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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历史上的名人
历史文化名人 齐诗学的开创者辕固 辕 固(约前235一135) 古腄县人,旧志考定为今栖霞市人。
乡镇则不祥。
汉景帝时,以廉直拜清河太傅。
曾与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又与塞太后辩论儒、道两家的优劣。
同当时指导政治的黄老、刑名之学进行斗争。
不久,因病被免职。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
90余岁高龄的辕固应召复出。
终因主持务正学以吉,毋曲学以阿世,遭到了同是儒生的众人嫉毁,再次罢归。
自称:知己者唯公孙弘而已。
辕固是西汉初今文诗学——齐诗学的开创者,至清代乾嘉间,一直代表着我国四大诗学巨流之一。
古腄县名诗人,皆辕固弟子。
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丘处机 丘处机(1148-1227),亦作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栖霞滨都里人。
金元时期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
与丹阳、谭处端、王处一、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等统称“北七真”。
1188年(金大定二十八年)3月,丘处机应金世宗召,从祖庵(王重阳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时已去世)像于它庵,并主持了乃春节礁事,还当面向金世宗作了持盈守成的告诫。
金世宗赐给吊处机袍了和桃子,外加十万枚大钱。
由此丘处机名声大振。
1191午 (金明昌二年)秋,丘处机回归故里修建滨都宫 (赐号太虚观)作为传道之所。
1206年 (金泰和六年),他重返宁海,改马丹阳故居为玄都观。
1208年后,丘处机曾两访崂山,足迹遍及青州、登州、莱州等地,扩大了全真教的影响。
12门年 (金贞佑二年),益都杨安儿起义军攻克登、莱等州,丘处机准旨招抚了部分义军。
其时,金、蒙、南宋三势鼎立,争相诏求丘处机,他概不应诏。
1219年冬,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机说 “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
”遂带弟19人前往。
历时3年,行程万里,74岁高龄的丘处机终于会成成吉思汗于雪山。
每每迸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 “敬天爱民。
”此话深得成吉思汗赞赏,口封“神仙”。
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曾令“上杀”。
1224年(元太祖十九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
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通过入全真教即可免除差役的方式,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
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丘处机的声誉亦登峰造极。
寺庙改道观、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计其数。
1227年(元太祖二十二年),丘处机病逝于天长观,终年80岁。
元世祖时,追封为 “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丘处机遗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磻溪集》和《鸣道集》等。
其诗词作品在金、元之际有一定的代表性,后人所编《元诗别裁》、《词林纪事》都选有他的作品。
《磻溪词》一卷,由近人朱孝成辑于《疆村丛书》。
丘处机西游经历,由其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
元朝翰林学士王之纲有诗日:“扶桑宾日东海东,公山直与蓬莱通。
群仙来往乎其中,长春仙人道业隆。
”1996年10月8一9日,丘处机学术研讨会在栖霞悦心亭宾馆召开,来自香港和内地的15名研究丘处机和道教文化的著名学者一致认为:作为烟台八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丘处机不仅仅是栖霞、烟台、山东名人,而且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廖若辰星的历史明星,他堪称享誉海内外的道教大师、政治家、旅游家、养生学家和诗人,在宗教界、思想界、文化界、医学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东征大将军牟全 牟全,生卒年不详,栖霞铁口人。
至元年间 (1335一1341)任武略将军、水军都督。
时,东方沿海地带屡遭傣寇骚扰,民不聊生。
朝廷赐牟全以金牌,命率师,三征傣寇。
父母兄弟不忍其远离,牟全说:大丈夫风云际会之时,当立功异域,以报国家,焉能从伏田亩间乎?他奋不顾身,创开水道,风波万里,屡建奇功。
台湾1971年11月21日《青年战士报》载题为《牟,以国为氏》文称:在牟氏的山东老家,也人才辈出,象元代东征日本时,率领战舰,开创水道的大将牟全,便是山东栖霞人。
回国后,方庆河清海虽之际,牟全竟被奸细谋刺于河北桃花店。
元帝念其功,乃命金牌御葬于观音山下,并建词纪念。
迄今词尚存,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胞兄弟牟道立、牟道行 栖霞牟氏有胞兄弟两人在历史上颇有名声,他们便是牟氏老八文中牟道立、牟道行兄弟俩。
牟道立(1567一1624),四川叙州府通判。
字允修,蛇窝泊镇牟家瞳人。
30岁中拔贡,后出任直隶琢州摄篆州判。
琢州当国道之冲,民不聊生。
供职时,有一同乡赵家宰路过,差人持牌索马。
愤然日:琢州民穷,欲强我竭民力以结权贵,吾不忍也。
遂碎其牌而拒之。
后升四川省叙州府 (今宜宾市)通判,值兵兴,督饰有功,奏加二级,正五品衔。
但因操劳过度,信末至,已先卒于官。
平生以清廉立世,曾对易米藏银以迸的属下重罚。
卒后储蓄甚微,靠襄助以置灵枢始得归里。
