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雅与俗”的名言警句有哪些
人生年龄，贵在心理年轻；衣着不在时尚，贵在舒适；膳食不在丰富，贵养均衡；居室不在大小，贵在整洁舒畅；养在刻意，贵在顺其自然；锻炼不在夏冬，贵在持之以恒；作息不在早晚，贵在规律养成；情趣不在雅俗，贵在保持童心；朋友不在多少，贵在求一知己。
我看到，最低俗的友情被滔滔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我看到，最典雅的友情被无知的彩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智者的烦恼在俗人眼里是荒谬的，俗人的烦恼在智者眼里是卑劣的。
俗人的可恶不在其庸俗，而在其最爱附庸作雅。
—— 曹极俗并不可怕，俗人也不可怕，可怕的是用俗来剪裁、排斥一切高尚和高雅，或者使世俗向低俗再向恶俗发展。
还有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自己已经俗得可以了，偏偏还要以高尚和高雅自居，张口闭口都是旁人的庸俗。
—— 王蒙山栖是胜事，稍一萦恋，则亦市朝；书画鉴赏是雅事，稍一贪痴，则亦商贾；诗酒是乐事，稍一曲人，则亦地狱；好客是豁达事，稍一为俗子所扰，则亦苦海。
—— 陈继儒欢迎采纳。
关于雅地名言名句有哪些
雅俗之别：高雅和低俗的区别 重雅轻俗，严雅俗之辩，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是，什么样的是雅，什么样的是俗
却从来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身份，甚至不同的人物，都会有不同的雅俗观。
从本源上讲，雅俗间的区别，跟先秦的 “君子”“小人”之别关系甚为密切。
君子与小人，是就人的品性进行划分，而雅俗的区别则注重点在人的情趣上。
孔子骂人，就径呼之为“小人”，还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名言。
最古老的君子的含义，主要指受过教育且有良好品德的人，而一般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也跟那些无德之人被并称为“小人”，这样的划分方式，带有儒学伦理文化的色彩，但对后世中国的文化心理影响至为深远。
从东汉直到魏晋时期，士族兴起，九品中正制作为选官的标准，对人品的要求最为关注。
于是品评人物，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带有政治意义的活动，当曹操被评为：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时，他本人即大为高兴。
刘备听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刘备）与操尔”时，因为担心曹操看透了他的心思，竟至于手足无措，筷子落地。
在名士追求玄远之旨的风气驱动下，魏晋时评人，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清”“浊”论人，若被许有“清气”，有“清神”，能“清谈”，那么，就有资格入“清流”，成为上流社会中受人尊重之人，否则，若有“浊气”，则纵有天大的本领，也不会被上层“清流”接受。
这其实是在气质层面的雅俗意识。
由于最初的雅俗之别，就已经把 “义”和“利”牵扯进去了。
因此，后世在论雅俗之别时，义利态度成为一种很重要的衡量指标：重义之士，即为雅士；重利之人，即是俗人。
在以农为本的思想下，重农轻商在封建社会保持着其一惯性地位，因而，以谋利为主的商业活动，自古就被视为俗举。
唐代科举考试中，商家子弟跟市井之徒一样，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白居易还专门为这些写过文章，为之鸣不平，但并不能动摇传统的社会基础。
宋代时，城市经济不断发达，商业活动也越来越繁荣，雅俗之辩也日益激烈。
宋代戏曲《宦门子弟错立身》中，对儒生爱上唱戏女进行嘲讽，很能说明问题。
而且，雅俗之别，还促使宋代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些正统文人，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不断地对当时新起的俗文化样式进行排斥和打压，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雅”文化树立标准，希望借“圈定”雅文化以达到与俗文化相区别的目的。
结果导致“雅”文化因受到禁锢而日益僵化并衰老，……
什么是雅与俗?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只是看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平常人很觉得交响乐就是雅,口水歌就是俗其实如果你的价值观没有一定的规格就没有雅和俗或艺术优和劣的标准的
关于雅行方面的名言警句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
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
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
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
“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
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
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
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
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
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
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
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
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
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
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
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
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
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
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
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
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
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
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
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
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
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
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
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
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
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
《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
