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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谁有新建成的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的导游词?
时间：1947年3月 中共方针：诱敌深入 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45万兵力，向山东解放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打响孟良崮战役，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孟良崮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蒙 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 ，对国 民 党军进行的山地进攻战役 。
1947 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
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集中了24个整编师共60个旅约45万人，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徐州设立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
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为17个师43个旅约20万人；以其精锐的整编第11、第74师和第五军为骨干编成 3 个兵团，成弧形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主力与其决战或北渡黄河。
华东野战军曾多次定下歼灭国民党军的决心 ，除 4月下旬在泰安歼灭整编第72师主力外 ，均因其密集靠拢行动谨慎而未能实现。
针对上述情况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时，忍耐待机；一不要性急 ，二不要分兵，将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
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遵照指示，于5月上旬调整部署 ，把主力后撤至莱芜 、新泰以东地区隐蔽待机 。
蒋介石、顾祝同得悉华东野战军主力撤退，即令3个兵团向博山 、沂水一线疾进 。
担负右翼进攻任务的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不待第二、第三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74师为骨干，在整编第25、第83师的配合下，于5月11日自垛庄、桃墟地区进攻坦埠 。
企图乘隙占领沂水至蒙阴公路，另以第七军及整编第48师北犯沂水，策应整编第74师作战；以整编第65师担任蒙阴防御。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决心集中主力5个纵队东移 ，歼灭整编第 74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山区。
经过13、14日的猛烈攻击，15日形成了对整编第74师的四面包围。
激战至16日上午，全歼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此役，在国民党军的主要进攻方向上给以迎头痛击，歼灭其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等部 3.2万余人，震惊了国民党军内部，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和其他战场的作战。
孟良崮战役的结果,解放军共歼灭32000多国民党军，其中毙伤13000多人，俘虏19000多人。
战役中解放军方面也损失很大，共损失12000多人，其中牺牲6000余人，并有最高级别将领第10纵司令谢祥军在战斗中阵亡。
孟良崮战役 孟良崮战役，我军歼敌3万余人，国民党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阵亡。
张灵甫究竟怎么死的
蒋介石说是“自杀成仁”，我军称张灵甫被“乱枪击毙”。
1947年3月，蒋介石眼见其有生力量被我军一点点消灭，转而对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实施了重点进攻。
蒋介石调集了24个整编师、60个旅，共约45万人，组成3个兵团，由顾祝同任总司令坐镇指挥，采取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的战法，气势汹汹地向我山东根据地扑来。
陈毅司令员率领我华东野战军灵活机动，忽打忽停，寻机歼敌，但因敌军高度集中，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便于5月上旬率主力转至蒙阴、新泰、莱芜以东隐蔽集结，寻找战机。
敌军司令顾祝同见我军东撤，即令各部“跟踪进剿”，并特命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率领整编74师以及25师和83师，进军沂水。
于是，我军就此拉开了孟良崮战役的帷幕。
“他打我，我不打他
蒋介石打我，我也敢开枪
” 整编74师原为国民党军74军。
该师全系美械装备，为甲种装备师，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是蒋介石指定的典范部队。
师长张灵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在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受过培训，抗日战争时期，曾被誉为模范军人，在湘西会战中，又因战功卓著而荣获自由勋章，因此深受蒋介石青睐。
在江西高安战役中张灵甫一条腿被炸断，送往香港治疗后安上了橡皮假腿。
此人仗着蒋介石的器重，骄横异常，出发前口吐狂言：“把陈毅赶进东海里喂鱼去
” 华东野战军领导全面分析了敌我态势后认为，我主力正位于坦埠及其两侧地区，可出奇不意集结数倍于敌的兵力加以围歼，完全可打有把握之仗。
5月13日黄昏，华东野战军领导指挥第1、第8纵队利用地形掩护，穿插揳入74师纵深，割断了74师与其他蒋军的联系。
经过了一天的激战，到15日拂晓，第1、第6、第8纵队分别攻占了垛庄和万泉山，完全截断了74师的退路，将其合围于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区内。
得知74师被围，蒋介石急令各部齐头并进，拼死也要解张灵甫之围。
