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张氏家族的香火上都是写“百忍家风”四字，另外对联上又是写“清河堂。
。
”
每个姓氏都有他的来历和传说，张姓人“百忍家风”源于唐代张的故事。
张公艺，唐代寿张县（今山东寿张）人，生于公元578年（北齐承光二年），卒于公元676年（唐仪凤元年），历北齐、北周、隋、唐四代，寿九十九岁。
《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载：“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
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
”这个故事说的是当时张氏为寿张望族，至张公艺主持家政时，已经九世没有分家析产，举家数百人同灶共饮，长幼有序，和睦融洽，从未因家事发生过矛盾与争执，州县官多次旌表其门。
唐高宗东巡泰山时，曾亲自造访张公艺家，问及治家之道，张公艺默而不答，只是接连写了百余个“忍”字呈上，意思是和睦家庭之道，在于相互体谅及忍让。
高宗为之动容，大加叹赏，厚赏金帛而去。
从此，张姓将“忍”字作为家风代代相传，《张氏家谱》也成为“百谱”。
大理白族张姓人家也通过在照壁上题写“百忍家风”来弘扬“忍为高，和为贵”的传统人和精神，借以表达“家和万事兴”的美好愿望。
翻阅张氏谱书，大多写有“清河堂”字样。
如清河张、始兴张（广东曲江）、犍为张（四川宜宾）、吴郡张（江苏吴县）、冯翊张（陕西大荔）、东河张（江西贵溪）、中山张（河北省北部）等等。
来清河寻根的香港张氏宗亲会及马来西亚分会谱书中，也多标有“清河堂”。
首次来清河寻根问祖的马来西亚张氏公会，就称是“沙巴州清河堂张氏公会”。
清河之外的海内外张姓人士，其家乘谱书标有“清河堂”，一是说明他们的先祖居清河，二是说明他们这一支族是从清河迁出的。
海内外有这么多张氏支族由清河迁出，足可以说明张氏的根在清河。
如湖南省《张氏宗谱卷首（清河堂）》记载：“阅先代著籍江西丰城，来自明初，堂号‘清河’。
因思天下之姓张者，共出清河一脉，而兹何异焉
”
参观了沈阳的张氏帅府,观后感怎么写
2014年7月28日，游沈阳故宫，张学良故居 （又称张氏帅府 ）。
看过北京故宫，再看沈阳故宫，就会觉得后者很寒酸。
沈阳故宫建于清朝入关以前。
当时大清刚刚兴起。
举国之力，修建此皇宫，已属不易。
有趣的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都曾出关祭扫祖先，并在此驻跸。
自咸丰开始，后代皇帝都未出关祭祖。
中原汉人的王朝，有两次灭国之灾。
一次是蒙古征服，一次是满清征服。
两次征服，都伴随着大屠杀。
中原人口被杀死一半以上。
两次征服后的国土面积，都增大了一倍以上。
这仿佛是对中国的一种补赏。
中国现今的广大国土，是继承了大清帝国的江山。
只有蒙古和满清这些游牧民族的骑兵，才能征服这么辽阔的土地。
中原汉人文化，是农耕文化。
汉人不善骑马，也没有游牧民族的野蛮游荡的性格。
汉人能够养马的地区，一个是塞北草原，一个是祁连山地区。
但是，许多汉人王朝都失去这些地区的控制权，所以汉人政权经常缺少战马。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犹如现在的坦克兵团，在步兵面前，所向披靡。
对付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大多采取守势。
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时战时和，持续了几千年。
直到现代化武器诞生，骑兵的优势不复存在，游牧民族的威胁才消除。
满清人入关，仅用20万八旗军，就征服了中原。
实际上，明王朝经历了多年鼠患，天灾，人口大减。
加上李自成，张献忠暴民之乱，明王朝的主力军已消耗殆尽。
清军连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就是当年天下最强的部队。
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他们就可以横扫中国。
大清当年在沈阳建此皇宫，万万没想到，不到十年，就可以轻易攻入关内，在北京坐上紫禁城的宝座。
清朝的成功，实为天助也。
中国在清朝覆灭后，经历了一段军阀割据的民国。
其他军阀早就被历史淹没于尘埃。
唯一还在风光的就是张氏父子。
其原因很简单: 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逼使蒋介石抗日，从而拯救了危急中的共产党和红军。
使中共在抗战时中坐大，最后夺取政权。
在张氏帅府的展览里，有几个地方值得玩味。
1929年1月10日杨常事件。
张学良在老虎厅杀死奉系元老杨宇霆，常荫槐。
从来没有人对此异议。
其实，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预兆。
这两件事中，张学良的做法都是如出一辙 : 毫无信义，翻脸无情。
完全继承其父张作霖的土匪作风。
翻手云覆手雨。
其行为举止，如同土匪，黑社会老大。
到了晚年，张学良谈起此事，还是毫无愧意。
杨宇霆，常荫槐是张作霖旧臣，为张家在东北创业有功。
虽然在张学良面前以父执之辈，骄横跋扈，但罪不至死。
即使有错，完全可以以法律手段审讯，或礼送出境，方为上策。
在老虎厅采取谋杀手段，实为小人伎俩 ，君子不齿。
1929年7月至12月。
中东路事件。
为争夺中东铁路控制权，张学良部队十万余人，与俄国四万余人开战。
结果惨败。
展览中，对此事缘由不提。
也不提中共支持苏联的立场。
其实，这件事对后来的918不抵抗政策，有着重大影响。
试想，如果张学良能在中东路事件上，击败俄国。
那末，918事件时，就不会对日军畏首畏尾。
历史学界，对于这两件事的关联，都没有重视。
1931年918事件。
不抵抗日军，究竟是谁的责任
好像没有提及。
张学良死之前承认，是他下命令不抵抗。
