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千户苗寨导游词
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离县城36km，距离黔东南州州府凯里35km，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60km。
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据统计，在清朝咸丰年间（1729年）有600多户，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040户，1990年增至1227户，1997年为1115户。
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现共有住户1258户，人口5326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9.5％。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形为典型河流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苗族同胞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苗寨上游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梯田，形成了浓郁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光。
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这里的苗族居民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在每个村寨的坡头都种植了成片的枫树林作为护寨树，成为当地重要的自然景观之一。
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积淀，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
西江苗族过去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
西江苗族的语言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这里现使用的文字是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尽管汉语言是西江苗族与外界交流的必备语言工具，但苗族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使用苗语。
在清雍正开辟“新疆六厅”以前，西江基本处于化外之地，地方事务多由自然领袖管理，与汉族地区有显著差别，实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
西江苗族的自然领袖主要包括“方老”、“寨老”、“族老”、“理老”、“榔头”、“鼓藏头”、“活路头”等，不同性质的自然领袖其职责也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分工协作的性质，共同维护苗寨的安全与利益。
“方老”是自然地方的最高领袖，每个自然地方下辖若干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村寨，“寨老”是每个苗寨的最高领袖，“族老”则是某一家族的领袖，“理老”一般由德高望众、学识丰富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裁断，“榔头”主要负责刑罚，维持地方治安，“鼓藏头”负责召集和主持祭祀、祭祖活动，“活路头”则主持安排农业生产。
其中，鼓藏头和活路头是世袭的，而其他自然领袖一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
“议榔”是苗族社会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方老、寨老、榔头等组织的群众议事会，以对内部的各种重要纠纷和外敌入侵进行商议、决断。
议榔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如果社会安定，无争无议，也可两、三年举行一次，遇外敌来犯时则临时召开。
西江的议榔一般是分头在各寨子的风景林中举行。
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后，西江苗寨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方老、寨老等自然领袖已基本不存在了，但负责祭祀和生产的鼓藏头与活路头仍得以世袭保留。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在西江千户苗寨产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虽能养活生活在这里的数千人口，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1982年，西江被省人民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199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列为全省首期村镇保护和建设项目5个重点民族村镇之一，2005年11月“西江千户苗寨馆”在此挂牌，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日益增多。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西江千户苗寨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
西江的苗族是以“西”氏族为主的多支苗族经过多次迁徙融合后形成的统一体。
距今5000多年以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九黎集团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与东进和南下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了剧烈的武力冲突，经过长时间的征战，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在涿鹿地区被击败，蚩尤被黄帝擒杀。
大部分苗族先民被迫开始第一次大迁徙，放弃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退回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并于洞庭湖和鄱阳湖之滨建立了“三苗国”。
随着三苗部落的日渐强大，尧、舜多次对“三苗”进行征剿。
舜帝即位后，“南巡狩猎”，对不服舜帝管制的“三苗”进一步攻掠，苗族先民再次被迫向西南和迁徙，其中被迫向西北迁徙的这支苗族先民一部分融合于“羌人”，成为西羌的先民，一部分则因人口增多，耕地少而向平原地区迁徙，从青海往南到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有的更向南、向西深入老挝、越南等地。
而往西南迁徙的苗族先民则与楚人和睦相处，成为后来“楚蛮”的主要成员。
战国时期，秦灭楚以后，一部分苗族背井离乡，长途跋涉西迁，进入武陵山区的五溪一带，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武陵蛮”。