陈毅命令各阻击部队坚决挡住援敌，同时根据战场情况，重新调整部署，1纵从西，4纵从北，6纵从南，8纵从东，9纵从东北，5个纵队同时对74师发起了总攻。
敌人负隅顽抗。
双方展开了争夺战，战况非常激烈。
我华东野战军23师夺取万泉山后，立即向74师中心阵地猛扑。
副师长戴文贤从师警卫排和部分连队中，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突击小组。
时任23师69团1营2连班长的葛兆田有幸入选，并担任主攻。
每个突击小组7人，轮番冲锋，猛攻张灵甫的指挥部。
不料，前几个小组都失败了。
葛兆田一挽袖子，跟着副连长冲了上去。
张灵甫的指挥部是在一座山崖根儿里，前面用石头垒了道石墙以防流弹。
等葛兆田冲上来，只剩下他、副连长和一名战士。
葛兆田持枪高喊：“1营在东，2营在西，3营堵正面，告诉他们缴枪不杀，谁动打死谁
”这时听见敌军指挥部里有人喊：“别开枪，我们投降
”一群官兵随即从指挥部里走了出来。
走在最前头的一个军官见只有3名解放军战士，端起冲锋枪就扫。
这时副连长受了重伤。
葛兆田一下子火了，也抱起冲锋枪“嘟嘟嘟”一梭子。
这名军官和一串敌军士兵应声倒地，余下的敌人赶紧高喊：“别打别打，我们真投降
”葛兆田厉声命令：“一个一个地出来，把枪扔在门口
”待敌人全部走出后他数了数，一共83人。
这时，葛兆田走过去看那个被打死的军官，身材高大，肩上有两颗将星，胸前还缀满了勋章。
当山风掀起他的裤管时，葛兆田发现他的一条腿是橡皮假腿。
当时葛兆田也闹不清他是谁，心想反正这个官儿小不了。
正在这时，副师长戴文贤率领后续部队冲了上来，一见躺在地上的敌军官，问道：“这个军官是谁打死的
”葛兆田还以为要受表扬，便得意地回答说：“我打死的。
”不料，戴副师长发了火：“你为什么打死他
我要处分你
”葛兆田也来了犟脾气，一拧脖子说：“他打我，我不打他
蒋介石打我，我也敢开枪
”戴副师长也不好再说什么，对他说：“那好，你先把俘虏押下去吧
” 张灵甫的卫兵说：“你打死的那个有橡皮假腿的就是张灵甫。
” 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了。
国民党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共3万余人全部被歼
蒋介石痛失虎将，哀叹74师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陈毅司令员兴之所至，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 战后，葛兆田听说国民党军74师师长张灵甫没有被活捉，而且他还知道了张灵甫有一条腿是橡皮假腿，是在江西高安战役中被炸断的。
葛兆田这时猛然想起，他打死的那个有橡皮假腿的敌军官是不是就是张灵甫
但他又想起了戴副师长的话，怕受处分，再加上战事紧张，顾不及多想，所以就把这个疑团藏在了心底。
在葛兆田抓获的俘虏中有一个叫朱凡友的，是张灵甫的卫兵。
孟良崮战役后朱凡友当即参加了解放军，和葛兆田成了亲密战友。
两人同在一个班，一同打到上海，打过鸭绿江，最后一同驻防内长山要塞区。
闲时一说起孟良崮战役来，朱凡友就说：“那时你真厉害，一打枪吓得我们都麻了腿儿。
”葛兆田说：“谁叫你们不投降
”朱凡友对他说：“那天你打死的那个有橡皮假腿的就是张灵甫，怎么不向上级反映一下
”葛兆田听了，才知道自己果真打死了张灵甫，藏在心中多年的谜团终于揭开了，但是心中仍想不明白，当时为何戴副师长说：“你为什么打死他
我要处分你
”于是，张灵甫被击毙的真相深藏在老人的记忆里。
对于张灵甫的死，当年国民党方面为了稳定军心，曾大张旗鼓地宣扬张灵甫是“杀身成仁，为党尽忠”，说什么“灵甫见大势难支，乃召集各部长官至山岩指挥所当众宣誓，决心以死报国，然后率部从容步出指挥所，自杀成仁”。
蒋介石更在其《痛悼74师檄文》中说该师“饮水断绝，粮弹绝尽，全师孤立，四面受敌，即在阵地相率自戮者计有师长张灵甫等高级将领20余人，悲壮惨烈”。
谁知道武汉红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记陈列馆”导游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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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博物馆导游词 欢迎各位来辛亥革命博物馆参观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由于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把这场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大家知道吗
这场革命首先就是在我们湖北武昌爆发的。
各位来到的所在，正是中国一段旧历史的终点，也是中国一个新纪元的开端。
通俗地讲，这里推翻了清朝，开创了民国，打倒了皇帝，催生了总统。
我馆位于武昌，背靠蛇山，面向首义广场，占地约28亩。
它的主体建筑就是各位眼前看到的这幢房子，因为它红墙红瓦，人们称之为红楼。
红楼最初是清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咨议局是清朝末年，为了预备君主立宪,而在各省设置的议事咨询的民意机构，它的建筑风格摹仿西方议会大厦，1910年建成。
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
第二天，就在这儿组建了鄂军都督府，都督府发布文告，宣布建立中华民国。
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从而一举结束了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红楼因此被誉为“民国之门”。
在红楼后面，这组灰色的房子叫议员公所，是当年咨议局议员们生活起居场所。
目前在复原维修之中，没有对外开放。
楼前是同心广场，寓意是“两岸一心，和平统一”。
1961年，红楼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年的建设，我馆已成为纪念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景点和全国有名的教育基地。
我馆布置有两个基本陈列：一个是以鄂军都督府旧址，也就是红楼为载体，布置的《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各位将会看到鄂军都督府成立初期的机构和格局；另一个是布置于西配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它展现了武昌起义的历史过程。
我们首先从《旧址复原陈列》开始。
从《格局图》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军政府成立初期的政府组织结构，这是非常简单的政府雏形了。
