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洋务运动的故事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
汉族，清代直隶南(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主要实业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
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
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
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
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便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
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开炉炼钢。
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
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
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安源煤矿，太祖发迹的圣地）。
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和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的钢铁联合企业。
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为我国重工业开了先河。
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曾记否，汉阳步枪在八年抗日战争都在用），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
在其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
另外，“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创新是关键。
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设。
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因“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设办新式学堂 办新军办新式学堂，大力引进人才，特别是留学生，对于留学生，张之洞一直优礼有加。
张之洞热心向日本学习，经他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
当时风气虽开，而出洋仍遭到很大阻力。
张之洞极力倡导，将自己的数位子孙都送往日本留学。
学生出洋，之洞必送行，回国必设宴接风。
总督衙门有一挑水人听人说今天总督接风的是留学生某某，挑水人说：“这学生就是我的儿子啊
” 张之洞对学生宠爱异常，凡是学生与官吏发生争执或纠纷，张之洞往往偏袒学生一方。
注意，那时候的留学生可不是1\\\/4回国，3\\\/4滞留。
可以想象武汉当时的风气
对了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张之洞创办新军（曾记否，双十节，武昌起义
楚望台
）回任湖广前夕，曾奏准将已经练成的江南自强军护军前营五百人调往湖北，“教习洋操，以开风气”。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
1900年正式开学，聘请美国农学教习2人指导研究农桑畜牧之学。
1906年，农务学堂校址迁移到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并附设实验场。
这是湖北最早的近代农业学堂和现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
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
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
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
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
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教育、实业的发展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为南疆抗法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是武汉成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基地的奠基人；他兴建了贯穿中国的大铁路，兴办的各种学校和新式军队培养了大量人才，并直接孕育了武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他是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功臣。
评价两位历史人物 300字
1、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的科西嘉岛，小时候家人叫他拿波里昂尼。
父亲夏尔·波拿巴，是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母亲莱蒂齐亚·波拿巴，是一个坚忍不拔的女子，也是一位严酷的母亲。
1778年，拿破仑9岁那年，为了生计，他跟随父亲、舅舅约瑟夫·费舍及兄长约瑟夫离开母亲从阿雅克肖港出发前往法国。
从此以后，兄长约瑟夫走向了神甫，拿破仑去了军校，舅舅做了神职人员，四人去法标志着拿破仑的少年时代从此结束。
少年时代的拿破仑没有波澜起伏，但军校的生活却开始改变他的人生。
家庭的清贫使得他过早的成熟，刚刚进入军校仅仅9岁的他便深知，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世界上将一无所有，当时他的成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
在军校时，他相信他的意志力注定会使他成功。
为了毫不怀疑的取得成功，他充分利用军校提供的一切优越性，无论多么谦卑也在所不惜。
1784年，15岁的拿破仑进入了巴黎皇家军官学校。
由于扎实的数学功底，他成为了14名精选出来的非贵族炮兵学员之一，开始了真正的军训生活。
拿破仑沉默寡言、勤奋好学。
他对于抽象的科学他能够运用自如，其数学和地理知识扎实。
他安静而孤独，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傲慢自大、雄心勃勃和抱负不凡。
拿破仑一生体现出了人类的超越性，他是个愤怒的理想主义者。
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改变整个欧洲的丰功伟绩，还有他的勤奋与荣誉。
拿破仑自己这样形容：“事业和前程的大门是向有才华的人敞开的，而不论其出身或财产如何。
”对于我来说，如果可以归类的话，自己的永不满足和大胆的欲望可以归类到野心。
野心是拿破仑心智的原动力和他意志的永恒实质，它是如此紧密，以至不能同他本身区别开来，甚至有时还达到了不知不觉的程度。
法国人视拿破仑为民族英雄，但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拿破仑的征服下深受凌辱，表示憎恨。
2、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
赞之者，如梁启超称之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美国人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
贬之者，则多以“卖国贼”三字以蔽之。
那么，这种种评价是否就能准确地概括李鸿章的全人呢
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准确评价李鸿章带来了难度。
新编《李鸿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为正确评价李鸿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依据。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
”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
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盖棺尚未论定。
“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
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
于是，就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
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
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
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
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
”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
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但一来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来有些文稿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详本解放后几经辗转，得到已故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 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带来很大的片面性。
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
一百年来，已经出版的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论文，而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
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
”其实这只能说他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
既见李做事，又见李做人 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2年开始启动编纂的。
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1900万字的底稿、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接着又收录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约300万字。
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
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办事，或是因为无钱，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或更可能因为避嫌，没有再请幕僚，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没有底本。
另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即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
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价值。
由于李鸿章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这批数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将问世，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乃至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如从奏稿来看：吴汝纶刻本选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
新编全集通过和军录副档的对勘，一是校准了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奏折后，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底本里是没有的；三是另外还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的实力集团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说李鸿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
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山之石，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同(治)、光(绪)两朝，凡清廷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重大举措，莫不与其有着直接的关系。
最早研究李鸿章的是梁启超。
梁肯定李鸿章既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又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并将其与古今中外历史人物(含诸葛亮、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进行比较，得出：“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梁启超《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 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史学界对李鸿章及洋务运动的评价都持否定态度。
如胡绳指出，李鸿章把面对外国侵略者势力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说得如此地软弱无能，把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吹嘘得如此地不可抵御。