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
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
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
”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
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
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
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
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
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
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
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
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
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
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
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
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
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
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
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
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
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
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
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
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
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
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
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
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
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
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
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
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
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
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
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
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
”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
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
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
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
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
”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
”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
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
”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
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
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
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
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
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
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
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
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
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
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
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
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求王尔德《不可儿戏》的简介
中文名：不可儿戏外文名：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编 剧：王尔德类 型：喜剧上映时间：1895年2月14日对白语言：英语色 彩：黑白首次公演：伦敦简介：本剧主角 Jack Worthing 是 Cecily Cardew 的监护人。
在 Cecily 眼中，Jack 是个极其认真和严谨的人。
然而多年来 Jack 一直骗 Cecily 自己在伦敦有个挥霍无度的弟弟叫 Ernest。
由于要接济这位虚构的弟弟，Jack 要经常要离开 Cecily 居住的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跑到伦敦去。
Jack 在伦敦时则以“Ernest”自称。
他结识了 Algernon Moncrieff（简称 Algy）的表妹 Gwendolen Fairfax，并和她开始交往。
至于另一位主角 Algy 则讹称自己在城郊有位经常生病，名叫 Bunbury 的朋友。
每当 Algy 想逃避一些社会责任，或者只是想趁周末外出休息一下，他就骗人说要去探望这位同样是虚构出来的朋友。
他将这种虚构身份或制造双重身份的做法称为“bunburying”。
在故事一开始，Jack 跑到 Algy 府上打算向 Gwendolen 求婚，却可是遇上不少麻烦。
第一是 Gwendolen 似乎纯粹因为她相信 Jack 的名字叫 Ernest 而喜欢他，因为 Ernest 是她心目中最漂亮的名字。
第二个麻烦是 Gwendolen 的母亲是让人害怕的 Bracknell 女士，她对 Jack 的身世显然感到不满和惊讶。
Jack 年幼时曾被人放在一个弃置于火车站的手提包内，直至后来的监护人 Tom Cardew（亦是 Cecily 的祖父）发现了之后收养他。
