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参会人员是那些
你好，中国共产代表大会的参会人员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会人有13位（党内人士）,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
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16人 ：一、非党人士有3人。
1、马林：荷兰人，共产国际派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擅长将不同组织合并，倡导国共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荷兰抵抗运动，在德国占领期间，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并编辑秘密报纸《斯巴达克》，1942年被纳粹杀害。
2、尼克尔斯基：俄国人，生于1889年。
本名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与会期间不做言论。
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1943年被斯大林枪决。
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
3、王会悟：为会务组成员，李达的妻子。
曾帮助李达筹备会务组，并协助转移会场至嘉兴南湖游船会议。
于1993年去世。
二、领袖人物，伟人。
1、：1921年夏天，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
对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
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没有参加党的二大。
在党的三大之后，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此后，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76年9月，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2、董必武：1920年，在武汉创办了私立中学，宣传马列主义，也是党的重要活动地点。
在武汉地区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培养了大批革命党。
他在为国民党布阵布局的同时也为共产党人布下局势。
发动并影响湖北地区的革命运动。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董老享年90岁。
3、李达：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
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
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
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
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
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
他是在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
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三、优秀党员，鞠躬尽瘁、为党奋斗终身的代表们：1、王尽美：生于1898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1921年春，王尽美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
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
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之一。
1922年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的组织。
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
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
1924年1月，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2、何叔衡：1920年与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
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
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0年7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
1931年11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3、邓恩铭： 中共一大代表，山东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贵州荔波人，少数民族代表。
1921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其他代表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
1922年6月，从苏联回到山东。
1923年底，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支部，担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
1925年2月，组织领导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年4～5月，又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
1925年11月，山东地区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他被捕入狱。
后保外就医。
1926年6月，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27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8月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告密，邓恩铭在济南第二次被捕。
并组织领导了两次越狱斗争，第一次是1929年4月19日晚上，只有杨一辰一人逃出；第二次是7月21日晚饭后，在地下党的接应下，6人冲出监狱，他却因受刑过重，体弱多病，行动困难，被敌捕回打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与刘谦初、吴丽实等22位共产党员一起被国民党山东当局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面对敌人酷刑，邓恩铭依旧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4、陈潭秋：1921年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任社长。
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8月，与陈云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
193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2年9月17日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监禁，在监狱中坚贞不屈，次年9月27日在新疆遭杀害。
由于消息隔绝，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四、中途离党，脱党人士：1、李汉俊：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曾去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翻译。
并且建立学校培养了大批共产党员（如董必武、刘少奇、任弼时等）。
党的一大前为代理书记。
之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脱离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
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包惠僧：为武汉地区党内第一任书记。
和陈独秀关系密切，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八一起义后，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
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
1948年后举家迁往澳门。
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
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
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
生前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
五、叛党、反党人员：1、陈公博：(1890年10月19日一1946年6月8日),曾任北师大教师，受陈独秀推荐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
1925年回国加入国民党。
1927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
1931年蒋汪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