这实际上洗刷了蒋介石背了几十年的罪名。
1931年的东北军，完全听命于张学良。
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
张学良一年多之前，刚刚遭遇中东路惨败，哪敢再和日本军队较量。
为了保存实力，只有忍痛退让。
张学良晚年说，当时没有想到日本竟然有吞并东北的野心。
原以为是一场摩擦，通过谈判来解决。
这也可能是一种理由。
如果按过去传统的教科书，那一套说法未免太简单，而且远离真相。
1936年西安事变，按近年来的史实，张学良在此事变之前，已经是中共党员。
一个党员 执行党的命令，事情的原因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展览中，当然没有这些资料。
张学良晚年在美国渡过。
他有机会回国探亲，但是却至死未回。
他是不是害怕面对这些令人尴尬的事实
张学良和蒋介石是拜把兄弟。
但张学良却以黑道手法发动西安事变，捉拿蒋介石。
据张国焘回忆录，当时延安中共领导弹冠相庆。
但是刚刚和张学良为中东路打过仗的斯大林，对张学良不满，斥之为军阀 。
通知中共，尽一切力量促使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这才有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平结局。
这些史实，展览中也看不到。
蒋介石西安事变后，对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区别对待。
对杨虎城是满门抄斩。
对张学良是监禁到死。
张学良和宋美玲，宋子文兄妹的关系密切，所以蒋介石对张学良手下留情。
沈阳故宫，张氏帅府，是影响深刻的历史遗迹。
对于这段历史，特别是张学良的历史，何时才能还其真相 ?
宗亲聚会的义意与目的
宗亲会初期是从150年前左右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堂、祠”发展起来的公会，为了祭祀共同祖先、调解争执或筹集慈善救济款而举行聚会而以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民间社团。
在随着人数增多有了固定场所、收入，宗亲会就组织人员为本家族编修族谱，有各自的祠堂祭拜礼仪，现在各地多数宗亲会都设立奖学助学机构，向宗亲会成员子女提供奖学助学金。
甚至有些地区的宗亲会还注册民间社团公会法人执照。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球性的宗亲社团由当初的地区性向跨地区的扩大为同姓总会而纷纷建立，比如1977年世界至德宗亲总会成立，1977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世界谢氏宗亲总会”，1994年3月在菲律宾马尼拉成立了“世界苏姓宗亲总会”，2003年11月29日，世界张氏总会在马来西亚诗巫市成立，2011年11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华谢氏联谊总会。
目前海外宗亲会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以及南北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现宗亲会主要致力于建祠堂、祭祖、编族谱、救济、奖学等活动。
还协调同宗同族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宗亲会以宗亲为联系纽带以传统的中华文化而聚为宗亲们服务的民间社会团体。
家族祠堂落成庆典仪式如何进行
一、庆典时间：二、庆典地点：三、就餐地点：四、庆典规模： 人五、参加人员： （详见名单）六、活动安排：1、 祭拜2、致辞3、揭牌仪式4、参观5、就餐
《咏史》左思赏析
《咏史·郁郁涧底松西晋诗人左思的一首诗。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而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却能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的不平现象。
咏史·郁郁涧底松魏晋：左思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鉴赏这首诗写在门阀制，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不平现象。
“郁郁涧底松”四句，以比兴手法表现了当时人间的不平。
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世家大族子弟。
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从表面看来，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诗人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
形象鲜明，表现含蓄。
中国古典诗歌常以松喻人，在此诗之前，如刘桢的《赠从弟》；在此诗之后，如吴均的《赠王桂阳》，皆以松喻人的高尚品格，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世胄蹑高位”四句，写当时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高官之位，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却沉没在低下的官职上。
这种现象就好像“涧底松”和“山上苗”一样，是地势使他们如此，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至此，诗歌由隐至显，比较明朗。