她认为让女儿“嫁进寄物室里与包裹通婚”（原文：marry into a cloakroom and form an alliance with a parcel）是件难以接受的事。
另一方面，Algernon 发现 Ernest（当时 Algernon 不知道 Ernest 的真名）在其房间内丢下一个银色盛烟盒，盒内刻有一段文字：“From little Cecily with her fondest love to her dear Uncle Jack.”，意思大概是“小小的 Cecily 送给亲爱的 Jack 叔叔，并奉上至温柔的爱。
”Algy 不但开始怀疑，更进一步迫使 Ernest 承认自己的真名是 Jack ，并道出自己经常往来伦敦与郊区的原因，而Algy 发觉这和自己的 \\\\bunburying\\\\ 行为很相似。
Jack 告诉 Algy，Cecily 似乎对这个虚构出来的弟弟 Ernest 很感兴趣，因此决定放弃 \\\\bunburying\\\\ 并打算告诉 Cecily 他在伦敦的弟弟 Ernest 已经在巴黎病逝。
言谈间 Jack 对 Cecily 的描述引起 Algy 对这位18岁少女的好奇。
正当 Jack 换上丧服打算前往赫特福德郡对 Cecily 告知这个“噩耗”时，Algy 已提早一步到达 Cecily 位于郊区的寓所，并冒充自己就是 Jack 那个挥金如土的弟弟 Ernest。
两人不但很快就攀谈起来，更在 Jack 赶到这里时，Cecily 对监护人说她和 Algy 已有结婚的打算。
Jack 虽感愤怒，但亦只好装作若无其事。
Gwendolen 来到城郊打算和 Jack 会面，但只见 Cecily 一人。
她们两人攀谈起来，在言谈间识破了Algy 和 Jack 的真正身份与秘密。
之后这两人也出现了，因此被追问他们说谎的原因，两人都分别说出了让人满意的答案之后，亦各自准备找牧师取个 Ernest 的名字，因此 Cecily 和 Gwendolen 宽恕了他们。
就在此时，跟踪女儿远道而来的 Bracknell女士抵达赫特福德郡。
Gwendolen 再次向母亲提及她和 Jack 的婚事，然而母亲还是不赞同。
另一方面 Algy 亦说出他和 Cecily 已定下婚约的事情。
Bracknell 女士遂向 Cecily 和 Jack 询问一堆关于 Cecily 背景的事。
Jack 不耐烦地一一回答，直至提到 Cecily 继承大堆遗产时，Bracknell 女士才开始感到兴趣。
Jack 作为 Cecily 的监护人，并不赞成她和 Algy 的婚事，除非 Bracknell 女士同意将女儿嫁给他。
虽然如此， Bracknell 女士还是拒绝交换条件。
就在她临离开 Cecily 的寓所前，在言谈间听到 Dr. Chasuble 谈及 Cecily 的家庭教师 Prism 小姐，Bracknell 女士毫不考虑便要求召见她。
Prism 小姐初见 Bracknell 女士时即感觉错愕。
因为28年前她曾替 Bracknell 女士的姐姐打工，期间不慎遗失了一名婴孩后就不知所踪。
Bracknell 女士再叁追问后，再搭配上 Jack 的说法，证实该名孩童正是 Jack 本人。
而孩童的母亲则是 Bracknell 女士的姐姐，他的父亲同时也是 Algy 的父亲。
换句话说原来 Jack 真的是 Algy 的哥哥。
Bracknell 女士说，作为长子，Jack 的圣名自然跟从父亲。
经过翻查后证实了他父亲恰巧又取了一个 Ernest 的圣名。
最后众人各自和自己的伴侣拥抱。
剧终前Jack 说他首次明白到为人认真的重要性。
（love now realis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关于唐诗的歌曲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是一张《淡淡幽情》的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戏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园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是《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咏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有台湾名声卓著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杨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是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足以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
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诠释了。
这首词其实在大陆也有多个谱曲版本，映象最深的是在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后来为武松跳楼的那个，就曾弹唱了这一曲。
但这些多属于声乐作品的范畴，与流行隔着一段距离。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
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也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
要说的是，很多拿来主义的诗词歌曲，较为普遍地被运用在反映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恰到好处来表现或烘托剧中人物的一种情绪或胸怀。
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岳飞的《满江红》，在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和其他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影视作品中都曾被谱曲配唱，最有名的可能要数张明敏的那个版本到了。
香港的武侠剧和历史剧中是最爱用这类作品的。
而大陆方面，则多在表现某一主题的文艺活动中，喜欢讲一些相关的唐诗宋词谱曲演唱，比如孟郊的《游子吟》等，来表现一种既定的主题，籍诗词的影响力与歌曲的感染力来引导听众进入状态，从而受到预定的效果。
另外一首广为传唱的则是徐小凤的那首《别亦难》，用的是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唐诗宋词构成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并成为其创作的一种表达方式.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体的广泛性.许多现代的流行词作人,更是希望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这与她一贯苦恼经营的古典婉约女子的形象是十分吻合的，也非常配合她所创作出的各种形象，一派的诗情画意，不食人间烟火状。
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的领军人物。
他又一个颇有吴市影响的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有扯不断的联系了。
《涛声依旧》中他分别用到张继的《枫桥夜泊》（“留下一盏渔火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白云深处》则分别用到“白云深处有人家”还有杜牧的《山行》（“坐在路口对着夕阳西下，白云深处没有你的家，你说你喜欢这枫林景色，其实这霜叶也不是当年的二月花”，“等车的你走不出你心中的那幅画，卷起这片秋色才能找到你的春和夏”，“等车的你为什么还惨不破这一霎那
别为一首歌把你的心唱哑”。
后来他又写了《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毛宁的《大浪淘沙》，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喜欢讲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过演绎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
