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想200字
掀开摞摞发黄史，在白骨累累的近代史上我们一个个举着明晃晃钢刀的刽子手，只满口 鲜血的吸血蝙蝠，一头啮着血淋淋心肺的豺狼，一群群叼着头颅的鹰犬和一淌淌鲜艳刺目的血
这是民族的耻辱。
让受苦受难，受辱受虐的中国人的血不再白流，是老一辈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他们奇迹般地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八年抗战，迎来新中国的建立…… 历史又翻到今日。
和平年代后的复杂斗争又摆现在我们面前，有时还变得非常严酷：1999年5月8日一对新婚不久的中国青年夫妇倒在南斯拉夫的血泊中；2001年4月一位优秀的中国飞行员为了祖国尊严血洒南海上空…… 同学们，我们能无动于衷吗?我们能让鲜血写满的近代史重演吗?我们能让闪着寒光的刺刀再刺向中国人吗? 不!决不!血、泪、仇。
我们记住了，永远地记住了。
让我们化作冬雨，将过去的耻辱刷清。
让我们化作精卫，将汹涌的大海填平…… 雪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这一代中国青少年责无旁贷
今年是伟大的新中国诞生六十周年，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
但这六十年又是怎样的风云激荡，惊涛怒卷。
这六十年，荡涤污泥浊水；这六十年，矢志换天改地。
六十年，浮云几曾遮望眼；六十年，国运终究转为安。
梁启超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
自古英雄出少年。
在当今世界的残酷竞争中，中国青少年能否肩负起民族振兴和洗刷国耻的任务，直接关系到中国将来的命运。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一心，中国这个占有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将为人类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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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感言：如何学好近代史
呵呵网上怎么回没有的东西呢，我帮你找 下面就是咯。
你可以根据这篇文章改一下就行咯，呵呵` 阐发这四点感想时，程老说：“在近代史上，洪秀全、孙中山等，都是顶天立地的历史人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立民国，勋炳万世。
但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我是从国民党阵营里过来的人，国民党当时并没有统一中国。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近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世人有目共睹。
这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体现。
今天，我们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 “从辛亥革命以来，没有一个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与人民群众建立和保持着血肉般的密切联系。
所以，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任，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 “在世界上，有的人以为中国是一党专政，没有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这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缺乏了解。
其实，远在三十年代，民主党派就与中共风雨同舟，从八年抗战到建国前夕，中共与民盟、民建、九三学社等许多民主党派建立起巩固的合作关系。
建国40年来，这种合作关系不断完善，目前又朝着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我是无党派人士，多年来，我经常就国家大计方针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召开的协 程老语重心长地提出，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这150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在这150年中有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这其间，爱国主义精神像火炬、像旗帜，照耀和引导着一代代中国人不屈不挠地英勇奋斗，才使中国从昨日的衰败走向今日的复兴。
一席话，把记者的思绪带到25年前。
1965年，程思远伴同李宗仁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此事成为程思远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机。
人们盛赞程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协助李宗仁归国的义举，程先生被誉为“杰出的爱国志士”。
他的义举连同他的美誉已被载入史册。
今天，由他来谈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问题，是最有发言权、最有说服力的。
记者不禁问道：“程老，目前有种‘对祖国也爱也不爱’的说法。
持这种思想的人认为，祖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河山壮美，人民勤劳俭朴，这些都很可爱。
但现在国家有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想到这里，又感到这个国家不太可爱了。
您怎么看
” 程老笑着答道：“这种思想当然不对了，对祖国不能‘又爱又不爱’。
我们的国家多么可爱呀
当前，国家总的形势是好的，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但是，党和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开始奏效。
另外，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的性质、程度，也要有个清醒地分析。
这都是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是暂时性的，正在解决或逐步可以解决的。
” “如何对待国家的困难是检验一个人爱国主义精神的试金石。
谚语说得好，‘母亲再穷，儿子也不会抛弃她去另找一个。
’‘鸟儿不会忘记自己的窝，人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祖国。
’国家在有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她的儿女们的忠诚和热爱。
” 程老还主张，一个爱国主义者，应该具有远大的目光。
说到这里，他风趣地讲起一桩往事。
在他偕李宗仁先生归国后的第六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他们时，毛主席曾问他：“你为什么起名程思远呢
”他答道：“要想得远嘛。
想得远，才能看到未来。
我和李宗仁先生就是想得远，才觉得社会主义好，我们就回到祖国。
”毛主席点头称是，接着又说：“我给你取个字号。
中国古代有一位散文学家韩愈，字叫‘退之’，你名程思远，字就叫‘近之’。
之者，共产党也，靠近共产党之意。
你看如何
”程表示感谢。
窗外春雨霏霏，万物欣欣向荣。
程老祝愿海峡两岸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继承鸦片战争以来革命先烈的遗志，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竭诚尽力，为国家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竭诚尽力。
＊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1.洋务运动时期传教士创办学堂、翻译西书，农民起义畅言平等、反孔批儒；西方近代教育文化知识信息的传播，教育上平等性、普遍性要求的提出，孔孟学说至尊地位的动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
清政府整顿官学书院、祛除科举积弊、推崇儒学地位，从传统中寻求应变方案；主要是针对现实的教育问题，力图恢复被农民起义搅乱的封建秩序。
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及增设天文算学馆。
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成为19实际60年代以后传播西学、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终于突破了对旧制度、旧体系修修补补的框架，迈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教学内容的更新；传统教育的培养目标开始被淡化；严夷夏之大防的旧观念在教育上开始动摇，借才异域。
福建船政学堂，从西语到西艺的转变。
前学堂培养轮船设计制造人员，法文学堂；后学堂培养轮船驾驶人员，英文学堂。
留学生派遣。
清政府第一批留学生派往美国，美国是唯一与中国签订有文化教育交流条约的国家，近代留学教育的倡始人容闳有留美的经历。
福建船政局派遣留欧成绩更显著，在挑选出国人员上把关较严；出国学生年龄二十左右，只想坚定，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期限一般为三年；管理人员思想较开明；有明确的要求和检查措施。
开始把西学列为考试科目和部分书院教学内容的改革。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步步紧逼的国际环境下起步的，是在传统封建教育势力强大、影响根深蒂固的基础上起步的。
新式学堂大致可分为语言学堂、技术学堂、军事学堂。
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内容，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反映西方近代文化的新的教学内容的开始引进，近代资本主义教育、教学制度的部分借鉴和近代新式人才的培养训练等微观方面；具有宏观性特点，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旧教育观念和社会心理、风俗时尚，从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扫除心理障碍，加速了封建教育的解体，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新式教育机构大部分集中在沿海一线口岸城市，是近代以来地处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前沿。
新式机构的创办人几乎全部是清政府的重臣要员。
谨慎除旧，主动布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各自为政，难成系统。
2. 维新变法时期新教育机构内涵的扩大，出现了培养政治人才、实业人才、师范人才的学堂，女子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动因分析：对洋务运动时期新教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现实变革的驱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马关条约签订后日益高涨的维新变法运动；西学价值的提高，对西方近代教育本质认识的深化，西方文化冲击的深入。
百日维新的除旧与布今相辅而行。
在除旧方面，致力于改革科举制度；在布新方面，大力兴办学堂，特别是实业学堂，举办京师大学堂，开设经济特科，倡导兼习中学西学，奖励新发明、新著作，鼓励出国游学等。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说明建立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一教育近代化的重大课题已引起清廷朝野的广泛重视。