葬燕子布 (今南石岔)北山。
其后有名人牟障 (二炮后勤部正军级部长)、牟书令 (中国石化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牟道行 (1568一1618),直隶真定府同知 (副知府)。
字兆可,又宇青槐,号济川,蛇窝泊镇牟家瞳人,后徒居栖霞城南门里。
24岁(万历十九年)中举人,后屡试礼部不第,47岁(万历四十二年)经渴选出任河南宜阳县知县,晋阶奉政大夫,直隶真定府同知。
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卒于官,享年51岁。
曾出资支助栖霞县第一部县志(明《万历县志》)付样,使史料得以存世流传。
居乡时,逢灾年农民交不上田赋,多次代纳一社丁银,不责偿,时人称颂。
后主宰宜阳,因治行显著,宜阳人亦娘称之,并有神君父母之称号。
主要治行有三:1、宜阳人久受水灾之苦,田地荒废,民多积欠。
父死责其子,兄亡捕其弟。
每逢限比,银档累累。
道行花任后,见之悲痛不忍,慨捐傣银,代纳田赋。
为治水害,巡邑申,察地势,于黄涧口、鱼儿泉、韩城镇、水兑村、神后等多处凿山阜、开沟渠、决淤塞、筑堤坝。
岁涝,则泄田水人河,岁旱,则引河水灌溉,禾壮粮丰,流民复返。
收田赋不用催逼,积极交纳,民歌四野。
z、创立宜山复社书院,延明师授课。
且十日亲临一课,与诸生间难,并对学生发放津贴,励生勤学。
后生多有成就,学风兴焉。
3、宜阳旧有养济院,人多舍少,或数姓同居一堂,或露处庭外,不避风雨。
为此,特增置屋舍四五十间,按户分给,使鳞寡孤独者得有所居。
故被称为 神君父母。
治宜阳五年,离任后,被宜阳人祖供于七贤伺。
自明朝万历四十二年至清朝康熙三十九年,历时近百年,宜阳人思慕不忘,请于朝廷,崇祖宜阳名宦,政绩由此可知。
于宜阳闲暇时,常登翠屏山绝顶,慨然有怀,因故乡白洋河畔亦有翠屏山,两揽其胜,自号两屏。
在真定府任上,长兄子证,为归德府通判时,常遣人将朝服送归德,让侄儿亲纫两袖,以示戒污。
此家教,族人乐道。
其后有名人牟墨林。
三朝元老 郝晋 郝 晋 (1585一1655) 原名联登,字康仲,号岂岳,一号丸啸居士,晚号盂山樵隐。
栖霞城里人(一说是松山镇郝家楼村人),明末清初传奇人物和有争议人物之一。
郝晋自幼颖悟异常,读书过目成诵。
十六岁作红叶诗八篇,其几处红霜叶,深红更浅红。
秋光流水外,山色夕阳中大获好评。
他两次人艾山俺读书,迄今仍流传有土地护驾,小鬼掌灯故事数则。
明天启元年举人,崇侦元年试中迸士后,历任四川巴县知县,四川乡试同考官,四川道监察御史,可谓政声载道,遗爱在川。
守母丧后,平l、官巡视太仓,旋兼南城监察御史,升顺天府尹,刑部右侍郎,转兵部左侍郎。
1644年,李自成兴兵举起反明室旗帜之际,郝晋被调遣视师直隶保定与山西太原,兼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后以军功有诏内调,赐宴文华殿,钦加太子太保,封勤襄伯,遂戊明木中流砒帖。
李臼成攻破北京之口,郝晋被俘,大顺政权即委以刑郁之事,彼虚应数日而逃归故里,原计划练兵勤王,内清兵人主中原而作罢。
1645午,清顺治命邢晋巡抚保比,邢背冉三辞之不允,于是又为消保定巡抚者数月,后授兵部右侍郎兼部察院有副郁卿史米直隶提督者数月。
次年,特恩加太子少保,赏花钢,赐封三等男爵。
1647午春,终获准病辞,门里筑石芝园,构曲亭,若《丸啸斋集》。
几午后卒于家。
综观郝背-生,官阶之大实为栖籍历史人物之冠,然以身事三胡故,《明季北略》--书载其被南明政权列为第119劣从贼臣。
。
被民间戏墟为三朝元老。
孰不知邢晋之苦衷全任其诗文、斋号中有所反映,彼欲大啸而只敢 丸啸,他 一听腑歌泪欲斑,他 才几氖氰迷翠树。
忽闻攒越匝青天,他几番倚徒瑶池侧,移取清辉人酒怀,无不出于无奈。
郝晋诗、文、书法俱佳,但以三朗元老故,遂戍不它褒崇之势,棋至于任去世后之祭典上,给执书人带来砰价之艰难,于矩•,旬杀我卞者足我仇,杀我仇者是我友的左语戊为绝妙奸间,也道出了点滴历史真啼。
胶东农民起义领袖于七 于乐吾 (1607一1701)世称于七。
唐家泊村人。
因在同胞中排行老七,故后,一怒之下手起刀落,杀栖霞知县于席间。
又迅即枉回唐家泊,一面迭运粮草迸锯齿牙山,一面广发露布招集旧部,准备迎击情兵。
他对人说:一不做,二不休,今决依山寨同清兵见高低,或坠崖,或引颈,不自顾也。
是年冬,于七带领义军同情兵交战,初在接官亭、营盗等地获胜。
后因寡不敌众,退守开出主峰。
激战中,于七只身单刀据守于门槛石要道,将攀援至此的清兵一个个砍下山崖。
血凝刀,以沸水冲洗。
次年春,义军因被久困粮尽援绝而失败,于七得绿营兵某将军的掩扩,尺身突出重围,后辗转峙山,拜华严寺慈霜上人为师。
法号寂彻,亿善和。
于70岁时,继师兄大泽,主持华严寺20余年。
1701年 (清康熙四十年),于七命人于院内揭石取刀,挥舞一番,掷刀于地,碎然去世,享年94岁。
于慈霜墓塔附近筑善和墓塔葬之。
塔今尚存。
于七在华严寺曾留下一幅身着僧衣的画像,如今保存在烟台市文物馆里。
悦心亭主人牟国珑 牟国珑(1645一1713) 字作霖,号重季,栖霞城人。
童年,由于父母早逝,依靠长兄、嫂生活,度日艰难。
年17岁,因于七事受株连人狱3年,出狱后,22岁,补为博士弟子,46岁晋进士,52岁任直隶省南宫县县令。
南宫县靠近漳河,其西境迭!水灾,百姓深受其苦。
牟国珑一上任便免去灾民征赋的十分之三。
不久,又僻囊垫赔一千余银两,并从官仓贷给灾民若千粮食,令其谋生救。
此举受到保定巡抚于成龙的嘉奖,尤为当地百姓称颂。
牟国珑因刚直不阿,秉公执法,1701年 (清康熙四十年)被某权;诬告于吏部,遭僻职门田。
牟国珑回故里后,任栖霞城住宅东建一亭,名“悦心亭”,惜以幽静环境消磨时光。
晚年,牟国珑参与纂修《栖霞县志》,并代本社百姓纳丁徭银2年。
病故时,有直隶省南宫县绅民数百人“走吊于栖”。
代天巡狞 者牟恒 牟 恒 (1658一1726)字圣基,号述斋,栖霞城南门里人。
清康熙后期著名监察御史。
其父牟作字,以埋学祖于乡贤。
其少年颖,工文章,15岁补博士弟子员,康熙廿九年中举人,三十三年中迸,初任内阁中书,历任户、礼二部郎中,监督宝泉局铸制铜饯。
同时,多佳吏,其独廉泊清正,康熙帝大悦,特赐《周易孝经》以示鼓励,并旋提监察御史。
迸督察院后,其读书见古名臣谏奏兴除事,辄慷慨动颜色,必见诸行事。
时有乡贤达某司空者,因私事有求于他,用数百金为其祝寿,他力却之,遂杜其口;而至人有冤抑,其必抗章力救。
太守渴选在京,人诬不沽;同邑孙某,被诬以窝留东人,将拟遣戍,是他尽力救勉的。
另有一次,巡视南城,杖优人之结交权贵者,而丘遂之,一时豪横敛手,于是声望赫然,无大小贤否,皆知有牟御史。
夷命监视钱局,工头多私积服饰逾侈,其严禁之,有人尝持貉裘,数引门而不敢献。
后来,在其任间无攒逾者。
一日侍班,康熙帝嘉之日:真诚不欺。
其曾多次受皇帝派遣代天巡狞,是栖霞唯一的代天巡守者。