共设五个部，即参谋部、军令部、军务部、民政府、外交部，还有黎都督起居室、总监察长室、各部稽查长室等，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地方政府，却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原来是咨议局议事堂。
武昌起义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在此集会，推举原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
在主席台左边是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后，军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文告。
当时，革命党人请大都督在上面签字印发，黎元洪拒不签字，连声说“莫害我”，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
这份布告的发布对于稳定人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布告的落款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落款呢
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会采用宣统年号纪年，加之革命党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八月二十日是阴历，转换成公元历法的话就是10月11日。
我国使用公元历法是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即1912年1月1日。
主席台正中布置的一面旗帜，叫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的军旗。
十八颗黄星，是代表山海关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是鲜血，黑色是铁，是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省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即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
在台口右边有一张图片，反映的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鄂期间，受到湖北各界欢迎的情景。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就首先到湖北访问。
4月10日这天，孙中山在此发表演讲。
外交部的设置是鄂军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重要标志。
各位知道，只有一个主权国家才有外交部。
在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鄂军都督府实际上在军事、外交等方面行使中央军政府的职权。
它通过外交部对各国发布照会，宣示革命政权的政策，以取得各国的外交支持。
这份《中立布告》，是鄂军都督府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
军政府成立之初，就给汉口的五国领事发布过外交照会，呼吁承认中华民国，但五国迟迟不答复。
直到10月17日民军和清军在汉口刘家庙展开激战，民军大获全胜，这时，五国看到革命党人力量强大，就联名发布了一纸布告，承认民军是和清军对等的军事实体，他们保持中立。
这份布告实际上承认了民军的地位，对清王朝是一个打击。
当然，这份布告也只是一纸空文，五国后来在暗中支持袁世凯，帮助袁获得了总统的宝座。
胡瑛曾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都督会客室和都督会议室是黎元洪在红楼活动的重要场所。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问武汉，曾在都督会客室会见过湖北军政界人士。
黎都督起居室是黎元洪任都督之初的住所。
黎元洪(1864——1928) 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
今天汉口有一条黎黄陂路，就是纪念黎元洪的。
黎元洪原来是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
为借重他的声望，武昌起义第二天，革命党人推举他作鄂军都督府都督，开始黎元洪态度强硬，不愿与革命党人合作，被安置在这间屋子里。
他不吃不喝，象个“泥（黎）菩萨”。
后来因为武汉三镇光复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黎元洪转变了态度，同意出任都督。
侍卫官室正对黎都督起居室。
侍卫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都督的安全保卫及饮食起居。
最初几天实际上是执行软禁和监视黎都督的职责。
顾问官室和秘书官室是都督黎元洪的咨询幕僚机构和重要的办事机构。
革命党人宋教仁曾在秘书官室起草了著名的《鄂州临时约法》，《鄂州临时约法》是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典，它成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军事会议室是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的专门场所，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在此形成。
阳夏保卫战中，黄兴曾在此召开过军事会议。
墙上有一幅地图，反映的是当年阳夏战争的形势。
其中红蓝线代表两军运动路线，可以看出汉口、汉阳两地是当年的战场，而当年的汉口称为夏口，所以这场战争简称阳夏战争。
参谋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
其职责为辅佐都督，制定作战计划。
都督府草创之际，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
总监察长室和各部稽查长室的设置则反映了当时革命党人良好的精神风范。
首先我们从刘公说起，刘公是湖北襄阳人，出身于巨富之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并创办了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
1910年回国，家里人交给他两万两银票，叫他去北京捐一个道台，也就是去买个官，但刘公将这笔巨款无偿捐给了武昌起义的指挥机关，用作购买枪械和起义的后勤保障经费。