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逃亡日本，后被引渡回国，1946年4月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
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
6月8日行刑枪决，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封遗书，又给蒋中正写了一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
随后，陈公博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下午时被执行死刑，享年57岁，尸体葬于上海市公墓。
2、周佛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后沦为汉奸。
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
1941年3月，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
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
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
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
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3、刘仁静：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在“一大”的13位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年仅19岁。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因外语能力强，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
之后，思想变得偏激。
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并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
曾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官等。
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
1948年发表反共文章《评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
195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1966～1978年被关押。
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后在北京新街口被22路公交车撞死。
4、张国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其中，中央局总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党的一大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对国共合作做出贡献。
但其利用自己的资历和地位向党讨价还价，并且意气用事。
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1938年成为叛徒，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
最后为戴笠成立的特种研究机构工作，专门研究共产党员。
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1949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
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抗日英雄马占山的故事
马占山，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县，1885年11月30日生于辽宁怀德（今属吉林）县一个农民家庭。
贫苦农民，行伍出身。
他从小给地主放马，后因丢失一匹马，被抓进官府，遭毒打和 关押并被逼赔偿。
后来，那匹马跑回来，地主仍不退钱。
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因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
清光绪 三十四年(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弟兄接受从军。
1911 年他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峻升，从四营中哨哨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升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等职。
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新民巨流河一带组织力量抵抗郭军。
同年12月，马占山随同吴俊升在辽宁新民白旗堡附近，同郭松龄军展开激战。
郭军大败，马占山部尾随搜索，并活捉郭松龄夫妇。
同年，马占山升任东北陆军第17师骑兵第五旅旅长。
1928年6月 4日，日本侵略者在皇始屯炸死张作霖和吴俊升，他发誓公仇私恨，必报复之。
1929年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
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兼黑河警备司令。
1930年，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张任命他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当日本关东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嫩江铁桥）时，10月16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
他明确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
在日军进犯江桥时，守军将桥破坏三孔。
11月3日，马占山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
4日，日军向江桥守军阵地发起猛攻。
他下令抵抗。
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后援，加上装备简陋，伤亡很大，鏖战了半个月，不得不撤离江桥。
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抗击，挫败日军多次进攻。
马部血战江桥抗战，给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马占山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
人们称赞他“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是当代的“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
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而马部却是孤军奋战，至18日，在消灭日伪军一千余人后，不得不撤往齐齐哈尔。
21日，退至海伦，继续抗敌。
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黑龙江省主席。
上海、哈尔滨等地组织了”援马抗日团“，卷烟厂还生产了”马占山牌“香烟。
1932年，马占山诈降，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州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后，秘密用12辆汽车、6辆轿车、将2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
马占山在拜泉约集李杜、丁超等各路军的代表开会，改黑河警备司令部为省府行署。
三路人马共7000人，公推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会上做出三路出击日军的战斗部署。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率部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
后因战事失利，退到苏联。
1933年6月3日，马占山从苏联返回上海，曾先后3次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
1936年12月至西安，参与西安事变，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
193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挺进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
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继续抗日。
1938年11月，马占山因病到延安就医，康复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在会上致词，称赞他是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194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但他不肯就任。
1948年平津战役时，马占山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出面帮助傅作义拿定主意和平交出北平城，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
1949年初，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向傅建议请邓宝珊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促使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终年65岁。
