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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名家点评 西游记
当起笔写入团志愿书我的心情无比激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长大需要承担起一份责任了。
加入共青团，也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我们就有了一个更高更远的奋斗目标。
最初产生加入共青团的愿望，是受了姐姐的影响。
姐姐上初一的时候，也和我一样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
她组织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带领全年级的人，在他们周围的居民区帮助老人们做家务。
后来姐姐给我讲述了她在一个老奶奶家干活的情景，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姐姐说，那天她在一个人弯着腰，拿着拖把敦地，天气很热，流了很多汗，于是就直起身子用手擦了一下。
在那一瞬间，她看到站在一旁的老奶奶，那刻着深深皱纹的脸上竟滑下了一滴泪珠。
姐姐很疑惑，便问奶奶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伤心事，奶奶却说：“能看到向你么这样大的孩子多能这么关心我们，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你们真是懂事的孩子。
“说到这，奶奶笑了，那笑容里包含了太多的感情。
欣慰，开心，感动。
姐姐告诉我，看到奶奶笑容时，她很自豪，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孩了，可以承担起一份责任了。
隐约中，我仿佛感觉到了姐姐衣服上佩戴的团徽正在闪闪发光。
” 从那以后，我就立志想要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
我想为更多的人和社会奉献出我小小的力量，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重要的是，我真心的付出了。
共青团是一个大熔炉，可以磨练每一位团员的意志。
我将不断进取锻炼和提高自己，学会用一颗赤诚的心，面对祖国，用一颗进取的心，面对学业，用一颗宽容的心，面对误解，用一颗坚定的心，面对困难。
在我眼里，共青团是一个真正的集体，把更多优秀的同学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愿我们一起在团旗下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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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求论文:中国近代对孔学的态度
长期来，孔子是中国的“至圣先师”，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
但是，在近代，孔子和儒学却受到新学家们越来越猛烈的冲击。
中国近代的批儒反孔斗争，是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革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映，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化“革命”、文化重建运动走向深入的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大事，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大事，其影响是巨大的，其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一 中国近代对孔子和儒学的冲击，最早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
在这一时期，不仅起义的农民捣毁孔庙，焚烧儒经，而且仇视太平天国的封建知识分子汪士铎也指斥孔孟，抨击儒家，痛斥理学。
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太平天国第一次破天荒地打出反孔的旗帜，严重亵渎了孔子的权威，所造成的震动是巨大的。
而且，中国封建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思想代表在同一时期中一齐反孔，这无疑反映了儒学正面临严重危机。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时应予以重视。
但是，不论是洪秀全还是汪士铎，他们的反孔都不具有近代意义，不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文化重建的范围。
在中国近代，出于资本主义变革和资产阶级文化重建的需要，以新的理论武器、意识形态去触动孔子和儒学，是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的。
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维新派的理想是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变革。
他们日益感到，孔子思想和儒学在许多方面同资本主义变革的需要是抵触的，不能不对它有所触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变革和文化重建，必须“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为此又不能抛弃孔子和儒学的旗帜。
于是，他们试图效法马丁·路德，按资产阶级的要求对儒学进行改造。
在戊戌时期谭嗣同曾表示:“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
”(《仁学》上)几年后，梁启超自豪地公开宣称，他的老师康有为便是“孔教之马丁·路德”(《南海康先生传》)。
在当时，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维新派自身的力量相当弱小，西学、新学还刚刚传入，势力尚很微弱。
为了减少斗争的阻力，在开头一个时期，他们极力避免同孔子和儒学发生公开、正面的冲突，而是打出了“孔教复原”(同上)的旗帜。
