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出自鲁迅先生哪篇文章
朝花夕拾是鲁迅在受到政府的压迫、“学者”们的排挤，又历经战乱后写下的回忆。
作者在这样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委实不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
一个人到了只剩了回忆时候，生涯大概总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现实生活的一点安慰，而每一个美好的回忆又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百草园和绣像摹本卖掉了，长妈妈也匆匆告别了人世，本应是激发人们的爱心的《二十四孝图》背后，却隐藏了谋人性命，教人看的丑恶祸心。
有读书机会了，学校又是“乌烟瘴气”，想看的书，长辈认为不对，学了知识，却什么也做不成；爬了几次桅杆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就能掘出金银铜锡来么
是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去留学，并且碰到了一位令自己敬仰的师长，却因为感受到医治人的精神比医治身体病症更重要而离别了，在学校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的可以的老友范爱农，终究摆脱不了贫困潦倒落水而逝的命运。
在对这一连串苦乐参半的事件的记叙中，作者还追究了自己的一些思想根源，例如仇猫，小小的，带给作者遐想的隐鼠的失踪，只是个象征的意念：“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
”这才是作者仇猫的动机：它在夺人所爱。
从鲁迅先生一生的经历看：嫉恶如仇，不过是对缺乏爱、失落爱、痛惜爱的一个自然反应罢了。
对这个细节下作者又给自己开了个伤心的玩笑：他的仇猫是毫无道理的，虽然猫吃老鼠，但他的隐鼠却不是猫吃的，而是被长妈妈踏死的，那么是否要恨长妈妈呢
在下一节回忆中，长妈妈也确实有些让人生厌，睡觉时占领了全床，满脑子的穷规矩和愚昧的信念，就是这样一位长妈妈，却把作者日思夜想的，别人都不能重视的渴望化成了现实，不懂识文断字的长妈妈把她自己都叫不出名的《山海经》买来，送给了“我”。
正因为长妈妈这颗未被旧道德泯灭的爱心，使作者忆起她，追念她。
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作者多次写到封建教育的失败和狭隘。
小时候，长妈妈的故事里说：“倘若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千万不可答应他，以免那是害人性命的美女蛇，提防陌生人并假想他就是坏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灌输不来的。
朝花夕拾之间，我随作者一起，回到”我“的童年时代，重新回味那些人和事。
走过留学的日本的求学索过程，一起追忆失去的老友
民国清流读后感 就民国某一人物800字以上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著名作家王跃文，著名文化学者、北大教授张颐武等众多名家鼎力推荐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
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
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 () 作者简介 · · · · · · 汪兆骞：著名编辑家、作家，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
中国作协会员。
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目录 · · · · · ·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 001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
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
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
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 063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
《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
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
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 095民国八年，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
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 141民国九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
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
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
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
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
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
”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 171民国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
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 191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
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
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
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
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
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23民国十二年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
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
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
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
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
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
四月因林水白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
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 257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
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279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
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
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
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
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
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
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309民国十五年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
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47名、伤200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
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
《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
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
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
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
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339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
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
“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
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
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
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
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鲁迅去没去过故宫
一八九九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时她已是个二十一岁的“老姑娘”了。
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
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
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
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
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
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
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
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
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
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
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 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
”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
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
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么办呢
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
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
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
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
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
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
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
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
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
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
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
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
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
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
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
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
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
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
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
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
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
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
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
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
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
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
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
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
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
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
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
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
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
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
在朱安的生活里，鲁瑞是惟一不变的一环。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
一九一二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
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关系。
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
虽然她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
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
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
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
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
假如朱安回到绍兴，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
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
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
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
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
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
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
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
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
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
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
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一九三○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
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
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
因此当许羡苏在一九三一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
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
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
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
无论如何，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
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好转。
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
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
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
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偶然汇款接济，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
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支援寡嫂；同时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也中断了。
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债数千元。
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
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
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建人的八道湾业权。
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
一九四六年，许广平回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由于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所以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
朱安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
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
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尾 声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
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
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
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单纯：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
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
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
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机 一九二五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
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自三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
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
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解送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
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
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
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
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
九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
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
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
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
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
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开的医院暂避。
到了四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
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 异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
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
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一九二八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京探母，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
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
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呢
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
我们无法知道真相。
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到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
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
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
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