其代天巡守牌,民国期间传至古镇都牟家,1947年土改时被砸毁。
晚年,归栖霞老家,开家垫,亲课诸弟子侄于学。
科第之盛,为郡邑之冠,将牟氏家族推上栖霞四大望族之首。
牟恒为御史时,其生活非常节俭,上朝时亦是旧袍布衣,故有“牟大愚子”之称。
农民出身的监察御史牟昌裕 牟吕裕(1747一1808)宇启昆,号松岩,栖霞城北宫人。
乾隆五十贺午(1790年)44岁时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古士。
后授礼部主事。
逾午改工部虞衡司主事。
后又历任都水司主事、营缮司员外郎、郎中,嘉庆九年 (卜04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
授江南道、云南道、河南道监祭御史,出任九省军门总糟郎堂等职。
奉命巡查京城。
抽查遮小hl运京糟米。
屡上章疏,以能吉闻名。
牟昌裕考中迸士候缺时,照常参加田间劳动,没有--点进士味。
一日京城下来圣旨宣召,他正在田间干活,接了圣旨之后,还把家中没干完的农活继续干完才准备赴任。
在离家赴任的那天早晨,他把牲口栏和猪圈收恰了一遍,看看水缸中没有水了又挑了两把水,才对家中人说道:就干到这里吧,以后再也不做这些事了! 牟昌裕做官后,开始当翰林,后来出任监察御史,--直为官清廉,家中没有修察院府。
这时,栖霞知县徐秉谦为了讨好牟昌裕,便拨出一笔公款,要在北宫村为牟昌裕家修建一处察院府。
牟昌裕知道后,专程回乡阻止,知县徐秉谦不但无功,还险遭弹勃。
嘉庆初年,牟昌裕山监察御史出任糟运总督,朝廷为了保持糟运的顺利,让牟昌裕文官挂武职,以掌管供京郡生存的全部酒运(由南方通过大运河常年往北京运粮)。
牟昌裕上任后,通过严厉整访,制定出新的章法,使过去捣鬼贪污的官吏再也不敢捣鬼了。
嘉庆九年,岁次甲子暮春,牟昌裕趁回京向朝廷复命之际,游玩了白去观--安葬栖霞名十丘处机的著名道观。
当他看到丘处机的画像时,随之命道长 取来文房四宝,为丘处机画像题了诗,云: 丘处机画像赞日: 飘然琼佩与霞踞,我见先生以况如。
此日胸襟真洒落,昔年凤格冲太虚。
生成天汉排金马,消尽英声打木鱼。
莫道吾乡灵杰少,此才不肯读儒书。
岁次甲子暮春 九省军门总潜鄙堂 栖霞县牟昌裕敬书 山东蔷名占文家牟愿相 牟愿相(1760一1811) 字雷夫,号铁李,古镇都人。
邑库生。
自号铁李以示追怀远祖李椭公。
赋性不谐于俗,而淡泊自守,与人无所仟。
申年随父居莱芜六年,弓当地张墨宾等四子友善,所做诗文,成为有时代风十特征之文献。
一生体弱多病,仅得年52岁。
所著《小懈卓堂诗集》、《小滩草堂文集》,于逝后42年 (1853)由诲阳七里店其婿李班刊行,高密蝉为鳃作序:夫艾山之灵,秀著于诲滨,得其气者往往为名士,为伟人。
先生与陌人先生角立特出,岂非钟蹄之独厚者欣!有诗文人选《山左古文抄》,后来作者皆莫能及。
人选《畴人传》的算学家刘日义 刘臼义(17引一1812 字乔林,-•-字立夫,又自号签夫,减家庄镇桥子村人。
祖父刘汝为及父亲刘大建皆务农。
刘日义少年丧父,家境赞穷,但却知道努力读书。
母亲李妇人辛苦劳作,勉强供刘日义求学。
几年后刘门义学业大戍,品学兼优,一时饮誉乡里。
时逢校试童 刘日义一生著有《勾股图》一卷,《面体算术》八卷,《小雅辛卯朔考》三卷,《读汉书律历志算草》三卷,《元史日影集》一卷,《h章算式》九卷,《推日月食》三卷。
文友牟庭曾为其撰墓志铭云: 辛苦文章止一第,临政优优不终试。
退隐厚生孝养致,中道辞亲独入地。
平生万事不满意,余才著书追圣智¨ 清著名学者、尚书阮元辑《畴人传》(世人称历算学者为畴人)--书,专门介绍了刘日义。
敢废旧习的林昌早年有 秀才成群,旗杆如林之说的铁口荆子埠村,村里秀才甚多,在外做官的也不少。
这些人当申,威望最高、影响最大、深得乡里敬仰的,当首推林昌。
林昌(1748一1821)字皋言,又字大签,号九丰。
16岁人县学,23岁中举。
46岁时补为馆陶县 训导。
1807午 (清嘉庆12年),林昌59岁时才被任命为云南省禄丰县县令。
行前,有友劝他 三思而行,他回答说:州县微员也!能害一方亦能福一方。
天下者州县之积,帅县各称职,则天下治矣。
吾将一试焉! 林昌一上任,就遇见一个案子:当地有个富户的儿媳妇怀孕七月,生下一男孩,引起富户家猜疑,要将产妇休出。
产妇不忿,抱子迸衙击鼓鸣冤。
林昌间明原委,深为产妇不平。
他传富户到堂,反复规劝,晓之以理,怎奈富户死不回头,衙内人等窃窃私议。
最后林昌说:老爷我乃是七个月生的。
一语驳倒众议,使母子不致受辱,产妇感激万分。
同年夏,天大旱,积谷人家皆不愿聚粮,致原来靠买米糊口的贫对待儿子那样就行了。
归乡后林昌家徒四壁,别无长物。
后为生活所迫,抵长山县任教渝。
3年后,因父丧回家,从此隐居不出。
时有禄丰几个绅士不远万里来胶东看望林昌,因关山遥远,一住就是半载。
他们品茶饮酒,回首往事,多说起林昌在职时所做好事。
1821年 (清道光元年)林昌病故。
留有《四书尊闻录》、《周礼读本》、《毛诗审吉》、《古文会心录》、《分甘堂古文集》、《大签子诗存》等着作。
训诂大师郝懿行 郝懿行(1757一1825)字询九,号兰皋,栖霞城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
1786年 (清乾隆五十一年)以优贡人太学。
1788年 (清乾隆五十三年)科试中举。
1799年 (清嘉庆四年)中进士后,任户部额外主事达25年。
他自幼聪明好学,在县学读书时,被山东学使赵鹿泉誉为栖霞四杰之一。
据《清史列传》记载,郝懿行为人廉工自守,朴呐少言,非素知老友,常相对终日不发一语;若遇同好,谈论经义,则嗓嗓终日不倦。
住宅简陋,生活俭朴,把一生精力耗于研读和著述中。
得来傣钱,辆以买书,展篇执笔,恒自深夜过四更多更。
他的夫人壬照圆说他兰皋君子,考订篇籍,日月浸寻,著作等身。
郝懿行养成唯书是学的习惯,为买书不惜典却寒衣,为著书立说坚持漏下四鼓者四十寒暑。
一生留下了50余种近400卷著作。
其代表作《尔雅义疏》19卷。
该书始撰于1808年 (清嘉庆十三年),完稿于1822年 (清道光二年),历经叼个寒暑成书。
该书对我国古代经典词书《尔雅》详加文辨析,援引考据,疏通证明,校工讹谬,博得了同时代著名学者阮元、壬念孙等人的赞誉。
《尔雅义疏》还矫正了晋郭镁《尔雅注》的许多疏漏,比清初邵晋涵的《尔雅正义》也有独到之处。
古文学家牟应震 牟应震 (1744一1825) 宇寅同,号卢坡,蛇窝泊镇牟家河西村人,晚年徒居招远大霞坞村。
乾隆癸卯年(1783年)举人,其常吉志:如果让我担当大将军的角色,我就会专管外事,率精兵与外侵之敌决一雌雄,如不则当一谅官,惩治权候之人,为天下兴利除弊,最下也要成为一个腰缠万贯之人,济贫急难,救助普天下穷苦之人。
老了以后则遁迹大山之中,不与世人交往,让后人惊叹想象,做最后的收场。
曾任山东禹城训导20余年。
在其60岁时,禹城有一姓于的年轻人曾作文为其祝寿,称其 意状疏散,不修边幅,家贫不屑间生计,非分之财弗苟得。