京师大学堂统辖各省学堂，是去昂最高学府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
师法日本。
1901年以后，清政府对传统教育体制的改革，改造各级官学、书院改设学堂、改革和废除科举取士制度。
废除科举制度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大发展，促进了留学潮流的高涨，加速了传统教育观念、人才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
在晚清最后十年中，留日学生处于主流。
清政府在政策上的提倡、鼓励；日本政府推行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民族危亡感的强烈震荡；中日两国在地理、文化上的接近。
留学生们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这场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变革中，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学说，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近代教育理论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热情投身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系统的初步建立，特别是初等教育体系、中等教育体系、师范教育、事业教育、军事教育、法政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留学生中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教育家群体。
是实现以日本教育为模式改革传统教育的重要途径；加速了正在走向衰亡的封建教育体制的解体，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引进了近代西方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使近代教育理论、教育学说、教育观念第一次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培养和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清末兴学热潮的出现动因：清政府政策的推动和导向；学堂章程的颁布和教育行政机构的独立，有助于结束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使各级各类官办公立私立学堂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使全国教育的发展有统一的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保证；民间办学热情的高涨，教育救国思潮，政府鼓励私人办学；科举制度的废除；留学潮流的勃兴；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大发展；新的传媒载体的出现。
评价：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女子教育的较大发展，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初具雏形；不再以培养少数官宦之才为唯一宗旨，而以造就各类新式人才为目的；不再以儒学经典为唯一教学内容，而代之以近代各门各类知识的学习；体制的转型既是教育观念转变的结果，又在新的层次上促进了观念转变的深化，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它的封建底色。
乡村教育冲突矛盾有观念上的差异，也有利益上的不平衡。
乡村教育经济负担大幅增加是乡村教育冲突的最主要原因；学生所学的知识多与乡村生活脱节；对乡村生活和乡民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打乱了村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校管理上都显得与中国乡村社会格格不入；乡村新学往往成为乡村社会发泄不满的对象。
政府主要通过对部分教育政策的调整、教育政令的发布及修正等措施来加强对乡村教育的管理与调控，私塾的改良与取缔。
乡村新式教育与乡村私塾的调适主要是根据乡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对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改革，实行男女同校，女子学堂用男教师担任教学任务，学生入学年龄足够灵活，对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收费办法，调整教学安排以适应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新式学堂教师主动参与乡村社会生活；乡村私塾调适教学内容，接受近代教育培训，改变陈旧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
3. 民初采取紧急措施，稳定全国教育秩序；颁布民国教育宗旨，培养共和国新国民；归国留学生成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核心力量。
适应政体转变；取法欧美新阶段的开始。
对传统封建教育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制度层面的改革重于思想层面的改革；得到最大发展的是法政教育、实业教育和普通教育。
1915年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西方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影响的日益加深，教育改革兴起。
以七项标准作为发展民国教育的指导方针，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产生了一部比较完善的学制-壬戌学制；职业教育受到空前的重视，高等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促进了教育思想界思想活跃局面的形成，美感教育（蔡元培）、职业教育（黄炎培）、科学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杜威），强调平民性、实用性、科学性、教育对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改革的特点：自发性；广泛性，领域、地域；开放性。
这个中国近代史的感想写得合理吗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对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一 应当重视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
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
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
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
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
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
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
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
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
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
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
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
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
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
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
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
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
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
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
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
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
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
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
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
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
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
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
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
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
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
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
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
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
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
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
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
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
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
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
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
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
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
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
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
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
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
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的启示和感受
落后就要挨打，不能闭关锁国，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
谢谢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