这里，以形象的语言，有力地揭露了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
从历史上看，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已经有所发展，至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对门阀统治起了巩固作用。
西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门阀统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弊病也日益明显。
段灼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晋书·段灼传》）当时朝廷用人，只据中正品第，结果，上品皆显贵之子弟，寒门贫士仕途堵塞。
刘毅的有名的《八损疏》则严厉地谴责中正不公：“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
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
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
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
”（《晋书·刘毅传》）这些言论都反映了当时用人方面的腐败现象。
左思此诗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时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金张藉旧业”四句，紧承“由来非一朝”。
内容由一般而至个别、更为具体。
金，指金日磾家族。
据《汉书·金日磾传》载，汉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七代，金家都有内侍。
张，指张汤家族。
据《汉书·张汤传》载，自汉宣帝、元帝以来，张家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
“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冯公，即冯唐。
他是汉文帝时人，很有才能，可是年老而只做到中郎署长这样的小官。
这里以对比的方法，表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具体内容。
并且，紧扣《咏史》这一诗题。
何焯早就点破，左思《咏史》，实际上是咏怀。
诗人只是借历史以抒发自己的怀抱，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而已。
这首诗哪里只是“金张藉旧业”四句用对比手法，通首皆用对比，所以表现得十分鲜明生动。
加上内容由隐至显，一层比一层具体，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
祠堂与宗祠的关系
楼主，您好。
如家族兴旺、人丁兴旺、广纳百福、财源广进、望族等。
一家庭不但是社会最基本细胞，也是家族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家族势力的日益壮大。
传统上的所谓“家庭”通常是指在一位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居住共有财产的血亲组织。
古代家庭结构，一般是由父子两代或父子孙三代构成，其人口数如战国时期孟轲所说的有“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
汉代晁错在分析自耕农生活水平时，也是以“今农夫五口之家”来计算。
他们的说法常被后代作为推算古代户口的主要依据，可见两代人或三代人所构成的家庭是古代社会比较常见的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家庭”。
宋代以前福建也有大姓人家，如林、黄、陈、郑等，但是否存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不见史籍记载，宋代时，朱熹弟子许俭，闽清人，因“三世不分异，庭无间言”，而被时人誉为“孝友”，只三代同居就赢得孝义的美称，可以想象当时福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不多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值得考虑，就是唐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接连不断的大批难民渡江入闽，这些移民自身缺乏形成大家庭的客观条件，因为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明代时，福建有大家庭始见史书记载，连江县的杨崇家庭，六世同居，男女老幼有70口人，饮食一道，财产共有。
南平廖氏，五代同居，也同耕共食。
大田县吴氏六世同居，男耕女织，不分彼此。
福清县王荣也是六世同居，大小家人七百余口，不曾折箸争吵过，而且这个家庭一直发展到清代，是福建历史上受明清两代封建王朝表彰而名扬一时的大家庭。
这类传统大家庭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累世同居，二是财产共有，三是饮食合，整个大家庭事无巨细，全由家长定夺，大家庭的日常开支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正如陈支平教授在《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一书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想化、模式化的大家庭制度，只是个别的、临时性的，不可能是普遍的、永久性的。