永远的丰碑 马占山：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 ■抗日英雄谱 1931年11月4日，在黑龙江省嫩江桥面，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率领中国军队，向发动进攻的日本侵略者奋起反击，打响了武装抗日斗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武装抗日的序幕。
马占山又名秀芳，1885年生于吉林怀德，祖籍河北丰润。
绿林出身，精于骑射。
1929年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
1930年任黑河警备司令兼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
“九·一八”事变后，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不满于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错误政策，决心进行抵御。
11月4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和装甲车掩护下，出动4000多人，向嫩江桥发起进攻。
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江桥战役正式打响。
中国军队在嫩江桥及其附近的大兴地区，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场殊死拼杀。
马占山将军一面调兵遣将，一面亲临前线指挥。
这次战斗，日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次受到的重挫。
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伤亡600余人。
嫩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得到全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与支持，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1932年2月，日军攻占哈尔滨后，马占山曾投降日本，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后又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
同年4月摆脱日军监视，在黑河举兵反正，通电继续抗日，并揭露伪满内幕，任东北救国抗日联军总司令。
1936年参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
1940年任黑龙江省主席，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46年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
1949年1月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宣布起义。
马占山题诗匡庐 贺伟 1933年7月11日，在天津赋闲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马占山将军来到庐山。
在登上牯岭山城之前，他先来到庐山西麓的株岭，拜谒岳飞母亲和夫人的陵墓。
望着历经800年风雨而安然无损的岳母岳夫人墓，马占山心情很不平静。
岳飞投军之时，岳母手拿银针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并指着高悬天际的 北斗星，要儿子永远朝着北斗星指引的方向走，竭尽全力收复国土。
可是岳飞却没能实现母亲的心愿。
不是他无能，不是他怕死，而是一腔热血，无处可洒，精忠报国，难以为报啊
他多么希望能直捣黄龙，“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却没想到，打得强敌丧魂落魄，自己却屈死于风波亭中
怎不令后人扼腕叹息，愤恨填膺。
马占山曾经在西湖岳飞墓前洒过英雄泪，面对着岳母墓，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相继侵占辽宁、吉林，又向黑龙江省进攻。
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的马占山，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部在嫩江桥奋起阻击，打响了中华民族抗日的第一枪，震动了中外。
马占山成为举国敬仰的抗日英雄，市场上还出现了“马占山”牌香烟。
没想到，蒋介石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非常恼恨，将其调职，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委会委员的虚职，让他赋闲天津。
眼睁睁地看着东三省父老乡亲惨遭日军蹂躏，眼睁睁地看着敌寇磨刀霍霍，大有吞并整个中国之心，身为高级将领，却不能驰骋疆场，只在碌碌无为中虚度时光，怎不令人痛彻心脾，悲愤难捺
他一再向蒋介石请求率兵抗日，却一再遭到训斥，但他仍不肯罢休。
他这次来庐山，还是要当面向蒋介石陈词，希望能够举国抗战，早日收复国土。
虽然他知道希望渺茫，但还是要犯颜直谏，据理力争。
果然，正忙于布置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马占山的进言，反而训斥他头脑简单，不懂国事，攘外必先安内，内不安，如何集中精力攘外
马占山直言中国共产党一向坚决主张对日作战，并且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到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不能不令人钦佩。
大敌当前，我们却在互相厮杀，消耗精锐，怎不令仇敌拍手称快、国人痛心疾首
马占山说得慷慨激昂，动情处还声泪俱下，蒋介石却丝毫不动心。
当马占山离开蒋介石的 别墅“美庐”时，心情非常沉重。
7月14日下午，《中央日报》等几家报社记者前来马占山下榻的“仙岩饭店”采访他。
一位记者拿出一个“马占山”牌的空烟盒请他签名，马占山摇了摇头，缓缓地说道：“愧对国人赞誉，有负国人厚望，我深感内疚和不安啊
”他指了指窗外的牯牛岭说：“中国就像是一头大牯牛，日本就像是老鼠。
老鼠吃牛，好像是不可能，但是如果这头牛站着不动，任凭老鼠撕咬，那也会被咬垮咬死的。
身为军人，却不能为国抵御外辱，任凭大好河山遭践踏，父老兄弟为刀下鱼肉，实在是令人忧心如焚，昼夜难宁啊
”记者们听着马占山的言语，无不为之动容。
记者们刚刚离去，同样遭冷落的李烈钧将军又来看望马占山。
李烈钧见马占山心情不好，便邀他一同出去散散步。
两位力主抗战的将军沿“大林路”慢慢地踱着。
盛夏的庐山十分热闹，红男绿女、达官贵人来来往往，洋人们更是珠光宝气，旁若无人。
马占山苦笑一下说：“庐山倒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
”李烈钧叹了一口气说：“这太平景象不知能维持到多久啊
” 两人边走边谈。
马占山见路旁一块石壁上刻着一首诗，便停下脚步，先看诗的落款：“余江吴迈民国十九年夏”，马占山问：“吴迈
莫非是大名鼎鼎的‘火镖律师’么
”李烈钧点头说：“正是此公
我们江西一杰
”马占山顿时肃然起敬。
吴迈是近代著名律师，曾任过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军政治部少将主任。
一次他在汉口坐车执行公务时须穿过英租界，一个印度巡捕大声呵斥，要他脱下将服，不带卫兵，不坐汽车，只身便服步行过去。
吴迈大怒，当即返回军部，甩下将服，扬长而去。
从此，他奔波大江上下，以维护国权、维护中国公民权为己任。
1929年，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常委扩大会议上，以特邀贵宾身份出席会议的吴迈突闯主席台，指着蒋介石等官员大声责问道：“号称国民革命政府，为什么不革命
你们不要以为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须知民不可欺，众怒难犯
”吴迈的胆量使他赢得“火镖律师”的美誉，声震中华。
1930年，吴迈借住庐山大林寺，撰写《运动收回领事裁判权写真》一书，详细记载他与各国驻华使节激烈斗争的过程。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在香港的吴迈准备飞赴西安会见张学良，未及启程便被暴徒暗杀，时年51岁。
马占山停下脚步，一字一字地读着石壁上的诗：“读书大林寺，航空来自天。
泉石固所好，国耻恨未湔。
众志乃成城，斯任须并肩。
疥壁意云何，愿言共勉旃。
”读毕，马占山击掌赞叹道：“好诗，好诗
淋漓慷慨，正气凛然，甚合吾意
不愧是出自火镖律师之手。
明志于此，当可流芳千古。
” 李烈钧也点头赞道：“吴迈放着将军不做，为了国家的利益，四处奔走呼号，不怕高官，不怕洋人，连生命都置之度外，的确是令人钦佩呀
” 马占山说：“烈钧兄说的是呀。
身为朝廷命官，更应殚精竭力为国尽忠，岂可贪图个人的安逸享受。
古人还讲究个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
” 李烈钧又笑着说：“占山兄前年江桥一战，大灭日寇之威风，也当永垂青史啊
” 马占山连忙摇头说：“哪里，哪里，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一提
”他停了停，又叹了口气，说道：“原想在嫩江桥挫挫敌寇锐气，说明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谁想东三省还是白白丢了，16万军队竟挡不住1万日军，有何面目见全国父老乡亲
烈钧兄，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地和小日本干哪，就这样看着他霸着东三省、看着他要侵吞全中国吗
”李烈钧听着，默然无语。
二人转头，慢慢往回走。
吃过晚饭后，马占山的心情仍难平静。
天色渐渐暗了，明月从大月山上升了起来，山谷间一阵阵松涛轰鸣。
马占山想去“松树路”走走，卫士说晚上风大，就不要出去了。
马占山说风大怕什么，都说松树路松涛有名，正好去听听。
如水的月光透过繁密的松枝，斑斑驳驳地洒在蜿蜒的山径上。
马占山在松林中慢慢踱着，静谧的天地之间阵阵松涛格外清晰、真切：有时像闷雷从远处隆隆滚来，一到近处又变得那么雄浑、凌厉，像是千军万马疾驶过平野；有时倏地一阵狂风，万木怒吼，卷起惊涛骇浪，猛烈地撞击着天空，撞击着峰峦，撞击着马占山的心胸。
马占山感到非常痛快，一股豪情从心底涌起。
他不禁吟咏起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 马占山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忽然看见前面松林中一片黑黝黝的东西，朦朦月光中似在跃跃蠕动，像是一群躁动不安的於菟（小老虎）。