到西汉时期，这部分苗族先民在这里较快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与汉王朝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公元47年，汉王朝派出军队征剿“武陵蛮”，迫使苗族再次离乡背井，一部分进入黔东北地区（今铜仁一带），一部分则南下广西融水，后又溯都柳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榕江、雷山、台江、施秉等地。
苗族在数次大迁徙中，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
其中，柳氏族、西氏族、尤氏族、苟氏族等几乎是同时到达贵州榕江，由于西氏族在榕江多处辗转，到达西江的时间晚于柳氏族。
西氏族到达西江的年代约在600多年以前，但在西氏族到达以前，这里已经居住着苗族“赏”氏族。
西江地名中的“西”指西氏族，“江”通“讨”，即西江是“西”氏族向“赏”氏族讨来的地方，“西江”因此而得名。
“西”氏族到达并定居在西江以后，陆续又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形成以“西”氏族为主体的苗族融合体。
传说西江有千年以上历史。
西江苗族和苗族先祖蚩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中记录的西江苗族子连父名的世系谱，从蚩尤到1732年间共有284代，说明生活在西江的苗族是蚩尤的直系后裔。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管理苗疆，对苗族人民实行编户定籍，强行取消了苗族子连父名的传统，用苗名的谐音来定汉姓，目前西江境内苗族的蒋、唐、侯、杨、董、宋、顾、龙、陆、李、梁、毛、陈、金、吴等姓就是由此而来。
，雷山属牂牁国与且兰国之边地，战国时属大夜郎国，秦时属象郡且兰县边境，西汉时处且兰、毋敛两县之间，东汉时属毋敛县，三国属蜀国之牂牁郡辖之边地，魏晋时期属牂牁郡宾化县境，唐朝时属于罗恭县，五代至宋朝属夔州路绍庆府羁縻州，元初属“管外苗族地区”，元朝中期属湖广省播州宣慰司，明属管外苗族地区。
从秦汉到元、明、清初，雷公山大山区朝廷的设置虽有涉及，但郡县制、羁縻州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极弱，甚至没有直接治理，在历史上多被称为“蛮荒之地”、“生苗”、“生界”等。
雍正七年（1729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开辟苗疆，设“新疆六厅”，置丹江厅，下辖丹江卫和凯里卫，西江属丹江卫。
乾隆三年（1738年），丹江卫设置了分土司，包括黄茅岭司、鸡讲司、乌叠司，鸡讲司就位于现西江西南附近的营上村，从此西江才被列入中原政权的治理范围。
1914年，丹江改厅称县，西江属其辖内，1945年，丹江撤县，西江改归台江县管辖。
1944年，置雷山设置局，西江复归雷山管辖，改为西江镇。
1950年，雷山设立县人民政府，西江属于第二区公所。
1954年，建立雷山县苗族自治区，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属西江区，1959年，雷山、炉山、丹寨、麻江并入凯里大县，西江属于凯里县的雷山片。
1961年，恢复雷山县，建丹江、西江、大塘、永乐四区、44个公社，千户苗寨当时属于西江区西江镇。
1992年，撤区并乡后，千户苗寨属于西江镇管辖至今。
西江千户苗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村寨，虽然近年来不少村民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旅游接待，但绝大多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农业生产，依然沿袭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苗寨上游的大片耕地是全寨居民主要的生活来源，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以及辣椒等。
西江千户苗寨已合并，根据原资料统计，各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状况如下： 原羊排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345户，1308人，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59.94万元，1510元，其中农业收入900元，劳务收入400元，旅游收入210元。
全村现有耕地面积1346亩，其中水田1225亩，旱地121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412kg。
原东引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308户，1318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43.30万元，为1460元，其中农业收入810元，劳务收入470元，旅游收入180元。
现有耕地面积769亩，其中水田面积692亩，旱地77亩。
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81kg。
原南贵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235户，899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59.92万元，为1458元，其中农业收入790元，劳务收入490元，旅游收入178元。
现有耕地面积640亩，其中水田面积564亩，旱地76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71.2kg。
原平寨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397户，1495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230.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80元，其中农业收入750元，劳务收入510元，旅游收入120元。
全寨现有耕地面积824亩，其中水田面积767亩，旱地57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66.5kg.西江千户苗寨属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1300～1500mm，年平均气温14～16℃，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当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长沙等城市炎热难耐之时，这里却清凉宜人，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为一断层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在谷底蜿蜒穿寨而过。
谷地两侧山地并不对称，相对高度达数百米。
西南侧山高坡陡，宛若一道高大的屏风，护卫着千户苗寨千百年来宁静的田园生活；东北侧的山地则舒缓得多，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顺着地势的起伏呈现出多样的变化。