因为这种大家庭制度严重束缚了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抑制了个人私欲的追求，不符合绝大多数人要求发展自己个体经济的愿望，也不切合实际，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是无法为庞大的家庭经济生活提供长期保障的。
所以，这样的大家庭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难于全面推行，一旦父母去世，兄弟间分家析产就在所难免，分裂为众多的小家庭，以明万历六年福建省人口为例，户数515307，人口1738793，平均每户的有3．3人。
可见明清两代福建社会还是以小家庭占大多数。
当然在闽西南山区，一部分客家人流行聚居一楼的生活方式，即人们所熟知的客家土楼现象。
每座土楼基本上是累世同居，平均居住人口上百个，房间也多达上百间以上。
以邮票上的永定县古竹乡的“承启楼”为典型代表，四环同心圆楼，康熙四十八年动工，历时三年才告竣工，现已居住第十一代人。
目前在福建已知的客家土楼达四千座左右，其聚族而居，历代相沿已成俗例。
客家土楼具有累代同居的特点，但不具备实行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有的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客家人没有形成四世、五世同居共灶的大家庭，而是分门立户”。
宋代以后，福建社会小家庭始终占主导地位，尽管封建王朝不遗余力地旌表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收效甚微，寥若晨星，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两代人或三代人构成的小家庭生活方式。
通过家庭的不断裂变，也使得家族团体不断扩大，同姓不同宗，同宗不同房的家族团体愈分愈细，越来越多，这都与明清时期小家庭的广泛发展管切相关的。
二福建人早在宋代就有零星开发台湾地区的举动，明代荷据台湾时，又有大批闽南人应募入台耕作，其中有的人随后回乡搬善过合安家。
如记载颜开誉就有迁家入台的事例。
记录此时也有郭一程在台娶妻立家。
但估计在台安家立业的人并不会太多，据1649年台湾荷兰长官费尔堡在一封信中所说，纳税的汉人有11339人，其中妇女有838位。
占8％左右，移民台湾的家庭不是很多。
时，有一批家属随郑军渡海入台，根据施琅说，明郑汉移民中，十人中有五、六个没有带家眷，男女比例比荷据时期要改善些，有家庭的人数占近一半，这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争迫使许多妇女逃离大陆，后来清王朝统一台湾后，有一半以上的台湾汉民家人返回大陆祖籍地，又使台湾社会的家庭数量急剧减少。
清领台湾后采取禁止搬眷人台的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移民中的矛盾。
可见乾隆以前，台湾男女不成比例确实很严重。
清代台湾由于男女数量前后期反差比较大，因此台湾社会的家庭结构就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如果以道光年间为界，其家庭组合的类型就有所不同。
在前期，台湾社会除了一部分传统的以夫妻为主的小家庭外，更多的是其他类型的家庭，如移民时期，单身男子占大多数，造成家庭结构的不正常，有父子移民台湾，构成父子家庭，有兄弟同往台湾，组成兄弟家庭。
说有的兄弟同居长达数世之久。
还有许多是单身汉的家庭，在广大乡村中，四、五十岁仍未娶妻的男子为数不少。
这些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为了老有所靠，过有人祀，往往要设法抱养一个幼童作为继子，“盖台民无子者，买异姓为子，虽富家大族亦继异姓为嗣，谓瞑蛉儿。
”闽南人习惯把抱养异姓的孩童称“螟蛉儿”，有的移民特意返回原籍在亲戚间过继一个幼子，俗称“过房”，有的人到了垂暮之年，才考虑香火传承的问题，便出钱雇了一个青年入门招亲成家，继承家业和祭祀，有的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继子，就把产业托附给亲朋好友，请他们的后代兼顾烟祀，这就出现了绝嗣的家庭，在中所收录的一批托附字契就证实这一点。
移民的特定环境下，家庭的结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而且来自不同的区域或不同的宗亲，在这种基础上构成的家族形式也与内地有所不同，那种以单纯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模式，在早期台湾出现得比较少，因为直系血亲关系的人数量有限，往往采取同姓合约式的联合形式，组成一定势力的家族团体，如时人所说：“台群聚族，鸠金建词字，凡同姓者皆与，不必其同技共派也”。
乾隆二十五年，清朝廷再次被迫允许移民携带家眷入台，使搬家入台成为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表现之一。
到了道光年间，妇女人数迅速增加，以夫妻为主的家庭逐渐普遍，传统的分家析产的习俗也随之流行。
如戴炎辉就认为：“清代台湾，以父祖死后即行分析为普遍现象”。
但那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即使在后期也为数不多。
记载有八例，五世同堂有四例。
《淡水厅志节孝》记有张氏家庭六世同爨，算是代数延续比较久的大家庭。