鉴于他资深革命党人的地位和为武昌起义做出的贡献，起义前在推选未来的政府成员时，刘公被推为政府总理。
但最初组建的鄂军都督府中没有刘公的位置，有人就为他抱屈，刘公却不以为然，认为革命的目标已完成，应该让贤者执政，自己退居一旁进行监督就可以了。
他“功成不居”的风范为大家钦佩，所以推举他为总监察长。
蔡济民是武昌起义的军事指挥人员，他带领一支部队攻进了湖广总督署，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起义后被公推委用为各部稽查长，蔡济民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在护法斗争中为地方军阀所杀。
黄兴称赞他是“鄂省军中之巨擘”。
所谓“巨擘”，就是可以竖大拇指的人物。
民政部不同于今天的民政部，它是相对于军政而言的，其主要职责为负责地方行政事务，部长相当于今天省长的职权。
这张照片中的人物叫汤化龙，是原湖北咨议局议长，当年正是在红楼办公。
武昌起义成功后，汤化龙约集原咨议局的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人、旧军官联合组建了鄂军都督府，并被推为民政部首任部长。
军令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
主要职责为秉承都督命令，发布军令，调遣军队。
都督黎元洪曾经兼任过军令部部长一职。
军务部主要负责军务行政、军队后勤工作。
革命党人孙武、张振武曾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
后来蒋翊武也出任过军务部副部长一职，“首义三武”均汇集于此部。
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
此陈列分为七个部分，以九个展厅全景式地展现了武昌起义历史。
序厅正面弧线是一组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群像。
主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画面下方的一行立体字是提示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
人物像下方影像是取材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反映的是湖北新军攻占湖广总督署的场景。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也未能逃过列强的魔爪。
自18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始，德、俄、法、日等国也相继在今天汉口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建立租界。
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对湖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封建专制统治也日益深重，在双重压迫之下，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面对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一位。
这位张公是推动湖北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人物。
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在湖北开始推行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
其主要措施有三条： 一是办工厂。
最有名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
二是练新军。
甲午战败，张之洞深受刺激，认为军力不强是致败之因，所以开始在湖北编练一支有别于清八旗的“新”军。
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新特点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读书人当兵，投笔从戎在当时竟成为时尚，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鼓动新军起义埋下了伏笔。
到张之洞离任时，他给湖北留下了两支部队：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共计约1万5千人。
三是兴教育。
人才的匮乏也让张之洞痛心疾首，新政期间，张之洞开办了许多以传授西学西技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当时流传一首《学堂歌》，其中有一句说：“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以说明湖北教育的兴盛。
张之洞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远涉重洋赴日本、美国、西欧求学。
其中尤其以派赴日本为多，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湖北籍人数位居第一。
后来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和吴禄贞等都是张之洞派到海外的留学生。
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观上为中国的变局准备了条件。
清末湖北的反清革命发端于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
首领为唐才常、傅慈祥等人，他们密谋发动“勤王”运动，以逼迫慈禧太后归政光绪，推行君主立宪制。
但事败，唐、傅被杀。
吴禄贞也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失败后远赴日本，得以侥幸逃脱。
在日本他与其他留学生有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他们或创办报刊鼓吹革命；或接受指示，回国起义；或创办革命团体，联络同志，发动军队。
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张难先、朱元成、吕大森、曹亚伯等志士组织之下成立了。
这幅画中昂然卓立的年轻人，名叫王汉，是科学补习所重要成员。
他奉行暗杀主义，认为杀掉几个清廷大官就可以动摇清朝统治根基；于是乔装改扮，追杀清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铁良，可惜射术未精，结果以身殉义。
