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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园始建于1992年7月，1998年10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
坐落于开封城风光秀丽的龙亭湖西岸，它是依照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园》为蓝图建造的，按照图中布局，采用宋代的营造法式，结合现代建筑方法，集中再现了北宋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民俗风情。
一千多年前，张择端把它从现实搬进了画卷，现在，开封人又把它从画卷搬进了现实，徜徉其间，常令人有“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时光倒流之感。
游客朋友们，包大人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了，请随包大人一起入园吧。
我们面前的这幅手持画卷的雕像就《清明上河园》的作者张择端，张择端字正道，号文友，山东诸城人。
正史对张择端的记载比较少，但是野史的记载比较详实。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当时的张择端就是一位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
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
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传世神品《清明上河图》。
我们看他手中所持的画卷就是《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园是严格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的，《清明上河图》高22.5厘米，横长525厘米，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它集中描绘了北宋汴京清明节这一天都市与城郊百姓的种种活动，展现了京城工商业与交通的繁华面貌，成为宋代风俗画的特异瑰宝。
大家请随我这边走，这里是东京码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西起洛阳，北到北京，南至杭州，是中国东部沟通内河、联系海港的南北水运交通干线，汴河就是连接京杭大运河的枢纽，往来的船只、运往皇宫的漕运、贡品，都要经过汴河运往皇宫。
在当时陆运不发达的情况下，汴河的水运无疑充当了今天的铁路运输角色。
也使得东京成为水陆交通枢纽，之所以有7个朝代在此定都，也是看上了东京便利的交通。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汴河全长3800米，是复原的一段，那有朋友要问了：那原来的汴河呢
刚好在此我也解释一下刚才途中所说的“城摞城”遗址。
我们刚才经过的大梁门，重修时在大梁门北侧发掘出上下层层相叠的三层古马道，古马道就是在城墙边修的坡道，以供士兵骑马上城墙之用。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观呢
大家都知道，黄河开封段是地上悬河，河床比开封的龙亭公园内地地面高11.49米。
在过去的800年里，开封段黄河决口120多次，开封城被黄河水淹过7次。
现在开封地下九米至几百米处依次可挖掘七座城池。
所以说，漕运的汴河、杨志卖刀的州桥、北宋的皇宫都在我们的脚下。
但是开封的泥土属于沙质土地，挖掘后城池可能坍塌，也因为技术不够完善，这些历史的遗迹仍然沉睡在地下。
游客朋友们，这座桥就是《清明上河图》最经典的虹桥，当年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来的最多的就是这里。
虹桥是北宋十大木拱桥之一，它的特点就是没有桥墩，全靠枕木搭建而成，因为汴河漕运非常发达，往来船只众多，为方便船只通行，所以没有修桥墩。
再看桥的两头，都有两个立柱，每个立柱上都立有一只鹤。
在古代船只没有动力驱使，全靠人力和风帆，为了省力，船公们顺风时就拉下桅杆，逆风时就放下桅杆，这些立柱其实就是古代风向标，鹤的翅膀讲究4钱八两之说，稍有微风，鹤就会随风摆动，鹤头指向的方向就是当时风向，再对照下面的十字交木仪，就很精确辨别当时的风向了。
好了朋友们，看完了《杨志卖刀》、《梁山好汉劫囚车》节目后，我今天清明上河园的讲解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配合。
我们旁边就是东京夜市，大家不妨去品尝一下开封有名的小吃，十二点半我们准时在车上集合，谢谢
黄帝陵导游词
陵导游词 黄帝陵相传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陵园，它位于县城桥山顶上。
黄帝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一位伟大的部落首领，是开创中华民族文明的祖先。
他用玉作兵器，造舟车弓矢。
他的妻子能养蚕，其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其臣大挠创造了干支历法，其乐官伶伦制作了乐器。
我国后来能巍然屹立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这与黄帝的赫赫殊勋是分不开的。
黄帝还以他惩罚邪恶，首次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
据说黄帝活了118岁。
有一次，在他出巡河南期间，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一条黄龙自天而降。