他的这种害怕外国侵略者的心理，可以代表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整个官僚集团中的主导思想。
所谓“中兴”、“自强”，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而海外和台湾学者则普遍认为，李鸿章基本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
刘广京认为，李鸿章提出的革新方案是相当温和的，同西方及日本的“国家建设”比较，显然缺乏近代化的总体方案。
但李不仅提倡近代军事工业，而且鼓励中国商人同西方商行的竞争，同时还是清朝高级官员鼓吹官办学校教授西方数学和科学的第一人。
(刘广京《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评传》)大陆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从80年代李鸿章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突破口。
戴逸认为，李鸿章是近代强国富民道路的探索者之一，他所从事的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尝试和探索。
(戴逸在《李鸿章全集》编委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苑书义认为，马关条约签定后，将所有致败之由、误国之责都归咎于李鸿章个人，反映了清统治层中既不敢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又不敢抨击真正的罪魁祸首慈禧一伙。
对李鸿章的口诛笔伐，虽然有时意气多于冷静的分析，难于对其作出全面而切合实际的估价，但却反映了朝野上下的思想动向，表现了人们对战败乞和的愤慨和国运垂危的关注。
(苑书义《李鸿章传》)陈旭麓认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近代化第一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十九世纪后期那个特定时期的开拓性人物。
另一方面，李鸿章毕竟还是属于封建“体”里面的人，他本身并没有超过这个“体”，只是从封建的“体”里绽开一个缺口，这是评论李鸿章与近代化关系的一个基点，如果越出了这个基点，就同当时的历史不相符合。
(陈旭麓《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夏东元认为，李鸿章是公认鞠躬尽瘁地忠于清国的忠臣，唯其忠于清，所以积极办洋务以其臻于富强。
但他的一切活动和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均是以维护清朝为准绳。
他唯恐这些实力不能平内患不能御外侮，所以他总的倾向是“和为贵”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好评)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好评)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
赞之者，如梁启超称之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美国人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
贬之者，则多以“卖国贼”三字以蔽之。
那么，这种种评价是否就能准确地概括李鸿章的全人呢
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准确评价李鸿章带来了难度。
新编《李鸿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为正确评价李鸿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依据。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
”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
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盖棺尚未论定。
“权倾一时，谤满天下”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
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
于是，就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
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
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
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
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
”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
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
但一来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来有些文稿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
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详本解放后几经辗转，得到已故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带来很大的片面性。
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
一百年来，已经出版的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论文，所依据的主要史料就是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于式枚编印的《李文忠公尺牍》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鸿章文稿，总字数在七百万字左右。
而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
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
”其实这只能说他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
既见李做事，又见李做人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2年开始启动编纂的。
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1900万字的底稿、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接着又收录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约300万字。
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
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办事，或是因为无钱，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或更可能因为避嫌，没有再请幕僚，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没有底本。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六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图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
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的日期。
另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即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
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价值。
由于李鸿章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这批数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将问世，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乃至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如从奏稿来看：吴汝纶刻本选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
新编全集通过和军录副档的对勘，一是校准了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奏折后，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底本里是没有的；三是另外还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的实力集团的。
再就是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经尽量趋全，一折数片，加上附录上谕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由清廷发下交给李鸿章“妥议具奏”的），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说李鸿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
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山之石，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
李鸿章家书经典语录
李鸿章名言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李鸿章名言二：人生遭遇本有一定，但当尽其在我，以待事会之来李鸿章名言三：谣诼之来本非意料所备，息谤莫若自涤，流言止于智者，尽其在我，何惧人言。
李鸿章名言四：平日遇事不能持平，威信无从服众，以至一发难收，柔远二字须看的通透，柔克高明。
柔克者，非事事将顺之谓柔也，绕指柔中自有百炼刚在。
李鸿章名言五：办天下大事，贵实心，尤贵虚心。
非真知灼见不能办事，亦不能论事，贵耳贱目，最足误事。
李鸿章名言六：从来御侮之道，必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李鸿章名言七：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李鸿章名言八：得失常事，不足虑，总以发奋读书为主。
李鸿章名言九：出水芙蓉，光华夺目。
曾几何时无复当初颜色
苍松翠柏，视似平常，而百年不谢也。
李鸿章名言十：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为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
对李鸿章评价如何
人口之多，事繁复杂，对于幸福的看法就有各回答。
路易十五这个暴君不是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言外之意，就是唯我独尊、及时行乐，哪管人民的悲苦、后代的幸福、他人的快乐。
但裴多菲却这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是裴多菲的幸福观。
他把对自由的追求看作是幸福，而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
当然，各人对幸福的解释是不同的，但从这些解释中不难归纳出一个道理，不同阶级的人，为不同目标奋斗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而且无非是两种：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人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为人民，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我们这个时代又赋予它新的含义，就是为人民着想，把自己的幸福同人民的幸福连结在一起，为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而奋斗。
这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观。
这和路易十五的唯我独尊、及时行乐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一个是为广大人民以至人类的幸福，一个是为渺小的个人的所谓幸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观。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就具有了这样高尚的幸福观。
他说：“我的幸福属于全人类。
”他就是以此为目标，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贡献了一生。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是以天下为己任，从小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他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受到人民的无比爱戴。
马克思、周总理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榜样。
在新中国的青年中也有许许多多以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的人。
杜芸芸是一个平凡的女工，生活朴素艰苦，但她把继承的十万元遗产全部交给了国家。
有人说她太傻了，现成的福不享。
可是她说她把钱交给国家支援“四化”建设，等到“四化”实现了，人民都富裕了，这就是她的幸福。
这是多么真挚的话语，表达了她美好的心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她高尚的幸福观。
她是真正懂得幸福的人，而那些以为自己不傻的人，想不费吹灰之力得到财富而享清福的人才真正是傻子，是庸人。
他们只想到个人的享受，是一种可怜的、唯我的、自私的幸福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