与人不算计,想说的直说,所言都是肺腑之言。
后升任青州府教授。
五午后弃官归故里,闭门著书,寒暑无间,晤首穷经,毫而好学。
道光五年 (1825年)工月,病中自作墓志铭,神志清楚,表现从容,且自古:解《易》禾完,抱憾终古。
临死之际,犹呼家人拿笔砚来,说解《易》两交禾安处,当改之。
改完后,令人读给他听,说:这是最大的收获。
言毕而去,享年82岁。
著有《夏小正考》、《毛诗质疑》、《四书贯》、《周易直解》、《胡卢山人诗稿》等付样或末付粹书稿10余部,今存山东省图书馆。
山左第一秀才牟庭 牟 庭 (1759一183叨 原名廷相,宇默人,号陌人,栖霞城里人。
•童年就读于古镇都 小溜草堂家垫,天资聪敏,19岁补诸生。
被山东学使赵鹿泉称为山左第一秀才。
然而,成优贡之后,却屡试不举。
只做了一任观城县训导,便因病辞职。
以著书立说终其身,著作甚丰,事略载 《邑志》、《通省志》、《清史列传》。
牟庭年青时期,曾想通过科举踏人仕途。
但其生性好古,研究经文史籍喜发己见,而应试诗文却常不被赏识。
甚至有的主考执其落卷暴扬其短。
好友牟愿相为其鸣不平道:下第群称屈,如兄屈最深。
牟庭作 合古由来不合时,此人偏学古人奇诗句以励志。
牟庭长于治经,亦长于诗文。
从20岁左右开始著述活动,凡读书每每随文订正,积累下50余部手稿。
牟愿相赞赏其诗 向来一瓣香,堪称杜陵叟,赵鹿泉甚至赞他 可继渔洋而霸。
牟庭著述虽丰,但生前只刻行过《楚辞述芳》。
死后他儿子牟房(清嘉庆十三年举人,长清县教渝)又刻行了《周公年表》,并将所著《同文尚书》、《诗切》、《雪泥书屋文集》、《雪泥书屋诗集》、《左传评注》、《春秋算草》、《礼记投壶算草》、《释老》,及批校《曼子》、《墨子》、《吕氏春秋》、《韩子》、《淮南子》、《易林参同契》等50多种书编印成《雪泥书屋遗书目录》。
山东省博物馆藏有牟庭稿本。
牟庭的50多种著作中,有两部最突出的巨著,一是《同文尚书》,二是 《诗切》。
据《雪泥书屋遗书日录》记载:牟庭39岁以前,就开始注解 《尚书》,曾数易其稿,前后钻研了40年时间,于清道光元年脱稿。
那时,牟庭巳63岁。
以后,又时时修改,直到死前。
在这11年中,又搜集了许多资料,预备作序未成。
牟庭去世后,经过100多年的时间先后想刻印这部书的有他儿子牟房和福山的王熬荣、诸城的王献唐三人,但都因故未能完成。
1982年,山东齐鲁书社根据王献唐的描本影印出版了牟庭的巨著 《同文尚书》。
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1650页,35•6万字。
它的印行,为历史学界提供了-部有价值的《尚书》注本,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
《尚书》以 同文为名,是借用 《礼记》书同文的词意,内容系指今文、古文的合并而吉,既不偏于真古文,也不偏于今文。
大似东汉刘陶的《中文尚书》体例,进行全面经义的解释。
通过他的解释,连过去韩愈都认为是估屈聋牙的《尚书》,只要细心读过,可以说是容易了解的。
他推翻了尚书学上的许多成案,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由汉到清代的家法以及 家法以外的名家注说,他都不适合,感情十分融洽,常以诗词唱和。
是年秋,郝熬行去济南应试中举,曾做诗二首寄回赠之,她当即吟诗两首回赠。
其诗云:小试文场久擅名,矮庐一室倍经营。
案头挥笔风添势,夜半构思月助明。
花结锦成人易懒,云飞露白马登程。
如君折得赡中桂,自尔高山听鹿鸣。
鼓励丈夫再接再厉,争取迸士及第。
风筝在我国已有几年历史
都几千年了。
风筝历史探索 风筝,是中华民族向西方国家传播的科学发明之一。
它同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一样,曾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已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编入《中国科学技术史》。
当今,我国放风筝活动,在对外文化交流,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发展经济和旅游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此,进一步探讨风筝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探讨风筝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关系,对今后风筝的发展,将是大有稗益的。
追寻风筝的起源,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古人以鸟为形,以木为料,制成可在空中飞行的“木鸢”。
据《韩非子·外储说左》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一日而败”。
另据《鸿书》记载:鲁班也曾制作过木鸢,曰:“公输班制木鸢以窥宋城”。
鲁班是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人,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也是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由此推断,风筝鼻祖”木鸢”的发源地,应是齐鲁一带。
木鸢产生于战争之中,用于战争之时,它随着我国丝织业和造纸的发明,不断演变、发展。
相传,公元前203-202年,在楚汉相争对峙的最后阶段,汉兵先包围楚营,汉将张良借大雾迷蒙之机,从南山之隐放起丝制的大风鸢,并让吹萧童子卧伏其上,吹奏楚歌,同时命汉军在四面唱起楚歌,使楚营官兵思乡心切,不战而散,楚王项羽也自刎于乌江边。
至今留下张良“吹散楚王八千子弟兵”的传说。
据《诚斋杂记》载:韩信准备谋反时“约陈稀从中起,乃作纸鸯放之,以量未央 宫远近,欲穿地人宫中”。
《独异志》载: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侯景围台城,简文缚纸鸢,飞空告急,搬取救兵解围。
在我国古代,风鸢一直是战争时通讯和侦探的重要工具,并能带上“火药”用作战争进攻的武器。
唐代建立后,由于采取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经济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社会很快走向安定和繁荣,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