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片形状不一的岩石。
他不禁笑了，拍着石块，心想，莫非这些石头都能理解他的心情，仿佛都要化做生气勃勃的小老虎，去飞食日寇之肉
倾听着阵阵松涛，抚拍着身边的山石，马占山心潮起伏，激情难捺，脱口吟出一首古风： 百战赋归来，言游匡山麓。
爱此嵚崎石，状如於菟伏。
摩挲舒长啸，狂飚振林木。
国难今方殷，国仇犹未复。
禹迹遍荆榛，恐汝眠难熟。
何当奋爪牙，万里飞食肉。
这首诗慷慨激昂，颇有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的遗风，借“狂飚”抒发自己心中的激情，又把林中的“嵚崎石”想像为欲奋“爪牙”的“於菟”（小老虎），欲飞越万里关山，去吞食日寇之肉，借以表达中国军人和四万万同胞欲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誓愿。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世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占山当年驱逐外虏的志愿早已实现。
他1950年在北京病逝前，再三叮嘱子女要跟着共产党走，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把新中国建设好。
马占山的这首诗刻在松树路的岩石上，至今清晰如昨。
后人读着它，还能触摸到将军那颗滚烫的心，那腔沸腾的血。
谁知道武汉红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记陈列馆”导游词
这个问题百度上早已有答案了。
有些问题可以先查以下百度再问题的哟。
辛亥革命博物馆导游词 欢迎各位来辛亥革命博物馆参观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由于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把这场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大家知道吗
这场革命首先就是在我们湖北武昌爆发的。
各位来到的所在，正是中国一段旧历史的终点，也是中国一个新纪元的开端。
通俗地讲，这里推翻了清朝，开创了民国，打倒了皇帝，催生了总统。
我馆位于武昌，背靠蛇山，面向首义广场，占地约28亩。
它的主体建筑就是各位眼前看到的这幢房子，因为它红墙红瓦，人们称之为红楼。
红楼最初是清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咨议局是清朝末年，为了预备君主立宪,而在各省设置的议事咨询的民意机构，它的建筑风格摹仿西方议会大厦，1910年建成。
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
第二天，就在这儿组建了鄂军都督府，都督府发布文告，宣布建立中华民国。
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从而一举结束了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红楼因此被誉为“民国之门”。
在红楼后面，这组灰色的房子叫议员公所，是当年咨议局议员们生活起居场所。
目前在复原维修之中，没有对外开放。
楼前是同心广场，寓意是“两岸一心，和平统一”。
1961年，红楼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年的建设，我馆已成为纪念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景点和全国有名的教育基地。
我馆布置有两个基本陈列：一个是以鄂军都督府旧址，也就是红楼为载体，布置的《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各位将会看到鄂军都督府成立初期的机构和格局；另一个是布置于西配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它展现了武昌起义的历史过程。
我们首先从《旧址复原陈列》开始。
从《格局图》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军政府成立初期的政府组织结构，这是非常简单的政府雏形了。
共设五个部，即参谋部、军令部、军务部、民政府、外交部，还有黎都督起居室、总监察长室、各部稽查长室等，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地方政府，却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原来是咨议局议事堂。
武昌起义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在此集会，推举原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
在主席台左边是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后，军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文告。
当时，革命党人请大都督在上面签字印发，黎元洪拒不签字，连声说“莫害我”，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
这份布告的发布对于稳定人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布告的落款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落款呢
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会采用宣统年号纪年，加之革命党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八月二十日是阴历，转换成公元历法的话就是10月11日。
我国使用公元历法是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即1912年1月1日。
主席台正中布置的一面旗帜，叫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的军旗。
十八颗黄星，是代表山海关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是鲜血，黑色是铁，是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省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即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
在台口右边有一张图片，反映的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鄂期间，受到湖北各界欢迎的情景。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就首先到湖北访问。
4月10日这天，孙中山在此发表演讲。
外交部的设置是鄂军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重要标志。
各位知道，只有一个主权国家才有外交部。
在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鄂军都督府实际上在军事、外交等方面行使中央军政府的职权。
它通过外交部对各国发布照会，宣示革命政权的政策，以取得各国的外交支持。
这份《中立布告》，是鄂军都督府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
军政府成立之初，就给汉口的五国领事发布过外交照会，呼吁承认中华民国，但五国迟迟不答复。
直到10月17日民军和清军在汉口刘家庙展开激战，民军大获全胜，这时，五国看到革命党人力量强大，就联名发布了一纸布告，承认民军是和清军对等的军事实体，他们保持中立。
这份布告实际上承认了民军的地位，对清王朝是一个打击。
当然，这份布告也只是一纸空文，五国后来在暗中支持袁世凯，帮助袁获得了总统的宝座。
胡瑛曾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都督会客室和都督会议室是黎元洪在红楼活动的重要场所。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问武汉，曾在都督会客室会见过湖北军政界人士。
黎都督起居室是黎元洪任都督之初的住所。
黎元洪(1864——1928) 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
今天汉口有一条黎黄陂路，就是纪念黎元洪的。
黎元洪原来是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
为借重他的声望，武昌起义第二天，革命党人推举他作鄂军都督府都督，开始黎元洪态度强硬，不愿与革命党人合作，被安置在这间屋子里。
他不吃不喝，象个“泥（黎）菩萨”。
后来因为武汉三镇光复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黎元洪转变了态度，同意出任都督。
侍卫官室正对黎都督起居室。
侍卫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都督的安全保卫及饮食起居。
最初几天实际上是执行软禁和监视黎都督的职责。
顾问官室和秘书官室是都督黎元洪的咨询幕僚机构和重要的办事机构。
革命党人宋教仁曾在秘书官室起草了著名的《鄂州临时约法》，《鄂州临时约法》是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典，它成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军事会议室是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的专门场所，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在此形成。
阳夏保卫战中，黄兴曾在此召开过军事会议。
墙上有一幅地图，反映的是当年阳夏战争的形势。
其中红蓝线代表两军运动路线，可以看出汉口、汉阳两地是当年的战场，而当年的汉口称为夏口，所以这场战争简称阳夏战争。
参谋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
其职责为辅佐都督，制定作战计划。
都督府草创之际，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
总监察长室和各部稽查长室的设置则反映了当时革命党人良好的精神风范。