他们公开的口号是扫除千百年来的迷雾，恢复孔子和孔学的本来面目，“发明孔子之真意”《同上)。
这种所谓“复原”，形式上是复古，实际上是革新。
即在尊孔的旗号下，采取偷梁换柱、釜底抽薪、旧瓶装新洒等一套手段，改变孔子的形象，变更孔孟之道的性质，赋予儒学以新的内容。
他们所作的“孔教复原”工作，主要是: 首先，康有为通过经学研究的合法途径大胆宣布，神圣儒家经典的一部分即“古文经”乃是冒牌的伪经，必须废弃。
1891年，他发表了《新学伪经考》一书。
在这本书中，他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宣布，《周礼》、《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古文经都是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为了“佐莽篡汉”的需要而伪造的，它根本不是儒学的真经，而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
这样一来，自东汉以来历代所崇奉的古文经就完全成了冒牌货，而且，中国“二十朝王者”全都是“咸奉伪经为圣法”（《新学伪经考>序》），以假当真，早就误入歧途。
这就使神圣的传统儒学与神圣的封建制度失去了相当部分的依据。
其次，康有为等人又按维新派的政治需要重新塑造了孔子的形象。
继《新学伪经考》之后，于1898年初康有为又出版了《孔子改制考》。
在这本书中，他认为中国的古史“六经以前，无复书记”，是“茫昧无稽”的，“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孔子改制考》卷一)。
六经实际上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假托古人的事迹言论来表述自己政治理想的作品，其中充满了改制的“微言”。
这样，在康有为的笔下，孔子就成了一位“改制教主”了。
康有为的这一说法曾为维新派广泛宣传。
谭嗣同也说: (孔子)晚而道不行，掩涕于获麟，默知非变法不可。
于是发愤作《春秋》，悉废古学，而改今制，复何尝有好古之云云也。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创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
(《仁学》上) 经过康有为等人的改装、重塑，孔子就成了替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变革事业护法的圣人，完全变了样。
第三，他们又对孔学的核心—仁作了全新的解释。
康有为说:“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中庸注》)，“仁莫大于博爱”(《论语注》卷十四)。
谭嗣同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为平等”(《仁学界说》)。
由此，他们得出了“孔教者，兼爱主义”、“孔教者，平等主义”(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的结论。
他们力图让人相信，三纲之说、“一切分别等衰之名”，都是“世俗小儒”“妄生分别”，与孔子是无关的。
显然，这种所谓的“复原”，实际上是他们对孔学的革新、改造，并非孔子的原貌。
对于康有为等人的这些做法，当时的封建顽固派早有觉察并作了揭露。
他们说，康有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文涕《严参康有为折》)，“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 (叶德辉:《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翼教丛编》卷六)。
应该说，旧势力的这些观察分析是准确的。
需要指出的是，维新派思想家对于孔子和儒学，不只是在尊孔的旗号下加以改造，而且还在一些场合公开地贬抑、指责。
他们连“其貌则孔”也未加以维护。
康有为曾公开批评、贬低《论语》。
他说，《论语》一书为“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而曾子之学，专主守约”，因此，《论语》“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显得“谬陋粗略，不得其精尽”(《<论语注>序》)。
虽然，他把《论语》的“谬陋粗略”归罪于“曾门弟子之宗旨、学识狭溢”(同上)，但这毕竟是对《论语》的尖锐批评、严重贬低和明显不满。
正象梁启超所说，“昔中国之言孔学者，皆以《论语》为独一无二之宝典”(《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对它的贬低、不满，实际上也就是对孔学的贬低、不满，至少在实际效果上是这样的。
再如谭嗣同，他是崇佛的，在《仁学》一书中，他一再把孔置于佛之下。
他宣称:“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仁学》上)，“佛能统孔、耶”(《<仁学)自序)>。
对于秦以后的儒学，他更是一概否定，痛斥不留余地。
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兹不赘述。
由于形势在变化，时代在前进，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批评。
他曾公开指名道姓地指责孔孟: 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哲之剧烈，而嫉妒偏狭之情大为吾历史污点者。
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
……其毋乃以三盈三虚之故，变公敌而为私仇，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蝥贼耶?“·…孟子之距杨墨，则毫无论据，而漫加以无父无君之恶名，……绝似村妇谩骂口吻，毫无士君子从容论道之风。
(《论中国学 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对于儒家，梁启超有更多的公开批评。
他认为，儒家最大的弊病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和君主专制、他说: 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
