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城的十大传说
金岳霖（1895-1984）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
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生于湖南长沙。
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
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
现设立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1895年7月14日（清光绪乙未年闰五月廿二日）生于湖南长沙。
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
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
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
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
1984年10月19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
金岳霖先生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深入研究了逻辑哲学，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金先生认为，“各种学问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既为系统，就不能离开逻辑”。
哲学本体论 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
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
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
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
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论道》是金岳霖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
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
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有划时代的意义。
本书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著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他的哲学的“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
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很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赋予新解。
认识论 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
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
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
认识主体同时又[1]应用他已获得的意念、概念、意思与命题去规范和指导他对本然世界的认识。
金岳霖认为，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知识论 金岳霖曾经说过：知识论是甚么似乎是一非常之容易回答的问题，它是以知识为对象而作理论的陈述底学问。
它是学问，它有对象，有某某套的问题，对于每一套的问题，历来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也有某某套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底综合成一理论的系统。
它与别的学问底分别下节即提出讨论。
知识论既以知识为对象，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知识究竟是甚么。
可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无从答复，知识论之所以仍称“论”者也许是因为对于这一问题底答案即整部的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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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文章《我的母亲》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
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
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
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
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
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
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
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
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
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
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
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
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
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
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
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
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
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
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
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
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
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
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
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
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
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
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
她自己是很节省的。
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
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
庚子年（一九零零）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
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
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
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
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
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
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
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
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
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
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
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零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
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
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
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
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元年（一九零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
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
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
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
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
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
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
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
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
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
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
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
”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
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
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
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
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
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
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
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