首先我们从刘公说起，刘公是湖北襄阳人，出身于巨富之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并创办了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
1910年回国，家里人交给他两万两银票，叫他去北京捐一个道台，也就是去买个官，但刘公将这笔巨款无偿捐给了武昌起义的指挥机关，用作购买枪械和起义的后勤保障经费。
鉴于他资深革命党人的地位和为武昌起义做出的贡献，起义前在推选未来的政府成员时，刘公被推为政府总理。
但最初组建的鄂军都督府中没有刘公的位置，有人就为他抱屈，刘公却不以为然，认为革命的目标已完成，应该让贤者执政，自己退居一旁进行监督就可以了。
他“功成不居”的风范为大家钦佩，所以推举他为总监察长。
蔡济民是武昌起义的军事指挥人员，他带领一支部队攻进了湖广总督署，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起义后被公推委用为各部稽查长，蔡济民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在护法斗争中为地方军阀所杀。
黄兴称赞他是“鄂省军中之巨擘”。
所谓“巨擘”，就是可以竖大拇指的人物。
民政部不同于今天的民政部，它是相对于军政而言的，其主要职责为负责地方行政事务，部长相当于今天省长的职权。
这张照片中的人物叫汤化龙，是原湖北咨议局议长，当年正是在红楼办公。
武昌起义成功后，汤化龙约集原咨议局的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人、旧军官联合组建了鄂军都督府，并被推为民政部首任部长。
军令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
主要职责为秉承都督命令，发布军令，调遣军队。
都督黎元洪曾经兼任过军令部部长一职。
军务部主要负责军务行政、军队后勤工作。
革命党人孙武、张振武曾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
后来蒋翊武也出任过军务部副部长一职，“首义三武”均汇集于此部。
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
此陈列分为七个部分，以九个展厅全景式地展现了武昌起义历史。
序厅正面弧线是一组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群像。
主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画面下方的一行立体字是提示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
人物像下方影像是取材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反映的是湖北新军攻占湖广总督署的场景。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也未能逃过列强的魔爪。
自18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始，德、俄、法、日等国也相继在今天汉口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建立租界。
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对湖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封建专制统治也日益深重，在双重压迫之下，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面对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一位。
这位张公是推动湖北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人物。
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在湖北开始推行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
其主要措施有三条： 一是办工厂。
最有名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
二是练新军。
甲午战败，张之洞深受刺激，认为军力不强是致败之因，所以开始在湖北编练一支有别于清八旗的“新”军。
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新特点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读书人当兵，投笔从戎在当时竟成为时尚，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鼓动新军起义埋下了伏笔。
到张之洞离任时，他给湖北留下了两支部队：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共计约1万5千人。
三是兴教育。
人才的匮乏也让张之洞痛心疾首，新政期间，张之洞开办了许多以传授西学西技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当时流传一首《学堂歌》，其中有一句说：“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以说明湖北教育的兴盛。
张之洞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远涉重洋赴日本、美国、西欧求学。
其中尤其以派赴日本为多，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湖北籍人数位居第一。
后来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和吴禄贞等都是张之洞派到海外的留学生。
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观上为中国的变局准备了条件。
清末湖北的反清革命发端于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
首领为唐才常、傅慈祥等人，他们密谋发动“勤王”运动，以逼迫慈禧太后归政光绪，推行君主立宪制。
但事败，唐、傅被杀。
吴禄贞也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失败后远赴日本，得以侥幸逃脱。
在日本他与其他留学生有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他们或创办报刊鼓吹革命；或接受指示，回国起义；或创办革命团体，联络同志，发动军队。
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张难先、朱元成、吕大森、曹亚伯等志士组织之下成立了。
这幅画中昂然卓立的年轻人，名叫王汉，是科学补习所重要成员。
他奉行暗杀主义，认为杀掉几个清廷大官就可以动摇清朝统治根基；于是乔装改扮，追杀清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铁良，可惜射术未精，结果以身殉义。
他在临行前，给新婚八个月的妻子留下一首绝笔诗《别内》，最后两句是“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表现了王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王汉牺牲时，年仅23岁。
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革命团体是日知会，首领是刘静庵，后来遭叛徒告发，日知会遭政府查禁，刘静庵被捕入狱，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
张难先在刘静庵牺牲后，请画家张善子画了一幅刘静庵画像，以寄托自己的追怀之情。
后来张难先还请了许多民国的名人在这幅画像旁题辞，右上“正气长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题写的，“英威不朽”则是书法家于右任的手笔。
日知会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十几个革命团体，并在辛亥年间，逐渐归流为两个齐头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文学社社长是湖南人蒋翊武，湖北共进会会长是汉口人孙武。
两个团体都坚持以发动军队投身革命为革命方略。
经过湖北众多革命团体的努力，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有5千多人加入了革命党。
1911年夏秋间，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派军队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第3l标及32标1营在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带领下，赶赴四川。
湖北武汉城防相对空虚，这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信心。
而这时，在上海由宋教仁、谭人凤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抛开门户之见，合而为一，组成统一的临时指挥部，策划起义，他们的起义计划得到了黄兴的赞同。
革命党人为起义预备了军旗、印信、钞票，只待时机成熟。
武昌起义的爆发和一件突发事件有关，这就是宝善里炸弹案。
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
屋内浓烟滚滚，引来俄租界巡捕的注意，他们将房间团团围住，搜出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及革命党人花名册，并将其送交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四闭城门，按名册捕拿革命党人。
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当晚相继被捕，10月10日凌晨，三人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了，晚八时，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响起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在共进会代表熊秉坤带领下冲出营房，奔赴楚望台军械库，领取枪弹，并推举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