……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同上) 其次，他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学派之立脚点近于保守”(同上)，“我国人最富于保守性质，而儒家学说适与之相应。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最后，他对儒学独尊所造成的危害作了揭露。
他说: 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获一日。
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
(《新氏说·论进步》) 他的结论是:“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19Q2年4月，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
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思以数年之功著一大书，揭孔教之缺点，而是正之。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7-278页) 梁启超在这封信中说，当时与他同一主张的尚有维新派人士韩文举、汤觉顿等人。
另外，维新派的另一重要成员黄遵宪，虽不赞成公开触动孔子，但他也认为“儒教可议者尚多”，“孟子亦尚有可疑者”。
因此，他表示梁启超等人批评儒家的言论“实协于公理，吾爱之，重之，敬之，服之”(同上书，第291-292页 )。
可见，主张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进行一番清理，“揭孔教之缺点”，乃是当时一批维新派的共同要求。
为了排除阻力，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梁启超又以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了所以必须对孔子和儒学有所触动的原因。
他指出，孔子等古代圣哲的学说，“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世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新民说·论自由》)。
就是说，任何古代圣哲的学说都是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需要的产物，都具有时代性，它不可能“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不可能都符合今天的需要。
因此，今天人们对于古之圣哲，应该是“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
”(同上)采取“可者取之，否者弃之”(《保教非所以夺孔论》)的态度。
梁启超首次明确指出孔子和儒家思想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后世规定一切、指明一切，这是重要的理论贡献。
特别是他关于不做古之圣贤的奴隶的口号，在当时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着“可者取之，否者弃之”的正确态度，维新派对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是既有批判又有继承的。
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大力弘扬了孔子的仁学。
康有为、谭嗣同都用仁来表述他们的政治、道德原则和理想，把仁学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这一体系的主干。
在哲学上，他们普遍把儒家的变化日新思想与西方的进化论相结合，对中西这两种发展观作了比较成功的融合。
而公羊家的“三世说”则成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进化史观的理论外衣，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对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特别是道德修养方法，他们也曾大力继承。
二 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变革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文化重建运动的逐步深入，以及中西文化冲突日趋尖锐，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后，近代的批濡反孔完全以公开的形式出现。
对于促进反孔斗争走向公开和高涨，梁启超、章太炎的一些文章曾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时一篇文章说: (梁)氏《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其论学术变迁，亦多崇诸子而抑孔子。
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散，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矣。
……后生小子窈然和之，孔子遂几失其故步。
(许之衡:《读<国悴学报)感言》，《国梓学报》第6期) 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革命派的某些批孔文章曾发表过一些十分激烈的言沦。
比如，日本人远藤隆吉关于“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的说法，当时曾被人几次引用。
据此，有人认为，“使中国而于致今日也，其儒之罪哉。
”(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5期)在当时，反孔最激烈的是革命派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的一篇文章认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因此，“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
”(绝圣:《排孔征言》，《新世纪》第52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们中有人提出了“圣贤革命”(李石曾:《三纲革命》，《新世纪》第5期)的口号，打出了“排孔”、“绝圣”的旗帜。
不过，在革命派内部，对孔子的看法和态度并不一致。