苗寨东南侧，是白水河长期侧向侵蚀塑造成的一个山间盆地，盆地虽然不大，却是西江苗族同胞世代耕作、赖以为生的地方，盆地底部是成片的水田，北面山地已被开垦为梯田和旱地。
西江千户苗寨四周的山地上，森林植被保存较好，尤其是苗寨西南部的山坡上，尚保留着大片的乔木林。
苗寨内的也东、羊排、南桂等自然村寨内零星分布着小片的枫树林，呈现出苗族居民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
相对封闭的地形条件、和谐安宁的苗寨、清澈诱人的白水河、茂盛的植被覆盖、成片的梯田景观，构成了一幅优美的苗岭山水田园风光，极具旅游美学和开发价值. 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建筑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为穿斗式歇山顶结构。
分平地吊脚楼和斜坡吊脚楼两大类，一般为三层的四榀三间或五榀四间结构。
底层用于存放生产工具、关养家禽与牲畜、储存肥料或用作厕所。
第二层用作客厅、堂屋、卧室和厨房，堂屋外侧建有独特的“美人靠”，苗语称“阶息”，主要用于乘凉、观景和休息，是苗族建筑的一大特色。
第三层主要用于存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资料。
西江吊脚楼不但造型美观实用，而且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科学文化价值。
1、西江苗族吊脚楼源于上古居民的南方，是中华上古居民建筑的活化石。
这种建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苗族最早的文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西江苗族就是传承了这种古老的建筑风格。
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西江吊脚楼结构严谨，建筑工匠巧妙运用力学原理，运用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重结构的组合，柱柱相连，枋枋相接，构成了三维空间的网络体系。
这种建筑看似上实下虚，但牢实坚固，非常实用，在建筑学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3、一栋栋的吊脚楼沿山坡依次第上，上千栋吊脚楼相连成片，形成一个整体的环形，形成了单个吊脚楼所不具备的视觉效果。
吊脚楼群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使得西江吊脚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4、西江苗族将吊脚楼建在斜坡上，将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地用于耕作，反映了苗族居民珍惜土地、节约用地的民族心理，在我国当前人多地少的形势下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5、西江苗族在建房时，对发墨、中柱、正梁有一套讲究和禁忌，特别是上梁的祝辞和立房歌，具有浓厚的苗族宗教文化色彩。
因此，苗族的吊脚楼不但具有较好的美学和建筑学价值，而且还是苗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承载者。
除了吊脚楼外，风雨桥也是西江千户苗寨的重要建筑之一。
出于改善村寨风水条件和方便居民生活考虑，多数苗寨都在自己村寨附近建有风雨桥，以关风蓄气和挡风遮雨。
西江以前有风雨木桥，主要有平寨通往欧嘎的平寨风雨桥和南桂村关锁整个西江大寨风水的南寿风雨桥。
由于是木质结构，几经修复又被洪水冲毁。
现在西江唯一的风雨桥是连接大寨和西江中学的弓形水泥桥，是在过去风雨桥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由于采用水泥和木材的混合结构，使得风雨桥的坚实性和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加。
虽然农业依然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主导产业，但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慕名而来的旅游者陆续前来观光，推动了西江旅游业的发展。
调查表明，除了本省游客以外，前来西江旅游的国内游客主要来自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北京以及上海等全国各地，国外游客主要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
由于旅游接待设施不够完善，目前主要以一日游游客为主，一般上午到达，下午离去。
少部分多日游的客人，主要为前来写生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和从事西江研究的专家学者。
统计表明，在过去六年间，西江千户苗寨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2000年至2005年0.75万人、1.2万人、2.4万人、2.15（非典）、3.5万人，2006年猛增至7.5万人，国外游客也从2000年的200人发展到2006年的3000人。
目前，西江千户苗寨已有苗家乐100余家，旅游商品店铺30余家，已经开发出的旅游商品主要有银饰系列、苗族服装、刺绣系列等。
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旅游接待设施和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
红军长征的解说词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 长征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尽管，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但它的丰功伟绩，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册，万古流芳，长征精神万岁
具体内容：人民是革命的母亲 人民是革命的母亲。
红军一切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
在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的财产秋毫无犯。
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交朋友。
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面对青山碧水歃血盟誓，结为兄弟的故事，成为红军长征中的千古佳话。
由于红军所到之处，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因而，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是穷人的队伍，把红军称为“菩萨兵”。
红九军团经过云南东川一带，由于得到当地干人儿的帮助，因而顺利攻下了东川县城。
红军打开粮仓，把粮食发放给穷苦群众，并且根据群众的要求，公审处决了反动县长和一个大土豪，城内外群众对此拍手称快。
在东川县城，红军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援，筹款达6万余元，干人儿踊跃参加红军，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便扩大了800多个红军战士。