其他县志罕见这类记载，在台湾，四世同食共财就可受到朝廷的旌表，但有清一代这类大家庭还是屈指可数。
三从以上有关清代台湾家庭结构演变的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闽台血缘关系是非常密切，大量的福建移民冒险横渡海峡，入台开荒种田，等有了立足之地，又想方设法搬善过台，在台湾安家立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家族。
这些移民及其后代与祖籍地的家族有没有保持联系和交往呢
台湾学者尹章义先生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检阅的数千部族谱以及对台湾若干大族的研究报告中，都有记载与大陆家族的联系活动，有的家族与祖籍地租词的交往还十分密切。
台湾有的人认为清代后期台岛移民社会已向定居社会转型，台湾象族只是认同现居地的关系，而淡化了与祖籍地的祖源关系，这种看法显而易见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无论是在移垦时期，还是在定居时期；不论是第一代移民，或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裔，都重视与祖籍地家族的联系，两地家族相互交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乡情族亲隔不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讲求宗亲合睦、互助互利的家族关系，不论你走到哪里，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难以改变的。
福建新移民到台湾，总是投亲靠友，寻求乡亲族人的帮助。
为新来的乡亲排忧解难是宗亲间又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事例在台湾各地开发史上比比皆是。
其二，两地经济互补。
明清时期台湾是一处新开发的海岛，生活物品与生产工具极为匾乏，如农耕工具、耕牛、陶瓷、布匹等，移民们都要从内地购置后想方设法带过去，在这方面也会得到家族的资助，而且一些家族比较有钱的人，还携巨资入台募民开垦土地。
其三，两地文化交往。
据史载，台湾在康熙二十六年，才有第一位的乡试举人，叫苏峨，泉州籍，应试以前移民台湾凤山县，后人议论地为冒籍举人，即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士子。
康熙三十三年，台湾始有第一个文进士陈梦球，祖籍同安，也被时人议为“冒籍”。
类似这种所谓“冒籍”应试的事例肯定还有不少，因为当时台湾刚刚开发，文化落后，福建一些家族生员，通过对岸族人的帮助，悄悄移民过去，利用台湾读书人不多的空子，以获取科举功名利禄。
乾嘉以前，台湾地方文化教育不发达，移民到台湾的福建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
因此，在这阶段台湾大多数家族缺乏修编族谱的文化条件，而族谱是正源明宗反映家族来龙去脉的关键载体。
“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
各家族都非常重视修纂族谱，修族语也就成为两地家族间的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不少台湾家族是直接将故乡已编印好的族谱带过去，然后再增加台湾新家族的内容。
由此可见，两地家族同修纂族谱在清代已成惯例。
其四，两地祭拜祖宗活动，林其泉教授在《闽台六亲》一书中说：“以前，凡大陆去台人员，每年清明节前后，多派人回祖籍与留在祖家的同族房的人一起到山上祭拜祖宗坟墓，在清代几乎都这样做”。
可见闽台家族交往中最密切又最重要的是两地祭祖拜神活动。
正如台中简家祠堂的一副对联所表达的精神：千秋烟祀永在前，远可追，流可溯； 百世子引能继武，木有本，水有源。
八十年代以来，两岸人民交往日益频繁，家族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今天我们老师带我们去嘉定博物馆后感想50
渔歌子①•【唐】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② 桃花流水鳜鱼肥。
③ 青箬笠，④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作者】张志和（约730-约810），字子同，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
少年有才学，擅长音乐和书画，很受唐肃宗重视，后隐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作品多写闲散生活，诗歌风格清新自然。
唐朝肃宗时待诏翰林。
后因事贬官，赦还，不复仕进，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叟。
著有《玄真子》集《全唐诗》录其九首诗词。
渔歌子，词调名，又名渔父歌。
本为唐朝教坊曲。
分单双调两种，单调27字，五句，四平韵；双调50字，仄声。
张志和《渔歌子》共有五首，全是单调。
【释词】 渔歌子：原是曲调名，后来人们根据它填词，又成为词牌名。
西塞山：在今浙江吴兴县西南。
鳜鱼：即民间所说桂鱼，细鳞，淡黄带褐色斑纹，味道鲜美。
箬：斗笠。
用竹片和竹叶编制的帽子，用来挡雨。
蓑衣：用茅草和棕麻编制的防雨衣服。
不须:不需要. 【注释】 ①此调原为唐教坊名曲。
分单调、双调二体。
单调二十七字，平韵，以张氏此调最为著名。
双调，五十字，仄韵。
《渔歌子》又名《渔父》或《渔父乐》，大概是民间的渔歌。
作者写了五首《渔歌子》，这是第一首。
据《词林纪事》转引的记载说，张志和曾谒见湖州刺史颜真卿，因为船破旧了，请颜帮助更换，并作《渔歌子》。