某些著名的革命党人 (如陈天华)以及“国粹派”的多数成员是不赞成批孔，甚至是尊孔的。
而且，当时革命派发表的反孔文章，影响尚不大。
因此，二十世纪初革命派的批儒反孔尚未能在全国形成一次思想运动。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停止了长期来的祭孔典礼，一些地区的学堂废止了读经，“各省毁孔庙，撤孔像，去孔位之事，日有所闻。
”(张智睿:《新注四书白话解说》卷首)这些引起了反动守旧势力的恐惧和仇恨。
为了消除辛亥革命所带来的革命影响，进而复辟帝制，反动守旧势力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竟然公开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袁世凯不仅颁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在宪法草案上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而且又亲率百官祭孔。
在他的支持下，这股尊孔复古逆流更加嚣张。
为了打击这股逆流，捍卫民主共和，把要求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引向深入，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又发动了规模更大、更猛烈的批儒反孔运动。
1916年，《新青年》连载了易白沙的《孔子评议》一文，向孔子和孔教发难。
接着，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人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反孔论文，向孔子和儒学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冲击，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运动，于是近代的反孔斗争进入高潮。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民主派的批孔，不论在理论深度、激烈程度还是在声势、规模、影响上都是有差别的。
不过，他们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所指向的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本文把两者放在一起来考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革命派和激进民主派为了取得人们的理解，壮大批儒反孔的队伍，他们曾反复说明了所以必须批儒反孔的原因。
这些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们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儒学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和君主专制的，孔子实际上已成为“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今天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和捍卫民主共和，就必须批儒批孔。
他们说，“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
”中国历代“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
” (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因此，今天欲“破专制之恶魔”，“谋人类之独立”，“必自无圣始”(凡人:《无圣篇》，《河南》第3期)。
他们又指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 (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31期)，“孔孟之学说出，君权遂益尊。
”(《悍儿之厌世主义》《河南》第7期)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实际上已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孔子与宪法》)，因此“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他们说: 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
……圣人与君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
(吴魂:《中国尊君之谬想》，《复报》第1期) 儒教不借君主之力，则其道不行，……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儒教与君主，盖相得而益彰者也。
(吴虞:《驳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论》)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派所以反复说明圣人与君主的关系，是为了证明批孔对推翻帝制的重要性。
而在辛亥革命后，激进民主派所以揭示两者的关系，则是为了说明批孔对于反对帝制复辟、捍卫民主共和的重要意义。
这说明，他们所以连续批孔，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
正如陈独秀所声明的那样:“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第二，他们指出，三纲乃是“孔教之根本教义”，要推翻封建旧道德，建立资产阶级新巡德也必须批儒批孔。
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派中的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提出了三纲与圣贤的关系。
{也们中有人说，“作纲常伦纪者，圣贤也”，为了“破纲常伦纪之说”，就必须进行“圣贤革命”(李石曾:《三纲革命》，《新世纪》第11期)。
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民主派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陈独秀说:“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六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以后，则不可争之事实也。