它对黄帝说：“你的使命已经完成，请你和我一起归天吧。
”黄帝自知天命难违，便上了龙背。
当黄龙飞越陕西桥山时，黄帝请求下驾安抚臣民。
黎民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个个痛哭流涕。
在黄龙的再三催促下，黄帝又跨上了龙背，人们拽住黄帝的衣襟一再挽留。
黄龙带走了黄帝之后，只剩下了黄帝的衣冠了。
人们把黄帝的衣冠葬于桥山，起冢为陵。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陵的由来。
但是也有人说，黄帝死后就安葬在桥山。
黄帝陵区约4平方公里，山水环抱，林木葱郁。
参观者到达桥山山顶，首先看见路立的一块石碑，上刻“文武百官到此下马”。
陵前有一座祭亭，亭中央立一高大石碑，碑上刻有“黄帝陵”3个大字。
祭亭后面又有一块石碑，上书“桥山龙驭”4字。
再后面便是黄帝陵。
黄帝陵位于山顶正中，面向南，陵冢高约4米，周长约50米，陵前40米处有一约20米高台，其旁一石碑上书有“汉武仙台”四字。
此台系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巡游朔方归来时，祭奠黄帝，祈仙求神时所筑。
黄陵下的轩辕庙里面尚有一些建筑、古柏和石碑等文物。
跨进庙门，左边有一棵巨大的柏树。
相传此柏为黄帝亲手所植，故称“黄帝手植柏”，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
庙门北有一过厅和一碑亭，碑亭里陈放着47块石碑。
最北边坐落着大殿，大殿前还有一株高大的古柏，叫“挂甲柏”。
据传，这是汉武帝挂金甲印烙所致。
大殿雄伟壮丽，门额上悬挂有“人文初祖”四字大匾。
大殿中间有富丽堂皇的黄帝牌位，其周围殿墙下还有一些陈列品。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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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博物馆是中国省级方综合性博物馆。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
1953年4月，在安徽省合肥科学馆、皖北文管会、芜湖科学馆、皖南文物馆合并的基础上筹备，1956年11月14日正式成立。
该馆陈列大楼建筑面积11580平方米，文物库房4156平方米。
馆藏文物有历代铜、陶、瓷、金、 银、玉器、货币、书画、民俗、砖雕石刻、文房四宝、革命文物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物等，总计104684件。
其中古籍109126册 (其中善本书8000余册)，一级藏品135件。
藏品中最具特色的，是历年来安徽各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如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莲瓣铜壶，通高80厘米，器形高大，盖顶作镂空的莲瓣形，颈部有对称的兽形双耳，四兽作足，造型生动，为春秋时期少见的艺术珍品；寿县楚王墓出土的楚大鼎，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重约400千克，形体高大，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仅次于193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司母戊大鼎。
该馆珍藏的古代瓷器 有1963年宿松县北宋(1087)墓中出土的青白瓷注子与注碗，注子高20.2厘米，碗高13.9厘米，是景德镇青白瓷中少见的佳作，也是宋瓷断代中的珍贵标准器物。
铁画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的一种，具有立体感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馆藏清初铁画名家梁在邦的作品《芦蟹图》，是铁画中的代表作。
编辑本段 回目录 安徽省博物馆 - 博物馆珍藏该馆陈列以地方历史为重点，有《安徽古代史》、《安徽革命史》和《安徽古生物化石》三个基本陈列。
1981～1986年6月，该馆先后举办各种展览120多个，每年观众15～22万人次。
1984年4月，《安徽古代文房四宝展》曾在日本东京展出。
该馆从事文物保护科研的人员，曾对青铜器防腐蚀进行研究，用局部电蚀法去除青铜器上的粉状锈，并结合使用苯骈三氮唑化学浸蚀剂保护青铜器，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科研室与中国科技大学合作的科研项目“激光全息文物 无损检测”，获得了文化部科技成果表扬奖和安徽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成果三等奖。
编辑本段 回目录 安徽省博物馆 - 博物馆丛书该馆编辑出版的书刊有《寿县蔡□墓出土遗物》、《安徽名人画选》、《毛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品选》、《安徽画家汇编》、《安徽古代文房四宝展览图录》、《明清徽州社会资料选编》、《歙事闲谈》(校订本)、《新四军在皖南》及《安徽文博》等。
河南博物院观后感1000字左右
2010年1月24日，星期日，沐云和十几位朋友来到安阳，参观了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十分震撼，一日千年，尽览了中国文字从远古“婴儿期”发展至今的光辉历程。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文化历史名城——河南省安阳市，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博物馆。