他在临行前，给新婚八个月的妻子留下一首绝笔诗《别内》，最后两句是“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表现了王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王汉牺牲时，年仅23岁。
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革命团体是日知会，首领是刘静庵，后来遭叛徒告发，日知会遭政府查禁，刘静庵被捕入狱，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
张难先在刘静庵牺牲后，请画家张善子画了一幅刘静庵画像，以寄托自己的追怀之情。
后来张难先还请了许多民国的名人在这幅画像旁题辞，右上“正气长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题写的，“英威不朽”则是书法家于右任的手笔。
日知会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十几个革命团体，并在辛亥年间，逐渐归流为两个齐头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文学社社长是湖南人蒋翊武，湖北共进会会长是汉口人孙武。
两个团体都坚持以发动军队投身革命为革命方略。
经过湖北众多革命团体的努力，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有5千多人加入了革命党。
1911年夏秋间，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派军队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第3l标及32标1营在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带领下，赶赴四川。
湖北武汉城防相对空虚，这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信心。
而这时，在上海由宋教仁、谭人凤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抛开门户之见，合而为一，组成统一的临时指挥部，策划起义，他们的起义计划得到了黄兴的赞同。
革命党人为起义预备了军旗、印信、钞票，只待时机成熟。
武昌起义的爆发和一件突发事件有关，这就是宝善里炸弹案。
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
屋内浓烟滚滚，引来俄租界巡捕的注意，他们将房间团团围住，搜出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及革命党人花名册，并将其送交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四闭城门，按名册捕拿革命党人。
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当晚相继被捕，10月10日凌晨，三人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了，晚八时，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响起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在共进会代表熊秉坤带领下冲出营房，奔赴楚望台军械库，领取枪弹，并推举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
吴兆麟下令打开中和门（也就是今天的起义门），迎接炮队进城，并兵分三路，围攻清督署。
经一夜激战，督署被炸成一片瓦砾，湖广总督瑞澄仓皇逃窜到“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在督署被攻克时也望风而去。
次日凌晨，十八星旗插在了警钟楼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0月11日起义士兵簇拥至湖北咨议局，在此推举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
都督府成立后即以“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布文告，扩大影响，并照会驻汉各国领事，请其“严守中立”； 同时发布一系列革除时弊陋习的文告如禁蓄辫令，禁缠足令等。
这张剪辫子的照片各位看过后，可能会一笑置之，以为只是简单的移风易俗运动。
实际上，这在当时包含深刻的政治意义：男人脑后的辫子和满清入关大有联系，清初，皇帝为强化对汉族地区的统治，颁发了一道剃发令，主要内容有十个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从此，汉族男人就蓄起了这根屈辱的辫子长达260余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上街剪辫子就表明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并与之彻底决裂。
黎元洪同意就任都督一职时，就剃了个光头表明态度。
武昌首义消息传出后，次日汉阳、汉口相继起义，汉口还成立了以詹大悲为首领的汉口军政分府；省内汉川的梁钟汉发动起义，随即刘英、刘铁兄弟在京山发动起义。
由于荆州是八旗驻地，革命党人以武力光复荆州城。
对于武昌首义的消息，清廷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水师提督萨镇冰统领水陆大军分途并进，直抵武汉；并重新起用在洹水垂钓的袁世凯，委以重任，全权指挥水陆各军进攻武汉。
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军备战。
武汉市民踊跃投军，不满三天，即募集到3万人，未经训练即开赴战场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杀。
这件血衣是敢死队队长黄祯祥当时所穿，左右衣袖上各绣有“九月初六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初七日与敌大战抢炮三尊敌弹如雨枪伤右肩今共和成立以作纪念”。
这件血衣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革命军浴血奋战的英勇气概。
由于民军依托汉口街巷处处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竟悍然下令放火焚烧汉口，使繁华街市，变为一片焦土。
革命领袖黄兴在香港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一路乔装改扮，乘船赶到武汉，抵汉受到武汉军民的热烈欢迎，黄兴不顾风尘劳苦，立即带领参谋人员赶赴前线，部署对清军的反击战。