”(《宪法与孔教》)这是因为“儒者之精华日礼”，“礼者何”?即是明尊卑、贵贱、_仁下之分，这正是“三纲之说所由起也”，所以，“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
”(同上)他们指出，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旧道德，乃是一种“不平等之道”，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它造成了中国长期来“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陈独秀:《答傅桂馨》)的残酷现实。
要想在中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就必须推翻三纲，而“欲法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除孔学为唯一之办法。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第三，他们指出，孔子和儒学定于一尊，造成了中国二千年来的学术专制，为实现思想自由，繁荣中国的学术文化，为传播新思想扫除障碍，也必须批儒批孔。
他们说，“学术所以进步者，由于竞争也”(《道统辫》，《民国日日报汇编》第3集)，然而，自汉武帝“罢百黜家，独尊儒术”后，便在中国逐渐形成学术垄断、思想专制，造成极大危害。
他们指出: 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
(陈独秀:《答常乃德》) 汉兴，更承其绪，专崇儒术，定于一尊。
为利一姓之私，不恤举一群智勇辩力之渊 源，断丧于无形，由是中国无学术也。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 他们断言，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中国将无新学术、新思想，最终也将无新国民。
为了实现思想自物、学术民主，使新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就必须对儒学发动“革命”。
第四，他们又进一步指出，孔子在历史上虽有其贡献，但是他的学说、思想在今天已不合时代潮流，为了建设新制度、新社会、新国家就必须批孔。
革命派和激进民主派的多数思想家并没有一概抹煞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贡献。
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陈独秀也认为，孔子的伦理学说“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答俞颂华》)。
即使反孔最激烈的昊虞也认为，“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答陈独秀》)。
但是，他们指出，“孔子之圣，圣于昔时，亦既往矣。
”(凡人:《开通学术议》，《河南》第5期)在他们看来，孔子的学说今天已失去其合理性，甚至成为社会发展进化的障碍，因此对它展开批判乃是“必然之势”。
在这方面，陈独秀的论述是具有代表性的。
他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孔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可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
”为此，就必须“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这就是“平等人权之新信仰”。
然而，孔子的学说“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是“不可相容”的(《宪法与孔教》)，为了在中国建立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就必须批判孔子，清算儒学。
他又指出，在当时孔教不仅“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而且“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孔教研完》)，这就更使人不得不起而反孔。
大致说来，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四时期，革命派和激进民主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是紧紧围绕前三方面进行的，而第四方面则是他们对所以必须批孔而作的总体性说明。
三 近代的批儒反孔，作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是巨大的。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代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至为深广。
近代一批新学家对孔子和儒学持续、猛烈的冲击，严重动摇了孔子的权威，亵渎了儒学的神圣，这就必然要使中国的一套传统观念、价值取向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
近代的批儒反孔既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文化重建运动深入展开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推动了近代的文化“革命”、文化重建运动进一步走向深入。
孔孟学说、儒家思想经过长期演变和封建统治者的长期利用，它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
到近代，它则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进行资产阶级启蒙的障碍。
而且，近代的反动守旧势力又总是利用它作为抵制新思想、新文化、新潮流的盾牌。
近代反孔斗争的兴起和高涨，就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清除了障碍。
两千年来，由于儒学独尊，中国思想、学术界“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造成严重的思想文化专制。