社会的安定、文化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中国传统节日的盛行。
而节日的盛行促进了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发展,作为一直被用于军事上的纸鸢,随着传统节日清明的兴起,用途上有了新的转折,开始向民间娱乐型转化。
从唐代起,我国将寒食和清明两个节日合二为一。
由于这个节日“既有祭扫新坟生死离别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所以,深受历代帝王和劳动人民的重视。
《癸辛杂识》载,清明节时,大学也要放假三日,武学一日。
顾非熊在《长安清明言怀》诗中,曾记载了唐玄宗姿游踏青的情景,诗云/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茸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
在唐代清明时节,朝野盛行禁火、扫墓、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条等风俗。
儿童放纸鸢始在民间流行,唐代诗人唐采在《纸鸢赋》中记载::“代有游童,乐事末工。
饰素纸以成鸟,象飞鸢之戾空;翻兮将度振沙之鹭,杳兮空光渐陆之鸿,抑之则有限,纵之则无穷,动息乎丝纶之际,行藏乎掌挥之中……。
” 此时纸鸢的制作技艺、放飞效果,已有较高的水平,人们“以纸为风鸢”,可放到“高百余丈”的天空中去(见《唐书》)。
谈到唐时期风筝,有必要提及一下有关唐代诗人所写的风筝诗)近几年来,某些文章以唐代诗人李商隐在《燕台》中的予西楼一夜风筝急”和高骄“夜静弦声响碧空,官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方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的风筝诗句,引证为描写唐代玩具风筝的诗,以此说明唐代玩具风筝的发展状况。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以上唐诗中所指的风筝,实为悬挂在屋檐下的“铁马”(也作檐马),因用金属片制成,风起而作声,故名“凤筝”(见宅《辞海》“风筝”词条)。
据《询刍录》记载,中国玩具风筝的名称源于五代时期,毫州刺史李邺,在纸鸢上装制竹哨,风人竹哨,声如筝鸣,纸鸢由此而得名风筝,因此,将铁马混同于唐代的玩具风筝显然是不对的。
宋代是我国风筝的发展阶段。
之所以成为发展阶段,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宋代城市文化经济的繁荣和民间手工业的兴起,二是宋代提倡传统的节日风俗,这就为风筝的发展和进入节日的娱乐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据《东京梦华录》载)在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
”现存的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也充分反映了当时东京疗梁清明时节繁荣热闹的景象。
繁盛的城市文化经济不仅适应了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为风筝在城市和民间。
的普及打下基础,因此在北宋放风筝已是民间常见的娱乐活动,并有一些学者对民间风筝开始进行研究。
宋代元丰人高承在《事物纪源》中就曾对民间风筝的历史渊源、名称等作了专门的考证。
这一时期,民间放风筝还被画家用作进行创作的一种题材。
北宋初期画家郭忠恕就是其中的一例。
据潍县真武词中苏东坡文记载:“郭忠恕,洛阳人,善书画,尤善山水。
因与监察御史争朝堂,被贬乾州司户……有富家于喜画,日给美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
郭忠恕先为画小童持线车放风鸯,引线数丈满之……,。
苏拭不仅记述了郭忠恕刚正不阿的性格,而且将其善于以风筝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事迹,如实地记录下来,这为研究宋代画家如何将风筝作为创作题材提供了宝贵材料。
北宋宰相寇准也曾作《纸鸢》诗:“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民间放风筝已是一项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也是文人墨士艺术创作中的一种题材。
及至南宋时期,其“制度礼文,犹足仿佛以东京之盛”。
封建帝王“不思恢复中原,整日花天酒地,沉酣于湖山之乐”,宫廷提倡奢靡的节日风俗,临安豪绅相互斗富,致使清明等传统节日更加盛行,放风筝成为宫廷和民间一种不可缺少的活动。
据《挥尘后录》记载,北宋皇帝宋徽宗,“即位之初”曾在“罢朝余暇”放纸鸯为戏。
南宋宫廷画院待诏苏汉臣所画《百子图》生动地描绘了甫宋时放风筝的场面。
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云:“桥上少年郎竟放纸鸯,以相勾引,相牵剪截,以线绝者为负。
”生动地记载了清明时节儿童放纸鸯的情景。
同时还记道:放风筝“此虽小技,亦有专门。
”所以周密所著《武林;日事》把临安经营“风筝”者,放在“小经济”专栏之巴把放风筝与“书会”、“演更叮吓昌京词”、“教走兽”“使棒”、“装秀才”等55种杂技放在一起,并记载了当时著名的风筝艺人“周三、吕扁头”;这两位风筝艺人还被列为甫宋都城临安的514名“诸色技艺人”之中;由此可见,南宋时期的风筝,不但作为商品出售,而且风筝艺人能在“瓦子”那样较大的群众娱乐场所中竞争生存,充分说明当时的风筝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众所周知,元代是我国戏剧艺术的兴盛时期,特别是元杂剧等艺术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作为我国民间艺术的风筝,在元代史料中却十分罕见,有关元代民间放风筝的传说也很少听到,这是自唐代以来我国风筝发展史上少有的特殊现象。
’但我们只要对当时的社会情况稍加剖析,便可得知元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元代的统一,结束了三百年甫北政权并立的局面。
疆域的扩大,一度沟通了我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