不过他主要是以描写个人情感为主.后来有一个冯小泉，因为他本身史学民族乐器出身的，所以对民族文化自认就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哈有《秋水长天》等。
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唐诗宋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词，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白雪的《声声慢》，AG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唐诗宋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唐诗宋词以及其他一些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了。
从创作的形式上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了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
谈到现在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和风格。
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方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无穷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先说香港，香港的流行歌词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是一个很怪的现象，提到香港，大家自然和最现代的生活节奏联系到了一块，那是因为香港本身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深，快餐文化非常盛行，流行歌曲方面 曾经有一个时期，很多歌手的作品都是直接拿欧美日本的热门曲子谱上中文的词，但是香港的流行的流行歌曲中古典诗词的渗透却明显超出大陆和台湾两个地方，我想，这可能也是和香港古典武侠剧和历史剧的盛行是扯不断干系的。
另一方面很注重粤语文化的渗透，歌词创作多以广东方言用词造句方式为基础，广东话本身就叫白话，其语言方式与文言有很多类似，所以很多香港词作人的作品，往往是大俗大雅于一身。
但也必须承认的是，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唐诗宋词的写作方式，规范来进行创作。
首先是黄沾，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涛涛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寞，豪情还腻了一襟晚照······”，还有《射雕英雄传》里的一首《千愁记旧情》“红日／再不会升／热心渐似冰／彼此星沉天际／剩我低回血泪凝”，（《射》里还有一首《四张机》。
手法相当规整“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想对浴红衣”，，不过这应算是金庸的作品了）。
还有著名的《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幻作滔滔一片潮流”，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
再有邓伟雄。
他和黄沾一样，写了很多电视剧歌曲，这是当时香港音乐创作的一个主要源泉。
在《京华春梦》中他写到“如梦人生芳心碎／空对落花我泪垂／为何缘逝似水／大江去／那堪追······无恨情深遭抛弃／漂泊如今怨恨谁／奈何又逢暴风雨／落花飞尽碎。
”《万水千山总是情》中说“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换／水也请／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歌《铁血丹心》也是他的作品“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抛开世事断仇怨／相伴到天边／逐草四方／沙漠苍茫／哪惧雪霜扑面／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笑傲此生无厌倦······应知爱意似流水／斩不断／理还乱／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邓的作品写情事机遇，擅长描摹内心感受，颇有宋词的词风。
另外还有卢国沾也是这类高手，他总是背负着家国情重，作品中很浓的民族情怀与历史评判的味道，这正是诸多唐诗宋词名家为世人所景仰的品质。
来看他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少女慈禧〉：“巾帼历次胜男儿／男女代代对峙／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重由弱者再把持”。
再如许冠杰，也善用诗词典范来描绘世态人生“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浪子心声》，“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沉默是金》，写情“曳摇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对影相照／愿化海鸥清唱悦情调／艳阳下与妹相亲／望谐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绿柳花间相对缘分／泪残梦了烛影深／月明独照冷鸳枕／醉拥孤衾悲不禁／半夜饮泣空帐独怀恨”《双星情歌》。
再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的歌词创作更偏重于现代文本，更多关注风花雪月，但这也恰好是许多旧诗文的一个主要素材。
最突出的我觉得还是琼瑶，她最善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
如“绿草苍苍／白雾茫茫／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且拭今宵泪／留与明夜风／风而携我梦／天涯绕无穷”《几度夕阳红》。
小虫也有几首有名的作品，都表现出古诗词中的一些情怀，但距离唐诗宋词，已经有些距离了，更像元曲什么的。
如他写给陈淑华的《情关》：“我本有心／我本有情／奈何没有了天／爱恨在泪中间／才能拥有这个梦”，《红楼梦》“昨夜红楼入梦中／多少伤心往事上心头／今晨醒来梦已空／徒留红楼在梦中／红搂，红搂／为何浓浓的红妆遮不住你的轻愁／红搂，红搂／你轻愁只因为人们将你遗漏”，还有给潘越云写的《红娘》“盼你来／盼到桃花谢又开／问天也不能明白／······／对望两相爱／心似祝英台／这应是天的安排”。
台湾流行歌曲创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很多词曲创作者表现出一种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关注人群，重视表象之下的普遍现实，再就是较多的表现乡愁的东西。
在表现这些方面，古诗词形式也会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我很喜欢张洪量的一首《一程山水一程歌》，歌手后来昙花一现了，这首歌却让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
歌中写到“是我将愁耽成醉醒作睡／还是愁与我的心共已累／非我赋诗诗赋我／非我饮酒酒饮我／何时鞋声经已沾上苍苔冷／世上何物最易摧少年老／半是心中积雪半是人影沓／非我离月月离我／非我思乡乡思我／归得昔日桥边红叶不识人／究竟是我走过路／还是路正走着我／风过西窗客渡舟船无觅处／是我经过春雨秋／还是春秋经过我／年年一川新草遥看却似归／夜深孤灯照不悔／回首清江尽是泪／风清拍肩怕见明月间清辉／一程山水一程歌／一笛疏雨寒吹撤／梦在也叶声声尽处轻轻和“正是这种诗风词韵的作词方式，在当时一片直白地恋爱表白和翻来覆去的琐琐碎碎中显得清丽脱俗，从而使得这首歌得以突出于当时的歌坛，也让歌手风光一时，这正是古诗词风的魅力所在了。
说到大陆的歌词创作，其实是更多人才的，毕竟那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
大陆方面除了陈小奇冯晓泉，还要说一个陈涛，他的词作也是极具典雅风韵，这与他的频频借鉴引用古诗词经典很有关系。