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专题博物馆。
是“十一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作为我国第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共入藏文物4123件，其中一级305文物件，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
自项目启动以来，备受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07年11月29日，一期工程正式开工，2009年11月16日正式开馆，江泽民题写馆名，李长春出席。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东段北侧，东邻京珠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设中的高速铁路，距离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约8公里，是一组具有现代建筑风格和殷商宫廷风韵的后现代派建筑群，由字坊、广场、主体馆、仓颉馆、科普馆、研究中心、交流中心等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34500平方米。
主馆高32.5米，主体建筑采用殷商时期的浮雕金顶，展现殷商宫殿“四阿重屋”的特征，不仅表现了中国文字文化内涵，也显示了文字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博物馆正门口，两只金色的“玄鸟”各立一边，造型奇特而夸张。
经过玄鸟，就是“字坊”，它采用了甲骨文中“字”的字形建造而成。
从字坊通向主题馆干道两侧，由28片铜质甲骨组成的碑林，隐含了殷商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元素甲骨文和青铜器，它代表着28星宿，象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中国文字博物馆集中展示了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文字、简牍帛书、历代碑碣、汉字信息印刷术、汉字信息处理、少数民族文字等和文字有关的诸多内容。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历史，通过文字的记录和梳理，其发展轨迹变得脉络清晰、有章可循，而文字本身百态千姿的发展史。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三楼设立了两个临时展厅，它们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点睛之处。
其中，故宫博物院院藏中国历代书法展临时展厅，将要展示的是故宫博物院院藏的80多件历代书法佳品，其中就有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名家真迹。
导游告诉我们，满足中国文字博物馆长期陈列布展，一共需要文物约2500件，办好开馆第一展需要文物746件，涉及世界文字、甲骨文、金文、陶文和玉石文、古玺和古币文、简牍和帛书等诸多方面。
其中，有16件“重点文物”，以借展的方式在开馆时展出，以确保“震撼开馆”的效果，“它们全都是国宝级的。
”其中，就有出土自安阳的“国之重器”——司母戊鼎。
此外，其他15件重点文物指的是吴王光鉴、逨盘、睡虎地秦简、鄂君启节、子鱼尊、亚长钺、两诏铜椭量、秦二世元年诏版、秦两诏铜权、大官盉、十八年寺工铍、居延汉简、楚曲子赤角簠、中山国铜方壶、曾仲斿父壶等。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中国文字发生、发展的文化史为主线，以历代出土的文字载体、文物为支撑，以文字书法艺术为融贯，以文字的传播应用为注脚，将文字历史、现代和未来汇于一堂。
其陈列语言注重历史性、艺术性、科普性、趣味性为一体，将以诗化的艺术手法，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形象地解释各种文字发生、发展、传播的科学原理和背后的故事，生动地阐述中国文字的历史源流与现代价值，使每个参观者随着中国文字的发展而前行，感受几千年的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文字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文字是历史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
中国文字博物馆作为一座全面反映、专题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字、文字历史、文字文明的专题博物馆，通过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讲解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反映中华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展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展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对我国文字、文化、文明的传承和保护、研究和发扬，将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