近代的批儒反孔否定了孔子“至圣”的地位，打破了儒学独尊的局面，这大大有助于破除思想、学术领域的盲从与迷信，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的思想解放。
从此，中国的学术摆脱了经学的形式和影响，这无疑有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
总之，近代的批儒反孔，对于打破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旧格局，开辟中国文化思想史的新时代，曾经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外，近代的新学家们主要是从反对封建等级制和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旧道德，反对文化思想专制等几方面的需要出发来批儒反孔，这无疑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
但是，近代的批儒反孔特别是革命派和激进民主派的反孔的偏差和缺陷也是明显的。
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中许多人对孔子和儒学缺乏历史的、科学的分析，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态度，得出了一些片面偏激的结论，在批判与继承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
所以如此，这同他们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观察处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形式主义的方法是分不开的。
对此，后来曾有过深刻的分析。
他说:“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
……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反时党八股》，。
《选集》第三卷，第788-789页)在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方法的支配、影响下，他们的一些认识和做法是不当的。
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他们中一些人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二者“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陈独秀:《答佩刘青年》)，否认二者有交流融合的可能。
由此，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 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
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同上) 在他们看来，对这两者只能是“存其一必废其一”，今天既然要输入新的西方文化，那么就只能抛弃儒学。
同时，他们中一些人又错误地认为，西方文化可以全盘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化重建运动中可以“直径取用”于西方，而不必考虑本民族传统文化之根。
这种错误认一识就使他们越发忽视对儒学作批判的继承。
第二，应该说，近代的新学家们看到并揭示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时代性，认为它并不能 “范围后世”，这是他们的理论贡献。
但是，他们中多数人只看到孔子思想和儒学的时代性、局限性，而没有看到其中尚具有超越性和永恒价值的成分;只看到儒学在历史上曾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而没有看到其中又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由于他们不懂得孔子思想和儒学是一个多层次的文化复合体，结果就势必要得出孔子思想和儒学完全不适合新时代需要的错误结论，因而对它只讲批判而不讲继承。
第三，虽然他们中一些人也承认孔学中确也存在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又认为孔学既已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便无法利用改造。
比如，陈独秀曾说，孔学“亦非绝无可取点” (1917年3月1日《答俞颂华》)，但是他又宣称，孔学既“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
（1917年5月1日《答俞颂华》)在他看来，凡已成“系统”的学说、理论，就只能在存与废中作选择;孔学既含有时代的局限性，今天就只能“根本排斥”而不能作批判的继承。
这种态度不仅反映了他们思想的形而上学性，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当时对于孔学尚缺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作具体分析，进行辩证否定的能力。
第四，他们虽然看到了在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两个孔子的现象，但却未能在实际活动中重视和强调这种区分。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两个孔子，一个是春秋末年伟大的思想家孔丘，一个则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作为守护神而塑造起来的孔圣人。
因为各个时代都按自己的需要来塑造，实际上也可以说有多个孔子。
在近代，一些新学家是看到了这一点的。
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即指出，自汉以来，“儒之为儒，又非孔子之旧矣。
”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又具体指出:“寝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寝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
鲁迅的 资料，要初一的
我是初一的，希望对你有用。