其后，军政府在阅马厂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仿效秦汉之际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典故，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一职，负责阳夏战守事宜。
这座由天津泥人张制作的黄兴蜡像反映的正是当年都督拜将的情景。
在这里有一张唯一的女性照片，她叫张竹君，是上海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昌起义期间，她组织了一支民间医疗队，准备奔赴阳夏战地，正好此时黄兴来到上海，苦于无法安全迅速赶到武汉，就请张竹君医生帮忙，张竹君将黄兴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医生，随船带到武汉。
到汉后，张竹君则带领医护人员出入战场，救护伤兵、收殓尸体。
这块“国殇”碑就是当年红十字会所立。
在训练有素的清北洋军强大攻势下，民军节节退守，11月27日汉阳失守。
阳夏战争虽以清军得手阳夏、民军退驻武昌而告终，但民军以万余人的身躯，血战坚守4l天，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时间，并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所以“败中寓胜”。
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响应，最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
其后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相继光复。
各省起义领导者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有率敢死队光复杭州城的蒋介石。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于1912年2月12日黯然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
清朝黄龙旗残损滑落，而被颁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五色旗则冉冉升起，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共和新时代。
五色旗的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当时中国的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象征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
直至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中。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没有武昌起义，没有辛亥革命，也许今天在紫禁城里还端坐着一位皇帝，男人的脑后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女同胞们则要把脚裹成三寸金莲。
在服饰上也能看得出那场革命带来的变化，孙中山给中国人贡献了一套中山装，西服也自辛亥后慢慢在中国流行……这些都是以武昌起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功劳。
由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强题写的“民国之门”四字，是对鄂军都督府旧址在辛亥革命中地位的最好的评价。
看完了整个展览，中山先生的哲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想必能引起各位心中的共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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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湘、政委杨成武带领下，克服千难万险，终于从夹金山南麓的硗碛乡成功翻越夹金山，与正在执行任务的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一部，在山下的达维乡的木城沟沟口地带相遇。
意外的相逢，为实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两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之后，我们见到的便是红军当年过的草地。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
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现在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
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
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
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
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
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
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
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
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
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
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
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 10 - 的。
在这段过程中，红军客服了种种困难，书写一篇篇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