吴兆麟下令打开中和门（也就是今天的起义门），迎接炮队进城，并兵分三路，围攻清督署。
经一夜激战，督署被炸成一片瓦砾，湖广总督瑞澄仓皇逃窜到“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在督署被攻克时也望风而去。
次日凌晨，十八星旗插在了警钟楼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0月11日起义士兵簇拥至湖北咨议局，在此推举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
都督府成立后即以“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布文告，扩大影响，并照会驻汉各国领事，请其“严守中立”； 同时发布一系列革除时弊陋习的文告如禁蓄辫令，禁缠足令等。
这张剪辫子的照片各位看过后，可能会一笑置之，以为只是简单的移风易俗运动。
实际上，这在当时包含深刻的政治意义：男人脑后的辫子和满清入关大有联系，清初，皇帝为强化对汉族地区的统治，颁发了一道剃发令，主要内容有十个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从此，汉族男人就蓄起了这根屈辱的辫子长达260余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上街剪辫子就表明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并与之彻底决裂。
黎元洪同意就任都督一职时，就剃了个光头表明态度。
武昌首义消息传出后，次日汉阳、汉口相继起义，汉口还成立了以詹大悲为首领的汉口军政分府；省内汉川的梁钟汉发动起义，随即刘英、刘铁兄弟在京山发动起义。
由于荆州是八旗驻地，革命党人以武力光复荆州城。
对于武昌首义的消息，清廷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水师提督萨镇冰统领水陆大军分途并进，直抵武汉；并重新起用在洹水垂钓的袁世凯，委以重任，全权指挥水陆各军进攻武汉。
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军备战。
武汉市民踊跃投军，不满三天，即募集到3万人，未经训练即开赴战场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杀。
这件血衣是敢死队队长黄祯祥当时所穿，左右衣袖上各绣有“九月初六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初七日与敌大战抢炮三尊敌弹如雨枪伤右肩今共和成立以作纪念”。
这件血衣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革命军浴血奋战的英勇气概。
由于民军依托汉口街巷处处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竟悍然下令放火焚烧汉口，使繁华街市，变为一片焦土。
革命领袖黄兴在香港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一路乔装改扮，乘船赶到武汉，抵汉受到武汉军民的热烈欢迎，黄兴不顾风尘劳苦，立即带领参谋人员赶赴前线，部署对清军的反击战。
其后，军政府在阅马厂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仿效秦汉之际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典故，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一职，负责阳夏战守事宜。
这座由天津泥人张制作的黄兴蜡像反映的正是当年都督拜将的情景。
在这里有一张唯一的女性照片，她叫张竹君，是上海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昌起义期间，她组织了一支民间医疗队，准备奔赴阳夏战地，正好此时黄兴来到上海，苦于无法安全迅速赶到武汉，就请张竹君医生帮忙，张竹君将黄兴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医生，随船带到武汉。
到汉后，张竹君则带领医护人员出入战场，救护伤兵、收殓尸体。
这块“国殇”碑就是当年红十字会所立。
在训练有素的清北洋军强大攻势下，民军节节退守，11月27日汉阳失守。
阳夏战争虽以清军得手阳夏、民军退驻武昌而告终，但民军以万余人的身躯，血战坚守4l天，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时间，并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所以“败中寓胜”。
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响应，最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
其后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相继光复。
各省起义领导者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有率敢死队光复杭州城的蒋介石。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于1912年2月12日黯然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
清朝黄龙旗残损滑落，而被颁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五色旗则冉冉升起，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共和新时代。
五色旗的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当时中国的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象征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
直至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中。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没有武昌起义，没有辛亥革命，也许今天在紫禁城里还端坐着一位皇帝，男人的脑后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女同胞们则要把脚裹成三寸金莲。
在服饰上也能看得出那场革命带来的变化，孙中山给中国人贡献了一套中山装，西服也自辛亥后慢慢在中国流行……这些都是以武昌起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功劳。
由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强题写的“民国之门”四字，是对鄂军都督府旧址在辛亥革命中地位的最好的评价。
看完了整个展览，中山先生的哲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想必能引起各位心中的共鸣吧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表达作者什么思想感情
它属于中国领土，但中国政府却不能直接管辖。
它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
这种特殊的格局，给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巨大的影响。
上海开埠以后，外国人源源而来。
1843年开埠时，上海有登记在册的外国人26人,1865年有2757人,1900年有7396人,1910年为15012人,1942年增加到150931人。
以1843年到1942年首尾一百年比较，平均每年增加1400人。
1910年以前，在上海寄居的外国人主要是欧美侨民。
以1910年为例，这年在上海居住的15012个外国人中，属于英、法、美、德、葡等欧美国籍的人为10518人，占三分之二以上。
以后，日本人所占比例有所上升。
二、生活方式 随着西方侨民的日益增多，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被带进了上海。
明末利玛窦、庞迪我等西方传教士来华，着中国服饰，用中国语言，行中国礼节，其目的是为了传教的方便，尽量减少中国人对西人西教的排拒。
因此，那时西人来华，西教入华，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则基本没有被带入。
鸦片战争以后，情况与二百年前有很大不同，西人是带着战胜的威势、倚恃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来到中国的，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必要改变自己衣着、语言、礼节以适应这块陌生土地上的习惯。
他们努力按照自己母国的习惯生活着。
西方男子工作、会客常着西装、革履。
这种服饰在今日早已为人们所习见，用不着具体描述其样式，但在上一世纪的上海，尤其在开埠初期，它与世人习见的长袍马褂全然不同，可算奇装异服。
至于西方妇女，与当时中国妇女差异更大。
她们不但全不缠足，而且衣着华丽，公然出入社交场所。
饮食方面，西人努力保持原有的习惯，吃面包，吃牛肉，喝牛奶，喝咖啡。
1855年，英商霍尔茨面包房开办，1858年，制造面包等食品的埃凡洋行开办。
1881年，法租界就有三家面包店，所用面粉全从美国旧金山运来。
此前，一家英国人已在上海开了一个奶牛场，有奶牛168头，每天可生产一千公升鲜奶。
西人爱吃的各种蔬菜也被引进上海，诸如蕹菜、色拉菜、包心菜、芦笋等。
时人记载： 北郊外，多西人菜圃。
有一种不识其名、形如油菜而叶差巨，青翠可人，脆嫩异常。
冬时以沸水漉之，入以醯酱，即可食，味颇甘美。
海昌李君壬叔酷好之，曰：“此异方清品，非肉食者所能领略也”。
蕹菜一种，亦来自异域，茎肥叶嫩，以肉缕拌食，别有风味。
冰块是西人生活必需品之一，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没有现代化的制冰设备，无奈，洋人只好在冬天将冰藏在冰窖里，留待热天时用。
他们还从遥远的北方将冰运到上海，不过损耗很大。
1851年夏天，因上年冬天储冰太少，洋人便在报纸上大叫“无法在整个夏天享受到这种有益健康的奢侈品”。
一个冰窖的主人乘机哄抬冰价，对其所藏的冰块开出惊人的售价，大发其财。
啤酒是洋人酷爱的饮料。
洋人先是从西方运来，后来便在上海设厂制造。
光绪初年，上海埃凡洋行已开始制造啤酒，每年生产数千担。
沪产啤酒远比从西方运来便宜。
据载，1877年，从英国运来的啤酒，每斗银洋一元，而埃凡洋行所产，每斗仅银洋半元。
当时中国人不知啤酒用何物何法制成，以其未颇苦，称其为“苦酒”。
有人专门写信到格致汇编社询问此事，说是“西人饮苦酒，言能补身，不知用何料何法为之，能否多饮