看看他的作品，他写过《霸王别姬》：“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挡住绵绵情痛／看苍天／四方云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我心中／你最重／悲欢共／生死同／来世也当称雄／归去斜阳正浓。
《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精忠报国》（均为屠洪刚演唱），还有《红花红颜》：“一朵红花在今夜，匆匆带走残阳如血”（书剑恩仇录主题曲），最喜欢他近期的一首《雁衔泥》（眉佳唱）：“金陵的美人横吹笛／引来了燕子衔春泥／燕子双双筑柳堤／柳荫深处传来浅声笑语／江南的春雨润如玉／从来不湿行人衣／······／唱繁华，颂太平，天遂人意／且听丝竹悠扬，管弦急，”精巧别致，其意境又让人想到那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极富画面感。
写过《苦乐年华》的张藜也有一首很有名的《未了情》。
电视剧《夜深沉》的主题歌其中写道“虽有灵犀一点通，却落得劳燕纷飞各东西”恰好映衬了李商隐的那两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有着戏曲创作的背景的阎肃老人也颇多诸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回首月明中／······／天浩渺／水迷蒙／上下求索空缱绻／回望九州曙色红”（电视剧《戊戌风云》主题歌，那英唱）之类的作品。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营养。
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
尽管现代歌词的创作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的路子起步发展起来的，然而，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曲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
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
正如我们都说唐诗宋词，而并没有泛称为唐诗宋词，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迥异于宋，所以它和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讲他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
我们还是先从表现主题与内容上来讲吧。
诚然，诗歌，任何时代的诗歌，都不会没有表达情感为主题，但不同时代的人，情感表达方式与内容却经常会是大相径庭的，这与每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内容与社会规范首先标准都不无关系。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使得人们更多地将目光主要投向国家家庭社会，求知求仕，江山社稷，祖国河山等方面在唐诗宋词中，想必你更多读到的是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这样的忧国情思，或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无边盛景，或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坦荡胸襟，又或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高无境界，也有“举杯望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个人感伤，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人生顿悟。
大文豪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更多地在描写山河世事等，或是个人成败得失间的情怀，而对于个人情感的东西，却小心地收藏起来，较少提及。
宋词中描写个人情感算比较多了，但大多极尽含蓄之能事，像写离别，只能“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写思念，明着不能来，只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两情相悦，顶多也就企盼着一个“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更多的只能感叹一下“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而现在的社会，人们对情感的态度更为开放，而个人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受关注与重视，所以很多描写个人感情的作品大行其道，而在语言表达上，刚更直接坦白，比如初次相见便“一见钟情不能忘”，然后“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恋爱中总会问“我是不是你最疼的人”，分手时会说“舍不得你走，怎么能让我一个人留”，感情出变，居然连“第四者”都能出现，一方面大声质问“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最后只能面对“无言的结局”“分手时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却搞不清楚“为什么思念总在分手后”，而这些东西，却恐怕连以风流著称的李后主恐怕也只是想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另外在用语上面，那时代特征就更加明显了，比如说很多流行歌曲都会提到电话，因为那是现代人交流的一个主要方式，这在唐宋时期就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了，更不用提“穿新衣啦，剪新发型啦，奔腾电脑，WINDOWS98”和什么“穿着风衣听着MD”了。
而唐宋时期的“宫墙柳，黄腾酒，红酥手”或者什么“一骑红尘妃子笑”，什么“酒榭歌台”，“红袖添香”，也都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浪漫了，很少会出现在现代的流行歌曲里。
这些都是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的，那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
再从语言表达上来说。
固然不少的现代歌词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或引用唐诗宋词这些东西，但生活化的语言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现代歌词创作的主流，现代词汇与文法依然是始终占据着歌词创作的主导地位。
语言格式上要求也不同，唐诗宋词对格式都有严格的要求，而流行歌曲则只要压韵就行，甚至有的都不需要压韵。
唐诗宋词的遣词造句十分考究，历史上曾有贾岛的“推敲”佳话传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而现代的流行歌曲的语言则重现代白话为基础和主导，更为直白，也更加口语化。
古诗中诚然有少数的叙事体，但依然是“卖炭翁，采薪伐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土色”这样的文学腔，相信是不可能直白如“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和忙吗，身体好吗”的。
当今的歌词很多在语言上不太讲究规范性，更多是服务于曲调，所以其中的错误很多。
尤以香港的歌词创作为甚，奇怪地现象是，最好的词作与最滥的词作都出现在香港。
相比较而言，台湾的一些老牌词作家，更注重于诗词文化的结合，而且注重结合的方式。
香港的词作爱用诗词文化，但多是滥用甚至曲解，这也是香港城市快餐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探视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造句，主题营造，已经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