最终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精神上的基础。
本次重走长征路的最后一站，来到的便是会宁县。
会宁位于甘肃省中部，白银市南端，总流域面积6439平方公里，全县辖24个乡、4个镇，58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55.8万人，境内有汉、回、壮、哈萨克、藏、维吾尔、东乡等7个民族，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温带季风性气候，境内海拔在1500—2400米之间。
国道312线、309线横跨东西，省道靖天路、定会路贯穿南北，交通便捷，信息畅通。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实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大转折，会宁由此名垂青史，闻名中外。
下面让我们走进会宁，仔细品味这座文化名城的韵味吧
结束语：对于长征，作为当代的年青人，坦白的说很少能深刻认识发生在七十年前这场生死决择，举世震惊，对中国革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的事件，由于毕竟没有亲身经历那场举世闻名、艰苦卓绝的长征，也已淡淡的将它在眷恋中忘怀，当今天我们重温这段悲壮史诗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唱起“高原寒，炊断- 11 - 粮”的长征组歌的时候，时代的苍桑感使我们更对之产生一种久违的眷恋与心灵的洗涤，这种苍桑感使我们油然感思于现在，感恩于离我们己远去的一代英烈，眷恋他们那种坚忍不拔，理想与信仰高于一切的奋斗献身精神。
由此看来我们有义务来重走长征路
首先长征是伟大的，她的伟大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表现在她的一个个具体战役的胜利上，出发前的数十万人，到达延安时仅剩下一、二万人，尽管一路上打了很多次胜仗，但这种可见的胜利与失去的相比，那实在是一种惨痛代价换来的胜利，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物质利益的得失上说，怎样也很难理解这种胜利的深远意义，国民党斩尽杀绝的把一支代表人民利益与希望的队伍驱赶了二万五千里，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性大转移而退居到小小的延安城。
然而，正是这一奇迹般的战略转移，长征的伟大意义在此后一个久远的时代表现出来。
直到今天，我们还得益于她，并感恩于她。
正是这次举世闻名的长征，她一路撒下的火种，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全国都燃烧起熊熊革命烈火，她表现的是一种对信仰与理想的执著，对真理和目标的追求，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切，对贫苦大众的深切关怀以及对自身高尚品质与顽强生命力的彰显。
尽管，围追堵截，雪山草地，树皮野菜，饥寒交迫，生离死别，一切人世间能经历，能感受的痛苦，这支队伍都经历了。
但他们从容面对了这一切的苦难与磨练，从此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 12 - 的敬仰与拥护。
相反的从现实角度看：长征除彰显了革命者的崇高信仰与追求外，也是一种无奈选择。
万里长征，有多少英烈长埋地下，有多少财产毁于一旦，有多少创伤永难愈合。
我们今天纪念长征，决不是要学前人重走长征路，而是要警钟长鸣，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有人不怕牺牲去进行这样的长征
是要思考中国社会如何避免有人再走这样的长征路。
当我们今天怀着对英烈的崇敬，隆重纪念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时，一方面，无论我们事业的今天和未来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与胜利，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忘记无数革命与创新的先烈们所作出的历史性伟大贡献。
另一方面，我们的感受会否化为一种力量
使时代的车轮跃迁到一个新的台阶，使人类的理想与追求更上一个层次。
长征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她的不朽更深刻表现在此后的延安精神上，表现在那种艰苦奋斗、同舟共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
尽管这种精神起初只表现为一小部分精英们的品质，正是这些品质所展示的楷模表率作用，成就了共和国的辉煌之路，成就了今天人民大众的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新生活。
我们纪念长征，更大意义上说，不是单纯的怀旧，更不是恋荣和希望这种历史悲壮的重演。
而是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为人类崇高理想的坚定信仰不懈努力奋斗上开创新局面，迈向新未来。
我们重温长征的丰功伟绩。
我们提倡一种民族的凝聚力精神，- 13 -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必经雪山草地，重走长征流血牺牲的道路。
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年的长征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重走长征是为纪念长征，纪念一代英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就是要提倡一种民族的凝聚力精神。
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时期的长征是过去长征的划时代的延续，而不是回到战争方式去夺取胜利的重演。
共产党人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严惩腐败，不能为个人私利而忘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崇高理想信念依然是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性标致。
我们未来的长征不应再带上残酷的色彩。
虽然也将是波澜壮阔的，甚至是艰苦卓绝的，但在长征精神哺育下，将以快乐而凝聚一切力量进行新的长征。
纵观以上，重走长征的意义是巨大的，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