” 居住方面，西人在上海开埠初期所盖房屋，多属洋式平房。
这种平房包括一个长走廊，以适应天气炎热时避暑需要。
当然，也有一些中西合璧的楼房。
以后，洋人住宅日趋讲究，风格也多种多样。
至五十年代，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
这些建筑物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
其形式有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9]。
西式花园洋房也多了起来，这种洋房多为二层，楼上为主人卧室，楼下为客厅，另有花园、后院和附属建筑物，仆人多住在附属建筑物里。
愈到后来，上海西人的住房和其他房屋建筑愈趋于考究，其式样更是千姿百态，争奇斗妍。
汇丰银行大厦是仿古希腊式的圆顶建筑，上海总会是典型的英国古典式建筑，跑马厅马勒住宅是北欧挪威式样，徐家汇天主堂是中世纪哥特式建筑，……这些，使上海赢得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称。
外侨们把西方作息习惯带到了上海，上班、下班均按钟点，与中国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颇不相同。
特别是七日一休息，很使中国人感到新奇。
《申报》曾刊文专述此事：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之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
吾见夫西人之为工及行商于中国者，每届七日，则礼拜休息之期，一月则四行之。
是日也，工停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策骏马以驱驰，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从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
六日中之劳苦辛勤而此日则百般以遣兴，六日中之牢骚抑郁而此日惟一切消愁。
游目骋怀，神怡心旷，闲莫闲于此日，逸莫逸于此日，乐莫乐于此日矣。
外侨把西方的娱乐方式带到了上海。
室内活动有看戏、舞会、溜冰等。
开埠之初，洋人颇为无剧场看戏苦恼。
1850年，英租界出现一个业余剧团，在一个仓库房里演出，他们称之为“新剧院”，后来改称“帝国剧院”，条件极为简陋，连靠背椅也没有。
第一次演出时间为这年的12月12日，演出剧目有《以钻攻钻》《梁上君子》，以后还演过《爱情、法律和药品》、《合法继承》、《楼梯下的高等生活》等。
不久，又成立业余戏剧俱乐部即大英剧社。
1856年第一次使用台前垂幕。
五十年代后期，有一个魔术团和一支舰艇上的演出队到这简易的剧场演出过。
1866年上海第一个现代剧场兰心戏院建成，地址在圆明园路，供大英剧社演出。
1867年3月1日，大英剧社在这里首次公演。
1871年，这个戏院被火焚毁。
1874年1月27日，兰心戏院重新建成。
这是一座颇为考究的戏院，楼座两层，戏台宽敞，设备精致。
跳舞是西人的一大爱好，但在开埠初期的上海，西人很少举行舞会。
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外侨中男女比例悬殊。
例如，1878年，法租界外侨中，15岁以上的男性为221人，女性仅42人。
英租界男女比例通常是四比一或三比一。
1850年11月，英租界举行第一次舞会。
几年后，外侨中出现一个跳舞教习，大概是为了适应越来越多人的跳舞要求，但男女比例问题仍是制约跳舞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864年，共济会会员举行第一次舞会，出席者的比例还是十比一。
溜冰是西人冬天的重要娱乐活动。
起初，无专门溜冰场，西人乃因陋就简，在一大空房间内，反复以水泼地，使冰结盈尺，成为溜冰场。
西人穿铁齿高屐，滑行其上。
西人后来建造了室内溜冰场，则不需要沃水结冰了。
西人户外活动有赛马、打猎、划船等。
1850年，西人即在南京路之北、河南路之西，购地约80亩，辟为公园，作为跑马场，是为上海第一个跑马场。
同年举行第一次赛马，只进行了一天，有七个项目。
1854年，西人在泥城浜之东，购地另辟一跑马场，是为第二跑马场，而将第一跑马场地以高价售出。
1862年，他们又将第二跑马场地以高价售出，另购静安寺路以南、西藏路以西的一块地皮，辟为第三跑马场，上海人习称跑马厅。
每年5月、11月，西人各进行一次赛马活动，每次一般持续三天。
由此，看赛马成为上海及附近地区中外人士一大趣事。
打猎是西人十分喜爱的活动。
长江下游沙洲之地，苇草丛生，野鸭、候鸟随处可见，江河湖海上水鸟自由飞翔，这些都是西人喜爱的猎物。
英国人为了到长江和其他河湖里打猎，特别设计了一种华丽的小船。
每届春秋假日，风和日丽，他们便三五结伴，携家带眷，泛舟于上海附近的江湖水面上，出没于茂盛的芦苇中，一边打猎，一边休息。
《瀛壖杂志》记述：“每岁仲冬，西人出猎于外，逞其弋飞射走之豪，然多游于九峰、三泖间，扁舟往还，率以为常”。
划船是西人喜爱的另一项户外活动。
每年夏秋之交，他们常择上海及其附近的空阔水面，举行划船比赛，时称“赛船会”。
其舟皆为一叶小艇，或以帆，或以桨，以先至者为胜。
上海西人举行的第一次赛船会是在1852年，参赛人主要是外国商船船员。
1864年，上海赛船会成立。
赛船初在黄浦江、苏州河里举行，继因上海航业发达，河道拥塞，乃改就昆山青阳港举行，英国人名之曰“恒利”。
恒利Henli,本为英国著名的赛船之地。
每年的赛船运动在上海成为一大盛会，届时，游人群集，竞相观看。
报载1872年10月27日赛船时盛况：“中西观者如堵，拥挤异常，与观斗驰马时然”。
三、物质的输入 开埠以前的上海，居民的照明用品，在室内是油灯，所用之油主要为豆油或菜油，在室外，有钱人家行路用灯笼，内燃蜡烛。
一般居民、客商行路则在黑暗中摸索。
个别繁盛之处设有“天灯”，但所照范围极为有限，故入夜以后便漆黑一片。
西人寓沪以后，始用火油灯。
用火油灯照明，较之豆油灯，不但价廉，而且光亮，一盏火油灯可相当于四五盏豆油灯。
所以，洋人使用于前，华人便继用于后。
到七十年代中期，上海已有五、六家由广东人开设的商店，专门制造、出售玻璃火油灯。
到八十年代初，上海“城市店铺皆改蜡烛为火油灯，渐而乡镇大户、会计之房、读书之案，无不灿列玻璃之器，而火油之用遂滥”。
租界辟设之初，西人燃点街灯的燃料也是火油，街灯远近疏密相间，“悉以六角玻璃为之，遥望之灿若明星”。
火油灯较之豆油灯，其优越性不言而喻，但是，由于火油易于起火等原因，上海道台曾在八十年代发布告示，禁止县城居民使用。
内称：火油最易引火，点用之时，稍不得法，立时火焰飞腾，扑灭不及，屋物顷刻成灰，邻居同为焦土，使用火油，“实属贪小失大，害己损人”，要求此后“不准再用火油点灯，亦不得将整箱火油收藏屋内，致有不测之险”，倘有不知自爱，定即从严惩办。
这种因噎废食的禁令自然遭到人们的抵制。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上海照明设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煤气阶段。
1864年3月，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Shanghai Gas Co., Ltd.)”开张，厂址初设汉口路，后迁新闸路。
1865年10月8日，这家公司制成煤气灯，在高易洋行及其他洋行内试用。
12月18日，大英自来火房在南京路正式点亮第一盏煤气灯。
以后，英美租界其他主要街道陆续装上煤气灯。
到1866年底，上海私人煤气灯用表55只，公用灯与路灯煤气用表130只，装接路灯205盏。
到1881年，英美租界内已有煤气路灯489盏,其中英租界351盏，美租界128盏，静安寺路10盏。
大英自来火房成立后，法租界公董局即与其谈判，要求其在法租界内装设煤气灯。
大英自来火房表示火管不足，要等英租界装置完备后才能顾及法租界。
鉴此，法租界公董决定自办煤气公司。
1865年1月16日，上海法商自来火行成立，厂址在八仙桥，1866年8月15日，法商自来火行试装煤气成功。
到1867年3月，法租界公馆马路、科尔贝尔路、辣厄尔路、孟斗班路、洋泾浜沿岸马路一带均装上了煤气灯。
“3月6日，煤气灯亮了，大家高兴地把过时的油灯搁在零星物品仓库里去了”。
煤气灯较之火油灯、豆油灯，不但光亮，而且便利，使用时只要拧转开关，点亮即可，而不用像火油灯那样要不断向灯盏内添油。
租界普遍点上煤气灯，这给上海城市面貌带来很大变化。
入夜以后，火树银花，光同白昼，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煤气灯起初主要用于洋行和街道，后来行栈、铺面、茶馆、戏楼以及居家，竟相使用。
这为夜市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上海的夜景变得分外美丽。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人评沪北即租界十景，其中之一就是“夜市燃灯”。
1882年，上海租界的照明设施又跨上一个新台阶，电灯开始问世。
这年4月，上海电光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创办，厂址初设南京路江西路口，次年迁至乍浦路。
7月26日,该公司在英美租界装成电灯（弧光灯）15盏，包括电光公司门内外两盏，虹口招商局码头四盏，礼查旅馆附近四盏，公家花园内外三盏，美记钟表行门前一盏，福利洋行门前一盏。
是晚7时,15盏电灯一齐放明，据说每盏电灯亮度“可抵烛炬二千条”。
这是上海第一次亮起电灯，故人们对其赞叹不已。
报载，是晚天气晴和，各电灯点亮后，“其光明竟可夺目。
美记钟表行止点一盏，而内外各物历历可睹，无异白昼。
福利洋行亦然。
礼查客寓中弹子台向来每台须点自来火四盏，今点一电灯而各台无不照到。
凡有电灯之处，自来火灯光皆为所夺，作干红色。
故自大马路至虹口招商局码头，观者来往如织，人数之多，与日前法界观看灯景有过之无不及也”。
随后，上海电光公司在工部局支持下，逐渐将英美租界街道的煤气灯置换为电灯。
1883年7月,外滩、南京路、百老汇路装置电气路灯35盏。
到1884年，英美租界装置电灯的马路已扩展到广东路、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宁波路、北京路等，以后更愈推愈广。
许多店铺、货栈、旅馆和私人住宅也竟相使用电灯。
法租界公董局在1882年便同意上海电光公司进入法租界营业。
1897年6月1日，法租界公董局自营的电灯厂建成启用。
除了光亮、方便的因素，成本下降也是电灯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初点之电灯，因用户少，成本高，故电费相当昂贵。
80年代初，大灯每盏一礼拜收洋五元，一个月的灯费要二十多元，一般商店、家庭自然不敢问津。
后来，租界从西方购入大型发电器，用户增多，电费才逐渐降了下来。
1897年法租界电气处的电灯用电价格为白热灯用每度电收银1.6分，每盏16支光灯全年收银10两。
饮水方面。
上海远山近海，居民用水一向取汲于黄浦江。
城内河渠浅狭，居民皆乘涨潮时汲取。
其时，黄浦江已“水质浑浊，本不宜于卫生”。