这些是老师总结的：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
老舍的辞工奖是什么意思
《辞工》是老舍杂文集第十四卷中的作品。
可对照老舍作品集：作品分类如下： 1、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二马、鼓书艺人、火葬、离婚、赵子曰、老张的哲学、猫城记、牛天赐传、蜕、文博士、无名高地有了名、小坡的生日、2、短篇小说集：赶集（序、五九、热包子、爱的小鬼、同盟、大悲寺外、马裤先生、微神、开市大吉、歪毛儿、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铁牛和病鸭、也是三角）、火车集（“火”车、兔、东西、人同此心、杀狗、我这一辈子、一封家信、一块猪肝、浴奴）蛤藻集（序、老字号、断魂枪、听来的故事、新时代的旧悲剧、且说屋里、新韩穆烈德、哀启）集外（不说谎的人、创造病、敌与友、电话、丁、番表——在火车上、狗之晨、记懒人、民主世界、牛老爷的痰盂、沈二哥加了薪水、生灭、小铃儿、新爱弥耳、裕兴池里、抓药）贫血集（小序、恋、八太爷、不成问题的问题、小木头人（童话）、一筒炮台烟）樱海集（序、上任、牺牲、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人、邻居们、月牙儿、阳光）3、戏剧集：宝船、茶馆、春华秋实、残雾、大地龙蛇、方珍珠、归去来兮、火车上的威风、荷珠配、龙须沟、女店员、面子问题、全家福、秦氏三兄弟、柳树井、青蛙骑手、青霞丹雪、神拳、谁先到了重庆、西望长安、张自忠、4、杂文集：报告（八月十日报告、二月二十五日报告、附：总务部报告、六月十八日报告、六月五日报告、七月二日报告、七月九日报告、七月十六日报告、十一月二十六日报告、十一月十二日报告、十一月五日报告、十月八日报告、十月二十九日报告、十月十五日报告、五月十四日报告、一月二十八日报告、一月二十日报告、一月九日略报）出口成章（序、自序、人物语言、语言 人物戏剧、人物语言及其他、语言与生活、话剧的语言、儿童剧的语言、戏剧语言、对话浅论、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学生腔、谈叙述与描写、人物不打折扣、文病、比喻、越短越难、谈简练、别怕动笔、谈读书、看宽一点、多练基本功、勤有功、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谈相声的改造、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大众文艺怎样写、“现成”与“深入浅出”、《骆驼祥子》序、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开幕词、鼓词与新诗、暑中写剧记）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不怕，不慌、多改多念、怎样运用口语、写透一件事、突出主题，安排材料、谈人物的刻画、怎样写快板）老牛破车（序、我怎样写《大明湖》、我怎样写《二马》、我怎样写《火葬》、我怎样写《剑北篇》、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我怎样写《离婚》、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我怎样写《猫城记》、我怎样写《牛天赐传》、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我怎样写《赵子曰》、我怎样写短篇小说、我怎样写通俗文艺、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言语与风格、人物的描写、景物的描写、事实的运用、谈幽默）杂文集第十四卷（一些印象、文艺与木匠、吃莲花的、第一届诗人节、辞工、趵突泉的欣赏、可爱的成都、买彩票、抬头见喜、青蓉略记、写信、小麻雀、旧诗与贫血、有声电影、头一天、我的母亲、科学救命、还想着它、“四大皆空”、自传难写、哭白涤洲、我有一个志愿、一九三四年计划、又是一年芳草绿、割盲肠记、新年的二重性格、春风、一点点认识、新年醉话、小动物们、双十、特大的新年、小动物们（鸽）续、文牛、观画记、何容何许人也、大智若愚、大发议论、青岛与山大、文协七岁、考而不死是为神、想北平、给茅盾兄祝寿、小病、英国人、痴人、神的游戏、我的几个房东、八方风雨、《牛天赐传》广告、大明湖之春、纽约书简、避暑、东方学院、我热爱新北京、习惯、这几个月的生活、北京的春节、暑中杂谈二则、无题（因为没有故事）、大地的女儿、取钱、五月的青岛、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画像、五天的日记、生活，学习，工作、北京、写字、吊济南、要热爱你的胡同、读书、南来以前、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落花生、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养花、有钱最好、快活得要飞了、“五四”给了我什么、谈教育、入会誓词、新疆半月记、西红柿、致台儿庄战士的慰劳书、白石夫子千古、再谈西红柿、一封信、百花齐放的春天、暑避、记“文协”成立大会、贺年、檀香扇、会务报告、悼念罗常培先生、青岛与我、这一年的笔、猫、立秋后、轰炸、宝地、等暑、我为什么离开武汉、勤俭持家、钢笔与粉笔、怀友、梅兰芳同志千古、《天书代存》序、生日、内蒙风光（节选）、鬼与狐、五四之夜、敬悼郝寿臣老先生、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独白、南游杂感、避暑、宗月大师、记忆犹新、婆婆话、又一封信、春来忆广州、我的理想家庭、向王礼锡先生遗像致敬、可喜的寂寞、有了小孩以后、未成熟的谷粒、下乡简记、搬家、行都通讯、致陈逸飞先生信、文艺副产品——孩子们的事情、诗人、到了济南、理想的文学月刊、自述、讨论、兔儿爷、敬悼许地山先生、兔儿爷、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给黎烈文先生的信、四位先生、滇行短记、夏之一周间、多鼠斋杂谈、悼赵玉三司机师、一天、梦想的文艺、家书一封、昼寝的风潮、“住”的梦、母鸡、当幽默变成油抹、“住”的梦、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给赵景深的一封信、答客问、不远千里而来、悼于非閛的画、可喜的寂寞）杂文集第十五卷（小引、AB与C、哀莫大于心死、芭蕉集序、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序一、本刊半年来的回顾、储蓄思想、大时代与写家、读《鸭嘴涝》、读巴金的《电》、读画小记、对三十二年文艺界的希望、傅抱石先生的画、《关友声画集》序、关于大鼓书词、关于文协、关于文协的工作——致周扬、关于文艺诸问题、观画偶感、国内文