词牌《渔歌子》即始于张志和写的《渔歌子》而得名。
“子”即是“曲子”的简称。
②西塞山：即道士矶，在湖北大冶县长江边。
③鳜（音贵）鱼：俗称“花鱼”、“桂鱼”。
④箬笠：用竹篾编成的斗笠。
【意思】 西塞山前白鹭在自由的翱翔，江上黄绿色的鱼儿欢快地游着，漂浮在水中的桃花是那样的鲜艳。
江岸一位老翁戴着青色的箬笠，披着绿色的蓑衣，冒着斜风细雨，悠然自得的垂钓，他被美丽的江南春景迷住了，久久不愿回家。
【品评】 这首词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期捕鱼的情景。
有鲜明的山光水色，有渔翁的形象，是一幅用诗写的山水画。
首句“西塞山前白鹭飞”，“西塞山前”点明地点，“白鹭”是闲适的象征，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次句“桃花流水鳜鱼肥”意思是说：桃花盛开，江水猛涨，这时节鳜鱼长得正肥。
这里桃红与水绿相映，是表现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三四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描写了渔父捕鱼的情态。
渔父戴青箬笠，穿绿蓑衣，在斜风细雨中乐而忘归。
“斜风”指微风。
全诗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父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
词中更吸引我们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
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
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
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又，旧注都以西塞山在湖州，恐非是。
张氏《渔歌子》词共五首，分咏西塞山、钓台、松江、雪溪、青草湖，泛言江湖渔钓之乐，其地都不在湖州。
当依陆游《入蜀记》所说，西塞山即鄂州的道士矶：“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辞》所谓‘西塞山前白鹭风’者。
”苏轼谪居黄州时，曾游其地，有云：“元真语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其语以《浣溪沙》歌之。
”（徐俯《鹧鸪天》词跋，见《乐府雅词》卷中）苏轼《浣溪沙》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
”散花洲即在长江之中，与西塞山相对。
徐俯《鹧鸪天》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镢鱼肥。
朝廷若觅元真子，晴在长江理钓丝。
”亦以西塞山在长江边。
张志和的《渔歌子》到日本 中日友好，早在唐代就形成高潮。
日本先后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十三次，历尽艰辛险阻的中国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更属美谈，鉴真与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对中日邦交的贡献，铭刻史册，人所周知。
然而，为奠定中日友谊丰碑，立过“特殊”功劳的，尚有位不出国的使者，他便是唐代文学家，自称“烟波钓徒”的张志和。
张志和的名词《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清人刘熙戴的《艺概》曾将它誉为[风流千古]的佳作。
它不仅是中国唐词的宗祖，而且也是日本词学的开山。
张志和的《渔歌子》宛如架于中日之间的一座彩虹之桥。
《日本填词史学》中有所记载：大约在张志和写成《渔歌子》四十九年后（公元八百二十三年，即日本平安朝弘仁十四年）词传到日本。
当时的嵯峨天皇读后备加赞赏，亲自在贺茂神社开宴赋诗，其时皇亲国戚、学者名流，皆随嵯峨天皇和唱张志和的《渔歌子》。
诚然，张志和未曾赴宴咏和，实为憾事，但和者争相仿效《渔歌子》而作，《渔歌子》拨响了中日人民的心弦。
近代老词学家夏承焘，在咏嵯峨天皇绝句中曾云：“一脉嵯峨孕霸才……桃花泛飘上蓬莱。
”正是对此极好的赞颂。
日本嵯峨天皇对汉诗造诣很深，在宴会上亲作五首，其中第三首曰： 青春林下渡江桥，湖水翩翻入云霄。
闲钓醉，独棹歌，往来无定带落潮。
席间天皇年仅十七岁的女儿内亲王智子，聪颖过人，她吟和的两首，更为神社开宴生色不少： 春水洋洋沧浪清，渔翁从此独濯缨。
何乡里
何姓名
潭里闲歌送太平。
。
近代日本学者浦松友久，在《关于越调诗的二、三问题——唐代新声在日本的遗留》论文指出《越调诗》的体裁特点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经国集》卷十四保存的《渔歌》组诗，关于这一组以嵯峨天皇的五首诗为中心的十三首诗，是一些与《渔歌子》谱系，即以张志和和《渔父》为原作的称为[词]的 诗歌新形式有关的作品。
可见，张志和的《渔歌子》对日本词学的血缘关系，是不同寻常的。
点评: 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阕，风流千古。
东坡尝以成句用入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
然其所足成之句，尤未如原词之妙通造化也。
太白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两家一忧一乐，归趣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