我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等,此时传入西方。
而西方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等也陆续传入我国,促进了元代上层文化的发展。
但元代初期不设科举制度,这一“社会的变化,使文人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子沦落无望的文人墨士,原可‘货与帝王家’的满腹才学连同满腹不平之气,都只能货与伎乐之伍了”(《中国戏剧学史稿》)。
“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未,以舒其佛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明胡侍《真珠船”元曲》)。
元代统治者失去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能力,因而,文人墨士投入元代文坛之中,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出现一批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戏剧家、艺术家,写下了大量反映元代权豪势要横行霸道和揭露官府贪暴腐朽的作品,形成了我国戏剧艺术的辉煌时代。
但由于无代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和官吏的贪暴,国内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统治者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对广大人民实行前所未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建立“里甲制度”监视人民行动,为防止人民起来反抗,施行了不准民间私藏铁器、十家合用一把菜刀的规定,这不仅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而且,也使风筝这种民间手工艺品的生产失去了基本的生产工具。
试想,十家才准用一把菜刀,何从谈起劈竹子、扎风筝呢
何况在生活极端贫苦的情况下,人们也没有心思去放风筝搞娱乐活动。
因此,我认为这是元代为什么会出现民间风筝传说少、文献资料少的这种特殊现象的主要原因。
在明代以前,我国民间放风筝的习俗,主要流传在南方广大地区。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太祖定都北京以后,中国文化经济的中心逐渐北移,南方的风尚习俗也不断流传到北方,但由于明太祖执政后,采取节俭传统节日的开支等措施,所以明代初期清明等节日的娱乐活动有所衰减。
另外,明代帝王吸取汉代出现的韩信与陈稀用风筝测量未央宫、准备谋反的教训,下令禁止在京都放纸鸢,因此,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地区清明节放风筝风俗,也受到一定影响。
这通过明初的一些志书和野史可以得到证实。
《帝京景物略》为明初刘侗。
于奕侦所著,它是一部详细记载京都节令风俗、名胜古迹的专著,其中对京都人们清明节扫墓踏青和娱乐活动记述尤为详细。
如:“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哀往而乐回也。
是日替柳,游高梁桥,曰踏青。
”“有扒竿、筋斗、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嘻”等,但唯独没有放风筝的内容,并记载曰:“燕;日有风鸯戏,现已禁。
”而同时期在我国南方,放风筝却是清明节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所摹《清明上河图》就把东京汴梁儿童引线放风筝的内容收在其中,从画中风筝的造型上可以看出风筝艺人们已从单纯的鸟类造型向各种类型发展。
另外,从明代著名诗书画家徐渭在浙江所作大量风筝题画诗分析,当时在南方民间放风筝为儿童所喜闻乐见,也是画家、诗人常见的创作题材。
徐渭多才多艺,是一位风筝爱好者,他一生写了十多首关于风筝内容的题画诗,如“我亦曾经放鹞嘻,今来不道老如斯。
那能更驻游春马,闲看儿童断线时”和“柳条搓线絮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鸯。
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的诗句,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明代中叶,清明节放风筝之风俗,在我国北方再度兴起。
据明《水平(今河北卢龙)府志》记载,清明时节“家家树秋千为戏,闺人挝子儿赌胜负,童子团纸为风鸢引绳而放之。
”清初潘荣陛所著记述北京岁时风物的专著《帝京岁时记胜》中也详细记载了清明时节荡秋千、放风筝的情景。
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还以“书生韩世勋题诗于风筝上,放飞中风筝落在詹家,詹淑娟和诗其上,因而结合”的故事,编写了戏曲作品《风筝误》传奇。
在清代,清明时节荡秋千、放风筝之戏在我国普遍兴起。
“上自内苑,下至士庶,在清明节期间,俱立秋千架媳戏为乐,童子郊外放纸鸢”(见《中国古代节日风俗》),放风筝成 为清明节一项群众性的娱乐活动。
节日风俗中的娱乐活动,是社会生活的明镜,它能反映出国家民族、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和生活习俗。
清代乾、嘉年间,由于当时国内政局一度比较稳定,农业生产与城市文化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封建统治者为显示“太平盛世”提倡节日活动,因而出现了我国风筝发展的繁荣时期,每至清明时节,人们在春回大地。
草木皆绿的大好时光,兴致勃勃结伴去郊外踏青游玩放风筝。
据《扬州画舫录》载:扬州人“于清明时放纸鸢……漫以成俗”。
特别是在文化经济发达的京津地区和以手工业著称的山东潍坊地区尤为突出,从清乾隆年间起,所修许多地方志和地方文献中都记载了清明时节放风筝的情景。
乾隆十八年春,潍县知县郑板桥被罢官后,在题画诗中写下了“闲逐儿童放纸鸢,,的诗句。
《临朐县志》载:“旧志载寒食增墓土……时芳草鲜美,儿童放纸鸢于村外,春花绚烂,妇女戏秋千于杏院,小姊妹或三三五五踏青陌上,寻芳水滨,桃红柳绿,日丽风和,一年节令此为最佳时也。
”清道光《平度州志》载:“清明祭墓行负土礼,童子放纸鸯,女子作秋千戏。