人的团结——致郁达夫、滑稽小说、话剧中的表情、记写《残雾》、教育与文艺、敬悼许地山先生、看画、《抗战诗歌集二辑》序、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老舍幽默诗文集序、连环图画、灵的文学与佛教、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略谈抗战文艺、略谈人物描写、论创作、论新诗、漫画、没有“戏”、青年与文艺、如何接受文学遗产、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三年写作自述、三言两语、桑子中画集序、神曲、诗人节献词、《泰山石刻》序、谈通俗文艺、谈中国现代木刻、唐代的爱情小说、通俗文艺的技巧、《通俗文艺五讲》序、文协的过去与将来、文协第二年、文艺的工具——言语、文与贫、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我的“话”、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五年来的文协、习作二十年、献曝、小报告一则、写与读、形式·内容·文字、血点、约瑟·康拉得、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幽默的危险、臧克家的《烙印》、怎样读小说、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怎样写小说、怎样学诗、战时的艺术家、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忠烈图》小引、走向真理之路）杂文集第十六卷（“厚今薄古”及其他、《北京话语汇》序、《北京文艺》发刊词、《郝寿臣脸谱集》序、《红楼梦》并不是梦、《老舍短篇小说选》后记、《老舍选集》俄文译本序、《离婚》新序、《龙须沟》（修正本）序、《龙须沟》的人物、《龙须沟》写作经过、《骆驼祥子》后记、《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序、《十五贯》改编说明、《西望长安》作者的话、《新生》简评、把红旗插到评书界、北京的“曲剧”、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总结报告、充实我们的学识、创作的繁荣与提高、从盖老的《打店》说起、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大家合作、大力推广普通话、读《套不住的手》、读了《娥并与桑洛》、对曲剧的发展说几句话、多编好相声、多写小小说、风格与局限、古为今用、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关于业余曲艺创作的几个问题、关于语言规范化、关于阅读文学作品、观戏简记、好戏真多、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简评演技、健康的笑声、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救救电影、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论悲剧、民间文艺的语言、请多注意通俗文艺、热爱今天、人物、生活和语言、三多、散文并不“散”、散文重要、深入生活，大胆创作、诗与快板、十年笔墨、什么是幽默、说好新书、谈“粗暴”和“保守”、谈《茶馆》、谈《方珍珠》剧本、谈《将相和》、谈《林则徐》、谈《武松》、谈《阴阳五行》、谈翻译、谈讽刺、谈快板、谈诗、谈谈文艺创作的提高问题、谈文艺通俗化、谈文字简练、谈用字、题材与生活、土话与普通话、文学创作和语言、文学修养、文学语言问题、文章别怕改、我的几句话、我的经验、我为什么写《全家福》、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我怎样学习语言、舞台花甲、习写喜剧增本领、喜剧的语言、喜剧点滴、戏剧漫谈、先学习语文、相声语言的革新、新《王宝钏》、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曲改进的一些意见、选择与鉴别、学习民间文艺、学一点诗词歌赋、要真钻，也要大胆创造、一点小经验、一点印象、银幕上的《一百个放心》、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怎样写通俗文艺、祝贺、本固枝荣）5、其它旧体诗（白云寺、北戴河赠四友诗、北行小诗、春游小诗、登太白楼、登岳阳楼、登岳阳楼题-三秋图、观豫剧《花打朝》、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黄山奇、黄山小诗之一、黄山云、哭王礼锡先生、内蒙东部纪游、内蒙即景、汕头行、诗二首、诗二章、诗三律、诗三首、诗四首、诗四章、诗五首、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蜀村小景、题-全家福、题关良“凤姐图”诗、题静庐写秃松小品、向日本话剧团献诗、一九六五年春节与北京曲艺团诸友欢聚得句、咏黄山、游海门-莲花峰、游秦皇岛、游日十七首、再集马派名剧----赠马连良、赠白土吾夫、赠北京晋阳饭庄、赠陈叔通、赠涤非词人、赠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赠湖南博物馆、赠梅阡、赠木下顺二、赠山月、赠汕头工艺美术陈列馆、赠申凤梅、赠沈柔坚、赠土歧善、赠王莹、赠荀慧生、赠友人归广州、致郭老、致章老）新诗（保民杀寇、保我河山、壁报诗、长期抵抗、成渝路上、慈母、打、打刀曲、附录-致友人函、歌唱伟大的党、歌声、鬼曲、国葬、海外新声、红叶、教授、她记得、抗战民歌二首、空城计、礼物、恋歌、流离、蒙古青年进行曲、谜、怒、青年、青年突击队员、清明、日本撤兵了、山高挡不住太阳、蜀江船歌、痰迷新格、童谣二则、微笑、为和平而战、为小朋友们作歌、新春之歌、新青年、新诗、雪中行军、音乐的生活、元旦铭、札兰屯的夏天、战、丈夫去当兵、致富神咒、祝贺北京解放十年、祝贺儿童节）曲艺（八九十枝花、别迷信、陈各庄上养猪多、读书、二期抗战、过新年、和平解放西藏、红售货员、鸿兴饭馆红旗飘、厚古薄今、活-武松、假博士、控诉搂包的-大鼓书词、乱形容、女儿经、陪都赞、扫荡五气、神仙辞职、生产就业、柿子丰收、双反、说明白话、覃本秀自述、维生素、小相声一则、英雄赞、中秋月饼、祝贺儿童节、作诗）文学概论讲义（引言、中国历代文说（上）、中国历代文说（下）、文学的特质、文学的创造、文学的起源、文学的风格、诗与散文的分别、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倾向（上）、文学的倾向（下）、文学的批评、诗、戏剧、小说）希望、励友人书、自拟小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