还弄出笑话。
山民们认识到，旅游要大发展，必须学习普通话。
在县旅游局的帮助下，他们请来了赞皇中学的语文教师教普通话和接待礼仪。
该村支书沈金廷说：“像这样的素质培训今后俺们要多搞，只有这样，俺们才能办好旅游。
”
谁用电脑呢
帮我搜一篇发言稿呗
尊敬的领导、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
同学们：我们天天与语言、文字打交道。
你可曾因为写作文有错别字而被扣掉分数，你可曾因为饭店菜单上的字太潦草，而看不懂菜名。
你可曾因为在出去旅游时使用方言，而让别人误解你所表达的意思不清楚。
有时我们会赞叹某位同学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或是感慨某位同学的文章不仅文采出众，还文面干净，没有错别字。
其实想要获得这些优异并不难，只要我们平时多多留神、多多注意，我们也可以做得同样好。
所以，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为我们解放路小学的荣誉、更为我们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一名合格的小学生。
说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沟通你我他，全靠普通话。
普通话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工具。
目前，我校正在创建甘肃省平凉市语言文字规范化学校，大家一定要说好普通话。
在此，我要特别提出表扬我班的吕奇轩、王轶铭、贾静雯、宋思宇、撒金兰、苏亚妮、杨潇、李志奇等同学，她们不仅在课堂上讲普通话，而且在课间、家庭都坚持讲普通话，给同学们树立了榜样。
其实，我校大多数同学都能在学校的各种场合讲普通话，只有少数同学存在着不和谐的方言。
如果同学们之间相互督促，互相鼓励，只要敢于讲，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越说越好的。
在这里，我还要倡导大家把汉字写规范。
在学习中，许多同学书写糊涂，写字不规范，没有依照正确的笔划笔顺进行书写，这导致了考试的严重失分，影响学习成绩的提高。
俗语说“字如其人”，可见写字还关系到一个人的形象。
自觉写好字对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是大有益处的，希望每个同学都能下定决心，刻苦练习，持之以恒，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自觉写规范字，努力塑造自身良好形象。
我班能写规范字的同学不胜枚举，如苏亚妮、李玉琦、张静、张亚妮、张倩茹、马涛、蔡彤、李倩、贾静雯、撒金兰、朱超等同学的作业上的字总是写得工工整整，本面干干净净，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为了营造规范的语言文字环境，我希望大家认真查找作业中的错别字，把字写的端正、美观，写出汉字的外形美。
做文明人还要做文明事
路上相遇要面带笑容相互问好，与人交谈要亲切，见到老师要问好，撞倒对方要说“对不起”，地上有垃圾要拾起，这些耳熟能详的好习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让我们从现在起，从自己做起，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树立“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的形象，使我们校园内形成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良好风气，是普通话和规范字成为我们的校园语言。
我相信通过我们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每位同学都会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文明小使者，那么请大家跟我一起振臂高呼：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为解放路小学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吧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请讲普通话或请用规范字的演讲稿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现代汉民族各方言区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也是我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即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
我国《宪法》总纲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受到高度重视。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两个会议确定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定义和标准，将它正式定名为“普通话”，意思是“普通”“共通”的语言，同时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确定了普通话的内涵，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
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不愿说普通话的原因相当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从众心理”、“趋同心理”的支配。
因为周围没有形成说普通话的风气，有些人害怕说普通话不能被别人理解，会招来讽刺、打击，所以不愿意做“出头椽子”，采取随大流的态度；有的教师在课堂上能说流利的普通话，下课及其他交际场合却都说方言，生怕说普通话被人认为出风头，难以合群；有些干部担心说普通话会被人看成打官腔，让人失去亲切感，使自己脱离群众。
在这种从众、趋同心理的支配下，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进行社会交际时，如果对方说方言，另一方就也用方言与之攀谈，觉得这样似乎更容易接近些，更亲切些。
因此，许多人进行社会交际时不愿意说普通话。
二、受“方言优越感”的影响。
有些大都市的人，由于自己所处的城市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在与外地人交际时不说普通话，用说方言来表现这种优越感。
三、有些人头脑中根本没有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
他们不知道推广普通话是由国家宪法所规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懂得在推普问题上也要履行公民义务，也要遵守国家法规，他们错误地认为说不说普通话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
因此，他们在应该说普通话的场合根本意识不到使用普通话，而是随心所欲地让方言大行其道。
四、还有一些人因为平时不经常说普通话，所以不能用普通话流畅地表达思想感情，他们总觉得说普通话很别扭、不习惯，影响表情达意，于是就不大愿意说普通话，有时开头说的是普通话，说了几句觉得不方便又改说方言。
也有一些人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害怕出丑，害怕被人笑话，干脆就不说普通话。
山村大嫂争学普通话 石家庄日报讯 “ben———pen，ma———fa”。
8月9日，从赞皇县上段村口的小学教室里传出一阵阵学汉语拼音声。
走进教室一看，学拼音的不是小学生，而是一群农妇们。
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上段村举办的普通话短训班。
深山里的嫂子们因何学说普通话
这是因为上段村地处赞皇县西部深山区，多年来是全县最穷的村，心灰意冷的村民曾两次联名请求移民搬迁。
去年3月，县委书记王俊英到这里蹲点调研，发动村民利用村里四相公寨、棋盘峰、魏长城等丰富资源搞起了旅游开发。
现在，路通了、电话通了、电视有信号了，棋盘山风景区开发出来了，全村家家户户全部吃上了旅游饭：开了30多个家庭宾馆，建起了20多家饭店，卖纪念品，当导游。
去年全村人均收入增了600多元，还娶了5个好媳妇。
今年非典过后，游客天天爆满，一些外市、外省的人也慕名而来。
但在与游客的接触中，农嫂们觉得讲土话与游客们很难沟通，有时还弄出笑话。
山民们认识到，旅游要大发展，必须学习普通话。
在县旅游局的帮助下，他们请来了赞皇中学的语文教师教普通话和接待礼仪。
该村支书沈金廷说：“像这样的素质培训今后俺们要多搞，只有这样，俺们才能办好旅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