” 民间放风筝习俗的普及,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同时,在这项活动的实践中,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把放风筝作为一项锻炼身体“去病免灾”增强体质的活动来看待。
《潍县岁时记》把春天放风筝称为“放郁”,是图个“吉利”。
在民间延续着一个风俗,清明节这一·大有的人把板子风筝放得高而远,然后有意将风筝线割断,让风筝随风飘去,意思是把一年来积下的“郁闷之气”彻底放了出去,可在一年中不生病。
在其他地区,人们也把春天放风筝归纳了很多好处。
李石在《续博物志》中记载“今之纸鸢引丝而上,令儿张口望视以泄内热”。
富察敦崇撰《燕京岁时记》说,放风筝还能锻炼人的眼睛,增强视力——“儿童放之(风筝)空中,最能清目”。
这些记载充分证明,人们很早就把放风筝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来对待。
通过在田野郊外放风筝吸收了新鲜空气,锻炼了身体,陶冶了情操,增强了体质,达到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的目的。
因此,放风筝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娱乐和体育活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清明节放风筝的风俗更加广泛普及,放风筝的内容也被编入小说作品之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风筝这一民间艺术的研究和探索,如我国著名文学巨匠曹雪芹,不仅把放风筝写进了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去,开创了放风筝内容进入小说创作的先河,而且这位艺术大师还对我国的风筝历史、名称演变、风筝种类、扎制工艺等等作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于清乾隆年问,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风筝艺术的专著《甫鹞北鸯考工志》,为我国风筝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后,在宫廷和民间,风筝制作放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清道光时,潍县金石学家诗人郭鳞在所著《潍县竹枝词》中写道:“一百四日小寒食,冶游争上白浪河,纸鸯儿子秋千女,乱比新来春燕多”,详细地记载了潍县民间在春暖花开的清明时节到郊外踏青和在白浪河沙滩放风筝、荡秋千的情景。
清末,是我国传统风筝在内容、题材有较大发展的时期。
北京一带,宫廷与民间的风筝发展迅速,不仅制作精良,而且品种增多,出现了造型新颖的字风筝,使风筝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民观看放风筝。
《北京竹枝词》真实生动地描述这一情景:“新鸯放出万人看,千丈麻绳系竹竿。
天下太平新样巧,一行飞向碧云端。
”这一新内容、新形式的出现,为我国风筝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此时,各地相继出现了像仙鹤童子、雷震子、群雁、杏花天等各种不同形式和内容的风筝。
潍县风筝艺人根据我国“尊龙”传统,吸收了当地木版年画、刺绣等民间艺术中有关龙的形象,对传统蜈蚣风筝加以出新,将蜈蚣头改装成龙头,扎制出了“龙头蜈蚣风筝”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人们巧妙的把龙的形象运用致串式风筝上,这一大胆的创造,充分证明了我国民间艺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由于“龙头蜈蚣”从形式到内容,符合广大群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观点,加之其精湛的扎制工艺、别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和最佳的放飞效果,被称为潍坊传统风筝一绝,受到中外风筝爱好者的好评,是潍坊传统风筝的代表作品之一。
“随着民间放风筝的普及和发展,宫廷中把放风筝当作一项娱乐来对待,各地官吏把民间涌现出来的富有。
“吉祥如意”内容而制作精巧的风筝,作为进贡礼品,并把扎制、绘画的能工巧匠选送到京都,为宫廷扎制风筝。
如潍县民间画家于帧培进京后被慈禧太后赏为“八品画士”,北京风筝哈(国梁)、风筝金(福忠)以及天津的风筝魏(元泰)都曾为宫廷制作过风筝。
宫廷风筝的制作,不同于民间风筝,它不计工本,不惜代价,因而选料、制作、绘画等各道工序,都极为讲究;甚至连放风筝用的拐子都雕刻得非常精致美观,所制作的风筝富丽堂皇,花样百出,姿态各异,是一种高雅精致的艺术珍品。
同时,各地世代制作风筝的艺人云集京城,为北京的风筝发展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艺人们除为宫廷制作风筝外,还在京城开设风筝铺,每年清明节前后,扎制风筝出售,北京琉璃厂形成了较大的风筝市场,清明节期间,风筝成为京城人们不可缺少的娱乐品。
各种风筝大量上市,风筝制品在商品的交易中,给当地和外地风筝艺人提供了相互学习、互相借鉴的机会,艺人们根据北京人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官廷的特殊环境,经过长时期的创造演变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曹雪芹、金福忠、哈国梁为代表的北京宫廷风筝流派。
进入十九世纪,我国商业城市的兴起、手工业的发展给风筝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天津、潍县、济南、青岛、南通以及江苏、广东、河北、安徽等一些地区。
由于民间放风筝的普及发展,先后出现大小不同的风筝专卖市场,风筝作为一种民间工艺品畅销于市,尤其是在素有“三千砸铜匠,九千绣花女”之称的手工业县城潍县更为突出。
由于胶济铁路的贯通和受外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民间手工业发展迅速,潍县风筝制品同刺绣、嵌银、仿古铜、铸铜印、蓝印花布、木版年画等一样,成为畅销货。
因而,城乡专业风筝铺增多,出现了以唐家风筝铺为代表的十多家专业风筝铺。