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许多难以想到的困难，都是依靠地方群众的帮助解决的。
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不仅要冒着对岸敌人的炮火，还要克服大渡河的急流险滩。
要强渡过河，必须找到熟练的船工。
经过做工作，十几名船工来了。
战斗打响了，老乡们冒着枪林弹雨，一桨连一桨地拼命划着。
船到河中向下滑出几十米，撞在大礁石上，在面临船毁人亡的危急关头，四名船工跳进滚滚的急流里，用背顶着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脱离了险境，把红军勇士们送到对岸。
在红军面临茫茫草地的时候，当地一位六十多岁的藏族通司不畏艰险，带领红军在水草地行军四天四夜，终于开辟了一条可以让红军大部队通过的生命线。
长征中军民鱼水情，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攻占湖南锡矿山。
工人群众个个兴高采烈，不仅夹道欢迎，而且还燃放鞭炮，自发地在门口点上小油灯给部队照路。
时值初冬天气，红军的衣着单薄，群众纷纷把好房子腾给红军，把厚实的被子让给红军，并主动为红军做饭、烧水。
我们的红军战士也争着为群众做事，真是军民一家人啊
一天晚上，一连一排30多名红军战士夜里睡觉煤气中毒，周围群众闻讯后，很快弄来了新鲜萝卜和淘米水，把鲜萝卜磨碎后和淘米水一起煮沸，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中毒的战士们吃，由于抢救及时，中毒的战士全部苏醒过来了。
红17师在一次作战后，有47名伤员打算寄放到六寨。
在经过新寨时，苗族首领扬以沙老人带领全寨男女老少，赶到路边，硬是把伤员们“抢”到他们寨子里去治疗休养。
伤员们到新寨后，全寨三十几户人家争着让出自己的床铺安置伤员。
妇女们为伤员端屎端尿，男人们扛上火枪站岗放哨。
在遇到民团搜查时，苗族群众就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后来，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光荣牺牲，苗寨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并特意为烈士们修建了“红军坟”，成为长征中军民鱼水情的历史见证。
红军长征，当时各个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听从中央军的指挥，密切合作，最后胜利会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各级组织、各个单位、各个部门也需要发扬团队精神，团结友爱，优势互补，互相补台，向着共同目标齐心协力，“人心齐、泰山移”
红军长征，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军为人民服务，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
结合今天的改革发展，我们所有的工作也都需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充分沟通，特别是涉及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方案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使企改革和发展得以顺利进行。
团结是力量源泉 在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召开遵义会议，充分体现了党内和红军内部团结的极端重要性。
当时，为了挽救党、挽救红军，必须把红军的领导权从“左”倾路线代表手中夺过来。
会前，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同志，确立了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
他与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
体现了党内高度的团结。
同志曾风趣地说：洛甫同志是“开明君主”。
周恩来同志积极协助同志组织和指挥红军，林伯渠当时抒写下“坚持遵义无穷力”“阳光坦荡己无歧”的诗句。
这诗句既反映出他热诚拥护确立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激动心情，又赞颂了当时全党全军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
花开吐芳菲，彝海含笑迎宾朋。
五月，春意盎然的彝海，一派生机勃勃。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陆军学院、凉山州、冕宁县主办的，万人纪念红军长征过凉山暨“彝海结盟”70周年庆祝大会，在阳惹雪山下彝海之滨隆重举行，追忆70年弹指一挥间的红色诗篇。
省副省长张作哈在讲话中说，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踏上凉山这决神秘而又神奇的土地，发生了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两件大事：一是召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同志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团结一致、继续北上的方针；二是红军先遣军总司令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果基约达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创造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
彝海结盟不仅为红军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我党在复杂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开创了成功的范例，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解放后，古老的凉山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飞跃。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凉山各族儿女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全州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彝海结盟所凝聚的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精神正在大小凉山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
3月10日，以色列军人武大卫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行进。
7月25日顺利到达陕西吴起镇，历时138天，行程24000多公里（汽车行驶里程），其中步行1200多公里。
途经9个省、自治区，参观了当年红军重要会议和战场旧址，穿越了雪山草地，采访了近百名老红军，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