城内河渠两岸堆积许多垃圾及其他不洁之物，民用污水亦倾入河中，水质很差，“每值潮汐涨而未满、退而未尽，担夫争水，水仅没胫，其色如墨，故饮之者非浸淫而患湿，即薰蒸而成疾，流毒何可胜言
”除了居民自担用水,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门以担水为生的担夫。
光绪初年，城内就有四百多名担夫。
每到担水时分，担夫、居民竟相担水，加之城内街弄狭窄，前挤后拥，左碰右撞，溢出之水，使得街弄泥泞不堪，尤其是郑家木桥、打钩桥北之珊记码头、老闸等取水要道，更是人挤路滑，“城门口及大街小巷，虽晴天暖日，而足下无异于大雨时行，甚至有年老病人被撞遭滑而一跌至毙”。
上海开埠以后，西人常苦于饮水之不洁而思以改良之。
1860年，旗昌洋行在外滩开凿了第一口深水井，井深256英尺，供洋行内部使用。
1872年，租界建成第一座小型水厂，时称“沙漏水行”，地址在松江路6号（今延安东路北侧）。
1875年，洋商格罗姆(F.A.Groom)等在杨树浦建成一座供水公司，即自来水厂，占地115亩，有沉淀池、过滤池、水泵、皮龙等设备，其业务为用木船载水分送到贮水池及向过往船舶供应过滤水，并用水车向用户家里送水，水价视路程远近而定，每千加仑从6先令6便士到13先令不等。
当然，这种高价水一般居民是用不起的。
此厂后被售于英商自来水公司。
从1870年开始，英租界开始筹备兴建大型自来水工程。
他们对黄浦江及上海附近的河湖进行了广泛的水质调查，对上海人用水量进行了估算，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方案。
1880年，英商上海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英美租界自来水公司的方案正式确定，取水地址选在杨树浦，故撤杨树浦水厂。
1881年8月8日，该公司开始在虹口铺设自来水管，次年2月铺完，随后在英租界主要道路铺设管道。
为了保证连续供水，公司在英租界中心地江西路香港路口，建造了高31.5米、容量为15万加仑的水塔。
1882年4月26日，该公司又在法租界铺设管道，向法租界供应自来水。
1883年6月，工程全部完成。
1902年，法租界自己创办了自来水厂。
交通工具。
上海为江南水乡，传统交通工具水行则船，陆行则轿。
当然，乘轿者主要是官绅及有钱阶层，一般平民只能以步当车，运货一靠船舶，二靠担挑肩扛。
西人来沪以后，很快把他们在本国习惯乘坐的马车带入上海。
据说上海是在租界开辟的第十个年头即1855年出现第一辆马车的，乘坐者是一个叫史密斯(J.G.Smith)的外国人，以后才逐渐增多。
西人马车有双轮、四轮两种，有用一匹马拉的，也有用两匹马拉的。
这种靠马拉、速度快、式样别致的马车，颇让上海居民耳目一新。
西人马车在上海出现不久，华人也仿其样式，制造乘坐。
上海马车日多，工部局曾订立行车章程，一是马车一律靠左边行驶，二是华人马车不准超车，“凡马车之驰于道中，乘车者为西人，始可超前行之车而过之，若为华人，所乘固不能超西人之车，并不能超华人所乘之车，否则拘罚不贷”。
后面这条歧视华人的规定，遭到上海华人的强烈反对。
民国以后，这条规定被迫取消。
马车不只是一些绅商的个人代步工具，而且有一些马车成为公共交通工具。
1877年，西人制造成一种仿照火车车厢式样专为游客代步的马车，2月1日投入运行营，往来于吴淞铁路、小东恁等处。
其路线是小东门外滩、新北门、三茅阁桥、吴淞铁路，凡四站，早上七点钟开始，每小时往返一次，票价有一角、七分半、五分、二分半四种。
这种马车，颇类似于后来的公共汽车性质，名称当为“公共马车”才妥贴，但当时并不叫“公共马车”，而叫“铁路马车”。
不知是因其以吴淞铁路为终点站而得名，还是因其具有火车那种载客功能而得名。
同治初年，一种载货搭客的独轮小车进入上海。
这种车源于江北，故又名“江北车”，不是西洋舶来之物，但它一度是上海重要交通工具。
1868年11月21日，上海开始出现几辆自行车，俗称脚踏车。
其样式与今日自行车有相似之处，但差别很大。
当时有两种式样，一种是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发。
另一种也是前后两轮，人用脚踩前轮旁的铁条脚镫，靠其惯性行走。
以后种为多。
1874年，有个英国人购得数十辆“外国洋车”，在租界载客。
此车以一人在前曳之而行，故名“腕车”或“人力车”。
或谓此车本由日本人创制，故又名“东洋车”。
此车开始时轮高身阔，可容二人，后经改制，车身改小，只能坐一人。
东洋车较之独轮小车，稳妥而行速，故人皆爱乘，并给它起了很好听的名字“顺利车”。
报称，车行出租此车，每日每车可得租洋三四角以至半元，拉车夫每日可得脚力费千文左右。
上海人见有利可图，竟相仿造，东洋车日多。
1875年，公共租界已有车满为患之虞，工部局规定每年发放人力车照会不得超过500辆。
许多车夫不懂得租界关于车辆靠左行驶的规定，拉着车子满街跑，致使租界交通相当拥挤。
车夫因违章被送到会审公廨的，每天有十余人到数十人之多。
人力车进入上海以后，由人力车改制和靠人力推拉的其他载客运货车辆也相继出现。
其一，日本式推车。
此车于1883年5月12日开始出现于上海，由日本引进，其车夫头戴竹帽，身穿青布号衣，前绣中文字号，后绣西文字号，内着窄袖短衣，下穿小脚裤，足蹬草鞋。
其二，三湾式车。
此车类似于人力车，为钢丝胶皮轮，主要由寓沪日本人经营，据说车费较人力车为贵，故坐其车者多为洋人。
其三，黄包车。
此车系由人力车改进而成，起初木轮外裹以胶皮，后改为胶皮空心轮。
因车身涂黄色，故俗称黄包车。
胶皮轮较木轮更省力，行驶更稳，又不损坏路面，故逐步取代木轮车。
其四，榻车。
为人力货车，以其形似卧榻，故名。
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运货可打一吨，且稳当安全，其形制类似于今日之平板车。
其五，老虎车，亦为人力货车，车身狭长，行动灵活，颇适应在小巷中拉货。
本世纪初，上海陆地运输工具主要为小车、榻车、老虎车。
据1912年统计，上海有小车5790辆，榻车650辆，老虎车305辆。
1881年7月，上海怡和洋行向法租界公董局要求创办电车事业，获准，法租界遂开始筹备兴办电车。
1898年3月24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合组一个电车设计委员会，由两租界分别派出董事、工程师组成。
1908年2月，法商电车公司开办的有轨电车正式建成通车。
一条线路自城边小东门、小东门路、法租界外滩、公馆马路、坟山路、西江路、宝昌路，直至徐家汇路。
另一条线路自外滩、洋泾浜、天主堂街，至公馆马路。
电车两轨之间距离为一公尺，用电压为500-600伏，上挂电线，下通轨道。
在市内，输电线在地下，在市外，输电线在空中。
车内装灯、警铃等。
车座分两等，票价因座位等级、距离远近而异。
此外，洒水车、垃圾车、洋水龙、大自鸣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都已传入上海。
洒水车是在马车上架一方木柜，可储水数十担，柜后横一铁管，遍凿细孔，其管上通水柜，内设枢纽，用的时候拨动枢纽，水即从孔中喷出。
驱车疾行，每车水可洒半里多路。
垃圾车是在马车上架一大木柜，数名夫役随后，每日两次，将街道上垃圾装走。
洋水龙是救火专用器具，用皮管数十丈，使管尾浸入水中，发动机器，能吸水从口喷出，势如骤雨洒空，滂沱四注，从而扑灭火焰。
所用吸水装置，开头是用人力转动，后发展为机器带动。
大自鸣钟最早出现在法租界公董局楼上，离地八九丈，高出楼顶，势若孤峰，四面各置钟盘，报时报刻。
其他酒精灯、显微镜、烧杯、天平等科学实验用品，缝纫机、自来风扇、火柴、肥皂、洋伞、牙刷、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也都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纷纷传入上海。
火车在上海开行始于1876年。
还在1866年3月，英国驻华公使阿利国便以上海黄浦江地方，洋商起货不便，面商中国总理衙门，要求在上海修筑一条铁路，结果遭到拒绝。
六年后，1872年，英商怡和洋行瞒着上海道台，伪称开筑马路，购买虹口以北直达吴淞一带地皮，着手修筑铁路。
路基工程于1874年12月动工，1876年基本竣工。
同年6月30日，上海至江湾一段先行试车。
7月3日，上海至江湾段正式通车。
12月1日，上海至吴淞铁路全线通车。
英商在上海建造铁路，行驶火车，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其一，即使按照不平等的《上海土地章程》，英商也无权在上海建造铁路。
其二，吴淞铁路大部分地段，不在租界范围内，英商更无权染指。
其三，铁路修建伊始，上海地方政府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态度。
对于英商的侵权行为，上海道一再提出严正交涉。
1876年8月3日，火车在江湾北首意外压死一名三十余岁的华人，这使中国官府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
经多次交涉，10月24日，双方达成协议十条，主要内容为：铁路由中国政府买断；买款分三次付清；买断以后，火车归英商管理再行驶一年，时间自光绪二年九月十五日(1876年10月31日)至光绪三年九月十五日(1877年10月21日)。
1877年10月，中国政府如期收回这条铁路，旋即将其拆毁，火车与铁轨被运往台湾，以后又被运到北方，为修筑开平煤矿铁路之用。
二战时日本犯的罪行有哪些
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部队细菌实验等等。
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大规模屠杀。
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
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的随军性奴隶，中韩历史学者认为主要是通过诱骗和强迫。
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朝鲜半岛、日本本土、日据台湾，也有许多琉球、东南亚、荷兰等地的女性，其中在日本本土召集的慰安妇又被称为女子挺身队。
731部队，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
是侵华日军假借研究内容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实则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
也是日本法西斯阴谋发动细菌战进行种族灭绝的主要罪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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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庚子失败指什么事件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于1901年（庚子年）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