一些从事画神轴的民间画家、嵌银工匠,借助自己有利的条件,纷纷开设风筝铺或制作放风筝的用具。
如著名画家王福斋开设的王家风筝铺,扎制各种风筝销售于市,成为抢手货。
所制“雷震子”、“仙鹤童子”等风筝,名噪一时,成为优秀传统风筝。
嵌银名手、雕刻艺人陈子和等用雕刻、嵌银工艺制作各种不同型号的高档风筝拐子,其中用象牙镶嵌的风筝拐子被视为珍贵的艺术品。
潍县南胡家村还专门生产放风筝所用各种型号的风筝线。
杨家埠年画艺人,把半印半画工艺运用到风筝制作上,将印好的风筝画纸,贴糊到绑好的风筝骨架上,从而使杨家埠的板子风筝成本下降。
产量大增,成为清明节期间物美价廉的娱乐品。
风筝大量涌入市场,在古老的潍县白浪河沙滩,形成了很大的风筝专卖市场。
各类民间风筝琳琅满目,其内容丰富,色彩鲜艳,富有乡土气息,以扎、糊、放俱佳著称于世,吸引了大批外地风筝客商)近代诗人裴星川在其竹枝词中写道:“风筝市在东城墙,购选游人来去忙,花样翻新招主顾,双双蝴蝶鸢成行”,记录了当时风筝市场的盛况,潍县风筝不仅销往烟台、青岛、淄博、”济南等全省各地,而且大批销往江苏、福建、安徽、河南、河北等地。
这一时期,在我国开埠较早的商业城市天津,由于交通方便、文化经济繁荣、手工业十分发达,其民间风筝制作精良、形象逼真(色彩独特。
风筝艺人”〕借助于天津手工业发达的有利条件,对其民间风筝制作工艺进行了革新。
为解决风筝销售中和放飞时携带困难的问题,艺人”俯风筝制作工艺实行总体设计、分解制作、以竹为样用箍连接的方法,使数丈长的风筝也可拆卸,折叠成很小的体积,装人纸袋或纸盒之中,把虽间风筝制作技艺与工艺美术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为我国民间凤筝制作技艺向高层次发展开辟了道路。
艺人们在长期的风筝制作实践中,匠心独运,还创出了“活眼鹰”、“锣鼓燕”等独具特色的风筝,被称为天津风筝一绝。
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民间风筝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清明节前后放风筝的风俗在全国包括台北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普遍兴起。
民国年间,各地所修的地方志中,大量记载了这些活动。
其风筝内容丰富,品种增多,新式样风筝不断出现,甚至在我国北方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人们也利用本地自然条件,就地取材,出现了用“苇子”、“挺干”等材料扎制的山区风筝。
二是专业制作风筝的人员增多。
风筝制作在潍县、高密、天津、北京、吉林等地,成为一种家庭副业,各地大批国画家参入扎画风筝,使民间风筝的扎制。
绘画技艺大大提高,形成了工笔重彩的文人画风和民间艺人为代表的民间画风同时并存的局面。
一些风筝艺人和国画家所扎绘的高档风筝,引起人们极大兴趣,风筝制品开始登上艺术殿堂,不仅是放飞的娱乐品,而且成为一种挂在墙壁上的艺术欣赏品。
三是中国民间风筝和其他民间艺术品一起,开始走向世界民间美术之林。
中国风筝作品于1915年2月20日第一次参加了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凿成而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北京风筝艺人哈长英、天津风筝艺人魏元泰所制作的风筝,分别获金牌奖和银牌奖,与我国参展的翡翠、象牙、白玉制品、雕漆、珐琅、嵌银、瓷器、地毯、顾绣等各类民间艺术品和土特产品一样,为我国争得了荣誉。
我国参展品种之多仅次于美国四十州之总和,并得到大量奖杯、奖牌,这使得我国古老文明的艺术品,广泛地传扬于世界。
此后,民间风筝比赛,在我国各地不断出现。
二十年代潍县商会举行的风筝比赛和青岛、安庆、台北等地举办的风筝比赛,都曾对风筝的发展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是各地风筝在比赛交流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共同提高基础上,吸收了民间年画、刺绣、玩具、雕刻以及戏曲故事等民间艺术的营养,注入到风筝制作中去,使风筝的制作工艺、内容题材都有较大的发展。
至三十年代,随着我国传统文化风俗的发展,中国风筝初步形成了以串式风筝、桶式风筝、硬翅风筝、软翅风筝、板子风筝等为主体的风筝系列品,人物、鸟兽、鱼虫等均成为风筝制作的题材,这一时期是中国风筝兴盛发展时期。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反动派的压迫,我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生活艰难困苦,这一时期、民间放风筝处于低潮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风筝艺人也参加这一斗争,他们为了抵制外国侵略者,扎制了“抵羊”、“射日”等风筝,以此来号召人们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国当代风筝,在四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经历了恢复发展、严重挫折、空前繁荣三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潍坊国际风筝会的召开和连续三届的全国风筝邀请赛的举办以及各省市风筝协会的建立,,“世界风筝都”的出现,国家体委又把放风筝活动列为体育比赛项目,使民间风筝进一步得到普及发展,放风筝成为全国人民文化体育的重大活动,风筝制作,放飞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风筝向多功能、高层次发展,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鼎盛时期。
山东木鱼石展览馆的8K金是不是真的,退色吗
木鱼石里面卖的东西都是假的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都是骗游客的噱头 什么8k金 木鱼石 啊其实就是破铜烂铁 和石粉 我是在里面上了好几年班的人 所以不要被骗了
山东木鱼石展览馆的8K金是不是真的,退色吗
木鱼石里面卖的东西都是假的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都是骗游客的噱头 什么8k金 木鱼石 啊其实就是破铜烂铁 和石粉 我是在里面上了好几年班的人 所以不要被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