对于这次“长征之行”，70岁的老人有着太多的激动，太多的感慨——长征路应该列为世界人类遗产保护 一个职业军人，武大卫以其独特的视角，用自己的亲历概括了长征精神。
他说，长征的内涵和精髓就是“崇高精神、空腹、飞毛腿”。
“这次长征之行，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才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
武大卫动情地说，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
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
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吃的、没有交通工具，凭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精神，空着肚子，光着脚，爬雪山，两条腿竟然比敌人的现代交通工具跑得还快。
“说红军是超人，是飞毛腿，一点都不为过”。
他说，以前，总以为长征路是一马平川的坦途，这次一走才明白，长征哪里有路啊，许多地方是红军走过了之后才有了人的足迹，也才有了路。
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堪称中国红军胜利之本，也是中国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长征精神要好好发扬光大，它是一笔世界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军事财富。
最近，“四代同堂颂长征”文艺演出在浙江老年大学准时开始。
备好此次的演出活动，参加排练的同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
为了精益求精，当其他同学已进入梦乡时，他们却仍在排练，每一次进步都让人兴奋不已。
这不是一支专业的队伍,没有专业的辅导，从摹仿到加入自己的东西，一步步走来，他们过得充实而愉快。
四分钟的时间很短，但却凝聚了他们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及对新时期人民卫士的无限崇敬与爱慕之情。
这也是实践长征精神。
已过去70年了，但它留下的时代意义与精神却是万古不朽的。
对我们来说，应该像先辈们艰辛创业那样去对待自己的学业，使自己学有所成。
在工作中尽职尽责，生活中学会团结协作，学会奉献。
奋斗是胜利的法宝 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的长征。
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
红军长征的路是艰苦的、漫长的；新长征的路会更艰苦、更漫长。
因此，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胜利。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
然而，有些党员认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没必要讲艰苦奋斗了，因此贪图安逸、追求享乐，讲排扬、摆阔气，生活高标准、工作低要求，特别是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腐朽生活，甚至坠入了违法犯罪的深渊，如果这种现象任其不断扩大和蔓延，势必严重侵蚀党的肌体，破坏党群关系。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艰苦奋斗作风不能丢。
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崇高的追求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前辈在井冈山如果不发扬以门板当床、稻草做被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长征路上如果不发扬爬雪山过草地、嚼草根吃树皮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延安如果不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取得抗战胜利；当年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艰苦奋斗、勇于胜利的精神，就难以实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理想。
同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靠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并不断丰富艰苦奋斗的内涵，将崇高理想与现实工作统一起来，使之不断地与时俱进。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也只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取得成功。
大力推进各项创新，就要不折不扣地走群众路线，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护好、发挥好。
领导干部的政绩是什么
“群众脸上的笑容，就是干部的政绩
” 实现这种结合，就要弘扬“永久奋斗”的精神，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永久奋斗”，是同志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的标题。
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模范青年要把革命干到底，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今天，在历史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更加需要这种“永久奋斗”的精神。
机遇是什么
机遇从来都是对挑战的胜利。
战胜挑战，就是机遇；被挑战所压倒，就是失败。
我们要战胜各种挑战，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激烈较量中，不掉队，并迎头赶上，需要我们“永久奋斗”，绝不可半途而废。
振兴中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
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永久奋斗”，就是要求共产党人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永久奋斗”的精神和忧患意识是相辅相成的。
缺乏忧患意识，就没有远见卓识，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就会惊慌失措、陷入被动，甚至导致事业的失败。
对于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来说，忧患意识是成熟的表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中国古代的先哲说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当年，同志曾用庄子的这句话激励大家，我们的事业绝不会因为开始阶段的弱小和条件的简陋，而影响其伟大。
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